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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付艺曼「我从来没有设想过，有一天我会担任复旦图书馆的馆长，现在回想起来，觉得自己的人生仿佛走了一个圆。这似乎也是给了我一个向图书馆表示感恩的机会。」“在文化机构建立的过程中，恐惧和欲望还有创造意愿发挥了同样大的作用。政治势力的明显的信号，想要占有世界上所有知识的欲望，还有对损失、破坏、洪水、普遍性的消耗的害怕：图书馆表现和表达了所有这一切。火灾、水患、蛮族、无知的胜利、审查和不宽容取胜都是威胁图书馆的因素。从一开始，火就是毁灭文明的噩梦的偏爱方式之一。”“精神上的纵火者手中一直握着火炬。但是历史总是不停止嘲讽：正是以一本书的名义，或小或大，或红或黑，或者普通或者只针对精英，图书馆才曾经、正在和将要被付之一炬……当人们意识到这些书是以另外一本书的名义被毁的，这一本书又可能包含了一个对所有人、所有事都有价值的真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就超越野蛮得到确定了：人们从未停止阅读，无论是会因此而死还是牵连所有志同道合的人，书仍然，而且一直掌握着最后的话语。”——（法）古勒莫《图书馆之恋》1▌复旦人：您少年时代的阅读经验？▌陈思和：我与图书馆是很有些缘分的。1970年我初中毕业，没有上山下乡，也没有找到工作，按现在的说法，我算得上是“社会闲散人员”。当时我才虚岁17岁，正处于人生的青春期，那个年龄的人总有很多想要宣泄的感情和内心骚动。但在当时，我仿佛看不到个人的前途在哪里，心理上也承载着无形的压力，感到非常孤独。我的大部分朋友都上山下乡去了，有的到安徽，有的到江西，有的到黑龙江。其中有一位朋友就是后来成为复旦新闻学院副院长的张国良教授，现在已经调到交大去了，他和我是中学的同班同学，也是邻居。他当时去了江西的进贤军垦农场。他的哥哥张忠民也和我同班，那是去了淮北五河县插队。我们三个是非常要好的朋友。我们甚至一起合编了一个刊物，那个刊物有个很革命的名字，叫做《朝阳花》。当时参与刊物编写的都是我们去各地插队落户的同班同学，他们在当地创作了一些散文和诗歌——这些作品在今天看来仍然不免充斥着各类政治套话，但里面却仍有一些很真诚的诉求：我们还是想表达自己内心最迫切的感受的。我当时就负责做这个刊物的编辑，他们把稿子寄到我这里来，我呢，就用手写的方法复写刊物。当时有一种简单的编辑方式是刻蜡纸，而另一种方式就是直接用复印纸手写。就这样，我们逐渐编出了这本名叫《朝阳花》的刊物。不过，只编了两期，到第三期就编不下去了——因为当时有一个参加写稿的同学把这件事告诉了她的爸爸妈妈。她父母亲就着急了，说你们这样做是会出问题的，将来有可能被打成反革命集团。“文革”时期这种事情是时常发生的，在家长的干预之下，这件事情最终只好不了了之。这次的文学实验失败之后，我的情绪似乎更加发泄不掉。那个时候我的家从杨浦区搬到了卢湾区，我经常到卢湾区图书馆去看书。那时候的图书馆，其实是没有什么书的，大多数的图书都是不可以开架阅览的。即使是开放出来可以借阅的书，虽然已经是很革命了，封面上还要加贴一张单子，说是“供批判使用”。但那个时候有几类书是可以看的，其中有一类就是鲁迅的书。我就在那个时候开始读鲁迅。当时我读的是1958年版的《鲁迅全集》，基本上是连书下注释一并通读。读过一遍以后，我又开始对注释产生了进一步的兴趣。鲁迅的很多杂文，都不是孤立于社会的，那些文字和当时的社会现实有着紧密的联系，他的文章中反映出了极为丰富的时代信息，涉及到大量具体而生动的人事——我依靠全集的书下注释，渐渐了解到了这些信息。对于《鲁迅全集》的通读所给予我的第一个帮助，就是20世纪从“五四”到1930年代的历史就此在我眼前铺展开来，在我的知识结构里面，第一个知识空间逐渐完整了起来。我开始对这一段历史怀有特别的兴趣。这是其一。另一方面，我还是喜欢阅读并通读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当时，我几乎每天都会去卢湾区图书馆。我从家里走到那里大概需要二十分钟，经常是中午回来吃饭，吃完饭又去了。有时候早上做完家务——因为我当时没有工作，家中还有我的外祖父外祖母需要照顾——下午就会一个人到图书馆去。在这段时光里，我逐渐和图书馆的一些管理人员熟悉起来了。其实他们起先总是要批评我的，觉得我整天在图书管里混日子。我有一次去借马雅可夫斯基精装本选集，他们批评我说，读这种书属于“思想倾向不好”。但我看到里面都是一些《列宁》、《向左进行曲》之类看起来很“革命”的东西，怎么会“思想倾向不好”呢？我实在搞不清楚。但是就在那段懵懂的岁月里，我开始了大量的阅读，并且开始逐步接触、进入了第二个与书有关的知识空间：书评。我开始参与到图书馆的工作中去，帮助他们写一些辅助性的评论文章。所以我做文学评论还是起步很早的，而且正因为要做这些与文学有关的批评工作，就要学习相关的批评理论。那个时候，图书馆的政宣组就把“文革”前的文学原理之类的书，用蜡纸打印出来——当然肯定是把一些他们认为“不好”的东西删掉了——给我们看。在这个过程中，我学到了很多东西。后来，社会上开始“批林批孔”了，为了“批判”的需要，一些与历史有关的东西，从前禁止阅读的，那时候反而都可以看了——因此我又有了难得的机会阅读各类古籍。我的知识结构就是这样一点点形成起来并慢慢扩大的。可以说，如果没有在卢湾区图书馆的这一段读书经历，我没有可能在后来的日子里考上复旦大学。有意思的是，1974年左右，图书馆的功能和现在一样，也组织讲座。当时卢湾区图书馆邀请到了复旦大学和华东师大的各位老师们来讲公开课。当时刘大杰、章培恒先生都来讲过课，而我曾经亲耳听过课的是章培恒先生——当然那个时候的讲座免不了还是有些“文革”特点。他们当时带了工农兵学员来开门办学，顺便对我们作辅导讲座。时间再转到1976年以后，社会氛围就比较开放了，那时候华东师范大学有一批研究外国文学的老师为我们讲雨果、巴尔扎克等人的作品。回顾我的这段人生经历，我从1972年以后，从一个普通读者到渐渐参与图书馆的工作，再到1974年，被分配到当时所在的淮海街道图书馆工作，业务上受到卢湾区图书馆指导，我就被借调过去，参与杂志编辑、讲座组织等等日常事务。那时候我才二十岁左右，已经可以在一个电影院的讲座现场公开演讲一两个小时了。可以说，我步入社会的第一个人生阶段，是从卢湾区图书馆起始的。1974年左右，图书馆的功能和现在一样，也组织讲座。当时卢湾区图书馆邀请到了复旦大学和华东师大的各位老师们来讲公开课。当时刘大杰、章培恒先生都来讲过课，而我曾经亲耳听过课的是章培恒先生。2▌复旦人：您有哪些印象深刻、饶有趣味的图书馆经历？▌陈思和：当时在图书馆里的工作的有很多老人，这些老人都是很有学问的，我从这些前辈们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暗淡岁月》的主题是“我与杨浦”的故事，我接下去想写的第二本书是“我与卢湾”的故事，可以说，卢湾区图书馆是我成长的摇篮。当时我在一位姓黄的老先生的指点下初涉古典文学，他对我学问的长进帮助极大；还有一位阮老先生，曾任上海图书馆副馆长，“文革”中受冲击，转到卢湾区图书馆工作，这位老先生学问极好，他给我讲解图书馆的历史、讲学问的形成，使我实实在在地有所收获。在16岁以前的小学、初中岁月里，我个人的一些零星的知识积累，更多来自于家庭教育，而到了这个时候，反倒是图书馆为我提供了一个静下心来系统地读书、学习的空间——前面提到过：我和我的同龄人有着不一样的经历，那时候他们都上山下乡了，而我没有去。他们离开学校之后，几乎没有办法再继续学习，虽然也会有一些学习认真的同学，还有通读过《资本论》的，但那毕竟是少数，大多数人都把青年时期的宝贵时间荒废掉了。我和我的同龄人就这样逐渐走上不同的道路。到1977年恢复高考的时候，我们这个班级里的同学，很少有机会考上大学。我个人很喜欢上海图书馆，那也是我开始专业研究的一个重要起点——在大学里起初研究巴金的那三五年岁月，我差不多都是在上海图书馆里度过的。另外，1983年，我跟随贾植芳先生编《外来文学思潮、流派、理论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影响》大型资料集，我去北京图书馆查阅资料，那时候还在皇城根，设备比较落后，当时只有两台看缩印胶卷的仪器，其中一台还比较模糊，镜头难以辨认。为了能用得上那唯一的一台正常设备，我每天早上六点钟不到就要去馆里排队，在那里一坐就是一整天，豆浆、油饼拿了一堆放在身边。当时我和贾植芳先生的另外一位学生孙乃修一起翻阅了十几种从晚晴到民国期间的报纸，而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图书馆管理员也确实是很辛苦的——有时候我们旧报纸看过三叠，发现没有可用的史料，又要交给管理员拿回去换一叠新的。报纸老旧沉重，积了很多灰尘，来回搬运的工作量是很大的。总的来说，我觉得北京图书馆工作人员的服务态度是非常好的，我至今仍有着很美好的一段记忆。在16岁以前的小学、初中岁月里，我个人的一些零星的知识积累，更多来自于家庭教育，而到了这个时候，反倒是图书馆为我提供了一个静下心来系统地读书、学习的空间。所以就我的人生经历来说，与图书馆有关的那些记忆都是很有趣、很珍贵的。我从来没有设想过，有一天我会担任复旦图书馆的馆长——现在回想起来，觉得自己的人生仿佛走了一个圆。这似乎也是给了我一个向图书馆表示感恩的机会。3▌复旦人：您认为图书馆与出版社、书店之间是否存在角色差异？▌陈思和：很不同。从最简单的一点来说，出版社、书店负责生产、流通，而图书馆负责买书、藏书，而这看似微不足道的角色分歧，造成了图书馆的个性。从文化积累的角度来看，我认为一个图书馆比较看重的是远的目标，相对来说，出版社和书店更看重的是流通与市场。对图书馆来说，看起来很畅销但是却在文化意义上转瞬即逝的书，我们并不需要；那些对于文化传承有着重要意义的书，或许并不受市场青睐，我们却会非常看重。所以图书馆的功能与使命，决定了它不一定和图书市场保持一致性，但它在传承文化、推动、保护良好出版物的生产和流通方面，会起到重要的作用。4▌复旦人：可否简单谈一下复旦图书馆的历史与今天？▌陈思和：2018年我们要进行百年馆庆。目前我们图书馆有一部分工作人员正在负责复旦图书馆百年馆史的整理与编写工作。根据校史记载，1918年5月，复旦校董聂云台捐赠《四部丛刊》一部，约2100册，形成复旦大学图书馆雏形。聂云台是当时上海著名的实业家。还有一种说法是1918年戊午年，戊午级学生捐赠图书，建立了图书馆的雏形。总之，1918年开始了复旦图书馆的历程，它从一开始就少不了校友的捐助，是依靠了民间集资的力量，推动了图书馆工作。今天图书馆规模、藏书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复旦大学图书馆馆藏古籍40余万册，其中善本书7000余种（约6万册），内有宋元明刻本1000余种，抄本、稿本近2000种，清刻孤本、稀见本、精本、批校本3000余种。这批善本古籍皆属于国家三级以上文物。自2008年国家古籍珍贵名录申报评审工作开展以来，已有57种珍贵古籍入选。其中按照珍贵古籍定级标准，国家一级文物19种，国家二级文物38种。这里还不包括大量的民国书刊等珍贵图书。葛剑雄教授担任馆长后，学校以每年百分之十的配额增长用于图书资源建设，2013年达到五千万的资金。葛馆长坚持单本购书，复旦图书馆购书量多达每年12万种，据全国高校图书馆之最。今年由于复旦财政紧缩，购书资金被大幅度削减，但我相信这是临时的举措，希望在今后学校还是能够一如既往地不断增长图书资源的经费。每天寝室里需要轮流有一个人出来负责为全寝室的人“抢位子”。大家为这个人带馒头当晚餐，而这位同学则要一个人捧着好几个书包“冲”进阅览室。这种记忆印象深刻。5▌复旦人：您个人对于复旦图书馆的印象，未来有哪些发展设想？▌陈思和：实话讲，我们刚进复旦的那几年（1970年代末），学校图书馆的利用率是不高的。我那时候研究巴金，需要读大量的民国时期的期刊和书籍，主要是利用上海图书馆和徐家汇藏书楼，那里有丰富的藏书。我与我的同学李辉为了读那些报刊书籍，经常要从五角场到徐家汇，倒换55路和26路，花一两个小时才能到那里去找书看书。——那时候的借阅极为不方便——没有电脑、照相机，进入书库之后很久，好容易找到一本书，还要一笔一笔慢慢抄写。如果说，卢湾区图书馆是我学术起步的摇篮，上图徐家汇藏书楼才是我当年的学术宝库。我的理想是，将来在复旦大学图书馆新馆中增加一大批专门为学生和研究者准备的单人工作室，图书馆可以常年供给他们进行阅读研究之用——图书馆给研究者提供的书可以暂存在研究室里，待研究完成之后，再一起归还。再说我们复旦图书馆。从我的学生时代到现在，复旦图书馆工作人员的服务态度逐渐变得专业了，相关制度与设备的进步与完善程度非常显著。我们那个时候，图书馆阅览室的座位都很难抢到的，每天寝室里需要轮流有一个人出来负责为全寝室的人“抢位子”。大家为这个人带馒头当晚餐，而这位同学则要一个人捧着好几个书包“冲”进阅览室。这种记忆印象深刻。我始终觉得，图书馆的环境改善与空间拓展还是很有必要的，我们现在复旦图书馆本馆的空间实在太狭小太破旧了，与复旦这样名校的地位很不相符合。我想我们的校友返回母校如参观图书馆，肯定会有这样的印象。我的理想是，将来在复旦大学图书馆新馆中增加一大批专门为学生和研究者准备的单人工作室，图书馆可以常年供给他们进行阅读研究之用——图书馆给研究者提供的书可以暂存在研究室里，待研究完成之后，再一起归还。这种做法在国外是很常见的，我过去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做访问学者，就在图书馆有一间这样的工作室，它为研究者提供了很多便利——每一个房间中都有一个小茶几，可以煮咖啡的设备齐全，还有一个书架、一部馆内电话——研究者可以在里面进行连续的阅读与写作，工作状态可以持续一整天时间而不被打扰。我希望将来也能够为复旦的读书人提供这样一个理想的阅读与研究的空间。现在图书馆新馆的建造工作还在筹备中，等到项目真正启动之后，我们会在图书馆的官方网站上进行相关信息的公开与发布，同时也会来号召大家参与到图书馆的建设工作中去，为图书馆新馆的建设献计献策，鼓励同学们来共同探讨怎样把我们的图书馆建设得更加完善。6▌复旦人：您对于图书馆专业人才的期许有哪些？相关的培养计划是怎样的？▌陈思和：复旦图书馆还有一大批尚待整理的西文文献，我希望在自己的这一任上，想办法把它们整理出来。当时大学并校的时候，复旦馆藏了一大批法国传教士遗留下的西文文献，非常珍贵。我的导师贾植芳先生在图书馆任上的时候，就想整理而没有机会完成——因为这要求文献的整理者具备高水准的语言能力和专业能力。长期以来，大家似乎对于图书馆的专业人才培养不是很重视，总觉得图书馆只要有人会借一借书、发一发书牌就可以了，而其实我认为大学图书馆应当是一个科研单位，虽然它的主要功能是提供服务，但是这个服务到底是一种高层次的服务，还是低层次的服务，这之间仍存在着极大的差别。就高层次的服务来说，图书馆其实类似于当年的商务印书馆，需要一大批的专业人才，包括语言人才、研究人才，参与到图书馆的日常工作中，只有这样，才使得图书馆的科研服务能力达到一个比较高的标准。7▌复旦人：复旦图书馆的新兴技术与数据库建设规划有哪些？▌陈思和：有几件事在发生显著的变化。这些年来，整个文化环境与学术环境的改变非常之迅速，一方面，数据库技术在迅猛发展，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们以往读书的方式与视野，你们年青一代或许已经开始较少阅读纸质图书，而选择阅读网络读物或电子文库了。就复旦图书馆的情况来看，我们的西文文献数据库是较为丰富的，中文文献的收藏，相对来说有一定的选择性。但是另一方面，我认为：图书馆还需要有新的发展。最近我们刚刚促成一件事，国家图书馆已经正式批准复旦大学图书馆成立古籍修复保护人才培训基地，复旦大学还正式成立了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复旦大学有将近四十万册珍贵的古籍馆藏，在全国高校系统中是数一数二的，国家图书馆对我们的文献保护工作非常重视。我们专门设立了古籍保护专业硕士点，每年培养十位古籍保护的专业人才，因此图书馆也将是重要的教学单位。为了更好的收藏与保护古籍，学校方面也在光华楼专门批准了七间储藏室，但是由于光华楼使用的是中央空调，严格来说这还是不符合存放古籍的专业标准的。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会把现在理科馆的书库改造成为古籍特藏书库，专门储备古籍特藏，将来这里将建设成为一流的古籍特藏、古籍修复与保护的珍藏馆。古籍保护工作，也随着习总书记关于弘扬传统文化的指示而日益受到社会各方的重视，我们今后在这一方面将会有更大的改进与支持政策。另外，我们接下来还准备建设大型的数据库。复旦在全国的古籍编纂与研究保护领域一向有学术优势，像《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古籍总目》等都是享誉全国的重要学术成果——我们计划，今后将逐步把这些既有的成果整合起来，做成一个大型数据库。此外，我们也在进行大学人文学科评估指标的项目建设——到目前为止，关于人文学科的评估指标，国内外高校其实都没有形成足以真实、完善反映人文学科特点的评估体系。总而言之，我希望今后的复旦图书馆能够在更高的层次上，为科技发展、为学术研究提供专业服务。8▌复旦人：您认为当代人在不同的生命阶段，读书状态各有哪些差异？▌陈思和：在当下，读书状态最不好的，是四五十岁的中年人。中年人因为平时工作太忙碌了，有时候就会把读书这件事荒废掉。我觉得人在年轻的时候，一定要多读书。回想自己在二十岁左右的读书岁月，真是一点压力都没有，什么书都可以读——但是即便如此，我到现在仍后悔，没有在年轻的时候多学几门外语。我在少年时期，包括后来的大学时光，以及刚刚留校的那几年，有着比较好的读书状态——但是到四十五十岁以后，人就开始忙起来了，作为职业读者，我的阅读开始变得有目的、有计划，如果是在业余时间来读一本闲书的话，这种可能性就不是很大了。人年轻的时候，读书其实不需要有“中心”，阅读的广度和深度是完全可以不受限的，而且读了忘记也是没有关系的，到了年纪上去，真的开始使用这些知识的时候，你会发现：年轻时候的读书岁月对你留下的影响，那些对你有用的东西，你都已经记住了。但是人到中年，就不可能有那么多的时间、那么好的机会去自由地读书了，这个时候的读书难免会带有一定的目的性。我年轻的时候很喜欢莎士比亚，在那段青春期骚动的岁月里，凡是心里面有苦闷的时候，我就会阅读朱生豪翻译的《莎士比亚全集》；再到后来，鲁迅的作品成为我人生的挚友；现在则是巴金的《随想录》。其实，选择哪些书或许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这种长达一生的陪伴。所以抓紧时间读书对于年轻人来说，是尤其重要的一件事情；但是年轻人的缺点恰恰是不大会支配时间，因为缺乏判断力，所以难免会读到一些并不是很有营养、甚至是可以称之为垃圾的读物。另一方面，我觉得年轻人还缺乏足够的阅读经验，以及必要的人生经验，所以在阅读过程中产生的感受可能是不太深的——到中年的时候，人应当有一个必要的“反刍”过程，在年轻时候，你觉得对自己有用的、曾经触动过自己的东西，到中年以后还可以去重读。再一点，我觉得人的一生中应该选择几本书——选择了这样的几本书，就如同选择了几位好朋友——好书给予人的滋养是终生的，最好的朋友也往往是终生的朋友。挚友之间经常会见见面、聊聊天，而人与书之间也是这样，好的书可以常放在身边翻阅，未必要一口气读到底，但是在日常生活中，经常有机会“见见面”。这就像做老朋友一样，我心里面有什么问题，在书里面都可以开释掉。这样，我觉得一个人如果能够学会用读书来解闷、来消遣、来平息自己心灵上的各种问题，那么他一定是一个能够把握住自己命运的人。我年轻的时候很喜欢莎士比亚，在那段青春期骚动的岁月里，凡是心里面有苦闷的时候，我就会阅读朱生豪翻译的《莎士比亚全集》；再到后来，鲁迅的作品成为我人生的挚友；现在则是巴金的《随想录》。其实，选择哪些书或许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这种长达一生的陪伴。我在这里谈到的情况并非是指职业的读书人，而是一个普通人一生应当有的读书状态。人到老年，则又是另一种情况。如果是一个不以写作为业的人，他在晚年的时候，应当去读一些稍微短小的、而且更加具有耐读性的经典之作，这些文字应当和人性贴得更近，能够陶冶心性，完善自身的修养。9▌复旦人：在您看来，数字时代新媒介对于传统阅读方式是否形成了一定冲击？▌陈思和：我并不觉得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受到冲击的是纸质书（尤其是纸质媒介），不是阅读本身。对于电子书、网络文字的阅读，同样也是一种重要的阅读方式。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新的专业的读者也会随之产生。虽然我现在仍然无法想象一个人会在电脑前读完一整本《浮士德》——可是我相信，数字时代只不过是带来了一种阅读方式和阅读工具的改变，虽然这种方式或许会影响到书的内容，给我们带来一些暂时性的问题，但是我认为，随着科技的进步，这些问题也会在不远的将来被我们一一克服的。比如说电子阅读器，一个电子阅读器能够放多少本书？而打开阅读器和打开一本书，这种阅读行为的实质，其实是差别不大的。我们不能仅仅从网络上信息的杂混交错，就去判断说乱七八糟的内容是由新的阅读形式导致的——在从前没有网络的时代，通俗读物也是大量存在的，也会有我们今天认为是“乱七八糟”的阅读内容存在着。说到底，接触到什么价值层次的东西，关键还是要看你自己的倾向与选择，你愿意去读什么，你就会接触到什么。在古代，纸张发明了，或许也会有人认为这是文化的一种堕落——看上去，纸是很容易毁坏的，而刻在竹简与石头上面的文字，则会留存很久很久。甚至我们可以说，刻在石头上面的文字，因为介质的原因，会显得十分有力而精炼，而后起的毛笔字，或许在相比之下显得草率而鲁莽——肯定也曾有人会认为这是一种文化的堕落，只是当时的人们没有把这种议论记录保留下来——我觉得，我们现在用电子阅读设备代替纸张，未必像很多人所说的，是一种文化的堕落。换个角度来讲，我们现在因为大量使用纸张，造成了自然环境的极大破坏，寻找到新的替代性介质，未必不是一件好事。虽然阅读纸质书已经成为一种延续已久的习惯，但是习惯未必不可以改变——我是持有这样一种乐观的态度的。■原文刊载自《复旦人》19-20期合刊，转载请标明出处并添加原文链接。■电子版请移步 http://www./archives/23574 在线阅读或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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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　陈凌
来源：作者：陈凌责任编辑：张魏桔
　　他，爱读书，也爱藏书，希望寻求志同道合的爱书人，为此创办复旦大学第一家“寝室图书馆”。
　　桌上摞着厚厚几层书，柜子里也塞满了各类书籍，甚至连床上都摆满了书，不足10平方米的逼仄小屋居然分门别类、整整齐齐摆放着8300多本书。时不时会有几位同学过来，与这里的主人聊一聊自己的论文题目和写作思路，临走时还不忘“带”走几本与自己论文相关的书。乍一看，我们会以为这是一家小书店，然而床下摆放着的各种生活用品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寝室。
　　“这里实际上是个微型图书馆，面积不大，却五脏俱全。”隔壁寝室的一位同学告诉记者。寝室里开起了图书馆？还别说，这事就发生在复旦大学南区17号楼306室。
　　“寻求志同道合爱书人”
　　306室外挂着一块古色古香的匾，上面写着“同人堂”三字。同人堂的主人叫陈天翔（见右图，资料照片），是复旦大学历史系的一名研究生。“自己爱读书，也爱藏书，希望能够寻求志同道合的爱书人，所以叫‘同人’。”
　　“复旦图书馆的藏书量已经很大了，为什么还要开家图书馆呢？”同是文科出身的记者对陈天翔的开馆动机还是有几分好奇。
　　“一来嘛，自己平时就爱看书，也喜欢买书。书多了的一个问题就是没地儿放。之前经常桌子上堆满了书，自己又要写作业，于是就把书往床上堆，睡觉时还真有种拥书而眠、卧游书海的感觉，但有时想找一本书，那就真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了。有了搬书这项运动，都不用去健身房了！”陈天翔似乎天生就拥有幽默细胞。
　　“而且，很多同学也爱找我借书，我也乐于和别人分享读书的喜悦。再加上我们历史系的男女比例很不协调，男生少，楼里住不满。于是就动了开图书馆的念头。园区委员会认为图书馆也可以促进资源的利用，很快就批了下来。我寝室就在305，同人堂隔壁。”
　　2010年12月，陈天翔在社交网站上发布了一则《复旦大学第一家学生民营图书馆“同人堂”开业庆典》的文章，引起同学们的热烈反响，同人堂图书馆也就风风火火成立了……
　　“希望提升阅读风气”
　　在同人堂的一张桌子上放着一张卡，正面是大红基色，配一幅工农兵边看书边奋力做笔记的图画；背面则是一幅西方油画，画里两位女子正安静地享受阅读的乐趣。
　　“这是借书卡，一中一西，正面的寓意是‘为中华崛起而读书’‘刻苦学习报祖国’；背面的寓意则是揭示读书陶冶性情的一面。”
　　陈天翔告诉记者，出于希望从地下无实体的“那个有很多书可借的同学”向有实体的“图书馆”转型的考虑，同人堂制定了详细的借书细则。“第一次来同人堂，我会先为你办一张借书卡，然后就可以借书了。可以按书单在线搜索，也可以在馆内自行查找。”陈天翔介绍说，“一次可以借3本，借期2个月。借期到了，一般我会先发邮件，再不行就会在社交网站上贴上‘声泪俱下’的催还文，他们也不会想因为‘没还书’而蹿红吧！”
　　同人堂图书馆开办时，藏书仅4000余册，现在已有8300多册，涵盖各个种类，以文史哲和政治、管理、艺术等人文社科类为主，也有科普和科技专著类。
　　“除了这8000多册图书，同人堂还提供‘馆外借藏’‘文献传递’服务。通俗地说，我家里还有两万册藏书，如果同学有需要，家里的书通过预约也可以提供外借。”对于藏书，陈天翔言语中透着几分自豪，“复旦的‘大家沙龙’和‘Hi—story咖啡厅’也设有同人堂的书柜，算是馆外借阅点，我定期会去按专题更换书籍。”
　　陈天翔告诉我们，同人堂的读者群较为稳定，以本科生为主，也有不少研究生，甚至有老师也来办过借书卡，“但似乎没有借过书”。平时一周书籍的流通量为二三十本，开学和期末能达到上百本，常年处于“在借状态”的图书超过300本。
　　除了平常的借阅服务，陈天翔还会定期把一些书单、读书心得和有意思的故事放到网上。在线下还时不时会组织一些读书沙龙和讲座。“希望能够促进校园的阅读风气，尤其是读纸质书的风气。”
　　“继续开办公益图书馆”
　　“同人堂能够顺利发展三年，并吸引一批忠实读者，主要在于它的独特之处。”
　　吸引读者的首先是“书”。“都是精挑细选的好书。”陈天翔告诉记者，有时候他还会根据近期热点不定期推出系列专题，比如之前连战访问大陆，他就做了一个“眷村”专题，讲述迁台大陆人的生存状态和他们后代的心路历程。
　　书不在多，有人则灵。“很多同学来这里，可能目的并不是借书，而是看一眼‘野生版’、原生态的陈天翔，再领略一下‘寝室里塞了八千本书’和‘一个学生的私人图书馆’的景象。”
　　更多的同学来这里，是因为它具有很强的“草根性”，正是因为它的草根，没有冰冷的柜台、冷漠的机器和古板的条形码，所以更能实现‘私人订制’和量体裁衣。“比如有同学来借书，我们会聊一些论文选题相关的话题，我会提一些意见，也会推荐一些相关的研究资料给他。曾经有一位同学就在聊天中收获了灵感，确定了论文题目。”同人堂的这种亲切性也让陈天翔和读者成了好朋友。“开办这种私人化的服务可以说是同人堂最大的特色，但也决定了它必须精致，规模做不大。”
　　有同学曾经向陈天翔抱怨没书可读，陈天翔却不这么认为。在他看来，主要是没有把书好好利用起来，更重要的，是没有养成阅读的习惯。“如果同学们都养成了读书求知的习惯，哪里会没有书可读呢！”
　　面临毕业，陈天翔也遇到了一个着实不小的问题：没有特别好的办法把同人堂保留下来，书最终也会陆续搬出来。不过，陈天翔并不悲观，“工作以后有实力了，还会继续开办一些公益性质的图书馆！” （陈凌）（人民日报）[责任编辑:张魏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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