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批判性思维分析家长对孩子的寄语教育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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锐评:家长的教育智慧从哪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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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大多数家长都有望子成龙的迫切心理,想教育却又无能为力,甚至经常感到和孩子难以沟通。内尔诺丁斯在《批判性课程:学校应该教授哪些知识》在“为人父母”一节中指出:“无论是贫穷的还是富裕的家庭,家长都应该学习一些家教方法,尤其是经济贫困者和文化弱势者不应该以种种理由放弃和放松对孩子的教育。”具体说来,做一个智慧的家长,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努力:其一,多阅读。一方面,阅读家教书籍。很多人在中学或者大学毕业后很少阅读,也很少有机会获得传授育儿知识的书籍,不接触充满睿智的家教读物,就不可能获得家教的方法理念,家教知识缺乏也就成为必然现象。一般情况下,很多人育儿的方法只是照搬父母教育自己的方法或者借鉴别人的经验,这些经验往往良莠不齐,不可避免地走上一条错误的道路。另一方面,和孩子共同阅读。这种方式对于提高孩子的阅读能力、学习能力非常重要。从低年级开始,家长和孩子同读,孩子通常会兴味盎然。和孩子讨论书中人物的处境,为谈话打开一扇窗,训练孩子的思维,和孩子一起领悟做人的道理。其二,改变强势的教育方式。强硬的教育方式往往要求孩子无条件服从,不利于培养孩子的批判性思维。这样的孩子遇到突发情况时不知所措,有时会因为服从他人而做出荒唐的行为。强势教育应该让位于宽容的教育方式,和孩子建立起一种平等的关系。少说“不”,如“不能饮酒,不能偷看成人电影,不能和问题少年交往”等,当和孩子建立起信任关系以后,家长就会发觉强制教育是多余的,没有必要的。其三,和孩子一起制定家庭规则,期望家庭成员人人遵守,偶尔违反规则要进行讨论。如贪玩晚回家、忘做家务都要道歉和解释。这样做对于培养孩子的责任意识和规则意识极为重要,不至于以后走到学校目无纪律,走向社会肆无忌惮,目无法纪。其四,与孩子平等对话。杜威说:“民主不仅仅是一种政府形式;民主首先是一种相互联系的生活方式,是一种共同交流的体验方式。”父母和孩子平等的对话的重要性,无论怎么强调都不过分。对于孩子的观点,即使父母不赞成,但仍然要尊重孩子的想法,和孩子兴趣盎然地讨论。这样,孩子就会愿意听从家长合理的建议。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家长最好不要额外为孩子布置家庭作业。作业过多,孩子没时间阅读、思考、玩耍,不利于孩子的健康发展,也容易引起孩子反感,不利于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批判性课程:学校应该教授哪些知识》启示我们:智慧的家长教给孩子基本的人生道理,让孩子不做违背人性、违背道德、违背法律的事情,让孩子在未来不至于走上歪道、邪道;同样,智慧的家长陪孩子阅读,提高孩子的思维力,积累知识,提高孩子的学习能力;培养孩子的良好习惯,让孩子在竞争激烈的社会中占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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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其他账号登录:程平原:资本的幽灵与中国教育的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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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炽烈的择校竞争、课外辅导班、学生学习分数化,背后是资本化的逻辑。教育成为虚拟商品,分数成为硬通货。伊顿学园首席导师、南京大学哲学博士程平原教授穿透教育乱象,揭示其背后深层的机制。今日中国,教育市场已经成为市场潜力最大的赢利行业。而这似乎是中国教育市场化改革的一个“意外”后果。因为教育在人类历史上从来都不是商品,并不是为了出售而被创造出来的,它维系的是文明和文化本身的传承。对于教育,现代政府已经达成共识:教育属于非盈利的公共部门,教育提供的是公共产品。但是近二十年来随着我国教育领域全面开放给资本和市场,教育产业化最终确立了教育作为一种商品的基本属性。教育本身变成了商品,教育等同于商业,教育活动嵌入于资本运作之中。教育成为了资本再生产和积累资本的场所和手段。教育资本化的后果就是教育成了一种可以购买的商品,成了国民经济新的“经济增长点”。资本的力量和逻辑被引入了人民生活的腹地。在这种教育资本化逻辑推动下,教育从公共产品逐渐转换为“虚拟商品”,先天淘汰了社会底层,加剧了社会不平等。被公认为是“消灭贫困最有效手段”的教育在中国已经逐渐沦为贫困的“固化剂”和“制造机”。教育政策和市场联合推动下出现的越来越严重的择校问题、课外辅导班问题,也给中国的家庭和个人带来了越来越深远的影响。看似公平的资源争夺战,中国家庭卷入无尽的投入之门随着教育资本化进程的加剧,今天中国中小学生的教育投入已经处于白炽化状态。这场资源争夺战表面看起来很公平,资本面前人人平等,似乎只要你投入,你的孩子就有希望。这种“平等”和“希望”的幻觉把所有家庭卷入进来,从而给资本通过教育掏空中国家庭开辟了一个战场。这种中国家庭的教育投入,背后实际上是不平等的教育体制与资本合力产生的全面卷入机制。这两股力量合力将中国家庭推向了无尽的投入之门。家长普遍的不安全感和从众心态迫使其不断寻求优质教育资源,从而强化了择校和应试教育机制。我们的调查显示,面对当下中国的教育体制,中国大多数家长正无可奈何地忍受着“被压迫者的命运”,甘愿或不甘愿地在分数至上的指挥棒下推进着孩子的教育。为了孩子能追逐到有限的名校资源,在残酷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家长们背负了极大的压力。受访家长中有72%罹患了不同程度的“分数忧虑症”:害怕孩子成绩会落后,害怕孩子比赛拿不到一等奖,担忧孩子写作业太慢,担忧孩子总是爱玩……在中国家长的内心深处:一方面对孩子本能的爱要求其给予孩子爱、关心和温情,为孩子提供道德和伦理方面的指导,保护孩子不受身体和感情上的伤害;另一方面,唯恐孩子“输掉战争”的恐惧让家长无法解脱,以致其无法应对“父母本能之爱”的要求。这种两难困境使处在教育优质资源争夺战中的家长们困惑、迷惘、焦虑、纠结,在备受煎熬中期待着制度的改革。分数被赋予货币流通的性质,教育全面异化为“分数生产”凭着好的分数上好初中、好高中、好大学,自建国以后皆然。但在资本没有渗透到教育领域之前,只有学校是生产分数的“工厂”,家庭没有“类工厂”化,而辅导班这一分数“工厂”更是无法蓬勃发展。随着教育资本化的推进,教育成为虚拟商品,分数由此被赋予了货币流通的性质,取得了教育领域中的强权地位,教育全面异化为分数生产。与此同时,在素质教育的旗帜下,学生仅通过在学校学习无法获得进入好学校所需要的分数和证书。因为学校设立的分数生产指标不高,然而验收的时候却要求“超额量”,这个“超额量”到底超到什么地步,要看整体学生的分数生产情况。仅靠学校分数产量无法达到“超额量”的要求,家庭开始“类工厂”化,课外辅导班强势登场。根据调查问卷我们发现,为了取得“超额量”,学生一般奔波在三个“工厂”:校办“工厂”(学校)—校外“工厂”(辅导班)—家庭“工厂”。为了在激烈的分数竞赛中取得“超额量”,中国中小学生进入了“快教育”模式:(1)快人一步,超前学习;(2)重复训练,快速高效。正如资本家通过延长工人工作时间来生产绝对剩余价值,通过提高劳动效率来压榨相对剩余价值一样,快教育模式的本质不过是通过延长学习时间和提高学习效率让学生生产“差额”分数:差额分数量=超额需要量—学生在学校生产的分数量差额分数量是个变数,并且永远是个正数,因为超额需要量在父母那里是个希望值,在学校那里则是一个“优胜劣汰”的淘汰值,所以超额需要量永远大于学生在学校生产的分数。既然教育成了虚拟商品,分数成了硬通货,它就必然服从经济规律。货币发行量增大会导致货币贬值,物价上涨,引起通货膨胀。同样,人均辅导班增量,也必然会导致分数膨胀,考试难度增强。这对大部分中小学生造成了压力。调查发现,没感受过学习压力的中小学生不超过24%,只有29.5%的受访学生经常觉得学习快乐,34%的受访学生从没有感受到或只是偶尔感受到学习快乐,18.5%的学生厌倦学习,至少69%的学生觉得自己不过是个学习机器。58%的孩子做过与学习相关的噩梦。34%的孩子经常害怕考试,77%的孩子盼望过不再有考试。至少70%的中小学生因长期学习压力情绪低落。中小学生自杀案例在全国各地逐年增多。异化为分数生产的教育间接摧毁了学生个体人格的完整性,剥夺了学生质疑、判断和批判性思维的能力、将学生身体囚禁在分数生产线上。无论是社会还是家庭都急需将中小学生从学习异化的奴役中解放出来,从超长的劳动时间中拯救出来,解放中小学生就是解放家庭和社会。突破体制的“微改变&,探寻 “自我救赎”之路教育资本化最终导致教育恐慌症在中国弥漫:从没有哪一个时代的家长这么怕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也从没有哪一个时代,几乎所有家长都对孩子有这么高的期待。家庭的教育投入已盛世空前,学生的学习压力越来越大。一批有条件的家长选择“走为上”—送孩子出国读书。《国际人才蓝皮书:中国留学发展报告》显示,自2008年开始,我国出国留学人数保持在20%左右的年增长速度,2011年达到史上最大规模,人数达33.97万人。目前中国出国留学人数已占全球总数的14%,位居世界第一。有九成的留学生出国依靠自费,大众化、低龄化成为中国留学生的突出特点。也有一些家庭开始探寻“自我救赎”之路。北京、上海、广东等地近年来出现越来越多的学生家庭教育案例:“采用美国家庭教育体系,对接美国高等教育”、“回归传统,读四书五经”……杨东平教授在谈到这种现象时说:“近年来我国教育生活中正在出现的一个新变化是超越单纯批判、抱怨、等待的状态,走向个人力所难及的‘微改变’,‘行动改变生存’正在成为一种公众选择。他们或者用脚投票,逃离应试教育,或者‘在家上学’,自行举办教育,基层政府和学校自下而上的改革探索,基于网络的社会化和个性化学习实践,都在丰富我们对教育变革的动力机制的认知。”如果我们把家长们“用脚投票”,逃离应试教育的举动看成一种对教育改革的呼声,那么这种意义上的“微改变”将在何种程度上倒逼改革,值得教育界深思。实际上,无论何种对现有应试教育状况的逃离,都源于学生和家长们对自身教育处境的担忧。根据我们的调查,当前中国式的在家上学具有双重特征:一面渴望“回归教育真道”—培养完善的人;一面探寻在应试教育中“出奇制胜”—最高效培养成功者。将学校的教室、家庭的教室、辅导班的教室结合,营造一间“个性化的教室”,目标是让孩子快乐高效地学习。既保持孩子的潜力和灵活性,又能迅速在当前教育体制中获胜,是目前国内在家上学的主流模式,然而这种在最高效培养精英的动力下的转变从根本上说并不是对教育本质目标的回归,而是家长教育功利化目标下的一种战略和博弈。中国教育的悲剧就本质而言根源在于每个家长都想自己孩子赢,认同了教育功利化的目标,而背离了教育的根本目的。197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1-131号决议《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指出:现代世界教育的最终目的是一致的,这些目的就是:(1)走向科学的人道主义;(2)培养创造性;(3)培养承担社会义务的态度;(4)培养完善的人。要使我国的教育真实回归其本质目标需要从两个方面取得突破:一是突破国家功利化的教育目标;二是突破家庭功利化的教育目标。面对资本的幽灵与教育的恐慌,中国家长不应被动等待教育体制的改变,而应用“行动改变生存”。即使在国家功利化的教育目标下,只要家长愿意放弃他们的自私自利,认识到“教育不仅仅是为了自己孩子的一份好前途”, 认识到“教育的目的是全人类的幸福”,中国的教育才会出现新的方向。原标题:教育回归本质目标 需突破资本化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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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真的是全球领先吗?
看点 近日,《纽约时报》载文指出,中国大学新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优于其美国和俄罗斯同学,但两三年后这种优势便消失殆尽。事实果真如此吗?为此,外滩君采访了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的董毓博士。他认为该报道与很多人的观察不尽相符,要了解真相必须先了解该研究报告的测量方式。而论及影响孩子批判性思维的因素,他认为社会、特别是知识分子生活于其中的文化教育传统,最为重要。文 | 马用雷 编辑 | 闻琛八月初,一篇纽约时报关于中国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的研究(见下图)引起热议。但外滩君看到这则消息后的第一反应是,“怎么会呢?中国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及其背后的应试教育,不是一直被国外媒体所诟病吗?怎么突然又受到褒奖了?”为了一解内心的疑惑,探出背后可能的真相,外滩君专访了刚从加拿大飞回上海参加国内批判性思维相关会议的董毓博士。在加拿大求学期间,董毓师从麦克马斯特(McMaster)大学批判性思维领域的知名教授希契柯克(David Hitchcock), 从1989年起一边求学一边当助教,1993年毕业,曾教授逻辑学、批判性思维、科学方法、知识理论和分析推理等课程。他长期关注和研究逻辑学、科学方法论和批判性思维等领域。2008年起,和华中科技大学启明学院刘玉教授一起策划并进行了华中科大“点团队”种子班的批判性思维教育课程项目,并担任客座教授。学生对课程反馈很好,受益良多,多年来华中科大的批判性思维教育一直走在全国前列。那么,既有北美教育经验、又对国内批判性思维教学实践有相当了解的董毓博士是如何看待这则报道的?他又有哪些切合中国家长和孩子的批判性思维培养建议?B= 外滩教育 D= 董毓B:在您加拿大的教学经历中,相比中国留学生,国外孩子给您留下了什么印象?D:根据我以前的教学了解,一般来说西方大学的任务还是很重的,大学生们阅读量很大。但同时,学生的天性还是贪玩的,一般还是能应付就应付,有时间就去酒吧。所以,你可以经常看到和普通西方大学生比,那时的中国留学生更规规矩矩做作业,尽量完成课程要求,很努力,所以他们的分数比一般西方大学生不差。不过,区别在全班最好的5-10%那一层上,都是西方学生,自立自信,思考能力强,常有独到见解,提出的问题也很有新意,且有分析有论证,一副训练有素的样子。我那时接触的中国学生没有这些素质。所以,我们自己私下也说,最优秀的,还是西方白人的孩子。B:您在华中科大试水的批判性思维教育的实验项目是怎样的?与西方相比如何?D:这是一个有篇幅的故事,简略地说,它是针对中国缺乏高科技领军人才这个缺口的教育而应运而生的。从2008年开始,在华中科大启明学院副院长刘玉教授领导下,一起策划了这个项目,并对她的“点团队”种子班进行尝试性教学。课程主要面向理工生,采取小班教学(20-40人)的形式,并且结合国外学理和中国实践的教材,以培养学生探究和创新为目标,采用问题导向的批判性思维教学法。就这一点而言,这次批判性思维实验教学的范围、对象、目标等等都有明确的针对性。其实从批判性思维教育在西方的发展历程来看,可以一直追溯到苏格拉底以问题为引导的“产婆术”,而后在美国以杜威为代表的进步主义教育运动中开始首次明确提出批判性思维这个概念,被称为“反思性思维”,强调的就是在深入反思我们思想的根据之前,要谨慎断言。这套侧重理性、反思性的研究方法,本身就一直是西方科学的研究方法。在这样有意识地总结出来之后,就天然地与后来美国大力发展科学教育的目标结合起来,从而一直发展完善至今。所以在北美,批判性思维是一种关乎学术探索、实证、判断能力的教育,贯穿于他们教育过程的始终。不仅仅是大学,在中小学的阅读、写作、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等各个学科中都有全面的融入。比如项目式学习(project-based learning),就强调学生常规学科学习之外,要有能力独立承担或小组合作进行项目研究,从学会观察、搜集资料、讨论表达、提出问题,再确定研究课题等,一整套的过程都需要系统培养和指导。正是在前面基础教育领域的不断强化,到了大学,才会再针对性地进行一些批判性思维技能方面的专门学习,向更加深入的科学研究领域进军。而不像中国这样,基础教育的素质教育与大学要求之间明显是脱节的,这也就能验证了为什么西方大学中那些最优秀的学生还是西方的孩子居多。B:您觉得国内孩子批判性思维的主要缺陷是什么?D:批判性思维是一种理性思维能力,同时也是一种理智品德,它需要德育和智育同时进行。对国内的孩子而言,理性和开放的习性和能力都是弱项;在能力上,分析和推理等思维能力都缺乏训练。其中的突出部分,可见2011 和2012 年杜克大学关于中国SAT年度报告。报告说,他们的调查显示中国学生最大的问题是出现在“比较和评价论点”这类题型中,因为这类题目需要学生剥离表象去探求文章的“前提假设”,同时对比不同作者的观点。这也成为中国学生“最大的软肋”。这和我们的观察一致,我们的教材也在这方面有专门突出的训练。这两方面反映的深度分析和开放思维能力的缺乏,正是中国学生缺乏创新能力的来源。B:理科生和文科生在批判性思维上的表现有哪些差异?一个孩子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好坏可能与哪些因素有关?D:理科学生的理性思维能力要相对好一些,上面说的深度分析和开放思维能力和西方优秀学生比,依然是缺乏。但比文科学生好些,因为学科训练毕竟要注意实践和科学推理,不能说空话大话,不能模糊来写科学文章发表。文科学生,目前来说,理性的意识严重不足,大量的学生本能地坚信抒情比论证更可信,骂人比说理更有力。影响一个孩子批判性思维能力好坏的因素,是个大问题,如果具体聚焦在理性能力上,社会、特别是知识分子生活于其中的文化教育传统,是孩子们成长的一大环境。它的非理性,培养孩子的非理性。所以,在中国培养批判性思维能力,说容易做难。B:您觉得国内教育在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方面存在着哪些主要的误区?主要差在哪里?D:简单地说,和上面的回答相关,落后是全面的,从批判性思维的精神到学术的能力,都缺乏。但首要的问题是缺乏批判性思维的精神。人说态度决定一切,如果讲理,那么即使讲得不好,也有办法提高。问题是许多人学了些许名词和技巧,却没有相应的谦虚和谨慎的习性。如果学习批判性思维就是学技巧,特别是学批判别人占上风的技巧,学用一些逻辑词句来将论证对手弄晕,这不是学批判性思维。我们不能一方面在讲台或论坛上宣讲理性、反思、公正、开放,一方面把自己树立成一个独断、自大、偏见、情绪化、大批判、封闭的榜样。我们的批判性思维的教师不能这样言传身教。这是打击批判性思维教育。还有,我们不能一方面说自己是教批判性思维,但实际上也是千方百计给学生灌输自己喜欢的“正义”观。西方的批判性思维教师在采用现实例子来教学时,是来教分析和观点比较的方法,而不是借此灌输老师自己赞同的立场。如果我们的老师自己都做不到这一点,这本身就是大问题。中国的批判性思维教育有漫长路要走,现在的现象是不足和滥用共存。两者都使我们忧虑。如果教批判性思维的老师并不具备批判性思维,学生会是什么样?所以我们特别强调要进行教师培训,虽然它不能迅速解决教师的个人习性问题,但至少让人意识到上述的做法不是反思和理性的批判性思维。不管是老师还是学生,批判性思维的培养首先是向内的,反求诸己的,重在克服自己内心的心理和认知障碍,切忌从情感出发,以为“我喜欢的就一定是真的”。因此,往往一个偏见比无知让我们离真相更远,阻碍了我们看到自己之外的那些东西。B:为了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我们的基础教育又该如何应对和衔接?您有什么建议?D:从上面可以看到,对基础教育的期望,是培育人,并且品德为上,技能次之。而且我们说批判性思维的核心其实就在于会不会反思,多想一步,凡事讲理由,而不是很快地断言这个或那个结论。所以判断一个学生有没有批判性思维的标准,是在于他每次遇到问题有没有多面的思考,而不在于答案究竟正确与否,这不是最关键的。要知道,批判性思维,首先批判的是自己,而不是别人。批判性思维要培养的品德,根本的是谦虚、好学、求实、自立、友善、进取。有了这些,技能其实包括于其中。因为好学的人自己就可以学习到这样或那样的技能。所以在批判性思维教育范围内,我们不要求基础教育教很多技巧,而是打下学生讲理、实证、探究和合作的体质和习性。至于比较高阶的思维技能,可以放一步,教多少算多少,到大学里再系统强化训练一些学术研究的技能。当然,除了做批判性思维的模范,基础教育的教师自己需要比学生更了解技能,更有积累。这就是我们说的基础教育的教师非常需要有大学课程水平的批判性思维培训。他们即使不教那种层次的内容,也要了解和理解,弄通了的东西才能深入浅出地教好,并衔接好。现在高考作文在向测试学生思维素质的方向发展,这很好,但给作文打分的老师就需要系统的批判性思维的培训,这样才能衡量什么样的作文是真正的好论述文。根据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况,我们感觉到,基础教师的批判性思维培训,亟待跟上。B:根据您的经验,对于纽约时报的那则新闻报道,您是怎么看的吗?为什么?D:这个报道与我们的观察经验十分不同,就是说它挑战了我们通过长期、广泛观察和各种调查形成的印象。当然这不等于它就是错误的。至少在仔细了解它的测量和评估方法之前,不能下定论。不过,根据现有知识和对报道展现的有限信息的解读,确实有很多疑问。一般地说,中国理工学生大学入学时的理工知识比西方学生高,这不是新闻。但说他们的批判性思维能力也比西方和俄罗斯学生高两三年确实是,用报道自己的话说也是“unexpected finding”和“astounding”。它说这个测试的批判性思维技能包括“识别假设,测验假说和找出变量之间的关系”。初步感觉这些是和理工学科知识比较密切的内容(测试针对中国的11个大学的2700个计算机科学和工程学生的考试),虽然批判性思维包括这样的技能,但是其他比如和论证、判断和发展相关的大量技能项目都没有提。中国某些学生在批判性思维包含的技能中的某几项不错,不代表他们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强。而且,“找出变量之间的关系”这个能力十分宽泛和模糊,不能确定,也并不一般性地被认为是批判性思维技能(恩尼斯等的技能定义中不包括它)。所以测量这个技能,不被行内人士认为是测量批判性思维。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斯坦福的研究是如何测量报道列出的那几项技能的,它采用什么样的题来反映对这些技能的测量,如何判断的等等,这些是批判性思维教育中“测量什么”、“如何测量”的大问题。前面说过,杜克大学关于中国SAT年度报告中提到中国学生最大的一个问题正是在探求文章的“前提假设”上。杜克大学测试用的是SAT,比较成熟有根据;斯坦福的这个研究到底是怎么测试“识别假设”的,需要了解。报道中提到这些中国大学新生的批判性思维技能到了两、三年后没有发展,其他国家学生与之距离缩小,这也给人疑惑,到底测试的是什么样的批判性思维技能,它们有怎样先进和落后的分别?一个人的分析论证的能力,在不同学科中,依据知识的熟悉程度,会表现出不同的熟练程度。而这样的测量如何测量出一致的、脱离学科内容的高级低级的差别?这些都是问题。该报道主要想批判中国大学缺乏批判性思维教育,这一点我们当然不否认。但是,这不能证明中国基础教育中批判性思维教育就很好。据我们所知,中国中小学中开设批判性思维课程的比大学还少,屈指可数。而且,很多关于留学生的报道一致指出,中国学生在西方大学中缺乏批判性思维能力的表现一样很明显。去年报道中国学生在澳大利亚大学批判性思维课程上大比例挂科,今年报道美国教授说“他们几乎不知道怎样去分析,很难完成分析思考和写作的基本要求”。这些都和我个人的经历和观感一致。所以,一些媒体用这样的标题来转载原报道:“中国学生批判思维领先美国三年!”、“中国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在全球名列前茅”、“美报告:中国学生批判思维能力最强”,那更是匆忙论断和误导。B:请您最后就国内家长和孩子培养批判性思维给出一些实际的建议,并推荐一些书籍。D:目前翻译的批判性思维入门书籍很多,保罗的是比较热的,就是因为通俗,读一下它肯定是有好处的,特别了解自我反思和理性的根本性。进一步阅读的话,马克·巴特斯比和莎伦·白琳的《权衡:批判性思维之探究途径》和布鲁克·摩尔的《批判性思维:带你走出思维的误区》也很好。要知道,系统深入的分析不是每件事都需要的,要了解批判性思维的范围和限度。凡是遇到问题和分歧,应该先多向自己提问:“这个问题到底说的是什么?”“关于这个问题的信息真不真,全不全?技巧、知识是一方面,但从上面我们谈的内容你可以推测,我们不以这方面的数量为绝对的衡量标准。批判性思维教学讲究深度比广度更重要,深度是指真正懂,这表现在会用上。其实学术研究的基本技能,开始主要就是收集、判别信息,识别论证的前提的可靠性,推理,寻找反例,发展新的解释和论证,综合平衡等。这些方面的学习,可以逐渐提高。而首要的,是上面说的,做批判性思维精神的模范,在课堂上实践求真、反思、公正、开放的原则。对家长来说,了解要理性和反思,就不错,重要的是在对孩子的教育中身体力行,就是上面说的,鼓励孩子谦虚、好学、求实、自立、友善、进取。这样的孩子,是健康健全的现代人,能自我学习和自主发展,不必担心他们一时的分数或者升学或者未来的生活。“批判性思维”相关阅读中国学生并非天生缺乏批判性思维,问题出在学习方式上!上了批判性思维课,缘何就能提升高考语文成绩让孩子更聪明:8个阅读小技巧提升批判性思维!点击关键字阅读外滩教育2000+篇优质文章探校录|少年书房|家长课|数学思想学英语|大考场|美高党|国际课程小留学生日记|批判性思维钢琴课|酷老师|写作课|牛娃录|排行榜喜欢就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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