我对学习传统文化的几点认识
我对学习传统文化的几点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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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领导，晚上好：
根据县委的安排，我利用这个时间给大家汇报一下我学习传统文化的几点认识。
总书记讲我们要有道路自信，如何建立道路自信？我理解有两个问题要搞明白，一是中国特色是什么意思；二是传统文化的意义，及传统文化与中国特色的关系。中华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是血脉，是民族的DNA。万物无时无刻不在变化，世界到了今天，变化的速度在加快，但变中有不变。一颗种子变为参天大树，其根不变，根动则衰，根腐则亡。一个人，从生到死，也有万变，但也有不变的，父母给你的DNA不变。传统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根和DNA
，他决定了中国特色。中国历史上有两次外族入侵统治汉族，一是元朝，一是清朝，但中国并未蒙化，满化，最后还是被中华文化同化。历史证明，中华传统文化是不可战胜的，也是西方不可复制的，所以保持中国传统文化就是保持中国特色。
我给大家汇报四个方面的体会：一是学习传统文化的春天已到来，二是传统文化的基本概念及基本关系，三是如何学习传统文化，四是张载思想在传统文化史上的地位和贡献。
一、 学习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春天已经到来。
从两点看这个问题，一是中央的态度，二是人民的需求。
（一）十八大报告中对学习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出了两个新观点、新要求。
1、中国共产党才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者、宣传者和践行者。40后到80后这几代人，基本上是在对传统文化持批判否定的教育环境中长大的，很少接触过传统文化的经典，大多数人不了解或了解甚少。有点关于传统文化的概念，也是在文革中大批中获得的、间接的。往往把传统文化看成与党的理论和政策格格不入，甚至是对立的。这是一种很错误的认识。文革中有个有趣现象，大声批判儒佛道的人基本没有读过儒佛道的经典。
2、要建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体系，这在党的理论史上是第一次。从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主席指出对传统文化的基本态度到今天（文革除外），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是作为一般的口号，未提到建立传承体系建设问题。十六大后，国学大热，也限于民间。十八大把传承体系作为党的理论和文化建设任务提出来，这是有历史意义的。现在大家可以看到的是，一是在国际上大办孔子学院，二是在大中小学教材中加大传统文化内容，并大胆在有些省市中小学引进台湾国学教材。
从值得注意的新闻事件中也可以看出中央的鲜明态度：
习主席在2013年3月，十二届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
同月在中央党校建校80 周年庆祝会上的讲话，
8月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上的讲话，
2013年9月在会见第四届全国道德模范时的讲话，
11月，习主席视察曲阜孔府孔庙时的谈话，
今年春节期间，习近平接见连战率领的台湾代表团时与星云法师的谈话。
最近两会上，王岐山参加北京代表团审议时，提到了最近人气韩剧《来自星星的你》时说了一段话：韩剧为什么影响中国、欧洲以及全世界，韩剧为什么受欢迎，是因为其内核和灵魂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升华。
列举几段习主席的讲话：
“中华民族有5000多年来连绵不断的文明历史，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把我国56个民族，13亿多人紧紧凝聚在一起，使我们共同培育的民族精神，共同坚守的理想信念＂。
“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使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中华民族创造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也一定能创造出中华文化的辉煌。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
“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学习和掌握其中的各种思想精华，对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很有益处。学史可以看成败，鉴得失，知兴替。学诗可以情飞扬，志高昂，人灵秀。学伦理，可以知廉耻，懂荣辱，辩事非”。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思想，支撑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今天依然是我们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强大精神力量”。
“要从传统文化中，寻求正心之治”。
以上这些足以证明中央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十分明朗、十分坚定。真正防止中国被全盘西化，被颠覆的利器就是传统文化。我认为，坚持党的领导加上坚持优秀传统文化，就能建立道路自信。
（二）在社会生活中，民众对学习了解传统文化有强烈要求。
近几十年来，国学热、宗教热、就是这种需求的表现，但限于民间，一时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在物质生活丰富的情况下，社会出现了不少问题，社会阶层分化、撕裂，社会道德下滑、是非无界限，普遍缺失信仰，不少人觉得人生缺少快乐，家庭缺少幸福，社会缺少公平，现实问题促使人们思考寻求解决之道。另一方面几十年来所谓的政治思想教育没有有效解决人们内心深处的困惑，没有给多数人一个共同的思想武器。你讲的道理是对的，但和我看见的现实距离太大了，所以大家迫切需要对人生诸多问题有一个透彻的了解，得到有效地安慰，包括对生死问题的理解等。而传统文化的核心就是教人们认识人与天地、与他人、与自己的关系，而获得一个科学的见解方法和平安的人生道路。精神有需求，我们就有责任给人们提供精神食粮。
二、传统文化的基本概念和涉及的基本关系。
（一）、传统文化的基本概念
这是一个好像清楚，但实际并不很清楚的问题。
文化，是十分宽泛的概念，有多种不同的理解。一般来说，广义的文化，指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和积累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合，如文学艺术、教育、法律、科学、哲学、民俗风情、人的意识、素质、修养等。实际上物质和精神，文化是一体的。物质之上一定承载相应文化，而文化一定依物质来表达。狭义的文化是人们运用文字的能力及相关知识。文化也有表层和深层之分。表层是可见的，物质的形式，深层是看不见的精神意识、思想观念，哲学等。我们现在讲的世界观、宇宙观，人生观，古人讲的“道”,“理”、“德”等都是深层次的文化。
传统文化，从历史角度看，一定是经过很长时间考验，大浪淘沙留下来的最值钱的财富。民族有民族的传统，政党有政党的传统，家族有家族的传统。
优秀传统文化：就是毛泽东讲的中华文化中的精华部分。往往涉及宇宙观、世界观、人生观等根本问题，积极地、上进的、健康的，智慧的，有利于人生幸福，家庭和睦，社会安定，民族团结，国家兴旺世界和平的文化内容，都是优秀传统文化。核心内容是儒家、佛家、道家思想。优秀传统文化一定是通过人这个物质来体现的。所以，优秀传统文化是一门“修齐治平”，做好人，做君子的文化，是教人发现良知、良心、理性，培养良知、良心、理性，保持良知、良心、理性的文化，是培养优秀的、良好的公民和干部的文化，是我们提倡的核心价值观的基础。
在传统文化经典中常常读到“道”“德”“理”“气”“心”“性”“神”等哲学概念。要注意准确理解。
（二）学习传统文化涉及的几个关系
1、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和中国梦的关系。认识二者的不同与相同。相同的部分更重要，更需要知道。“物质世界”的观点、“辩证法”，“一分为二“，“大同世界、天下为公”，这些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思想是一致的。而且这些观点比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早两千多年。我们祖先掌握这些智慧思想时，欧洲人还处在蒙昧野蛮状态。即使1000年前的张载对自然科学的认识成果都比欧洲近代自然科学的同样认识成果早600—700年。现在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怎么化？化什么？这是理论上的大问题。我认为绝不是用马克思主义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也不是用中国传统文化否定马克思主义。要研究和坚持相同的这部分，改变几十年来形成的对立的思维习惯，思维模式。这个世界不是单纯二元的，思想学术也不是单纯二元的，人群也不是单纯二元的，东西方文化哲学也不是简单地对立。马克思主义是西方哲学体系，但与东方圣贤哲学家研究的对象是一个共同的宇宙，共同的世界，基本共同的人生过程。有共同的认识是必然的，只是思维方式，研究方法不同而已。如东方多思辨，以综合为主要特征，西方则借助工具，以分析为主要方法。以中西医差别为例，很能说明问题。“特色理论”强调国情和“猫论”。“三个代表”舍弃了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科学发展观”强调和谐，回到了传统思想上来了。实现中国梦，传统文化是基础。那种至今认为优秀传统文化与党的指导思想是对立的那些人的观念和思维方法还停留在40年前文革时代的水平上。当然是不对的了。
2、优秀传统文化与宗教的关系。
传统文化的主体是儒家、佛家、道家的东西，而且主要是儒家。人们习惯把儒、释、道称为三教，也可以。这三家都产生于2500年前左右这一时代。只是佛教在东汉末传入中国稍晚。我们要把印度佛教和中国佛教加以区别，现在我们讲的佛教就是中国佛教，中国自己的。我们还要把道教和道家两个概念要加以区别。道家思想产生很早，道教则是东汉末才产生。道家思想和经典是道教的理论基础。也是传统文化最重要的内容之一。
但宗教并不完全等同于传统文化。传统文化除宗教以外，还有民俗、风情、本地文化艺术等，现在申遗的项目大都是传统文化中的瑰宝。
佛、道、儒三者在历史上有斗争，有融合。宋以前，以斗争为主，多次发生过毁佛、灭佛运动。宋以后，则以互相包容，互相吸收，互相融合为主。儒家并不具备宗教的特征，但儒家思想却一直是中国社会的主流思想，深刻影响中华儿女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儒、道、佛的经典思想和所关注的问题有不同，也有相同的地方。
儒家：无神，重现世，讲修身，定规范，主张“立德、立功、立言”，谓之“三不朽”，“天人合一，天下为公，“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开创了中国文化的现实主义的传统。儒学经典中的“神”并非神仙的意思，而是“一阴一阳谓之道，阴阳不测谓之神”。
道教：有神，多神。从道家的无神到道教的多神，有一个重要变化和区别。老子并没讲到神仙，更没有人化了的神仙，只讲天，道和德。从这个角度看问题，道家也是无神的。道教则创造了众多神仙，而且道教的神仙都是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人物，有名有姓有像。这和西方宗教的神有很大不同。道教讲天人感应、注重因果，研究养生养性，追求长生久视，对于古代生命科学和中医药草医药发展贡献很大。自古医道同源嘛。太白山草医草药就源于道教，所谓十道九医。道家道教创立了中国文化的自然主义传统。
佛教：源于印度，东汉末年传到中国。从印度佛教到中国佛教发生了非常深刻的变化。佛教认为人生是苦难的，目标是通过修行，解脱痛苦，离苦得乐，往生
极乐世界，而且要自利利他，度己度人，普度众生。中国佛教是入世的、利他的，积极地。佛教由印度传到中国后，产生了两样新东西，一是禅宗，提出“物心即佛”，“佛在心中”“人人皆可成佛”。二是“人间佛教”。认为佛教就是佛的思想的教育，通过佛教道德的弘扬，使现实社会除恶扬善，成为净土。佛教讲三世，讲轮回，讲因果报应，这一点佛道是相通的。佛祖释迦穆尼也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与孔子，老子几乎同时代。也不是像西方“上帝”那样的神。
三、如何学习好传统文化
1、坚决消除接受传统文化的思想障碍。障碍源于无知和偏见。
有些人习惯把自己经验中没有的，不知道的，不了解的东西统统认为是不存在的，封建迷信的，错误的东西，从而拒绝学习，这是一种可怕的习惯思维。宇宙，世界和人生的知识是无限的，人的认识是无止境的。几千年前，老祖宗就说过这个宇宙“大而无外，小而无内”。人类至今所获得的知识的总和也不抵宇宙的亿万分之一呀。人不能随意否定自己的祖先和他们所创造的智慧知识财富，更不能辱骂自己的祖先，何况是对圣人呢？！只有浮躁和狂傲的人才会这样。古圣先贤的智慧有些方面今人至今难以超越。
2、从读经读史入手。各宗教、各政党、各学派都有自己的经典，必须读经典。儒家的有《论语》、《孟子》，道家的《道德经》《易经》，佛家的《心经》、《金刚经》等，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共产党宣言》，毛泽东思想的经典是《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文革中有一种怪现象，不读经的人批经，而且批得buo涛汹涌。传统文化的经典主要指先秦诸子的著作，如《论语》《孟子》《道德经》，佛教的《心经》《金刚经》等。这些经典可以说都是精华。后世学者的阐发性著作中往往加入了自己的曲解，误解和偏见，歪曲了原典的本意，这部分存在许多糟粕。《弟子规》、《三字经》是清代人的作品，对当代人也算经典。实际上是小学课本，但它阐发的是经典思想。
传统文化本身就是历史的，是历史过程社会思想的结晶，它是与不同的时代社会背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不了解历史便无法理解传统文化真实内涵。后人读经典最容易望文生义，断章取义，以致曲解讹传，使后学者误入歧途。
3、从认识因果入手。
因果律是宇宙最重要的基本规律之一。传统文化中往往将之表述为因果报应。因果报应讲的是客观规律，不以人的态度为转移，不会因为某些人不相信而不存在。天下没有无因之果，也无无果之因，行事无果就是一种果。成败得失祸福都是果。今天的一切状态都是过去的果，也都是明天和未来的因。科研就是以果求因，创新就是因循规律推知新果的过程。人了解并相信因果关系，就能有效地趋利避祸，自觉地做好人做好事，不去做坏事。古人讲：“善恶报应，如影随形。祸福无门，唯人自招。”知因果是创造幸福人生的重要条件。绝非一句“封建迷信”可以概括得了的。知因果才会有所畏惧。所谓君子畏因，小人畏果。
4、从行孝入手。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古人讲五伦八德，概括了人际全部关系和相应的道德原则要求。知孝行孝是第一条。五伦指父子，夫妇。兄弟（姊妹），君臣，朋友这五种关系。所有人际关系没有超出这五种类型的。处理好这五种关系的原则和标准要求是“父慈子孝，夫顺妇随，兄友弟躬，君仁臣忠”，“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这就是古人讲的“五伦八德”。孝是第一条。孝敬父母是处理好五伦关系的根本和基础。对父母不孝的人，要真正对兄弟姊妹好，对朋友好，忠于党和国家利益，恪尽职守是不大可能的。对父母不孝，就给自己的子女做了很坏的榜样，给子女教给了错误的做人原则。将来的结果一定是子女对自己不孝，以此相传，家族一定走向衰败。这也是因果循环的结果。俗话说，“头顶三尺有神明，人在做，天在看”。我补充一句：“人在做，娃在看”。农村俗谚“房檐水不离旧窝窝”，就是讲的孝与不孝对家风和子孙的影响。行孝表面看是为父母，实际上是为自己积德积福，不然，等自己老了可能会遇到悲惨的晚年。
5、从当下入手。
人生有三个不能等。一是行孝不能等。因为人生无常，小心到时候“子欲孝而亲不在”。二是教育子女不能等。因为等娃长大了再教育就很难了。子女教育不好，既害了子女，也害了自己的晚年，苦果子自己吃。三是健康养生不能等。不能等检查出大病再锻炼身体，迟了。要知道，丧失健康一切等于零，还会给父母子女留下无尽的生活和心灵的痛苦。学习和践行传统文化也必须从当下做起，不能等。
6、从干部教育和家长教育入手。
党政干部理应是全社会，全公民的榜样阶层，道德标杆。是社会风气的领航者。家长则是青少年的第一任老师，家庭教育是青少年成长中最基础最重要的环节。要提升社会和公民道德水平，必须从干部和家长抓起。社会风气不好，道德下滑，党政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有些娃娃难教育，学坏了，第一责任在家长。这个道理一定要明白。所以，我们提倡传统文化教育要进党校，进社区。
7、从学生教育入手。
继承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必须从小学生抓起。小学初中高中是青少年身心发展，人格养成，个性形成的最关键阶段。这个阶段抓住了，会给孩子一生打下好的坚实基础。家长要明白，校长更要明白这一点，因为校长是教育专家嘛。但现实的教育被分数和升学率绑架，从教育管理制度到教学管理制度都是围绕这个非根本性目标而设计。忽视了学生身心健康成长的需要，忽视了学生良好人格的养成，这是现实教育的最大危机。大多数学校没有设计安排优秀传统文化课程，学生被剥夺了接触优秀传统文化的机会。有些校长对传统文化知之甚少，不了解学习优秀传统文化对人生的重要意义。担心影响升学率，学校收入而排斥传统文化教育，这是不应该的。抓好传统文化教育，激发学生内心觉悟和潜能，激发孩子由孝亲天性而生的原动力，才是提高学生分数和学校升学率的根本之途。学校不能再舍本逐末了。眉县马家镇中学在对学生进行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方面做得很好，效果显著，值得好好推广。
8、从个人修身养性入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修养身心，文明言行，是做好人，做君子的基础功夫，是建立和睦幸福家庭，进而成就事业，建功立业，服务国家，效力民族和人民的必须条件。否则，不实行孝悌忠信，不懂礼义廉耻的人，要想拥有一个幸福有为的人生是不大可能的。一时也许会有权利财色之荣耀，但绝不会持久。
四、张载思想在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历史地位和主要特点。
张载（1020——1077）是我国北宋重要的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关学的创始人，宋明理学的奠基人之一。他的丰富而深遂的学术思想，对中国哲学思想发展做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在中国学术思想发展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并对11世纪后的哲学思想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张载堪称我国古典哲学思想史上的一面旗帜。
（一）张载生平
&张载，字子厚，眉县人，祖籍大梁（河南开封）。宋真宗天禧四年（1020）出生于长安，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逝世，享年58岁。因为家居陕西眉县横渠镇，并在横渠镇设立书院讲学，故学者称其为“横渠先生”。因张载弟子多为关中人，后世称他所创立的学术流派为“关学”。
&张载祖上世居大梁（今河南省开封），曾祖生于唐末，历五代不仕，以子贵赠礼部侍郎，祖父张复，进士，宋真宗时任给事中、集贤院学士等职，后赠司空。父，张迪，进士，宋真宗天禧元年（1017年）任陕西长安县令，天禧四年（1020年）生张载。宋仁宗时任殿中丞。天圣元年（1023年）任涪州知州，赠尚书都官郎中。宋仁宗景祐二年（1035年），张迪在涪州任上病故。时值张载15岁，次子张戬5岁，均年幼。母亲陆氏携张载、张戬扶张迪灵柩越巴山，过汉中，出斜谷，欲归葬开封，但行至眉县太白山下横渠镇，因路资不足，无力继续前行，遂在横渠镇大振谷迷狐岭上选址安葬了张迪，从此便定居在横渠镇。
张载自幼聪颖过人，并有大志。幼年丧父，使他成熟较早。当时西夏常常侵犯宋西北边境，宋朝廷派兵抵抗，互有胜负。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初，西夏入侵，宋军抗击失利。这对于“志立不群”、“慨然以功名自许”（吕大临《横渠先生行状》）的张载是一个很大的刺激，少时即向邠人焦寅学习兵法，并试图组织兵力对西夏作战，“欲结客取洮西之地”，从而为民除患，为国建功。1041年，张载21岁时，写成《边议九条》，上奏时任陕西招讨副使兼延州（今延安）知州的范仲淹。并奔赴延州，求见范仲淹。范仲淹接见了张载，听取了张载关于军事防务，对敌作战，收复失地之策，甚为赞赏。“一见知其远器，欲成就之，乃责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于兵！因劝读《中庸》。”范仲淹认为张载志向学识不凡，可研读儒学，必成就大业，不必在军事上下功夫，而要从《中庸》学起，以明天地人生之道，张载听从了范仲淹的指教，回家后苦读《中庸》，虽然十分喜爱，但仍有许多问题得不到满足，于是又读了许多老庄与佛教的书籍，累年尽实其说，但是仍满足不了他对天地人生之理的探求，又回头研读六经。可见张载在探求知识，研究哲学，寻求真理的过程中，所走过的道路是迂回曲折的，在儒释道学说中转来转去，上下求索，精心思考，终于建立了自己的哲学体系。在张载思想中，受儒释道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其中对他影响最大，最深的是儒家经典，尤以《周易》为首，为最。王夫之说：“张子之学，无非《易》也、即无非《诗》之志，《书》之事，《礼》之节，《乐》之和，《春秋》之大法也，《论》、《孟》之归也……，而张子之言，无非《易》也，立天，立地，立人，反经研几，精义存神，以纲维三才，贞生而安死，则往圣之传，非张子其孰与归!”（《张子正蒙注·序论》），王夫之一生研究张载关学，敬服张载之论，他对张载的评价，是符合实际的公允确论。
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38岁的张载赴开封应科举考试，时值欧阳修为主考官，张载与苏轼、苏辙兄弟同登进士。因张载在此之前，已在《周易》研究方面有名气，所以在候诏待命期间，应前任宰相文彦博之邀，在开封相国寺设虎皮椅开坛讲《易》，学子云集听讲。一天，张载与洛阳的著名学者程颢、程颐兄弟相会，交流对《周易》的学术见解。张载觉得二程对《周易》的见解比自己深刻，感到自己钻研的还不够深入，第二天就对听讲的学子说：我对《易》学的理解不如二程他们，你们可以拜他们为师。于是撤去虎皮椅，不再讲《易》。张载是二程的表叔，长二程10多岁，能如此虚心待人，褒扬晚辈之长，足见张载的高尚学行。张载潜心研究《周易》，广泛吸收当时周敦颐、陈抟、司马光、范仲淹、王安石及二程等学者的研究成果，经过自己“仰而思，俯而读”，志道精思，终于写成了《横渠易说》。
张载考中进士后，做过几任地方官。先任祁州（今河北安国县）司法参军。丹州云岩（今陕西宜川）县令，后迁任著作佐郎，签书渭州（今甘肃平凉）军事判官公事等。在地方任职中，张载时时处处表现出康国济民，敦本善俗，教化为主，关心国势民命的精神，深得百姓爱戴。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御史中丞吕公著向皇帝推荐张载说：“张载学有本源，四方之学者皆宗之，可以召对访问。”神宗即召见张载。“上问治道，皆以渐复三代为对。上悦之，曰‘卿宜入见二府议事，朕且将大用卿。’”（《横渠先生行状》）。经过问对，张载关于治国之道的见解得到神宗首肯，并表示要重用张载。后来即任命张载为崇文院校书。时值王安石变法革新期间，王安石想求得张载帮助，以共推新法，但张载对于王安石激进的改革政策和措施有不同的看法，认为变法如果与人为善的话，则愿意合作，否则便免为其难，婉拒了王安石的要求。其实张载面对宋朝“积弱积贫”的社会现实，也力主改革，但他不同意王安石的“顿革之”，即急风暴雨式的改革，而主张“渐化之”，务必使改革稳妥进行，以民命为要，务求实效。由于对变法态度不一致，张载对王安石既不主动配合，也不公开反对。此期间，弟张戬已任监察御使，坚决站在以司马光为代表的旧党一边，竭力反对王安石变法，与王安石在朝廷之上发生激烈的正面冲突，并致使新旧两党公开决裂。对于这件事，史书多有翔实记载。在张戬与王安石的激烈斗争中，张载无疑是赞同和维护张戬的，因为他们是亲兄弟，有手足之情，父亲早逝，张载便早早承担起奉养母亲，教育和帮助弟弟的责任，感情非同一般。张载长弟弟10岁，而张戬却比哥哥早4年考中进士。一方面足见张戬德性才能之优，另一方面也足见张载对弟弟的仁厚至爱，对家庭的负责精神。张戬因反对变法，被贬官，迁任公安县（今湖北江陵）知县。在这种情况下，张载感到政治环境恶化，估计自己必然会因此受到株连，于是辞职回到横渠镇，忧愤与劳累，终于染病不起。此后，张载依靠家中数百亩田地维持生计，生活虽然不富裕，但却处之益安。一方面休养疗疾，一方面讲学著书，研究义理，修行悟道，求为圣贤，探求天地大道，孜孜以求，从未停息。张载经过近10年的苦读精思，潜心研究，缜密构筑，终于在熙宁九年（1076）年秋天完成《正蒙》这部重要哲学著作的写作，形成了他的哲学理论体系。标志着其“气”一元论哲学宇宙观的完成和“气化”论的成熟。因此张载及其弟子将《正蒙》奉为儒家经典，儒学正宗，视与《论语》等同。《正蒙》是中国古代哲学史上的杰出之作，对后世政治哲学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张载在讲学的同时，还对古代礼仪作了深入的研究，对婚丧祭祀礼仪提出了具体的规定，并率弟子们身体力行，从而使百姓争相效仿，致使关中风俗一变而至于古。
张载在研究哲学的同时，对于星相天文等古代自然科学多有见树。如地动说，地球左旋说等。清末思想家谭嗣同评价张载说：“张载宇宙论不仅早于西方，而且合乎科学……不知西人之说，张载皆已先之……不知张子，又乌知天？”
张载一生大半时间从事教育，《正蒙》既是一部哲学著作，同时也是一部重要的教育理论著作。他对于人的早期教育，道德教育及知识技能教育，都有独到而深刻的见解。
张载在辞官回乡后，并没有停止对社会改革的思考和实践。张载所理想的太平天下是恢复土地公有制——井田制，以从根本上解决现实社会中土地高度兼并而导致的贫富极端分化，民生苦不堪言的问题。张载在家乡购得数百亩地，划为九块，分给无地农民耕种，并出资修复疏浚八条灌溉渠道，以提高农田产量，后人赞为“眉伯井田”、“横渠八水验井田”。
熙宁十年（1077）年，秦凤路（今甘肃天水）守帅吕大防以“张载之学，善法圣人之遗意，其术略可措之以复古，乞召还旧职，访以治体”为由，上奏章向宋神宗推荐张载回京就职。神宗准奏，于是，张载带病赴京任职。这次张载被任命为同知太常礼院（相当于教育部副职），神宗诏下礼部推行张载创导的冠婚丧祭之礼，但礼官们安习旧常认为新的礼节规定不宜推行，于是消极不力。张载则认为可行，由于意见分歧，议而不决。张载看到礼不致严，欲以正之，但遭到同僚抵制。在这种境况下，张载志不得申，致病情加重，便又一次辞职回家。归乡途中，至临潼作短暂停留，并带病向当地学子讲学，熙宁十年（1077年）腊月，病逝在客舍中，享年58岁。元丰元年（1078年）三月，在弟子们的协助下，归葬于横渠镇大振谷迷狐岭，其父张迪墓左下方。
张载一生与之直接交往的著名人物：
范仲淹、文彦博、司马光、周敦颐、程灏、程颐、邵雍、王安石、苏轼、宋神宗等。
由于张载的巨大学术成就和社会影响力，南宋淳熙元年（1174年），宋孝宗追谥赐封为“眉伯”，从祀孔子庙庭。嘉定十三年（1220年），宋宁宗追赐谥号“明公”。明世宗嘉靖九年（1530年）追谥
“先儒张子”。逝世后获得如此殊荣者，陕西绝此一人。
张载英年早逝是中国思想史、哲学史上的一个重大的损失。张载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居于太白山下，学术见树，主要著作都是在太白山下完成的，关学由此发源而成为北宋以来中国传统哲学最为重要的一脉，也成为太白山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张载的主要著作和哲学命题
《宋史·艺文志》中收录张载著作有：《易说》三卷，《诗说》一卷，《横渠张氏祭仪》一卷，《三家冠婚丧祭礼》五卷，《经学理窟》三卷，《正蒙书》十卷，《张载集》十卷等。南宋朱熹在编辑《近思录》时所列张载著作有：《正蒙》、《文集》、《易说》、《礼乐说》、《论语说》、《孟子说》、《语录》、《经学理窟》等。
综合后世对张载著作刊印存世情况的研究，一般认为张载代表性著作有：《横渠易说》《正蒙》、《经学理窟》、《性理拾遗》、《张子语录》等。这些著作集中阐述了张载哲学思想，教育思想和社会变革思想。简介如后：
1、《横渠易说》。
《横渠易说》是张载研究《易经》的专著。也是张载完成最早的一部学术著作。张载青年时期即深研《易经》，在学术界已有较大影响。在进京侯考期间，应宰相文彦博之邀。即在相国寺设座讲《易》，听者皆应考举子以上人士。《横渠易说》奠定了张载哲学思想体系的基础。
2、《正蒙》
《正蒙》是张载最具影响力的代表作。与《横渠易说》一起构建了张载哲学思想体系。篇名取于《周易·蒙卦·彖》“蒙以养正”之意。“正蒙”是订正愚顽蒙昧，使人生持正不邪的意思。张载曾将《正蒙》最后一篇《乾称篇》的第一段抽出独列题目“订顽”，将最后一段抽出独列题目“砭愚”，分书于书院大门两侧，以警示弟子谨记。程颢程颐对此两段话十分推崇，命名之为《西铭》、《东铭》。程朱及后世哲学家尤其对《西铭》推崇备至，影响十分深远。
张载在《正蒙》及其它著作中所阐述的哲学思想的主要命题有：
“太虚即气”
气是宇宙的本体，是构成宇宙的基本物质。“太虚不能无气，气不能不聚而为万物，万物不能不散而为太虚。”聚散幽明皆气。
“民吾同胞，物吾与也”
讲人与自然的关系。老百姓是我的同胞兄弟，万物皆我的朋友。主张人与人，人与自然的高度和谐。
“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讲事物运动的辩证法。主张不同事物的对立矛盾运动，最终以“和而解”为必然结果。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讲人生宗旨和政治理想，表达了哲学家精神的最高境界。后人将此尊称为“张子四句”。被近千年来学者和政治家广泛引用和推崇。
“一物两体”，“动非自外” 讲事物矛盾对立统一关系和事物运动的根本动力在于内因而非外因。
“天人合一”&
天人关系是中国传统古典哲学的基本问题。汉代董仲舒提出“天人感应”学说。张载则在《正蒙》中首次明确提出“天人合一”。在天人关系问题上前进了一大步。
3、《经学理窟》。
《张载集》（1978年中华书局出版·章钖琛点校）收有《经学理窟》，卷首有明嘉靖元年弋阳汪伟序。卷末有莆阳黄巩跋。其所列篇目：《周礼》、《诗书》、《宗法》、《礼乐》、《气质》、《义理》、《学大原》上下、《自道》、《丧纪》等，主要是对儒家经典的研究成果。提出“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人性论观点。天地之性纯善纯美、而气质之性善恶杂揉，二性相互作用，决定了人生善恶美丑之千差万别。首次比较合理地解释了历史上关于人性善恶之争。
4、《性理拾遗》、《张子语录》。
《性理拾遗》见《张载集·性理拾遗》。主要阐述关于心、性、情及其相互关系问题，是关于人性论的重要著作。提出“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命题和“天下公利”原则。认为“利，利于民则可谓利。利于身，利于国皆非利也。”
《张子语录》为张载学生根据听讲所记而集成的语录体著作。期中提出“闻见之知”与“德性之知”的认识论命题。他一方面认为人的认识由耳目感官接触外界事物而取得，为“闻见之知”。另一方面又认为仅耳目闻见不能认识、穷尽天下事物之理，于是提出了“德性之知”。德性之知能引起人的理论思考，使人能够知天理。在我国思想史上首次明确提出人的认识发展上的阶段性问题。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关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观点相契合。
（三）横渠书院与张载教育思想
1、书院沿革
横渠书院，是北宋时期著名的书院之一，位于眉县横渠镇，南距太白山国家森林公园10公里。其前身“崇寿院”，是北宋时一个儒释道都能进入的场所和驿站。1035年，张载扶父亲灵柩从涪州返回大梁途中，经横渠镇在大镇谷迷狐岭择茔葬父，遂定居横渠镇。此后，则在崇寿院求学。后又在此讲学。后人为纪念张载，改崇寿院为横渠书院。书院原为藏书、校书之地，或私人治学、隐居之地。元代元贞元年（1295年）在横渠书院的旧址上修建了张载祠。元代泰定三年（1326年），张载祠内恢复书院，为后祠前书院式格局。
2、张载教学经历
张载是北宋著名的教育家。他38岁考中进士，虽三度出仕，两次被神宗召见问对，但为官时间都较短。一生主要活动还是讲学和著书立说。
张载15岁，其父病故于涪州知州任上，全家护柩回籍，行至勉县武侯祠，张载拜谒后题言：“言有教，动有法，昼有为，宵有得，息有养，瞬有存”
“言有教，动有法”谓之一言一动都必须含有教育意义，行动应有规矩。“昼有为，宵有得”谓之每日应当身体力行，晚上应当静思自己的心得。“息有养，瞬有存”即休息时必须保养身体与气质，在瞬息之间也不能放心外驰，而要有收获存养。张载的“六有”后来成为他教育学生的准则。
38岁在上京考进士那一年，他在京城相国寺讲“易经”，得到宰相文彦博的赏识。46岁那年，文彦博罢相，调到长安整治西北防务，请张载到长安“殿学”（西北的最高学府）讲学。47岁时，王乐道（任西北最高教育官）再次请他讲学。因听讲的都是些贡生、知县、学正等，他对他们提出多做些实地学问，少流连于科举（《张子行状》），倡导学者对社会现实问题多研究，并提出口号“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后来，这四句话成为了关学学派的宗旨。
49岁时，应武功主簿张三甫邀请，到武功绿野亭讲学。50岁那年，神宗召见他问治国之法，他以“渐复三代”（恢复夏、商、周）为治国之道，核心是以德治和教育为本作以回答，得到赏识，被任命为崇文院校书。后因其弟张戬与王安石在变法上发上激烈矛盾，便辞职回乡。
51岁时，张载回到横渠，创立了横渠书院。他一面讲学，一面著书立说，“仰而思，俯而读”。当时，关中和西北各地士子云集张载门下。这是张载思想完善成熟时期。《横渠易说》、《正蒙》、《经学理窟》等著作都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
3、张载教育思想
从以上张载重要讲学活动和著书立说可以看出，他在讲学活动中的师生关系、活动范围，特别是辞官后，回横渠书院著书，形成了他的一套教育思想。
（1）教育的目的和作用
北宋以前的儒家都着重用“人性论”来阐明他们的教育任务和目的，所以对人性的研究特别重视。张载的人性观和以前儒家既联系，又有巨大的发展。他的最大贡献是把人性分为“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
他认为天地之性本是善良美好的，关键在于“气质之性”的转变，他说“形而后有气质之性，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焉。人之刚柔缓急，有才不才，气之偏也”（《正蒙·诚明篇》），意思是人一出生，他的心性是纯善纯美的，但由于受后天社会环境的影响，便转向“气质之性”。有些人个性偏于刚急，有的偏于柔缓，有的很有才，有的却才浅或平淡，这都是受社会环境及教育的不同层次而形成的气质之偏差，这就要“善反之”，即通过教育来端正变化气质。
张载主张：第一，要有好的环境。他写道“居仁由义，自然心和体正。学必如圣人而后已，以为知人而不知天，求为贤人而不求为圣人，此秦汉以来学者之大弊也”。认为秦汉以来的学风只要求达到贤人，这是最大的弊病。第二，要知礼成性。他在《经学理窟》中指出，“拂去旧日所为，使动作皆礼，则气质全好。”要求学生去掉过去自由散漫和不懂礼貌的习惯，要先学礼仪礼貌。同时，张载还带头执行礼仪规范，给学生以极大的震动，就连未出嫁的女孩子，他都要求她们参加祭祀、丧礼等社会活动，让她们知道礼仪规范的程序，达到“敦本善俗”，改变社会风气的目的。他的“知礼成性”口号影响很大。
(2)注重实践的教育经验
张载关于教育教学方法的理论和实践，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
鼓励学生立定志愿，要有志于学。他提出“志大能动气”（《气质篇》）。张载说：志大则才大，事业大，故曰‘可大’，又曰富有。志久则气久，德性久，故曰‘可久’，又曰‘日新’。”（《正蒙·至当篇》）。“有志于学者，更不论气之美恶，只看志如何！匹夫不可夺志也，惟患者不能坚勇。”（《经学理窟》）“且立志不可太小，志小则易足，易足则无由进，人若志趣不达，心不在焉。”他把学习比作登山。他说“今人为学，如登山麓，方其迤逦之时，莫不阔步大走，及峭岭之处便止，须是要刚决果敢以进。”
主张教法应有一定的程序，就教学内容而言，应有易与难，先和后之序。提倡循序渐进和因人施教。他写到：“教之而不受虽强吿之而无益，譬之以水投石，必不纳也”。要求老师要培养学生“受教之心”。
张载通过自己的教学实践经验，总结出把教学内容的难易和学生“气质美恶”统一起来。他还认为，求学的渐进过程积累功夫，应当以“三年为期”，学者自朝至昼至夜为三节，每天勤学苦读，由日积月，期月成年，至三年事大纲惯熟，经过这样的渐进功夫，学习方可有成。学有所成，还必须博学精思。张载说：“读书少则无由考校得精义……精思，多在夜中或静坐得之，不记则思不起，但贯通得大原后，书亦易记”（《经学理窟》）。
张载主张：幼而教之，长而学之。张载说：“长而学固谓之学，其幼时岂可不谓之学？直自在胞胎保母之教，已虽不知谓之学，然人作之而已变。以化于其教，则岂可不谓之学？学与教皆学也……”。“勿谓小儿无记性，隔日事皆能不忘。故善养子者，必自婴孩始，鞠之使得所养，令其和气，乃至长性美，教之前便示以好恶有常。”（《张子语录》）。强调早期的教育和继续教育，是张载关学思想的又一特色。
鼓励学生运用叩问的方法。他在《正蒙·中正篇》中指出：
“教者如洪钟，洪钟未尝有声，由叩乃有声。”他还说“圣人未尝有知，由问乃有知”。
强调“学则须疑，贵于有用。”他说：“不知疑者只定不便实作，则实作则须有疑，必有不行达理疑也，在可疑而不可疑不曾学，学则须疑，守旧无功。”他说：“义理有疑，则濯去旧见，以求新意，心中苟有所闻，即命名札记，不思则还塞之矣？更须有朋友之助。”张载又提倡“贵于有用”的实学之风来解决疑难，鼓励学生走出高墙校门，到实践中去锻炼。他首先倡导“躬行”反对“空谈”和“少言连于科举”（行状），支持学生重视自然科学，如对天文、地理、生物、易经、医学、兵法、井田等领域的研究，他本人在这方面就有卓越的成果。
主张“教与德相结合”。他认为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仅要给学生传道授业，而且自己也会从中相得益彰。他38岁那年，在京城设座讲《易》，听讲的人很多，颇受欢迎，晚上程灏程颐兄弟来看他，张载荷二程讨论易经上的问题，发现自己在这方面不如二程，第二天便对听讲的学生说：“比见二程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辈可师之。”于是撤席罢讲。
虚心求知，择善而从。张载说：“天地以虚为德，至善者虚也。虚者天地之祖，天地从虚中来。”（《张子语录》）。“静者善之本，虚者静之本，静犹对动，虚则至一”。“与天地同源谓之虚，须行事实故谓之实”。“天地之道无非以至虚为实，人须于虚中求出实，故择善自精”。（《张子语录》）。张载主张，人求学问，必须去除“意、必、固、我”，达到至诚，存德，虚静。要向各种人物学习，不耻下问，择善而从。
(3)张载倡导的具体教学方法
“叩其两端”法。这是对孔子教学方法的继承和发展。即从
正反两面来讲解，或从起因和结果两头入手分析问题，使学生理解问题的正确答案。“有不知则有知，无不知则无知，是以鄙夫有问，仲尼竭两端而空空”。
&“叩钟法”。张载在阐释《礼记·学记》中“善待问者如撞钟，叩之以小者则小鸣，叩之以大者则大鸣，待其从容。然后尽其声。不善答问者反此，此皆进学之道也。”这是说：“洪钟未尝有声，由扣乃有声；圣人未尝有知，由问乃知，当其可，乘其间而施之，不待彼有求有为后教之也。”（《正蒙·中正篇》）
&“时雨法”。张载认为，对人的教育如同“时雨之化”，适时而教，当可而告，及时答问，方可收到良好的效果。
“不待讲论法”。张载认为，有些知识，不须讲论，一问便知，知而明之则可，故“不待讲论”，“更不须讲”。他说“圣人于文章不讲而学，盖讲者有可否之疑，须问辩而后明，学者有所不知，问而知之，则可否自决，不待讲论。”意思是问而知之，可否之疑。自己决断，不要受老师可否的影响，自己决定是非取舍，发挥学生的主体意识。
（四）严谨的实学作风和融洽的师生关系
张载认为，教育必须注重道济天下。教育学生做一个对天下、对人民有用的人。他特别强调，“学贵有用”、“经世致用”、“笃行践履”，反对空知不行，学而不用，坐而论道，是关学学风的突出特点和优点。
张载认为，圣人之学就是为了排除国家民族之忧患而立，圣人如果不以国家人民为忧患，圣人也是没用的。张载从青少年时期直至去世，始终关注国家民族命运、天下百姓生存状况和改革变法。即便隐居回乡，也还不停地坚持改革实验，帮助百姓兴修水利，扶贫救危。
张载讲学于横渠书院，大部分弟子都是快要临登进士的秀才、举人，还有一部分是县令、知州、通判、学正等中小官吏，他的学生年龄相差很大，所以他时刻以儒家的道德规范要求自己，举止言谈给人以气质刚毅，德盛貌严之感，生活上粗食淡饭，乐且不忧。他培养的学生都能注重实际，他的弟子蓝田吕大钧爱讲“明井田、兵制以为恰道，必由是焉，撰成图集皆可推行”（《宋元学案》），游师雄、重师道、李复都深知军事，精兵术，游师雄曾与金人战中荣立大功：李复曾纠正朝廷在军事上的一个谬误和当时社会上关于对“月食”的迷信，还专门写了一篇《论月食》以辩证。他的弟子张舜民曾追赠他的老师张载说：“关中学者摩然就之，谓之横渠先生，一登其门，言行皆知，学成之后虽去千里之远，十年之久。不改，一蹈非议，常如载临其前后左右也。”《宋史·张载传》记载他：“终日危坐一室，左右简编，俯而读，仰而思，有得则识之，或中夜起坐，取烛以书。”“敝衣蔬食，与诸生讲学，每告以知礼成性，变化气质之道，学生如圣人而后已。”他的弟子吕大临评价说：“先生气质刚毅，德盛貌严，然与人居，久日而亲”。朱熹赞曰：“学者少有如横渠用功者”“近看横渠用功最亲切，真是可畏”，“横渠教人道，夜间合睡，只为无可接应，他人皆睡，己不得睡。”张载与弟子融洽相处，互相劝勉不息，言传身教，严以律己，是实学典范。
（四）井田实验和张载的社会改革思想
1、井田实验
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中，土地兼并和贫富两极分化一直是社会主要矛盾和引发社会动乱的根本原因。张载所生活的北宋也不例外。张载少年早孤，对失地贫苦农民的悲惨生活有深刻了解。为了缓和社会矛盾。改善民间疾苦，不少有志之士纷纷提出变法改革新政。范仲淹提出并推行的庆历新政，王安石提出并推行的变法均以纾解民困，固本强国为目的。无不以效法三代圣人之治，恢复井田，均田地为号召。范仲淹是青年张载的人生导师，王安石则是张载做崇文院挍书时的当朝宰相，二人曾有朝堂之上的争执而不和。范仲淹和王安石的社会变革思想对张载思想的影响是深刻的。尽管张载并不赞同王安石激进的“顿革之”改革做法，主张“渐化之”。但总体上对变法师拥护支持的。对土地制度改革的理想是坚定的。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年），张载辞官回太白山下横渠镇。他没有放弃自己的政治见解和改革主张，在讲学授徒的同时，买地数百亩，开始了他恢复“井田制”的实验。他按照《周礼》的模式将数百亩田地划为若干个由九块地组成的“井田”。中间一块为公田，周围八块为私田。私田分给无地、少地农民耕种。同时还组织当地民众兴修水利，改善耕种条件。他带领民众将大振沟、小振沟、桶瓦沟、珍珠泉四水合一，将汤峪沟、坂桥沟、华阴沟、响泉沟四水合一，修成两条大渠，灌田近千亩，人们称为井田渠。民间赞为“八水验井田”，流传至今。眉县横渠镇崖下村，横渠村、万家塬村、扶风午井镇，仍有遗迹可寻。张载试验井田，力图证明他的社会改革主张的可行性和有效性。张载认为自己的政治主张虽不能为朝廷采纳，施政于国家，但何不验之于一乡？可惜，“井田实验”尚未取得成果，张载便于1077年与世长辞。
2、张载的社会改革思想
在土地私有的封建社会中，主张将土地收归国有，划为井田，“以田授民”，“人受一方”（《经学理窟》），从而实际上实行“公有制”，只是一种良好的愿望和政治幻想。但“井田实验”突显了张载以仁政德治为核心价值的社会改革思想。
①仁政德治。张载主张国家应当实行仁政，以德服民，官员以“为生民立命”为己任。张载告诫为政者“为政不以德，人不附且劳”“仁道有本，近譬诸身，推以及人，乃其方也。必欲博施济众，扩之天下，施之无穷，必有圣人之才，能弘其道”（《正蒙·至当篇》）。张载认为，仁政德治符合天道，天德，是自然流行之道，生生不息之德，人君应当顺从天道，天德而行，不可逆天而行。“天道四时行，百物生，无非至教；圣人之动，无非至德，夫何言哉？”（《正蒙·天道篇》）。“治天下不由井地，终无由得平。周道止是均平。”（《经学理窟》）。均田，使人人有耕地，人人有饭吃，得饱暖便是最大仁政。
②反对“顿革之”，主张“渐化之”。
张载积极主张社会改革。但在改革的方略和措施上，反对王安石的“顿革之”的急进变革，主张“渐化之”。张载认为，宇宙中的一切事物都是不断地运动变化的。只有变化，才能“日新”，只有“日新”才能“日日新”。人们只有“通其变然后可久，故止则乱也。”（《横渠易说·既济》）。万事万物，只有通过发展变化，才能长久存在，必须“通其变”“变其势”，“变能通之则尽利。……人能从之，则不陷于凶悔矣”。“洪荒之世，食足而用未备，尧舜而下，通其变而教之也。神而化之，使民不知所以然，运之无形以通其变，不顿革之，欲民宜之也。……凡变法须是通，通其变使民不倦，岂有圣人变法而不通也？”（《横渠易说·系辞》）。根据这种发展变化，改革除弊的理论，张载主张渐化式改革，既反对王安石“顿革之”，又反对司马光的“不革之”，而倡导与人为善的渐化之。改革必须注重“化民”，取得人民的广泛支持。
③“始为政者，必先正之。”张载认为，为人君者要“乾乾进德”，孜孜求善，既化自身，又化外物。既独善其身，又兼善天下。为政者必先正己，己身正才能正人，其施政方可不令而行。所以说“始为政者，未暇论其贤否，必先正之，求得贤才而后举之”（《正蒙·有司篇》）。这是执政的思想前提和基本条件。张载在总结自己为学求知，持身立节，从政为官的经历时说：“某平生于公勇，于私怯，于公道有义，真是无所惧。大凡事不惟于法有不得，更有义之不可，尤所当避”。（《经学理窟·自道》）。张载的这些主张在今天仍有重要的现代价值。
（五）关学传承
张载长期在横渠镇设立书院讲学，故学者称其为“横渠先生”。又因张载弟子多为关中人，后世称他所创立的的学术流派为“关学”。自张载创立关学以来，代代有大家传人，代代重视张载祠祭祀及修葺，关学因之得到传承和研究发展。其中，在太白山区域的关学传人主要是李柏和李顒。
眉县李柏著作
李柏（1624年~1694年），字雪木，陕西眉县人。清康熙年间关中著名学者。他在太白山中筑茅屋居住，专心读书、研究学问数十年。他一面撰文，一面教授门生。广游天下山水，关心桑梓民生，拒绝出仕为官，有儒家之风。其作品由门生整理成《槲叶集》10卷。
《槲叶集》，清初李柏撰。全称《太白山人槲叶集》，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刻本，全5卷5册。卷前有萧震生、王于京、骆文序3篇。卷1—3为赋、论、叙、说、记、传、疏、跋、铭、祭文等16类目，共230余篇，其中除疏、记外多为应酬之作。卷4—卷5为诗，共440余首，按体裁分类排列。后人评曰：“其文率直，自出胸臆，不蹈袭前人；诗则自成一家，而声韵颇与彭泽（陶渊明曾官彭泽令）近。”
李柏的思想继承了关学创始人张载的节欲观点和朴素唯物主义学说，反对过分追求物质欲望，赞扬和提倡精神的能动性。他几次和周至李顒（二曲）、富平李因笃探讨反思理学，多次就朱子闽学，陆王心学及体和用关系等进行过多次辩论。他在《寄张素石》一文中写道：“宇宙事业有两：曰山林、曰庙廊、庙廊非吾事也。”他曾几次到横渠故里拜谒张子祠，挥笔题写“正大光明”，以表达他的思想归宿。
周至李顒著作
李顒（），周至县人，人称二曲先生，清初陕西著
名思想家，为关中一代鸿儒。他“明体适用”之学，强调既要明心性之体，又要关注社会现实，经世致用。在坚守关学的实学学风方面堪称一代楷模。
康熙四十二年（1703）十一月，康熙手书“操志清洁”匾额赐李顒，以表彰其苦读书，明理学。屡征召不出。曾讲学江南，门徒甚众，后主讲关中书院。力主自由讲学。
著有《四书反身录》7卷，《二曲集》22卷。
（六）张载祠历代祭祀及修葺情况
张载祠，当地人称“张子祠”、“张夫子祠”。元代元贞元年（1295），元成宗铁穆耳下诏为大儒张载营建特祠供祭祀观瞻。于是，在崇寿院旧址上建成，至今历816年，经过15次修葺。
元延四年（1317）年，由眉县教谕杨陵人李中、主薄刘楫、县尉杨粹主持修缮张载祠，历时3年完成。文礼恺撰文，专立碑记。
明洪武十四年（1381），眉县县令林思正主持修缮横渠书院，植梅林花卉于其中。
正统年间（），县参政戴弁、年富主持修缮。
正德年间（），凤翔府守巡蔡承之拜谒张子祠后，呈书陕西巡抚王汝蕴，请求扩建张子祠，得许后实施扩建工程。
嘉靖三十四年（1555）十二月，关中发生大地震，张子祠损毁严重。凤翔知府刘泾灾后到横渠拜谒，见残垣断壁，破败荒凉，责成知县吴宗礼立即着手重建张载祠，刘泾住进县衙，监督落实。这次修大殿5间，还修建厨房、仓库、门房等。
嘉靖三十八年（1559），吏部尚书胡松来陕巡视，特意赴眉县拜谒张子祠并参加祭奠活动。知县郭子文请胡松撰写碑文以记之。
神宗万历三年（1575）知县姚继先对横渠书院进行修缮。
万历三十六年（1608），陕西巡抚余懋衡命凤翔府重修。费用采用民捐县助筹集，于次年竣工。于懋衡撰碑文，知县刘九经书丹，强思撰碑额，并刻有张载讲学图。
清顺治二年（1645），张子后裔世袭五经博士张文运之子——张承胤为张子祠奉祀官，率张氏凤翔后裔修缮张载墓园，兴建石门、石马、石碑坊，对墓地再次进行扩建和绿化，当年完工，遂请当朝御史李大年为石门撰写“宋代儒尊”门额。
康熙九年（1670），知县梅遇谒祠，捐俸修缮。
康熙二十三年（1683）康熙御书“学达性天”匾额，派差官赴祠悬挂。陕西督抚宪司接到圣谕，派专使柴月桂前往眉县总办重修张子祠事宜。增建后殿，以安奉张迪灵位。同时修缮横渠书院，二十四年（1865）竣工，举行谒祠挂匾仪式，省、府、县主要官员整冠礼服，稽首礼拜，极为隆重。
乾隆十九年（1754），凤翔知府朱某呈请陕西布政使、陕西巡抚钟某令重修张载祠，当年6月完工，用银597.3两。
乾隆二十七年（1762），知县纪虚中奉命对张载祠进行维修，竣工后还请状元王杰为张子祠和横渠书院撰写楹联2幅：“道并二程关学无殊洛学，制法三代性功即是事功”；“三代可期并田夙报经时略，二铭如揭俎豆能往阐道功”，两联均无横额。
道光三年（1823），知县褚裕仁上任后，拜谒张载祠，带头捐银，组织修缮，3月后完工。亲为撰文立碑，记述这次维修工程，并为书院门庭悬挂“张横渠先生讲学处”横匾。
光绪九年（1883），眉县知县赵嘉肇、续任知县颜旋敏，联合三原五品衔举人贺瑞麟，进士、户部主事王步瀛等倡议重修张载祠，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一直赞同，完工后举行谒祠仪式，赵嘉肇撰文，颜旋敏校阅，王步瀛书丹，立石纪念。
民国十二年（1923），张载祠、横渠书院改名“眉县横渠高等小学堂”，民国二十五年（1936），又改名为“眉县横渠镇中心小学”。期间，著名爱国将领朱子桥将军，于民国二十一年（1932），为张载祠题写“学究天人”匾额，挂于学校门庭。民国二十二年（1933），国民党元老于右任题写“母校千秋”匾额。
日，陕西省人民委员会公布张载墓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动乱延续十年之久，张载祠遭受历史上最严重的破坏。悬挂在大殿的康熙御书“学达性天”金匾被砸。“张子故里”石碑被推倒弃置于荒草中，祠内千年古柏多被砍伐，仅留5株。历代石碑被砸毁，祠内房屋年久失修，残破不堪。其后，张载祠为横渠中学、横渠卫生所、横渠地税所占用。
1978年—1985年，横渠中学迁出，横渠医院部分迁出，成立张载祠文物管理所。
1991年，省文物局为张载祠拨专款，规划分三期完成。至1997年，完成一期工程，修建了大殿和讲学堂。日，陕西省人民政府公布张载祠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1998年，眉县县长戴征社把恢复张载祠、墓作为任期大事来抓，由分管副县长卢文远等人具体负责。将横渠地段医院和地税所迁出，使张载祠面积恢复到历史记录的最大规模1公顷。祠内重建山门。讲学堂，修建正蒙殿、书院楼。2001年9月，在书院安放由香港孔教学院院长汤恩佳博士捐赠的张载青铜塑像。
2007年—2010年，张载祠获得省文化文物投资项目支持，对正蒙殿进行彩绘，铺设祠内道路，绿化环境，投资40余万元修复重建16间碑廊，4座碑亭，5间书院陈列室。
（七）张载关学学术研讨会
张载关学思想学术研讨会，在眉县先后召开4次。
第一次，张载哲学关学学术研讨会，于日—24日在眉县汤峪口召开。会议由陕西省社科联、陕西省哲学学会、宝鸡示范学院（现宝鸡文理学院）、中共宝鸡市委宣传部、宝鸡市文化广播电视局、宝鸡市档案局、宝鸡市哲学学会、中共眉县县委、眉县人民政府共同发起主办，中共眉县县委、县政府承办，正式邀请参会代表60人，其中外省、市学者20名，省内及西安市学者20人，宝鸡市和眉县学者20人，实际到会者49人。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副总参谋长李达（眉县人）为会议题词：“推陈出新，古为今用，实事求是，凭借古人”表示祝贺。当代哲学大师、北京大学哲学系著名教授张岱年为这次会议发来贺信。西北大学校长张岂之致开幕词。会议收到学术论文46篇，会后集结出版。
第二次张载关学与实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于日—18日在太白山旅游开发区太白度假村召开。眉县人民政府、中国实学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陕西省哲学学会、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共同发起，眉县人民政府承办。到会者126人，其中外籍学者11人，中国台湾学者2人，收到学术论文62篇，初步构造了中国实学的理论框架和范畴系统。对张载关学与明清实学的关系、实学与理学的关系进行深入地研讨。会后论文结集出版了《张载关学与实学》，葛荣晋、赵馥洁、赵吉惠主编。
第三次，张载关学思想国际研讨会，于日—8月2日，在太白山旅游开发区太白度假村召开。到会国内外学者共26人，其中国外学者2人，中国香港、台湾学者2人。因经费困难，论文未结集成书。会上，香港孔教学院院长汤恩佳为张载祠捐赠张载青铜像1尊（时值人民币40万元），。会议代表为张载铜像举行了隆重的揭幕仪式。同时，眉县人民政府聘请汤恩佳院长和姜国柱教授为横渠书院名誉院长。张岱年教授为这次会议和张载铜像落成题词：“精研横渠哲学，弘扬关学传统”“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第四次，张载关学与东亚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于日—14日，在太白山旅游区青园山庄召开。眉县人民政府、陕西社会科学联合会、陕西孔子研究会、中国实学学会等单位共同发起，由眉县人民政府主办，到会者72人，其中外籍学者8人，中国香港学者2人，台湾学者2人，收到论文43篇。会后结集出版《张载关学与东亚文明研究》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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