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城市人口该不该控制人口

无所不能 健康点
城市为何拥挤——北京该不该严控人口(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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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新网“人口与经济”专栏作家。1999年与3位商业伙伴创建“携程旅行网”,在2000年至2006年期间任CEO,并从2003年起兼任董事会主席。 2011年,梁建章获得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研究领域包括创新、创业和劳动力市场。现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梁建章最新文章
&   【财新网】(专栏作家 黄文政 梁建章)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了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的思路。对此呼应最为积极的城市当属北京。北京市副市长表示,北京发展到现阶段,各种矛盾比较集中,更需要精细化的管理。而各种矛盾的根源,就是人口资源环境的压力。北京市委书记提到,人口无序过快增长、大气污染、交通拥堵、部分地区环境脏乱、违法建设等问题,已严重影响到北京的可持续发展。北京市长王安顺则表示,坚决控制人口过快增长,是解决北京交通、环境等许多问题的关键。而北京市政府副秘书长、市政府研究室主任则强调,北京要治理“城市病”必须首先控制人口,同时要保证区域协调发展。
  在所有这些表述中,北京规模太大、人口太多早已成为定论。尽管大部分人对此深信不疑,但这种说法放在世界范围的比较中是否成立?更重要的是,严格控制北京人口对全国乃至北京本身到底有益还是有害呢?我们将以三篇文章来对此进行深入的分析。作为这个系列的第一篇,本文将探讨从世界范围来看,北京人口规模太大导致资源和生态系统达到极限的说法是否成立。在接下来的两篇文章中,我们将探讨北京的大城市病和相关的管理问题,以及北京未来发展的规划和思路。
  由于不同国家,甚至不同地区对城市范围的界定千差万别,对城市进行比较需要非常谨慎。为了进行相对客观且直观的比较,我们选择使用美国宇航局(NASA)制作的所谓“夜晚灯光地图”。该地图并非真实的照片,而是根据卫星在2012年一些特点日子里对大气层和地表的遥感数据编辑而成,大致可以反映不同城市的灯光密度。由于中国的人均用电量已超过世界平均水平,而北京的人均用电量已显著超过欧盟,使用灯光亮度不至于低估北京的城市规模。
  上图使用相同的比例尺分列了中国的北京和天津、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亚洲的首尔、东京、曼谷;欧洲的巴黎、伦敦、莫斯科;美洲的纽约、墨西哥城、圣保罗。每个城市灯光图反映的不仅是中心城市也包括周边地区。从该图可看出,北京及其周边地区的聚集规模在国内比不上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在亚洲比不过首尔和东京甚至曼谷,在欧洲也不比巴黎、伦敦,甚至莫斯科更大,在美洲则比不过纽约、墨西哥城和圣保罗。
  当然,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乃至国外的那些集聚区域并不只是一两个城市,而是巨大的城市群。但真正决定就业、交通、居住等条件的并不仅是行政区划的分割,而是在地理和经济上融为一体的整个区域的状况。比如,美国城市的行政区划基本是固定,但随着经济的自然发展,很多城市与周边城镇的街区逐渐融为一体,以至于过一条街就到了另一个城市。比如,波士顿市的人口仅64万,按一般中国人的理解是个不大的城市。但实际上,波士顿市与周边一百多个城镇是完全连成一体的,整个区域拥有450万人。如果按中国行政区划的惯例,这些不同的城市应该被划归为一个城市。
  城市区域界定的复杂性,特别是多重性给城市之间的比较留下了极大的误导空间。北京的各种规划乃至报告给人的印象是,北京面临着全球独一无二的挑战。但实际上,这些结论往往与使用何种方法来界定城市区域有关。很多时候,使用不同的城市界定方法得出的结论给人留下的完全是另一种印象。正因为如此,使用可比的数据源进行分析至关重要。
  在目前各种数据源中,我们发现Demographia的城市聚集体的定义最具经济学意义和国际可比性。该数据源把城市集聚体定义为空间上连成一片的建成区,其面积主要根据卫星地图按统一的规则计算得出,人口数则将次级相关行政区域的人口统计数据加总后扣除农业人口得出。由于按卫星地图对建成区的界定可能比中国对城市建成区的定义更宽松,Demographia数据中的建成区面积通常要大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的建成区面积。但是,Demographia对全球城市采用的标准是统一的,因而不会对分析产生系统性影响。那么按此数据集,北京作为一个城市聚集体的规模在全球到底排在什么位置呢?
  按Demographia的2013年版本的数据,如果按人口来计算,北京城市聚集体以1824万(指空间连续的城市建成区的人口,因此不包括远郊区的人口)居第11位,排在东京、雅加达、首尔、德里、上海、马尼拉、卡拉奇、纽约、圣保罗和墨西哥城等聚集体之后。如果按面积来计算,北京则排得更靠后。那么北京的拥挤程度如何呢?衡量拥挤程度最直接的指标是城市的人口密度。
  为了论证北京的资源环境所面临的人口压力,日,由中国社科院、首都经贸大学,以及国家发改委、北京市发改委等单位专家组成的课题组完成的《京津冀发展报告(2013)——承载力测度与对策》正式发布。报告对京津冀区域的人口、土地、水资源、生态环境、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承载力进行实证研究。报告宣称,北京市2011年常住人口已达2018.6万人,人口密度由1999年的766人/平方公里增加到2011年的1230人/平方公里,已经超出了土地资源人口承载力。
  很显然,每平方公里的1230人指的是北京市行政区划内的人口密度。其实,这个密度在国内要小于上海的3754人,广州的1708人和深圳的6554人,在国际上也要远小于纽约的6873人、莫斯科的4581人、更是远小于行政区划面积小得多的伦敦、巴黎、东京和发展中国家的绝大部分大城市。实际上,按行政区划来计算,北京的人口密度在全球可比的城市中几乎是最低的。当然,这种比较并不公平,因为北京的行政区划涵盖很多远郊区县,特别是延庆、怀柔、密云、平谷等人口密度都很小,而北京在中心区域则居住了至少80%以上的人口,所以上述人口密度并不能真正反映北京城区的拥挤程度。
  为了进行有意义的比较,我们根据Demographia的数据把单个城市集聚体的拥挤度定义为其建成区的人口密度,也就是建成区人口/建成区面积。根据该数据集2013年版本,在全球224个人口超过200万的城市聚集体中,北京的拥挤度(建成区人口密度)处于第138位,属于中等偏轻的水平,高于大部分发达国家的大城市,如东京、巴黎、纽约等,但低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大城市,如巴西的圣保罗、里约热内卢和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和安卡拉等。巴西的面积是中国的89%,人口仅有中国的14%。阿根廷面积是中国四分之一强,土地肥沃,但首都布宜诺斯艾利却集中了全国4000万人口的三分之一,拥挤度与北京相当。
  中国是全世界人口最多,也是经济发展最快之一,而且是权力非常集中的国家。北京作为中国的首都以及文化、教育和科技中心,即便成为全球人口规模和面积最大的城市也是情理之中。但上述比较说明,无论是从人口规模还是城市面积,北京甚至连世界前10位都进不了,北京的拥挤程度在世界大城市中更是处于中等偏轻的水平。换言之,从世界范围来看,所谓北京人口太多,规模太大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很多中国人觉得北京拥挤是因为他们所了解的外部世界大都是发达国家,却不知道发达国家的城市整体上并不拥挤。比如,2010年《新京报》一篇文章的标题就是《》。实际上,按Demographia的数据,纽约的拥挤度在全球224个人口200万以上的城市集聚体中仅排在第205位。 当然,《新京报》文章所指的纽约仅限于行政区划上的纽约市,与Demographia定义的集聚体不是一个概念。但若以行政区划为单位,由于北京市辖区域大部分是农村地区,北京市域的人口密度要远小于纽约市域。而另一方面,纽约曼哈顿(即纽约县)的人口密度则非常大,每平方千米27000人,大于北京各区中人口最密的西城区的24500人。
  那么为什么发达国家的城市通常不拥挤呢? 城市形成于人口的聚集。一方面人口聚集提高效率,但另一方面又产生压抑,因此城市的拥挤是为了得到人口聚集带来的效率的提高所付出的代价。在同等人口规模下,城市的拥挤程度取决于居住和交通形式。经济发达的国家通常更有意愿和条件改善居住和交通条件,让城市密度较低也能达到效率的提高。相反,贫穷国家的城市普遍更拥挤,哪怕这些国家的人口更少。 三十年前,中国城市的市区密度就比现在要大得多,虽然那时的城市人口远少于现在。所以真正降低城市拥挤的出路是通过发展经济,壮大财力改善居住和交通条件。
  前述《京津冀发展报告(2013)——承载力测度与对策》在论证北京的资源短缺时提到,淡水资源是北京承载力的最大短板。报告称北京市人均水资源为119立方米,远低于人均1000立方米的重度缺水的联合国标准。实际上,这个用来说明北京人口太多导致人均资源过低的所谓最有力证据,完全是一种刻意的误导,因为联合国引用的标准适用的是地区而非城市。在相同的气候和地质条件下,水资源量与土地面积成正比。北京市域虽然涵盖大片农村,但人均土地面积不高,其人均水资源量自然很低。
  如果真以行政区划为范围,世界上无数大城市的水资源占有量都会远低于北京。比如雨水充沛的城市国家新加坡,其人均水资源也只有113立方米,与北京处于同一水平。美国第二大城市洛杉矶市85%的用水需要从外地调入,而北京目前的比例为8%。如果由人均水资源量就判定北京远超过所谓的承载力,那么洛杉矶根本就不应该存在。 因为城市本地水资源数据没有什么实质意义,在其他国家的水资源资料中几乎无法找到任何城市的相关数据。
  北京缺水的主要原因是北京不像很多城市那样背靠大江大河。 根据各年的《北京水资源公告》,由于过度开采,北京的地下水位不断下降,地下水埋深在、2011年分别是7.8、16.4、24.9、24.5米。但下降趋势在近年得到缓和,而下图也显示北京的地表和地下水资源在过去十多年来一直很稳定,近年由于气候变化甚至还在增加。
  这里的地下水资源是指地下水中参与水循环并且可以更新的动态水量。从年,尽管北京的人口增加了50%,但由于各种节水措施的实施、 再生水的使用、特别是工农业用水减少,北京用水总量却从40.4亿立方米降至35.9亿立方米。不过,进一步节水还有空间,即使在耗水量大的洗车业,机制问题致使省水的中水洗车难以推广。在2012年,北京的生活用水占用水总量44%,但合理的阶梯水价知道2014年才开始实施。
  而且,随着技术的进步,海水淡化的成本在过去数十年快速下降,使其成为南水北调之外能够有效缓解北京水资源匮乏的方案之一。目前北京市居民用水每吨4至5元, 工业用水6.21元,而中国海水淡化的成本可低至每吨5元,并且随着技术进步和规模效应的形成有望进一步降低。据《北京日报》,曹妃甸海水淡化工程在实现每日100万吨的量产后,可满足北京用水量的三分之一。 淡化海水出厂价格为每吨4.5元,加上管道输送成本,进京水价可以控制在每吨8元以内,水质完全符合国家饮用水108项标准。因此,北京的水资源尽管不丰富,但缺水的问题并非不可解决。
  美国加州水资源匮乏,特别是占加州人口三分之二的南加州,其年降水量只有北京的70%左右,用水量大的夏季有时连续数月无降水。但是,加州通过建立世界规模最大的调水工程体系确保了南加州的各项用水(undley, 2001)。目前,该州人均用水量为美国平均水平的91%(美国地质调查局,2009)。虽然水资源问题将长期困扰加利福尼亚,但控制人口从来不是选项;加利福尼亚水计划(加利福尼亚水务局,2009)就考虑了不同情形下的人口增长,其中高方案的估计是未来40年该州人口从3800万增长到7000万。
  在强调要坚决控制人口过快增长时,北京市长王安顺提到,在外来人口大量涌入的同时,北京的环境资源承载能力显得捉襟见肘。他所引用的统计数据是,北京人均土地面积不足全国平均水平的1/6,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不足全国平均水平的1/10、世界的1/35。目前北京100%的天然气、100%的石油、95%的煤炭、64%的电力、55%的成品油均需从外地调入。
  王安顺市长引用这些数据到底要说明什么? 城市本来就是人口聚集地,城市的人均土地面积和人均水资源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是自然而然的。除了极个别的资源型城市外,全世界几乎所有城市的天然气和石油也都是100%从外地调入的,这与城市人口多少几无关系。作为中国的政治、文化、教育和科学中心,北京竟然还有5%的煤炭、36%的电力和45%的成品油是由本地供应。这些比例甚至不是太低而是太高了,因为北京的城市定位应该不是一个采煤、发电和炼油的重工业城市。
  我们并不认为北京真的希望变成一个重工业城市来提高北京的天然气、石油、煤炭、电力和成品油的自给率。那么为何要列举这些自给率的数据呢?我们猜测,其用意是强调北京的人口已经多到超过了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极限。 因为实在是找不出真正站得住脚的证据来支持这个论点,所以就引用一些乍听很唬人但其实是毫无意义的数据。在长期的计划生育宣传下,人们早已习惯把人口当分母,只要一听人均更低、自给率不高,紧接着的反应就是人口太多了。在这种下意识反应之下,制定不公平、损人又不利己的反人道的限制性政策也就顺理成章了。■
  (作者黄文政为上海交大系统工程硕士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生物统计学博士,现为北京某金融公司合伙人和董事总经理;梁建章为“携程旅行网”董事会主席,现兼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和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
责任编辑:张帆 | 版面编辑:黄玉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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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苏州城市人口该不该控制?
&&发表于 03-17-
城市人口应该得到控制!
苏州城市人实在是太多了,人满为患,各方面管理又跟不上,正所谓“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狗头上抓抓,猫头上摸摸”,一团糟。
大家说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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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03-17-
楼主的意思是要政府限制外来人口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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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要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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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03-17-
公民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自由的迁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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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03-17-
为什么不去山区、不去边疆、不去西部地区?都要到江浙沪地区来,到大城市来呢?
城市资源有限,必须控制城市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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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03-17-
如果限制外来人口,那和搞分裂有什么区别?
你去其他国家只要你所有手续到位人家也不能把你拒之门外呢!更何况是在自己的国家!
控制城市人口的办法不是限制外来人员,而是要用其他的切实可行的方法来实现管理的合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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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03-17-
有什么外地人,本地人的????
没那么多外地人,哪来繁荣??就靠苏州那么多老年化人口?
户籍制度还有几年都要取消了,醒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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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03-17-
苏州外来人口能同深圳比吗?
曾经深圳市设的通关卡现在都取消了,苏州难道想步后尘做徒劳的事?
请知道现在是市场经济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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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03-17-
苏州人还很少
就是都挤在古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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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03-17-
现在的政策是好象大量的吸引全国各地的人来苏州发展,争取在最短的时间使苏州达到大城市的人口的数量标准,现在的人口数量还远远不够,听说这次的政协会议上还强调了有关部门要想尽一切办法到全国很多地方招人呢,08年制定各种优惠政策吸纳全国各地的人才来苏,马上政府还要给农民工等外来人员提供廉租房,提供养老医疗保险政策等,励外来人员来苏州打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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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要不要控制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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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喜欢城市发展――北京该不该严控人口(三)前两篇文章解;一个城市的人口规模由两种相反力量决定:一是吸引力;如果没有限制,不同城市会稳定在不同平衡点上;在世界范围内,只有中国和朝鲜等极个别国家限制国内;在深受计划生育宣传影响的人看来,即便3000万人;积从不到7平方米增至近30平方米,地铁线路从2条;当然,这些进步很大程度是得益于经济发展;控制政策到底带来了什么;北
城市发展――北京该不该严控人口(三)
前两篇文章解释了,所谓北京人口太多而达到资源极限的说法并不成立,以及北京目前大城市病的主要原因是规划失误和管理不当。这篇文章将探讨北京未来的发展思路。
如果没有限制,北京的人口会一直增加吗
一个城市的人口规模由两种相反力量决定:一是吸引力,源自人口聚集带来工作和生活上的好处,二是排斥力,源自人口聚集带来居住、交通和环境的代价。如果没有限制,那些认为居住在北京的好处超越代价者会流入北京,持相反观点者则会流出。北京面临人口膨胀表明,认为流入的好处胜过代价者多于持相反观点者。在此情况下,人口增加给社会带来的好处整体上要大于代价;人口控制政策由于阻止了自然平衡从而给社会整体造成损失。
如果没有限制,北京的人口会一直增加吗?答案是否定的,因为随着规模扩大,聚集的边际好处会递减,而边际代价则会上升。比如来回5小时的通勤时间可能是上班族的极限,要是工作地点和居住地点相距单程超过2.5小时,两点处于同一城市也体现不了聚集的好处。如果没有限制,人口规模最终会平衡在边际好处等于边际代价的水平上。经济技术的改变会带来平衡点的漂移,而城市人口在控制之下依然面临膨胀则表明,现有经济技术下的平衡点还未达到。推动技术变革的核心动力是需求,这种需求只有在接近平衡点时才会更突显。在远离平衡点时就严格控制人口,是将技术进步的动力消弭于无形。
如果没有限制,不同城市会稳定在不同平衡点上。愿意为更多好处付出更大代价者会流向大城市,持相反观点者会流向小城市乃至乡村,导致人口向规模不等的城市聚集。一个国家人口众多的优势之一是,不同规模等级上可形成更多城市让人们有更多选择。在中国,建成区聚集人口超过千万的就有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希望到这个规模级别的城市奋斗但不喜欢北京的人,可去上海、广州或深圳。而在地域广袤、资源丰富的俄罗斯,聚集人口千万以上的只有莫斯科,别无选择。
在世界范围内,只有中国和朝鲜等极个别国家限制国内人口迁徙。我们使用最具经济学意义和国际可比性的Demographia数据集的2013年版,去掉中国、朝鲜和人口千万以下的国家,根据每个国家的总人口、人均GDP和土地面积来拟合该国人口排名第一和第二城市的人口数量,并考虑被拟合城市是否为该国首都。根据此拟合模型,作为中国人口排名第二且是首都的北京的人口预测值为约3000万,远高于目前北京建成区(不含远郊区)的1800万。该预测值可被认为是从国际比较角度对北京无限制下自然均衡人口的估算。此外,更富裕的国家,其大城市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也更高。如果中国的人均GDP是现在的3倍,北京的人口预测值则是3700万。
在深受计划生育宣传影响的人看来,即便3000万人口也会压垮北京。但实际上,没有任何一个城市曾被人口压垮。相反,城市的兴盛往往表现为人口增长,而衰败才恰恰表现为人口萎缩。北京的市区人口在1984年仅500万,那时的人们很难想象1800万人的北京。但30年来,市区人口从500万增至1800万,北京并没有被压垮,而是变得更好:人均住宅面
积从不到7平方米增至近30平方米,地铁线路从2条增至14条,机场年客流量从100多万增至8500万,去上海的航班从每天几班增至上百班。在30年前,从北大乘公交车到王府井要近2小时,而现在乘地铁不到1小时。
当然,这些进步很大程度是得益于经济发展。但如果北京这30年成功地把市区人口控制在900万以内,即便全国经济发展水平与现在一样,北京会比现在更好吗?可料想的是,北京的财政收入会不到现在的一半;公共福利和社会保障会因为人口更老化而更差;地铁里程会因为财力和需求较小可能不到现在的一半,平均行车间隔时间更长;北京不会拥有现在客流量全球第二的机场,去外地的航班密度会小一半多;空气质量也未必更好;事实上,建成区人口仅北京1/6的石家庄的空气污染就超过北京。
控制政策到底带来了什么
北京目前建成区人口是1800万,远低于上述根据国际比较估算的3000万的自然均衡人口,这很大程度可归因于人口控制政策。接下来的问题是,控制政策到底带来了什么?
宏观上,北京实行人口控制不仅伤害了国家的整体利益,更伤害了北京自身的利益。经济发展的本质是需求和供给的匹配以及达成这种匹配的技术进步。人口聚集可诱发新的需求并催生相应的供应,也有利于信息和创意交流。用人口控制来限制聚集会造成社会效益的巨大损失。
对产业来说,人口控制会消减各种机会。研究表明,产业聚集可刺激创新、提升效率、促进创业,并带来更高薪的职位。由于行业集聚,就业者即便失去当前的工作,也较易再找到类似工作。中国许多电视剧都在北京拍摄,重要原因就是产业集聚导致专业分工更细、配套更全、成本更低。此外,在各行业更专业化的同时,不同行业之间的互动也会产生新的机会,如电子商务对传统行业的改造。人口聚集的大城市拥有更容易促进这种不同行业间的互动。产业聚集伴随着人口聚集,控制人口则在阻隔集聚力的作用,降低企业本来可享受的额外收益。
人口控制的后果对无数家庭更是切肤之痛。北京工作人口中,外地户籍者已占46%,其中很多人长期缴纳北京社保,孩子也一直在北京上学,与原籍已没多少联系。但收紧非京籍学生升学的政策,却在逼迫他们考虑把孩子送回原籍上学,这种骨肉分离是人伦亲情的悲哀,其原因北京教育资源不足。实际上,北京从年就关闭了800所小学,而高考报名人数已连续下降八年。损人害己的人口控制政策在不断制造悲剧和仇恨。
人口控制政策也在阻断不少年轻人的梦想。根据智联招聘《2013 春季职场才情报告》,求职者中居住地与期望工作地一致的比例在一线、二线、三线和四线城市分别是82%、80%、70%、54%,说明三四线城市留住人却留不住心。各地求职者中,户籍不在工作地的比例在一线城市最高,达70%,即外地户籍者是一线城市求职者的主体。户籍政策严重滞后于人力资源优化的需要。
该数据集还显示城市越大竞争压力越大:一线、二线、三线、四线城市的竞争指数分别是30.48、15.8、8.11和2.38。但压力并不能阻止求职者对大城市的向往,因为大城市有更高的薪酬和更大的发展空间。在报告所列的24个城市中,上海、深圳、北京和广州等一线城市的薪资最高,是其余20个城市平均一倍以上。
控制人口能否将这些高薪职位转移到规模较少的城市呢?这点可从很多逃离“北上广”的年轻人最后又回到“北上广”的经历中看出端倪。同样的年轻人在不同环境会有不同的机遇和成就。如果李彦宏不在北京,而是回到家乡山西阳泉创业,他难以成功创建中国最大的网络搜索公司。马云在家乡杭州创立了阿里巴巴,但杭州本身也是一个创业中心,而被迫离开一线城市的年轻人大部分来自更偏僻的地方。如果一线城市成功实行了严控人口的政策,很多高附加值的企业和高薪工作乃至相应的消费都会消失于无形,这种损失对迫切需要创新和创业的中国经济转型来说难以估量。
如果北京的建成区人口达到前面估算的3000万,而非目前的1800万,人均GDP应该更高。但即使假设人均GDP依然是2013年的9.2万元,人口控制给北京所减少的GDP也有()*9.2 = 11040亿元。当然,北京的减额会部分成为外地的增额,但由于被阻止流入北京的人口在外地创造和消费的价值要低于在人口更聚集的北京,外地的增额要小于北京的减额,从而对国家在整体上造成损失。根据目前北京一般预算收入与GDP的比例,人口控制让北京减少了约2000亿元的地方财政收入。尽管北京也因此节省了支出,但因为本来要流入的更多是劳动人口,人口控制带来的收入减少要大于节省。
在以个人所得税为主要税种的国家,上述结论不言而喻;少一个人就少一份税收,所以各地会竭力吸引人口,特别是劳动人口;人口增长是政绩。但在中国的税制下,人口规模与城市发展的正面关系并不直观,长期的计划生育宣传更让地方政府把人当成负担。这种观念的偏差在北京尤其突出。
当然,政策的目标不应只是发展经济,更应是提升生活品质。如果规划恰当并管理得当,人口聚集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能提升生活品质。北京等一线城市在医疗、教育、文化环境和基础设施上通常好于一般城市,这很大程度得益于人口聚集。聚集的规模效应除了促进经济发展增加城市财力外,还直接有益于各种设施的提升。比如更多医治对象涵盖更多疑难杂症,促进不同医院走向更高的专业化,也帮助医生积累更多经验,最终带来整体医疗水平的提升。
法律意义的“二等公民”会有什么后果
严厉的落户限制和将各种权益与户籍挂钩,是人口控制的主要手段。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但同时却提出严控特大城市人口规模,这相当于否定了让市场来决定人口的流动。相对于庞大的体量,中国在种族、语言和文化上的内部差异性很小,但在隔离性的户籍制度下,中国的城乡和地域差距不仅远大于发达国家,也远高于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这种现象对中国的整体发展尤其是内需的提振尤
其不利。经脉畅通才能健康,各种要素的充分流动才能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比起财和物,人是更核心的要素,人的自由迁徙对经济的健康发展更重要。
与其他城市相比,北京的户籍限制更极端。曾有北京市政府工作人员感叹,要是每月办理几十个海外回国人员落户,北京根本无法承受。这是一种典型的视人为洪水猛兽的思维;其实几十人只是10年来北京每月正常流入人口的千分之一。又如2013年10月清华大学城市规划专家文国玮称,“外来人口想要取得北京户口,可以考虑进行考试审核??也可以建议参照所谓的国际经验,要有‘工作许可制度’,没有工作许可就是‘非法打工’,就要处理。”
这完全是混淆视听。在国际上,“工作许可”针对的是外国人,哪有针对本国人的?相反,一些国际性都市甚至对来自国外的非法移民也网开一面。比如,纽约市在2003年发布的第41号行政令就规定,如果非法移民申请市政服务或福利,寻求警察帮助、或作为犯罪行为的受害者或证人,除非法律专门要求,市政公务员和警察不得询问其移民身份。
纽约的做法未必值得借鉴,但不论贫富贵贱,给所有居民提供尽量公平的环境确是纽约成为国际性都市的成功之道。相比之下,北京却嫌贫爱富,一边出资吸引海外高端人才,一边以产业调整为名驱赶所谓的“低素质”人口。抛开公平和道义不说,即便为了维持健康的发展,比起大力吸引在海外功成名就的高端人才,北京更应善待在本地奋斗的芸芸众生。
首先,现代经济技术的发展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比不断改变的结果更重要的,是形成能培育优秀结果的环境,特别是公平而有效的竞争和筛选机制。引进海外高端人才如果没有整体环境作为支撑,只会陷入“引进―落后―再引进”的循环。
其次,谁是人才应由市场而非政府判定。政府的介入有可能扭曲人力市场,并破坏其公平性。
毕业于杭州师范学院和深圳大学的马云和马化腾,在阿里巴巴和腾讯壮大之前大概都不会被政府机构归为杰出人才。
第三,行业是否高端也应由市场而非政府判定。比起介入产业布局,政府更应提供和维持公平合理的环境。而且,所谓高低端行业是相辅相成的,金融和高科技行业也离不开餐饮、保洁、安保等服务业的支撑。驱赶所谓的“低素质”人口只会加大高端行业的成本并普遍降低居民的生活水平。
第四,雪中送炭远比锦上添花更能带来凝聚力和归宿感。人们与居住地之间的联系,除了经济利益之外还有情感成分。基于情感联系而形成的认同感,是一个城市最宝贵的核心精神之一。在低微甚至落魄时被公平对待所产生的认同感最持久和真诚,也更容易让人们把自己与城市的命运相连。
由于人口随经济机会而流动,户籍限制无法阻挡人口迁徙,但让很多人虽然在当地工作和居住,却无法在职业和事业乃至家庭生活上做长远规划,甚至存在捞完钱就走的心态。这些现象不利于当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内需的提振。目前,北京的年轻就业者中,外地户籍
者已占一半,很难想象如此大比例的人永远是法律意义的“二等公民”会有什么后果,由此产生的愤懑长期累积只会消耗北京乃至国家的凝聚力。
现行户籍政策滋生本位思想。外地人的涌入既带来好处也带来问题,但在把人当成负担的计划生育思维下,本地人更多看到的是代价,因而会把不满发泄到外来者身上。如果没有户籍区隔,这种情绪的对立就不存在明确的界限。而且,人们也会按自己的偏好去选择居住地;如果外地人大量流入,那些更看重人口聚集的代价而非好处的本地人会迁出。但是在当前政策下,户籍与各种福利挂钩,拥有北京户籍的本地人几乎不会改变户籍和居住地,只好承受人口增长的各种代价。
户籍政策的改革方向应是逐步放松直至完全取消迁徙限制。实际上,在2000年代中期,随着经济的自然发展,户籍的功能已经开始淡化;但之后更多政策与户籍挂钩,让户籍的限制性功能死灰复燃;现在严控大城市人口的政策,更让基于户籍的控制手段变本加厉。
在法律层面,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于1958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是至今依然有效的唯一一部有关户籍制度的全国性法规。该条例第10条规定,从农村到城市居住需劳动部门录用证明、学校录取证明或户口登记机关的准予迁入证明,除此之外并没有对人口迁徙做任何限制。相反,第15条规定,迁入农村和城市地点的公民必须分别在10天和3天内在迁入地申报迁入登记。按照该条例,户籍只是在常住地的登记措施,而非控制迁徙的手段。
因此,户籍政策改革并不存在根本性的法律障碍。 由于城市劳动部门不再具有就业审批的功能,原条例第10条已失去意义。改革方向是依法治国,逐步清理与该条例相悖的各种限制迁徙的行政措施和地方规定,最终将各种福利逐步与户籍脱钩。由于牵涉不同地域的政策衔接,改革应在全国范围内进行。
实施多年的收容遣送制度在2003年被废除后,原先担心的所谓“流民”失控并未发生。同样,户籍政策改革只是让当前状态正常化,会消除而非引发社会矛盾。比如,目前的医疗和社会保障已基本就是与工作地而非户籍所在地挂钩;基于户籍的某些限购措施是反市场的短期特殊政策,不应成为长期障碍;初等教育按家长居住地来实施本来就是演变的方向,只是被新近的严控大城市政策所阻断,而大学录取可从按学生的户籍地逐步过渡到按学籍地进行,并最终实现全国一视同仁。
如果流入的人口能合法生存,他们就应成为法律意义的当地人。在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下,改革措施只要设计得当,就可确保当地人原有福利不降低。其实,当地人拥有先到优势,外来移民只更会让当地人的条件水涨船高。消除户籍区隔会缩小城乡和地域差距,促进经济更健康的发展,让所有人成为受益者。现在城市居民的上辈或上几辈来到城里就成了当地人。如果当年也有各种限制政策,中国现在的城市不会这么繁荣,当地居民整体上也不会这么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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