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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漠的纽约法拉盛华人,同族被打无动于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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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只需一秒。精彩，尽在掌握！55岁的纽约华裔男子王先生日前在法拉盛街头,光天化日之下被一名年轻的西语裔男子冒充警察拦截并企图抢劫,还遭嫌犯用铁质的手...
55岁的纽约华裔男子王先生日前在法拉盛街头，光天化日之下被一名年轻的西语裔男子冒充警察拦截并企图抢劫，还遭嫌犯用铁质的手铐暴打，导致面部丶身体多处重伤，心灵也遭重创。身为无证移民的王先生已聘请律师申请罪案受害人U签证。王先生5日讲述，4月29日上午11时左右，他来到位于法拉盛樱桃大道(Cherry Ave。)夹140街附近的一家洗衣店洗衣服，等待衣服烘干时，他走出洗衣店，在店外门口抽烟，这时，一名20多岁的西语裔男子朝他走过来，向其索要$$。　　王先生拒绝后，西语裔男子便从随身携带的包里拿出一个铁质手铐，同时用威胁的口吻对王先生说，“我是警察，把你的$$和钱包都给我。”　　王先生再次拒绝，西语裔男子便举起手铐，朝着王先生头部一阵暴打。“刚开始感到巨痛，痛到麻木时，自己都失去感觉了，他还一直打，我倒在地上，鲜血不断向外冒。”　　一位路过案发现场的白人耆老看到后，拨打911报警。西语裔男子发现有人报警，便立即逃逸。“如果不是有人报警，他还会继续打，我很可能会被他打死。”警方接到报案后很快赶到现场，王先生被送往附近的纽约皇后医院(NYHQ)救治，面部多处肿胀，眼部丶嘴唇和脚都被缝了很多针。　　王先生的女朋友王女士5日陪同他到王君宇律师楼，王女士表示，“案发时，我接到他的电话，让我过去拿衣服，开始还很纳闷，后来得知他被打劫了，赶到现场时，他已经躺在地上快失去意识了。”王女士指出，王先生出院后，眼睛和嘴都无法睁开，在床上躺了三天，最近两天才能勉强开口讲话。　　在餐馆打工的王先生，此前一直居住在曼哈顿华埠，今年2月才搬到法拉盛，“我在华埠住了20多年，从未遇到此类遭遇，刚搬来法拉盛，而且多数时间都是在外州餐馆打工，竟然就碰上这么严重的罪案。”　　王先生表示，案发后，辖区警方尚未联络他去警局协助调查和指认嫌犯，“如果看到那名嫌犯，我能认出来。”他描述，嫌犯体型很壮，头发前面短后面长。他说，“这是一场突如其来的横祸，如果能拿到U签证，也算是因祸得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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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l rights reserved 京ICP备号-12法拉盛：中国人在纽约
　　2010年5月的一天晚上，他们相遇在纽约市法拉盛的街头。彼时，她22岁，他28岁。她来自中国，到美国留学刚满2个月，课余在美甲店打工；他家在墨西哥，两年前偷渡入境，为一家海鲜超市送货。他们互不相识，随着熙攘的人群迎面走来，突然彼此的肩膀撞在一起……
　　可惜，这不是一个爱情故事。
　　据街边监控录像显示，两人因碰撞发生争执，男人不明原因地暴躁起来，揪住女孩的头发，欲将她拖进街边小巷中强暴。女孩高声呼救，奋力反抗。男人兽性大发，抓起一根铁棍，朝女孩后脑猛击，一下、两下……鲜血四溅，喊声渐微，女孩蜷缩着倒下，男人顺势奸污了她，之后拎着铁棍，扬长而去。几十分钟后，男人被警察抓到。此时他烂醉如泥，全然不知自己的暴行。而女孩被送到医院，医生面对赶来的记者说：“从未见过如此严重的伤情，她的整个后脑都被打掉了。”
　　案犯入狱，案情曝光，美国舆论开始了深度讨论，一个令人汗颜的问题被抛了出来：录像显示，罪行发生在人流稠密的街区，持续了近20 分钟，其间有数十名路人侧目，竟无一人施救！这里是纽约，是法拉盛，人情冷漠，何以至此？
　　又过几天，国内媒体开始关注此事。面对女孩用生命换来的质问，千里之外的国人倒显得更为敏感而尴尬，原因只有一个：法拉盛是中国城，见死不救的多是当地华人。
　　几百年前，法拉盛（Flushing）本是荷兰殖民地，后来随着纽约市的扩张，逐渐变为城市的一部分，与曼哈顿岛仅一河之隔。上世纪60年代，曼哈顿地铁铺到这里，从此由法拉盛出发，不出半个小时即可到达纽约市中心。渐渐地，法拉盛成为进出曼哈顿的中转站。
　　“9·11”事件后，纽约老中国城里的居民为了安全，成批迁移至法拉盛。他们在这里开餐馆，卖服装，搞运输，生意越做越红火，加上交通上的便利，偷渡客或移民大多在此中转求职，提供了大量劳力，不过几年时间，法拉盛的规模就超过了全美各地的中国城。在旅美华人心中，它的分量仅一例便能证明—在别处，中国人碰面会说，走，我们去中国城；在纽约，人们只说，我们去法拉盛！
　　如果称呼“中国城”还有点客居海外的意味，那么“法拉盛”三个字，却在暗示一种堂皇而霸道的占领—在这里，你不会感到身在美国。
　　首先，这里不会在某个街角立起造型矫揉造作的牌坊，上书“华埠”二字以强调中国城的存在，这里只会用铺天盖地的中文招牌，压得星巴克与麦当劳的广告牌抬不起头；这里不会为孙中山竖起端庄的雕像，不会有老福建或老广东盖起森严的会所公馆，这里只有小报摊，卖着手机充值卡，地摊上摆着《唐山大地震》的影碟，一美元一张；这里的居民爱讲普通话；这里的病人能挂上中医门诊的号；这里的《纽约时报》没销量，倒是一份名为《世界都在看中国》的小报卖得最好。
　　其实，这些反客为主的民族符号加起来也只是陪衬，因为法拉盛还有一个更宏大的主题：吃。
　　且不说各家饭馆的口味有多么独特而地道，单是街头小吃就足以让人垂涎。这里不光有羊肉串，还有羊腰和羊杂，如果想吃板筋，人家会建议你再来两串脆骨。在美国，饺子不算稀奇，然而唯独法拉盛的才敢称“水饺”，因为别处的饺子皮厚馅薄，必须油炸才入滋味。在法拉盛，包子皮是发面的，馅儿是雪菜、香菇、冬笋或油菜的，猪肉大葱馅的也有，但多会做成锅贴，放在铁板上当街一煎，总能招来一堆食客。
　　这些零食放在国内不值一提，但在美国遇上，何其幸哉！
　　在留美华人眼里，法拉盛不只是一座中国城。在交通上它是枢纽，在中美文化之间，在全然各异的生存模式之间，又何尝不是呢？华人遍布美国各州，待久了总会念起法拉盛；提及法拉盛，便要多说两句；路过法拉盛，绕远也要来看几眼，否则好像有亲不投、有家不回一样令人难安。
　　这里的行人，脚步太快；这里的车流，太密太急。见到红灯，我们习惯性地停下，身边路人推开我们，照直闯过去，回头撇下一句：“你俩是新来的吧？”迎着晨光，愣在街头，我们发现，对法拉盛的一切再熟悉，终究还是它的陌生人。
　　一拐弯，正是她被歹徒拖入施暴的小巷。巷口，并排开着几间理发店。
　　登门打探，理发的规矩也和国内一样，先是干洗掐穴，然后仰面躺下，后脑嵌入浴盆，又旋即被人托起，淋着温软的水流，倍感舒适。闭上眼，我和洗头师傅聊了起来。
　　“前不久，这边有人被杀了？”
　　“你指哪一个啊？这边经常死人的。”
　　“是个女学生，凶手是墨西哥人。”
　　“好像有，就死在前头，没多远。”
　　“听说当时还有过路的，没人管吗？”
　　“这个不清楚，嗨，总死人的。昨天马路上有个闯红灯的，也被迎面撞死了。”
　　睁开眼，天花板雪白一片，脑子里也空白一片。师傅用雪白的毛巾为我包了头，人手不够，她也管剪。
　　她说自己曾在温州做过多年的发廊妹，没赚到什么钱，便来了美国。我看她又管按摩又管理发，问她是否很辛苦，她不屑地拍拍我的肩膀，说：“哪里不辛苦？这边赚的可是美金，美死人的！”
　　在写这篇文章之前，有朋友向我们建议：“人心再冷漠，也请你笔下留情，好歹给我们点希望。”
　　于是，我们撇开了批判“民族性格”的中文媒体，转而关注美国的报道。美国人认为，此事并不足以说明华人群体一定冷漠，作为论据，他们挖出了一桩曾轰动全美的凶杀案。
　　1964年，一名美国妇女在自家门前被杀，案发时，左邻右舍曾有目睹，却无一人报警。事后调查发现，每个旁观者都认为别人会去报警，这样，救人的责任被均分了，致使人人觉得此事和自己无关。一个社会学术语因此被提出，以特指众目睽睽下的见死不救—旁观者效应。
　　对于法拉盛女孩的死，我们固然可以做相同的解释，但录像显示，案发现场无人旁观，却有十余位视而不见的路人。他们对身边的罪行，只投去惊鸿一瞥，便加快脚步，匆匆离开，那神态就像突逢街头火并，只顾躲闪，绝不围观。
　　比起所谓的旁观者效应，法拉盛案件暴露出的社会心态似乎更难揣测，或许，我们可以称其为—过路者效应。
　　中国女孩、墨西哥凶犯、街边路人，以及为了理发、解馋绕路而来的我们，对法拉盛而言，全是它的过客。法拉盛的魅力在于此，法拉盛的残酷也在于此，它就像黄河，裹挟了千万吨游移的细沙，唯有不舍昼夜地疯狂流动，才可掩盖混浊乖戾的面容。在这里，任何沉淀，都是负担。
　　对女孩的惨死，所有既定的社会学分析，都是徒劳的。相反，那名墨西哥凶犯在狱中接受采访时说的话，却令人过耳难忘：“我不记得自己攻击过她，这是残酷命运造成的。心理医生告诉我，当时我有可能攻击任何一位路人，不凑巧，我正好碰见了她……”
　　不凑巧？我宁愿相信，这是真的。
　　理完发已是中午，走在法拉盛街头，愈发难受。
　　早听人推荐过：“只要不怕脏不怕热，那里有全纽约最好的小吃。”
　　真佩服法拉盛人的想象力，竟能把小吃城封在地下。且不论通风消防，仅每日向地面搬运泔水，便是个浩大的工程。据说这里被卫生局年年查，年年警告，却年年依旧。对此，店家们早已习惯。他们将卫生罚款当做“保护费”，视美国政府为头号“流氓”。
　　扯来两把折叠凳，在一家兰州拉面摊前坐下。这里的拉面5美元一碗，牛腩、牛筋、海鲜、鱼丸任选。下锅，捞面，浇卤，用的是一次性饭盒、一次性筷子，唯独面条是千百次拉成的，吸进嘴里，根根不乱，颇有嚼头。
　　“冲您这手艺，生意该不错吧？”我抬头问店家。摇头电扇将他的额发吹起吹落。
　　“嗨，本小利薄，没钱赚。”想想，又说，“好在稳定。再不喜欢法拉盛，你也得来，图的就是个吃呗。”店家把抻好的面条扔进锅中，腾腾热气四溢而出。他压好锅盖，下意识地把手贴在空调风口上，冲我抱愧一笑，说：“还不如电扇好使呢。”
　　本来这里有中央空调，但因年久失修，送出的冷气远不敌聚拢的人气，于是家家自备电扇。至于空调为何不修，店家的解释是：再干几年就走了，费那事？我问打算去哪儿，他说还没想好，攒够钱就在美国定居，不够便回国，反正在这儿待够了。
　　出了地下小吃城，隔街有人卖烤肉串。我们要了几串羊肉的，等待间隙举起相机，正欲按快门，便听摊主一声大喊：“嘿！我这儿不兴这个！”
　　他是天津人，在纽约街头卖烤羊肉串有年头了，因味道正宗上过4次报纸，等第五次记者再来，他开始拒绝任何摄影采访。
　　“每次一上报纸，第二天卫生局就来，说你堵塞交通，乱扔垃圾，烟熏火燎，污染城市……一次罚款，我俩礼拜白干。卖个烤肉串不求出名，实实在在挣几年钱就走人了，谁也甭给我宣传，这儿不兴这个。”正说着，炭火将熄，他卖力一扇，瞬间腾起一团裹挟着肉香的青烟，随风飘去，笼罩着身旁的墨西哥餐车，那里，冷冷清清。
　　看他抢了墨西哥人的生意，有意问他知不知道一个月前，发生在中国人与墨西哥人之间的惨剧。转念一想，算了吧，表面上摩肩接踵，熙来攘往，其实谁会留意自己的前后左右呢？不是不想留意，而是没有时间留意，因为彼此都在想：就要走了……
　　在空间轴上，人们是法拉盛的匆匆过客；在时间轴上，又何尝不是呢？
　　准备收起相机，却被身旁一位老伯叫住，主动请求拍照。
　　十几年前，他在一家国企做机械维护，业余爱好摄影，如今的工作是在纽约街头散发小广告。
　　发广告每小时挣7美元，一天8小时，一周7天，他笑着跟我说，这样每月收入1600元，拿出300元吃饭，300元租房，剩下1000元寄回国。他说，这相当于国内半年的工资。
　　“没办法，儿子在澳大利亚读书，老婆下岗待业，全家都等着这点钱呢。”
　　他来美国5年了，从没回过家，因为身份不合法，一旦回国就很难再回来。说到这儿，他一遍遍质问我：“你说我来美国容易吗？为了混张旅游签证，我一个孤老头子先去日本，再去澳大利亚，绕了地球小半圈，才让美国人相信我要周游世界……”
　　“来美国的头几年，我把能做的都做了一遍：刷盘子，搞运输，送外卖……最后发现，就在法拉盛发传单最舒服。这里牛肉面5美元一碗，换在别处，我只能吃汉堡；这里不用说英文，换别处我得天天跟人家How are you。你说这里辛苦，刮风下雨日头晒，大马路上吸废气，没错，可换国内不一样？你说这里发传单看人脸色，可我伸伸胳膊就赚钱，换国内，别说伸伸胳膊，就算连命都搭进去，到了这把年纪，有谁稀罕你？”
　　正说着，背后一家店铺的门开了，一个中年女人探出头来，瞪他一眼，转而对我们说：“看他，天天在这儿吃苦受累，还说美国这好那好。”
　　“我苦不要紧啊，我儿子不苦就成喽。”说完，他也回头瞪那女人一眼，女人悻悻地回去了，他的脸上露出惨惨的笑容。
　　他摆摆手说，不聊了，这女人是他的老板，正盯着呢。也许是见到我们就像见到了自己的儿女，他又压低声音，叮嘱道：“注意安全，碰见黑人墨西哥人，绕着点走。前不久有个姑娘和老墨撞上了，仗着自己英语好，跟人争，结果呢？孩子，一定记住喽，在人家的地盘上，咱谁都不是！”
　　听完这句话，我们突然对女孩的死，有了新的领悟。
　　我们眼里的中国城，本是铺天盖地的汉语广告，是罗列街头的风味小吃，是旅途中不容错过的精彩一站，是通过这些，迎合心底那隐隐的呼唤：咱是中国人。然而在法拉盛人看来，这样的暗示并无意义。他们需要的不是记起“我来自哪里”，而是从此彻底放弃—放弃回家的念头，放弃固执的记忆，直到某天，连自己是谁都不再想起，却不忘相互告诫：记住喽，在这里，咱谁都不是。
　　当对自己的存在已经淡漠，又如何对别人的存在负责呢？
　　所以，在国内媒体对法拉盛华人口诛笔伐之际，我们想说，他们在成为看客之前，先是一群过客；他们在形成冷漠意识之前，先已丧失了意识；他们在发现有人需要拯救之前，先一步迷失了自己。与其苦苦追索本是同胞，为何见死不救，不如想想他们是谁，又在哪里。
　　我们临走时，身后只剩残阳。当一切暗淡下来，才发现在女孩遇难不远处的马路牙儿上，孤零零燃着一支蜡烛，上面还系着一朵纸花。多希望它是为女孩点燃的啊，可惜并无证据。我们蹲下来，守着它，一时竟不知所措。
　　蹲的时间久了，身旁的路人才稍稍投来异样的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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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去美国（十）】 法拉盛与华人移民
这个人不懒，但什么东西都没有留下~
摘要： 美国2010年度人口普查记录显示，法拉盛地区亚裔人口数量和比率已超过曼哈顿唐人街，成为全纽约亚裔聚集人口数量最多的区域。也就是说，法拉盛成为全球最大的唐人街
　　【财新网】（专栏作家 张志雄） 　　一 　　到了纽约，我们看天气预报，当地上半周天气晴朗，下半周有时有雨(后来证实很准确)。我们决定先去游览自由女神像等露天地带，最后在大都会博物馆躲雨。 　　自由女神像有两处让我印象深刻，一是法国人埃菲尔的才华；二是美国人对安全如临大敌。 　　我先前以为自由女神像只是法国雕塑家巴托尔迪的作品哩。到了女神像里面，才发现它还是当年高科技的杰作，法国工程师埃菲尔发明了一种可负荷88吨重的薄铜片(厚度2.37毫米，约为两枚美国分币的厚度)的铁架，使得雕像得以承受四面八方袭来的强风。按比尔·布莱森的说法：“要是没有巧夺天工的内部工程来支撑它，自由女神像不过是个1/10英寸厚的铜箔做成的空壳子。那大约是复活节巧克力兔子的厚度——那可是一只151英尺高的复活节兔子，要经受刮风、下雪、瓢泼大雨和海上浪花、金属热胀冷缩以及每天1000种大自然的其他无情侵袭。”(《趣味生活简史》)。我仔细看了里面的介绍，知道在埃菲尔之前，有建筑师想方设法解决这个难题，但先逝去了。不过，从旧方案看，很难想象它会成功。其实，埃菲尔的“悬墙建筑法”预示了摩天大楼的诞生，芝加哥早期的摩天大楼建设者很快独立发明了悬墙建筑法。可惜，埃菲尔的铁架藏在女神像的里面，无人识得庐山真面目，如果不是在几年后他为巴黎世博会建造了埃菲尔铁塔，恐怕也就默默无闻了。 　　我在十年前的巴黎游记里就说过对埃菲尔铁塔情有独钟。我第一次去巴黎之前，从没把埃菲尔铁塔放在眼里，觉得这么个铁家伙有何味道。游玩巴黎，总会见到埃菲尔铁塔的身影，我走近铁塔，发现它怎么会如此秀美，风姿绰约啊。我到里面细瞧，仍是觉得很精美。记得一次夜游塞纳河，我前面坐着一对中年男女，男的是巴黎人，女的可能是外国人，男的用英语介绍周边的夜景，游船驶近埃菲尔，那男人突然用一种情人似的口吻赞美它。我也颇受感动，觉得玉树临风的埃菲尔铁塔与巴黎人(不论男女)很般配。 　　法国人于1886年赠予美国人自由女神像，一般说法是为了庆祝美国独立100周年，也表达两国的同盟情谊。其实法国人主要的目的是借此嘲笑一下当时的拿破仑三世的专制而已，这才是法国人的风格吧。 　　我们参观自由女神像时，感到的是巨大的不自由。全面的安检有两道关，第一道安全门是从炮台公园登渡轮前，第二道是进入自由女神像内部前。保安检查得比飞机场严格多了，事无巨细，一不小心还会在安全门内喷出一股雾气，我儿子颇为紧张。这也能理解，当9·11事件发生的当口，世贸大厦的废墟冒着滚滚浓烟，烟雾稍稍散去，美国人发现对面的自由女神像完好无损，是多么激动啊。但很快就担忧它的安全性，自由女神像要比世贸大厦更有历史，更代表美国。世贸大厦没了，还有帝国大厦，自由女神像倒了，美国可真没戏了。所以即便是严密的保安，美国人还是不放心，一般的游客只能在平台高度的内部走走，往上参观就要预约了。如此麻烦，没多少人会去尝试。 　　在世贸大厦未倒塌前，我没来过美国，所以也不觉得纽约的风景线有何缺失，可我还是能感受到美国人尤其是纽约人的失落。我很少看电视，9·11发生的那一刻，我在无意中打开了凤凰卫视，见到了飞机冒着浓烟插在世贸大厦中间。一时间，我以为是在看一部恐怖片哩，后来觉得不像，没这么长时间的静止画面啊。接着，有人在大楼上呼喊往下跳，第一幢楼倒了，然后，另一幢楼也倒了，街上到处是惊恐万状的行人。如果朋友亲人在世贸大厦乃至美国，我也会担心他们安危的，很惨烈。某位中国文化学家曾为恐怖主义者辩护过，他举刺秦之类的古代刺客例子来说明他们被国家暴力逼迫而铤而走险。但我每次到飞机场，就发现现实比所谓的文化政治辩论强，尤其是带着孩子家庭一起出游时。我发现9·11事件让劫机与死亡划上了等号，过去恐怖主义者劫机，一般是为了达到某个目的而挟持乘客，目的达到了，乘客的人身安全还是有可能保障的。9·11事件后，乘客发现飞机本身成了攻击的武器，乘客不反抗也是死路一条，所以不如拼死一搏，就像9·11事件中的一架飞机，乘客与恐怖分子同归于尽。 　　很多人说过，9·11事件后，在美国坐飞机实在不方便，要提早许多时间应付检查。我有次安检，被保安叫住，神色很紧张严肃，后来似乎检查了我的指纹，才放行。我在中国出境遇到的则是另一个麻烦，2011年6月赴菲律宾旅游时，海关把我拦住，然后拿我身份证到另一个地方检查，我估计是另一个“张志雄”被限制出境了。2011年12月，我赴台湾时又被海关拦住，这次我不慌不忙，还对相关人员笑着说：“张志雄在全国太多，腐败分子在全国也太多了”。 　　美国的机场不仅安检繁冗，而且收费也不合理。我从洛杉矶到华盛顿，坐的是联合航空的飞机，行李箱在美国境内收托运费，第一个25美元，第二个是35美元，更多行李或超重都要收100美元以上。我们外出旅行总爱带一个超大的箱子，比两个小箱子方便，我们去过许多国家，从没遇到过麻烦。没想到在洛杉矶机场，因为这大箱子超重50磅，美联航要加收200美元。这也太夸张了，我们不得不在众人眼前把各种各样的行李移至其他箱内。我就没搞懂，一个大箱子与两个小箱子重量相同，若要收费，也得按比例来啊。 　　我开始还有一个迷惑，那就是9·11事件中的民航飞机撞击世贸大厦，恐怖分子哪来那么神奇的想象力？后来看《纽约老房子的故事》才知道，日上午9点49分，一架美国双引擎B-25轰炸机因遇上大雾，撞上了帝国大厦离街面913英尺的第79层，把墙面撞开了一个大洞，轰炸机的燃料箱爆炸引发火灾，幸运的是消防队员在40分钟内扑灭了大火。这次事故造成14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大楼被撞时，电梯失控，下滑了76层，但没有触底。帝国大厦“之所以能抗住这次撞击而没倒塌，是因为当初大楼设计时因无先例可循而极为谨慎，钢材的厚度是通常所用的10倍”。如果是波音客机撞击帝国大厦呢？ 　　中国因祸得福。2001年美国围堵中国之势已成，如果没有9·11事件，也许更多的人会在类似南海空战与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冲突中伤亡，中国21世纪头十年的高速发展也会成问题。 　　美国的恐怖袭击阴影一时难以消除。我年轻时喜欢的已逝美国作家约翰·厄普代克在2006年写了一本小说《恐怖分子》，除了厄普代克小说中惯有的男女偷情外，它描写了一位即将高中毕业的男孩马洛伊，母亲是爱尔兰人，父亲是埃及来的留学生(早在儿子三岁时便离家失踪)。马洛伊厌恶所谓的“美国梦”，反被伊斯兰阿訇的传道所吸引，当马洛伊成了一名卡车司机后，他驾驶着装满炸药的卡车准备在跨越哈德逊河底连接新泽西州与曼哈顿的林肯隧道内引爆。尽管最终化险为夷，厄普代克却指出了最恐惧的现实，恐怖分子未必来自于海外，极可能从内部生长，林肯隧道如何对美国卡车司机逐一安检？ 　　炮台公园的游轮可去的另一个景点是艾利斯岛移民博物馆，我原来没什么兴趣，刘立建议我们还是去一下，结果觉得确实有价值。 　　19世纪90年代以前，移民只要到达美国，在移民中心之类的处所注册一下就行。1891年美国成立联邦移民局，次年开始对纽约市的移民实行控制，在纽约港口外的艾利斯岛建立了移民所。大量的美国史书只叙述移民看见自由女神像后的激动与希望，却很少提及他们走上艾利斯岛的忐忑不安。从1892年至1954年，总共有1200多万人从艾利斯岛进入美国。美国建国后的10年里，每年只有约5000人移民美国，到20世纪初期，每天会有同样多的人到达艾利斯岛，最多的记录是日，有11747人，现在经由艾利斯岛进入美国的美国后裔已超过1亿人。来纽约的每艘船上的一、二等舱的乘客可迅速在船上办理入境手续，坐统舱的贫困移民却要排长队通过艾利斯岛的健康与法律检查。可悲的是，也与我们直觉不符，据艾利斯移民博物馆介绍，船运公司的盈利点并不在一、二等舱的VIP客户，而是众多坐统舱的移民。 　　我们也像当年的贫困移民登上艾利斯岛，通过一条通道，操不同语言的翻译向移民解释指令。然后，移民们先是坐在移民大厅里的椅子上等待，接着慢慢走上楼梯做各科检查，殊不知，这时早有医生暗暗观察这些移民的身体精神状况，如瘸腿和气喘等。一旦有疑点，便在他们身上用粉笔作出记号，如“L(残疾)”、“EC(眼疾)”、“H(心脏有问题)”和“X(怀疑精神不正常)”等字母。 　　当时，“沙眼”是一种可能导致失明的传染病，只要被查出，一律拒绝入境。上海现在已较少听见“沙眼”这种病，但在上世纪70年代，孩子游泳时经常担心害这种病。在1949年前，中国沙眼害病的人约为全国人口的50%以上，可见传染性之强。现在沙眼已不是让人谈虎色变的眼病，但在当年一定是很不容易治疗的。在博物馆的照片上，我们可以清晰地看见医生用钮扣钩检查女移民的眼睛。 　　一些毛病或症状则需要观察，患者被送入隔离房内进一步审查。 　　尽管被遣送回的人只占移民的2%，但对移民家庭而言，往往是生离死别。艾利斯岛移民博物馆的解说词很棒，有各种移民的原声回忆。检查官要在登记室里盘问每一位移民，包括姓名、原籍、职业、目的地以及随身携带的钱币数量等29个问题。一位俄国犹太移民提到移民管制，“我们对制服望而生畏，它使我们回想起我们正在逃离的俄国”。一位移民回忆老祖母因病被拉出队列，遣送回国，他们一家人再也没见到她。如果一个孩子得了“沙眼”，意味着必须有位家长要陪他回国，这是多么痛苦的事。要知道只有三分之一的移民定居纽约，其他人还要去别处谋生，全家人真不知道下次在哪里团圆。在被遣送回家的移民中，有3000人不堪屈辱与打击，选择了自杀。我想这个数据肯定不包括那些死于心碎的人。有位记者曾这么写道：“移民抵达纽约的当天，就像在人世间接受审判，看配不配进入天堂”。进不了天堂，有的人就直接下地狱。 　　上世纪20年代检查手续移交各个美领馆后，只有少数被羁押移民途经艾利斯岛。1939年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意大利和德国侨民也被拘留在艾利斯岛上。1954年后，艾利斯岛移民站关闭，一直到1990年，艾利斯岛移民博物馆才正式对外开放。博物馆放映一部30分钟的电影，从片名就知它还是比较写实的——“希望之岛，苦难之岛”。DK丛书排名纽约十佳，自由女神像是第四，艾利斯岛移民博物馆排第六。我以为从爱国主义教育的有效性评价，第六要超过第四，第四只是抽象的自由，而第六让每个移民或移民后代感到成为一个美国人是多么不容易的事，天子骄子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对于中国人而言，近30年来美领馆的签证长龙似乎是埃利斯岛的变相，特别是在21世纪之前，被拒签的人远远超过2%，当然中国人不必漂洋过海，然后再回来。可是被拒签的经历还是让绝大多数人无法释怀吧。我2011年春去美领馆时，旅游签证已无多大顾虑，可也要像埃利斯岛的移民那般排4个小时的队(时间真的很近似)面试，辛苦啊。 　　最近，我正在办理去英国的旅游签证，发现比去美国还要繁琐。英领馆像是中国税务总局派来调查的密探，详细询问我和妻子的职业收入、其他投资性收入、每月的各项开支，在英国旅游准备花多少钱，等等。真的，如果英领馆有中国的经济间谍，有产阶级的真实数据会被当局一网打尽，这可是政府都无法直接获得的信息啊。更麻烦的是，我们要亲自去英领馆，包括7岁的儿子。最好笑的是，我们去台湾自由行，需要一个大陆的保人，我填了自己姐姐的信息，但由于我随妈妈姓，姐姐随爸姓，台湾方面要求我们证明姐弟的关系。我跑了两个派出所，最终查到了30多年前的姐弟同处一室的档案，但那时我还随爸姓，没有改姓。警察要我继续到另一个派出所去，后来见身份证与档案的生日是一样的，也就开了证明。 　　二 　　尽管我熟读各种华尔街的描述，到了现场，还是为它的狭窄感到不适。中国建筑师梁雪在考察美国建筑的《三城记》中解释，这是由于华尔街街道两侧建筑物高耸，夹在高层建筑之间的街道被形容为“林间小路”，街道中的行人如同行走在峡谷中一般。“刚从地铁站中出来，感到街道的宽度和两侧建筑的高度之比已经不是1:1或1:2的比例，顺着街道向东望，眼前发亮的部分只是窄窄的一条，这时太阳刚刚升起不久，街道以南的建筑和街道基本处于阴影之中，更增加了几分幽深的气氛。从街道美学的角度看，当建筑的高度与街道的宽度相等时，街道的空间尺度比较理想，这种比例也是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街道的比例。当两侧建筑的高度超过街道宽度两倍时，高宽比接近意大利中世纪的城市街道，这种街道空间会使人感到沉闷和压抑。” 　　我走到华尔街与布罗德街的拐角处大名鼎鼎的摩根保证信托公司原址时，很难想象它与对面的纽约交易所的距离是如此之近。我多次看过华尔街23号所在的照片，也许是拍摄的角度，显得气派堂皇，门口也颇开阔。这让我想起上海的一些别墅区，每家人都把自己的势力范围扩张到极限，结果通道狭窄之至。我仔细地端详这座大门开在拐角对角线上低矮的意大利文艺复兴风格的建筑，回想历史上各种金融市场繁荣与动荡。我仍记得十几年前阅读罗恩·彻诺的《摩根财团》中记叙的日的大爆炸，当天刚过中午，一辆停在华尔街23号与街对面的美国检测所之间的马车突然爆炸，地面被炸出大坑，38人被炸死，300人受伤。炸弹的威力惊人，在半径达半英里的范围内，爆炸震破了附近建筑的窗户。“摩根财团众多的办公室遭受破坏最严重，内部千疮百孔，一片狼藉，到处是碎玻璃、东倒西歪的桌椅、散落的纸张以及一些被炸得七扭八歪的钢丝纱窗，这些纱窗是不久前公司刚刚装上的，好像是天意神授，它们无疑使办公室避免了更惨重的损坏。一名摩根雇员当场死亡，另一名因伤势过重第二天也死了，还有十几人伤势严重，朱尼厄斯·摩根(杰克的长子)当时正坐在一层靠近北边窗户的桌子旁，爆炸冲击波把他向前抛去，然后又被碎落的玻璃割破……另外一个年轻的摩根职员威廉·尤因被炸倒并昏迷过去，几分钟后他醒来时，发现自己的头插在一个废纸篓里”。据说，大楼在华尔街一侧的田纳西大理石上被炸出一行深深的麻窝，摩根银行也没有修复那些大理石，爆炸的痕迹仍然清晰可见。我特意观察了一番，分不清岁月的留痕与爆炸后的麻窝。类似9·11事件，此次爆炸给华尔街冲击巨大，“以后的几十年里，银行家总在问，爆炸发生的时候你在哪里？”拍案惊奇的是，爆炸当天，华尔街的股市仍以上涨收盘。 　　9·11事件让华尔街惊吓得不轻，纽交所东边的一段路中心被铁栏杆围死，禁止机动车通行，路中央有一辆警车，周围站着几个警察。纽交所的正立面覆盖着一面巨大的美国国旗，种种都透露出割裂与不合适的信息。 　　我很想走进华尔街与百老汇路交汇处的三一教堂，可两次路过，都因时间不够不能进去。三一教堂历史悠久，可追溯至1698年，现在的教堂是第三次重建的产物。直到19世纪70年代，三一教堂的尖顶一直是纽约的最高点和海上船只依赖的识别地标。不过，今天周围的建筑林立，视野很局促。我们绕着教堂的2.5英亩墓地走了一圈，难以想象里面安葬了1186位纽约人，包括死于决斗、对纽约和美国作出杰出贡献的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 　　每次我看到欧美闹市的一块一块墓地，就会联想中国完全不同的生死观。中国城镇的坟场一定要远离人居，尽管我们选坟址讲究风水，希望死者再帮活着的亲人几把忙。每逢清明，大家都要踏青扫墓，这也是亲人团聚的一种方式。除了这天外，我们一般都不会去墓地的。当然，老人会在家中放张死者的照片，平日供奉蔬果烧香，但这习俗也随时代远去。我不知道欧美人对待周围的墓地是何态度？墓地是离天堂最近的地方？至少对中国人而言是不可接受的事。我没有读到类似的介绍文章，只看到欧洲绘画中有把玩骷髅的，媒体上的讣文也写得很风趣，视死如生吧。中国的讣文则是严肃有余，像是在应付。 　　写到这里，我查了一下网络，发现又是王石敏感地认识到西方墓地的魅力，王石在视频里说，他到西方一定会去墓地，第一次让他眼界大开的是瑞典斯德哥尔摩郊区的一个公墓，它建于20世纪初，却被列入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王石当时很好奇，文化遗产一般要有相当长的历史，如长城、故宫或罗马角斗场。“我说一个埋死人的地方，还没有百年时间怎么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王石到了墓地才知道：“如果是埋在这里的话，你感到他们像在天堂旁边睡觉”，“如果你要离开世界，这是一个很让人向往的地方”。 　　王石的感觉是对的，这无疑与西方的天堂文化风俗有关(即便他们已不再有宗教信仰)。中国传统观念中是没有天堂的，个别人可以成佛成仙，尸解啊，涅槃啊，大众只能下地狱(阴间)，等待阎王爷审判。我们去阴间，小鬼不把你变成猪羊牛马，不让你下油锅火海，算是幸运的。我们死后变成鬼是没法子的事，死是恐怖阴森的，清明等传统民俗都是为了安抚鬼，不要让他们来人间搅局。我们远离坟场，远离麻烦。要让坟场墓地与人间住宅天天相处，相安无事，没有天堂信仰的我们是很困难的。其实，中国人去西方墓地，也是看名人者居多，与中国凭吊名人的墓地是一样的，与我们上面所说的生死观没啥关系。 　　在凤凰网上，我还看到一种说法：“欧洲的墓园运动可追溯至法国大革命，当时欧洲也是没有墓园、坟场的观念，逝者通常是葬在毗邻教堂的墓地。但在大革命中被处决的人数不胜数，教会又不欢迎死囚葬在教堂的范围内，最后唯有弃尸于巴黎市郊的乱葬岗。直至拿破仑时代来临，才正视乱葬岗有辱国体的问题，著名的华丽墓园拉雪兹神父公墓因而诞生，墓园内有绿树成荫的大道和巧夺天工的墓碑，成了维多利亚时代墓园的典范。” 　　对待墓地，我更像个传统的中国人，最多是在墓地外张望，不是很想进去。巴黎有名的拉雪兹神父公墓，我就不那么愿意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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