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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有力焉“，不度娘，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收藏
出自何兆武译本&&西方哲学史（上）&&，竟然是常用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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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兴趣而生，贴吧更懂你。或王琦《李太白全集》序跋_晏殊吧_百度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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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琦《李太白全集》序跋
序　　唐诗人首推李、杜二公为大家，古今注杜者百余帙，李之注传于世者乃少，余所见见、萧粹斋、胡孝辕三家，外此寥寥未及矣。世固轩李轾杜哉，何言诗之士向往于太白，不及向往于子美者多耶？夫二公之诗，一以天分胜，一以学力胜，同时角立，雄视于文场笔海之中，名相齐，才亦相埒，无少逊也。自优劣之论出，而左右其袒者纷如。以作文喻，谓太白如，子美如；以用兵喻，谓太白如，子美如孙、吴；以人物喻，谓太白仙而子美圣；以禅悟喻，谓太白顿而子美渐。此论之两持其平者也。其余甲杜乙李者，大约十居七八。可异者，评杜则多恕辞，多过情之誉，评李则多深文而索垢，是何意见之辟耶？宋人黄介读李、杜优劣论曰：“论文正不当如此。”山谷叹以为知言。夫山谷固服膺子美者也，岂不能品其优劣，盖亦见其沉雄俊逸之概，本于性而成于学者，分路扬镳，各有登峰造极之美，不可以后人肤浅之见妄为轩轾焉耳。余于二公之诗，有兼爱，无偏好。尝读张迩可、顾修远诸家杜注，以为胜于昔人。譬之积薪，后来者居上。惜李集无有斐然继起者。爰合三家之注订之，蔓柞繁芜，补增阙略，析疑匡谬，频有更定。至于郡国州县之沿革，山川泉石之名胜，亭台宫寺之创建，鸟鲁草木之名状，尤加详考，不厌繁复，盖将以为多识之助。而观者嫌其绮碎鳞杂，无当于诗人之本义。自念征经引史，亦不无郢书燕说之误，或失作者命意修辞之旨，虽摩研编削，虚耗岁时，上视张、顾诸先辈，，安敢与之接武而抗行哉！第思粹斋之作补注，所以补子见之阙也，而未能尽补其阙。孝辕作《李诗通》，力正杨、萧二家之为，而亦未能尽正其为。余承三子之后，捃摭其残膏剩馥，广为综缉，夫岂夸多炫丽哉，将以竟三子之业也。虽自愧才力未逮，而念之士，世固不乏，必有起而集其成者。蒐罗轶典，抉发奥思，俾夫阙者者，罔不甄释，将与杜注诸家之善本并传艺苑，而为新学之津梁。彼杨与萧实为之草创于其先者也。余得肩随胡氏之后而附于讨论修饰之列，其亦可乎？　　二十三年岁次戊寅正月望日王琦载庵漫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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跋五则　　诗文，当天宝之末，尝命魏万集录，遭乱尽失去。及将终，取草稿手授其族叔阳冰俾令为序者，乃得之时人所传录，于生平著述，仅存十之一二而已。然其诗要皆脍炙人口，而无阑入他人所作，可知也。阳冰序中不言卷数。《旧唐书·列传》云：“有文集二十卷行于时。”《新唐书·艺丈志》云：“李白《草堂集》二十卷，录。”乃乐史作序则云：“翰林歌诗，李阳冰纂为《草堂集》十卷。”岂其时《草堂》原本已有亡其半者，抑或未亡而后人并为十卷耶？史别收其歌诗十卷，与《草堂集》互相校勘，排为二十卷，号曰《李翰林集》。又于三馆中得其赋表书序等文，排为十卷，号曰《李翰林别集》。凡得诗七百七十六篇，杂文若干篇。熙宁中，广搜逸稿，又得诗二百二十五篇，并其旧集，总为编次，题以类别，析为二十四卷。杂文六十五篇，析为六卷，共三十卷。篇数虽多于旧，然不免阑入他人所作。中晏知止为苏守，出其本刻之郡中，广行于代。乐史本后佚不传。《书录解题》言其家藏《李翰林集》，不知何处本，前二十卷为诗，后十卷为杂者，其本最为完善。余尝臆拟其分卷与乐史本相符，岂即乐史本耶？陈氏又言其首载李阳冰、乐史、魏颢、四序，、刘全白、范传正、裴敬碑志，卷未有宋祁新吏本传，而《姑熟十咏》、“笑矣”、“悲来”、“草书”三歌行亦附焉。兼缀以东坡辩语。夫宋与曾、苏三公皆生乐氏后、据此验之，即使其本出自乐氏，已为后人增益，而非咸平中所定之原本矣。《杨升庵集》中亦言其家藏太白诗，有“乐史本最善”，未知即七百七十六篇之本否？今之传世者，皆宋氏增定之本也。噫！自乐氏校勘之本出而草堂原本遂湮，自宋氏分类之本出而乐氏之本又亡。后起之士，欲求古本而观之，有若丹书绿图，邈然不可得见，能之慨叹哉！李诗全集之有评，自沧浪严氏始也。世人多尊尚之。然求其批郤导窾，指肯綮以示人者，十不得一二。其有注，自子见杨氏始。(1)继之者粹斋萧氏，作《分类补注李太白集》，附杨注后合刊之。(2)萧讥杨取以后事及记录诗词为祖，并引用杜诗伪苏注之非，因为节文而存其善者。今所传杨注，非全文也。然萧注亦不能无冗泛踳驳处。明季孝辕胡氏作《李诗通》二十一卷，颇有发明及驳正旧注之纰缪，最为精确，但惜其不广。(3)选本则有愈光张氏之《李诗选》。(4)选而评则有泗源应氏之《李诗纬》。(5)余所见只此。夫自太白至今，已及千载，后人评注，宁仅仅止此。大抵散亡磨灭而不传者有矣，即传而余所未见者，又不知其有焉否耶？　　(1)子见名齐贤，永州宁远人。古春陵城在其地，故称春陵杨齐贤云。宋庆元五年进士，两应制试第一。执政以贤良方正荐，授通直郎。　　(2)粹斋名士赟，一字粹可，赣州宁都人。淳祐进士，萧立之之仲子，潜心笃学，入元遂隐居不出。　　(3)胡名震亨，号遁叟，浙江海盐人。万历丁酉举人，累官兵部职方员外郎。　　(4)张名含，云南永昌卫人。正德丁卯举人。　　(5)应，本朝康熙间人。
宋时李诗刊本，始自苏守晏公，所谓苏本也。其后又有蜀本，有当涂本，据《书录解题》谓其时苏本已不复有。家藏蜀刻有大小二本，卷数相同，首卷专载碑序，余二十三卷为歌诗，六卷为杂著，末有宋敏求、曾巩、毛渐题序。以此考之，而知蜀本盖传自苏本云。晁公武《读书志》谓近时蜀本附入左绵邑人所夷太白少年诗六十篇，而《书录》不之及，似其本又在陈氏所藏二本之外。萧粹斋得巴陵李粹甫家藏左绵所刊杨齐贤注本，斯又蜀刻而有注者之一种。其当涂本，周益公《二老堂诗话》谓当涂《太白集》后有续刻《司空山瀑布诗》一首。陆放翁《渭南集》中一跋，谓当涂本虽字大可喜，然极多谬误。宋刊之见于书传而可考者有此数种，今则渐已销亡，不能复睹。流传于世者，惟萧氏注本为多。其本拔古赋八篇列于前为一卷，次以歌诗二十四卷，凡二十五卷而止。明嘉靖间吴中郭氏取而重刊之，以其注之泛且复也，删节约半，于《古风》五十九首，增入徐昌谷评语，又取杂文五卷，另为编次附其后，共成三十卷。(1)嗣后有依郭氏增删之本而刊者，为靠玉堂本。有依旧注原本而刊者，为玉几山人本，为长洲许玄祐本。有全去其注且分析其体为五七言古律绝句者，为刘世教本。刘书虽缺训诂，然校订同异，改正舛，殊见苦心。又余三十年前于古书肆中见有毛氏汲古阁刊本，问其值，书之主人亦数十年前所称时文名士也，性颇怪傲，邂逅间不肯遽售。余念毛氏所梓书多本宋刻，有与俗本异者，足以资考订，另托友人往问，则益不肯售。友人谓予，毛氏刻去今未远，其印本行世者尚多，何难别购，而乃刺刺不休，俨若借荆州于彼哉。泊求之历年。竟不能得。追忆前书，不知归于谁氏架中。噫！板行之书，甫及百年，佹得之而竟失之，殆有缘在耶？会姑苏缪氏获昆山传是楼所藏宋刊本，重梓行于时，其书字画悉仿古刻，精整可玩。贾人渍染之，宛然故纸，剪去卷尾重刊诸字及弁首小序，伪作宋板以欺人，不知者多以重价购去。其本叙次先后，卷帙多寡，与萧、郭二本稍异，而与陈氏所言蜀本相合，即非苏本亦蜀本也。第不知较汲古阁本何如。其中亦有字显然、误笔未正者，据序尚有《考异》一卷，然未付剞劂，俟之多年，竟不出。　　(2)兹本自二十五卷以前略依萧本，杂文四卷略依郭本，而以缪本参订其间。
郭本杂文五卷，今依缪本合序文二卷为一卷，别采萧本所逸而缪本有者。得诗九首，(3)及他书所录集外诸作，汇为拾遗一卷，以合三十卷之数。友人诘予，尝非宋氏本阑入他人所作，今拾遗所蒐缉，确知其伪，概收录之而不忍弃，何耶？予曰：是不相妨也。昔人编韩、柳集者，咸有外集附于后。钱牧斋作杜诗笺注，亦附录逸诗四十八篇，皆有伪作在其间。夫不慊于宋者，为其混之而至于可别也。若先别之而使其无可混，正足以资后学之考核，而甄别其体裁矣，夫又何尤。　　(1)跋云：“是集三十卷，余合别集而成之者。缘旧注繁杂，仿徐迪功先生《古风》例，将不切题义者删去。且恨其文之不载。更以别集编次五卷附于诗后，俾成全书。冀四方观者，免瀚漫分散之叹。嘉靖癸卯春正月吴人郭云鹏谨识。”　　(2)序云：“《李翰林集》三十卷，常山宋次道编类，而甫丰曾氏所考次者也。岁久讹缺，俗本杂出，增损互异，无所是正，余尝病之。癸巳秋，得昆山徐氏所藏临川晏处善本，重加校正，梓之家塾。其与俗本不同者，别为《考异》一卷，庶使读是编者，不失古人之旧，而余亦得以广其传焉。康熙五十六年五月吴门缪曰芑题于城西之双泉草堂。　　(3)缪本较萧本多十首，其《送倩公归汉东》一绝，已载库后，不复重录，故只九首。
南丰曾氏序，谓太白诗之存者千有一篇，杂著六十五篇。今萧本诗只九百八十八篇，缪本只九百九十八篇，咸不及曾氏所云之数。赋与文六十六篇，较旧文又多其一，疑非曾氏所考次原本矣。意者曾氏并数魏万、崔宗之、崔成甫三诗于内，故云千有一篇。其《送倩公归汉东序》已冠于小诗之首，序中不应重见，而后人误增入之钦？世称太白斗酒百篇，计其诗章不下万余，阳冰作序，已云十丧八九。今集中所存，若《长干行》、《去妇词》、《送别》、《军行》等作，互见他人集中，若《怀素草书》等作，词意浅鄙，与太白手笔判若仙凡，复杂然并列。东坡尝言太白诗为庸俗所乱，可为太息，说者以咎宋次道贪多务得之所致。嗟乎！真者不能尽传，传者又未必皆真，更有妄庸之人，凭臆而谈，举其佳者焉妄以为赝，颠倒错谬，以眩后人之心目，不尤可怪哉！昔人称太白天才英丽，其诗逸荡俊伟，飘然有超世之心，非常人所及，读者自可别其真伪。余以为才不俊、识不卓、学不充，则是非淆杂，视朱若紫、混郑为雅者多矣，学者欲区别其真赝而无所差失，宁可轻易言之欤！世之论太白者，毁誉多过其实。誉之者以其脱子仪之刑责，俾得奋起而遂以成中兴之功；辱高力士于上前，而称其气盖天下；作《清平调》、《宫中行乐词》得《国风》讽谏之体。毁之者谓十章之诗，言妇人与酒者有九，而议其人品污下；又谓其当王室多难、海宇横溃之日，作为歌诗，不过豪侠任气、狂醉花月之间，视杜少陵之忧国忧民，不可同年而语。试为平情论之，识子仪为豪杰之士，救免其刑责而力为推奖，知人之明，诚足称矣。若夫云蒸雾变，戡大难而奏肤功，为一朝名佐，太白初亦不料其至是。谓中兴勋业，太白与有力焉，此岂通人之论哉？力士获宠于君，士大夫争趋附焉，太白醉中令其脱靴，俨以仆隶相视、此其平日必先有恶之之念存于中，故酒酣之后，忽焉触发，而故于帝前辱之，其气可谓豪矣，然非沉醉，亦未必若是。后人深快其事，而多为溢美之言以称之。然核其实，太白亦安能如论者之期许哉？
若夫《清平调》、《宫中行乐词》，皆应诏而赋者，其辞以富丽为工，其意以颂美为主，刺讥之语无庸涉其笔端，理也。或乃寻撦其引用之故事，钩稽其点缀之虚词，曰此为隐讽，此为谲谏，支离其语，娓娓动人。然按之正文，皆节外生枝，杳无当于诗人之本意，殆有似夫谗人险士，吹毛洗垢而求索其疵瘢以为口实者。驯致其弊，为梗于语言文字者不浅。不但有悖于温柔敦厚之教而已。善言诗者，骇之而勿敢道也。至谓其许多甘酒爱色之语，遂目以人品污下，是盖忘唐时风俗，而又未明其诗之义旨也。唐时侑觞多以女伎，故青蛾皓齿，歌扇舞衫，见之宴饮诗中，即老杜亦未能免俗，他文土又无论已，岂惟太白哉？若其《古风》、乐府，怨情感兴等篇，多属寓言，意有托寄。阳冰所谓言多讽兴者也，而反以是相诋訾。然则指《楚辞》之望有娀，留二姚，捐玦采芳以遗湘君下女之辞，而谓灵均之人品污下；指《闲情赋》语之亵，又指其诗中篇篇有酒，而谓靖节之人品污下，可乎？若谓彼皆有所托，而言之为无害，则太白又何以异于彼耶？至谓其当国家多难之日，而酣歌纵饮，无杜少陵忧国忧民之心。以此为优劣，则又不然。诗者，性情之所寄。性情不能无偏，或偏于多乐，或偏于多忧，本自不同。况少陵奔走陇、蜀僻远之地，频遭丧乱，困顿流离，妻子不免饥寒；太白往来吴、楚安富之壤，所至郊迎而致礼者，非二千石则百里宰，乐饮赋诗，无间日夕，其境遇又异。兼之少陵爵禄曾列于朝，出入曾诏于国，白头幕府，职授郎官；太白则白衣供奉，未沾一命，逍遥人外。蝉蜕尘埃。一以国事为忧，一以自适为乐，又事理之各殊者，奈何欲比而同之，而以是为优劣耶！后之文士，左袒太白者不甘其说，而思有以矫之，以杜有诗史之名，则择李集中忧时悯乱之辞，而捃摭史事以释之，曰此亦可称诗史；以杜有一饭未尝忘君之誉，则索李集中思君恋主之句，而极力表扬，曰身在江湖，心存魏阙，与杜初无少异。此其意不过欲搘抑李者之口，而与之相抗。岂知论说杜诗而沾沾于是，颠倒事实，强合岁时，昔人已有厌而辟之者，何乃拾其牙后慧，而又为李集之骈拇枝指哉！读者当尽去一切偏曲泛驳之说，惟深溯其源流，熟参其指趣，反复玩味于二体六义之间，而明夫敷陈情理、托物比兴之各有攸当，即事感时、是非美刺之不可淆混，更考其时代之治乱，合其生平之通塞，不以无稽之毁誉入而为主于中，庶几于太白之歌诗有以得其情性之真，太白之人品亦可以得其是非之实夫。　　乾隆己卯秋九月，王琦漫识
看来我小看这个王琦了
加一句话：如果认为李白诗基本不用注，是不对的，李白用起典故的时候，密度貌似比杜甫还高。但是从另一方面说，有些背景考证什么的坐实，感觉就不太一样了。所以李白诗若不注，不编年，不考据，自有不注的好处。
诗仙和诗圣的区别转载，作者不详李杜创作的根本区别在哪里呢？裴斐先生在《李白十论》一书中说：“李杜创作的最根本区别，简单讲来，乃在于对待主客观的不同态度，用王国维的话说，李白属于‘主观诗人，杜甫属于‘客观诗人’，杜甫擅长客观描写，代表作是叙事诗，他的抒情诗也带有客观色彩；李白擅长自我抒情，绝大部分是抒情诗，他的叙事诗也带有抒情色彩。杜甫诗的社会内容是通过一幅真实的生动的社会生活图画直接呈现的。因而容易被人认识，李白诗歌形象主要是诗人自己，而不是客观的社会生活，因而他的社会内容不容易被人认识。”我很赞同这些观点，不过需要进一步阐发。 什么是“主观诗人”呢？李杜诗歌创作对待主客观的态度是怎样的呢？我先引几段古代诗论家的评论。 《唐末诗醇》称赞李白的七古诗：“往往风雨争飞，鱼龙百变；又如大江无风，破浪自涌，白云从空，随风变灭，诚可谓怪伟奇绝者矣！” 李阳冰《草堂集序》说李白：“唯公文章，横被六合。可谓力敌造化欤！” 皮日休《刘枣强碑文》说：“言出于天地外，思出鬼神表。读之则神驰八极，测之则心怀四溟。磊磊落落，真非世间语者，有李太白。” 吴乔《围炉诗话》：“太白胸怀，有高出六合之气，诗则寄兴为主，非促然诗人之作也。” 元稹《与元九书》：“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风雅比兴，十无一焉！杜诗最多，可传者千首。” 赵翼《瓯北诗话》评李白：“自有天马行空，不可羁勒之势。”又说“才气豪迈，全力神运，自不屑束缚于格律对偶，与雕饰者争长。”我国古代诗歌注重直觉体味，以上这些论述都是从整体上把握李诗特征的。仔细品味，我觉得他们仍然是从主观和客观的关系上说的。从主观方面，强调李诗的“神”、“气”、“奇”等主体性特征；从客观方面强调杜诗的“风雅比兴”（社会内容）。从主客观关系方面，强调李诗的主观统摄客观的气势和力量，以至达到主客统一，构成物我不分的高超境界。
一、主观诗人和客观诗人——李杜创作的基本差异 作为“主观诗人”，李白诗歌创作的首要特征就是的他的主体性原则。 很多研究者喜欢用“感情强烈奔放”、“主观色彩浓厚说明李诗的主观性特征。我以为仅仅这样说还是不够的。杜甫也有很多感情强烈、抒情主人公形象鲜明的诗篇。萧涤非先生说：“他固然有大悲、大怒的时候，但也不是没有大喜的时候。为了更好更充分地表达出这些感情，在这种时候，他通常就使用七古这一诗体。比如《哀江头》、《哀王孙》、《悲陈陶》、《悲青板 》、《同谷县作歌七首》。《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等，有的写亡国之痛，有的写身世之苦，都是‘长歌可以当哭的’”（《杜甫研究》修订本，第12 页）。李白创作的主体性原则表现在：他始终以“自我”为中心，强调和提升主体的作用，以至达到对客体（描写对象）的驾驭、征服的程度。我们举他的《蜀道难》来说明。理解这首诗应该紧紧抓住诗人形象这个主体，仅仅把本诗理解为描写奇丽的山川景象，或者在诗歌的寓意上过多猜测都会影响对本诗精神的把握。我们看到，诗人反复咏叹“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其用意正在于处处暗示诗人形象的存在。这首诗出现的一系列动词，如“嗟”、“扪”、“抚”、“坐”、“问”、“见”、“听”等，都表明诗人置身其中（尽管是在想象中）。诗人面对险峰绝壁，时而惊叹，时而赞赏，毫无惧怕心理。他是用整个身心去拥抱这自然景观的，越是赞叹高山大川奇绝,越是显示诗人形象的高大，显示诗人的气魄和意志。诗人把奇山深山、飞流急湍、古往今来、神话传说全部统摄起来任意驱遣。自然景物已不再是描绘刻划的对象，而是诗人意志和情感的化身和再现，客体（描写对象）已被主体（诗人）消融于自身。正是在这样的主体征服客体的过程中，诗人的精神得到升华，读者的情 绪也激昂起来，获得极高的美感享受。 李白诗歌的整个特征决定了诗人抒情和描写的一些重要特点。他不是将描绘对象当作一个整体看待，而是把它打碎，加以咀嚼，再用感情的线索把它串通起来；他抒情的方式是尽情倾泻、恣意挥洒，不受诗歌结构形式的牢笼。有的研究者认为李白诗歌表现出“跳跃式”的结构式的特点，这仍是一种表面的看法。我们再看《梁甫吟》，诗写李白受挫后的愤懑和对理想的期待。如果说《蜀道难》还有一个奇险山川作为抒情表象的凭借物，那么，这篇《梁甫吟》已经没有完整的客观的事物作为依附体了。它通篇用典，古往今来，上天入地，尽情驰骋，任思想感情的发展，时而奇幻惝恍、深不可测；时而风和日丽，春意盎然；时而险象环生、浊浪翻滚。这一切都在诗人这个主体的包举之内。沈德潜说：“后半拉杂使事，而不见其迹。”沈德潜是从诗的结构形式上说的，其实这个“迹”还是有的，这就是诗人思想感情发展的“痕迹”。 李白诗歌的这个特征是和杜甫大异其趣的。探索一下杜诗处理主客观关系，我们发现，诗人在描写方式上是把对象当作一个整体作深入细致的刻划；在抒情方式上是把个人情感渗透于描写对象之中，即所谓“寓主观于客观”。赵翼在《殴北诗话》中说他：“思力沉厚，他人不过说到七八分，少陵必说到十分，甚至十二分。”试以《丽人行》说明。诗作于天宝十二载春，讽刺杨家兄妹骄纵荒淫的生活，借以反映君王的昏聩和朝廷的腐败。这首诗刻划细致入微、态度严肃认真、叙事有条不紊，甚至对丽人的体态意态和服饰肴馔等细节的描摹都历历可见，明显体现出客观性的特点。诗人正是在这样的一本正经的描述中达到讽刺的目的。正如浦起龙所说：“无一刺讥语,描摹处语语刺讥；无一慨叹声，点逗处声声慨叹。”我们再看他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这首诗和李白的《蜀道难》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出现了诗人的形象。但杜甫的这首诗，尽管感情很强烈，抒情主人公的形象也很鲜明，但在描写上依然层次分明。他从风吹茅屋写起，接着写茅屋“洒江郊”、“挂林梢”、“沉塘坳”；从群童的盗草到诗人无可奈何的情状；从夜色的降临到自己一家人雨夜之中的窘状，由此推而广之，最后发出“大庇寒士”的感慨。诗的脉络十分清楚，描述对象也是完整的呈现的，诗人的抒情是通过真实生活画面的描绘体现的，这和李白那种大气包举、咳吐自然、以自我为中心的主体性特征判然有别。
二、征服现实和关注现实——李杜创作精神的差异 程千帆先生说：“他（指李白）热爱现实生活中一切美好的事物；而对其中不能令人满意的现象毫无顾忌地投之以轻蔑。这种以被现实牢笼，却不愿意接受，反过来却想征服现实的态度，乃是后代人民反抗黑暗势力与庸俗风气的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这也许就是李白的独特性，和杜甫那种始终以严肃、悲悯的心情注视、关心和反映祖国、人民的命运那种现实主义精神，是相反相成的。”（《唐诗鉴赏辞典序言》）程先生指出了李杜创作精神的主要差异。杜甫直面人生，忧国忧民；李白也不满现实，他虽然已被现实“牢笼”，却不愿意接受，反过来却想征服它。那么，李白是如何征服现实的呢？直接反抗现实社会制度对诗人来说是实际的，他只能采取在精神上征服现实的态度，通过梦境、幻境、倘佯山水甚至醉酒生活，超尘脱俗，追求精神的自由解放，这是李白诗歌特多这方面题材的重要原因。他自称：“常时论酒逐风景，壮心遂与功名疏。”（《赠南平太守之遇》）他一生热爱山水，常常达到梦寐以求的境地：“余尝学道穷冥荃，梦中往往游仙山。”（《下途归石门旧居》）“忆昨鸣皋梦里还，手弄素月清潭间。觉时枕席非碧山，侧身西望阻秦关。”（《鸣皋歌送岑微军》）最有代表性的还是他的《梦游天姥吟留别》，这首诗对梦境和仙境的描摹都很细致（李白对现实生活的描绘反而不那么细致）。诗先写天姥山的气势，以为各种瑰丽奇险境界的出现作铺垫，在梦境和仙境中，诗人是自由的和快适的，你看他飘然飞渡镜湖，在湖月的映照中来到剡溪，穿上自己仰慕的诗人谢灵运的木屐，在渌水荡漾声和猿啼声中登上青云梯（在李白诗中，猿啼往往和诗人的喜悦心情联系在一起：“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可证）。诗人爬到山的半壁时，眼前出现的一轮海日，耳中听到的是天鸡的鸣叫，来到山上，置身幽深的山路，面前是一片烂漫的山花，诗人应接不暇，，倚石暂作休憩。忽然，各种神灵异物纷纷出现，打破了仙境的宁静，整个仙界热闹起来，虎、熊、龙都起来了，迎接它们的是个“訇然中开”的洞天福地，“云之君”披彩虹为衣，驱长风为马，虎为之鼓瑟，鸾为之驾车，群仙列队前来，在日月和金台、银台的映照中，光彩夺目，异彩纷呈。正在兴高采烈的时候，诗人猛然醒来，幻境全然消失，只感到冰凉的枕席的存在，他不禁长叹一声：“世间行乐亦如此，古来万事如流水。”梦境仙境不可得，只有“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去到那山水中寻找适意的生活了。然而在山水中就能摆脱现实的“牢笼”吗？回答自然是否定的。诗人不得不面对严酷的现实，遂发出“安能摧眉折腰侍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愤慨的长叹。有的研究者认为，这首诗的主观意图在于宣扬“古来万事东流水”这样颇有消极意味的思想。其实李白的本意应该是，能够过上自由自在的生活才是人生的最大乐趣，古往今来的一切其它事物（包括功名利禄）又算得了什么？不过象那东逝的流水毫不足惜。诗人越是把梦境仙境描绘得十分惬意，越是显示出现实生活的不惬意。当这种仙境和梦境迅速向下回落时，那巨大的落差产生的强大的精神能量，强烈地感染着和刺激着读者的思想情绪，使读者在理想和现实的反差中，认真思索其中蕴涵的深刻的社会问题，这正是李白诗歌的力量源泉所在，也是李白的独特之处。这和杜甫诗歌直接呈现社会现实，深入揭示社会问题的方式是殊途同归的。 杜甫的创作，目光始终注视着社会现实。他关心国事、同情人民，无论是叙事纪行的，还是抒发情怀的，大都伤时忧国，缘事而发，有着丰富的社会的政治的内容、浓郁的时代气息。通过一部杜诗，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唐朝由胜转衰的历史轨迹、种种表现和历史原因，诚如浦起龙所说：“少陵之诗，一人之性情，而三朝（玄宗、肃宗、代宗）之事寄焉者也。”（《读杜心解》）杜诗有诗史的美称，决不是偶然的。 杜甫这种关注现实的精神是通过对社会现实现象作典型概括和深入细致的刻划来完成的，和李白那种超脱现实又反过来征服现实的态度是相反相成的。徐而庵说：“吾于天才得李太白，于地才得杜子美。”（《说唐诗》）说得就是这种差异。我们试读他的《兵车行》，这首诗写边战给百姓带来的灾难和痛苦。诗一开始就勾勒出车马喧嚣、行人急走匆匆、亲人哭喊送别的悲惨场面，接着通过对话揭示出征战给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和家破人亡的深哀剧痛。诗人的感情是强烈的，对于人民生活的关注是深切的，然而个人抒情却不是放纵的，而是通过场面的描摹流露出来。诗人悲惨哀悯的感情高度浓缩在他所塑造的典型形象之中并且始终没有离开这一形象，诗人的情感在形象包蕴中不断回荡撞击，我以为这是形成杜诗沉郁顿挫风格的重要原因。 李白创作则表现出主体性特征，诗人驰骋造化，大气包举、壮浪纵恣、感情喷薄而出，表现出豪放不羁的气势，在这种主体性征服客体的过程中，诗人也曾达到主客统一、物我不分的自由状态，这时诗人的精神解放了,表现出一种“逍遥人外，蝉蜕尘埃”的高超境界，这是否可以说是形成李白诗歌豪放飘逸风格的基本原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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