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督和督师/督师
这里又将总督和督师混淆了，谭纶总督蓟辽的时候还是“左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按道理应该不算督师的，但因为他在神宗即位“起兵部尚书”，所以称为督师也未尝不可。而且，只要是挂了兵部尚书衔，即使是任命为“经略”，被称为“督师”也是可以的，如：《明熹宗实录》:天启二年十二月（十六日）丁丑，兵部复督师孙承宗疏言，辅臣欲身向登莱号召大兵，臣深服其雄略。但登莱有抚臣（袁可立），有镇臣简选水兵，训练辽兵。(天启六年三月甲子)命王之臣为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经略辽东、蓟镇、天津、登莱等处军务，阎鸣泰以原官总督蓟辽等处事务。(《熹宗实录，卷89)以上王之臣应该算是辽东经略的职位了，但接下来的证据却证明并非我们所理解的经略、总督和督师是严格区分的。(天启六年七月癸酉)命总兵官满桂镇守山海挂征虏将军印驻关门。兼管四路。先是，辽东督师王之臣请以满桂镇守榆关，巡抚袁宗焕不可。至是，崇焕疏言;“臣前偶与督臣相左，今各捐去成心，敢随督臣之后，以满桂请。”部复，得旨:“满桂即着星驰到任，督、抚既和，满桂亦当与督、抚并化成心，不得藏蓄观望，有负任使。”(《熹宗实录》卷74)天启崇祯年间的几位督师级别都很高，孙承宗、杨嗣昌都是内阁大学士，袁崇焕被称为督师也是因为加了兵部尚书衔。如：（天启二年八月庚辰），孙承宗以原官督理山海关及蓟、辽、天津、登、莱军务。袁崇焕（崇祯元年甲午），袁崇焕为兵部尚书，督师蓟、辽。（崇祯八月壬子），大学士杨嗣昌督师讨贼，总督以下并听节制。
督师历史网/督师
督师历史网由荣金钊建立。主要讲述中国历史，尤其是涉及到中国古代历史的内容。取名为督师，原因是荣金钊在大学期间特别喜欢明朝末年的蓟辽督师袁崇焕。以此为名，亦是勉励自己。督师历史网内容主要涉及历史、国学、唐诗宋词和个人历史杂谈。督师历史网是一个记载了中国历史和古代历史、弘扬中华传统过学的的历史文学主题网站。其内容包含了历史故事、历史人物，唐诗宋词、国学经典等，欢迎广大网友热心批评和指正。督师历史网所复盖的栏目有中国历史、古代历史、国学历史、历史故事、世界历史、唐诗宋词等。各栏目内容真实有效，原创度高。是个人经验文章之总结。对发扬历史文化愿贡献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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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师是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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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代督师相对总督和经略来说，督师的级别要高一些，巡抚大都挂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总督大都挂尚书衔，而作为管理总督的督师，基本挂大学士衔，如：孙承宗，杨嗣昌，都是以内阁大学士身份担任督师。
《明史谭纶传》有：隆庆元年，给事中吴时来请
召纶、继光练兵。诏征纶还部，进左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蓟、辽、保定军务。这就是总督在中央的挂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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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传》督师“剿捻”
从 1866 年底开始，李鸿章在继续推进“自强”活动的同时，披挂上阵，取代曾国藩肩负起督师剿捻的重任，公然把“自强”与“剿捻”紧密地结合起来。
太平天国失败后，捻军成了反抗清朝统治的主力。1864 年 12 月捻军与太平军遵王赖文光部会合，捻军首领张宗禹、任化邦等共推赖文光为统帅，“誓同生死，万苦不辞”。赖文光按照太平军的兵制、纪律和训练方法，整编了捻军，并把“披霜蹈雪，以期复国于指日”作为奋斗目标。赖文光根据捻军精骑善走的特点，创造出一套步骑结合、灵活机动的运动战战术，出奇制胜，击毙僧格林沁，打败曾国藩。但是，由于全国革命形势低落，赖文光深感“独立难持，孤立难久”。1866 年 10 月捻军在河南杞县、陈留附近决定分为东西两支：由赖文光、任化邦率领的一支，继续在山东和中原一带坚持斗争，称为东捻军；由张宗禹率领的一支，“前进甘、陕，往连回众，以为犄角之势”，称为西捻军。就是在这种形势下，李鸿章走上了剿捻前线。
曾国藩成了捻军的手下败将，而李鸿章却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就把捻军投入血泊之中，这除了捻军内部的消极因素起着作用之外，主要是因为李鸿章妥善地解决了粮饷供应问题和灵活地实施了“划河圈地”、“以静制动”的战略方针。
李鸿章深知粮饷与用兵的关系。他在奉命督师剿捻之初，就上疏声称：“臣从军十数年，稔知军情利钝之由，其枢纽不在贼之难办，而在粮饷军火之按济。”他赖以剿捻的粮饷军火，主要是依靠曾国藩在两江筹措的。当时后路有四大粮台，即设于祁州的“山内粮台”，设于安庆的“江外粮合”，设于南京的“金陵粮台”和“北征粮台”，全为两江总督一手统辖。在两江地区，江苏最为重要，“银米器械所自出，楚勇淮勇之根本”。李鸿章属僚郭柏荫署理江苏巡抚，丁日昌出任布政使专理饷务，颇为得力。从个人关系看，曾国藩并不喜欢丁日昌等人，但他从筹饷以支持剿捻军务着想：对其采取宽容态度，而不加掣肘。至于饷源，除各地厘金为大宗外，江海关税亦属可观要项。原先拨归淮军的江海关洋税为一成，1867 年由曾国藩奏准增至两成（其中一成直接济军，一成拨归江南制造总局专造轮船）。曾国藩向李鸿章报喜说：“两成洋税奉旨谕允，今岁饷事似不至误。”李鸿章闻讯大为感奋，立即复信道谢，说“前敌淮军月饷，经吾师竭力经营，洋税两成，鸿章上年屡商总署截用，复函动色相戒，兹竟奉旨俞允，固由天鉴忠诚，亦疏稿剀切有以致之也。今岁九关当不甚缺，但望提早赶解。”当时黄淮地区“枯旱至数十年所未有”，“淮南稻未浸种，河北麦已干死”。在这种所谓“乱机渐长”的情势下，曾国藩在后方筹措粮饷支援前敌，事体至关紧要。
李鸿章在剿捻中，还根据战争态势的变化，灵活地实施了曾国藩所制定的战略方针。曾国藩剿捻方略的基本原则是“以静制动”。在以前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中，“以静制动”是作为战术原则为“以上制下”的战略方针服务的。及至与捻军作战，情况就有所不同，捻军没有象太平天国那样相对稳定的根据地，单纯的流动的军事斗争，“以走制敌”，为捻军的最大特点。李鸿章说”捻逆狡猾善走，我军急进则疲乏，或为所乘，辎重或为所掠。又彼可到处掳粮，而我须裹粮前进。迨交锋一不敌，则转瞬数百里”。湘淮军恰恰相反。曾国藩尝说：湘军“行兵之例，每日行军支帐埋锅造饭，不向州县索米供应，略师古法，日行仅四十里或二三十里。李鸿章之淮勇亦仿楚师之法，其步步稳妥在此，其行军迟钝亦在此。”面对这种情况，曾国藩一改僧格林沁“威力追剿”的方针，确定了“以静制动”的战略方针。在具体部署上，有所谓“四镇六游”之说。他以安徽临淮、江苏徐州、山东济宁、河南周家口四处为“老营”，“各驻大兵，多蓄粮草子药，为四省之重镇，一省有急，三省往援”，并增设了六路“游击之师”，负责“追剿”，所谓“六游分进，梭织不断”。在此基础上，他又东在运河、西在豫东的沙河和贾鲁河设立“河防”，力图圈制捻军。在地方上则“查办民圩”，加强坚壁清野和治安防范，割断捻军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以清根本”。曾国藩意在以湘淮军之长，克捻军之短，应该说是极为毒辣的。但是，对于这种部署，特别是沿河堤筑墙设防，“闻者皆笑其迂”。时在后方的李鸿章也不以为然，致书襄办曾国藩军务并建河防之策的刘秉璋讽刺说：“古有万里长城，今有万里长墙，不知秦始皇千年后遇公等知音。”然而，当他挂帅剿捻后，揆情度势，才体察到曾国藩战略部署的深意。纵观李鸿章剿捻战略的实施，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 1866 年 12 月至次年 5 月间实施“臼口之围”，主战场在湖北。
李鸿章挂帅剿捻之初，只是提出了“用谋设间，徐图制贼”的原则性设想。而当时东捻军在突破曾国藩的贾鲁河、沙河防线后，迅速进入湖北，企图“长驱西上，一入四川，居已蜀之利，一上紫荆关，合张宗禹攻陕西”。东捻军集给在湖北钟祥臼口一带，拥众 10 余万。李鸿章认定这是聚歼捻军的好机会，于是调动湘淮军 7 万余人“分路并进”，其中包括湖北巡抚曾国荃的新湘军。1867 年 1 月捻军先在安陆府罗家集击败松字营，重伤统领郭松林。半个月后，又在德安府杨家河歼灭树字营，阵斩悍将张树珊。2 月双方主力在安陆府尹隆河进行决战。清军主力一是刘铭传所部铭字淮军，一是鲍超所部霆字湘军。本来，鲍、刘约定 2 月 19 日（正月十五）辰刻两军发起会攻。但两人向存嫌隙，鲍轻刘后起之辈，刘贱鲍无谋匹夫。刘铭传为了抢夺头功，违约于卯时单独发起进攻。捻军先用流动战术与之周旋，继而在尹隆河设伏败之。刘铭传“衣冠失落”，与各营官幕僚被困待死。鲍超部按预定时间从捻军背后发动突然袭击，捻军转胜为败，折损 2 万余人。鲍超救了刘铭传，但刘铭传却以怨报德，反诬鲍超部误期致败。李鸿章一味迴护铭军，不顾事实，按刘铭传口径上奏，鲍超被严旨斥责虚冒战功，应负铭军致败之咎。而湘系大员因鲍超并非曾国藩嫡系，不但不为其开脱，反而迎合李鸿章落井下石。曾国荃奏称接战捻军为南北两队，北强南弱，而铭军敌北，霆军敌南，故战绩不同。鲍超忧愤成疾，执意告退，所部 32 营以遣散了之。霆军重要将领唐仁廉，挑其精壮，由李鸿章“酌立营制，重整规模”，立仁字营，成为淮军的一支，从而削弱了湘军，增强了淮军的实力。3 月东捻军又在蕲水歼灭湘军彭毓橘所部，阵斩彭毓橘，至此曾国荃新湘军主力全部覆没。这一阶段李鸿章实行的主要是陆路蹙围，但并未能有效地扼制住捻军的流动。
第二阶段从 1867 年 6 月至 1868 年 1 月部署实施运河、胶莱河之防，主战场在鲁东地区。
东捻军乘湘淮军齐集湖北之际，跳出包围圈，进入河南，因鉴于陕西就食困难，四川路途遥远，遂放弃原定西进川陕的计划，改向山东挺进，于 6月在鲁军防守的戴庙附近突破运河防线，直趋胶东半岛。山东巡抚丁宝桢疏于运防，奉旨交部严加议处。一时言路汹汹。曾国藩认定“大局日坏”，担心言路不仅纠弹丁宝桢，也可能波及李鸿章，致书劝其忍辱负重，徐徐图之，“若遇棘手之际，请从耐烦二字痛下功夫”。
其实，东捻军进入运东，正是一大战略失策，给了李鸿章利用河防蹙之于绝地以良机。刘铭传、潘鼎新等淮军将领，一致提出“倒守运河”（即由原来自东岸设防移至西岸设防）之策，李鸿章经过慎重研究决定采纳。李鸿章鉴于捻军深入胶莱一带，不但部署倒守运河，而且又在胶莱河两岸增设了内层防线，缩小兜剿圈，企图把捻军聚歼于胶莱海隅，万一捻军突破胶莱防线，还有运河防线以资保障。在胶莱河防线上，他安置了刘铭传、沈宏富、董凤高、潘鼎新四军 46 营和鲁军 31 营，分段防守，每营防地三里多长。另外还设有机动的后援部队，全部兵力近 5 万人。运河防线则由淮军周盛波、刘秉璋、杨鼎勋、李昭庆等部和豫军张曜部、皖军黄秉钧、程文炳部负责。为了保障运、胶防线，李鸿章还奏准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直隶总督刘长佑率军防守黄河，由漕运总督张之万率军防守苏北六塘河。这样，东西南北四面就各以河为险构成了一个包围圈。但是，东捻军却于 8 月在胶莱防线北端海神庙一带鲁军防地冲破防线，渡过潍河，使得李鸿章苦心经营的胶莱防线告溃。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山东巡抚丁宝桢不愿其辖境变为战场，对李鸿章的方案虚应故事，甚至蓄意破坏。开始，李鸿章调鲁军 31 营布防胶莱河，丁宝桢只答应给 11 营；李鸿章意在严防胶莱河西岸，而丁宝桢却率军深入胶东蓄意驱捻出鲁；同时丁宝桢还对淮军进行粮草封锁，淮军所到之处，“城寨俱闭”，“办粮不出”。胶莱防溃后，李鸿章和丁宝桢为了推卸责任，“腾章相诋”，清廷一面进行调解，一面切责李鸿章“询私诿咎，倒置是非”，“意存忌刻，纵贼误事”，饬令交部议处。是时言路纠弹，清廷惑于群议，认为“河防不可恃”，曾国藩也劝李鸿章“早思变计”。凡此种种，使李鸿章陷于颇为困窘的境地。
在这种情况下，李鸿章一面主动致书丁宝桢“讲好”，一面坚持既定方略。他特别加固运防，亲自驻守台儿庄就近督导，并先后设立四支由淮军精锐组成的“游击”之师，计有战马 8 千匹，以骑敌骑，追击捻军。这样，就使东捻军陷入危殆的处境：它虽然突破了胶莱防线，但仍被困于黄河、运河、六塘河、大海之间的狭窄地带，“以走制敌”的特长无法施展，屡屡受挫。11 月任化邦在苏北赣榆战败被杀。12 月东捻军在寿光海滨一战折损 3 万余人，精锐丧失殆尽。1868 年 1 月赖文光虽然率余部突过六塘河，但孤危之中受伤被俘，在扬州被害。东捻军终于被李鸿章镇压下去。这一结局表明，李鸿章的战略指导是基本正确的。
第三阶段是 1868 年上半年在直东战场与西捻军作最后决战。
东捻军在危厄之际，曾向在陕西与左宗棠部对战的西捻军紧急求接，西捻军闻讯即决定离陕东进。张宗禹等原拟率部南出潼关，由豫入鲁，后来又考虑到清军聚集山东，河北空虚，遂决定进军直隶，威胁京畿，逼迫清军回救根本，从而达到解救东捻军的目的。西捻军经山西、河南进入直隶，于 1868年 2 月抵达保定一带。清廷大震，急忙调兵遣将防卫京畿。时东捻军已经败亡，清军便得以集结直、东（直隶、山东）战场与西捻军展开战略决战。清廷特派恭亲王奕?出面节制，调集钦差大臣李鸿章、左宗棠、都兴阿、直隶总督官文、山东巡抚丁宝桢、安徽巡抚英翰、河南巡抚李鹤年所部和京营、天津洋枪队等 10 余万众。
当时驻在山东济宁的李鸿章，遇到两个棘手问题，一是淮军将领刘铭传、郭松林、潘鼎新、刘秉璋等纷纷求退，“聚讼不休”，使李鸿章徒呼“奈何”而无法遵旨北援，因此受到清廷拔去双眼花翎、褫去黄马褂、革去骑都尉世职的处分；二是与左宗棠积不相能，此次受罚不啻火上浇油。李鸿章愤愤不已，声称“左公放贼出山，殃及鄙人。若使办贼者获罪，何以激劝将士？侍心如古井，恨不投劾归去，断不以目前荣辱介怀。”然而，他迫于所谓“大义”，从维护清朝统治的大局出发，不惜“吃苦受气”，“再与左公议和，但勿相犯，决不失敬。”淮军“诸将虽野，尚知尊亲”，在严旨催迫和主帅劝勉下，除刘铭传“浩然回里”外，余“皆投袂而起”。2 月 13 日李鸿章自济宁启程，督师北援。
李鸿章有了攻灭东捻军的成功经验，在直东战场基本上是“抄袭旧稿”，使用“圈制”故伎。但是，在直东战场实施“就地圈制”战略，却遇到了相当严重的困难：第一，西捻军鉴于东捻军的覆辙，有了较高的警惕性，“一闻围扎”，立即“死力冲突”，“飚疾如风，一瞬即失”，李鸿章“初意拟蹙之怀、卫之间，继欲扼之卫、黄之交，皆未及谋定而贼已窜逸”，使得李鸿章无法从容布置。第二，所谓“就地圈制”重在利用地利，但“黄河以北，平坦千里，网罗难使”，虽说“就运河一线设防，蹙之海东一隅，较得地势”，然而战线漫长，加之河道水位低，“不能以水为险”，“设防全恃兵力”，但就当时直东战场的清军兵力而言，“有守无战”，难以攻灭西捻军。面对这种局势，李鸿章认为“即严督诸军日以追剿为事，能胜贼而未足以灭贼，且久有覆军疲师之忧”，与其这样，还不如暂且以守待变。但左宗棠却不以为然，他力主“追剿”。李鸿章写信给沈葆桢，批评常以诸葛亮自比的左宗棠说：“诸葛公提偏师从诸将后，到处寻贼，吾谓非计”，“其免于九节度之溃者几希”。事实上，当时李、左等人的战略都失之偏颇。李 鸿章看来“稳慎”，而实则陷于消极被动；左宗棠主观上积极主动，但实际上却不免鲁莽操切，这同样是对捻军胸无良策的表现。正当他们一筹莫展的时候，不意天公帮了他们大忙，形势顿现转机。5 月上旬，漳、卫上游，山洪暴发，运河水位陡涨至一丈五六尺。这使清军在运河防线北段有了水险可恃，并且通过沧州以南的捷地坝将运河水灌入减河，从而增加了自捷地坝至海滨牧猪港全长百余里的北面一条水上防线。接着 5 月中旬“黄水陡涨数尺”，这既使清军黄河防线得到加强，又使清军得以在张秋开坝引黄入运，使原来自张秋至临清二百余里干涸可涉的河段，大水漫灌，“炮船鼓棹如飞，直逼德、景”。此后，“黄水复暴涨，自运河以洎马颊诸河，无不盈堤拍岸，横溢四出，流潦纵横，于是运河一线，遂为金城巨防”。这样就形成了南以黄河、西以运河、北以减河为凭藉的包围圈，使捻军受到致命的威胁。
这种条件也为李、左二人战略主张趋于统一提供了物质前提。自从 5 月上旬运水陡涨以后，左宗棠看到“圈制”有了地利保障，就转而表示赞同，他致函李鸿章解释说：“圈制一策，实制捻良图，惟从前减河未注水时，地段太长，需时又久，弟不能无疑。见（现）在捷地闸开，工程既省，自兴济以南东岸居民均移西岸，正可用民力筑堤自保，而以官军协守，腾出各军剿贼”。左宗棠在同意“圈制”的同时，仍然主张腾出一定的兵力用于“追剿”。李鸿章也凭藉地利条件，压缩河防兵力而用之于“追剿”。这样，李、左二人的意见便趋于一致。李鸿章在写给官文的信中说：关于“圈制”之策，今“季帅俯查众议，似亦首肯”。5 月 21 日李、左在德州桑园会见，“晤商甚为投契”。李、左意见的统一，对于直东战场指挥权的统一，具有决定性意义。因为在直东战场的清军中，以李、左所部为两大主力，其他大员实际掌握的兵力都瞠乎其后。李、左二人意见的统一、行动的配合，也就决定了战略大势，其他大员只得附而从之。象官文、丁宝桢、英翰等人都明确表示赞同李鸿章的战略部署。唯有奕譞“力辟长围之说”，但清廷却不以为然，上谕明确肯定李、左的意见，令其“酌度筹办”。由于实施了“划河圈地”、“且防且剿”战略，使清军在直东战场取得战略主动。捻军试图突破清军河防不果，而在包围圈内又无法摆脱清军围追堵截，只好被动地奔突，最后进入山东北部。李鸿章不失时机地“缩地围扎”，在马颊河与徒骇河布防，把捻军压迫在其间的高唐、商河、惠民一带的狭长地带，并配合地方当局“查圩”，致使捻军陷入绝境。8 月张宗禹率部突围，南下到达山东茌平境内，不料徒骇河水陡涨，猝遇清军阻击，全军覆没，张宗禹不知去向。清廷论剿捻功，李鸿章赫然居首，赏加太子太保衔，并荣升协办大学士。曾国藩闻讯，颇感自豪和欣慰，特地致函李鸿章，表示热烈祝贺，并大肆吹捧李鸿章的所谓忍性和德力，说“自去秋以来，波澜迭起，疑谤不摇，宠辱不惊，卒能艰难百拆，了此一段奇功，固自可喜，德力尤为可敬！”然而，左宗棠的反应却有所不同。左宗棠本以剿捻之功，赏加太子太保衔，并交部照一等军功议处。但他忌恨李鸿章，“不以淮军歼贼为然，多方搜剔”，既为从陕西进援京畿的部将刘松山争功，“伸秦师而抑淮勇”；又怀疑李鸿章关于张宗禹投水自杀的说法，督军四出搜捕。左宗棠的所作所为，触怒了李鸿章，双方关系进一步恶化。李鸿章致函曾国藩，公然以所谓奸臣曹操影射左宗棠，说“此次张捻之灭，天时地利人和实兼有之，祗一左公龁到底。……阿瞒本色，于此毕露，不知胡文忠（胡林翼）当日何以如许推重也。”明代三督(总督、经略和督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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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三督(总督、经略和督师)
& 明太祖开国之初，为了集中皇权，取消了宰相，以六部分担行政权。又改革了兵制，从制度上避免了高级军事长官以兵权威胁皇权的可能。　　　　首先，明太祖仿宋代设枢密院，又设立统军元帅府，不久“罢枢密院，改置大都督府”，之后又罢统军元帅府，最后确立为五军都督府。　　　　《明史职官志》介绍五军都督府为：中军、左军、右军、前军、后军五都督府，每府左、右都督，正一品都督同知，从一品都督佥事，正二品，恩功寄禄，无定员。其属，经历司，经历，从五品都事，从七品各一人。　　　　都督府的职责是掌军旅之事，各领其都司、卫所。有明一代，都督府基本没有起到作用。　　　　都督成了空头官衔后，统兵官员以“总兵官、副总兵、参将、游击将军、守备、把总”的名义来领兵，“无品级，无定员”。在明末增置繁多。　　　　都指挥使司为明代地区军事总机构，长官有都指挥使、都指挥同知、都指挥佥事，行都指挥使司，设官与都指挥使司同。《明史职官志》提到：“都司掌一方之军政，各率其卫所以隶于五府，而听于兵部。”　　　　明代是以卫所为基本军事单位。外卫皆统于都司及行都司。卫以下为千户所，千户所又辖百户所。《历代职官沿革史》说：凡卫所皆隶于都司，而都司又分隶于五军都督府。自卫所以下，其官兵多世袭，这是明代特殊制度之一。　　　　一般来说，“总兵”就是武职所能担任的最高官衔。明代重文轻武，社会风气和制度上都是如此，明代的高级军事长官，诸如“总督、提督、巡抚，及经略、总理、赞理、巡视、抚治”，只有进士出身才能担任，明代所谓的“文人领兵”制，就是体现在这里了。明ZF的初衷是，这些高级军事长官都是临时性的，只是因为军务涉及到多个地区的联合作战，为了协调统一，提高战斗效率，不得不从中央派遣人员去总负责，但只要消灭了敌人，则此高级军事长官的职位不必继续设置，应当“事毕复命，即或停遣”，这样，虽然军队的作战能力低下，但兵权无法被某个人所掌控，相对皇权来说仍是利大于弊的，既然明帝国周边和内部很少有强大得足以使帝国必须改革兵制才能抗衡的竞争对手，则维护皇权为第一优先原则从来没有得到过修正。　　　　明代的中央军事机构是兵部，主要负责进行战略策划，大抵相当于今天的国防部。兵部的地位是伴随着明帝国军事威胁的加大而提升的，“成化二十三年，始奉敕谕，专以本部尚书参赞机务，同内外守备官操练军马，抚恤人民，禁戢盗贼，振举庶务，故其职视五部为特重云。”　　　　以上为明代兵制的基本结构。显然，明代没有设置一个有关军事高级部门，真正有经验的武职人员地位低下，无法参予朝堂之上讨论的改革兵制、战略决策、战术研究、战争演练等军事问题，而明代的政治运作模式（文人官僚制度以及文人领兵制度）和经济结构（国库流动资金及其匮乏）也决定其缺乏必要的资源和手段改善兵制，同样，明代也没有外在或内在动力（缺乏长期而且强有力的内部、外部敌人）促使其进行兵制改进。　　　　在明代中期，明军的战斗力就相当低下，主要反映在对付倭寇的极端无能上，而到了明代后期，明军除了边兵外，其他大都不堪一击，白白浪费国家粮饷。即使是精锐的边兵部队，也受到后勤补给困难、粮饷供应严重不足、高级指挥官贪婪无能等巨大困扰。　　　　本文题为“明代的总督、经略和督师”，主要讨论明代高级军事长官——总督、经略和督师的职位、职权、管辖等问题，兵制弊端的深刻动机和具体表现并打算不进行深入探讨。　　　　有明一代，始终缺乏军事高级长官的官职设置，朝廷文官被派遣到地方上，大都是以御史或副、佥都御史衔身份，驾凌于三司之上。　　　　最早出现的外派高级官员是“巡抚”，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记载，“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辛未，太祖令皇太子（即懿文太子）巡抚陕西地方，巡抚之名，始见于此。”　　　　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遣尚书蹇义等26人巡行天下，安抚军民。此后，逐渐派一些尚书，侍郎，都御史，少卿等官去巡抚各处的边境腹地，办完事情就回朝廷复命。这样的官员，当时称为“巡抚”，或名“镇守”。（由于总兵、宦官也可称为“镇守”，容易造成混乱，所以后来凡是文职官员奉命出朝，就一律称为“巡抚”，以与“镇守”相区别。）　　　　“巡抚”的设置是不负责军务的，而总督、经略和督师主要是为了军务而设置的，而且级别比巡抚要高。即所谓“巡抚兼军务的加提督，有总兵地方加赞理或参赞，所辖多而事务重者加总督。以尚书、侍郎任总督军务的，皆兼都御史，以便行事。”　　　　我们首先来说说总督。　　　　明代最早的总督，应该是正统年间，《明会要》记载：“正统六年正月，征丽川，以兵部尚书王骥总督军务。”这里的总督是兵部尚书充当的，级别相当高。　　　　因为总督只是临时性官职，所以官员大都具备督察院都御史、兵部侍郎身份。我们也不妨将此名词理解为动词，把“总督”当成是“对地方军务总负责”。　　　　一般情况下，总督是由朝廷委派的文官充任，并且挂了督察院和兵部的官衔。如：　　　　(正德元年正月)己酉，升兵部左侍郎熊橘为都察院右都御史，总督两广军务，兼理巡抚。(《武宗实录》卷9)　　　　（隆庆元年十月己亥）升兵部右侍郎曹邦辅为本部左侍郎兼督察院右佥都御史，总督蓟、辽、保定等处边务。（《穆宗实录》卷13）　　　　但也有不少武职担任“总督”的例子。如：　　　　(正德二年八月癸酉)命义勇卫指挥使郭宇总督广东备倭，以都指挥体统行事。(《武宗实录》卷29)　　　　(正德十一年二月)己未，以都指挥佥事秦玉总督浙江备倭。(《武宗实录》卷134)　　　　明末的“总理”职位也曾由武官担任过，比如戚继光，《明史戚继光传》曰：“会谭纶督师辽、蓟，乃集步兵三万，征浙兵三千，请专属继光训练。帝可之。二年五月命以都督同知总理蓟州、昌平、保定三镇练兵事，总兵官以下悉受节制。”　　　　但武官的“总督”职权没有文官的“总督”含金量高，关键就在武官只能担任五军都督府的官，而文官挂了督察院和兵部的官衔，有权管辖地方行政，这是在制度上限制了武官的权力。　　　　然后是经略。　　　　《明史》曰：“天启元年，置辽东经略。经略之名，起于万历二十年宋应昌暨后杨镐。至天启元年，又以内阁孙承宗督师经略山海关，称枢辅。崇祯四年并入总督。十一年又增设总督于保定。”　　　　然而从《明实录》中的资料来看，最早的经略并不是天启年间，当然，我们照样可以将“经略”理解为动词，作为“经营军务负责功略”的意思。　　　　如：　　　　(弘治十八年六月丙辰)经略山海关工部左侍郎李鐩回京，上经略事迹。起庙山口迄于密云墓田谷关，展出荒地五十顷二十庙，修边墙二万四千七百九十余丈、糠沟三千三百余丈、墩台、敌台、城楼、营堡等项共一百七十余座，营房三百八十余间。(《武宗实录》卷2)　　　　(正德十三年正月癸卯)鞑贼五赤金率众往牧河套，将入寇延绥，守臣以闻。兵部议令:“延绥副总兵朱銮、参将杭雄、游击周政、刘玉军安边营等处，纪世楹、冯大经以次东驻便利城堡;总兵柳湧守镇城相机发兵，宁夏总兵安国守镇城，副总兵路英、游击李永定军清水营、花马池、定边营等处，与东路参将各饬兵巡哨、应援，陕西总兵赵文、都御史郑杨驻固原经略。请将俱听自为战守，不必遥制。”从之。(《武宗实录》卷158)　　　　(正德十六年七月庚午)兵部奏:“居庸、紫荆、倒马三关修筑墩堡、城楼、墙壕凡九百有奇。都御史李瓒所经略也。”(《世宗实录》卷4)　　　　(万历三十年十一月甲申)起都察院右都御史蹇达总督蓟、辽、保定等处军务，兼理粮饷，经略御倭；右佥都御史户应元巡抚浙江等处地方，提督军务。(《神宗实录》卷378)　　　　《明史》记载：（万历二十六年六月丙子），巡抚天津佥都御史万世德经略朝鲜。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工部侍郎也可以就任“经略”一职。　　　　而明史中提到的杨镐，则是：　　　　(万历四十六年闰四月庚申)起升杨镐为兵部左侍郎兼右佥都御史，经略辽东。（《神宗实录》卷569）　　　　从字面上来理解，杨镐的实际职务是兵部左侍郎兼右佥都御史，负责“经略辽东”，“经略”在这里当成动词来理解更为合适。　　　　有些时候，总督和经略作为动词混淆在一起使用，如：　　　　《明史》曰：（万历二十二十五年春正月丙辰），朝鲜使来请援。二月丙寅，复议征倭。丙子，前都督同知麻贵为备倭总兵官，统南北诸军。三月乙巳，山东右参政杨镐为佥都御史，经略朝鲜军务。己未，兵部侍郎邢玠为尚书，总督蓟、辽、保定军务，经略御倭。　　　　兵部侍郎既担任了总督，又担任了经略。　　　　最后来说说督师。　　　　相对总督和经略来说，督师的级别要高一些，督师大都挂兵部尚书衔，但督师未必是很确定的职位。如：　　　　《明史谭纶传》有：隆庆元年，给事中吴时来请召纶、继光练兵。诏征纶还部，进左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蓟、辽、保定军务。　　　　而《明史戚继光传》曰：会谭纶督师辽、蓟。　　　　这里又将总督和督师混淆了，谭纶总督蓟辽的时候还是“左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按道理应该不算督师的，但因为他在神宗即位“起兵部尚书”，所以称为督师也未尝不可。　　　　而且，只要是挂了兵部尚书衔，即使是任命为“经略”，被称为“督师”也是可以的，如：　　　　(天启六年三月甲子)命王之臣为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经略辽东、蓟镇、天津、登莱等处军务，阎鸣泰以原官总督蓟辽等处事务。(《熹宗实录，卷89)　　　　以上王之臣应该算是辽东经略的职位了，但接下来的证据却证明并非我们所理解的经略、总督和督师是严格区分的。　　　　(天启六年七月癸酉)命总兵官满桂镇守山海挂征虏将军印驻关门。兼管四路。先是，辽东督师王之臣请以满桂镇守榆关，巡抚袁宗焕不可。至是，崇焕疏言;“臣前偶与督臣相左，今各捐去成心，敢随督臣之后，以满桂请。”部覆，得旨:“满桂即著星驰到任，督、抚既和，满桂亦当与督、抚并化成心，不得藏蓄观望，有负任使。”(《熹宗实录》卷74)　　　　天启崇祯年间的几位督师级别都很高，孙承宗、杨嗣昌都是内阁大学士，袁崇焕被称为督师也是因为加了兵部尚书衔。如：（天启二年八月庚辰），孙承宗以原官督理山海关及蓟、辽、天津、登、莱军务。（崇祯元年甲午），袁崇焕为兵部尚书，督师蓟、辽。（崇祯八月壬子），大学士杨嗣昌督师讨贼，总督以下并听节制。　　　　对于总督、经略、督师这类高级军事长官，就目前资料形成的印象是：此类官职都是为军务而临时派遣，从来没有长期设置的打算。明代中期，总督、经略甚至可以理解为“动词”而不是具体的官职名，并且武将也能够“担任”。在明代后期，总督、经略似乎成为了正式的职位，则武将几乎没有担任的机会了；督师是最高级别的军事长官，基本都挂兵部尚书衔，甚至是内阁大学士兼任。总的来说，明代从来没有打算固定这些职位，这些军事高级长官都是担任了兵部高级官职和都察院高级官职，才“总督”、“经略”、“督师”军务的。这些高级军事职位的管辖权和管辖区并不是很明确，似乎是遵循默认的范围，如果得到皇帝、内阁、兵部的支持，则权力更大一些，如王化贞这个巡抚就比熊廷弼的经略要大。因为负责军务，这些官员在兵部挂职不难理解，至于还兼任都察院的官职，似乎是为了找个理由从中央派遣到地方，并能够凌驾于地方行政官僚之上。明ZF的进士担任高级军事长官的实际效果并不好，他们都不是职业军官，ZF和社会从来没有期待他们能够成为职业军官，即算是少数几个半路出家的进士在战争指挥中表现出色，那也仅仅是对比其他极端无能懦弱的文人将军来说，毕竟不是职业军官，专业水平不高是必然的。明代高级军事长官的整体素质相当低下，也是明代中后期明军战斗力薄弱的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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