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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小故事，有趣又有料评论：中国增长之谜：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影响究竟有多大？_财经网 - .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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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增长之谜：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影响究竟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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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中国过去几十年的飞速发展，与“人口红利”有多大关系？一个国家的人口总量及其增长速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究竟有没有简单的必然的关系？
　　文|朱天
　　“人口红利”本来是人口学家使用的学术词汇，但在中国却成了日常用语。人们在媒体上以及平常的聊天中都会听到下面的说法：中国经济过去的高速增长很大程度上来自人口红利，但现在人口红利已经消失，中国经济必须寻找新的增长动力（例如改革红利），否则将难以为继。
　　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在中国从来都是一个热点问题。中国最重要的一项试图提高经济增长速度的政策，就是举世闻名、前无古人的“一胎化”计划生育政策。不过，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首先需要弄清的是，一个国家的人口总量及其增长速度与经济增长（即人均GDP 增长）之间并没有简单的必然的关系。
　　‘什么是“人口红利”？ ’
　　不管是人口大国还是小国都有增长快的，也都有增长慢的，这个事实应该不难理解。但为什么说人口增长并不必然带来人均GDP 增长的下降呢？毕竟，我国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不就是想要促进经济增长吗？而且，给定同样的GDP 增长速度，人口增长速度越低，人均GDP 增长不就会越快吗？这里，请读者注意这样的一个事实：过去30多年，我国沿海几个省份（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由于经济发展快、机会多，吸引了很多外省人口的流入，其常住人口增长速度在全国平均水平之上，而它们的人均GDP（按常住人口计算）的增长速度平均说来却是快过多数内陆省份的。
　　那么究竟什么是人口红利呢？简单地说，随着一个国家生育率的下降，需要抚养的儿童占人口的比例会下降，劳动年龄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会上升，这时候，即使劳动生产率（即每个劳动人口的产出）不变，按总人口计算的人均产出都会增加，这种人口结构的变化带来的经济增长上的好处可以称为“直接的人口红利”；另外，由于抚养比下降，家庭储蓄可能会上升，社会上能够用于固定资本投资以及教育投资的钱也可能增加，从而导致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由此带来的经济增长的好处可以称为“间接的人口红利”。不过人口红利是不可持续的：生育率的下降和人均寿命的延长，最终会导致老年人口占比增加，使得抚养比停止下降，转而上升。事实上，中国在2013 年已经到达了抚养比的最低谷，也就是说人口红利已经消失，开始转为所谓的“人口负债”。
　　在中国，生育率的下降和人口红利的产生通常归功于严格的“一胎化”计划生育政策，但事实上，中国在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前生育率已经开始大幅下降，而很多没有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发展中国家的生育率也同样有显著的下降。
　　所以说，计划生育政策并非中国生育率下降的唯一原因，甚至不一定是最重要的原因。现在放开了生育政策，中国未来的生育率不见得就会有显著增加，甚至还可能继续下降。
　　‘如何度量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
　　如何度量人口红利以及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究竟有多大，在学术界还有争议。让我们引用人口学家王丰教授的一段话：“中国过去30 年的经济快速增长，除了制度变化的因素外，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受益于人口转变过程中所产生的人口红利，即由年轻劳动力人口占总人口比例扩大而带来的经济收益。这部分年轻劳动力与大量的外来资本结合，造就了历史性的无法重复的经济增长。
　　各种不同的估算认为人口红利对中国20 世纪最后20 年中经济增长的贡献为15% 至25%。”王丰的这个结论似乎主要基于两项研究。一项是他本人与梅森的研究，他们发现抚养比的下降使得中国在 年间的人均GDP增长率多出1.3%，同期中国人均GDP（按购买力平价调整后）的年增长率是8.4%，即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15%。另一项是由“人口红利”这个概念在中国的主要倡导者之一蔡舫教授与他的合作者做的研究，他们用不同的方法得出，同一时期的人口红利相当于2.3% 的人均GDP 增长率，即有1/4 以上的中国经济增长是来自人口红利的贡献。
　　学术界的研究普通读者不一定看得懂，但要知道，任何单篇论文的研究结果都不是真理，因为这些研究所用的假设、模型和数据都有很多值得推敲的地方。例如，根据另外一个研究可以推算出，人口红利在 年这30 年间只使得中国人均GDP 增长率多了0.43%，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只有1/20。不管怎么说，即使承认人口红利给中国带来了额外的1.3%—2.3% 的人均GDP 增长率，我们还是远远不能解释中国增长之谜，毕竟，中国的人均GDP 增长率在过去30 多年里比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要多出7% 以上；而且，除了中国有人口红利，很多发展中国家由于生育率的下降，同样也有人口红利。
　　为了更好地理解人口红利的大小和作用，下面我们就通过表1来比较一下中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人均GDP（即GDP/人口总数）的增长率、劳动年龄人均GDP（即GDP/ 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率和人口红利。劳动年龄人口指的是年龄在15—64 岁之间的人口。表中所谓的“直接人口红利”就等于人均GDP 年增长率减去劳动年龄人均GDP 增长率，其反映的是劳动年龄人口增长超过总人口增长速度对人均GDP增长的直接影响12，不包括因为被抚养人口的比例下降所带来的储蓄和投资的增长，以及教育水平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好处。
　　从表1的数据可以看到， 中国的直接人口红利在 年间每年只带来0.5% 的额外的人均GDP 增长率，与9.1% 的人均GDP 增长率相比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更有意思的是，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的直接人口红利并不高，具体说来，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欧洲和中亚地区发展中国家非常接近，只是略高于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甚至还低于中东和北非地区。虽然我们这里只计算了直接人口红利，没有包括间接人口红利，但是所有间接的人口红利都是以直接人口红利为基础和前提的。有直接人口红利的发展中国家理论上也都可能有间接的人口红利，至于能否实现这个红利，则是人口以外的问题。所以，表2–2 的数据极其清楚地说明，人口红利根本无法解释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增长速度上的巨大差距——中国在 年这30 年里的人均GDP 年平均增长率比经济发展相对较快的南亚地区还高出5%，比其他发展中地区高出7.3%—8.8%。
　　除了中国以外，其他东亚国家在经济快速增长时期也享受到了一些人口红利，但其程度也同样远远不足以解释东亚增长之谜。表2转引自美国哈佛大学两位学者的研究结果，从中可以看出在 年间，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独领风骚，人均GDP 年平均增长率（6.11%）不只是远远高于发达的欧洲（2.83%）和北美（1.61%）——这可以用追赶效应来解释，更高过所有其他发展中地区，尤其是南亚（1.71%）、非洲（0.97%）和南美（0.85%）。
　　除了亚洲地区以外，非洲和拉美的经济增长在这25 年里竟然是慢于欧美发达地区的！那么人口红利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解释各地区在经济增长速度上的差异呢？从表2中看，除了非洲地区可能是个例外，所有其他地区都存在一定的人口红利，因为这些地区的劳动人口的增长率超过了总人口的增长率。东亚地区的人口红利最多，东南亚次之。在这个意义上，人口红利确实能部分地解释东亚高速的经济增长。但是人口红利到处都有，东亚地区的人口红利最多只是比别的地区高出1%，但在人均GDP 年平均增长率上，东亚地区比增长缓慢的南亚、非洲和南美高出4.4%—5.26%。结论很清楚，用人口红利是远远不能解释东亚与其他地区在经济增长速度上的巨大差别的。
　　退一步讲，就算是人口红利在中国经济增长乃至东亚经济增长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那么问题来了：如果人口红利真那么重要，别的发展中国家为什么就不能通过人口红利来实现快速的经济增长呢？有人可能会说中国政府强势，可以推行一胎化政策，别的国家做不到。但我们已经看到，除了中国以外的其他东亚国家都没有推行过一胎化政策，为什么也有同样的人口红利呢？可见，人口政策的影响被大大高估了。其实，人口学家只是想说人口红利是中国（以及东亚）经济高速增长的因素之一，并不是要用人口红利来完全解释中国（或者东亚）的经济增长。人口学家还想指出，人口红利只是一个暂时的现象，随着老龄化的到来，人口红利会变成人口负债，对经济增长会有负面影响。不过，人口红利和人口负债是一个铜板的两面，如果人口红利有限，人口负债也不会太大。但是到了大众传媒，人口红利在过去的作用以及人口负债在将来可能的影响都被数倍地夸大了。
　　不久的将来，中国将面临人口的老龄化，这个问题是发达国家已经在面对的。这些国家在人均GDP 增长1%—2% 的水平下也并没有出现由老龄化造成的危机局面。很多人可能会说，人家已经富裕了，所以养得起老人，而中国是“未富先老”。但就算是“未富先老”，也并不会对经济增长构成多大的挑战，因为中国只要还处在“未富”的发展阶段，就有追赶的潜力，经济增长速度仍然会较快（这是前面说的追赶效应），多出一个百分点的增长率就可以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其实，只有将中国的高速增长完全归因于人口红利，才会得出中国会因为人口过早老龄化而永远追赶不上发达国家的结论。“未富先老”也许会是20 年后的现实，但是不等于人口开始老龄化后就不会继续变富！
　　著名的人口经济学家蔡舫教授就明确地指出，中国“未富先老”的缺口“主要应该依靠持续的经济增长来缩小，并最终得以消除”，而不是认为中国经济的增长会因为人口红利的消失而前景暗淡。
　　（本文摘编自中信出版社2016年9月出版《中国增长之谜》，朱天 著）
责任编辑：刘万里 SF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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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雨0997██
【简介】　　所谓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整个国家的经济成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的局面.“红利”在很多情况下和“债务”是相对应的,因此,在我们享受“人口红利”丰厚回报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今后可能会面对的人口“负债”.　　一国人口生育率的迅速下降在造成人口老龄化加速的同时,少儿抚养比亦迅速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上升,在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将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抚养负担轻、于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人口经济学家称之为“人口红利”.中国目前的人口年龄结构就处在人口红利的阶段,每年供给的劳动力总量约为1000万,劳动人口比例较高,保证了经济增长中的劳动力需求.由于人口老龄化高峰尚未到来,社会保障支出负担轻,财富积累速度比较快.[编辑本段]【人口红利的效益】　　严格来说,任何完成了人口转变的国家,都会出现这样一种“人口红利”.但最早实现人口转变的西方发达国家,人口转变因经历时间较长,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和经济增长的关联并不十分明显,也很少有人注意到所谓的“人口红利”效应.而许多新兴工业化国家尤其是东亚国家因为人口转变的历程较短,往往只用几十年的时间就走完了发达国家上百年才完成的人口转变历程,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和经济高速增长之间因而表现出了非常强的关联性,人口转变给经济增长带来的“红利”效应开始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注意.　　日本是亚洲最早实现人口转变和经济腾飞的国家,“人口红利”也出现得最早,大约开始于年,结束于年,持续了60年左右的时间.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韩国、新加坡、香港、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越南等在内,差不多在晚于日本30年后出现“人口红利”,目前这些国家都正处在人口的“红利”期.　　“人口红利”必然带来经济增长吗?观察上述处于“人口红利”期的国家,不难发现,这些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方面发展差异巨大.最富裕的国家如新加坡人均GDP超过3万美元,而最穷的国家越南人均GDP在2005年仅有600多美元.相同的“人口红利”期所导致的经济增长的不同结果意味着“人口红利”并不必然导致经济增长.　　事实上,“人口红利”更像一个机会,只有抓住这一机会并加以很好利用才能使“机会”转变为“红利”.从这个意义上说,“人口红利”只是经济增长所面临的一个有利条件：在一定时期内劳动力资源非常丰富.而这一“有利条件”或者说“优势”能否转变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成果,显然依赖于劳动力资源能否得到充分利用.如果在“人口红利”期,劳动力资源无法得到充分利用,则当人口的“机会窗口”关闭后,“人口红利”也会随之消失.[编辑本段]【人口红利和中国经济】　　我国早在年间“人口红利”就开始出现,但“人口红利”出现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似乎并没有感受到什么“红利”的影响,相反则是更多地感受到人口压力和就业压力,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城镇失业严重困扰着经济的增长.只是最近10年来,随着经济高速增长,失业人口开始大幅度减少和劳动力资源开始得到比较充分的利用的时候,我们才切实感受到“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有利影响.　　“人口红利”不意味着经济必然增长,但经济增长一旦步入快车道,则“人口红利”势必会成为经济增长的有力助推剂.劳动力资源丰富和成本优势已经使我国成为世界工厂和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但由此也引出了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当“人口红利”期结束的时候,我国经济还能增长多久呢?要回答这一问题,就必须弄清楚“人口红利”是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简单来说,“人口红利”或者说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包括这样两个方面：一是对生产领域的影响,二是对消费和储蓄的影响.　　“人口红利”对生产领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劳动供给上.从劳动供给来看,我国目前仍然处于劳动年龄人口最丰富的时期,但随着劳动年龄人口增长速度的减缓,劳动年龄人口大约会在2015年左右停止增长.一般来说,当一个国家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停止后,劳动力数量不足的问题会很快到来.但城乡二元结构使得中国的情况有很大不同,数量庞大的农村人口仍然能够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为城镇提供劳动力资源.中国目前正处于快速城镇化的过程之中,如果按城镇人口每年增加一个百分点的速度计算,则城镇每年会新增1500万左右的劳动年龄人口.设想中国步入比较发达的阶段时大多数人口如70%的人会选择居住在城镇,则农村劳动力向城镇的转移还会持续20年以上的时间.因此,在可见的将来,我国似乎仍然拥有比较充足的劳动力供给.从劳动力供给来看,“人口红利”将继续推动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从“人口红利”对消费和储蓄的影响来看,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停止或者说老龄人口比例增加在一定时期内并不必然带来储蓄率的下降,相反还有可能使储蓄率进一步上升.在老龄化的初期阶段,新进入老龄阶段的人往往都有较高的储蓄率和储蓄倾向,有人也因此把老龄化的初期阶段看成是第二次“人口红利”期.从这个意义上说,劳动年龄人口丰富的“人口红利”期结束并非“人口红利”的真正结束,只要能够发挥好储蓄的资金效率,让资本得到合理的回报,则第二次“人口红利”仍有可能为经济增长继续注入“活力”.　　综上所述,无论从生产还是从消费和储蓄来看,“人口红利”都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成为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利好因素.我国经济目前正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同时也是“人口红利”回报最丰厚的时期.从今后20~30年左右的时间来看,我们不仅没有理由怀疑我国的经济增长会失去动力,相反,经济增长将会更加强劲.[编辑本段]【人口红利和人口债务】　　需要指出的是,“红利”在很多情况下和“债务”是相对应的.“人口红利”也不例外.具体来看,与“人口红利”相对应的“人口负债”就是不断加速的人口老龄化的影响.人口老龄化将会从多个方面影响到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能力.首先,老龄化会带来社会抚养比不断提高,劳动力的负担和成本加大；其次,老龄化会加大消费性人口比例,降低生产性人口比例.第三,劳动力年龄结构“老化”将严重影响到劳动生产率.上述三个方面的影响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经济的竞争能力,并进一步影响到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活力.　　因此,在我们享受“人口红利”丰厚回报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今后可能会面对的人口“负债”.而要有效地化解将来的“债务”,我们必须做好这样两件事：一是必须长时期保持经济又好又快增长,二是必须尽快建立起覆盖全体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　　世界银行《2007年世界发展报告》报告会上说,中国的青年人口在1978年左右达到顶峰.世界银行的研究显示,这种赡养率下降的窗口可以保持大约40年,取决于生育率下降的速度,然后会重新关闭.　　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仍然处在这个窗口里.这一窗口在中国和泰国将于10年内关闭,在日本等发达国家已经关闭.　　根据一些中国机构的研究,目前中国经济增长的27%得益于“人口红利”,与此前“人口红利”对日本、新加坡等国经济腾飞的贡献率基本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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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口红利到人口负债 中国经济持续增长路在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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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必然会在中国人口史上留下浓重一笔：这一年，实行了三四十年的独生子女政策宣告终结，全面二孩政策在全国范围内实施。这一历史性转变将如何影响中国人口的数量和结构，又将对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曾经有着耀眼光环的人口红利，还能推动中国经济列快速吗？告别人口红利多年来，人口红利成为中国学者津津乐道的话题。即使不懂人口与经济的普通群众，不少也有一个模糊的认知：人口红利对于中国经济发展影响巨大。人口红利指的是在一个时期内生育率迅速下降，少儿与老年抚养负担均相对较轻，从而在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比较丰富，对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人口红利只是一个机会窗口期，能不能把红利收割到自己篮子里还需要体制改革等多方面因素。根据国内外学者的研究，中国的经济发展的确受益于人口红利，但是实际影响并没有媒体广泛报道的那么大。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曾测算，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均增长率中有27%的贡献来自人口红利。这一研究结果广为传播，但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王丰与大学教授安德鲁&梅森的联合研究，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的贡献没有这么高，只有15%左右。中国的人口红利还有一个特点，由于严格的生育限制政策迅速压低了生育率，中国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需要上百年才能完成的人口转变过程，使得人口红利的窗口期大大变窄。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2015年，中国人口总量为13.67亿人，其中60岁以上的老人超过2.2亿人，占总人口的16.1%。0~15岁的少儿人口2.4亿人，占比为17.6%。中国虽然仍是一个人口大国，但是人口结构扭曲，快速老龄化与严重少子化并存，劳动年龄人口老化，远远算不上一个人口强国。王丰认为，人口红利是有效生产者与有效消费者年增长率之差，它并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根据王丰的研究，2013年，两者增长率水平相同，之后，有效消费者的增速快于有效生产者的增速。这意味着，从2013年以后，中国的人口红利就已消失，不再存在了。蔡昉的结论是，2013年到2015年前后为中国人口红利的转折点，从这时起，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将使人口红利转为人口负债。此外，人口学者陈卫、彭希哲、陈友华等认为，中国的人口红利期可能到2025年或2030年结束。但是由于类似观点主要是依据总抚养比（0~14岁少儿人口、65岁以上老年人口之和与15~64岁人口之比）来确定人口红利期，还存在较多质疑。质疑主要集中在，按15岁到64岁人口作为分母来计算总抚养比，没有对其进行细分，导致结果在较大程度上偏离实际。从青年人口来说，由于高等教育普及，进入职场的年龄明显推迟，大大超出15岁；而中国目前平均退休年龄只有54岁，比64岁小十岁之多。为数众多的劳动年龄人口处于退休后未就业的状态，这必然导致对总抚养比以及人口红利期的推算不准确。与推算不准确相比，更为关键的是对人口红利认识存在误区。人口学者黄文政认为，由于人口红利是生育率从高往低降低过程中导致抚养比下降造成的，这很容易形成一种误解，即生育率降低有利于经济发展，事实上从长远看来，恰恰相反。第一财经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认同，所谓的通过降低生育率促进经济只是暂时降低了抚养负担，但这个效果与其说是人口红利，不如说是人口高利贷，孩子减少在当前减轻了抚养负担，会导致未来的劳动力减少，老龄化加剧，巨大的人口负债必然要还的。中国正在加速的老龄化就是一个明证。过去几十年间，中国已经享受了可观的人口红利，现在需要应对的新问题是，如何在人口负债期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全面两孩难改人口颓势日，中国开始正式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在双独二孩、单独二孩政策先后实施之后，全国近2亿非独夫妇也正式走进二孩时代。根据中央及卫计委官员对全面两孩政策的表述，实施这一历史性生育政策调整主要来源于三大动力：满足群众生育意愿、增加未来劳动力供应和缓解老龄化。从理想的状态来说，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之后，年出生人口增加，这些孩子未来成长为劳动力和纳税人，同时，新增加的出生人口又可以稀释老龄化程度，并成为养老保险缴纳者，减轻未来的养老负担。全面二孩政策无法改变我国老龄化的趋势，从全面二孩目标人群的年龄结构和生育意愿综合看，缓解老龄化的效果也将十分有限但根据不同学者对全面两孩政策效果进行的测算，这一意在增加未来劳动力供应的改革措施，其效果可能并不乐观。此前，有学者预测，中国放开全面二孩之后，最高每年可增加出生人口数千万。这一预测让不少人陷入可能出现&巨大生育堆积&的恐慌。按日全面二孩政策公布计算，目前新政公布已经一年有余。从各机构进行的二孩生育意愿调查和各地汇总的出生人口数据看，形势并不乐观。2016年3月，腾讯进行了10万人的二孩生育意愿调查，发现有二孩生育意愿的仅有三成，绝大多数因为时间精力不够、经济压力等原因表示不生二孩。中国社科院人口学者郑真真曾在江苏省进行五年跟踪调研，她发现，明确表示生育二孩的，后来只有三成左右真的生育了二孩；明确表示不生二孩的，则基本上都没有生。腾讯的调查跟官方调查发现的全国性生育意愿走低相吻合。据卫计委调查，目前我国城乡群众的生育意愿为1.93个孩子。这已经明显低于全面二孩的政策生育率。考虑到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落差，实际的生育行为更低。人口学者陈友华认为，&调整政策就是盼望出现一个出生堆积，如果没有明显的出生堆积，反而不正常，就更需要反思和警醒了。&今天出生的孩子如果低于预期，也就意味着未来增加的劳动力低于预期。同时，全面二孩减缓老龄化的程度可能也将低于预期。根据卫计委的估计，到2050年，因为全面二孩政策，老年化的程度会降低2个百分点。一位不愿意具名的人口学者告诉第一财经，这一预期过于乐观。他分析，老龄化的趋势已然如此，全面二孩政策无法改变这种趋势。至于能在多大程度上有所缓解，从全面二孩目标人群的年龄结构和生育意愿综合看，效果将十分有限。三举措应对人口新常态王丰与安德鲁&梅森在2006年合著的《中国经济转型中的人口因素》中判断，在经历了人为加速的人口转变之后，中国将有很长一段时间面临劳动力供给萎缩以及老龄人口迅速膨胀。而这种趋势难以在短期内被扭转。事实证实了他们的判断。从2012年开始，中国的劳动力规模已经连续四年下降，与此同时，老龄化程度迅速提升。伴随着这一人口转变的，是中国经济发展速度的下降。今年前三个月，中国GDP增速为6.7%，继续处于&L型&底部。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周天勇剖析了人口因素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人口增长率过快下滑，人口结构过快少子化、经济主力人口规模(22到44岁)萎缩和老年化，由此形成了中国与其他国家中等收入陷阱不同的、特有的中等收入&人口坑&陷阱，并使中国经济产生排浪式下行波动。人口变化影响了劳动力供应、消费、投资等多方面，再加上人口迁移中的梗阻，共同导致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持续下行。在经济下行压力巨大的背景下，如何充分发挥人口对经济发展的促动作用？多位人口学者提出，当前一方面是迅速出台鼓励生育的政策，使得全面二孩政策真正落地，有效增加出生人口。另一方面是尽快放开对三孩以上生育的限制，因为这批人口数量有限，对其继续进行限制不仅减少了出生人口，而且耗费了巨大的行政成本。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亚洲人口学会副主席顾宝昌认为，中央对少子老龄化的人口大势认识得很清晰，继续追罚三孩以上其实是有悖于人口大势，应该尽快加以改变。黄文政认为，人口影响经济不仅仅在结构，更在规模。根据他的测算，人口规模萎缩对经济的影响远远高过人口结构。他通过对辽宁等地区经济人口数据的计算发现，当人口相对减少时，人均GDP是下降，而不是上升。统计数据显示，从年，辽宁的人口增长大大低于全国水平，其人均GDP增速也比全国平均速度低20%。过去几十年间，中国经历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流动。规模巨大的劳动力转移在中国式经济奇迹中起到重要作用。学者认为，下一步通过进一步打通城乡劳动力流动的障碍，加快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将可以提升人口对于经济的促动作用。蔡昉认为，过去人口红利的主要实现手段是借助城镇化，特别是农民工从农村、农业这些生产率低的部门转向生产率高的城市和非农产业。目前看，城镇化趋势下的新移民，其年龄构成上更具生产力人口性质，所以，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加快&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将可以有效推动生产力的提高。提高劳动参与率和劳动力质量是发挥人口促动经济正向作用的第三个对策。《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十三五&期间要达到的主要目标包括就业比较充分，教育化取得重要进展，劳动年龄人口受教育年限明显增加。如果这些目标可以顺利达到，将可以充分挖掘劳动力资本的创富源泉，推动经济增长。从人口红利到人口负债，中国正在经历这一无法逆转的重大转变。与其无奈叹息人口红利的消逝，不如立即采取行动，通过相关改革，努力释放人口作为消费和生产主体的潜力，实现人口与经济的良性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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