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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我的老师
2012年第2期目录
&&&&&&本期共收录文章20篇
　　78岁高龄的父亲，曾经是一位有着40多年教龄的小学语文教师。言老父是我的老师，缘于其做过我的语文老师，更缘于其一直以来亦师亦友教育护佑我成长——那种心灵的穿透，那种灵魂的穿越，在父子、师生双重身份间，似更易嬗递、升华。中国论文网 /5/view-3148949.htm　　父亲的教师生涯，颇为曲折。早年初任教时，因为写得一手好文章，更兼语文教学崭露头角，颇是斩获了一番“春风得意马蹄疾”的人生意韵。然而，终究是好景不长。知识分子的耿直秉性，以至偶尔的“口无遮拦”，其被划为“右派”。　　当“右派”这一顶沉重的帽子，被扣到一个小学教师头上的时候，对其本人意味着什么，对其家庭意味着什么，这是可以想象而又无法想象的。是啊，我的父亲，一个曾经激扬文字、意气风发的青年教师，瞬间从天堂被打到了地狱。于是，他每天只能面对着滚滚流逝的曹娥江水，亲眼目睹自己的心一天天枯萎。当父亲以瘦弱的身躯挑一担沉甸甸的稻谷，跌跌冲冲行走在田间阡陌上，进行着残酷的劳动改造时；当父亲被隔离审查，与母亲分开居住，每每只能由我躲着造反派而充当“交通员”时；当我在学校读书，被同学指指点点，以至被人吐唾沫、扔石子之时，真正痛心疾首的，还是父亲。每一次，只要我偷偷地跑到他的住地，他都会紧紧拥抱我并泪如雨下。如今想来，其时，他所有的不得志早已化为内心无边的愁苦，汪洋恣肆的豪情也早已变成无涯的悲苦。　　可有一次，不知为何，他竟一反常态，用双手托着我的脸颊，以十分顶真的口吻对我说：“儿呀，爸让你受苦了，但你要相信，爸是被冤枉的。要相信爸爸一定会被‘解放’的，爸爸多么希望重返教师岗位呀！”想不到，平日爱掉泪的父亲，此时此刻，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竟然放出些许光来，连着那说话的语气，显得是那样的坚忍和从容。而更让我想不到的是，靠墙隅的一块小黑板上，竟被父亲写满了粉笔字；一张简易的桌上，还放着课本和备课笔记。　　当我回家将这一切告诉全家时，家人们一颗悬着的心终于彻底放了下来，我们相信：父亲不会自杀，因为他不是一介懦夫。尤其在处境最困难的情况下，他依然怀抱着一颗对党的教育事业无限赤诚之心，始终翘首盼望乌云散去见太阳的那一天。是的，不知有多少个白天，父亲都自觉和不自觉地远望学校教室的窗口。当透过玻璃窗，看到一双双充满好奇的孩子的眼睛，父亲都会激奋得全身颤动——有离别，有哀怨，有期待……他浮想联翩，心旌激荡。他久久地站在那里，听琅琅的读书声，希望那熟悉的读书声，去平复他那难以平复的心情。“事实上，即使陷于人生绝境，也有可选择的空间，只要心不死，沉积在心底的人格和良知会不自觉地转化为某种生命行为。”读父亲当年日记里写下的一段话，我找到了父亲是如何让身心得到可靠的安放而做好寻常自己的答案。　　一旦被摘去“右派”帽子，就意味着父亲可以重新回到教育岗位，就可以像以往那样挥洒自己的浩荡才情，然而未必。细细观察，我发现除了全身心地投入教学工作，父亲说话似乎更小心谨慎了，也不再业余操笔。我自能理解，劫后余生的父亲，多少存有一份莫名的恐惧。　　当父亲再也不轻易涉足写稿以后，他自希望将这种爱好移植到我的身上。从上小学二年级开始，他便教我记日记，且要求一天写一篇。他不仅给我出题目，指导我写，而且还经常检查我写的日记。有一天晚上，我觉得没什么可写，加上身体犯困，就早早睡下了。当父亲发现我当天没记日记后，二话不说，绷着脸就一把将我从被窝里拎起。在父亲“逼迫”下，我终于想起了白天发生的一件事。原来，去乡下参观时，一位同学离开队伍从机埠的涵洞中穿越了一回，当他出洞的刹那间，我顺手捡起地上的一根麻秆，抽了他的头，以示训诫。于是，两人发生了躯体的冲撞。“你的动机是好的，但做法不可取，效果也不好，你应该从中吸取什么教训呢？”在父亲的启发下，当晚我以《动机与效果》为题，写成了六百余字的日记。从此，我便养成了每天必完成日记才上床休息的习惯。　　伴着记日记，父亲还时常辅导我写作文。无论带着我去野外观察、外地参观积累生活，还是具体指导我审题选材、遣词造句，他都不厌其烦。尤其我写好的文章，经了父亲的润色加工，抄着读着，我都会有明月当空的一睇、雨打芭蕉的一听、曦光初照的一思。自然，父亲的每一次辅导，恍若在我的脚下垫起了一块块砖，让我的作文从立意构思到结构表达都得以登高望远、骐骥一跃。　　父亲对我的严格，更是体现在课堂上。在我的印记里，父亲的课堂教学技巧甚是了得。他的讲课，板书工整，语言生动、严谨，深入浅出，而尤其是他那丰富的肢体语言，令人着迷。比如，说到天上闪电打雷，伴着右手作放射状，嘴巴发出“轰隆隆、哗啦啦”的声音，他的双眼分明发出亮闪闪的光来，由此，同学们情不自禁地走进了由父亲构建的教学艺术的殿堂，并以为无可替代的精神享受。然而，有一次，课堂上发生了一次“躁动”。原来，上课时一只麻雀飞进了教室，我与同学一起好奇地抬头瞅了几眼，并发出啧啧声。想不到，父亲铁青着脸色，叫我站起来，一直“罚”我站到了下课。其时，我心里不免嗔怪：又不是我一个人看鸟，这么多同学在看，何以罚我一人呢？何况过去同学中有更严重的违纪情况，可父亲也没让人“罚”站呀。这件小事，后来一直被妹妹当做“笑话”而传到现在。可只要妹妹一提及此事，父亲总是拉下脸：“若父亲对儿子不严格，搞照顾，怎么服众？”平日里改试卷，父亲也如出一辙。只要我的答案不完整，他都会比别的学生多扣分，以至卷面不整洁，他也会毫不留情地扣分。在父亲任语文课的那些学期里，我并不被宠爱，更不被看好。然而，得坦言，那是我进步较快的几个学期——只是因为父亲的严格。　　父亲，也是我生活中的一面镜子。父亲平日甚是节俭，他有个百宝箱，收集了钉子、螺丝等小配件，家里什么东西坏了，他都自己动手修理。有一年，家里请木匠打制了一件五斗柜，为了节约油漆钱，他专门去向油漆匠请教。于是从打砂、嵌石膏，到调制、上油漆，都由他一人独立完成，且效果与油漆匠的工艺似并无二致。除了率先垂范，除了教育我要勤俭节约外，父亲当年还给我规定了许多的“一”，比如，每天要扫一次地，一周要剪一次指甲，一月要去理一次发，等等。同时，还要求我学会烧饭、洗碗、洗衣、折被、买菜等。而今想来，这些细致具体的要求，“包含了一个身心健全、可以自食其力、有一定道德修养的人所具备的方方面面，能够达到这些要求的人，无论在什么年代一定是合格公民”。至今，我才恍然大悟，原来，父亲早就在对我进行素质教育。
　　犹记我被高考录取的那一天，正是父亲错划“右派”被平反的消息传到家的一天。双喜临门的这一天，从不喝酒的父亲，喝了满满两盅女儿红，看着他微微泛红的脸色，我刹地觉得，父亲此时早已将二十多年来的愁闷、苦涩一齐化作了今天扬眉吐气的喜悦。“共产党伟大啊，她不仅能够正视自己的过失，而且能下决心纠正过失。不是说太阳亦有黑子吗？可区区黑子又怎能掩盖太阳的光辉呢？”父亲的一席话，恰似春风化雨，营造出一片豁然开朗的意韵；更似一坛女儿红，调制出酽醇若醴的一泓温馨。　　自此以后，父亲在公开场合表明自己思想观点的话明显多了起来。有一天晚上，我更发现父亲打开了新买来的台灯，借着黄晕的光开始重操旧业。继而，当一篇篇浸润着他的语文教学思想、班主任智慧光芒的文章，飞驰在大江南北各大教育教学报刊上的时候；当《一课多式教例》、《赵老师教作文》等教学专著公开出版，受到广大小学语文教师热捧的时候；当他的事迹登上全国小学语文教学会刊，并被各地纷纷邀请前去讲学的时候，父亲陶醉了！他醉得热烈，为取得这么多丰硕成果；他醉得清醒，为曾经的坚守和自信；他醉得深情，为自己的无怨无悔。　　当父亲缱绻着这份缱绻之时，我亦成了一名人民教师。自然，不知不觉中，耳濡目染里，父亲的这份情愫亦在我的心里枝枝蔓蔓延伸。而不断发酵、膨胀的结果，便是加入父亲的队伍。虽说我教的是中学语文，但中小学语文教学之间不免有着太多的因果关联。于是，父子俩的研究与写作，总有着说不完的话题，而超越父子关系的“脸红耳赤”，各自获得的则是新的思维、新的观点、新的成果。　　尔后，因为工作需要，我调离了学校。到政府机关工作以后，因为忙，也因为需要“另起炉灶”，我暂时中断了写作。父亲见状，拉长着脸找我谈话：“你工作忙，我是看到了，但至于放弃写作吗？你到机关工作，接触的东西多了，积累也多了，题材更宽了，写作当是水到渠成的产物，且定然对你的工作有帮助。”渐渐的，当我利用业余时间重新拾掇笔杆，并涉足时评、杂文、随笔，继而在《求是》、《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人民文学》、《中国作家》等报纸刊物频频发表时，他笑了，为我尽力帮助读者去“抚慰他们的心灵，帮助他们回家，帮助他们找到他们本原意义上的光明”；他笑了，也为他“倒逼”教育的成功，一如当年其“逼迫”我写日记而终成良好习惯。而当有人为我写杂文替我捏一把汗时，甚至有一定级别的领导干部劝我莫要写杂文得罪人时，又是父亲站出来替我撑腰：“但丁说得好，‘走自己的路，让他们去说’。而况，你的讽刺，本意‘在希望他们改善，并非要撩这一群到水里’。时代不同了，环境不同了，作为知识分子理应有担当精神。或许，你说了真话，你还改变不了现实。但你不沉默，不放弃自己的知识立场，谁说就没有一点作用呢？”父亲的这番话，自是说给我听的，可又何以不彰显其身上充盈着的那份难能可贵的“清高之气”、“书生之气”呢？可以说，我所写的每一篇文章，出版的每一部文学专著，以至每一次获奖，都令他兴奋和自豪。在我看来，父亲对我的关心，不仅仅有父亲对儿子一泓亲情的成分，更有一份教师因为学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心理慰藉……　　　　父亲退休，已然20年。记得他曾给上海一位同行写信提到：“我未退休时与退休一样，退休时又与未退休一样，唯一的差别是，我可以拥有属于自己的自由度，舒心地去做自己最喜欢的事。”是的，已经退休在家的父亲，除了继续自己的写作，还与人合办了课外写作辅导班。报名者众，好评似潮，那是不用说的了。写作班的学生，基础参差不齐，父亲教得甚是辛苦，但令他欣慰的是，即便是那些“差生”，经了他一段时间的精心辅导，也写出了美文并在报刊上发表。这到底让我想起了父亲曾经说过的话：“哪里有什么‘差生’，只不过这些学生有待进步罢了。只要老师不门缝里瞧人，只要老师用发展的眼光看人，那么，你给雨露他准能发芽，你给阳光他必能灿烂。转化‘差生’，也是教育质量呵!”我相信，父亲转化这些写作“差生”，也定然是移用并创新了他当年做班主任转化“差生”的经验。　　可毕竟是近八十的老人了，经常不午休，一讲就是两三个小时，且风雨无阻骑着自行车上下班，家人们不放心，多次劝他该歇一歇了，可他不愿。尤其当有的人误以为他是为了赚几个钱时，他气得不行。有一次，他在家里发脾气，说：“我们家里并不缺钱，这不，我还常捐款做好事哩！我之所以热心辅导孩子，更多是出于一种责任。你看，现在的孩子喜欢上电脑，有的连字都写不端正，遑论写作了。替他们补补写作课，这不也是老有作为的体现吗？”父亲说得多有理，难怪谁也拦不住他，谁的抱怨都不能瓦解他的激情。　　父亲从不追名逐利，他只知道，“教育，一个肩膀挑着学生的现在，一个肩膀挑着祖国的未来”，作为教师，自己永不会有退休的时候。是的，父亲一生与教育结缘，他时时爆发着自己，涅槃着自己。他披着奇丽的教育幻想，奏着激昂的教育调子而来，将潜伏在身体里的性灵，化作一股股爱的春风，去温暖和丰富每一个孩子的知识世界、生活世界和心灵世界。或许，父亲到现在才发现，不管何时何地，自己身体里始终流淌着教育的血液，从读师范学校的那天起就具有的教师德性，根深蒂固，永远无法真正地褪去。　　又是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父亲依然按亮了那盏用了几十年的旧台灯。那正襟危坐的姿势，让我想起了当年他坐在办公室的背影；而那蓬早已花白了的头发，则令我想到了他写满黑板的粉笔字。蹑手蹑脚来到父亲的背后，我发现他正在修改写作班学生的作文，而红笔画出的特殊符号，分明告诉我其修改有多顶真。不经意间，我更发现，案头一侧还放着我刚发表的一篇杂文，旁边竟也密密麻麻写满了评语。看着，读着，我不禁潸然泪下——不为别的，只为父亲园丁般的辛劳、春蚕般的奉献。　　父亲啊，儿子向您敬礼！　　责任编辑：黄艳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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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洞一中往事 我们的老师是大右派
当年举国反右时，我正在洪洞一中上初二，因为年龄小不了解其详细情况。我们印象最深的是学校到处张贴着大字报，教师中据说划出了二十几个右派分子，有年老的，也有年轻的；有男的，也有女的，大字报上指名道姓地罗列着这些右派老师的“罪状”，基本上都是家庭成分高的，或者是历史不清白的，或者是爱发牢骚说过领导坏话的，还有的是生活作风问题，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等等。那时候开会很多，会上经常是师生高呼口号，声讨某个右派老师为自己辩护或是认罪态度不好。这些被打入另册的老师，情节严重的是不能再上课的，恐怕他们放毒，问题小点的还可以上课，有的不能上课还可以批改作文。
我记得曾任过山西副都督的洪洞白石人温寿泉的儿子儿媳都是右派，儿子温宗黄老师给我们代地理，儿媳肖景晞老师只能给我们批作文，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温老师多次夸我地理学得好，肖老师在给我的作文批语中往往有“传阅”“贴堂”的字样。听说他俩都曾留学美国，很有学问，我们私下里都非常崇敬他们。
给我们代生物的高尔珍老师，她的丈夫康明轩是一中名声很大的右派，据说当过国民党军队的团长，此人心高气傲，大字报上批他的调子很高，但我们见他走起路来总是气宇轩昂，架子不倒，军人气质不减。（改革开放右派改正后，康老师老两口调到山西教育学院，康老师曾长期担任山西孔子研究会会长。）最令人难忘的右派老师是四川人刘泽皋。当时他刚从北师大毕业，给我们代化学。刘老师20来岁，身材颀长，白白净净，讲课很受学生欢迎。他经常把难记的一些关键知识编成通俗易懂的歌谣教给学生，朗朗上口，好记难忘。我今天还记得的一首是：“二氧化锰硫酸钾，放在试管里把热加，就有氧气跑出来，这就是氧气的制造法。”每到上化学课时，孩子们都翘首以望刘老师的到来。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有那么一天，该上化学课时，刘老师迟迟没来，左等右等等不来,怎么回事啊！刘老师从来是按时上课的。终于有人告知我们，刘老师在化学实验室服毒自杀了!啊呀！教室里先是一片沉寂，随后，抽泣声哭声顿起。大家完全忘记了死者的右派身份……
当年的洪洞一中是山西的首批重点中学，教师队伍里来自天南地北名牌大学的，在国民党政府里军队里干过大事的腕级人物很不少，根据上面5％的右派指标，教师中究竟划了多少右派分子可查档案。又一个万万没想到的是，在高中学生里面也划了几个右派。听周喜乐老师说，他的5名同学仅仅因为平时成绩好些，骄傲一点，家庭成分又高，正好撞到了枪口上，都被打成右派，高中没上完就被开除回村。这几个学生完全有可能考上大学，但硬是戴着右派帽子受人欺负，受人白眼，在村里当了20多年“贱民”。后来当然也改正了，但这一切的一切都来得太晚了！年轻轻的，把一辈子都搭进去了。唉！
还有人说，新中国成立后的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1955年的肃反运动才是“文革”的初起。肃反主要在政府机关和文教部门进行，洪洞一中作为洪洞地方上的最高学府，在肃反大潮冲击下，再加上有5％的指标，教师中出身不好的，有历史问题的，没事也得蜕几层皮。谁也想不到当时的洪洞一中校长徐亚平竟然成了肃反对象。听一些学兄讲，徐校长工作能力很强，在师生中威信很高，他要在大操场上讲起话来，下面鸦雀无声。在他任校长期间，一中的声望如日中天。但据说徐校长有一段历史交代不清，工作组抓住不放，白天晚上连轴转审问，内查外调寻找蛛丝马迹。这令一向自负的徐校长不能再忍受下去了，在一个晚上趁看守懈怠之时，栽倒在女生厕所茅坑里一了百了了！
1966年“文革”风暴铺天盖地席卷中华大地。这时候我已经参加教学工作了，在甘亭公社北杜村学校当一名小学教师。农村学校虽然地处偏僻，但“文革”的烈焰也烘烤得学校不得安宁。先是村里有了观点对立的两派，相互贴大字报骂阵，两派为壮大自己的力量，跑到学校拉拢人马，不由学校中立，于是教师学生也明里暗里分成了两派，随着村子里公社里的形势进展而旋转起来。课是上不成了，小学生们凑热闹，仿照城里的样板批斗校长和老师，家庭出身不好的老师，有历史问题和作风问题的老师首当其冲受到冲击，我也曾被娃娃们戴上牌子游街，好在有惊无险，因为小学生不大懂事，不会上挂下联，红火一阵子就过去了。
“文革”对学校的破坏力在高一级学校是非常厉害的。在洪洞一中，教师学生中的两派斗争到了势不两立的地步，学校领导成了死不悔改的走资派，两派为表明自己是革命派斗起走资派来不遗余力，连骂带打，无所不用其极，白天晚上轮番批斗，限制人身自由，甚至出一些绝招侮辱领导。一中的党委副书记副校长杨云山实在不愿再过这非人的日子了，在1966年的某一天趁看管他的学生不在身边，纵身一跃，从楼上倒栽下来，顿时头破血流，离开了他不愿意再活下去的这个罪恶的世界。听说，杨老师以自杀对抗运动激起了学生们更大的愤怒，学校当即召开了千人大会，声讨杨云山老师死有余辜的罪行。
杨云山老师，当年我在一中上初中时，他是学校教导主任，知道他是中国矿业大学的高材生，有专业知识，有领导能力，在学生中很有威信，说一不二，在反右时是领导层的中坚人物。想不到他躲过了初一，躲不过十五，在“文革”初起时就这样执拗地头也不回地绝决地走了！以后我们每当提起杨老师来，总感到可惜，认为这绝对是洪洞教育界的一大损失。（作者系山西洪洞新英学校退休教师 ）□张俭
（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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