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春秋368年值得特别研究？ - 简书
为什么春秋368年值得特别研究？
写书的初心
我读史有30多年，确实对春秋史一直有些心结：
第一，大部分断代史著作，将春秋战国并列，而且看其内容，总是战国史多于春秋史。比如《易中天中国史：从春秋到战国》。这样的春秋史只能变成五霸轮替的连续剧，粗线条。
第二，通史类著作留给春秋的篇幅就更少，如葛兆光《统一与分裂》，张宏杰《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等有一定影响的著作，涉及春秋的部分都很少。
第三，对于春秋史，很多历史著作都几乎是一笔带过，观点陈陈相因，什么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贵族社会解体（何怀宏）、王纲解纽、礼崩乐坏、陪臣执国命，等等。眼里没有真实的历史：空间、人群、生活、精神、情感等。只有五霸轮替、帝王将相。
在过去30年里，凡是有涉及春秋的新著作，我都会买来读，也不知读了多少本，但感觉好的春秋史著作，不多。最近10年兴起的“网络历史小说热”——不是指那些历史穿越小说，而是指在网络上崛起，部分进入出版、部分进入百家讲坛的那部分读史作品，比如《贾志刚说春秋》。从2010年在电子书上读到这部作品，几乎要被时间淹没的春秋情结，被一幕幕翻了出来。
贾先生的著作，语言生动，用词精妙，不仅擅长用现代语词解释春秋事件，比如联合国军、南联盟解释春秋结盟与争霸，而且思想开阔、点评深刻，比如对周公旦、管子历史贡献的评价，都显示了非凡的学识、眼界。能将春秋史以小说的笔法写出历史的味道，《贾志刚说春秋》与《大秦帝国》一样，都是巨大而卓有成就的创作。
确实，在过去20年里，《大秦帝国》、《贾志刚说春秋》堪称两本非常优秀、有启发、且有深度的历史著作。我推荐各位阅读。在京东阅读上可以购买电子版，比较便宜方便。
我对于春秋这段历史的兴趣来自35年前，父亲就着《上下五千年》跟我讨论烽火戏诸侯、齐桓公的惨死、苏秦“富贵则亲戚畏惧，贫贱则父母不顾”等历史故事，至于战国七雄、诸子百家这类“闲书”更是囫囵吞枣。
春秋这段历史，被淹没在战国诸子、七雄争霸、大秦统一等宏大、光辉的光环之下太久，只留下春秋五霸的粗线条记忆，这是不够的。过于关注王朝更迭、尤其是倒退及偏颇的“儒家春秋观”（春秋无义战、礼崩乐坏等），忽略了春秋的进步意义、春秋时代美德自然流露、才情自由勃发的人性闪耀时刻。
这里我可以简单声明一下，我个人的判断，孔子或儒家所不喜欢的春秋的礼崩乐坏观念，我并不完全同意。我认为春秋时代是进步的、进化的。不是一团漆黑。
春秋史留给我深刻的映象，或者说是疑问：为什么在2700多年前，中国已经发生那么多匪夷所思的事情，有那么多对人世精辟的洞察与思想，以至于从秦汉到现代历史，总觉得发生的事都有春秋时代的影子。
于是，从2015年8月份起，我开始萌生写一点春秋史的想法，这个人性密码群就是当时建立的，当时有30多人。
我就一边重新阅读春秋史著作，一边整理我的思考，一边发到群里、朋友圈与大家交流。我现在记忆力不是太好，杂事太多，不是专职专心写作，所以写着写着就开始越来越多地重新购买、阅读（因为我的书大部分在合肥家里，常驻上海，很多书都要重新购买）春秋相关著作，确保做到没有“硬伤”：也就是所有谈的内容都必须有出处，且资料的真实性经过比较考证。
这样写着写着就慢下来了，尤其是最近半年眼睛非常疲劳，都影响了进度。好在到过年前，终于把本书81篇（计划）框架及主体内容确定了下来。其中已经完成的有60多篇。那么，书名叫《每个中国人身上的春秋基因》，副广告语是：从春秋368年，解开2785年人性密码。这就是本群群名的由来。
《每个中国人身上的春秋基因》
首先，解释一下368年这个时间。
春秋的起点是前770年周平王东迁，终点略有分歧:最远的到前403年，三家分晋被周王册封，共368年（分晋时间还有前438、453年）；吕思勉以孔子卒（前479年）为止；葛兆光《统一与分裂》以前475年（周元王即位）为分界，目前大陆历史春秋战国断代以295年为主流。
然前473年越国灭，战国七雄里没有吴越两国，吴越并入楚国。因此，以三家分晋为分界的接受者益多。
三家分晋有两个时间点，一是赵韩魏三家灭智氏的前453年，《资治通鉴》以此事件为开篇；另一是三家被周威烈王封为侯国的前403年，台湾版《中国历代战争史》以此为春秋战国分界点，春秋总历时368年来源于此。
三家分晋的最后时间是前376年，废晋静公，瓜分晋公室剩余土地，晋国连虚名亦荡然无存。
所以，春秋史，就是指前770年至前403年这段历史。关于时间起止，大家先有一个基本概念。
第二，说春秋的空间范围。
大家先看这张春秋地图，春秋历史的空间范围（不包含所谓夷狄），大致在今天河南、山东、江苏、湖南、河北、山西、浙江、陕西这一代。包括湖南、川渝等。
上面这张是秦并六国、设郡县后的中国地图。
这一张是战国中期地图。
简单的三张不同历史时期地图，可以看到，春秋时代的特点是小国林立。这就是要谈春秋时代的第三点：诸侯国。
进入春秋时代，诸侯国有124家（也有说154家）的，也就是有124个国家。这些国家大部分出自姬姓、姜姓。楚国给自己也按上姬姓源头。例外的是宋国，是殷商后裔。所以，宋国地位很高，但与周围国家都不是同宗。宋国人经常被春秋诸国讽刺，其实是因为周人与殷人文化的差异。到现在也是如此——河南人得罪谁了嘛？春秋时代就得罪了诸侯国，不是自今天开始哦。
所以，春秋时代，诸侯之间互相通婚，都是亲上加亲。春秋时代的很多历史，要看到这个基本背景。比如重耳为什么流亡19年还能回晋国执政，这种远远近近的亲戚关系是主要原因。春秋以后，重耳这类事情就很少发生了。
春秋时代是中华民族、中华文明最大规模、最大范围、多层面的融合、创造、形成的过程。说春秋时代有今天中国人的人性基因，因为今天中国人在地域、姓氏上，基本都源于春秋时代。
但是，我并不想把《春秋基因》写成一部借古喻今的著作。我逐步梳理、整理、归纳，把我对春秋史的思考整理如下：
春秋显然比春秋五霸的故事更丰富、更多彩、令人惊叹不已！更不要说，我们对于春秋还可以探索更有意义的话题：
强国与弱国的根源是什么？
文化与文明的地方差异是如何形成的？
领导与叛逆、忠诚与野心、智慧与阴谋如何改变一国、一族、一人的命运？
究竟是哪些历史条件下，让人性的崇高与卑劣见之于行为？
春秋时代君子与小人的真实故事带给后人哪些教训？
或者说，从春秋时代真实发生的那些高尚与卑鄙的事件与人物身上，能看到那些2700年多之后，依然可以见之于当今社会的人性特征？
这是我的一点愿望，或者是读史应该有的一点意义：春秋是华夏文明真正繁殖、成长的阶段，那里有中国人最初的人性基因。今天中国人的人性未必是春秋基因的影子，但春秋基因一定是中国人的人性母本。
人性在历史的洪流里，究竟是在进化，还是在退化？究竟是会变，还是没有变？后人能不能通过对历史人性的认知，思考改进人性及人性生存的土壤呢？
《每个中国人身上的春秋基因》这本书，希望透过真实的春秋历史，观照那个时代中国人的人性特点，看到人性里的黑暗与光明，卑劣与高尚，在春秋时代曾经有过如何表现，借以提供一面镜子，看一看春秋时代的人性基因与今天的中国人有什么关系。
这个视野里的春秋，顿时有了一番新天地、新景象。
春秋368年（前770年—前403年，注1），不仅有耳熟能详的郑伯克段、齐桓晋文楚庄宋桓越王勾践，有曹刿论战、孙武斩妃、伍子胥鞭尸、赵氏孤儿，有周游列国的孔子、千里救国的墨翟、骑牛出关的老聃。
还有更多不太著名却一样有意义的人物、事件：鲁隐公之死、鲁庄公之死、孔子先祖孔父嘉之死、骊姬乱晋、舍身救兄的公子寿（宣姜子）、爱鹤亡国的卫懿公、弑君的公子州吁、南宫长万、里克、五朝元老祭仲、柱国之臣吕省、家无积蓄的首相楚令尹叔孙敖、子元，改变春秋热点的巫臣，春秋第一圣展禽（即柳下惠）、春秋第一盗展雄（盗跖、展禽之弟）。
还有那些不可不说的美女：春秋第一美女庄姜、第一位女“性神”夏姬、第一爱国女诗人许穆夫人、救了1000年后大诗人王维一命的息妫(息夫人)、神预言的女人职姜（叔向母亲）、笙箫和鸣的弄玉（秦穆公女）。 更不可不提的那些智者：为郑国做建国战略规划的史伯、秉笔直书的董狐、不惧杀戮的齐史官三兄弟及南史氏。
大家可以看看，上面的春秋故事里，有多少是你知道的，就可以测试你的“春秋知识数值”。
这还不过30多个人物。还有50多个没有列上去，但也同样有趣、有意思、有意义。这样的春秋，不应该被后人忘记！
大家看看西方拿着一个希腊罗马写了多少著作？希腊罗马变成的文明的朝圣地，难道中国不应该是吗？中国历史的空间、时间、故事，比希腊罗马的丰富的多。
历史虽然是“死”的，可是并不宁静。围绕历史特别是价值判断的历史观的分歧，比现实更诡异复杂。
本书不是重复一遍春秋时代的历史故事。实际上，历史的故事，尤其是过于详细的细节，大多数是不靠谱的，但这种历史演义并非完全没价值，在史书记载的字里行间，当然曾经存在过生动鲜活的人物、事件，小说家以想象复原史实，让干巴的文字变成鲜活的场景，是让后代感知历史的有效方式。
本书采取的叙述方式是：以真实还原的场景带领读者进入历史时空，再简单叙述人物、事件的前因后果，采用史书记载的人物原话，最后给予点评。也就是说，本书的基本笔法是基于史实、历史文献的实施还原，重点是追问“为什么”：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为什么这个人物要如此行事？
所以，《春秋基因》，所言皆有史料证据，却不是穿越体小说，不是戏说历史的虚构，不是百家讲坛式章回体史论。
春秋史，不能流于看热闹的争霸故事，也不能只知道有诗经诸子，更不能以百家争鸣忽略了春秋时代的原生思想。
我们需要看到春秋时代，历史记载下来的更多人的言论与作为，看到事情里的主角做出选择的动机或理由，简言之，看看春秋时代的人，他们的思维逻辑与行为逻辑，从中发现不同地域（即春秋时的诸侯国）的人性特点，差异与共性的来源及原因。
在我眼里，春秋时代首先是美的，不仅美丽，而且有原始、直接、简单、浓烈的特殊的美，为后世所未及，包括历史人物的语言、诗歌、行为，都有深沉浓郁的审美意趣——也许领略这种美，是民族历史叙述的主要价值。布罗代尔的《法兰西特性》与司马迁的《史记》一样，都有“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兴味。
这就是我理解的春秋，我喜欢的春秋，也是为什么春秋368年的历史值得特别研究、讨论的原因。我个人时间、精力、才学有限，如果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也就心满意足了。 参考文章：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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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年代有没规律？
我有更好的答案
历史发展是有规律可循的，在上千年如此漫长的时间跨度下，你几乎找不出什么事算是“新鲜事”--------基本规律就那么几条，只不过套上不同的具体条件，就成了各种各样的“故事”了。　　　　中国的历史，一直到现在都存在这样一种规律：我们把社会的构成分为三个层次，上层——中央的权力核心，过去是天子现在则是中央政府，中层——官僚集团、士人（或称为知识分子）集团，农耕时代的地主、工商时代的资本家，下层——普通的人民。理论上说，在信息的传递与处理都存在“时间差”的时代，中层是连接上层与下层，组织社会力量从事生产的必不可少的环节，但同时，中层又必然有其自身的利益诉求，而其位置与构成又决定了，这个阶层相对于上层和下层，在人员素质和资源控制力上会更具有优势。一旦社会体制对中层的自我膨胀失去控制，则社会结构便会趋于畸形。　　　　历朝历代，当权力集中于上层，财富相对平均的分布于下层，中层相对受到抑制的时候，通常则是王朝的鼎盛时期，而历史上王朝走向鼎盛的过程，其实也是中央集权不断加强的过程。而在鼎盛时期过去之后，中层开始做大，权力由上至下，财富由下至上，都开始向中层集中。在古代这就表现为朝堂上，上不能治下，皇权逐步被架空，民间土地兼并愈发严重，同时士大夫阶层在拥有大量土地的情况下又无需缴税，政府财政的负担最终只能由生活愈发困难的平民来承担，这最终将导致王朝经济走向崩溃。与此同时，中层，或者说是精英阶层自身，也开始逐步走向自我封闭，拒绝新鲜血液的输入，从而成为一个小圈子，并最终腐化、瓦解。至此，国家体系便无可逆转的走向了崩溃，而扭曲了的社会结构在王朝的崩溃中将会被打破，历史便开始进入下一个循环周期。　　　　从经济角度说，在土地兼并过程中，商业起到了最为核心的作用，而中层相对于上层在财力上的不断做大，又是中央政府权威性降低的直接原因。这就解释了历朝历代，中央政府强调“官山海”，强调“重农抑商”的缘由。　　　　在春秋战国时代，各国国内普遍都存在贵族阶层做大的问题，贵族们把持着朝政，垄断了国家政治，架空了君权，又往往将家族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同时他们的私人封邑也分裂和削弱了国家实力；贵族们仅仅靠着血统，就垄断政治资源，这又造成了这个封闭的集团势必会在几代人之后迅速走向昏聩与腐化，而整个国家，将会在这个贪婪而又愚蠢的集团的挟持下，走向衰败直至灭亡。　　　　在战国时代，法家的地位能够最终凌驾于包括儒家在内的其它学说之上，正是由于法家可以有效的强化君权，做到“削中间、补两端”。而对七国而言，山东六国由于传统体制形成较早，在战国时代来临之时，贵族势力已是尾大不掉之势，故六国的变法都未从根本上抑制社会体制的畸变，而秦国由于“开化”较晚，却有了“一张白纸，好做文章”的优势，在秦国的变法，所遇到得阻力远小于山东六国，而这就使得秦的社会体制远远优于其它国家。可以说，秦之一统天下，始于孝公，始于商鞅。　　　　法家治理下的秦的社会体制，某种程度上说可以视作为是一种举国体制，在极大的优化了社会结构的同时，还赋予了中央政府强于山东六国的对国家资源的动员能力，做到了对有限资源的利用最大化，这是秦国能够通过军事手段统一六国的直接原因——即使是在人口、土地等资源数量相差不大的情况下，秦国能调动的资源依然要数倍于对手，而战争的胜负，归根到底是由支撑战争的资源数量来决定的。　　　　纯粹的法家体制，在社会大变革的时代，在国际间处于“大争之时”的时代，为秦统一天下提供了旺盛的动力。但是，当社会环境趋于平稳的时候，这台“高速发动机”却无法减速，这最终导致了秦国经济出现了投资过热，进而“硬着陆”，而下层则需要为经济的崩溃买单，这就导致了来自民间的反抗，这构成了秦王朝灭亡的内因。而没有任何缓和余地的，彻底的郡县制改革又触动了原来居于六国的贵族的利益，从而导致了旧贵族集团的叛乱（比如项梁、项羽叔侄），这构成了王朝灭亡的外因。因此，从灭亡原因来说，秦王朝有别于历史上的大多数朝代。　　　　迄今为止，中国的社会结构经历了两次大变革，第一次是公元前210年秦统一天下，结束了自西周开始近八百年的封建制，中国由此进入大一统时代，其历史意义是之后的改朝换代所无法比拟的。始皇之后历朝历代的皇帝，他们的功也好，过也好，这些作为归根到底都还是在秦的基本框架内，能说明的只是在一个固定的体制下，他们运作的好或不好，而这套体制的开创者则是秦始皇；中国社会结构的第二次变革则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至此之后，在上、中、下的三级结构中，居于下层的人民拥有了原本只属于上层和中层的政治上的发言权，这套全新体制的开创者是毛泽东。　　　　把中国从一个落后的社会体制带入到一个先进的社会体制，秦的手段是极为强硬且缺乏弹性的，而这种强硬不但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当时人民的利益，也最终损害了秦自身，导致了秦朝两世而亡。但是，在历史处于大变革的时候，这些酷烈的手段客观上又是难以避免的——中国的历史发展还存在这样一条规律：领导集团在世人眼中的合法性，源自“威”、“信”二字，而当社会处于动荡的时候，立威又要重于立信，反之亦然。历代史家以“残暴”来否定秦始皇，否定秦的功绩，是一种舍本逐末。　　　　在经历了秦末的动荡，以及楚汉相争之后，汉王朝最终成为了秦的疆域，以及秦始皇所创立的体制的继承者——虽然秦王朝没有如始皇帝所希望的那样千世、万世的传下去，但是他所创立的体制以及“大一统”的观念则的确传承了两千余年。汉朝几乎不走样的延续了秦的政治体制以及律法等框架，这就是所谓的“汉承秦制”。事实上，在汉代，主流舆论对秦始皇的态度是首先肯定他是一位伟人，只是这位伟人犯了错误，司马迁的《史记》在当时属于非主流观点（不得不说，太史公看待一些历史问题的角度，有点过于“小资”了）。不止于汉，在宋之前，主流的观点对秦以及始皇帝都是持肯定态度的。将秦始皇塑造成一个暴君，是自宋开始的，而中国精英阶层思想的某些消极的转变，恰恰也是由此开始的。　　　　就社会结构改变而言，由秦到汉初，其实是一个“进三退二”的过程。汉王朝初期，在延续了秦制的同时，帝国内还存在着大量拥有实权的封国，这其实是一种“一国两制”的状态，而且中央与地方之间还是一种枝强干弱的关系。除此之外，地方的豪强较之秦代，也掌握了更多的政治资源，譬如六国的遗族，直到汉武帝时代，依旧拥有不小的特权；而在中央，同样存在勋贵集团架空皇权的问题。那个时期汉朝统治者秉承无为而治的政治理念，与其说是于民休养生息，不如说是政治上的一种无法避免的妥协——所谓无为，并非指臣子无为，而是君对臣无为。　　　　从历史发展的宏观角度来看，汉初的状态是历史大趋势与当时现实情况“妥协”之后的一种平衡状态。这并非一件坏事，在秦以强硬的手段将中华文明带入到一个新的阶段之后，汉王朝做适当的回调是存在余地的，而由此换来的稳定，使得皇帝或者说上层有足够的时间来逐步消化秦的遗产。　　　　汉初的政治态势在汉高祖刘邦时代和吕后专权时代基本上没有太多改变，而从文帝开始，汉的“政治体制改革”便开始了：汉文帝通过将列侯迁出长安，回归各自封国的方式，瓦加了以周勃为首的勋贵集团，在其晚年，又通过贾谊“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策略，对各个封国实力加以削弱；至景帝时期，中央政府的丞相已不再出自勋贵集团；至武帝时期，又以主父偃的“推恩令”，最终彻底完成了削藩，汉王朝的中央集权至此达到了顶峰，汉武帝能充分调动国家资源打败匈奴，也正是得益于集权下的举国体制。而从社会结构的变化来说，这其实就是一个“削中间、补两端”的过程。　　　　从经济角度说，这也是一个中央和地方经济资源此消彼长的过程，中央的权威，很大程度上要依托于中央政府所直接掌握的财力。当初淮南国正是凭借其胜于中央的财力，成为了诸多封国中，对中央权威威胁最大的一个。汉武帝时期，在桑弘羊的主持下推行了盐、铁、酒官营，均输、平准、算缗、告缗，统一铸币等一系列经济政策，究其根本，这些政策的实质都在于加强中央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力度，加强中央政府的财力，即所谓的“国进民退”（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民”其实是一个偷换概念的文字游戏，它所指的并非是此处所说的社会“下层”，而是指社会“中层”）。　　　　武帝时代的过度用兵，同样使汉王朝也出现了“投资过热”的问题，这最终导致了中央财力的下降，上层对中层在财政上的优势开始削弱，于是上层不得不对中层进行新一轮的妥协——这就是昭帝时，“盐铁会议”的历史背景。最终，中央废止酒类专卖改为征税，盐铁政策则维持不变，国家经济至此开始“民进国退”。在实现了新一轮平衡的同时，失衡的趋势也就出现了，并且将从趋势最终变为现实。财力上的此消彼长，使得由士大夫和地方豪强构成的社会中层开始做大，社会结构开始“削两端，补中间”。皇权开始被逐步加空，民间土地兼并开始严重。　　　　最终，以王莽为首的士大夫集团终结了西汉王朝，而最终建立东汉的光武帝刘秀，则是地方豪强的代表，而他成事所依托的，同样也是地方豪强。刘秀的这一属性，使得东汉王朝对地方势力的控制力度，至始至终未达到西汉的水平。这一隐患，在东汉末年最终演化成了群雄并起……　　　　古为今鉴，在当今，社会构成的三级结构依旧存在，他们之间此消彼长的变化也依旧存在，现在所说的“左”“右”，以此定义则是：“削中间、补两端”为左，“削两端，补中间”为右。左、右本身其实没有什么好与坏的区别，关键在于因时而变，达成一种动态的平衡。而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特别是现在互联网技术的出现，上面提到的那个“时间差”必然是越来越小才对，那样的话，中层也必然应该逐步的淡出，把更多的资源解放出来，分配给占数量多数的下层。因此，从长期趋势看，“向左”应该是历史发展的大方向，直到最后，发展到无所谓“左、右”的地步。　　　　进一步的说，有两个话题就非常有意思了——这里所说的中层，其对下层的优势除了财富之外，其实也包括对知识的垄断，这又进一步的演化成了对话语权的垄断。而反过来说，如何打破这种垄断，让知识平民化，其实是优化社会结构的一个关键之处。更广泛的说法就是开启民智。　　　　说有两个有意思的话题，其一是高校扩招，老实讲对朱相的一些政策，我也是持保留意见的，但单说这条，长远来讲将是对国家大有益处的。你可以说老百姓家庭负担加重了，学校的教育质量下来了，大学生从天之骄子跌成了白菜价，但不可否认的是，原本是极少数人有机会享受的精英教育，现在平民化了。现在大学的教学质量再差，好歹那也是高等教育，接受的人多了，几个竖儒再想忽悠人就难了，于是专家、教授就变成砖家、叫兽了——其实人还是那些人，类似的忽悠在以前也不是没有，真正变化的，是受众的辨别力。其实，在建国后的三十年里，主席也做过类似的尝试，就是工农兵大学生，但是最后停了，到八十年代，高等教育又搞回精英教育。而这一次，则是实实在在的搞成了。　　　　另一个有意思的，是央视的百家讲坛，里面的东西不一定都靠谱，更何况还弄出一个袁腾飞，但是，你不得不承认，过去只是几个老学究凑在一起嘀咕的东西，通过这种模式走入寻常百姓家了，他们讲的质量好坏在其次，关键在于开了一个头，沿着这就路子走下去，以后文史类的东西，恐怕就很难再被少数人所垄断了（文史类的东西，于人于国其实都是非常重要的。搞理工的人，有精力的话，看看文史类的东西是大有裨益的。也正因为重要，我不大赞同文理过早分科，分得太早，对学理和学文都没好处，高中肯定不行，大学本科阶段都还嫌早，如果纯粹专研文史研究，放在研究生阶段可能更合适一些。）　　　　对中层而言，光靠精神上的为国为民思想恐怕是靠不住的，关键还在于社会体制的制衡机制。从自身利益角度考虑，底层的人民必然是最爱国的，因为除了脚底下这片土地，人民很难再有处可去，直到现在也是如此。高层同样需要国家，无他，国破了，民亡了，高层也就完蛋了。唯独中层，取利于民，又在权力上架空高层，但是一旦国家出了什么问题，这批人又的确可以置身事外，因为他们对政治资源有着直接的控制，因此改朝换代对这些人而言只是换个人称陛下而已，实在不行，凭着自己手里的财富，也大可以一走了之。这就像是三国里面，孙权与张昭他们的关系一样。　　　　所以，如何抑制中层过分膨胀，一直是历朝历代君主内政的核心问题，法家对国家的管理，其要旨在于以法治官，以法治吏，而治民则在其次——儒家思想则恰恰相反，所以比较和士大夫和知识分子的胃口。　　　　从春秋战国时代开始，为了抑制贵族，国君引入了布衣出身的职业官僚，在官僚做大以后，又不得不引入外戚，接着是宦官……总之就在两雄相争中，高层总是先感觉力不从心，于是才引入第三股力量作为平衡，而这股力量，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同样会由于自身膨胀而变得尾大不掉。　　　　归根结底，这是因为这种制衡仅仅是在中层和高层之间的小圈子里做的，高层只能是用一个小圈子去压制另一个小圈子，这种方式必然就有个保质期，长的话，几十年，短的话十几年乃至几年。而1949年以后的中国，其伟大之处就在于引入了下层的人民来实现社会结构的相互制衡，而这个群体由于其庞大，也是最难以蜕化变质的。当然，到现在这还处于摸索阶段。（sword：就像俺说的，真正有效遏制南方系以及国外反华媒体舆论优势的，反而在于民间的四月网以及千千万万的自带干粮的“五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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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没有，注重考察历史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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