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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性”的外交策略 中国对美外交的“新思维”
（ 10:12:50）
来源：《环球》杂志
(来源：《环球》杂志)
&&&&11月5日，在展望美中关系的未来时，老布什总统表示，他对美中关系的前景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乐观，并认为，“美中关系是美国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此前，小布什总统和鲍威尔国务卿也表达过相似的观点。应该说，国际形势和美国对华政策的变化都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中美关系积极面的发展，中国国力的日渐增强和中国对美外交的新思维所起到的作用也同样不可忽视。
&&&&“建设性”的外交策略
&&&&博弈论中著名的“囚徒的困境”推论告诉我们，在大多数情况下，合作优于背叛。无论在自然界还是人类，强者间的对抗不仅危险，也&&&&曾几何时，中美两国间充满了误解和敌意，意识形态的冲突淹没了双方对各自国家利益的追求。中国方面也曾出现应不应该对美国采取对抗性姿态的认真辩论。对于国家利益的追求，上个世纪的中国人仍然讳莫如深。
&&&&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说过，“一旦你把一些国家当成明天的敌人对待，这些国家就会很快变成今天的敌人”。在后“9?11”事件的特定氛围中，中国人开始明确意识到，与美国保持对抗并不明智。它不仅会引起一个军事强国对手的敌意，危害中国进入国际经济体系，并且会强化华盛顿与台湾的所谓安全关系。这一意识变化具有历史背景――美国在反恐等领域上需要中国，发展中的中国也同样需要与美国合作。
&&&&渐渐地，中国对其昔日敌人的猛烈口舌反击开始让位于平静对话，以往很少提及的“利益”被更多地重视起来。无论是政府还是民众都越发认同，“对外关系的指导思想必然是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理性的中国很明确地告诉大洋彼岸，只要中国至关重要的利益不受到直接威胁，中国就将继续保持与华盛顿的建设性关系。
&&&&中国对美外交策略的转变引起了美国的注意。对此，《纽约时报》评价说，“今年较为鼓舞人心的发展势头之一就是，中国新领导人采取了更为微妙和建设性的外交风格”。而布什总统更明确指出：“美国确实需要同中国建立清醒的、建设性的关系。”
&&&&对于中国外交的“建设性”，布什有着切身体会。在APEC记者招待会上，布什对中国在朝鲜问题上发挥的主导作用给予了高度评价。布什政府意识到，“在朝鲜问题上，中国做的比美国的盟国――日本和韩国都要多”。中国的一系列积极动作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布什政府中曾经深具影响的反华因素，也巩固了由美国国务院和老布什领导的对华温和派的阵营。
&&&&同样令布什印象深刻的是，在APEC峰会上，尽管中国表示了对美国反恐的支持，但也希望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全力扮演重要角色；在中国的要求下，APEC最终没有发表有关朝核问题的声明，但这并不妨碍中国尽快促成六方会谈的再次举行。这显示了中国建设性思维的理性色彩：耐心而有策略，务实而有成效。
&&&&“像朋友一样交谈”
&&&&“9?11”事件后，美国力求同中国建立一种以共同利益为主，而不是以分歧为主的关系，中国也对此积极回应。最近两年中，中美两国元首4度会晤；在不久前的8周时间里，美国的4位内阁级官员――财政部长斯诺、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长汤普森、商务部长埃文斯及贸易代表佐利克相继访华；中国国防部长曹刚川日前访美，掀开了中美军事交流的新一页；而鲍威尔本人与中国外交部长李肇星在过去两个月中也见过5次面。
&&&&原先的猜测、指责已让位于共识基础上的坦诚对话，甚至在很多层面上两国已能够像朋友一样交谈。在一次中美关系研讨会上，鲍威尔生动地描述了这种转变：最初，两国间的电话交谈必须提前24小时到36小时进行准备。但后来随着通话越来越频繁，有事可以直接拨号交谈。他笑着说，“昨天(11月4日)清晨，大约早上6点，他(李肇星)就到尼加拉瓜找我。我们已不拘礼节。”
&&&&鲍威尔还提起了这样一个细节：在1个月前的一个周六，李肇星部长拨通了鲍威尔家里的电话。正当两人自如交谈时，有人按响了国务卿家的门铃。就像对一位朋友一样，鲍威尔对李肇星说：“部长先生，我一会儿就回来。”鲍卿不无动情地说，这真实地说明了中美关系的实质――彼此像朋友一样坦诚交谈，不用转弯抹角，这就是友谊的含义，就是强有力的伙伴合作关系的含义。
&&&&大国风范从容自若不利于双方发展。所幸的是，中美关系历尽曲折之后，终于在新的世纪里展现出了理性和建设性的色彩，温和而坚实。
&&&&亨利?基辛格曾经说，中美之间“没有根本的利益冲突。中国将变成一个大国并拥有更大的影响。我们必须习惯于这一点。”美国在某种程度上把中国当作潜在对手，也反证了中国的战略价值――不与中国合作，许多全球性问题无法及时、有效地解决；作为21世纪最大的市场和商业机会的提供者，中国决定着商业机会的分配，因而也就有了相当大的主动权。而令美国人感慨的是，中国人对此既不否认也不炫耀，却实实在在地抓住时机。
&&&&“9?11”就是这样一个机会。全球恐怖主义突升为对美国利益的最大威胁。于是，中国突然从潜在对手变成了美国反恐运动的伙伴。在美国学者班宁?加勒特看来，布什政府在努力打击恐怖主义和“无赖”国家的时候，没有心思与中国发生冲突，“本届政府已意识到，与中国对抗对自己没有好处”。
&&&&在强大的美国面前，中国的态度不卑不亢：既无意挑战美国的优势地位，也不放弃对多极世界的追求。经济和科技的发展给了中国人越来越多的自信。“神五”飞天，中国人并不掩饰喜悦和自豪，中国的坦然姿态使美国人不由想起美国国父华盛顿在其《告别演说》中的名言：“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习惯性的偏爱或习惯性的偏恶，这样的国家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无异于一个奴隶，是一个受自己的仇恨或偏爱摆布的奴隶。”
&&&&不仅如此，中国还试图让美国看到，“无论是胡萝卜还是大棒，都不会决定中国的未来。起决定作用的是中国的内部进程，外人只能在边缘产生影响。”在人民币升值问题上，我们坚持自主，顶住了外来压力。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赢得了美国人的尊重。有灵活，也有原则；有实力，也有风度；相信自己，也尊重他国――这样的大国是美国人无法轻视的。
&&&&经过长期观察和多方论证后，美国人发现，中国不仅不可能崩溃，而且只会越发强大和自信。与中国的关系很可能是这个世纪美国最重要的双边关系，美国必须接受中国日渐强大的事实，寻求利益共同点，寻求双赢的可能。
&&&&用经济稳固政治
&&&&美国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曾经回忆说：在上个世纪70年代，当基辛格和周恩来首次会面，缔造两国间的战略力量组合关系时，基辛格曾开玩笑说，美国的商人总是不停地纠缠他，梦想向中国人出售“10亿套内衣”。“哈、哈、哈”，这两位战略家坐在那些松软的大椅子里发笑。美国向共产党中国出售东西，这真是笑话！更不敢想像的是，共产党中国向美国出售东西。
&&&&可如今，这些昔日的“幻想”已经成为现实。中美之间业已建立起密切而富有建设性的经济伙伴关系，而这种充满活力和实效的关系正在一定程度上驱使着双边的政治和军事关系走向务实与平和。
&&&&一位西方观察家说：“乘以12亿后，任何东西都会很多。”美国人不得不承认，中国经济是美国公司巨大的潜在市场和利润来源，是美国高质量工作机会的创造者。美国差不多有20多万份工作与对华贸易直接有关，有间接关系的更不计其数。只要1%的中国人拥有汽车，总数就是1300万辆――这几乎是整个欧洲的市场规模。用一位台湾投资者的话说：中国是21世纪的最后一座金矿，对于这座“金矿”，美国企业、利益集团和政客都是难以割舍的。一位美国政客感慨地说，“比起中国，世界上其他任何机会都是苍白的。”
&&&&显然，中国人已认识到脚下这片土地的魅力和潜力。为了使自身形象从令人畏惧转为热诚友好，中国已重新确定了它的战略前景，逐渐将注意力集中在两件事情上：经济发展和地区合作。具体到对美关系上，就是强化经济上的共同点，着眼于未来，但并不回避竞争。即便矛盾一时无法解决，至少先表现出积极态度。
&&&&在中国市场的巨大魅力和中国人的微笑外交面前，美国人不得不承认，中国的成功，中国经济的成功关系到世界的利益，包括美国的利益。美国商务部长埃文斯对“美国人是否从对华贸易中受益”问题的回答是：当然。尽管如此，一些美国政客仍把美国的高失业率归咎于中国的金融和贸易政策。这使人想起多年前美国对日本经济强大的恐慌与无奈。不过与日本不同的是，中国有着巨大市场，有着不可估量的潜能和活力。和政治战一样，与中国展开贸易战也是不明智且代价巨大的。与其两败俱伤，不如寻求双赢。(作者/张国庆，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新华网?《环球》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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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富豪的美国移民生活
Jerry在郑州老家已经待了半年了，尽管他不想回美国，但作为拥有美国绿卡（官方名称为“永久居民卡”）的中国富豪，他必须按照美国法律，每年在美国居住至少半年时间。“我现在就是个候鸟，每年在中国和美国飞来飞去。”一百多万美金换来的身份Jerry是一个典型的富二代，祖籍东北，全家在河南从事矿产生意，虽然企业没有上市，但是资产相当可观，属于隐形富豪。他大学毕业后就参与家族企业管理，目前是该企业的执行总裁。2003年秋天，Jerry第一次出差到纽约，就有一种久违的“故乡”感觉，他最难忘自己第一次走在华尔街上，听到钟声从有两百年历史的教堂传出，道路两旁是巴洛克式建筑和古典的路灯，仿佛身处中欧的小镇一般惬意舒畅。于是，他开始走上投资移民的漫漫之路。根据1990年美国国会通过的“1990移民法案”，按照规定符合条件的外国投资人可以在美国任何地方投资100万美元，并且证明这笔投资有可能为美国创造10个工作职位，就可以为自己丶配偶及未成年子女取得绿卡，移民美国。2008年金融危机后，亟待经济复苏的美国，更加积极推行投资移民政策，吸引各国富豪入籍。其中一项内容就是首次推出了建立在投资基础上的移民绿卡EB5 项目，规定在一些特定的农村地区或失业率高的地区投资50万美金给存在投资风险的经济或建设项目，就可以移民。对于Jerry来说，他当然不差50万美金，而且纽约是他最喜欢的城市之一，因此他找了北京一家非常专业的移民机构，直接拿出110万美金参与投资美国纽约布鲁克林海军工业园的一个投资项目。“当时我考虑过很多办法，包括买房移民丶去所谓偏远地区如阿肯色州等，但是经过比较发现，很多中介推出的投资房地产移民风险很大，因为美国移民法案规定，投资人的钱必须投到经济实体(多为有限公司或有限合伙事业形式)，不允许通过直接购买金融产品或不动产办理移民。现在中介推出的买房移民其实是要把资金先投入到开发商或管理公司的名下，等两年后绿卡条件解除，申请人可通过此前签订的协议，马上将物业过户到自己名下，这种方法貌似可行，其实风险挺大的。比如，在此期间相关公司破产了怎么办？”Jerry分析说。而Jerry最终选择的纽约市布鲁克林海军船坞开发项目，是纽约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一手打造的为全市增加就业机会的一个重要举措，专门吸引富豪移民参与兴建纽约的市政建设，一期的总投资金额就达到1.18亿美金，号称将创造1200个就业机会。终于，在2010年初，等候了两年之久的Jerry拿到了绿卡，投资移民到了纽约。当个纽约客不容易“八年前当飞机降落在纽约JKF机场的时候，我便下定决心要变成一个New Yorker，但当我以美国绿卡持有者的身份出现在纽约街头的时候，还是有些茫然。”Jerry这样形容他初来乍到的感觉。首先，他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住。Jerry坦率承认自己在经济上的压力很小，但是买房子还是给他结结实实上了一堂“美国居，大不易”的课。“这里的房价并不是国内宣传的那种在北京二环买得起房子就可以在纽约买个别墅的白菜价。”Jerry感慨地说，来到纽约的人们都急于进入角色，却高估了它的容纳力，尤其真正开始生活的时候。在买房的时候和中介丶律师频繁打交道也让Jerry明白金钱不是万能的。“来到一个新的国家，放弃的是自己已经适应的近30年的生活习惯与语境，必须放下身段去学习当地的文化和法律，重新适应美国社会体制，这一点，与你富有与否没有任何关系。”Jerry说。金钱和关系在这里能起的作用，显然远远小于中国。虽然Jerry在中国是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但是从笔试到路考到拿到正式的驾照，经历了半年。在国外，坐出租车很不方便，“直到有了驾照，我才能开车去看房子，去考察市场，最后买了一个价值80万美金的公寓暂时安定下来。”他彻彻底底想把自己变成一个纽约人，比如他穿brooks brother（布克兄弟）的衬衣，选择工作餐的时候绝对要求Starbucks（星巴克咖啡）和Pizza（比萨），甚至还有固定的造型师给他去Party的建议……但是他开玩笑地告诉记者：“总结一年半的纽约生活，一句话：哥出的不是国，是寂寞。”因为在家乡，作为一个成功人士，Jerry有自己非常稳定的社交圈，而且还是明星人物，来到美国之后，他虽然依旧开豪车穿名牌，也参加了一些时尚Party，但是他很难交到像在中国一样的朋友，更多只是工作上的交流和沟通，他再也不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在这里每一个家庭都是一个城堡，不打探个人秘密是西方人的传统，所以对初来乍到的东方人来说，这是一个让人感觉孤独又热闹的城市，真不如中国舒服自在！”Jerry感慨万千。目前，Jerry的绝大部分收入来自国内的生意，美国的投资仅占十分之一，但他不得不支付昂贵的个人所得税。“劫富济贫”的高税收政策“这张绿卡实在太贵了，怪不得李连杰等很多明星放弃美国绿卡移民到新加坡，这里的高税收真撑不住！”Jerry说。移民前，Jerry曾经算过一笔账：举家移民好处多多，他自己可以移民不移家，两边兼顾事业；在美国读公立中小学无需任何费用，儿子拿着绿卡在美国读书，能省不少钱，而且进大学后也可以享受政府提供的免息贷款丶免费医疗补贴等福利待遇，还可以报考一些留学生不能选择的专业。过几年，可以顺理成章地成为美国公民。花费100多万美金换三张绿卡是非常划算的。但当他在纽约一年之后发现，当初所谓的高福利丶完善的医疗教育体系和养老体系只是看上去很美而已。“我来到这里后才发现，美国发放养老金是和居住年限丶纳税情况成正比的。在美国，你必须累计工作满10年丶缴满40个季点（工作一个季度算一个季点）的社会安全税，退休后才能拿到社会安全金。而且，这笔钱也不够养老，往往还得有其他的养老保险来补充。我身边很多新移民因为工作时间短丶纳税少，根本拿不到养老金，或养老金很少。”Jerry说。尤其让Jerry郁闷的是美国的税很高，而且收入越高缴税越多，是典型的“劫富济贫”。他去年的收入有100多万美金，差不多贡献了一半给美国政府。“唉，现在我在美国的住房要交地产税，甚至在中国做生意挣的钱也要交美国税。这么算下来，这张绿卡实在很昂贵。”“虽然我还是很爱纽约这个欲望都市，但是我不得不承认：我当初高估了自己的能力，生活是一件很真实的事情，所谓空气好丶没污染丶福利好都是浮云，移民是把双刃剑，目前的我的确很纠结，希望时间能给出答案。”Jerry说。来源:《中国经济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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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美国友人井上健
　吕 聪 敏
　　在对外交往中，会接触很多异国人士。但从相识上升到相知相敬的程度并不容易。相识的机缘不难找到，但真正成为朋友，多少年如一日真诚相待，是要经过精心培育和呵护的。
　　中美议会交往多年，不少美国友人常使我们怀念或称道。他们对华友好的言行深存在我们的记忆里。当我们念及井上健、史蒂文斯、哈斯特德、瑟蒙德、弗里斯特、默里、钱伯利斯、邦德、曼祖洛、希夫、克劳利、拉森、柯克、波斯坦尼和司马琪、詹妮弗等名字时，一个个熟悉的身影仿佛出现在我们面前，如此清晰，如此亲切。这篇小文记述的正是这个小名单排在首位的井上健。
　　这是一位88岁高龄的老人，有着长达71年的从军、从政生涯，其中50多年是在纷繁忙碌的政治生活中度过的，位至国会参议院临时议长。按美国的体制，副总统兼任参议长，但并不亲理参院日常事务。临时参议长是实际上主持工作的最高领导人。井上健在美国领导人中排位第四，声名显赫，位高权重。
　　就在我写成这篇原题为“记美国友人井上健”的文章时，突然噩耗从大洋彼岸传来，井上健先生不幸与世长辞，我们痛惜失去了又一位美国老朋友、好朋友。
　　我初识井上健的具体时间记不清楚了，大约是在中美建交后不久的一次访美时的招待会上。东方人的形貌、和蔼的表情，使我误以为碰上了一位旅居美国的同胞，简短交流后方知他是日裔美国人。他与客人互致问候和敬意的方式是伸出左手与对方相握，这一与众不同的举动引起我和中国同事的好奇，原来他还是一位在二战欧洲战场失去右臂的功臣。
　　井上健对中国丝毫不感到陌生，在全国人大、政协和外交部有他的许多朋友，我们多次在华盛顿、北京和夏威夷等地相聚，不仅建立了友谊，也增进了互信。
　　井上健1924年出生在夏威夷檀香山，父母是日本移民。他的童年大部分时光在檀香山亚裔聚居的贫民区度过。在亚裔蒙受歧视的年代，他的家庭和移居此地的华人都有过辛酸的经历。他曾对我们讲，“最早来到美国的不是日裔而是华裔。那是在19世纪中叶，很多中国人以劳工身份来到美国，在西部的农庄和矿井里工作，有的人修建铁路。很多华人悲惨地死去，但在这里没有人在乎他们的命运。”共同的遭遇使井上健自年幼时就对华人充满了同情。
　　夏威夷神奇的海、神奇的岛，夏威夷拂尽俗尘的清风和万千花树的韶华竞彩，造就了井上健沉静、亲和的心态和举止言谈；童年生活的艰辛，铸就了他与命运抗争的勇气。可见，一个人年少时成长的环境，对其人格和秉性的塑造是有影响的。
　　井上健的人生是传奇的，也是多彩的。
　　上世纪30、40年代，风云骤变，时势动荡，德国和日本法西斯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给各国人民带来难以言状的灾难和痛苦，这使尚处童年和少年时代的井上健，比同龄的孩童更早地面对战争、侵略、屠杀的残酷现实。
　　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当时井上健17岁，是该地一名医务志愿者。1943年，美国军方取消了对日裔美国人从军的禁令，井上健毅然中断他在夏威夷大学医学院预科的学业，报名入伍，遂被分配到装备精良的步兵第442团。参军第一年凭借优秀的表现被提拔为中士，不久升任排长。1944年奔赴意大利，参加罗马—阿诺战役，之后他所在的部队移师法国沃斯格斯山区。在解救被德军围困的兄弟部队的战斗中，德军的一发子弹射向他胸口正上方的部位，万幸的是他不知何时偶然放在衬衫口袋里的两枚硬币挡住了子弹，救了他一条命。此后，他一直把这两枚硬币当作护身符带着身上，不舍不弃，直到战争结束。
　　日，身为少尉军官的井上健率兵突袭德军在意大利构筑的最后一个也是最难攻克的要塞。当他带领一个排打击敌军侧翼时，德军三挺机枪从40码远的隐蔽地带一齐扫射，井上健的腹部被击中，但他不顾难忍的伤痛，手榴弹和冲锋枪交替使用，成功摧毁了德军的第一个隐蔽点。心急如焚的战友催促他立即走下火线，救治枪伤，他拒绝了，却集结战士们向德军的另一个隐蔽点发起进攻，一举端掉了这个德军自以为坚不可摧的据点。此时此刻的井上健失血很多，依然强忍疼痛向德军的最后一个碉堡爬去。大约爬了10码的距离，当他起身将最后一枚手榴弹投出去时，碉堡里的德军用枪榴弹击中了他的右肘关节，大半个右臂被打断。惊恐万分的战友眼看着他被打断半截手臂还本能地握紧拳头，急忙过来救护他。井上健此时最担心的是一旦断离的手稍有振动，手榴弹就会掉落，他一面严令战友不要动他的断臂，一面趁德军加载弹药的间隙，将炸断的右手中的手榴弹小心转到左手，使出全身的力气扔向德军碉堡。至此，敌人的三个据点全部攻破。井上健此刻发现他腿部也受了伤，全身的剧痛令他失去知觉，跌跌撞撞翻滚到山下。当他醒来时，看到战友们都围在他的身边，他只说了一句话：不许离开战场。
　　井上健在一个战地医院做了右臂截肢手术，坚持服役到1947年，终以上尉军衔光荣退伍。为表彰他的战功，美国政府和军队授予他荣誉勋章和其他奖章。他的事迹和参战的过程被集中收录到肯·伯恩斯2007年制作的记录片《战争》中。
　　井上健在佩尔西琼斯陆军医院接受手术和疗伤时，遇到同在欧洲战场负伤的鲍勃·多尔和菲利普·哈特。三位老人都是二战老兵，又是战后进入政坛高层的风云人物，既是选举政治中的对手，也是多年的朋友。2003年，佩尔西琼斯陆军医院更名为哈特－多尔－井上健联邦中心医院，以此纪念这三位二战功臣。
　　战争改变了井上健的人生轨迹。年少时一心想当外科医生的他，自己却奇迹般地接受难度很大的外科手术，成为他终身刻骨铭心的经历记忆。
　　战场上英勇无比的他，在和平环境中依然保持着不向命运低头的坚定意志。他把当一名成功的律师作为自己新的职业梦想。勤奋和聪慧，使他于1953年如愿以偿获得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博士学位。
　　同其军旅生涯一样，井上健的政治生涯同样堪称传奇。这位“独臂”老人创造了诸多之“最”。他是夏威夷州自加入美国后的第一位联邦众议员、第一位当选联邦众议员的日本人后裔、第一位也是迄今唯一的日裔联邦参议员、第一位担任临时参议长的亚裔政治家。人们曾以“名副其实的政坛常青树”来赞誉他。井上健自1962年当选联邦参议员以来，已连续9次连选连任。但这位耄耋老人仍壮心不已，今年早些时候还说他将于2016年即92岁时谋求创历史记录的第十次连任，成为美国历史上任职最长的参议员。今天，井上健的夙愿虽不能得偿，但他将被人们永远敬慕和怀念。
　　井上健是资深民主党人，但他在美国政界特别是国会，有着广泛而融洽的人脉。“好人缘”的名声家喻户晓。他是少有的能把党派之争和个人友谊处理得巧妙而周全的政治家。他和已故共和党元老、前参议院临时议长史蒂文斯的友谊传为美政坛佳话。他曾多次说史蒂文斯是他一生中最好的朋友。2008年，史蒂文斯被美国联邦大陪审团指控涉嫌腐败，处境异常艰难。患难见真情，井上健在参议院辩论和大选的繁忙日程之余，仍抽出时间到法庭为史蒂文斯作证。面对法官的质询，他言词坚定地表示：“我认识他几十年，他从来都不是一个会说谎的人，我也不相信他会说谎。”在同年的参院改选中，史蒂文斯因受指控并出庭受审，与时任安克雷奇市市长比格奇的竞争呈胶着状态。井上健不顾一些人的指责，向阿拉斯加的选民发出呼吁，希望他们继续把信任和选择给史蒂文斯。井上健还亲自出面为史蒂文斯筹集竞选资金，通过自己的“领袖论坛行动委员会”向史蒂文斯本人捐资10000美金，并亲赴阿拉斯加为史助选。史蒂文斯虽最终输掉了选举，但井上健的行动见证了友谊和信任的可贵，生动诠释了英文谚语“A friend in need is a friend indeed”的真正含义。
　　史蒂文斯所谓涉嫌腐败案，因联邦检察团隐瞒对史有利的证据，妨碍司法公正，最终撤销，既还史本人的清白，也反映了井上健主持公道、维护法律尊严、保护朋友的高风亮节。
　　井上健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中国人民尊重他、钦佩他，是因为他对中国人民始终如一的友善和同情，是因为他看待中美关系时的理性和冷静，是因为他对中国的制度特色、发展道路的理解和尊重，是因为他对中国的社会进步和人民生活的不断改善由衷的高兴和祝福。
　　他对台湾问题的态度一贯明确。我记得2002年3月访问北京时他对中国领导人说过的一段话：作为中国的老朋友，我相信一个中国政策，并积极支持这个政策，反对台独。美中应保持友好，在大问题上应当谨慎行事，不说不做有损于中美关系发展的事。
　　作为民主党重量级人物，井上健在对华问题上做到了务实和平衡，难能可贵。他曾讲过：“毫无疑问，美中关系将会是二十一世纪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是最而不是之一。美中双方应该成为朋友，而不是敌人。应该加强合作，避免对抗。”
　　从历年来美国参议院审议涉华议案时井上健的表态，可看出他是以实际行动兑现自己的诺言的。
　　早年曾联署致信总统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投票支持给予或延长对华最惠国待遇，反对有关取消此待遇的修正案；投票支持对华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反对旨在取消此关系的提案；参院就是否对人民币汇率被低估采取行动的修正案表决时投反对票；关于就国会行政委员会对中国内部事务进行监督的修正案进行表决时投反对票，明确表示不同意监督中国内部事务。
　　进一步拉近井上健与中国的友好联系，是他和已故的史蒂文斯参议员共同倡议并推动建立的美国参议院和中国全国人大之间的定期会议机制。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创举。
　　中国全国人大与美国众议院的交流机制建立于1999年，成为当时中美两国立法机构正式交流与合作的唯一平台。中方与美国参议院虽有一些交往，但没有机制保障。随着中美关系的发展、合作领域的扩大，交流内容的深化，美方主张加强对华接触和交流的力量日益增加。在此形势下，井上健积极支持和配合时任临时参议长的史蒂文斯，并联合对华友好的时任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弗里斯特，于2003年7月提出成立美参院与中国全国人大交流机制的修正案并获得通过。根据2003年11月底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盛华仁与史蒂文斯上海会晤商定的意见，2004年元旦，盛华仁应史蒂文斯和井上健的邀请率团前往井上健的家乡夏威夷檀香山举行正式会晤，签署谅解备忘录，正式启动中美议会（参议院）会议机制，从此揭开了中国全国人大与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全面交流的新篇章。签字仪式结束后井上健表示：“我和史蒂文斯都是80岁的老人，愿在有生之年继续为美中关系的发展做些实实在在的事情。这一机制的建立，为双方开展建设性对话提供了平台。”
　　机制建立后，双方分别在北京、华盛顿和夏威夷举行了多次正式会议和主席会晤。井上健先后担任美方共同主席和主席，与中方主席盛华仁、执行主席姜恩柱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为使机制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他亲力亲为，运用自身的影响做了很多统筹和协调工作。为使中国全国人大代表团访美取得实质性成果，他积极会同史蒂文斯促成总统、副总统会见并安排美政府部门与代表团会晤。为保证我团访美顺利，井上健还亲自商请美方安保部门提供必要的服务。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09年9月，吴邦国委员长正式访美，这是中美两国、中国全国人大和美国国会关系进程中的重大事件，双方都很重视，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井上健和史蒂文斯为此做了大量工作。
　　井上健对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和复杂性都有深刻了解，对美国国会成员在涉华问题上的分歧和矛盾也很清楚。所以，在每次会晤时，他总是尽可能邀请有不同政治主张、不同地区背景的议员与会，以便让这些人通过亲身参与去思考问题。为了使美国新生代议员增进对中国的了解，他总是设法选择年轻的议员参加会晤，或鼓励他们到中国访问。每次会晤井上健本人从不长篇大论，不讲套话和空话，总是三言两语，言简意赅。他总是鼓励同中国接触不多的议员多发言。多年的实践证明，井上健是有远见的，他做事的这些方式方法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井上健卸去机制主席职务后，仍关心和支持机制的工作。他和史蒂文斯会同盛华仁、姜恩柱在机制初创时期积累的经验成为中美双方议会交流的宝贵资源。现在，中美关系的合作领域日益广泛，内容更加丰富，议会交流与合作更加显得重要。大家都认为现有机制不仅应该保持，而且应不断加强和深化。这是我们这些过去曾参与、今天依然很关心中美议会交流的中国同事的愿望，也是井上健、史蒂文斯等美国老朋友多年努力实现的目标。
　　哀思绵绵无尽。我们相知相敬的一位谦谦老人走了，我们会永远怀念他，这是因为他多年如一日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情怀体现着一种可贵的道德力量。他忠于自己的祖国，也热爱他熟悉的中国。井上健生前多次向盛华仁表示他希望多来中国看看，与老朋友见面。他还说将找机会带他的新婚夫人访华。老人诚挚的愿望已无法实现，但我们相信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一定会地久天长。
　　（作者系十届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美议会交流机制副主席）
　　一位美国老人的中国情结
　　——怀念“飞虎队”老战士、美国前临时参议长特德·史蒂文斯
　　日晚，一架载有9名乘客的小型飞机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一个偏僻山区坠毁，“飞虎队”老战士、美国前临时参议长特德·史蒂文斯不幸遇难。美国人民因失去一位资深的政治家、中国人民因失去一位老朋友而深感哀痛。吴邦国、路甬祥和盛华仁等中国领导人和老朋友分别给史蒂文斯夫人发去唁电，表示深切哀悼和诚挚慰问。
　　2008年那场突如其来的诬陷，他的身心和政治生涯蒙受重大打击。正当老人和家人终于等来了公正，还其清白，为平反昭雪深感欣慰之时，他的离世使所有亲朋好友痛惜不已。
　　一个性情率直、从不言倦、旅行从不让别人替他扛箱提包、能爬到八达岭长城烽火台的老人就这样走了，走得如此突然。
　　我同史蒂文斯有缘。我们最初相识是在1972年4月和10月，当时我先后随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和中国医学代表团访美，美国会领导人和部分议员在国会山欢迎我们，担任联邦参议员已有4年的史蒂文斯以老朋友身份参加了这两次聚会。1998年我到全国人大工作，因有中美议会交往的机会，我们有幸26年后在北京重逢。
　　史蒂文斯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也有过不幸的经历。一生与飞机为伍，却有两次空难落到他头上。那是日，他乘坐的一架私人飞机在阿拉斯加安克雷奇坠毁，他死里逃生，而他的第一任妻子和同机的另外4个人罹难。他曾预言自己很可能最终将死于空难，这一可怕的预言不幸被言中。人们不禁会想，真该相信宿命论吗？这是一个让人难以相信的事实。他的离世，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的一大损失，中美议会交往失去一位热心的倡导者和推动者。
　　战火中凝成的友谊
　　拉近他与中国人民距离的是他的一段传奇经历。上世纪40年代初，世界局势风云诡谲，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燃遍欧洲和亚洲，在俄勒冈州立大学工程学专业就读的史蒂文斯年轻的心已被战争的火焰点燃，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突然袭来，他毅然离开校园，应征入伍，那年他还不满19岁。成为一名飞行员是他儿时的梦想，培训结业后，21岁的史蒂文斯与培训班的两名队友随空军来到拉丁美洲，之后经过非洲进入了印度，最后飞越“驼峰航线”来到了中国。在中国，史蒂文斯所在部队被编入陆军，恰恰是这次军籍的转换，书写出了史蒂文斯飞行人生的新篇章，因为他隶属于陈纳德将军陆军第14航空队，第322运输中队，也就是著名的“飞虎队”。
　　“飞虎队”正式名称是美籍志愿大队，又称中国空军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美国飞行人员组成的空军部队，因战机上印有插翅虎标徽，所以得到了“飞虎队”的绰号。史蒂文斯加入“飞虎队”时还很年轻，同时服役的战友都要比他年长十来岁。在队中史蒂文斯先后驾驶C-47和C-46运输机，负责运输军需、弹药至中国。
　　和飞虎队其他战友一样，史蒂文斯经常在没有任何导航设备条件下，执行长距离的运输任务。他向中国朋友多次讲到执行任务的艰险经历。1944年春，史蒂文斯奉命为在广西桂林附近的一个基地运输弹药。但基地附近就有一处日本的据点，所以史蒂文斯的运输队被严格要求无线电静音。当运输队即将抵达跑道时，史蒂文斯发现飞机的起落跑道十分狭窄。当时也没有风向标，跑道两边的士兵便点燃小火堆以使史蒂文斯他们辨别方向。史蒂文斯与战友凭借良好的心理素质和高超的驾机技术，竟神奇地把满载弹药的飞机降落在这布满碎石、甚至比飞机机翼还要狭窄的跑道上。还有一次在飞往当时的北平途中，史蒂文斯驾驶的飞机遭遇恶劣天气。当时没有任何地面控制指挥能协助他。史蒂文斯急中生智，利用当地广播电台为飞机的无线电设备测向的方法，安全地将飞机降落在北平机场。后来，他的这项“发明”居然被战友广泛使用。史蒂文斯与中国人民并肩战斗，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刻骨铭心的经历，铸就了他的中国情结。史蒂文斯多次讲，等他退出公职后，将专门安排一段时间来中国多住些日子，特别是去看看抗战时到过的地方，因为他深切地怀念这些地方。
　　最后一次访华
　　为满足老人的这一愿望，2010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邀请史蒂文斯携夫人、女儿来华休假和访问。考虑到史蒂文斯难以割舍的抗战情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中美议会交流机制主席盛华仁专程陪同史一行前往紫金山北麓的南京抗日烈士纪念馆和航空烈士公墓参观和凭吊。这座独特的纪念馆记录了自淞沪抗战至1945年9月中、美、苏等国空军在中国大地联合抗击侵华日军的英勇史实。在公墓上方的抗日烈士纪念碑上，镌刻着3304名烈士的英名，其中包括“飞虎队”在内的美国英烈。为了表达对战争中牺牲的战友的思念和敬意，史向抗日航空烈士纪念碑敬献花圈。花圈的缎带上写着“为了纪念陈纳德将军、‘飞虎队’第14航空队和所有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人。”随后，史一行参观了南京抗日航空纪念馆。馆内陈列的展品把史蒂文斯的思绪带回到他60多年前亲身经历的战争环境以及他与“驼峰航线”的战友并肩作战、患难与共的情景。他说：“我和中国人民的友谊是从那个年代开始的，我对中国有深厚的感情，与中国朋友共同战斗的情景历历在目，终身难忘。”作为纪念馆正式开馆后来访的首位“飞虎队”成员，史向纪念馆捐赠了他当年身着“飞虎队”制服的10张珍贵老照片和“飞虎队”队员人手一张的丝质双面“逃生地图”。这是他珍藏了整整60多年的仅存的一件纪念品。纪念馆负责人向史回赠了一架C-47运输机模型。史激动地说，这架飞机模型对我来说是非常珍贵的礼物，我当时在中国就是驾驶这种飞机参战的，目前世界上只有阿拉斯加州还在使用这种型号的飞机执行运输任务。参观结束后，史夫妇和盛华仁一起种植了三棵“友谊树”。老人感慨地说，“如果那些仍健在的曾帮助过中国人民抗日的美国老兵都能来看看这个展览该有多好！如组织一个这样的访问团来华，我毛遂自荐当领队和讲解员。”上了年纪的人总爱怀旧，特别是怀念记忆深处的那些人和事。史蒂文斯说二战时他在云南、广西的经历经常在脑海里闪现，忘不了在敌机轰鸣声中在昆明度过21岁生日的情景。盛华仁同他聊天时说起中国有一部反映抗战的电视剧，叫《滇西1944》，史听此信息极为兴奋，表示他一定要看，说那些故事他比较熟悉。盛华仁送了他一套该剧的光盘，说很抱歉只有中文版的，他说没问题，回去后让女儿翻译给他看。
　　史蒂文斯结束参观时在纪念馆贵宾簿上留言：“我谨代表帮助中国空军击败日本侵略者的所有美国飞行员，向二战期间在中国战斗过的人们表示感谢。我们在战争年代建立的友谊应永世相传。”这是老人的遗言，也是他的遗愿。一切珍视中美关系的人们都没有理由忘记。
　　中美友好是他毕生的心愿
　　在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史册上，应该写上特德·史蒂文斯的名字，他是当之无愧的。他既见证了战争年代中国人民的悲惨境遇，也目睹了新中国不同时期的变化和发展。当年日军轰炸昆明等地的情景和中国大地的满目疮痍给他留下深刻的记忆。旧中国的内忧外患唤起他对中国人民由衷的同情。上世纪80年代后他曾多次访华，虽名义和目的不尽相同，但他不忘自己既是使者又是朋友的双重身份。他经常现身说法，告诉与他同行的美国人士中国的今昔变化，特别是新中国的建设成就，告诫人们看待中国切忌偏颇，仅仅从美国报纸上了解中国并以此作出结论或制定政策是很危险的，只有实地考察，亲身感受，进行交流，方可真正了解对方。
　　在史蒂文斯看来，中美友好是世代传承的事业。他来中国访问，或接待访美的中国团组，总是尽可能让他的小女儿丽莉参加，目的是让下一代不忘父辈的中国情。他给女儿起名Lily（百合），是因为他喜欢中国的百合花。女儿就读斯坦福大学时，在父亲的鼓励下选读了中国历史和中国法律，并在加州伯克利分校法学院成立了学生社团“博尔特中国法学会”，邀请中国法学家信春鹰教授去讲课。如今身为美国奥睿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的丽莉·贝克，铭记父亲的教诲，除致力于中美法学交流外，还尽其所能开展其他中美民间友好交流活动。
　　史蒂文斯担任州和联邦两级参议员半个世纪，一直关心和支持发展中美关系，积极推动两国人民开展友好交往。1981年，史蒂文斯作为第二批美国参议员访华，同行的有杰克逊参议员、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的夫人和陈纳德将军的遗孀陈香梅女士等人。邓小平会见，与客人进行了热情友好的交谈。对史蒂文斯来说，这是一次亦公亦私的访问。他受命于白宫向邓小平转达上台不久的里根政府继续致力于发展对华关系的政治意愿。当回忆起这次会见时，他说：“邓小平是一位极其睿智和目光敏锐的领导人。他对历史和地缘政治有着极好的理解和把握……从邓小平那里，我懂得了中国如何保持独立自主、如何致力于发展，以使中国不依附其他国家。”这次访问，史蒂文斯还有一件颇不一般的私事。当时，他和第二任妻子凯瑟琳结婚才3天，二人商定在他曾经战斗过的这块土地度过新婚蜜月，按照中国的习俗，这也是一种缘分。
　　创建中美（参议院）会议机制的功臣
　　作为美国最资深的参议员之一，史蒂文斯在美国对华关系上的影响力无可置疑。他积极推动中美建交，支持无条件延长对华最惠国待遇并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支持北京申奥和上海申博；他反对参议院通过无端指责中国人权状况的修正案；他会同美国资深参议员井上健、时任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弗里斯特，积极促成美参议院与中国全国人大会议机制的建立。这是美国参议院首次与一个亚洲国家，也是首次与一个共产党执政的国家议会建立高层次定期交流机制。这一举措在国会并不是没有反对的声音，但史蒂文斯等几位朋友初衷不改，力排众议，终使建立机制的议案获得通过，在参议院《2004——2005财年国务院授权法》下面正式立项。当一名美国记者问他“为什么美国国会同一个意识形态完全不同的国家建立定期交流机制”时，史蒂文斯毫不犹豫地反问“难道意识形态不同就不能成为朋友，就不能开展合作吗？”他简明而巧妙的回答道出了当今处理国际关系的一条重要原则。
　　几年来的实践证明，中国全国人大与美参众两院建立定期交流机制对双方增进了解、加强互信、发展合作十分有益。双方都努力保持机制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不因换届而中断，也不因领导人变更而改变。在机制建立后举行的历次年度会议上，史蒂文斯和井上健十分重视吸收更多的美国参议员特别是年轻议员参加，使他们增进对中国的了解，亲身感受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从而把交流的接力棒传下去。
　　史蒂文斯说过，他忠于美国，热爱中国。作为一位有素养、有战略眼光的老一辈美国政治家，他对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敏感问题态度始终是明确的；作为一位对中国的过去和中国的现状都比较了解的老朋友，史在对华问题上的视角和结论显然有别于他人。2004年8月他率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访华，这是机制启动后双方首次举行全体会议。抵达后不久史即主动表示希望拜谒毛主席纪念堂，我方迅速作出安排。他和参议员井上健、弗里斯特、霍林斯及代表团工作人员瞻仰了毛主席遗容，庄重地向遗体三鞠躬。史蒂文斯表示，毛泽东是位伟人，他的功过美方没有资格评论，但我们懂得毛泽东使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成为国家的主人，赢得了尊严，没有他就没有中国的今天。史蒂文斯一行的这一举动使我们这些参与接待的人员肃然起敬。史蒂文斯在北京和外地的几次谈话都给我和我的同事们留下深刻印象。他说：“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不能独立，美国也不支持台湾以武力寻求独立。我们坚持1979年以来历届总统所奉行的一个中国政策，现在坚持，以后也将坚持。”
　　在美国国会500多名两院议员中，真正了解中国的人还不是多数，我们希望像史蒂文斯这样客观、理性、友好地看待中国、看待中美关系的议员将会越来越多。
　　史蒂文斯携家人来访，他自己说这不是一般的旅游参观，而确切地说是来探亲访友。在吴邦国委员长会见、路甬祥副委员长宴请以及与盛华仁、姜恩柱、胡康生、周文重、曹卫洲、信春鹰和我等老朋友在北海仿膳欢迎他时，史的激动之情溢于言表。的确，他在几十年漫长岁月中同中国朋友从相识到相知，不仅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关系，也建立了深厚的个人友谊。物换星移，时势变迁，一位美国老人的中国情结，经历了时间的考验。在缅怀老朋友史蒂文斯的时候，我们希望中美关系继续健康稳定地发展下去，这也是老人几十年一直追寻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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