属于中国人思维特点_抽象思维
属于中国人思维特点
学习啦【抽象思维】 编辑：佳玲
　　中国人的思维是在对现象充分关注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下面学习啦小编为大家介绍的属于中国人思维特点，希望对您有帮助哦。
　　中国人思维特点
　　中国人善于采用整体的、全息的、系统的方法，而不是局部的、解剖的、分析的方法。如是整体疗法，头疼可能医脚;之金、木、水、火、土构成一个相生相克的整体，对应于人体的肝、肾、脾、心、肺，也是一个系统、整体;中医认为一些包含了整个人体的信息，此即符合宇宙中任何一点包含整个宇宙全部信息的全息理论。在中国人眼里，人与大、社会也是一个整体，此即天人合一、集体主义的思想基础。
　　中国人的思维模式是以直觉、体验、类比、象征取代了理性、逻辑，感性强，理性弱。我们的古人记录了哈雷彗星四十来次，但没人总结它的运行规律，最终让英国人哈雷获得了此项发现权;我们早就有类似于循环的看法，但没有上升为理论，最终是英国人哈维奠定了理论基础。
　　中国人反映哲学思考的语言也往往文约义丰，充满了随意性、不确定性、模糊性、暗示性。传统哲学经典多是格言警句式的片断汇集，语句之间没有多少联系，如《道德经》皆似名言隽语，虽深刻但不系统;《论语》也是往往以寥寥数语阐述哲学观点，虽简约但不规范。这与的用途有关。它为铸就有修养的&人&并妥善处理人际关系为目标，只有简洁，哲学才能在民间推广，达到熏陶每个人的目标。
　　爱因斯坦说：西方的科学是以逻辑推理和实验验证为基础的，而中国却不是走这样的路。的确，有别于西方智慧的逻辑型、思辨型、实证型，中国的智慧是记录型、描述型的，我们有许多彗星、新星、太阳黑子的记录，我们有无数的实用技术发明，但常常处于捕捉现象的阶段。难怪雨果说：&中国是个保存胎儿的酒精瓶&。
　　中国人的思维特征
　　维行为。有什么样的，就有什么样的行为方式。
　　没有正确的思维方式，就不可能有正确的行为;没有正确的思维方式，也不可能建立起正确的知识体系，更不可能产生科学。概而言之，中国之专制和愚昧，以及今日之种种异端，归根结底，是由中国特色的思维方式决定的。
　　因此，再说中国人是全世界的异类之前，先要搞清，中国人是如何思考的。和世界上的其他人民相比，有什么不同。尤其是，和具有科学精神的西方人比较，有什么特点。即：中国人有怎样的思维特征。
　　根据我的思考，中国人的思维特征，可归结为四点：1，类比;2，联系;3，大局观;4，循环论证。不是说，这就是中式思维的全部了。而是，和别人、前人相同的看法，我就不重复了。
　　例如，季羡林先生首先提出(20世纪80年代)：&中国人是综合的，西方人是分析的&。就是一个非常精辟的观点，已有很多人引用，并加以论述了。本文，就不再引述了，但这不说明我不认同这种观点，相反，对季老这一发现，我是完全支持的。季老的其他言论，我可不同意，否则，就犯了中国人&联系&的毛病。
　　一.类比
　　如果说，思维方式是分析问题、探究真理的工具，那么，中国人最多运用、最得心应手的利器，无疑是类比。类比之多，随处可见。但，为了严谨，本文采用西方的归纳法，来列举并证实类比是中国人思维方式中最重要的一种。
　　第一位是孟子。所以如此，一者，因为孟子亚圣的地位;二者，儒学后生认为，孟子善辩，也有人说，孟子像愤青，对当世不满，爱发牢骚;三者，孟子&证明&的问题，是社会学中最根本的问题，即：性善与性恶。
　　孟子道：&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孟子说得斩钉截铁，不容置疑。果然，这个&证明&也就作为儒学理论的基石，历千年而不倒。
　　孟子的&证明&毫无根据，本经不住推敲。水性与人性，有何关联?如孟子的&证明&是成立的，则&人性之恶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恶，水无有不下。&&&也成立。如此，人性之善恶，依然是一个悬案，而不是宣判为&性善&的定案。但儒学体系恰恰是建立在&性善&论之上的，&性善&之论证，却如此草草。&性善&立不住，古往今来的儒学家，苦心经营的儒学大厦，岂不是千疮百孔的&烂尾楼&吗?
　　声明：此发现，是从王小波那里，学的。王小波是否第一发现者，没考证过。
　　第二位是庄子。庄子很逍遥，在他看来，最逍遥的莫过于天上的鲲鹏，&大鹏展翅，不知其几万里也&，和孙猴子一样，无法无天，无边无际。次一等，是水里的鱼。
　　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条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鱼也，子之不知鱼之乐，全矣。
　　庄子和名家惠施在濠水岸边散步。庄子说：&你看，河里那些鯈鱼，舒鳍摆尾，多高兴啊。&惠施说：&你不是鱼，怎么知道鱼是快乐的呢?&庄子道：&你不是我，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的快乐?&惠施道：&我不是你，所以不了解你;你也不是鱼，本来也不了解鱼。&
　　孟子是一个人的独白，庄子和惠施则是两个人的。当然，庄子和惠施之辩，远比孟子高明。孟子将&人性善&与&水就下&捆在一起，也不论行还是不行。惠施则反驳庄子：你不是鱼，怎么能知鱼?换言之，人和鱼是不可类比的。进一步，类比这种思维方式，是否可用，何处可用，值得研究。
　　有一段关于汤武革命的，异常精彩。《汉书儒林传 辕固生传》记载：
　　辕固，齐人也。治诗，孝景时为博士。与黄生争论于上前。
　　黄生曰：&汤武非受命，乃杀也。&
　　固曰：&不然。夫桀纣荒乱，之心皆归汤武，汤武因天下之心而诛桀纣，桀纣之民弗为使而归汤武，汤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而)〔为〕何?&
　　黄生曰：&冠虽敝必加于首，履虽新必贯于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纣虽失道，然君上也;汤武虽圣，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不正言匡过以尊天子，反因过而诛之，代立南面，非杀而何?&
　　固曰：&必若云，是高皇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
　　于是，上曰：&食肉毋食马肝，未为不知味也;言学者毋言汤武受命，不为愚。&遂罢。
　　译为白话，如下：
　　辕固生是齐国人，也就是现在的山东人。山东乃孔孟之乡、儒学发源地，所以，辕固是儒家一派的。辕固对《诗经》很有研究，汉景帝时期，在朝廷当博士。
　　一天，辕固生和黄生，在汉景帝面前，争论上了。
　　黄生说：&商汤和周武，并不是奉什么天命，而是杀害夏桀和商纣的凶手。&
　　辕固说：&不对。夏桀和商纣，是有名的暴君，荒淫无度，祸乱天下，坏事做绝，人心失尽。民心皆归汤武，汤武替天行道，顺应民心而杀掉桀纣;人民不用强迫，自动归顺了汤武;汤武不得已而立为帝王，不是受命是什么?&
　　黄生说：&破帽子，也该戴在头上;新鞋子，也只能穿在脚上&&为什么?这是规矩。夏桀和商纣，虽不仁义，可毕竟是帝王;汤武再贤明，也是臣下。现在，人主有过错，臣下不是帮助他改正错误，而是因为他的过错杀死他，并取代他的位置面南而立，不是杀戮是什么?&
　　辕固说：&照你这么说，本朝高祖皇帝取代暴秦，反倒是错的了。&
　　本来，汉景帝在一边听着，眼见自己的祖宗高祖刘邦，也被扯上了。只好加进来，发表总结陈词。汉景帝说：&没吃过马肝，不算没吃过肉;研究学术，不讨论汤武革命，不算是笨蛋。&就此打住吧。
　　这是类比最为的思辨案例之一。也是最早对儒家所倡导的&革命&提出质疑的、颇具创见的思考。可惜，汉景帝之干涉，使之突然死亡，并且，再也没有继续下去。本文不关注讨论的问题，只关心讨论的思辨方式。不难看出，正方与反方，都极为巧妙地运用了类比，或者说&推己及人&、&推人及己&的换位思考方式。
　　黄生以帽子和鞋子作比，说明社会秩序之先验性、规定性和不可动摇。如果动摇，就是头上穿鞋子、脚上戴帽子，滑稽可笑。至此，辕固生被逼到了死角。不料，辕固生反戈一击，说：照你这么说，汉武帝倒是弑君篡位的乱臣贼子了?杀了一个回马枪。这杆枪，不是别的，也是类比。
　　&革命&之辩，因汉景帝而终止。有的，可以Step By Step，继续下去。
　　以上，算是第三位。
　　下一个，是董仲舒。都知道董仲舒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首创者，实际上，董仲舒还有一个很有新意的想法，借老天爷的势力来对抗皇权，此谓&天人合一&。当代人，把&天人合一&理解成环保主义，驴唇不对马嘴，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
　　董仲舒的想法是，一方面，把天上的星宿和人间的秩序联系起来，证明天子是&天上最亮的星一颗&，而且，是恒星。另一方面，也借天象有异来规劝天子，既然你是天上的星星，那么，你的举止不当，就会引发天象的混乱，比如天狗蚀日、比如五星凌犯、比如流星坠落、比如彗星弥天等等。
　　&天人合一&的目的是什么，不是本文关心的;本文旨在说明，&天人合一&背后的思维方式，是类比。古人认为：人和人构成的社会，与星体以及星体排列而成的天象，有一种严格和牢不可破的对应关系。某人，文章写得好，是文曲星;要在古代，我可能就是文曲星。旁人见了，会另眼相看。某人当了皇帝，是紫微星下凡。
　　&官者，星官也。有尊卑，若人之官曹列位，故曰天官。&这是司马迁在《史记&天官书》中写的。他继续写道：&斗为帝车，运于中央，临制四乡。分阴阳，建四时，均五行，移节度，定诸纪，皆系于斗。&如此，可以这样设想，就是九天之上，有一个现实社会的克隆版。所谓天上人间，人间天上。天上是人间的翻版，人间是天界的下凡。
　　人间和天界之间的对应，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的。人间的风吹草动，都能从星象上看出来。反之，天界的异动，也一定是人世有了非分之举。要想天象正规，人们必须有所作为。
　　《后汉书&严光传》记了一个：刘秀当了皇帝，把少年同伴严子陵接到宫里，谈了一天。晚上，留严子陵同榻而眠。严子陵熟睡之后，把一只脚搭到刘秀肚子上。第二天，掌管天文的太史官上奏，说：昨夜客星犯御座甚急。光武帝笑着说：我和严子陵睡在一张床上，罢了。
　　汉光武帝和严子陵，是两个星座;两个星座之间的联系，是一只脚搭在另一个星座的肚子上。汉光武帝坐镇紫苑，星光灿烂;严子陵在皇帝肚子上动作，正应了客星凌犯。
　　李约瑟说：&天文与历法一直是正统的儒家之学。&不过，这种学术，并不是要观察星系和宇宙，也不是关注时间和空间，而是，以简单的类比思维，由天变推演人事。 &日变修德，月变省刑，星变和。凡天变，过度乃占。国君强大，有德者昌。羽小，饰诈者亡。太上修德，其次修政，其次修救，其次修禳，正下无之。&
　　&天人合一&所反映之类比思维，并不是董仲舒一个人的，也不是只在汉代。秦汉隋唐，两宋明清，以儒学为看家学问的士大夫阶层，已将类比固化为一种既定的思维模式。士大夫阶级关于自然、社会、人伦道德和制度的思考和判断，无处不显现着&类比&的影子。
　　沿袭这一思维模式的下一个大人物是朱熹。朱熹的&理论&并无高明之处，思维模式也是类比。只是，朱熹提出了一个新概念：理。这个&理&，不是人世的，而是上天的;不是的，而是先验的;不是多元的，而是唯一的;不是变化的，而是宇宙间唯一不变的根本。
　　在儒家学派看来，朱熹绝对是集大成者，对儒学之发扬光大立下大功一件。其实呢，朱熹之前的前辈们，在天和人之间，已经建立了牢不可破的联系。欠缺的，是一个更高级、更空虚、不可证伪、更不可证实的概念，把&天人合一&的说辞装进去。这个容器就是&理&。
　　天上有&理&，人间有&礼&;&理&是上天、自然、自古以来的大道，&礼&是人、社会、迄今为止的规矩。&理&统御一切，&礼&覆盖众生;朱熹说：万物莫不是一个理字;《论语》有言：非礼勿视、非礼勿闻、非礼勿言、非礼勿听。二程说：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朱熹说：三纲之要，五常之本，人伦天理之至，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上天之&理&，是先于一切、统御一切、压倒一切的绝对真理。以此推理，社会之&礼&，不也应具有至高无上、不容置疑的地位吗?朱熹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不就是想把&礼&的基础做扎实了吗?朱熹的用心，不过如此;以自然比附社会，由万物延伸至人类，人伦模拟，&礼&制模仿天&理&，其中心，不就是一个反复使用的类比吗?
　　如果说，&天人合一&有一点神秘性、高端、仅限于为儒学寻找理论基础、为皇权树立规矩的话，&家国同构&、小家大国、&家是小的国、国是大的家&，则是儒家学说组织上的保障，是深入每一个中国人血液中的、影响每一个人价值观和行为方式的重要观念。也是儒家学说虽然简陋不堪、错漏百出、却始终屹立不倒的唯一原因。可以说，&家国同构&的观念不破，儒家学说将永远不败。
　　国，是由无数个家庭组成的;家国家国，有了家才有国;国家国家，国，是我们共同的家。齐家治国，治家的理念和方法，也一并拿来，用于管理国家。家，是未来的试验场和人才培训基地;家之孝子，国之忠臣;家之栋梁，国之良将。&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 如此看，&家国同构&，像是无可置疑。
　　家国同构的表面一致性，迷惑了所有人，使得我们轻易放弃了思考和追问，就信了。实际上，&家国同构&根本经不起推敲。略作分析，其大不同就露馅了。
　　家，是小规模的;国，是大规模的。一个组织，当规模发生变化的时候，其管理模式，必然随之变化。否则，管理就失效，组织将崩溃。此其一。
　　家，是基于血缘的，是封闭型社会组织;国，是非血缘的，是开放性社会组织。家，是熟人社会;国，则是一个陌生人构成的社会。熟人之间的交易规则，与陌生人之间的规则，能类比吗?
　　家，是利益共同体;国，是非利益共同体。家，由于规模小，彼此血缘紧密，使得家庭和家族，往往也是利益共同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即便如此，当家庭规模扩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也难免出现利益纷争，如《红楼梦》里的容宁二府，利益显然是不一致的。国，则不同。&大家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不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的&，这就使得一个国家的不同种族、阶层和地域之间，有非常显著的利益冲突。利益一致性组织和利益不一致的组织，能类比吗?
　　最关键的，是家之权力制衡是隐含的、内置的;国，没有与家类似的制衡机制。没有内在制衡机制，却要实行&家&之管理，&家天下&岂不总是左支右绌、矛盾丛生吗?
　　家之内在制衡机制是什么?是血缘。&家有千口主事一人&，显然，家的决策者是家长一人。传统家庭之家长，是很独裁的，说一不二，不容置疑和辩解。《红楼梦》里的贾政，对贾宝玉也是痛下狠手的，但是，再狠，贾宝玉也是他儿子;再狠，贾政也是有底线的，也不能真把贾宝玉打坏了、打残了，更不要说打死了。在此，贾政是独裁者，对抗独裁的，是贾宝玉身上流淌的贾家的血液。这是内在的、隐含的，无可更改的，同时，它也能最有效地制衡独裁家长。打死儿子的，不是没有，但要是和杀戮大臣如割草芥相比，则不可同时而语了。
　　国之独裁者，是皇帝。皇权至上，拿什么制衡皇权呢?除了大臣的屁股，就是脑袋了。秦始皇以来，无数大臣死在皇帝的权杖之下。所以，伴君如虎。仅朱元璋，就成万地屠杀大臣。他还有一个非常正当的理由：&清君侧&&&不但为自己清，还为将来即位的建文帝清。有一次，建文帝劝他少干那些缺德事儿吧。朱元璋就把一个花椒树枝，扔地下，叫建文帝捡;建文帝一拿，刺儿扎手，缩手不捡了。朱元璋哈哈一笑说：孙子哎，你知道我为什么杀那么多大臣了吗?那是剔刺儿啊!为你，也为我。
　　家和国，看着很像，实际上，却有本质不同。&家国同构&是中国人国家观念的基石，是类比思维最广泛的应用之一，在我看来，也是谬误最大、遗毒最深的。家和国，是人作为家庭和社会分子须臾不可离的中心环节;在这一基本问题上，中国人深受儒家之影响，以&家国同构&为依据，试图由家及国构建一个人人满意的大同世界。结果是几度奋斗，几度失败;努力得越多，失败得越快;投入的越大，损失得越多。再三，难道不是&家国同构&这个根基有问题吗?要是&家国同构&立不住脚，难道不是类比思维有缺陷吗?
　　下一个问题更基本、更常见。
　　死，是人生的必然，是人生的必修课。没有一个人逃得过，没有一个人不得不随时面对它。中国人如何看待死亡呢?将生比死。一个人是如何活着的，他也将如何死着;生前享受什么，死后也享受什么。生前享受不到的，死后也要补上。
　　秦始皇兵马俑，最有代表。秦始皇几乎&把一切都带走&，地下所有，是其生前生活的再版。之所以有这样的行为，必然是，秦始皇认为：死后，人将过和阳间一样的生活。他在阳间退位了，但还要在阴间上任。阴间的山川道路、宫殿车马、风花雪月和衣食住行，一样也不能少。阴阳映照，互相对称，只是隔着一层黄土。
　　秦始皇并非始作俑者，更早的曾侯乙墓葬，九鼎八簋，整整齐齐，和五星酒店自助餐的食器排列，一样。估计生前，曾侯也这么摆，也这么吃罢。形制巨大的青铜食器，无一不显摆着曾侯的霸气&&通吃天下，是也。秦始皇之后，每一代帝王，也都是如此设计和建设自己的地下寝宫的。
　　帝王如此，老百姓也不例外。只是，老百姓没有皇帝的财力，不能来真的，就弄虚作假。房子、车马、细软、钱财珠宝，都是纸糊的。如今，有了创新。宝马、别墅洋房、电视冰箱洗衣机，iphone、ipad、平板，也都化作一股青烟，向阴间报到。阴间的生活，与时俱进，和人间等量齐观、并驾齐驱。
　　这是否源于中国人，生死类比的思维方式呢?!
　　还要提到中中的&以形补形&。对中医及其理论，我没研究过;请教过人，但可能没找对人，也可能高人不愿意教我。所以，一直含糊着，不敢下结论。肯定有这么一回事，如人参长得有人形，就大补。至于，其思维逻辑是不是类比，我不能肯定。也许是，也许不是。像是，但不能妄断。
　　最后，必须说一说谐音。中国人有一种特异功能，变坏事为好事;所有的坏事，都能变成好事。比如，杯子碎了，说&岁岁(碎碎)平安&。其实，只碎了一个杯子，不是两个。碎了两个杯子，才好说&碎碎平安&。以后，要是打了杯子，再有人那么说，我就再打碎一个杯子：碎碎平安，好事成双。
　　蝙蝠有&蝠&气，所以，常常出现在各种吉祥图案中。私下里，没一个中国人喜欢蝙蝠。有的，估计都没见过蝙蝠;见了，必然吓得半死&&蝙蝠的长相，可不是那么喜庆地。棺材，是升官发财。近年，有一种木雕非常流行：荷花上爬着一只螃蟹。初不解风景，经人指点，原来是&荷蟹&之谐音。荷花和螃蟹，和谐嘛!
　　以上，罗列了类比的几种表现。下面，做个小结。
　　据我看，类比是一种易于理解的思维方式，但其科学性，大可质疑。换言之，类比作为一种论证方法基本是不可靠的。如孟子以水论性善，儒家之&家国同构&、&天人合一&，朱熹以&理&证&礼&，中国人将生比死等，都是经不起推敲，甚至是愚不可及的。辕固黄生之辩和庄子的知鱼之乐，也显示，类比很难证实或证伪某个问题。两个对辩，都是平手。
　　这不是说，类比完全不可用。在施加较为严格的条件下，类比是可用的。但是，条件是什么?如何拟定条件?严格的界限在哪儿，都是未定的。搞清了这些问题，类比才可能成为一种可行的、科学的思维方式和论证方法。这也是本文的另一个用意。第一个用意是说明：类比是中国人最频繁使用的思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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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对科学的认识误区：从李约瑟难题到钱学森之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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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逻辑思维模式很难形成新概念，易陷入循环论证，缺乏内生的概念思维创造性。譬如糖和水发生物理反应生成糖水，它既是糖也是水，并未形成一种新的物质。
中国逻辑思维模式类似于&混合物&，譬如糖和水发生物理反应生成糖水，它既是糖也是水，并未形成一种新的物质(即概念)。中国逻辑思维模式很难形成新概念，易陷入循环论证，缺乏那种内生的概念思维创造性，这是中国古代科学(或科技)最终落后于西方近代科学。 &&简述中国人对科学的几个认识误区 摘要：中国人对科学主要存在两个认识误区。一是迷信科学，认为科学理论讲的都是真理，其实现代数学和现代物理学都是建立在一些基本假设之上的，其真实性或真理性原则上是无法验证的，即谬误与神圣并存。二是迷信权威，认为科学权威讲的都是正确的，其实重大的科学创新思想一般都是在青年时期形成的，人过中年就很难再有这种&血气方刚&的思想敏锐性。只有彻底破除这两个迷信，端正认识，科学精神才能真正落实到中国文化实践里来。 1.科学是什么? 一日，同美国回来一位学物理的朋友聊天，他谈到国内的人对科学普遍存在两种错误认识：一种是搞传统文化的人，认为科学并不是最高的真理，而且是有危害的，他们都有意识地把科学看得比较低;另一种则是科学崇拜论者，认为科学是绝对的真理，即唯一的正确或精确的认知方式，他们往往对传统文化抱有批判甚至否定的态度。我对此亦深有同感。这两种人，其实都没有真正地搞懂科学，不理解真正的科学精神。科学是什么?科学是真理吗?这是本文首先要来澄清的一个基本概念。 我是做数学基础研究的。如果狭义地理解，所谓科学就是指建立在逻辑-数学基础之上的一种精确认知模式，科学一般都是指精密科学。广义上的科学还包括实验科学，但说科学的核心是逻辑-数学结构是不会错的。所以，严格来说，科学包括逻辑分析和数学分析两个部分，逻辑是科学的基础，数学是科学的极限，即科学认知所能达到的精确程度的极限。 什么是逻辑?简单地说，逻辑分析就是分类，即把观察到的事物与事件进行分类，并用一个概念去命名。逻辑分类必须满足同一律、矛盾律和排中律，否则就不是一种科学的分类方式与研究模式。世界充满矛盾，但科学必须努力消除矛盾。当一个逻辑分类体系同时满足上述三个逻辑规律时，我们就可以说这个理论体系是一个精密科学体系，因为它自身不会出现自相矛盾的情况。 但是，任何一个逻辑分类系统都不可能做到绝对的精密，只能做到相对的精密，也就是说，任何逻辑-数学结构都是不完备的，这就是哥德尔不完备性定理的限制。尽管如此，科学理论和非科学理论还是具有分界标准的，一般来说，一个科学理论的基本概念应该是无歧义(矛盾)的、演绎性的，而非科学理论的基本概念往往是模糊的、循环论证的。譬如，我认为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理论与中医理论都是典型的科学理论，而所谓周易象数、辩证逻辑、宇宙全息论之类的理论都是伪科学。 什么是数学?简单地说，数学分析就是在逻辑分类基础之上的数量化，即，逻辑分析确定了一个理论体系的基本概念后，接着便可对这些概念进行数量化，最后确定它们之间的数量关系而建立起一个数学模型。也可以这么说，数学分析是逻辑分析之后更进一步的精确化。但实际上也有一些概念是很难或不可能进行数量化的，那我们的理论能做到严密的逻辑分析也就够了。逻辑的本质是分类，而数学的本质是数量化，这两者还是有区别的。 至于逻辑和数学哪一个更基本，这在专业数学家中也是有很大分歧的，譬如逻辑主义者认为是逻辑推导出数学，而直觉主义者认为是数学推导出逻辑。但从认知心理学上看，逻辑认知在前而数学认知在后，这是比较符合科学研究的实际情况的。 什么是科学?打个比喻来说，科学就是做一个逻辑-数学的&笼子&，能把我们观察到的现象全部装进去，用卡尔&波普尔的话来说就是：&我们的理论是我们的发明，&&不是实在的世界，而是我们自己试图捕捉这个实在世界的网。&[1]但是，这个&笼子&的内部结构是非常复杂精致的，里面被分成很多个&盒子&(即逻辑分类)，每个&盒子&都通过滚轴相联结(即数量关系)，它能装进全部已经观察到的现象但却不会&卡壳&(即出现矛盾);这个&笼子&里可能还有一些&空盒子&，如果我们又发现了某个新现象恰好能被其中某个&空盒子&装进去，我们就说这是一个新的科学发现，如果装不进去或&卡壳&了，那么我们就得重新来做个&笼子&或调整其内部结构;科学也并非总是正确的，因为我们也做了大量没有用的&笼子&。 所谓科学的精确性，也只是基于模型(&笼子&)的精确性，而并非真实性或真理。譬如，数学证明在普通人看来是严密无误的，但深谙此道的人就知道，数学证明无非是数学家编排的一套证明程序而已，而且严格地讲，没有几个数学定理的证明是完全靠得住的。正如英国数学家哈代不无讽刺地说过的那样：&严格说起来，根本没有所谓的数学证明;&&归根到底，我们只是指出一些要点;&&李德伍德和我都把证明称之为废话，它是为打动某些人所编造的一堆华丽词藻，是讲演时用来演示的图片，是激发小学生想象力的工具。&[2] 数学的严密性，本质上都是一套描述现实世界过程的程序编码系统，或者说，我们把&笼子&做得非常精致，并把要装的东西都装进去了，而且哪件东西放在哪个&盒子&里也都知道得一清二楚。&&科学的精确性在我看来无非就是如此。最新科学知识社会学(SSK)的观点也认为：&惯常所认为的自然的规律绝不是直接&追随&可辨识的世界。它所捕获(库恩语)的至多是一个理论、模型和近似物的网络，以及对这个网络与我们的仪器和设备相互作用的理解。&[3]这是现代西方科学哲学的主流看法。 所以，科学理论本质上就是做这么一个&笼子&，但我们千万不能以为这个&笼子&就是真实的世界。霍金最近在《环球科学》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从人们的角度去理解，圆形鱼缸里的金鱼观察到的世界是扭曲变形的、失真的，其实人类的处境与这条金鱼并无根本区别，现代物理学的各种数学模型不能说哪一种更&真实&，这就是&取决于模型的唯实论(model-dependent realism)&。 说白了，就是康德的不可知论：真实的世界究竟是什么，我们可能永远都不知道，但我们相信科学认知可以无限地逼近那个真实的世界。科学落到最后也必须依赖信仰才能建立。所以，科学不是真理，它只是追求真理的一种方式;科学追求精确化，但它的基础是不确定的，M&克莱因那本很著名的书《数学：确定性的丧失》说的就是这个;而且我认为，科学可能离真实的世界越来越遥远，因为现代逻辑学与数学发展的基本趋向就是抽象化。现代科学这个&笼子&越做越复杂、精致、微奥，但同人们经验认识的距离也越来越大了。显然，中国人的文化传统与思维习惯与这种科学认知的抽象思维方式是有些格格不入的。 2.中西方传统科学思维的差异 说到中西方传统科学思维的差异，不能不提到&李约瑟难题&。陈方正先生的大著《继承与叛逆&&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认为中国古代科学和古希腊科学传统走的根本就不是一个方向，只有沿着西方这条路向才能产生现代科学。这种解释原则上是对的。 但陈先生有两个核心问题没有讲清楚：一是他没有把中国古代科学的特征讲透，二是他没有把17世纪西方近代科学形成这段关键的历史讲透。巴什拉的名著《科学精神的形成》引用了大量17、18世纪的原始文献，详细描述了前科学的精神状态，它充满了泛灵论的色彩，&前科学的思想与象征性思想强烈掺和在一起。对于前者来说，象征是思想与实验的积极综合&。 [4] 也就是说，在前科学阶段，中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可能并不是截然不同或完全对峙的，仍有许多类似相同之处。另外，根据库恩的说法，西方科学的实验传统和数学传统在18世纪末叶还是相互分离的，直至19世纪以后这两个传统才逐渐融合起来：&到了19世纪，这两组科学，古典的和培根的，都还是分离的。粗略地说，古典科学被列为&数学&类，而培根科学则一般被看作&实验哲学&，在法国则被称为&实验物理&。&[5]所以，不能笼统地讲中西方传统科学思维方式不同，而是要加以具体、详细和专门化的分析，才有可能最终把&李约瑟难题&解释清楚。 科学精神的核心就是要把我们对世界的经验认识转变为一种逻辑-数学结构，由此来分析近代科学形成的轮廓就比较清晰了，其中有三个历史事件是关键性的：一是伽利略、开普勒和牛顿等人数学物理学观念体系的创建，二是微积分的发明，三是近代原子-分子化学理论体系的创立，这三者彻底改变了古代科学的面貌，并一直延续至今。 最重要的，牛顿把地上和天上的物体运动统一到一个数学理论中，这是科学史上最伟大的成就。而在此之前，各个民族古代的实验科学传统都是相似的，数学计算方法及其效果也差别并不太大，但古代科学的实验传统和数学传统的融合，只有17世纪的西方做到了&&尤其是比较中世纪阿拉伯和西欧的科学发展历程便知，且微积分的发明使得近代数学的精确计算成为可能，结果一下子就把其他民族的数学远远抛在了后面，这可能是最为关键的一个事件。西方近代科学形成的这段历史，还需深入地详加研究才行。 中国古代科学为什么没有演进为近代科学，答案也就比较清楚了：数学没有同实验科学融合起来，再者，中国古算自宋元后就衰落了。其中最关键的原因，我认为是中国人的思维与西方科学思维有一个重大差异所致。这得用一个逻辑命题来说明：一杯浓度为50%的糖水(即糖、水比例各半)，是糖还是水?依中国人的思维，肯定回答：&既是糖又是水。&但按形式逻辑的思维却是：&非糖非水。&因为假设它是糖或水都会导致矛盾，&糖水&就是一个创造出来的非糖非水的新概念，它与初始概念糖、水无关。 而中国人的思维不具有这种创造新概念的演绎模式，更擅长的是在原有经验概念体系上作循环论证。举例来说，中国古算在解二次方程和求无穷级数近似值方面远超西方几百年，但它就是没有形成虚数和极限这样抽象的数学概念，所以近似值算得再精确，它也无法推导出抽象代数和微积分的方法。 一般说，科学认知包括了经验认知、逻辑认知和数学认知这三个递进阶段，逻辑认知确定理论的基本概念，是从经验认知飞跃到数学认知的中介环节，但也有可能跳过这个环节，譬如量子力学，就是直接建立了一个成功的数学理论，但其物理解释却始终模糊不清。中西方传统科学思维最大的差异是在逻辑思维上，前者是经验性、循环性的，后者是抽象性、演绎性的。 我再打个形象的比喻来说明中西方传统逻辑思维的差异性，大家可能一下子就搞明白了。西方逻辑思维模式类似于&化合物&，譬如氯和钠发生化学反应生成氯化钠，它既不是氯也不是钠，而是形成一种新的物质(即概念);但中国逻辑思维模式类似于&混合物&，譬如糖和水发生物理反应生成糖水，它既是糖也是水，并未形成一种新的物质(即概念)。所以，中国逻辑思维模式很难形成新概念，易陷入循环论证，缺乏那种内生的概念思维创造性，这是中国古代科学(或科技)最终落后于西方近代科学的根本原因。 科学为什么具有创造性，即能发现人们经验思维所不能发现的隐蔽自然现象?这完全在于科学预设&空盒子&的能力。科学就是设计能装东西的&笼子&，但它不是任意的，而是必须遵照某些基本结构原则，譬如对称性、递归性等等，新概念往往是这样创造出来的：假设我们做了某个&盒子&刚刚把一个观察到的现象装进去，那么根据对称性，就必然存在一个尚未观察到的相反现象装在另一个对应的&空盒子&里，这就是所谓的科学发现。元素周期律和基本粒子谱系差不多都是由递归原则和对称原则发现的。如果我们把观察到的现象称为经验概念，而把未观察的现象称为抽象概念，那么显然科学设计出来的&空盒子&都是一些抽象概念。中国人恰恰缺乏这种抽象、创造性思维的能力，我们骨子里其实并不相信这些抽象的概念存在，也就缺乏创造新概念的思维能力。 现在国内学者盲目崇拜西方学术、热衷套用西方理论术语也是因为缺乏科学精神，外来的和尚好念经。而一个中国人提出一个新理论就不会受到如此重视，假如弗洛伊德、爱因斯坦、康托是中国人的话，结果是可想而知的：没人理睬，也没人理解。根源就在于，中国人骨子里并不相信科学，或只相信科学的效用而不相信科学的意蕴。 三、中国人对科学的几个认识误区 &李约瑟难题&说的是中国古代科学问题，但近现代中国接受了西方科学后，仍然存在一个难题：为什么中国至今还没有做出重大的原创性的科学成就，而且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与科学还是如此隔阂?这就是&钱学森之问&，它说的是中国近现代科学问题，但实际上跟&李约瑟难题&一样，指的都是中国人的科学认识与科学精神问题。 按照杨振宁先生的说法，中国大规模引进西方科学是从1900年开始的，那至今也有100多年了，为什么中国本土没有培养出一位世界级的科学大师，或做出过一项基础性的重大科学理论?也就是说，在科学研究上，我们基本上都是沿着西方科学家开辟出来的方向在走，自己却没有开辟出一个历史性的方向，让西方科学家也跟着我们来做。这是为什么?仅仅是因为经济不发达吗?恐怕不是这个，可能还是意识、思想、精神方面的原因。我认为中国人对科学的认识误区主要有三点： 1，科学不是技术，而是艺术。 中国人可能更擅长从技术层面来研究科学问题，就像解奥数题，反正解题框架是固定好的，只要在框架内找到一种巧妙的解题思路就行，亦即，我们只擅长解决特殊性的科学问题，而不擅长解决一般性的科学问题。技术当然重要，但科学更重要的是想象力和创造力，是做&笼子&，即虚构一个概念的世界。 譬如，爱因斯坦能想到引力的本质是时空结构并用一种新的几何学去描述它，这无疑是科学史上最有创造性的思想，是科学研究的典范。在我看来，数学证明也是一门艺术，关键不是真而是美，如果你在证明过程中体验不到美感，那就说明你只是一个程序师而非数学家，并且我始终认为，这种美感与实用价值无关。我特别欣赏美国数学家外尔对数学基础的评价：&&数学化&很可能是人的一种创造性活动，像语言或音乐一样，具有原始的独创性，它的历史性决定不容许完全的客观的有理化(rationalzation)。&[6]中国科学如果不能突破实用主义的藩篱，那就绝不可能达到人类高贵精神的巅峰，永远只能处于从属的位置。 2，科学家不是越老越好，一般来说，他在25-35岁之间是最有创造性的，这是科学研究的黄金时期。 跟哲学不同，科学的创造性并不需要太多的经验积累，而是具有&血气旺盛&的特征，它需要特别敏锐的想象力，这一点上，科学家与诗人的精神状态很相似，如果年龄偏大，经验虽然丰富了，但思维的敏锐性必然大大降低了。科学适合年青人，哲学适合老人。科学家一生最多也只能形成过一两次重大的科学创新思想，而且往往都是在他的青年时代。最有代表性的案例就是：量子力学的创建者差不多都是20几岁的人，但这却是整个物理学史上的&黄金时代&。 3，科学决不能迷信权威。 既然科学是门艺术，而且是年青人做的艺术，那么科学本质上就是反权威的。在科学研究上，不能设置任何人为的路障，而是具有无限的思想的自由性。科学不是宗教，它反对任何人使用真理的名义去抑制他人的思想。相反，中国人特别重视权威，认为权威说的就是对的，没有权威性就是错的。我分析过其原因，中国人的权威崇拜是政治性的：统治者在政治上需要权威来证明其决策的合法性，但他不懂也不管科学评判的对错，只是需要科学权威这杆旗杖而已。这对科学来说是最危险的。所以，中国科学要想有重大的突破和发展，必须落根到民间，落实到年青人身上。这个结论，希望国人都能深思之。 (作者单位：聂荣臻教育促进会) 注释： [1]卡尔&波普尔：《无穷的探索：思想自传》，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9页。 [2]引自M&克莱因：《数学：确定性的丧失》，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年版，第323页。 [3]伊恩&哈金，&实验室科学的自我辩护&，载于安德鲁&皮克林编著《作为实践和文化的科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3页。 [4]加斯东&巴什拉：《科学精神的形成》，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04页。 [5]托马斯&S&库恩，&物理科学发展中数学传统和实验传统的对立&，载于库恩《必要的张力：科学的传统和变革论文选》，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8页。 [6]引自M&克莱因：《古今数学思想》(第四册)，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1年版，第324页。
[责任编辑：冯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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