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科大去行政化的真正考验到了
如何向政府部门争取自主办学的核心权力人事权和财权，这才是去行政化的关键
深圳市委组织部近日在其网站上发布了《关于公开推荐选拔南方科技大学(筹)副校长等领导干部的公告》，其中，明确注明两个南科大副校长职位为正局级行政级别。
对于一所以“去行政化，去官化”而受到社会强烈关注的大学来说，上述消息，无疑是当头一棒。然而，仔细想想，这其实并不是这一事件的最终结局，如果南科大真正一心想去行政化，这一事件，正是考验的开始，甚至可以说，这是真正确立“去行政化”理念的契机。
此前，南科大创校校长朱清时，在多个场合谈到“去行政化”的办学理念，以及“去行政化”的艰难。但那些艰难，大多仅限于自身的待遇受影响，以及与政府部门打交道的不便，根本没有涉及去行政化的要害，即政府对大学人事权和财权的掌控如果这两大权力，掌握在政府部门手中，那么，就是大学没有行政级别，也是高度行政化的，而且局面有可能比大学有行政级别更糟糕：有级别时还看看你的脸色，没级别时看也不看，这也是国内大学校长反对取消级别的重要原因。
如何向政府部门争取自主办学的核心权力人事权和财权，这才是去行政化的关键。大学要获得这两方面权力，有两条路径：其一，作为举办者的政府部门，有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意愿，有主动放权赋予学校充分办学自主权的意识。其二，政府部门不愿放权，而学校从保持独立性出发，对此拒绝合作，由此形成与政府的利益博弈，逐渐争取到属于大学的自主权。
前一条路径，无疑是大学以及社会公众所期待的。而且，深圳市领导的表态，也曾经给大家这种期待。其中就包括要制定南科大的章程，提交深圳人大常委会审议，成为法律文本。然而，这所已经筹建4年，有首批新生入校的大学，却一直没有大学章程，已经传递出某种信息。而现今，政府部门直接为大学公选厅级副校长，更充分说明，期待他们主动放权构建现代大学制度，是不太切实际的。
这就必须走第二条路径了，表面上看，这条路径，给人的感觉是政府和学校“不和谐”，学校“不听话”，但从权责角度分析，政府、学校、教育者和受教育者本就是不同的利益主体，如果政府部门布置什么、通知什么，学校就做什么，这不又回到传统的“管评办”一体化了吗？当然，走这第二条路径，需要学校办学者，有教育家精神，有不畏权势，只对办学负责的勇气，这就是笔者为什么说此次政府部门为南科大公选干部是对去行政化的真正考验的原因了。如果朱清时校长坚定去行政化的理想，那么，应断然拒绝这一公选。环顾世界一流大学，哪一所大学，在建设过程中，没有这种与政府部门争取自主权、独立性的过程呢？
(本文来源：青年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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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科大路在何方？
　　经深圳市委研究、广东省委批准，原深圳公安局长李铭昨日就任南方科技大学党委书记，朱清时不再担任这一职务。(南方都市报1月22日)
　　虽然媒体的报道一再强调李局长是学者出身、曾在高校任教10年，但是，对于这一任命，不少网友还是对南科大的改革，深表失望。当初朱清时校长提到的“去官化、去行政化”改革，在这所曾被寄予教改厚望的新建大学中，已经所剩无几。
　　有分析人士认为，李铭曾经的任教经历以及自身具备的改革精神，将会为他就任南科大党委书记加分，而长期担任深圳市领导，也有利于为南科大未来的改革扫清一些现实障碍。深圳市委书记王荣也表示，李铭政策理论水平高，实际工作经验丰富，视野开阔，思路清晰，是南科大党委书记的合适人选，希望他可以推动南科大改革创新发展，为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积累经验。
　　这存在两大问题。首先，曾经的任教经历和行政部门的管理工作，和目前的学校管理工作，是两码事，作为一个有着局级行政级别的官员，到高校工作，注定其首要身份是官员，也很难避免其将行政部门的工作作风带到高校。也有人期待李铭能以丰富的行政工作经验，在南科大履新之后，能在去行政化、人才培养、自主招生等领域取得突破，为中国高校改革积累经验，可是，依靠行政力量推进去行政化的改革，这本身就是一个悖论。
　　其次，南科大如果真要推进去行政化、去官化的改革，就应在重大人事任命方面进行改革创新，而不再采取其他传统公办学校一样的方式。最近有媒体调查发现，教育部直属高校党委书记，从政府部门转任的达到四成，有的甚至根本没有什么教育管理经验。其中有一个现象是，由于高校领导的退休年限更为灵活(通常可干到65岁退休)，即将退休的政府部门副部级、正厅干部转任高校党委书记，这让人怀疑，任命高校领导，是否真从学校发展出发，还是更多考虑干部的安排、官员的现实利益。如果是后者，这种任命本就含有严重的行政色彩。有意思的是，李铭也是达到即将退休的年龄59岁。
　　早在2011年，南科大就因深圳市委组织部门为学校公选局级副校长，而引起舆论对其去行政化改革的关注，南科大号称学校没有行政级别，而政府部门却为学校选聘局级副校长，这无疑意味着还是将南科大作为有局级级别的传统高效对待。从去行政化角度，校长应该由学校理事会公开遴选、副校长则应由校长提名，经理事会审核、任命。由于政府部门还是主导学校内部行政人员的任命，因此，南科大也就建立起相应的行政级别体系。
　　有人会说，作为公办学校，政府委派人员进行管理，是很正常的。作为举办者，政府部门确实要保障公办学校的办学方向，但应该采取现代大学治理模式，即通过大学理事会对学校的重大战略、预算、校长遴选进行决策，大学理事会成员应该由政府官员、立法机构成员、校领导、教师代表、学生代表、社会人士代表组成，其中政府官员、立法机构成员可由相关机构委派，而教师、学生、社会人士代表则公开选举产生，代表民意参与学校管理。如果实行这一治理结构，学校的党委书记，应纳入理事会，作为理事会成员(或者理事长)，这就一定程度理清了学校办学的权责关系。
　　南科大也曾经按现代大学制度，来设计学校的治理结构，包括成立大学理事会，但遗憾的是，大学理事会的所有成员均由政府部门委派，官员占了过半名额，且没有师生代表、社会人士代表，另外，学校的管理，也没有明晰理事会(举办者)、校长(行政权)、教授委员会(教育权)、学术委员会(学术权)的权责，这导致南科大的治理，还是行政治校，而不是自主办学、学术自治、教授治校。
　　十八届三中的《决定》提出，要深入推进管办评分离，扩大省级政府教育统筹权和学校办学自主权，完善学校内部治理结构。决议还提出，要创造条件，逐步取消学校、科研院所、医院等单位的行政级别。这为我国教育管理改革指明了方向，落实决定精神，必须突破现有的管办评一体化格局，摆脱行政治校的思维，大胆借鉴国外成熟的现代学校治理模式。目前看来，无论是教育主管部门，还是地方政府、高校，都依旧按照原有的权力、利益格局，来管理、发展教育，没有任何真要改革的迹象。切实推进高校去行政化改革，当以南科大过去五年的改革为鉴。
　　（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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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去行政化，不妨从南方科技大学的招聘开始
南方都市报&
作者：熊丙奇
教育部近日已同意筹建南方科技大学，9月30日，南方科技大学校园建设正式开工，与此同时，50多名应聘者走进了南方科技大学(筹)的考场，这是南科大成立以来的首次公开招聘考试。据悉，为了能选拔出真正优秀的人才，校长朱清时亲自命题。开放式的题目和考试方式，令不少应聘者感慨：没有真才实学，想进南科大可不是容易的事。(10月1日《晶报》)
朱校长所出的五道笔试题包括：“你认为我国的大学为何难以培养出一流人才？”“应该如何准确理解‘去行政化’？”“南科大施行‘去行政化’主要有哪些措施？”“如果你来南科大工作，你最期望做何种工作？你如何有把握做好该工作？”“你对如何办好南科大有何建议？”这五道题目看上去并不难，要真回答出水平却很难。
朱校长出这样的题目，应是在所有应聘者的意料之中，可对于这样的题目，事先的“准备”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因为招聘者显然不是想获得人云亦云的、从报章杂志处“批发”来的观点，而是想知道应聘者对这些问题的真实看法。作为以“去官化”、“去行政化”为立校基本原则的大学，要在办学中推进“去行政化”，寻求一批志同道合者很重要，他们对“去行政化”、“学术自治”、“教授治校”的深刻理解，将有利于现代大学制度在南方科技大学的推进、建立。
就在朱校长出考题前两天，9月28日，由教育部主办、面向全国广大教师的学习教育规划纲要知识竞赛活动启动。这次竞赛活动的主题为“深入学习教育规划纲要 大力推进教师队伍建设”。关于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有这样的“填空题”：“为构建政府、学校、社会之间的新型关系，《教育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建设______的现代学校制度”；“为健全统筹有力、权责明确的教育管理体制，《教育规划纲要》提出，以________为重点，深化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提高公共教育服务水平。”
两相对比，令人感慨。这样的竞赛活动，当然可以起到一定的《教育规划纲要》宣传作用——— 能有多大作用，其实也很难说，从题目的形式和内容看，是很适合现在的中小学生完成的；老师们就是自己做了，也不见得就能“记住”《纲要》的具体描述——— 可是，对于《教育规划纲要》的宣传与落实，更重要的是教师真正领会《纲要》，同时有权利参与有关落实《纲要》的改革的决策。如果教师没有参与改革决策的权利，只能旁观改革，他们就是记住、答出“要取消学校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又能如何呢？这就如学生们能背记书中的知识点，却难以培养科学精神和人文素养一样。
让所有教师都参与教改的实践，这是笔者从《教育规划纲要》启动制订时就一直呼吁的，总体而言，在《教育规划纲要》制订过程中，教育部门已经开始注重听取公众的意见，但一线教师的参与度并不高。现在，《教育规划纲要》启动实施，第一线的教师不能还是“被改革”，只被要求记住改革条文，而应该有更主动的态度投入改革。这就需要创造一线教师投入改革的机制。事实上，建立这一机制的过程，也就是推进现代学校制度建设的过程。
记得南科大的“准生证”曾一度困扰这所学校，也曾引起社会的关注。人们普遍认为，对于一所“去行政化”的新大学，如果教育部不让其“出生”，这怎样让人相信国家《教育规划纲要》所推进的教育去行政化改革呢？能否批准南科大，无疑是改革的试金石。也就是说，在去行政化改革方面，最好的宣传当是鼓励南科大的改革创举，而不是将“改革”停留在条文上。
南科大已经得到教育部的批准，正式启动建设，这是积极的信号。对于这所备受关注的大学，我并不关注她能否尽快建设成为国际知名的高水平大学，而是观察其能否顺利建立现代大学制度——— 如果没有现代大学制度，其建设国际知名的高水平大学，必然重复我国大学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老路，投入经费不少，但播下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 朱清时校长的面试考题，其实就是在对应聘者进行一次“去行政化”思维传播的过程，而且从他们的回答中，也可获得更好的“去行政化”建议，这也不失为一次“教授治校”，为学校出谋划策的过程。
当然，笔者也有一点担忧，这次南科大招聘学科人才，谁最终拍板？是行政领导，还是教授委员会？笔者所希望的是，南科大在人才招聘中，也应建立“去行政化”的模式——— 就如校长的聘任，也按现代大学的校长公开遴选机制进行——— 即对应聘人才的评价，不适合由校长作出，而应该由相关学科、部门的专业委员会进行(在筹备阶段，相关学术机构的建立也是重要内容)，合适的候选人由学校行政聘任(校长只是努力执行教授委员会的决定)。
这也启迪我国的整体教改不能还采取传统的“上级部署，教师执行”的模式——— 这种模式之下，是难以诞生“自主办学、学术自治、教授治校、学生自治”的现代大学制度的。而应该以改革的思维去推进改革的实践，把改革主导权给教育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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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科大五年改革最大遗憾：去行政化做的太差
　　从2009年开始，朱清时在短短5年内，从零筹建南科大，并力争把它打造成“中国的麻省理工学院”。今年9月，他将离开学校，开始他的“68后人生”。朱清时5年聘期将满，一直在反思：“头几年把很多问题想得简单了一点，路走得很坎坷；如果从头再来，一定会做得更好、走得更平稳。”
　　我不认为朱清时校长，把问题想得“简单了一点”，而就是“从头再来”，也估计会重演目前的戏码。朱校长在南科大推行的改革，其实并不复杂，“自主招生、自授学位”，以及“去官化，去行政化”，这都是国家教育规划纲要已经明确指出的改革方向，教改之所以变得复杂，是因为行政部门并不愿意放权，打破现有的权力和利益格局，这导致清晰的改革路径，弄得模糊不清。就是给朱校长再一次机会，如果行政部门还是不愿意放权，南科大的改革路还是十分艰难。
　　朱清时坦陈：“去行政化之路如果满分是100分，现在我们也就60分而已，我们为了前进不得不迂回、斡旋。”这不仅是朱校长个人的遗憾，也是南科大整体办学的遗憾，而这遗憾来源于，南科大的举办者，没有按最初的设想，立法制订南科大章程，朱清时校长曾谈到要在任内推动制订南科大章程，但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将南科大章程的制订纳入立法程序的打算，南科大办学只有依据由深圳市政府制订的南科大管理暂行办法。
　　南科大章程的难产，是教改阻力的生动注脚，我国教改要推进，关键在于应将教育部门主导教改，转变由人大立法推进教改，这一方面将改革纳入立法框架，另一方面，也可切实要求政府放权，而不像现在，完全由政府部门说了算，而推进国家教育规划纲要和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到的管办评分离的改革，恰要约束行政权力，教育改革的核心就在于此。没有建立约束政府权力的机制，这可谓南科大改革的最大遗憾。
　　作为一所全新创建的学校，南科大推进教改可谓“天时”、“地利”，甚至一度大家认为“人和”的因素也具备了。所谓“天时”，是国家刚颁布面向2020年的教改规划纲要，下定决心推进教育改革；所谓“地利”，是南科大此处改革开放的前沿深圳，有理由在教育改革方面可以走在全国前列；而“人和”，则是朱校长和深圳有关负责人，都有改革的主动意识，全新的南科大可以轻装上阵，避免改革遭遇校内传统势力的阻挠。
　　可是，这却没有带来一所大学期待中的南科大，在首届学生招生时，南科大曾令大家眼睛一亮，毅然走出一条不经过传统高考的新路，可是，随后南科大首届学生被要求参加高考、深圳市委组织部门出面为南科大公开招聘局级副校长、南科大理事会过半理事是官员等等，接连让关注南科大改革者受到打击，政府部门依旧用传统的思路举办南科大，而这之后的南科大，也越来越靠近体制内高校，学校也用高考录取分数、“千人计划”学者数等体制内高校十分看重的指标，来评价学校的招生和教师队伍建设。与此同时，南科大校内也传出不和谐之声，援建的香港科技大学教授公开发文质疑，个别学生的退学，更令南科大处境艰难。
　　朱清时担任南科大创校校长的五年，其最大的贡献是，为这所学校树立起“改革”的形象，并由此获得巨大的声誉。但总体而言，南科大改革的“说”，远大于“做”。朱清时校长提到的“去官化、去行政化”、“自主招生、自授学位”改革，大多没有得到落实，这发生在举国上下宣传要进行教改的大背景中，实在令人嘘唏不已。教改在一所新建的学校推进都如此艰难，更何况在一所传统的大学中推进了。必须承认，教育改革确如朱校长所说，不可能一步到位，但是，必须做到循序渐进，而遗憾的是，循序渐进的改革，在南科大也很难寻觅，目前的南科大，正在向一所传统的体制内大学靠近。离公众的改革期待渐行渐远。
　　这给我国教改太多的反思。南科大其实是一块改革的试金石，检验是否要动真格推进教改。可以说，过去这五年，南科大试出了教改的阻力究竟来自何方，而问题在于，在清楚地知道改革的阻力何在之后，谁来破除这些阻力。这是给进一步推进教改提出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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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受关注的南科大第一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最近在深圳召开。虽然是闭门会议，现场“戒备”森严，但是我们还是从不同渠道获知了会议的相关内容。南科大校长朱清时在会上首次向理事会成员报告了南科大的办学思路和发展规划。在学校招生及专业、课程设置方面，朱清时在报告中提到，首届教改实验班学生入学后，前两年不分专业，由学校安排统一的理工科基础课教学及教育部要求的其他课程。大三开始，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和能力选择专业。朱清时在向理事会报告中还提到，南科大将设中共南方科技大学委员会，党委会由党委书记、副书记和若干委员组成。还要设立校务委员会、学术委员会，校务委员会协助校长决策行政事务，学术委员会协助校长决策学术事务。
南科大可以说是在人们关注的目光中起步的，他的每走一步都得到了舆论的普遍关注，都牵动着国人的心。怎么会出现一个南科大理事会呢？它是个什么“东东”？它是临驾于朱清时先生头上的“太上皇”吗？南科大理事会由于国人的这些疑问而登上了百度新闻热搜词的排行榜。这次出席会议的南科大理事一共20名，包括政、商、学界人士，其中有一半是厅局级以上官员，还有6名大学校长和4名企业董事长，深圳市市长成为了理事长。南科大的这一举动（准确点说应当是深圳市的举动）理所当然地引发了大家的议论。在我看来，实际上南科大理事会是一个“四不像”，因为它既不是西方私立大学的校董会（校董会的成员那都是掏钱的主），又区别于中国眼下国立大学的那种有其名无其实的“董事会”，是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一个机构。可能既不是一个办学的决策机构，也不是参加理事会的每一个成员都是股东拿钱支撑南科大经济运作的机构。我想仅仅将其看成是一个议事、扯皮、相互承担共同责任的机构可能更合适，这样万一有个风吹草动可以“共同领导”以加强“抗风”的能力。所以，看官们不必在意。
有人认为，各界人士加入理事会有利于南科大吸取各方意见，在具体实践中也能得到多方的帮助。也有人担心，理事会成员中，超过一半是官员，官方色彩浓厚会有违南科大筹建时的初衷，这种初衷就是朱清时先生说的“去行政化”，就是学校彻底与行政级别说再见。有几个政府官员参加学校理事会就加大了学校的行政色彩吗？不能因为深圳市市长参加，那南科大的级别就是副省级了。我看未必，因为这是表像。你想呀，南科大是谁掏钱办的？是朱清时先生吗？是王传福先生吗？都不是，而是深圳市政府，政府是“资方”。这样深圳市多位领导参加理事会，深圳市市长当理事长还有什么奇怪的呢。
大家都在期盼南科大能否真正地摆脱行政化的羁跘，走一条学校自主办学没有行政级别的路子来。从担心南科大理事会有如此之多的政府官员参加就可说明这一点。可能大家并没有找到问题的关键点，也可能没太注意这个信息：南科大将设中共南方科技大学委员会，党委会由党委书记、副书记和若干委员组成。问题来了，我想问问，南科大的党委书记是什么级别的干部？是副省级，厅级，还是副厅级？他是由那一级党委选派的干部？“党管干部”将如何操作？副书记又是那一级干部？所有担任党委职务的人拿什么级别的工资呢？朱清时兼任党委书记吗？如果他兼任了，那朱清时先生不就有了“官帽”了吗？如果朱清时不兼任，那如何实现“党委领导下的校长分工负责制”？这样看来，南科大的去行政化有点一地鸡毛的感觉。
“高校去行政化”是朱清时先生能玩的转的吗？非也。面对现实吧，这不仅仅是坚持党的领导的问题，有时高校有一定的行政级别并非都是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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