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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理引用古语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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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的人都知道以美为美，这就是丑了。都知道以善为善，这就是恶了。
有和无是相互依存的，难和易是相互促成的，长和短互为比较，高和下互为方向，声响和回音相呼应，前边与后边相伴随。&
所以，圣人从事的事业，是排除一切人为努力的事业；圣人施行的教化，是超乎一切言语之外的教化。&
他兴起万物却不自以为大，生养而不据为己有，施予而不自恃其能，成了也不自居其功。
他不自居其功，其功却永恒不灭。&
1&不崇尚贤能之辈，方能使世人停止争斗。
2&不看重珍奇财宝，方能使世人不去偷窃。
3&不诱发邪情私欲，方能使世人平静安稳。
4&所以，圣人掌管万民，是使他们心里谦卑，腹里饱足，血气淡化，筋骨强壮。
5&人们常常处于不求知、无所欲的状态，那么，即使有卖弄智慧的人，也不能胡作非为了。
6&遵从无为之道，则没有不太平之理。&
为腹不为目
1&缤纷的色彩使人眼睛昏花，变幻的音响使人耳朵发聋，丰腴的美食使人口味败坏，驰骋打猎令人心意狂荡，珍奇财宝令人行为不轨。
2&所以圣人掌管万民，是给他们内在的充实，不是给他们外在的愉悦。据此而取舍。
1&弃绝成功与智慧，对人民有百倍的好处。弃绝仁义的说教，人民就会复归孝慈。弃绝技巧与功利，就不会有盗贼为患。
2&然而，用这三者作诫律是不够的，一定要让人心有所归属才行，就是：认识生命的本根，持定存在的本原。
3&使自我越来越少，使欲望越来越淡。拒绝人间的学问，保持无忧无虑的心。
1&在产生天地之前，有一个混然一体的存在。
2&寂静啊，空虚啊！独立自在，永不改变。普天运行，永不疲倦。
3&称得上是天地万物的母亲。
4&我不知道他的名字，姑且写作“道”，勉强起个名字叫“大”。
5&大，便无限飞逝，飞逝而致远，至远而回返。
6&所以道为大，天为大，地为大，人也为大。宇宙中四个为大的，人是其中之一。
7&然而人要以地为法度，地以天为法度，天以道为法度，道以他自身为法度。
1&以恒常的法度治理国家，以出奇的策略用兵打仗，以无为之道得天下。我何以知道这一层道理呢？你们看：
2&天下越多禁令，人民越是贫穷。人们的利器越多，国家越是混乱。人的技巧发达了，千奇百怪的事就出现了。法令越是彰明，罪犯就越多。
3&所以圣人说，我无为，民心自然归化。我好静，民心自然框正。我无事，我民自然富有。我无欲，我民自然纯朴。
凡是一个国家的君主，必须致力于四时农事，确保粮食贮备。国家财力充足，远方的人们就能自动迁来，荒地开发得好，本国的人民就能安心留住。粮食富裕，人们就知道礼节；衣食丰足，人们就懂得荣辱。君主的服用合乎法度，六亲就可以相安无事；四维发扬，君令就可以贯彻推行。因此，减少刑罚的关键，在于禁止奢侈；巩固国家的准则，在于整饰四维；教训人民的根本办法，则在于：尊敬鬼神、祭祀山川、敬重祖宗和宗亲故旧。不注意天时，财富就不能增长；不注意地利，粮食就不会充足。田野荒芜废弃，人民也将由此而惰怠；君主挥霍无度，则人民胡作妄为；不注意禁止奢侈，则人民放纵淫荡；不堵塞这两个根源；犯罪者就会大量增多。不尊鬼神，小民就不能感悟；不祭山川，威令就不能远播；不敬祖宗，老百姓就会犯上；不尊重宗亲故旧，孝悌就不完备。四维不发扬，国家就会灭亡。
国有四维，缺了一维，国家就倾斜；缺了两维，国家就危险；缺了三维，国家就颠覆；缺了四维，国家就会灭亡。倾斜可以扶正，危险可以挽救，倾覆可以再起，只有灭亡了，那就不可收拾了。什么是四维呢？一是礼，二是义，三是廉，四是耻。有礼，人们就不会超越应守的规范；有义，就不会妄自求进；有廉，就不会掩饰过错；有耻，就不会趋从坏人。人们不越出应守的规范，为君者的地位就安定；不妄自求进，人们就不巧谋欺诈；不掩饰过错，行为就自然端正；不趋从坏人，邪乱的事情也就不会发生了。&
政令所以能推行，在于顺应民心；政令所以废弛，在于违背民心。人民怕忧劳，我便使他安乐；人民怕贫贱，我便使他富贵；人民怕危难，我便使他安定；人民怕灭绝，我便使他生育繁息。因为我能使人民安乐，他们就可以为我承受忧劳；我能使人民富贵，他们就可以为我忍受贫贱；我能使人民安定，他们就可以为我承担危难；我能使人民生育繁息，他们也就不惜为我而牺牲了。单靠刑罚不足以使人民真正害伯，仅凭杀戮不足以使人民心悦诚服。刑罚繁重而人心不惧，法令就无法推行了；杀戮多行而人心不服，为君者的地位就危险了。因此，满足上述四种人民的愿望，疏远的自会亲近；强行上述四种人民厌恶的事情，亲近的也会叛离。由此可知，“予之于民就是取之于民”&这个原则，是治国的法宝。
把国家建立在稳固的基础上。把粮食积存在取之不尽的粮仓里。把财货贮藏在用之不竭的府库里。把政令下达在流水源头上。把人民使用在无所争议的岗位上。向人们指出犯罪必死的道路。向人们敞开立功必赏的大门。不强干办不到的事。不追求得不到的利。不可立足于难得持久的地位。不去做不可再行的事情。所谓把国家建立在稳固的基础上，就是把政权交给有道德的人。所谓把粮食积存在取之不尽的粮仓里，就是要努力从事粮食生产。所谓把财富贮藏在用之不竭的府库里，就是要种植桑麻、饲养六畜。所谓把政令下达在流水源头上，就是要令顺民心。所谓把人民使用在无所争议的岗位上，就是要尽其所长。所谓向人民指出犯罪必死的道路，就是刑罚严厉。所谓向人民敞开立功必赏的大门，就是奖赏信实。所谓不强干办不到的事，就是要度量民力。所谓不追求得不到的利，就是不强迫人民去做他们厌恶的事情。所谓不可立足于难得持久的地位，就是不贪图一时侥幸。所谓不去做不可再行的事情，就是不欺骗人民。这样，把政权交给有道德的人，国家就能安定。努力从事粮食生产，民食就会充足。种植桑麻、饲养六畜，人民就可以富裕。能作到令顺民心，威令就可以贯彻。使人民各尽所长，用品就能齐备。刑罚严厉，人民就不去干坏事。奖赏信实，人民就不怕死难。量民力而行事，就可以事无不成。不强使人民干他们厌恶的事情，欺诈作假的行为就不会发生。不贪图一时侥幸，人民就不会抱怨。不欺骗人民，人民就拥戴君上。
按照治家的要求治理乡，乡不能治好；按照治乡的要求治理国，国不能治好；按照治国的要求治理天下，天下不可能治好。应该按照治家的要求治家，按照治乡的要求治乡，按照治国的要求治国，按照治天下的要求治理天下。不要因为不同姓，不听取外姓人的意见；不要因为不同乡，不采纳外乡入的办法；诸候国不要因为不同国，而不听从别国人的主张。象天地对待万物，没有什么偏私偏爱；像日月普照一切，才算得上君主的气度。&
驾驭人民奔什么方向，看君主重视什么；引导人民走什么门路，看君主提倡什么；号召人民走什么途径，看君主的好恶是什么。君主追求的东西，臣下就想得到；君主爱吃的东西，臣下就想尝试；君主喜欢的事情，臣下就想实行；君主厌恶的事情，臣下就想规避。因此，不要掩蔽你的过错，不要擅改你的法度；否则，贤者将无法对你帮助。在室内讲话，要使全室的人知道；在堂上讲话，要使满堂的人知道。这样开诚布公，才称得上圣明的君主。单靠城郭沟渠，不一定能固守；仅有强大的武力和装备，不一定能御敌；地大物博，群众不一定就拥护。只有有道的君主，能做到防患于未然，才可避免灾祸的发生。&
天下不怕没有能臣，怕的是没有君主去使用他们；天下不怕没有财货，怕的是无人去管理它们。所以，通晓天时的，可以任用为官长；没有私心的，可以安排作官吏；通晓天时，善于用财，而又能任用官吏的，就可以奉为君主了。处事迟钝的人，总是落后于形势；吝啬财物的人，总是无人亲近；偏信小人的人，总是失掉贤能的人材。
山高而不崩颓，就有人烹羊设祭；渊深而不枯竭，就有人投玉求神。天不改变它的常规，地不改变它的法则，春秋冬夏不改变它的节令，从古到今都是一样的。蛟龙得水，才可以树立神灵；虎豹凭借深山幽谷，才可以保持威力。风雨没有既定的方向，谁也不会埋怨它。位高的人发号施令，位低的人忘掉卑贱，长寿、短命、贫穷、富有等等，都不是无因而至的。
臣下能奉行命令，是由于君主地位的尊严；臣下能接受指示，是由于君臣名分的作用。君主不亲自过问，人民就会自己去做事；手执祭器不说话，朝政也会普遍地修明。天鹅发出动听的声音，人们会齐声赞美；西周人材济济，殷遗民也会被感化。对于没有根据的言论，不必听从；对于燕雀聚集的小事，行道者不屑一顾。用牛羊玉器来供奉鬼神，不一定得到鬼神的保佑，只要君主的功业有根基，何必使用珍贵的祭品!后羿射箭的功夫，不在射箭的表面动作；造父驾车的技术，不在驾车的表面动作；奚仲的技巧，也不在木材的砍削上。召徕远方的人，单靠使者是没有用的；亲近国内的人，光说空话也无济于事。只有内心里认真行德的君主，才能够独得治国的功效。
平原上的小坡，怎么能够算作高？大山上的小沟，怎么能够算作深？专挑好人毛病专说坏人好话的人，是不能委之以重任的。谋虑远大的人，可以同他共图大事；见识高超的人，可以同他共行治国之道。但是，对于那种贪图速效而只顾眼前利害的人，走开了就不要召他回来；注重长远利益的人，影响也就深远；材器伟大的人，会得到众人的依赖；要人们感怀自己，一定要行德而不可厌倦。不应得而求必得的事情，是靠不住的；不应承诺而完全承诺的语言，是信不得的。谨小慎微也不能成大事，就好比挑拣食物不能使身体胖起来一样。能够不放弃以上这些格言的，就能与天地媲美了。从三仍高的崖岸上跳下来，人是很难做到的，但猴子却毫不在乎地跳下来喝水。所以说，骄傲自大，独断专行，乃是行事的祸患。&
虽不到野外跑路，也不要把马丢掉。能够做到只给人们好处而不向人们索取报酬的，那就同天地一样伟大了。懒惰的人总是落后，勤奋的人总是办事神速有效。如果说，办事神速的已经进入室内，那么，落后的还在门外。进入室内的可以从容不迫，在门外的必将疲惫不堪。所以，黎明时玩忽怠惰，日暮时就要遭殃。早上忘掉了应作的事情，晚上就什么成果也没有。一个人邪气侵袭到体内，正色就要衰退。君主不像君主的样子，臣子当然就不像臣子；父亲不像父亲的样子，儿子当然就不像儿子。君主不按照他的身份办事，臣子就会超越应守的规范。上下不和，政令就无法推行。君主的衣冠不端正，礼宾的官吏就不会严肃。君主的举动不合乎仪式，政策法令就不容易贯彻。一方面关怀臣民，另方面再有威严，为君之道，才算完备。君主不能使臣民安乐，臣民也就不会为君主分忧；君主不能使臣民生长繁息，臣民也就不会为君主牺牲生命。君主给予臣民的，不确实兑现；臣民对待君主，也是不会全力以赴的。&
关于“道”，它的理论是一致的，但运用起来则各有不同。有的人懂得道而能治家，他便是治家的人材；有的人懂得道而能治乡，他便是一乡的人材；有的人懂得道而能治国，他便是一国的人材；有的人懂得道而能治天下，他便是天下的人材；有的人懂得道而能使万物各得其所，那便和天地一样伟大了。失道者，人民不肯来投；得道者，人民不肯离去。道之所在，自身就应该与之同化。’凡是始终保持强盛的，就因为顺从天道；凡是能安危存亡的，就因为顺从人心。违背天的法则，虽然暂时丰满，最终必然枯竭；上下不和，虽然暂时安定，最终也必然危亡。想要统一天下而违背天道，天下就不可能被他统一起来。掌握了天道，成事就很自然；违背了天道，虽然成功也不能保持。已经得道的，往往不觉察自己是怎样做的；已经成功了，往往又不觉察道是怎样离开的。就好像隐藏起来而没有形体，这就是“天道”。但是，对当今有怀疑则可以考察古代，对未来不了解，则可以查阅历史。万事的本性，内容虽有不同，但总是同归一理，从古到今都是一样的。
用新伐的木材做屋柱而房子倒坍，谁也不怨恨木材；小孩子把屋瓦拆下来，慈母也会打棍子。顺天道去做，远者都会来亲近；事起于人为，近亲也要怨恨。万物之于人，是没有远近亲疏之分的。高明的人用起来就有余，愚笨的人用起来就不足。顺乎天道去做，天就帮助他；反乎天道去做，天就违背他。天之所助，弱小可以变得强大；天之所弃，成功可以变为失败。顺应天道的可以得其成效，违背天道的就要招致灾祸，且无可挽救。
乌鸦般的交谊，看着友善，其实并不亲密；不重合的绳结，即使坚固，也一定松脱开解。所以，道在实际运用的时候，贵在慎重。不要交与不可靠的人，不要强给做不到的人，不要告知不明事理的人。交与不可靠的、强予做不到的、告知不明事理的人，就叫作劳而无功。表面上显示友好的朋友，也就接近于不亲密了；表面上显示亲爱的交谊，也就接近于不结好了；表面上显示慷慨的恩赐，也就接近于不得所报了。只有内心里认真行德，四面八方才会归附。独断专横的国家，必然疲于奔命而祸事多端；独断专横国家的君主，必然卑鄙而没有威望。这就好比独自议定婚姻的妇女，一定名声不好而没有信誉。但对于尚未见面就令人仰慕的君主，应该去投奔；对于久别而令人难忘的君主，应该来辅佐。日月有不明的时候，但天不会变；山高有看不见的时候，但地不会变。说起话来，那种只说一次而不可再说的错话，人君就不应该说；做起事来，那种只做一次而不可再做的错事，人君就不应该做。凡是重复那些不可再说的言论和那些不可再做的事情，都是一国之君的最大禁忌。
君子难罔以非其道
　万章问道：“《诗经》上说，‘娶妻应该怎么做？一定先要禀告父母’。信守这道理的，应该没有人能比得上舜的。（可是）舜不禀告父母就娶妻，这是为什么呢？”孟子说：“禀告了，就娶不成了。男女成婚，是人类重大的伦理关系；如果舜禀告了（而娶不成妻），就废掉了这种伦理关系，反而引起对父母怨恨，所以不禀告。”万章说：“舜不禀告就娶妻，我已领教了您的解释，帝尧把女儿嫁给舜，却也不告诉舜的父母，为什么呢？”孟子说：“帝尧也知道，告诉了他们就嫁不成了。”　万章说：“父母叫舜修理粮仓，（等他爬上仓后，）拿掉了梯子，（他父亲）瞽瞍放火烧粮仓，（想把舜烧死。）又曾叫舜淘井，（舜已经逃）出了井，（瞽瞍不知道，）随即就填井，（想把舜埋在井里。）象说：‘谋害舜都是我的功劳。（害死了他，他的）牛羊归父母，粮食归父母，干戈归我，琴归我，弓归我，让两个嫂嫂替我整理床铺。’象走进舜的住房，（不料舜没有死，）舜正在床上弹琴。象（赶忙掩饰）说：‘我可想念你啦！’神情很不自然。舜说：‘我惦念着这些臣仆，希望你来帮我管理。’我不知道，舜真的不晓得象要杀害他吗？”孟子说：“怎么会不知道呢？（舜看重兄弟情义，）象忧愁，他也忧愁；象高兴，他也高兴。”万章说：“这么说，舜是假装高兴的吗？”孟子说：“不。从前有人送条活鱼给郑国的子产，子产叫管理池塘的小吏把它放养到池塘里。小吏把鱼煮煮吃了。回来报告说：‘刚放它时，半死不活的；不一会儿就摇摆着尾巴游开了；一转眼就游不见了。’子产说：‘得着它的好去处了！得着它的好去处了！’小吏出来后说：“谁说子产聪明？我都把鱼煮吃掉了，他还说：得着它的好去处了，得着它的好去处了。’所以君子可以用合乎道理的事欺骗他，难以用没有道理的事蒙骗他。象装着敬爱兄长的样子来了，所以舜真诚地相信他，而且感到高兴，怎么是假装的呢？”
景公欲杀犯所爱之槐者晏子谏
景公有一株心爱的槐树，命令小吏严格看守着它，设置木桩悬挂禁令在它旁边。下令说：“侵犯槐树的人处以徒刑，伤害槐树的人处以死刑。”
有一个不知道禁令的人醉酒后侵犯了槐树，景公听到这事后说：“它是第一个触犯我的禁令。”于是派遣官吏将那醉汉抓起来，并且要加罪于他。他的女儿跑到晏子家向晏子假装说：“我市城郊的卑贱民女，请求有话对相国说，我不能克制自己的情欲，希望能够在相国的姬妾中充数。”晏子听到此话，笑着说：“我是好淫贪色的人吗？为什么老了还看到女子私奔来投靠？虽如此说，她一定有缘故。”下令让她入内。女子进了晏子的家门，晏子看了看她，说：“奇怪！她有深深的忧虑。”于是上前问女子，说：“你所忧虑的是什么事啊？”女子回答说：“君王在槐树边悬挂禁令，触犯槐树的处以徒刑，伤害槐树的处以死罪。我的父亲不好，不知道禁令，醉酒后触犯了槐树，官吏将要加罪处罚他。我听说，圣明的国君临朝理政，制定政策，不损害百姓利益，不加重刑罚，又不因私人怨恨损害国法，不为了禽兽去伤害百姓，不为了草木去伤害禽兽，不为野草去伤害禾苗。我们的君王将因为树木的缘故杀害我的父亲，使我孤身一人，这条禁令施行于百姓而成为全国的法令了。虽然如此，我听说，义勇的人不会一人多势大去欺凌孤独的人，圣明贤德的国君不违背正确的原则去做自己想做的事。这譬如自己烹饪鱼鳖的人，叫人家在危险的地方去坐。现在国君向百姓发出命令，如果可以在全国施行，而且它的好处有利于后世，那我的父亲死也是应该的，我为他收尸也是应该的呀。太过分了！现在的命令不是这样，因树木的缘故，治我父亲的罪，我恐怕这样做会伤害严明的官吏的执法准绳，而伤害圣明国君的仁政了。邻国听到这件事后，都会说我们的国君喜爱槐树而残害百姓，这可以吗？希望相国明察我说的话以便裁处触犯禁令的人。”
晏子说：“太过分了！我将为你向国君陈说。”于是派人送女子回家。
第二天早朝，晏子向景公陈述说：“我听说，搜尽百姓的财力来供自己奢欲的人称为暴虐，喜好玩物，使它的威严近乎于国君称之为反常，刑杀无罪的人称之为残暴，这三条，是保存国家大业的大祸患。现在君王搜尽百姓财物，用来使饮食器具更加精美；增加钟鼓乐器，将官室建得极为壮观，这是施行暴政到顶的事了。喜好玩物，悬挂喜爱槐树的禁令，使坐车经过的人要奔驰，不行路过的人要快跑，槐树的威严近似国君，反常之事是很明白的了；触犯槐树的人处以徒刑，伤害槐树的人处以死刑，刑杀与国法不相称，残害百姓太深了。君王享有国家，德行还没显现于百姓，而三种邪僻却称著于国，我恐怕您不能再执掌国政治理百姓了。”
景公说：“不是大夫教诲，我几乎犯下大罪连累国家，现在大夫教诲我，是国家的福分，我听从你的教导了。”
晏子出朝，景公命令赶快撤去守护槐树的役吏，拔掉悬挂禁令的木桩，废除伤害槐树的禁令，释放触犯槐树的囚徒。
&&&&&&晏子之晋睹齐累越石父解左骖赎之与归第二十四
晏子去晋国，到了中牟邑，看见一个头戴破帽反穿皮衣背干草的人，在路旁休息，认为这是一个贤人。晏子派人去问他，说：“先生是干什么的？”回答说：“我叫越石父。”晏子问：“为什么弄到这种境况？”回答说：“我是人家的奴隶，在中牟干奴仆的事，现将要让我我回去了。”晏子说：“什么原因使你沦为奴仆？”回答说：“不能免除寒冷饥饿的痛苦，所以给人当了奴仆。”晏子说：“你当奴仆的时间多久了？”回答说：“三年了。”晏子说：“可以赎身吗？”回答说：“可以。”于是晏子就将自己车子的左骖解下赠送给越石父赎身，并用车载着越是父与自己一起回齐国来。到了家，晏子没有打招呼就进去了，越石父发怒而请求与晏子绝交。晏子派人回问越石父说：“我没有与先生交朋友呀，先生当奴仆三年，我才于今天看见并为你赎身，我对于先生还不可以吗？先生为何这样快就与我绝交呢？”越石父回答说：“我听说，读书人委屈于没有人理解自己，舒展于有人理解自己。所以君子不以自己有功劳看轻别人，也不因为别人有功劳而自己就屈身于人。我为别人当奴隶三年而没有一个理解我的。今天先生为我赎身，我认为先生是理解我的了；先前先生乘车，不向我打招呼，我以为先生忘记了，现在又不打招呼而进去，是和把我当奴隶看待的人一样了。我还是当奴隶，请把我在世上卖了吧。”晏子走出来，见越石父说：“先前我只看到您的外表，而现在看见了您的气质。我听说，反省自己行为的人不再举他的过失，详察实情的人不再讥诮他所说的话，我可以向你解说而不被你所弃吗！我诚心改正我的过失。”于是下令洒扫门庭更改筵席，用“蘸礼”来迎接越石父。越石父说：“我听说，最恭敬地礼待不必打扫道路，尊重的礼待不必用傧相，先生礼待我，我不敢当呀。”晏子于是把越石父尊为上宾。晏子说：“世俗的人有功于人就自以为有德，认为有德就会骄傲，晏子有功于人，使别人免除困厄，而又屈己礼下于人，他与俗人的差距太远了，这是使自己能够完全成功的办法啊。”
孙子&&&计篇
孙子说：战争是国家的大事，它关系着人民的生死和宗庙社稷的存亡，是不可不认真考察了解的。所以，要以如下五个根本方面的因素为基础，去对敌我双方的情况进行比较分析和评估，从而探索战争胜负的情势。这五个根本方面即：一是"道"，二是"天"，三是"地",&四是"将"，五是"法"。所谓"道"，就是要使民众与君主同心同德，可与君主死生与共而无违疑之心。所谓"天"，就是指昼夜、寒暑与四时节令的变化。所谓"地"，就是指道路的远近、地势之险厄平易、开阔狭窄与高低向背等地理条件。所谓"将"，就是要求将帅要具备智谋、信实、仁爱、勇敢和严明等五种品格。所谓"法"，就是指军队的组织编制、将吏的职分管理与军需物资的掌管使用。凡属上述五个方面的事，身为将帅，都不能不过问。了解这些情况，就能打胜仗；不了解这些情况，就不能打胜仗。所以要对敌我双方的情况进行比较分析，从而探索战争胜负的情势：哪一方的君主开明？哪一方的将帅贤能？哪一方占有天时、地利？哪一方的武器装备精良？哪一方的士卒训练有素？哪一方的赏罚公正严明？我们根据上述情况，就可预知谁胜谁负了。将帅如能听从我的谋划，用他指挥作战，必然取胜，就把他留下；如不听从我的谋划，用他指挥作战，必然失败，就把他辞去。谋划之策既为有利且被采纳，于是就再造成一种客观态势，以为外在的辅助条件。所谓态势，就是要根据利的原则而采取应变措施以保持战略主动之谓。战争是以运用诈谋奇计以克敌制胜为最高原则的。所以，实际能打，反而示敌以不能打；准备怎么打，反而示敌以不怎么打；拟取近道，反而示敌以走远路；拟走远路，反而示敌要取近道。敌若贪利，就以利去诱惑它；敌若乱而不整，就乘机去袭取它；敌若力量充实，就要防备它；敌若兵强卒锐，就暂时避开它；敌若气势汹汹，乘怒而来，就设法使之屈挠；敌若词卑行敛，就设法使之骄惰；敌若休整良好，就设法使之劳顿；敌若亲和团结，就设法离间它。要进攻敌没有防备之处，要出击在敌意料不到之时。这是军事指挥家的奥秘所在，是不可事先泄露出去的。开战之前，凡是"庙算"获胜的，是由于所得算筹较多的缘故；"庙算"不胜的，则是由于所得算筹较少的缘故。所得算筹多的就胜利，少的就不能胜利，何况得不到算筹呢。我们根据这种情况来进行考察，谁胜谁负就显而易见了。
商君书&&&更法
秦孝公同大臣研讨强国大计,公孙鞅、甘龙、杜挚三位大夫侍奉在孝公的面前，他们分析社会形势的变化，探讨整顿法制的根本原则，寻求统治人民的方法。
秦孝公说："接替先君位置做国君后不能忘记国家，这是国君应当奉行的原则。实施变法务必显示出国君的权威，这是做臣子的行动原则。现在我想要通过变更法度来治理国家，改变礼制用来教化百姓，却又害怕天下的人非议我。"
公孙鞅说："我听过这样一句话：行动迟疑一定不会有什么成就，办事犹豫不决就不会有功效。国君应当尽快下定变法的决心，不要顾用天下人怎么议论您。何况具有超出普通人的高明人，本来就会被世俗社会所非议，独一无二见识思考的人也一定遭到平常人的嘲笑。俗语说：'愚笨的人在办成事情之后还不明白，有智慧的人对那些还没有显露萌芽的事情就能先预测到。'百姓，不可以同他们讨论开始创新，却能够同他们一起欢庆事业的成功。郭偃的法书上说：'讲究崇高道德的人，不去附和那些世俗的偏见。成就大事业的人不去同民众商量。'法度，是用来爱护百姓的。礼制，是为了方便办事的。所以圣明的人治理国家，如果能够使国家富强，就不必去沿用旧有的法度。如果能够是百姓得到益处，就不必去遵循就的礼制。"
孝公说："好！"
甘龙说："不对，臣也听说这样一句话：'圣明的人不去改变百姓的旧习俗来施行教化，有智慧的人不改变旧有的法度来治理国家。'顺应百姓旧有的习俗来实施教化的，不用费什么辛苦就能成就功业；根据旧有的法度来治理国家的人，官吏熟悉礼法，百姓也安乐。现在如果改变法度，不遵循秦国旧有的法制，要更改礼制教化百姓，臣担心天下人要非议国君了。希望国君认真考虑这样的事。"
公孙鞅说："您所说的这些话，正是社会上俗人说的话。平庸的人守旧的习俗，读死书的人局限在他们听说过的事情上。这两种人，只能用来安置在官位上守法，却不能同他们在旧有法度之外讨论变革法制的事。夏、商、周这三个朝代礼制不相同却都能称王于天下，春秋五霸各自的法制不同，却能先后称霸诸候。所以有智慧的人能创制法度，而愚蠢的人只能受法度的约束。贤能的人变革礼制，而没有才能的只能受礼制的束缚。受旧的礼制制约的人，不能够同他商讨国家大事。被旧法限制的人，不能同他讨论变法。国君不要迟疑不定了。"
杜挚说："臣听说过这样的话：'如果没有百倍的利益不要改变法度，如果没有十倍的功效不要更换使用工具。臣听说效法古代法制没有什么过错，遵循旧的礼制不会有偏差。国君应该对这件事仔细思考。"
公孙鞅说："以前的朝代政教各不相同，应该去效法哪个朝代的古法呢？古代帝王的法度不相互因袭，又有什么礼制可以遵循呢？伏羲、神农教化不施行诛杀，黄帝、尧、舜虽然实行诛杀但却不过分，等到了周文王和周武王的时代，他们各自顺应时势而建立法度，根据国家的具体情况制定礼制，礼制和法度都要根据时势来制定，法制、命令都要顺应当时的社会事宜，兵器、铠甲、器具、装备的制造都要方便使用。所以臣说：治理国家不一定用一种方式，只要对国家有利就不一定非要效法古代。商汤、周武王称王于天下，并不是因为他们遵循古代法度才兴旺，殷朝和夏朝的灭亡，也不是因为他们更改旧的礼制才覆亡的。既然如此，违反旧的法度的人，不一定就应当遭责难；遵循旧的礼制的人，不一定值得肯定。国君对变法的事就不要迟疑了。"
孝公说："好。我听说从偏僻小巷走出来的人爱少见多怪，学识浅陋的人多喜欢诡辩，愚昧的人所讥笑的事，正是聪明人所感到悲哀的事。狂妄的人高兴的事，正是有才能的人所担忧的。那些拘泥于世俗偏见的议论言词，我不再因它们而疑惑了。"
于是，孝公颁布了关于开垦荒地的命令。
庄子&&逍遥游
北方的大海里有一条鱼，它的名字叫做鲲。鲲的体积，真不知道大到几千里；变化成为鸟，它的名字就叫鹏。鹏的脊背，真不知道长到几千里；当它奋起而飞的时候，那展开的双翅就像天边的云。这只鹏鸟呀，随着海上汹涌的波涛迁徙到南方的大海。南方的大海是个天然的大池。《齐谐》是一部专门记载怪异事情的书，这本书上记载说：“鹏鸟迁徙到南方的大海，翅膀拍击水面激起三千里的波涛，海面上急骤的狂风盘旋而上直冲九万里高空，离开北方的大海用了六个月的时间方才停歇下来”。春日林泽原野上蒸腾浮动犹如奔马的雾气，低空里沸沸扬扬的尘埃，都是大自然里各种生物的气息吹拂所致。天空是那么湛蓝湛蓝的，难道这就是它真正的颜色吗？抑或是高旷辽远没法看到它的尽头呢？鹏鸟在高空往下看，不过也就像这个样子罢了。
再说水汇积不深，它浮载大船就没有力量。倒杯水在庭堂的低洼处，那么小小的芥草也可以给它当作船；而搁置杯子就粘住不动了，因为水太浅而船太大了。风聚积的力量不雄厚，它托负巨大的翅膀便力量不够。所以，鹏鸟高飞九万里，狂风就在它的身下，然后方才凭借风力飞行，背负青天而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遏它了，然后才像现在这样飞到南方去。寒蝉与小灰雀讥笑它说：“我从地面急速起飞，碰着榆树和檀树的树枝，常常飞不到而落在地上，为什么要到九万里的高空而向南飞呢？”到迷茫的郊野去，带上三餐就可以往返，肚子还是饱饱的；到百里之外去，要用一整夜时间准备干粮；到千里之外去，三个月以前就要准备粮食。寒蝉和灰雀这两个小东西懂得什么！小聪明赶不上大智慧，寿命短比不上寿命长。怎么知道是这样的呢？清晨的菌类不会懂得什么是晦朔，寒蝉也不会懂得什么是春秋，这就是短寿。楚国南边有叫冥灵的大龟，它把五百年当作春，把五百年当作秋；上古有叫大椿的古树，它把八千年当作春，把八千年当作秋，这就是长寿。可是彭祖到如今还是以年寿长久而闻名于世，人们与他攀比，岂不可悲可叹吗？
商汤询问棘的话是这样的：“在那草木不生的北方，有一个很深的大海，那就是‘天池’。那里有一种鱼，它的脊背有好几千里，没有人能够知道它有多长，它的名字叫做鲲，有一种鸟，它的名字叫鹏，它的脊背像座大山，展开双翅就像天边的云。鹏鸟奋起而飞，翅膀拍击急速旋转向上的气流直冲九万里高空，穿过云气，背负青天，这才向南飞去，打算飞到南方的大海。斥鴳讥笑它说：‘它打算飞到哪儿去？我奋力跳起来往上飞，不过几丈高就落了下来，盘旋于蓬蒿丛中，这也是我飞翔的极限了。而它打算飞到什么地方去呢？’”这就是小与大的不同了。
所以，那些才智足以胜任一个官职，品行合乎一乡人心愿，道德能使国君感到满意，能力足以取信一国之人的人，他们看待自己也像是这样哩。而宋荣子却讥笑他们。世上的人们都赞誉他，他不会因此越发努力，世上的人们都非难他，他也不会因此而更加沮丧。他清楚地划定自身与物外的区别，辩别荣誉与耻辱的界限，不过如此而已呀！宋荣子他对于整个社会，从来不急急忙忙地去追求什么。虽然如此，他还是未能达到最高的境界。列子能驾风行走，那样子实在轻盈美好，而且十五天后方才返回。列子对于寻求幸福，从来没有急急忙忙的样子。他这样做虽然免除了行走的劳苦，可还是有所依凭呀。至于遵循宇宙万物的规律，把握“六气”的变化，遨游于无穷无尽的境域，他还仰赖什么呢！因此说，道德修养高尚的“至人”能够达到忘我的境界，精神世界完全超脱物外的“神人”心目中没有功名和事业，思想修养臻于完美的“圣人”从不去追求名誉和地位。
马，蹄可以用来践踏霜雪，毛可以用来抵御风寒，饿了吃草，渴了喝水，性起时扬起蹄脚奋力跳跃，这就是马的天性。即使有高台正殿，对马来说没有什么用处。等到世上出了伯乐，说：“我善于管理马。”于是用烧红的铁器灼炙马毛，用剪刀修剔马鬃，凿削马蹄甲，烙制马印记，用络头和绊绳来拴连它们，用马槽和马床来编排它们，这样一来马便死掉十分之二三了。饿了不给吃，渴了不给喝，让它们快速驱驰，让它们急骤奔跑，让它们步伐整齐，让它们行动划一，前有马口横木和马络装饰的限制，后有皮鞭和竹条的威逼，这样一来马就死过半数了。制陶工匠说：“我最善于整治粘土，我用粘土制成的器皿，圆的合乎圆规，方的应于角尺。”木匠说：“我最善于整治木材，我用木材制成的器皿，能使弯曲的合于钩弧的要求，笔直的跟墨线吻合。”粘土和木材的本性难道就是希望去迎合圆规、角尺、钩弧、墨线吗？然而还世世代代地称赞他们说，“伯乐善于管理马”而“陶匠、木匠善于整治粘土和木材”，这也就是治理天下的人的过错啊！
我认为善于治理天下的人就不是这样。黎民百姓有他们固有不变的本能和天性，织布而后穿衣，耕种而后吃饭，这就是人类共有的德行和本能。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浑然一体没有一点儿偏私，这就叫做任其自然。所以上古人类天性保留最完善的时代，人们的行动总是那么持重自然，人们的目光又是那么专一而无所顾盼。正是在这个年代里，山野里没有路径和隧道，水面上没有船只和桥梁，各种物类共同生活，人类的居所相通相连而没有什么乡、县差别，禽兽成群结队，草木遂心地生长。因此禽兽可以用绳子牵引着游玩，鸟鹊的巢窠可以攀登上去探望。在那人类天性保留最完善的年代，人类跟禽兽同样居住，跟各种物类相互聚合并存，哪里知道什么君子、小人呢！人人都蠢笨而无智慧，人类的本能和天性也就不会丧失；人人都愚昧而无私欲，这就叫做“素”和“朴”。能够像生绢和原木那样保持其自然的本色，人类的本能和天性就会完整地留传下来。
等到世上出了圣人，勉为其难地去倡导所谓仁，竭心尽力地去追求所谓义，于是天下开始出现迷惑与猜疑。放纵无度地追求逸乐的曲章，繁杂琐碎地制定礼仪和法度，于是天下开始分离了。所以说，原本没被分割，谁还能用它雕刻为酒器！一块白玉没被破裂，谁还能用它雕刻出玉器！人类原始的自然本性不被废弃，哪里用得着仁义！人类固有的天性和真情不被背离，哪里用得着礼乐！五色不被错乱，谁能够调出文彩！五声不被搭配，谁能够应和六律！分解原木做成各种器皿，这是木工的罪过，毁弃人的自然本性以推行所谓仁义，这就是圣人的罪过！
再说马，生活在陆地上，吃草饮水，高兴时颈交颈相互摩擦，生气时背对背相互踢撞，马的智巧就只是这样了。等到后来把车衡和颈轭加在它身上，把配着月牙形佩饰的辔头戴在它头上，那么马就会侧目怒视，僵着脖子抗拒轭木，暴戾不驯，或诡谲地吐出嘴里的勒口，或偷偷地脱掉头上的马辔。所以，马的智巧竟能做出与人对抗的态度，这完全是伯乐的罪过。上古赫胥氏的时代，黎民百姓居处不知道做些什么，走动也知道去哪里，口里含着食物嬉戏，鼓着吃饱的肚子游玩，人们所能做的就只是这样了。等到圣人出现，矫造礼乐来匡正天下百姓的形象，标榜不可企及的仁义来慰藉天下百姓的心，于是人们便开始千方百计地去寻求智巧，争先恐后地去竞逐私利，而不能终止。这也是圣人的罪过啊！
公孙龙子&&白马论
问：可以说白马与马不同吗？&&
答：可以。&&
问：为什么？&&
答：“马”是对物“形”方面的规定，“白马”则是对马“色”发面的&规定，对“色”方面的规定与对“形”方面的规定性，自然是不同的。「所以说，对不同的概念加以不同规定的结果」白马与马也是不同的。
问：有白马，不可以说是没有马。既然不可以说是没有马，那末白马不&就是马了？既然有白马称为有马，那末为什么白色的马不就是马呢？&&
答：如果要求得到“马”，黄马、黑马都可以满足要求；如果要求得到&“白马”，黄马、黑马就不能满足要求了。假使白马就是马，那末要求得到马与要求得到白马便完全一样了，如果所要求得到的是一样的话，那末&白马与马自然就没有区别，但是，如果所要求得到的是一样的话，那末白马与马自然就没有区别，但是，如果要求得到马与要求得到白马没有区别&，那末，为什么黄马、黑马有时答应有马而不可以答应有白马呢、「既然可以答应有马而不可以答应有白马。」，这就明显地说明要求得到“马”&与要求得到“白马”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同样一匹黄马或黑马可以答应有马，而不可以答应有八马。「这就是说明原来“白马乃马”的假设是不&能成立的」。所以，“白马区别与马”，这是清楚不过的事理。
问：照您的意思看来，马有了颜色就不同于马了。可是世界上没有无颜&色的马，那末，能说世界上有颜色的马都不算是马了吗？&&
答：马本来有颜色，所以有白马。假使马没有颜色，就只有“马”而已&，怎能称它为白马？但是，规定马是白色的马就与“马”有区别了。所谓白马，是马限定于白色的，限定于白色的马自然与马是有区别的，所以说&白马非马。&&
马，是不受“白”限定的马；白，是不受“马”限定的白。把白与马两&个概念结合起来而相与限定，变成一个新的概念来称呼受了限定的概念，这当然是不可以的。所以，认为白马是马，是不对的。&&
照您看来，有白马就是有马，但是，能够说“有白马就是有黄马”了吗&？&&
答：当然不可以那样说。&&
答（答难者再说）：既然承认了“有马区别于有黄马”，就是把黄马与&马区别开来了，这就是说黄马非马了；既然把黄马与马区别开来，反而要把白马与马等同起来，这不就是叫飞鸟沉到水里飞翔而让棺与椁各在西东&那样好笑吗？这是十足的逻辑混乱。
答：认为有白马不能说是没有马，这是不去考虑“白马”而就马形来说&的。但是，“白马”却是与马相结合「而不能分开」的概念，因此，作为白马的概念不能称为马。所以，称为“马”的，仅仅是以马形而称为马，&而不能以白马称为马。因此，称为马的概念，是不能作为任何一匹具体有色之马的概念的。&&
白色并不限定于哪一种事物的白，具体事物对“白”来说并不妨碍作为&“白”的本质，因而可以忽略不计。白马，则是限定于白色的马。限定于具体事物的白（如白马）是与抽象的、一般的“白”有区别的。「同样的&理由」，“马”，是不限定于哪一种颜色的，所以，黄马、黑马都可以算数；白马，只限定于白色的马，黄马、黑马都因具有与“白马”不同的颜&色而不能算数。所以仅仅只有白马才能算数「换言之，只有白马才能答应&“白马”的概念，黄马、黑马都不能答应“白马”的概念」。不加限定的&概念与加以限定的概念是有区别的。所以说白马与马是有区别的。
荀子&&天论
大自然的规律永恒不变，它不为尧而存在，不为桀而灭亡。用导致安定&的措施去适应它就吉利，用导致混乱的措施去适应它就凶险。加强农业这个&根本而节约费用，那么天就不能使他贫穷；衣食给养齐备而活动适时，那么&天就不能使他生病；遵循规律而不出差错，那么天就不能使他遭殃。所以水&涝旱灾不能使他挨饿，严寒酷暑不能使他生病，自然界的反常变异不能使他&遭殃。农业这个根本荒废而用度奢侈，那么天就不能使他富裕；衣食给养不&足而活动又少，那么天就不能使他保全健康；违背规律而恣意妄为，那么天&就不能使他吉利。所以水涝旱灾还没有来到他就挨饿了，严寒酷暑还没有迫&近他就生病了，自然界的反常变异还没有出现他就遭殃了。他遇到的天时和&社会安定时期相同，而灾祸却与社会安定时期不同，这不可以埋怨上天，这&是他所采取的措施造成的。所以明白了大自然与人类社会的区分，就可以称&作是思想修养达到了最高境界的人了。
社会的安定或混乱，是由上天决定的吗？回答说：太阳月亮、行星恒星、&祥瑞的历书，这在禹与桀是相同的；禹使天下安定，桀使天下混乱；可见社&会的安定或混乱并不是由上天决定的。那么，是季节造成的吗？回答说：庄&稼在春季、夏季纷纷发芽、茂盛地生长，在秋季、冬季积蓄、收藏，这在禹&与桀又是相同的；禹使天下安定，桀使天下混乱；可见社会的安定或混乱并&不是季节造成的。那么，是大地造成的吗？回答说：庄稼得到了大地就生长，&失去了大地就死亡，这在禹与桀又是相同的；禹使天下安定，桀使天下混乱；&可见社会的安定或混乱并不是大地造成的。
流星坠落、树木发响，国内的人都害怕，说：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这没有什么啊。这是自然界的变异、阴阳二气的变化、事物中很少出现的现&象啊。觉得它奇怪，是可以的；但害怕它，就错了。那太阳、月亮发生日食、&月食，旋风暴雨不合时节地突然袭击，奇怪的星星偶然出现，这些现象没有&哪个时代不曾有过。君主英明而政治清明，那么这些现象即使在同一时代都&出现，也没有什么妨害；君主愚昧而政治黑暗，那么这些现象即使一样都没&出现，也毫无裨益。那流星的坠落、树木的发响，这是自然界的变异、阴阳&二气的变化、事物中很少出现的现象啊。觉得它奇怪，是可以的；但害怕它，&就错了。
祭神求雨就下雨了，为什么呢？回答说：这没有什么，它就像不去祭神&求雨而下雨一样。太阳、月亮发生了日食、月食就营救它们，天气干旱了就&祭神求雨，占卜算卦然后决定大事，古人并不是认为这些做法能得到所祈求&的东西，而只是用它们来文饰政事罢了。所以君子把这些活动看作为一种文&饰，但老百姓却把它们看得神乎其神。把它们看作为一种文饰就吉利，把它&们看得神乎其神就不吉利了。
在天上的东西没有什么比太阳、月亮更明亮的了，在地上的东西没有什&么比水、火更明亮的了，在物品之中没有什么比珍珠、宝玉更明亮的了，在&人类社会中没有什么比礼义更灿烂的了。太阳、月亮如果不高挂空中，那么&它们的光辉就不显著；水、火如果不积聚，那么火的光辉、水的光泽就不大；珍珠，宝玉的光彩不显露于外，那么天子、诸侯就不会把它们当作宝贝，礼&义不在国内施行，那么功业和名声就不会显著。所以人的命运在天，国家的&命运在礼义。统治人民的君主，推崇礼义、尊重贤人，就能称王天下；注重&法治、爱护人民，就能称霸诸侯，喜欢财利、多搞欺诈，就会危险；玩弄权&术、坑人害人、阴暗险恶，那就会彻底灭亡了。
认为大自然伟大而思慕它，哪里及得上把它当作物资积蓄起来而控制&它？顺从自然而颂扬它，哪里及得上掌握自然规律而利用它？盼望时令而等&待它，哪里及得上因时制宜而使它为我所用？依靠万物的自然增殖，哪里及&得上施展人的才能而使它们根据人的需要来变化？思慕万物而把它们当作与&己无关的外物，哪里及得上管理好万物而不失去它们？希望了解万物产生的&原因，哪里及得上占有那已经生成的万物？所以放弃了人的努力而寄希望于&天，那就违背了万物的实际情况。
大凡人的毛病，是被事物的某一个局部所蒙蔽而不明白全局性的大道&理。整治思想就能回到正道上来，在偏见与大道理两者之间拿不定主意就会&疑惑。天下不会有两种对立的正确原则，圣人不会有两种对立的思想。现在&诸侯各国的政治措施不同，各个学派的学说不同，那么必定是有的对、有的&错，有的能导致安定、有的会造成混乱。搞乱国家的君主，搞乱学派的学者，&这些人的真心没有不想找一条正道来为自己服务，只是由于他们对正确的原&则既嫉妒又带有偏见，因而别人就能根据他们的爱好去引诱他们。他们偏爱&自己平时积累的学识，只怕听到对自己学识的非议。他们凭自己所偏爱的学&识去观察与自己不同的学说，只怕听到对异己学说的赞美。因此，他们与正&确的治理原则背道而驰了却还自以为是、不能勒马。这难道不是被事物的一&个局部所蒙蔽而失去了对正道的追求吗？如果心思不用在正道上，那么白的&黑的就是摆在面前而眼睛也会看不见，雷鼓就在身旁敲击而耳朵也会听不&进，何况对那些被他们视为异端的用心于正道的人，就更看不见，听不进了。&掌握了正确的政治原则的人，搞乱国家的君主在上面非难他，搞乱学派的学&者在下面非难他，这难道不是很可悲的吗？
什么东西会造成蒙蔽？爱好会造成蒙蔽，憎恶也会造成蒙蔽；只看到开&始会造成蒙蔽，只看到终了也会造成蒙蔽；只看到远处会造成蒙蔽，只看到&近处也会造成蒙蔽；知识广博会造成蒙蔽，知识浅陋也会造成蒙蔽；只了解&古代会造成蒙蔽，只知道现在也会造成蒙蔽。大凡事物有不同的对立面的，&无不会交互造成蒙蔽，这是思想方法上一个普遍的祸害啊。
从前君主中有被蒙蔽的，夏桀、商纣就是。夏桀被末喜、斯观所蒙蔽而&不赏识关龙逢，因而使自己思想惑乱而行为荒唐；商纣被妲己、飞廉所蒙蔽&而不赏识微子启，因而使自己思想惑乱而行为荒唐。所以，群臣都抛弃了对他们的忠心而去谋求私利，百姓都怨恨责怪他们而不为他们效劳，贤能优秀&的人才都辞官在家而隐居避世，这就是他们丧失九州的土地而使建有宗庙的&国都成为废墟的原因。夏桀死在鬲山，商纣的头被悬挂在红色的旗帜飘带上，&他们自己不能预先知道自己的过错，而别人又没有谁劝阻他们，这就是蒙蔽&的祸害啊。
商汤以夏桀为前车之鉴，所以拿定主意而谨慎地治理国家，因此能够长&期地任用伊尹而本身又不背离正确的治国原则，这就是他取代夏桀而得到九&州的原因。周文王吸取了商纣王的教训，所以拿定主意而谨慎地治理国家，&因此能够长期地任用吕望而本身又不背离正确的治国原则，这就是他取代商&纣王而得到九州的原因。远方的国家无不送上自己的珍贵物品，所以他们的&眼睛能观赏所有的美色，耳朵能听到各种各样的美妙音乐，嘴巴能吃上所有&的山珍海味，身居各种豪华的宫殿，名字上被加上各种美好的称号；活着的&时候天下人都歌功颂德，死了以后天下人都痛哭流涕，这叫做极其昌盛伟大。&《诗》云：“凤凰翩翩起舞飞翔，它的翅膀像盾牌一样，它的鸣声像洞箫悠&扬。又有凤来又有凰，使王心中喜洋洋。”这就是不被蒙蔽的幸福啊。
从前臣子中有被蒙蔽的，唐秧、奚齐就是。唐鞅蒙蔽于追求权势而驱逐&了戴驩，奚齐蒙蔽于争夺政权而加罪于申生。结果唐鞅在宋国被杀，奚齐在&晋国被杀。唐鞅驱逐有德才的国相而奚齐加罪于孝顺的兄长，结果自己被杀&了，然而仍不明白为什么，这就是蒙蔽的祸害啊。所以，因为贪婪鄙陋而违&背正道争权夺利却又不遭到危险屈辱灭亡的，从古到今，还不曾有过。&鲍叔、宁戚、隰朋仁德明智而且不被蒙蔽，所以能够扶助管仲，而他们&享有的名声财利幸福俸禄也和管仲相等。召公、吕望仁德明智而且不被蒙蔽，&所以能够扶助周公，而他们享有的名声财利幸福俸禄也和周公相等。古书上&说：“能识别贤人叫做明智，能辅助贤人叫做贤能。努力识别贤人、尽力辅&助贤人，他的幸福一定长久。”说的就是这个。这就是不被蒙蔽的幸福啊。
从前游士中有被蒙蔽的，搞乱学派的学者就是。墨子蒙蔽于只重实用而&不知文饰，宋子蒙蔽于只见人有寡欲的一面而不知人有贪得的一面，慎子蒙&蔽于只求法治而不知任用贤人，申子蒙蔽于只知权势的作用而不知才智的作&用，惠子蒙蔽于只务名辩而不知实际，庄子蒙蔽于只知自然的作用而不知人&的力量。所以，从实用的角度来谈道，就全谈功利了；从欲望的角度来谈道，&就全谈满足了；从法治的角度来谈道，就全谈法律条文了；从权势的角度来&谈道，就全谈权势的便利了；从名辩的角度来谈道，就全谈些不切实际的理&论了；从自然的角度来谈道，就全谈些因循依顺了。这几种说法，都是道的&一个方面。道，本体经久不变而又能穷尽所有的变化，一个角度是不能够用&来概括它的。一知半解的人，只看到道的一个方面而没有能够真正认识它，&所以把这一个方面当作为完整的道而研究它，于是内扰乱了自己学派的思&想，外迷惑了别人，上被臣民所蒙蔽，下被君主所蒙蔽，这就是蒙蔽的祸害啊。
孔子仁德明智而且不被蒙蔽，所以多方学习，集其大成而足以用来辅助&古代圣王的政治原则。只有孔子这一派掌握了周备全面的道，推崇并运用它，&而不被成见旧习所蒙蔽。所以他的德行与周公相等同，名声和三代开国之王&相并列，这就是不被蒙蔽的幸福啊。
圣人知道思想方法上的毛病，看到被蒙蔽的祸害，所以既不任凭爱好、&又不任凭憎恶，既不是只看到开始、又不是只看到终了，既不是只看到近处、&又不是只看到远处，既不只务广博、又不安于浅陋，既不是只了解古代、又&不是只知道现在，而是同时摆出各种事物并在其中根据一定的标准进行权&衡。所以众多的差异与对立面就不能互相掩盖以致搞乱了条理。
吕氏春秋&&诬徒
通达事理的老师施行教育，能使学生安心、快乐、安闲、从容、庄重、严肃。这六方面在教学中实现了，那么邪僻的路就堵死了，正义之道就通行了。这六方面在教学中不能实现，那么君主就不能支使臣下，父亲就不能支使儿子，老师就不能支使学生。
&&&&人之常情，不能喜欢自己所不安心的事物，不能从自己所不喜欢的事物中有所得。一件事如果做起来就感到快乐，不用说贤人，即使不肖的人仍然会努力去做。一件事如果敞起来就感到苦恼，不用说不肖的人，即使贤人同样不能持久。从人之常情出发，就会得到勉励人们学习的道理了。
&&&&子华子说；“成就王业的人乐意做那些使自己成就王业的事，国破家亡的人也乐意做那些使自己灭亡的事，所以煮食禽兽不可能把所煮的禽兽吃尽，人们专吃自己爱吃的肉就够了。”如此说来，成就王业的人专喜好理义，国破家亡的人专喜好暴慢。他们的喜好不同，因此他们所得到的祸福也不周。
&&&&不善于教育人的老师心志不和谐，取舍一再变化，根本没有恒心，就象天气的晴阴一样喜怒无常，言谈一天一变，放纵自己的行为，过失在干自己，却不肯自我批评，坚持错误，自以为是，不能接受意见而有所改变，亲近有权有势的人和富有的人，不衡量他们的才能，不考察他们的品行，急忙跑去教他们，迎合奉承他们，唯恐不及；对于学生中平时操守清白兰善，品貌出众、见识广博、勤于向老师请教、接近完成学业的人，却由此压制他们，诘难、疏远他们，妒嫉厌恶他们，学生想要离去却又希望完成学业，而留下来又不安心，回不愧见父母兄弟，出门愧见挚友乡亲，这是求学的人所悲伤的，这是由于老师和学生彼此心志不同的缘故。人之常情，憎恶跟自己心志不合的人，这是老师和学生彼此结下怨恨的原因。人之常情，不能爱自己所怨恨的人，不能称颂自己所憎恶的人，学业的败坏，道术的废弃，就由此产生了。
&&&&善于教育人的老师就不是这样。他们看待学生如同自己一样，设身处地施行教育，这样就掌握教育的真谛了。凡施加给别人的，自己一定能够做到，象这样，就做到师生一体了。人之常情，喜爱跟自己心志相同的人，称颂跟自己心志相同的人，帮助跟自己心志相同的人，学业的彰明，道术的普遍推行，就由此产生了。
&&&&不善于学习的人，跟随老师学习粗心大意，却想学得精通，跟随老师学习浅尝辄止，却想学得深入。草木，鸡狗、牛马，不可粗暴地对待它们，如果粗暴地对待它们，那它们也会粗暴地报复人。草木、鸡狗，牛马尚且如此，又何况对待通达事理的老师和道术的传授呢?所以，不善于学习的入：对待老师不忠诚，用心不专一，爱好不深人，求学不努力，辩论不明是非，效法别人不精心，怨恨老师，安于凡庸，精神被时务所束缚，自恃权势，好犯过失，所以沉溺于巧诈，迷恋干小利，惑乱于嗜欲，问事则前后矛盾，言辞详明则又与心相异，言辞简约则与与意相反；分散的事不会综合，复杂的事不会分析，即使再费力气也不能有所成就。这是不善于学习的人的害处啊！
让人深感迷惑的，一定是相似的事物。玉工所忧虑的，是象玉一样的石头，相剑的人所忧虑的，是象吴干一样的剑，贤明的君主所忧虑的，是见闻广博、能言善辩象是通达事理的人。亡国的君主好象很聪明，亡国的臣子好象很忠诚。相似的事物，是愚昧的人深感迷惑、圣人也要用心思索的，所以墨子才看见歧路为之哭泣。
&&&&周建都于丰、镐，靠近戎人。和诸侯约定。在大路上修筑高大的土堡，上面设置大鼓，使远近都能听到鼓声。如果戎兵入侵，就由近及远击鼓传告，诸侯的军队就都来援救天子。戎兵曾经入侵，周幽王击鼓，诸侯军队都如约而至，褒嫩看了非常高兴，很喜欢幽王这种做法，幽王希望看到褒姒的笺靥，于是屡屡击鼓，诸侯的军队多次到来，却没有敌兵。到后来戎兵真的来了，幽王击鼓，但诸接的军队不再到来，幽王于是被杀死在骊山之下，为天下人耻笑。这是因为没有敌寇乱击鼓而误了真的敌寇啊!贤明的人有小的过失尚且会招致大的灾祸，叉何况不肖的人呢?褒姒败坏国事，是让幽王喜好无足轻重的欢乐而导致杀身亡国。所以幽王身首分离，三公九卿出逃。这也是褒姒所以身死，平王所以东迁的原因，是秦襄公、晋文侯所以起兵勤王、被赐以土地的原因。
&&&&梁国北部有个黎丘乡，那里有个奇鬼，善于模仿人的子孙兄弟的样子。乡中有个老者到市上去，喝醉了酒往家走，黎丘奇鬼模仿他儿子的样子，搀扶他回家，在路上苦苦折磨他。老者回到家里，酒醒以后责问他的儿子说：“我作为你的父亲，难道能说不慈爱吗?我喝醉了，你在路上苦苦折磨我，这是为什么?”他的儿子哭着以头碰地说：“您遇到鬼怪了！没有这回事呀!昨天我去东多讨债，这是可以问别人的。”父亲相信了儿子的话，说。“噢，这一定是那个奇鬼作怪了！我本来就听人说起过它。”第二天老者特意又到市上饮酒，希望再次遇见奇鬼，把它杀死。天刚亮就到市上去，又喝醉了，他的儿子怕父亲回不了家，就去接他。老者望见儿子，拔剑就刺。老者的思想被象他儿子的奇鬼所迷惑，而杀死了自己的真儿子。那些被象是贤士的人所迷惑的人，错过了真正的贤士，这种思想正象黎丘老者一样啊！
&&&&对于令人疑惑的相似的现象，不能不审察清楚。审察这种现象，一定要找适当的人。即使舜做车夫，尧做主人，禹做车右，进入草泽也要问牧童，到了水边也要阅渔夫。什么缘故呢?固为他们对情况了解得清楚。孪生子长得很相象，但他们的母亲总是能够辨认，这是因为母亲对他们了解得清楚。
韩非子&&&&说难
说难，顾名思义，是指向人主进说的困难。作者在文中指出进说之难不在我之一方，而“在知所说之心，可以吾说当之”，而所说者之心理又深不可测，然而又“不可不察”、“不可不知”，这就是“说难”。鉴于此，韩非在深入揣摩人主心理和总结历史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进说之术，其中揣摩迎合、纵横捭阖、辨才无碍、巧舌如簧、装聋作哑、胁肩谄笑、溜须拍马、顺风推船、与时逶迆，就说之一术而言，无疑集了战国游谈者的大成。司马迁说“余独悲韩子为《说难》而不能自脱耳”，则更见出在专制君王面前进言之难了。
大凡进说的困难：不是难在我的才智能够用来向君主进说，也不是难在我的口才能够阐明我的意见，也不是难在我敢毫无顾忌地把看法全部表达出来。大凡进说的困难：在于了解进说对象的心理，以便用我的说法适应他。进说对象想要追求美名的，却用厚利去说服他，就会显得节操低下而得到卑贱待遇，必然受到抛弃和疏远。进说对象想要追求厚利的，却用美名去说服他，就会显得没有心计而又脱离实际，必定不会被接受和录用。进说对象暗地追求原利而表面追求美名的，用美名向他进说，他就会表面上录用而实际上疏远进说者；用厚利向他进说，他就会暗地采纳进说者的主张而表面疏远进说者。这是不能不明察的。
事情因保密而成功，谈话因泄密而失败。未必进说者本人泄露了机密，而是谈话中触及到君主心中隐匿的事，如此就会身遭危险。君主表面上做这件事，心里却想借此办成别的事，进说者不但知道君主所做的事，而且知道他要这样做的意图，如此就会身遭危险。进说者筹划一件不平常的事情并且符合君主心意，聪明人从外部迹象上把这事猜测出来了，事情泄露出来，君主一定认为是进说者泄露的，如此就会身遭危险。君主恩泽未厚，进说者谈论却尽其所知，如果主张得以实行并获得成功，功德就会被君主忘记；主张行不适而遭到失败，就会被君主怀疑，如此就会身遭危险。君主有过错，进说者倡言礼义来挑他的毛病，如此就会身遭危险。君主有时计谋得当而想自以为功，进说者同样知道此计，如此就会身遭危险。勉强君主去做他不能做的事，强迫君主停止他不愿意停止的事，如此就会身遭危险。所以进说者如果和君主议论大臣，就被认为是想离间君臣关系；和君主谈论近侍小臣，就被认为是想卖弄身价。谈论君主喜爱的人，就被认为是拉关系；谈论君主憎恶的人，就被认为是搞试探。说话直截了当，就被认为是不聪明而笨拙；谈话琐碎详尽，就被认为是罗嗦而冗长。简略陈述意见，就被认为是怯懦而不敢尽言；谋事空泛放任，就被认为是粗野而不懂礼貌。这些进说的困难，是不能不知道的。
大凡进说的要领，在于懂得粉饰进说对象自夸之事而掩盖他所自耻之事。君主有私人的急事，进说者一定要指明这合乎公义而鼓励他去做。君主有卑下的念头，但是不能克制，进说者就应把它粉饰成美好的而抱怨他不去干。君主有过高的企求，而实际不能达到，进说者就为他举出此事的缺点并揭示它的坏处，而称赞他不去做。君主想自夸智能，进说者就替他举出别的事情中的同类情况，多给他提供根据，使他从我处借用说法，而我却假装不知道，这样来帮助他自夸才智。进说者想向君主进献与人相安的话，就必须用好的名义阐明它，并暗示它合乎君主私利。进说者想要陈述有危害的事，就明言此事会遭到的毁谤，并暗示它对君主也有害处。进说者称赞另一个与君主行为相同的人，规划另一件与君主考虑相同的事。有和君主污行相同的，就必须对它大加粉饰，说它没有害处；有和君主败迹相同的，就必须对它明言掩锦，说他没有过失。君主自夸力量强大时，就不要用他为难的事去压抑他；君主自以为决断勇敢时，就不要用他的过失去激怒他；君主自以为计谋高明时，就不要用他的败绩去困窘他。进说的主旨没有什么违逆，言辞没有什么抵触，然后就可以充分施展自己的智慧和辩才了。由这条途径得到的，是君主亲近不疑而又能畅所欲言。伊尹做过厨师，百里奚做过奴隶，都是为了求得君主重用。这两个人都是圣人，但还是不能不通过做低贱的事来求得进用，他们的卑下一至于此！假如把我的话看成像厨师和奴隶所讲的一样，而可以来纳来救世，这就不是智能之士感到耻辱的了。经过很长的时间，君主的恩思泽已厚，进说者深入谋划不再被怀疑，据理力争不再会获罪，就可以明确剖析利害来成就君主的功业，直接指明是非来端正君主的言行，能这样相互对待，是进说成功了。
从前郑武公想讨伐胡国，故意先把自己的女儿嫁给胡国君主来使他快乐。然后问群臣：“我想用兵，哪个国家可以讨伐？”大夫关其思回答说：“胡国可以讨伐。”武公发怒而杀了他，说：“胡国是兄弟国家，你说讨伐它，是何道理？”胡国君主听说了，认为郑国和自己友好，于是不再防备郑国。郑国偷袭了胡国，攻占了它。宋国有个富人，下雨把墙淋塌了，他儿子说：“不修的话，必将有盗贼来偷。”邻居的老人也这么说。到了晚上，果然有大量财物被窃。这家富人认为儿子很聪明，却对邻居老人起了疑心。关其思和这位老人的话都恰当，而重的被杀，轻的被怀疑；那么，不是了解情况有困难，而是处理所了解的情况很困难。因此，绕朝的话本是对的，但他在晋国被看成圣人，在秦国却遭杀害，这是不可不注意的。
从前弥子瑕曾受到卫国国君的宠信。卫国法令规定，私自驾驭国君车子的，论罪要处以刖刑。弥子瑕母亲病了，有人抄近路连夜通知弥子瑕，弥子瑕假托君命驾驭君车而出。卫君听说后，却认为他德行好，说：“真孝顺啊！为了母亲的缘故，忘了自己会犯别罪。”另一天，他和卫君在果园游览，吃桃子觉得甜，没有吃完，就把剩下的半个给卫君吃。卫君说：“多么爱我啊！不顾自己口味来给我吃。”等到弥子瑕色衰爱弛时，得罪了卫君，卫君说：“这人本来就曾假托君命私自驾驭我的车子，又曾经把吃剩的桃子给我吃。”所以，虽然弥子瑕的行为和当初并没两样，但先前称贤、后来获罪的原因，是卫君的爱憎有了变化。所以被君主宠爱时，才智就显得恰当而更受亲近；被君主憎恶时，才智就显得不恰当，遭到谴责而更被疏远。所以谏说谈论的人不可不察看君主的爱憎，然后进说。
龙作为一种动物，驯服时可以戏弄着骑它；但它喉下有一尺来长的逆鳞，假使有人动它的话，就一定会受到伤害。君主也有逆鳞，进说者能不触动君主的逆鳞，就差不多了。
慎到说：飞龙乘云飞行，腾蛇乘雾游动，然而一旦云开雾散，它们未免就跟蚯蚓、蚂蚁—样了，因为它们失去了腾空飞行的凭借。贤人之所以屈服于不贤的人，是因为贤人权力小、地位低3不贤的人之所以能被贤人制服，是因为贤人的权力大、地位高。尧要是一个平民，他连三个人也管不住；而桀作为天子，却能搞乱整个天下：我由此得知，势位是足以依赖的，而贤智是不足以羡慕的。弓弩力弱而箭头飞得很高，这是因为借助于风力的推动；自身不贤而命令得以推行，这是因为得到了众人的帮助。尧在平民百姓中施行教化，平民百姓不听他的；等他南面称王统治天下的时候，就能有令则行，有禁则止。由此看来，贤智不足以制服民众，而势位是足以使贤人屈服的。
有人责难慎到说：飞龙乘云，腾蛇驾雾，我并不认为龙蛇是不依托云雾这种势的。虽说这样，但舍弃贤才而专靠权势，难道就可以治理好国家吗？那我可是从来没有见过。有了云雾的依托，就能腾云驾雾飞行，是因为龙蛇天生资质高；现在同是厚云，蚯蚓并不能腾云，同是浓雾，蚂蚁并不能驾雾。有了厚云浓雾的依托，而不能腾云驾雾飞行，是因为蚯蚓、蚂蚁天生资质低。说到夏桀、商纣南面称王统治天下的情况，他们把天子的威势作为依托，而天下仍然不免于大乱的缘故，正说明夏桀、商纣的资质低。
再说慎到认为尧凭权势来治理天下，而尧的权势和桀的权势没有什么不同，结果桀把天下扰乱了。权势这东西，既不能一定让贤人用它，也不能让不贤的人不用它。贤人用它天下就太平，不贤的人用它天下就混乱。按人的本性说，贤的少而不贤的多，如果用权势的便利来帮助那些扰乱社会的不贤的人，这种情况之下，用权势来扰乱天下的人就多了，用权势来治理天下的人就少了。权势这东西，既便于治理天下，也有利于扰乱天下。所以《周书》上说：“不要给老虎添上翅膀，否则它将飞进城邑，任意吃人。”要是让不贤的人凭借权势，这好比给老虎添上了翅膀。夏桀、商纣造高台、挖深池来耗尽民力，用炮格的酷刑来伤害民众的生命。桀、约能够胡作非为，是因为天子的威势成了他们的翅膀。假使桀、纣只是普通的人，还没有开始干一件坏事，早就被处死了。可见权势是滋长虎狼之心、造成暴乱事件的东西，也就是天下的大祸害。权势对于国家的太平或混乱，本来没有什么固定的关系，可是慎到的言论专讲权势能用来治理天下，他的智力所能达到的程度是够浅薄的了。
良马坚车，让奴仆驾驭就要被人讥笑，而让王良驾驭却能日行千里。车马没有两样，有的达到日行千里，有的却被人讥笑，这是因为驾车的灵巧和笨拙相差太远了。假如把国家当作车，把权势当作马，把号令当作缰绳，把刑罚当作马鞭，让尧、舜来驾驭天下就太平，让桀、纣来驾驭天下就混乱，可见贤和不贤相差太远了。要想跑得快走得远，不知道任用王良；要想兴利除害，不知道任用贤能；这是不懂得类比的毛病。尧、舜也就是治理民众方面的王良。
又有人驳斥那个责难慎到的人说：慎到认为权势是可以用来处理政事的，而你却说“一定要等到贤人，才能治理好天下”，这是不对的。所谓权势，名称只有一个，但含义却是变化无穷的。权势一定要出于自然，那就用不着讨论它了。我要谈的权势，是人为设立的。现在你说“尧、舜得了权势天下就太平，桀、纣得了权势天下就混乱。”我并不认为尧、舜不是这样。但是，权势不是一个人能够设立起来的。假如尧、舜生来就处在君主的位置上，即使有十个桀、纣也不能扰乱天下，这就叫做“势治”；假如桀、纣同样生来就处在君主的位置上，即使有十个尧、舜也不能治好天下，这就叫做“势乱”。所以说；“势治”就不可能扰乱，而“势乱”就不可能治理好。这都是自然之势，不是人能设立的。像我说的，是说人能设立的权势罢了，何必用什么贤人呢？怎样证明我的话是对的呢？某人讲了一个故事，说：有个卖矛和盾的人，夸耀他的盾很坚固，就说“没有东西能刺穿它”，一会儿又夸耀他的矛说：“我的矛很锐利，没有什么东西刺不穿的。”有人驳斥他说：“用你的矛刺你的盾，会怎么样呢？”他没法回答。因为不能刺穿的盾和没有东西刺不穿的矛，在道理上是不能同时存在的。按照贤治的原则，贤人是不受约束的；按照势治的原则，是没有什么不能约束的，不受约束的贤治和没有什么不能约束的势治就构成了矛盾。贤治和势治的不能相容也就很清楚了。
再说，尧、舜、桀、纣这样的人，一千世才能出现一次，这就算是紧接着降生的了。世上的君主不断以中等人才出现，我之所以要讲权势，是为了这些中等人才。中等才能的君主，上比不过尧、舜，下也不至于成为桀、纣。掌握法度、据有权势就可以使天下太平，背离法度、丢掉权势就会使天下混乱。假如废弃权势、背离法度，专等尧、舜出现才使国家太平，这就会一千世混乱，然后才有一世太平。掌握法度、据有权势，等待桀、纣，桀、纣出现才使国家混乱，这就会一千世太平，然后才有一世混乱。依此而论，太平一千世才有一世混乱，和混乱一千世才有一世太平相比，就像骑着千里马背道而驰，相去是非常远的。如果放弃矫正木材的工具，不用度量尺寸的技术，就是让奚仲造车，也不能造出一个轮子。没有奖赏的鼓励，刑罚的威严，放弃了权势，不实行法治，只凭尧、舜挨户劝说，逢人辩论，连三户人家也管不好。’权势的重要作用也够明显的了，而你说“一定要等待贤人”，那也就不对了。
况且一百天不吃去等待好饭菜，挨饿的人就活不成；现在要等待尧、舜这样的贤人来治理当代的民众，这好比等将来的好饭菜来解救饥饿的说法一样。你说：“良马坚车，让奴仆驾驭就要被人讥笑，而让王良驾驭却能日行千里；”我不认为是对的。等待越国的游泳能手来救中原地区落水的人，越人固然善于游泳，但落水的人并不能得救。等待古代的王良来驾驭当今的车马，也好比等越人来救落水者的说法一样，显然也是行不通的。良马坚车，再加上五十里设一个驿站，让中等车夫来驾驭，要想跑得快走得远，是可以办到的，一千里路程一天就能到达，何必等待古代的王良呢？况且驾车，要是不用王良，就一定要让奴仆们把事办糟；治理国家，要是不用尧、舜，就一定要让桀、纣把国家搞乱。这就好比品味，不是蜜糖，就一定是苦菜。这也就是堆砌言辞，违背常理，而趋于极端化的理论，怎能用来责难那种合乎道理的言论呢？你的议论赶不上势治理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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