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是怎样产生的？_百度知道
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是怎样产生的？
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产生原因是什么？鲁迅小说中关于“改造国民性”的文学形象有那些？鲁迅关于“改造国民性”思想的贡献是什么？“改造国民性”思想的提出对现代有什么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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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先生想通过医学将中国人身体变得强健。但他的这种梦想并没有维持多久就被严酷的现实粉碎了。在日本，作为一个弱国子民的鲁迅，经常受到具有军国主义倾向的日本人的高度歧视。在他们的眼睛里，凡是中国人都是“低能儿”，鲁迅的解剖学成绩是59.3分，就被他们怀疑为担任解剖课的教师藤野严九郎把考题泄露给了他，这使鲁迅深感作为一个弱国子民的悲哀。有一次，一场电影中，鲁迅看到众多的“体格强壮，神情麻木”的中国人，在淡然地围观被当作俄国侦探处死的同胞。鲁迅受到极大的打击，这时他已认识到，精神上的麻木比身体上的虚弱更加可怕，故而萌发了疗救世人的想法。　　鲁迅先生的小说作品数量不多，意义却十分重大。鲁迅把目光集中到社会最底层，描写这些底层人民的日常生活状况和精神状况。这是与鲁迅的创作目的分不开的。鲁迅说：“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这种表现人生、改良人生的创作目的，使他描写的主要是华老栓、单四嫂子、阿Q、祥林嫂、爱心这样一些最普通人的最普通的悲剧命运。这些人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最需要周围人的同情和怜悯、关心和爱护，但在缺乏真诚爱心的当时的中国社会中，人们给予他们的却是侮辱和歧视、冷漠和冷酷。这样的社会难道是一个正常的社会吗?这样的人际关系难道是合理的人际关系吗?最令我们痛心的是，他们生活在无爱的人间，深受生活的折磨，但他们彼此之间也缺乏真诚的同情，对自己同类的悲剧命运采取的是一种冷漠旁观甚至欣赏的态度，并通过欺侮比自己更弱小的人来宣泄自己受压迫、受欺侮时郁积的怨愤之气。在《孔乙己》里，有恶意嘲弄孔乙己的短衫顾客；在《阿Q正传》中，别人欺侮阿Q，阿Q则欺侮比自己更弱小的小尼姑；在《祝福》中，鲁镇的村民把祥林嫂的悲剧当作有趣的故事来欣赏……所有这一切，让人感到一股透骨的寒意。鲁迅对他们的态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鲁迅爱他们，希望他们觉悟，希望他们能够自立、自主、自强，拥有做人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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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与鲁迅对国民性批判的异同
老舍与鲁迅两人关注的对象是相似的，都是小人物。但是两个人又有不同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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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国民性的批判，鲁迅的态度是偏激的，而老舍的态度则是温和的。此外，他们的出发点和目的也是不同的，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时代要求直接相关，而其目的也带有一定的功利性，是为了改造国民性。而老舍在步入文坛时，新文化运动的高潮已经过去，他又与当时的主流文学并不合拍，所以，他对国民性的批判只是他通过“城与人”的关系对“市民世界”进行探讨时所作的文化反思。 老舍和鲁迅都看到了儒家传统文化给中国人民心理和性格上所带来的深刻印痕，但当两者将这种认识渗透到国民性批判的创作实践中去的时候，则表现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倾向。鲁迅主要从政治、经济和社会革命等多个角度去洞察社会，因此，在进行国民性批判的时候，习惯于把政治的、经济的、伦理道德的和文化的批判紧密结合在一起。老舍的批判则完全不同于鲁迅的这一批判模式，他几乎将所有的精力都专注地投放在了对传统文化的负面性的揭示和批判上。“老舍以他特有的生活经验和艺术形式，在丰富开阔的中西文化对比中，从宏观的角度广泛地透视了国民的精神状态。” ①老舍打小就生活在北京的市民阶层，对流传于其中的各种文化都了如指掌，多年的留学英国的经历，西方的文化熏陶又使他摆脱了封建文化的束缚，具备了宏阔的文化视野。因此，当他从中西方文化的对比中去关照两个民族的文化时，他能够清醒地认识到糜烂的传统文化给中国民族所带来的危害以及在这种文化形态的影响下形成的市民性格的劣根性和国民人格的丧失。在他看来，传统文化的负面影响是一切国民劣根性形成的根源，于是，执着于从批判传统文化的视角入手，去探讨、研究和分析国民性的一切问题便成了老舍小说国民性批判的主旋律。这相对于鲁迅多角度、大范围、重现实的批判来说，又是一个极具创造性的新特点，尽管温和的文人性格使他的批判缺少点鲁迅那样的尖锐，对文化的批判也过于绝对化，但这并不能抹杀他这一独特的创新所取得的成就，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能够如此执著地从文化角度将国民性问题解读得如此透彻的人也就只有老舍一个而已。
老舍他是现代文学史上为数不多的幽默作家之一，一度还有&幽默大师&、&笑匠&之称。他虽然和鲁迅关注的对象是相似的，但在写作表现上各有风格。他早期的作品夹杂一些纯粹为了逗笑、缺少思想意义的穿插。在他的文章中对国民的批判通常是&我要笑骂，而又不赶尽杀绝&，使他的讽刺，缺乏鲁迅的冷峻和锋利，更多一些温情和轻松，由此形成他的独特的幽默风格。30年代中期，受国家的灾难影响，他的文字变得激愤和严肃起来，幽默不再是他文章的基调，但他的作品中仍然经常出现机智俏皮的语言，将嬉笑怒骂融合在一起的笔墨，使人发笑或者哭笑不得,有时还会催人泪下,或者发人深思。而鲁迅他的作品对国民的批判以活灵活现的形象，概括了当时一种重要的社会现象，概括了某些人的全部人生哲学和经历。形象逼真，语言凝炼而幽默。同现实生活相对照，进行无情的鞭挞，几乎通篇全用反语写成，造成十分强烈的讽刺效果。
老舍也面对现实啊,&骆驼祥子&是歌颂吗?其实老舍也是一个有思想的文人,但是他和鲁迅有的区别就象,&骆驼祥子&和&狂人日记&一样,鲁迅敢说掀翻这吃人的世界,而老舍则是留下一个落魄的祥子留给世人去思考这个&吃人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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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鲁迅国民性批判”思想
　　摘 要：国民性批判是鲁迅作品最为显著的特点，它既源于鲁迅对其所处的这一代知识分子不断揭示现实人生弊病的使命的理解，也源于鲁迅不屈的战斗精神和批判精神。他将犀利而刻毒的批判锋芒指向人们习以为常的病态心理，以挖掘国民的劣根性，从而引起人们对民族思想救疗的注意。 中国论文网 /9/view-7085683.htm　　关键词：鲁迅；国民性；国民性批判；国民劣根性 　　中图分类号：I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9-03 　　国民性，又称民族性格，是指一个民族在发展过程中所积淀形成的文化精神和心理结构。19世纪至20世纪初，在中国这一片灾难深重的土地上，几千年所沉淀下来文化精神弊端以及畸形的民族心理不断暴露出来：一方面，思想文化转型迫使国民“站队”，中国文化弊端显而易见；另一方面，苦难的中国人民被“生存”所胁迫，病态心理占主导。鲁迅深刻地意识到“救国救民需先救思想”，于是将目光聚焦于国民的心理特质和性格特点，希望从他们集体无意识的劣根性中寻找到中国陷于危难境地的根源，并尝试探索改造国民思想的新出路，致力于“民族魂”的塑造。 　　一、国民性批判的焦点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国家尊严的丧失也顺带掠夺了国民的自尊心。中西方思想文化的冲撞以及长期封建压抑下的畸形思想和病态心理爆发，使得国民在苦难重重的生存环境下，性格、心理迅速发生变异，从而衍化成一类典型的中国人。鲁迅抓住一类人的典型性格特征，并对其进行分类，以审视国人的劣根性和落后性。鲁迅在国民性批判的过程中主要将炮火集中于以下几类性格的人： 　　（一）愚昧卑怯的奴性 　　奴性文化是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最为精要的概括。在几千年封建思想的统治下，国民习惯臣服于逆来顺受、绝对服从的被统治地位，加上儒家文化“和”思想的渗透，自我意识薄弱、反抗精神缺失，国民的性格之中始终带有愚昧卑怯的奴性。鲁迅在杂文《坟?灯下漫笔》一文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鲜的。……这时候，百姓就希望有一个一定的主子，拿他们去做百姓，――不敢，是拿他们去做牛马，情愿自己寻草吃，只求他决定他们怎样跑。”而正是处于这样一个“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国民的奴性在鲁迅的眼里可真谓是低到了尘埃里。 　　《祝福》中祥林嫂的惨死既是世态炎凉的结果，也是其自身愚昧而导致的悲惨结局，而其悲惨的命运是对几千年来中国底层劳动妇女的真实写照：自觉地将自己置身于被统治、被压迫的地位，甘于唯唯诺诺地生活，安安稳稳地做奴隶是最大的理想。在做女工期间，“然而她（祥林嫂）反满足，口角边渐渐的有了笑影，脸上也白胖了。”在几次三番的命运劫难中，祥林嫂依旧选择回到鲁镇做奴仆。小说中反复出现“我真傻”，这既是祥林嫂痛失儿子的自我谴责，也是鲁迅“怒其不争、哀其不幸”的悲叹。《阿Q正传》中，阿Q作为“国民性弱点典型”，其精神胜利法为自己的失败命运、奴隶地位采取辩护、粉饰和盲目自尊的态度；《故乡》中，昔日童年好友闰土一声“老爷”显露了小农阶级难以抹灭的封建残余思想以及其在经济和思想上的双重贫乏。 　　（二）麻木冷漠的看客 　　鲁迅在《〈呐喊〉自序》中写道：“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正是几千年来强调秩序的正统儒家文化的浸染，中国国民在比自己更为强大的势力面前唯一能做的就是沉默地参与“热闹”，而在弱者面前则或是冷漠的“打量”、或是冷嘲热讽地渲染“热闹”。鲁迅的笔下，不乏这样一群看客，而在其所创造的“看与被看”的独特审美视觉下，其大都显得麻木而冷漠。这既是特殊社会背景下，人们迫于生存而不得不“关闭”各项感官的结果，也是国民在长期封建统治下思想发生变异的产物。 　　在小说《药》一文中，鲁迅借老栓的视角，生动的刻画了一群看客“看”革命英雄夏瑜被砍头的场景：“老栓也向那边看，却只见一堆人的后背；颈项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着。”中国人素来喜欢看热闹，也善于将从“热闹”中得来的素材加工、整理成佐料，以为茶余饭后的谈资添油加醋。可悲的是，国民将所有的热闹都看成是一场“表演”，袖手旁观不说，甚者还落井下石。《祝福》一文中，鲁镇的民众不仅对祥林嫂悲惨的命运无动于衷，还以取笑其遭遇为乐，如其在述说自己凄惨的故事时：“……有些老女人没有在街头听到她的话，便特意寻来，要听她这一段悲惨的故事。直到她说到呜咽，她们也就一齐流下那停在眼角上的眼泪，叹息一番，满足的去了，一面还纷纷的评论着。”鲁迅将矛头直指这一类冷漠、麻木、没有丝毫血性的看客，活灵活现地表现了他们丑陋的嘴脸，将中国人爱看热闹的劣根性表现得淋漓尽致。 　　（三）不愿改革的保守派 　　正如鲁迅在《论改革》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体质和精神都已硬化了的人民，对于极小的一点改革，也无不加以阻挠，表面上好像恐怕于自己不便，其实是恐怕于自己不利，但所设的口实，却往往见得极其公正而且堂皇。”几千年的封建思想不仅钳制了国民的精神，也摧残了他们的意志，而只能一味地安于现状，成为封建制度忠实的维护者和追随者。难怪鲁迅发出这样的哀叹：“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人自己是不肯动弹的。”在这一片固步自封的土地上，实难自觉地孕育出一场惊天动地的改革，鲁迅对这样一群不愿改革的保守派可谓是捶胸顿足。 　　小说《肥皂》主人公“四铭”正是保守派的典型，因为儿子不知道“恶毒妇（old fool）”的意思，就愤然不平：“其实，在光绪年间，我就是最提倡开学堂的，可万料不到学堂的流弊竟至于如此之大：什么解放咧，自由咧，没有实学，只会胡闹。……吓，什么学堂，造就了些什么？我简直说：应该统统关掉！”四铭忠诚地奉行着老祖宗的那一套，认为“女孩子读书无用”“女娃出来乞讨有伤风雅”，更把“新文化”贬得一文不值。鲁迅对这一类不愿改革的保守派言辞中难掩讽刺之情，他们鼠目寸光地固守着旧文化、旧礼仪，甚至不允许他人做丝毫的改变，这一类人的可悲正在于成为旧文化、旧道德的守护者。
　　二、改造国民劣根性的出路 　　鲁迅的全部创作表达出一种现实战斗精神和现代反抗意识，显示出一种民族魂，其在杂文《偶像与奴才》一文中指出：“自卑和内松，是我国民的劣根性。此劣性一天不拔去，就一天不能脱离奴才。”鲁迅认为改造国民思想的根本出路在于根除民族的劣根性，其主要提出了3条出路： 　　（一）依靠先觉醒的知识分子与人民大众的结合 　　《呐喊〈自序〉》中写道：“假如有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就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鲁迅借用比喻，生动形象地表现20世纪中国的社会环境、国民的思想状态，在这样坚不可摧的“铁屋子”中，必然需要铁屋外的“先觉者”找把钥匙来打开。五四时期的新知识分子作为中国精神、文化的先驱者，其必然肩负着改造国民思想的重任。包括鲁迅在内的这一代知识分子从传统中走来，同时又深受西方自由、平等思想的熏陶，他们既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刻的理解，深谙其糟粕和精华，又汲取了新文化思潮的精髓，具备改造国民思想的基本条件。人民大众作为改造的主体，先觉醒的一代知识分子直接作用于此，因此知识分子与人民大众的觉醒是改变整个国民群体命运的必然选择。 　　鲁迅的作品中不乏对自身角色的自省意识和对新一代知识分子角色的审视和深度思考，如在《狂人日记》中，鲁迅采用现实主义和象征主义相结合的手法，在看似病态的思维和语言之下巧妙地融入了象征性描写，以达到战斗的深意。而“狂人”正是作为新文化运动中先觉醒过来的一批知识分子的形象而存在的，其思想上彻底的反封建和叛逆精神既是对封建礼教和制度“吃人”本质逐层揭露，也是引起国民救疗注意的需要。鲁迅借以“狂人”的形象，希望以其疯言疯语打破国民传统封建思想的局限，为社会注入新鲜的认知思想以及价值观念。 　　（二）改造国民的道德素质 　　国民深受旧道德的戕害，以三纲五常为中心的孔子之道儒家伦理学说不仅绑架和束缚了国民的理智，而且使其陷入是非不分、黑白颠倒的境地。在物质贫困和精神贫困相交加的中国，鲁迅深知思想的贫乏远比经济的落后来得更加的严重，于是果断“弃医从文”，并汲取了章太炎“道德衰亡，诚亡国灭种之根极也”的思想，认为改造国民“自改造国民道德素质始也”，简单地说，就是使国民能分清对错、知荣辱。鲁迅提出了“人立，而后凡事举”的“立人”思想，以彻底贯彻启蒙的教育思想。其对国民性的批判，将国民的人性弱点赤裸裸地、毫无保留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正是以改造国民道德素质为出发点。 　　（三）发挥文艺的重要作用 　　鲁迅深刻地认识到文艺在改造国民思想的重要作用，他认为：“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出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文艺作为一个民族思想浓缩的载体，其既能够反映社会各方面的状况以及人的精神面貌，又能够“辅翼道德”，实现“高洁之情独存，邪秽之念不作”的目的。另外，文艺作为艺术的一个分支，兼审美性、教育性、娱乐性于一体，能够潜移默化地影响国民的价值观念、道德素质。正如其所说，“我们国民的学问，大多数却实在靠着小说，甚至于还靠着从小说编出来的戏文。”因此，鲁迅积极倡导发挥文艺的多种社会功能，鼓励国民从小说戏曲等文艺作品中挖掘营养、精髓，以达到“美善吾人之性情，崇大吾人之思理”。当然，鲁迅所指的文艺是优秀的作品，即健康、高尚的“艺术品”，他不反对借鉴西方积极的文化精髓，但批判全盘接受的崇洋媚外的行为，对此提出了“拿来主义”的原则。 　　鲁迅以其深邃的思想和敏锐的洞察力，独辟蹊径地从民族性格出发，以寻求救国救民的新道路。他于病态社会中不幸的人身上采撷罪恶之花，借有力的笔触和深刻的思想深度，深入地剖析、表现“恶之花”对人性的摧残。更难能可贵的是，他积极寻求改造、更新国民思想的有效方法，以打破旧文化、旧思想对国民的钳制。另外，其所创造“国民性批判”思想在现代社会发展中仍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对于促进民族自省、提高道德素质具有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刘海洲.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中的“现代性”反思[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0，（1）. 　　〔2〕陈玲玲.简述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现代性”[J].江西科技师范学院学报，2009，（6）. 　　〔3〕何芬.中国现代文学国民性问题研究评述[J].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S1）. 　　〔4〕李建军.“国民性批判”的发生、转向与重启[J].文艺研究，2009，（10）. 　　〔5〕王宗凡.鲁迅与柏杨笔下的国民性[J].社科纵横，2008，（9）. 　　〔6〕曹林红.论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国民性”主题流变[J].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08，（8）. 　　〔7〕孙强.国民性概念与理论的历史性考察[J].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4）. 　　〔8〕常立霓.“国民性”问题再思考[J].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4）. 　　〔9〕但红光.《呐喊》《彷徨》的结构和主题表达[J].长江职工大学学报，2001，（2）. 　　〔10〕王亚光.浅论鲁迅小说的主题特色[J].淮北煤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8，（Z1）. 　　〔11〕刘晓华.论鲁迅的国民性思想[D].江南大学，2008. 　　〔12〕李霞.论老舍小说中的文化批判意识[D].西北大学，2007. 　　〔13〕朱继红.鲁迅“国民性剖析”的哲学意蕴及其价值[D].华东师范大学，2007. 　　〔14〕张升.老舍小说改造国民性主题的再思考[D].山东师范大学，2007. 　　〔15〕李战忱.关注社会关注人生[D].东北师范大学，2007. 　　〔16〕黄萍.立体透视民族灵魂[D].苏州大学，2006. 　　〔17〕梁志豪.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国民性改造问题研究[D].中共中央党校，2006. 　　〔18〕刘晓丽.鲁迅与沈从文启蒙功用之比较[D].湖南师范大学，2006. 　　〔19〕常纪.鲁迅国民性批判及其当代意义[D].吉林大学，2006. 　　〔20〕孙拥军.国民性的百年寻探[D].郑州大学，2005. 　　（责任编辑 孙国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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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就喜欢阅读鲁迅的作品，缘于其作品中深刻的思想和对人性的解剖；如今，站在三尺讲台上教书的我，越教却越感到难堪：中学语文课本中我所喜爱的作家鲁迅的作品被越删越少；甚至从人教版到苏教版，从一些人的呼吁声中听出，还有要被删减的可能。鲁迅及其作品与广大青少年尤其是中学生的疏离现象愈发严重，鲁迅的背影在青年一代心目中渐行渐远。但我想，鲁迅先生是中国的民族魂，其作品对国民性的解剖更是深刻却具深远的现实意义，因此，在这里请允许我以我个人的偏爱来呼吁：请我们再次重新重视鲁迅及其作品，从他对国民性深刻的解剖中获得深刻的反省。下面，我就以解读鲁迅作品中的“示众”系列为例留下我的呼声。 一、“示众”系列解读 从鲁迅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到《药》、《阿Q正传》，再到《示众，由《示众》再来观照鲁迅小说甚至是散文诗、杂文和鲁迅的全部作品，我们可以发现一个鲁迅有意识地隐藏在他作品中的事实，即自从鲁迅写第一篇白话 小说开始就在构建这样一个系列：“材料和看客”系列，我称之为“示众系列”。 这一系列作品，我们说它们各篇既是相对独立完整的艺术世界，能各自表现出独立的意义，又是相互联系、相互补充、相互交错、相互渗透的，当我们把它们合在一起的时候，就能构成一个有机的和谐的艺术世界，并且可以领悟出新的、当它们各自独立成篇的时候所没有显示出来的意义，这个新的意义便是揭示了中国国民当时的劣根性――庸众意识。 我们可以根据鲁迅笔下的“看客”眼中的“被看者”的不同，把这一系列大致地分成以下几个类型。 1、观赏异己、超己者的看客 这类看客，是使鲁迅感到最痛心的、最绝望的、麻木不仁的一群。在这里面，鲁迅作为一个思想家，不仅忠实而深刻地反映现实，而且以清醒的现实主义的态度，深入地挖掘出这类“看客”的精神状态中所包含的现实意义。这在《药》中表现得尤其突出。 《药》作为揭示铸成辛亥革命悲剧原因之一的作品，其中有一个触目惊心的场面，就是小说中描写革命者夏瑜牺牲时的示众场面：一清早就有“三三两两的人……潮一般向前赶”去“鉴赏”杀革命党人的“盛举”，他们是那样的津津有味而又无聊好奇：“颈项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着。”夏瑜为了解救民众的苦难，英勇地抛头颅、洒热血，可用生命作代价换来的，却是被当作看戏一样地观赏。难怪鲁迅悲愤难平指责这些社会生活的旁观者，把世间万事当作一出戏。正如旧时戏台对联所说的“戏场小天地，天地大戏场”，而他们则“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壮剧；如果显得觳毂，他们便看了滑稽剧。北京洋肉铺前常有几个张着嘴看剥羊，仿佛颇愉快，人的牺牲能给予他们的益处，也不过如此。而况事后走不几步，他们并这一点愉快也就忘却了”。在这里，鲁迅显然是把革命烈士秋瑾为原型的夏瑜当作看客眼中的异己者，其献身却被这样一群麻木不仁者当作观赏的材料，这是一副怎样的叫人绝望的图景！ 这样的一群民众，并不知道他们所观赏玩味的是代表革命和反封建势力的先驱。因此，他们甘当一群盲目的看客，以尽其快意。在《阿Q正传》中，鲁迅笔下的阿Q在向未庄的人们讲解杀头的场面时这样说道：“你们可看过杀头么？咳，好看，杀革命党，唉，好看好看……”以至连听的人也出神地伸长了脖子。与之相似的是鲁迅在杂感《铲共大观》中所叙述的，长沙市民所表现的厚重的麻木相：“……全城男女往观者，终日人山人海，拥挤不通。加以共魁郭亮之首级。又悬之司门口示众，往观者更众。司门口八角亭一带，交通为之断绝……许多民众，一批是由北往南，一批是由南往北，挤着，嚷着……脸上都表现着或者正在神往，或者已经满足的神情。”“中国现在的民众，其实还不很管什么党，只要看‘头’和‘女尸’，只要有，无论谁的都有人看……” 在鲁迅看来，这种麻木的看客心理，正是衰亡民族之所以默无声息的缘由，中国积弱不振的缘由。 2、观赏别人痛苦和不幸的看客 这类看客所体现出的性格特征是冷漠无情。正如鲁迅所指出的，拿“残酷”作娱乐，拿“他人的痛苦”作赏玩，做慰安，他们往往把别人的痛苦当作自己鉴赏的对象，甚至用别人的痛苦换取自己的娱乐。《阿Q正传》里，闲人们兴高采烈地观看阿Q与小D的“龙虎斗”，在一旁“好！好！”地叫嚷。他们又“九分得意”地欣赏阿Q欺侮小尼姑，听到小尼姑的哭声，那些“鉴赏家”都“哈哈哈”地快意大笑。孔乙己生前为了残剩的羞耻心所做的挣扎，只供酒客们调笑取乐。《祝福》中，祥林嫂的阿毛不幸被狼吃了，她到处向人倾诉自己的痛苦，在这里，鲁迅写了人们的反应：“这故事颇有效，男人听到这里，往往敛起笑容，没趣的走了开去；女人们却不独宽恕了她似的，脸上立刻改换了鄙薄的神气，还要陪出许多眼泪来。有些老女人没有在街头听到她的话，便特意寻来，要听她这一段悲惨的故事。直到她说到呜咽，她们也就一起流下那停在眼角上的眼泪，叹息一番，满足的去了，一面还纷纷地评论着。”祥林嫂的不幸并没有引起真正的理解与同情，却通过看的行为，转化为可供消遣的“故事”。这些乡村老女人们正是在“鉴赏”他人的痛苦过程中，鉴赏自己的表演（流下那停在眼角的眼泪），并从中得到满足，同时又在叹息、评论中，使自己的不幸与痛苦得到宣泄、转移以至遗忘。而在别人的痛苦、悲哀“咀嚼”殆尽，成为“渣滓”以后，就立即“厌烦和唾弃”，施以“又冷又尖”的笑。而散文诗《复仇》（一）就是作者“因为憎恶社会上旁观者之多”而作的，在这里鲁迅描写了裸着全身、拿着利刃立于旷野中的一男一女，他（她）们将要做什么并不知道，两人只是就这样站着，而无聊的路人们纷纷从四面奔来拼命地伸长脖子，抱着看把戏似的好奇心，希望从他（她）们的汗或血的鲜味中得到一种满足，慰其无聊。 3、观赏无聊场景的看客。 空虚无聊是这类看客的内心世界。鲁迅入木三分地揭露愚昧落后造成的心灵的无所寄托，没有进取精神造成的百无聊赖。《示众》则是对这群无聊之徒所作的一副最好的速写。在围观警察与犯人的看客中，有男的女的，老的小的，胖的瘦的，高的矮的，有工人有学生，有老板有伙计，范围十分广泛。他们在大热天拥来拥去、挤进挤出，纯粹是为了有趣，为了单看热闹。难怪鲁迅曾这样冷峻地写到：“假使有一个人，在路旁吐一口唾沫，自己蹲下去，看着，不久准可以围满一堆人；又假使又有一个人，无端大叫一声，拔步就跑，同时准可以大家都逃散，真不知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 鲁迅先生在论及国民劣根性的成因时曾指出：“‘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这一坏根性，是经过许多人的经验教训之后形成的。”他说：“救急扶伤，一不小心，向来就很容易被人所诬陷，……于是人们只要事不于己，还是远远的站开干净，我想，人们在社会里，当初是并不这样彼此漠不相关的，但因豺狼当道，事实上因此出过许多牺牲，后来就自然都走到这条道路上去了”看客是如此的穷极无聊，是如此的灵魂麻木，但人数又是如此之多。 面对中国民众“各人自扫门前雪，那管他人瓦上霜”尽看热闹的这种思想里的荒原，精神上的沙漠的现象，鲁迅通过对国民的示众，间接而直露地暴露了国民庸众意识的弱点。 二、鲁迅及其作品的现实意义 鲁迅说：“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做‘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即使是有，这几千年的历史也就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与‘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的确，奴隶社会时自不必言，进入封建社会后，封建社会的百姓们仍然像奴隶社会的奴隶一样没有自己的思想和意识，仍然只是封建统治者的“一个会说话的工具”。封建统治者除了奴隶主的野蛮强迫性外，更是采用了儒家理学与佛、道思想三家三位一体的方法来麻痹、禁锢广大民众的精神生命。儒家强调民众要“忠孝礼义”、“克己复礼”、“存天理、灭人欲”；佛教、道教强调主观精神的自我完善，劝世人把重心放在对来世的追求上，讲究重内不重外、重灵不重肉、重情不重理。经过这种奴隶文化与奴隶道德的历世教化，对于民众来说，获得当世安宁与来世幸福的途径便只能甘当奴隶，逆来顺受，盲目愚从。这样的结果，统治者的统治稳定了，而作为人的活力却消失了，人的个性意识淡化了。失去了个性的人和民族乃至整个国家，变成了一间“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铁屋子”。作为一个启蒙思想家和先驱者，鲁迅清醒地认识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社会制度等对中国人所具有的残酷奴役性，传统文化的理性法则等对中国人的创造力和精神自由的严重束缚性，坚定地把“改造国民性”作为了自己终生从事的事业。 二十一世纪的我们，“铁屋子”是早被打破，然而我们真能说我们已经完全从“材料和看客”系列中走出，从自己灵魂的深处走出吗？透视自己的内心，我们敢大声宣布：我毫无“看客”心态吗？我想，所有的有志之士都会认识到，现实并不象我们所愿望的那样美好。现实社会中，我们的“看客群”仍然在延伸，只是不同时代和社会下显现的形式不同而已。老人倒在地上时该不该扶？当这个问题成为社会大讨论拷问我们时，它刺痛了我们多少现代人的心。虽然似乎已没有了周围的“看客”，但我们知道围观的人都没有了，是否会是更可拍的一种冷漠？当年俄罗斯的未来主义者，要从现代人的航船上将普希金扔到大海里去，但是今天的人到了俄罗斯的红场，想到的不是那些未来主义者，而是普希金。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介绍过普希金，但是鲁迅比普希金更具有现代性，更是属于未来的。面对民族要复兴，国家要实现中国梦，那么重提鲁迅、更加重视鲁迅的作品就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杜勃罗留波夫曾评论莎士比亚时说：“他的剧本中有许多东西，可以叫作人类心灵方面的新发现；他的文学活动把共同的认识推进了好几个阶段，在他之前没有一个人达到过这种阶段，而且只有几个哲学家能够从老远的地方把它指出来。这就是莎士比亚所以拥有全世界意义的原因。”作为轰轰烈烈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鲁迅，其重要性堪比莎士比亚在杜勃罗留波夫心目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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