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人谈：如果你想成为一名编辑_中国作家网
出版人谈：如果你想成为一名编辑
来源：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　范燕莹
　　《如果你想成为一名编辑》讲座现场不时有年轻人询问主办方入职编辑的相关事宜。
　　“做书”副主编张远，“果壳阅读”联合创始人、主编小庄，“未读”品牌创始人、总编辑韩志(从左至右)座谈如何成为一名编辑。本版图片由“做碧峁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编辑貌似是一个理想职业，但实际收入偏低。”“我是学法律的，不知转行做编辑是否可行？”“过了30岁才转行到这一行业是否来得及呢？”……新年伊始，在校学生开始面临实习、就业的选择。而职场中的人迎来了跳槽转行的高峰期，有些怀抱出版理想的“观望者”却由于种种原因造成诸多的不确定，只好在出版门外徘徊。
　　带着同样的困惑，2月28日下午，《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走进地处北京王府井大街的涵芬楼书店，参加由微信公众号“做本侔斓牡12期讲座《如果你想成为一名编辑》在这里如约举行。
　　150人的座位坐得满满当当，不少没座位的听众只好站在过道旁听。一般活动现场拍照的人较多，而这里却鲜有人拍照，更多的是拿着本子在边听边记。活动现场，“未读”品牌创始人、总编辑韩志，“果壳阅读”联合创始人、主编小庄等资深出版策划人分享了编辑的职业规划与必备职业素养，并为大家答疑解惑。
　　转行做编辑 可行吗？
　　关键词：专业背景、“曲线救国”、转行趁年轻
　　“转行不一定要一步到位，有时还可以‘曲线救国’。”韩志说。有现场听众问，学法律或者别的专业，看似与编辑出版专业相距较远，是否能够进入出版行业。对此，韩志认为非常有可能，“跟做书有关的工作，不仅仅只有编辑。很多著名的出版人，也不是一开始就做编辑的。他可能是一名书店店员，也可能从一名出版社或图书公司的销售或法务开始干起。”
　　由于每家出版社招聘编辑的人数或范围都是极其有限的，而且门槛相对较高。韩志建议，想转行进入编辑出版领域的朋友，首先要想清楚自己为什么要转行，既然已经想好了转行的理由，最好的办法是先进入到这家单位，“近水楼台先得月”。在出版社环境中，接触更多的老师和同事来了解出版，认识出版，然后成为一名真正的编辑。这要比彻底转行，导致以前的工作经验都用不上好很多。
　　从去年年底开始，“未读”又陆续招聘来两个和小庄一样有着编辑以外专业背景的编辑，之所以录用，韩志并不看重对方有没有出过书，出过什么好书，而是看重他的专业背景，最重要的是他愿意做书这一点非常难得。
　　“不得不承认，这个世界是被年轻人所推动的。”韩志给对于年龄稍长的人试图进入编辑出版这个行业的想法泼了一盆冷水。他并不建议30岁以后再转行到出版行业。在他看来，编辑出版是一个需要积累和沉淀的行业。相比之下，刚刚大学毕业，二十出头进入出版业，因为年轻，他们有更多试错的机会。
　　出版行业“钱景”几何？
　　关键词：出版理想、现实困境、生存压力
　　去年12月，“做狈⒈砉黄恼隆队兄居诔霭娴拇笱颐橇牧难昂凸ぷ鳌罚惶熘诒闶盏搅180多条留言，大家纷纷表达自己对编辑行业的热爱，在重重困境下的坚持与向往。然而，更多的人还是流露出对于编辑微薄薪酬能否保证生活质量的疑虑，对于自身能力能否胜任的踌躇，对于如何敲开出版社大门的茫然。
　　比如，有微信用户这样给“做绷粞裕骸拔沂怯∷⒀г憾帘嗉霭孀ㄒ档拇笕诰澜峥佳谢故枪ぷ鳎员嗉腥劝歉芯跣阶势毡榻系停业募以谄兜厍卵≡窳苏夥莨ぷ饕院笱黄鹱约海彝ゴ囱沽Α！
　　从微信留言来看，有不少读者对于想进入出版这一行业跃跃欲试，但又在现实和理想之间挣扎。从现在出版行业和整个社会的环境对比来看，不少人认为，出版可能不是一个非常有前景或者说能让人过上非常体面生活的一个职业，所以很多人在徘徊。
　　对此，小庄毫不避讳地表示，出版的确不是一个非常有“钱景”的行业。她本人也会常常被人问起，“你在互联网公司，为什么还在做出版？”但是小庄并不悲观，她强调创造内容的重要性。随着传统媒体的逐渐式微，她以前的同事不管还在不在媒体行业，无一例外的是他们都在寻找适当的方式来找回自己的尊严，慢慢地回到“轨道”上来。因此，她认为，做编辑、做出版也是这样，一定会留下一批人。“慢慢做着，写字也好，也是慢慢地写着，总归有人要做这些事情，为什么不可以是我？”
　　与小庄观点不太相同的是，韩志则非常乐观地表示，中国的出版业乃至全球的出版业，未来5年之内依然处在黄金发展期。无论是近几年中国图书市场连续正增长，还是实体书店的触底反弹，都从侧面印证了这一点。
　　尽管这对于韩志来说还曾是一种直觉和预感，这两年通过“未读”的发展确实也得到了印证。在他看来，国内的文化消费群体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出版产品，尤其是图书受众群体――读者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每一年出版人都会看到除了那些通常意义上应该畅销、绝对会畅销的畅销书之外，还能看到更多的细分类别里特别有个性的产品，它们也得到了大众的认可。以科普图书为例，早期的科普图书卖到一两万册已经算很不错了，但是现在“未读”策划的科普书，轻轻松松可以卖到5万册以上，再好一点的，一年能够卖到10万册。
　　韩志谈道，前些年，尤其是在他创业的那个年代，读者群是极其有限的。他对未来每一代成长起来的有阅读能力的读者都非常有信心，也正是这种新人类的诞生构成出版的原始推动力，整个行业不是被出版人，而是在被读者的需求推动着。
　　中信出版集团上海公司总编辑王蕾同样感受到了这种变化。她观察到，就商业图书这一类别而言，其主流人群关心的从原来怎么做生意、怎么治理一个公司到需要有国际视野、更多学术类的知识结构来了解这个世界。因此，与韩志一样，她对中国的文化产业充满信心。“年轻人在这个时候进入出版业是最好的时候。”王蕾说。
　　如何成为一名编辑？
　　关键词：文字能力、情商、社会活动家
　　对于想进入出版这个行当的年轻人，小庄和韩志也提出了一些忠告。小庄认为，首先，要对自己有一个预判。作为编辑还是要有一点才华。小庄在平常工作中，会收到各种简历。她坦言，自己还是有一点“势利”。“我会很看重他的文字表达，看他交回来的作品中是不是有我所关注的那种灵光。”她经常也会私下觉得一些可能没有能够成为“果壳”的一员的年轻人，她却非常非常偏爱，因为对方聪明，写的东西非常好、非常美。“这真的是像通行证一样，如果你要进入这个行当，你对这一点需要有预判。如果你磕磕巴巴地写东西，特别累，我觉得要打一个问号，不需要如此勉强自己。”小庄说。
　　韩志建议，如果想找文史类、文学类图书的编辑工作，应聘者可以在简历之外提供一份自己近几年读过的书单，最好是在每本书下面附上自己对于图书的点评，谈谈自己看完该书的感受。如果想做专业的图书编辑，比如科普类、艺术类图书，应聘者最好在简历或者在附带的资料上体现自己的相关特长。
　　在常人看来，有些人不喜欢跟人打交道，更喜欢跟文字打交道，似乎这类人做编辑是一个非常适合的职业方向，其实不然。“其实这样的人还不如去做程序员。”韩志认为，做书是一件需要情商的事情，什么是情商高？不是你有多么好的文笔，而是要善于跟人打交道，这样很容易获得别人的支持和信任，这是做编辑的前提条件。同样地，小庄也表示：“我们希望‘果壳’的编辑更多的是成为一个社会活动家。”
电话：010-
网上学术论坛
网上期刊社
网络工作室一个不学传播、文学专业的学生，想进杂志社当编辑等类的，应该怎样准备自己，面试的时候应该带上什么最好？
我是个学法律的大学生，但是不想从事法律方面的工作，我一直都喜欢文字，想去杂志社做个编辑或者去广告公司做文案之类的，我在大学期间应该怎样锻炼为自己做准备？去这样的公司面试的时候，应该怎样最好？例如，需要带个自己的什么作品吗；又或者在大学期间有点这方面的成就会更好？
出版社负责人访问记录，供参考。“对新人最基本的要求是做事认真负责"我一直在出版行业，从事版权代理和作家经纪的工作。我们对于新人最基本的要求是做事认真负责。这看似是一个很简单的要求，但大部分人都做不到。除此之外，每个不同的岗位也会有对应的要求。具体要看各个岗位的情况。如果招聘的是编辑，文字能力就很重要，但也还需要具备一定的判断能力和沟通能力。如果单单是文字出众，而在判断力和沟通力上有明显缺陷，我们也不会考虑。如果招聘的是美术编辑，则PS、是否会手绘等会成为考虑的重点。"认清自己的能力，做有效的努力"要满足以上的要求，我觉得首先要认清自己的能力，做有效的努力吧。认清自己也是一件非常有难度的事情。在这一点上，有两个方法可以给到同学。一个是忠言逆耳，对于批评的话要真正能听进去。另外一个是要勇于尝试，凡事不要想当然。我遇到一些小朋友，做事情之前喜欢思前想后，花比较多的时间去思考之后会遇到什么样的麻烦，而不是花比较多的时间去实际去做事情。我有时候会调侃他们是“想太多的猪”。作为大学生，我还是觉得尝试去做更加重要一些。多参加一些活动。保持一颗好奇心，然后去勇敢的去尝试一些事情，在做这个事情的过程中，你会发现真正的自己。发现自己喜欢什么，擅长什么，就能找到自己以后的方向。"我们通常不会看重证书"我们通常不会看重证书，能力和经历更加重要。职业知识是无法从书本上学习到的。每个行业的知识都日新月异，即使你读熟编辑全书，但没做过编辑，也没用。如果你曾经在某出版社实习，又参与过某本书的编辑，已经有一定的编辑经验，甚至获得了同事好评，就会比较受欢迎。"一定去出版社或图书公司实习"如果想要进入出版行业，一定要去出版社或图书公司实习，也就是做纸质出版，才能打好基础。在学校可能比较难有很好的渠道了解出版。在这里可以顺带提一下，左右青春之后会出合集书，会邀请大家一起来参与，我们可以po上整个过程，喜爱出版的同学可以有机会了解一下。⊙正面积极?交流分享?独立思考⊙更多精彩分享，关注校道！修改修改
网络编辑飘过，可能是因为我对于目前的状态不是很满意，所以真心觉得做编辑之类的工作很痛苦。作品应该不用带，把自信、嘴巴带着就行，估计到时候直接让你现场发挥！！！
已有帐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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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帐号登录非专业的文学研究 ――读《中国文学史》
　　虽说钱穆早年热爱文学，教过中小学国文，可长期全力以赴治史，无暇他顾；如今挑起讲授中国文学史的重担，近乎急就章，不可能有多少精彩的见解。在我看来，这是一位历史学家偶尔客串讲授“中国文学史”课程的记录整理稿，不该以专业水准来衡量，而应主要着眼于课堂呈现、通才理念以及文化自信。
　　现代学术的一大特征是专业化。时至今日，还说“一物不知，儒者之耻”的，不是天才，就是痴汉。承认“术业有专攻”，并非死守楚河汉界，选择适当的时机上下求索，左右开弓，这样聪明的学者大有人在。考虑到传统中国文史不分家，“史家”愿意“论文”，从来不会被低估，反而可能被高看一眼。
　　二十年前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王瑶主编的《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讨论晚清以降十七位研究中国文学的大家，其中前几位如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胡适、郭沫若等，都是文史哲兼通，开一代风气的大人物。此外，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研究集》、傅斯年的《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范文澜的《文心雕龙注》以及邓广铭的《辛稼轩年谱》等，也都是史家谈论中国文学的精湛之作。那么，钱穆（）讲述、叶龙整理的《中国文学史》，是否可放在此系列中谈论呢？答曰：不行，因其属于通俗读物，不像上述诸君在中国文学研究方面有所突破，值得专家认真对待。
　　叶龙整理的钱著《中国文学史》，前年在《深圳商报》连载，去年由成都的天地出版社刊行，发行状态很好，但媒体及学界的评价天差地别――前者热情拥抱，后者置若罔闻。我的立场居中，既不认同过度吹捧，也不主张完全抹杀。在我看来，这是一位历史学家偶尔客串讲授“中国文学史”课程的记录整理稿，不该以专业水准来衡量，而应主要着眼于课堂呈现、通才理念以及文化自信。这样，才能准确地为此书定位。
　　从讲演录到文学史
　　叶龙整理的《中国文学史》，并非钱穆第一种文学研究著作。作为史学家，钱穆主要以《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等在学界享有盛名。此外，还有很多学术史、思想史或文化评论书籍，“惟有关文学方面，仅有一册，名《中国文学讲演集》”（参见《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314页，长沙：岳麓书社，1986）。这是钱穆八十八岁完成《师友杂忆》时的感叹。言下之意，这方面的工作，他本来可以且应该有更多的成果。大概是为了弥补此缺憾，第二年台北的东大图书公司刊行《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同时推出了钱著《中国文学论丛》。
　　1963年香港人生出版社版《中国文学讲演集》收文十六篇，1983年东大图书公司刊行的《中国文学论丛》在前书基础上，添加了十四篇。这两册“文学论”，基本上都是演讲稿，“并没有一贯的计划和结构”，且因“听众对象不同，记录人亦不同，因此所讲所记，精粗详略各不同”，但作者对自家讲授中国文学的能力及水平还是很有自信的：“我曾在新亚讲过两年中国文学史，比较有系统，但我在冗忙中，并未能把学生课堂笔记随时整理改定。”（参见钱穆《〈中国文学讲演集〉自序》）半个世纪过去了，这整理课堂笔记的遗愿，总算由弟子叶龙代为完成。在这个意义上，钱著《中国文学史》的刊行，还是可喜可贺的。
　　收入《中国文学讲演集》的《中国文化与中国文学》《中国散文》《中国文学中的散文小品》，以及收入《中国文学论丛》的《中国文学史概观》《再论中国小说戏剧中之中国心情》等，都值得一读。除了这几篇文章本身自有佳处，还因其与钱著《中国文学史》有颇多关联。此外，钱著《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卷一的《读〈诗经〉》《〈西周书〉文体辨》，卷二的《中国古代散文――从西周至战国》，卷三的《读〈文选〉》，卷四的《杂论唐代古文运动》《读〈柳宗元集〉》《读姚铉〈唐文粹〉》等，也都是在讲授文学史课程时略有想法，日后扩展成专题演讲或专业论文的。也就是说，从专业角度考量，钱穆谈论“中国文学”的精华，不在这册课堂笔记整理本中。
　　除了课堂讲授的特点，还必须考虑钱穆本人的学养与精力。1955年的钱穆，正为主持新亚书院事务忙得不亦乐乎。自1949年秋天创校，到1964年夏天辞职，加上此前亚洲文一年，钱穆自称“亦为余生平最忙碌之十六年”（《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308页）。看一介书生如何白手起家，与诸同道齐心协力，在兵荒马乱之际，为延续中华文明血脉而艰难办学，还是很让人感动的。这种工作状态，与三十年代在北大教书，每周四节课，客居汤用彤家，离太庙很近，经常在参天古柏下备课，“发思古幽情，一若惟此最相宜”（《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147页），完全不是一回事。
　　虽说钱穆早年热爱文学，教过中小学国文，可长期全力以赴治史，无暇他顾；如今挑起讲授中国文学史的重担，近乎急就章，不可能有多少精彩的见解。明白此书的来龙去脉，对钱著《中国文学史》就不会过高期待或过分苛求。
　　钱著《中国文学史》共三十一章（含“绪论”与“结论”），从先秦一直讲到晚清，如此贯通性著作，没有长期积累，很难一蹴而就。此书学术水平不高，但作为散文阅读很不错。这么说，并非完全贬义。如今的文学史著作，部头越写越大，越说越复杂，知识传授很全面（准确与否不论），但大都不可读。钱著则相反，学术创见甚少，但好看，一口气就能读完，偶尔还会心一笑。钱著其实参考了不少他人著作，但从不声张；专业著作不能这么做，课堂则无所谓。尤其是讲文学通史，没有人全都了然于胸的，有所借鉴很正常。只不过以下这段话，因媒体的再三引述，把大家的胃口吊得很高：“直至今日，我国还未有一册理想的‘文学史’出现，一切尚待吾人之寻求与创造。”（钱著《中国文学史》第4页，下同）其实，钱穆只是泛泛而论，并非自我标榜；读者正不必自作多情，以为钱著真有此成就。
　　谈论钱著《中国文学史》，不妨就以第三篇“《诗经》”为例。讲中国文学史，《诗经》是重头戏，谁都绕不过去，很能考验讲者的学术水平及授课技巧。钱穆先从“《诗经》的话很美”说起，强调“昔我往矣，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确实“与西方荷马史诗之风格意境完全不同”。“‘杨柳’代表惜别之意有三千多年。树枝摇动有亲近之意，可以说，西方并没有如此传统的文化。中国三千年之古典文化，其简明乃有如此者。”（11页）接下来，略为解释什么叫风雅颂、赋比兴，断言《诗》三百篇“实即写物抒情之小品”（14页）。再引两句陶诗，还有陆游晚年山村写作，赞扬其好就好在天人合一。“吾人如欲了解此种诗境，必须先懂赋比兴，是到了天人合一、心物合一的意境，这与西方文学不同。西方之神性，乃依靠外在命运之安排，故闹成悲剧，如《铸情》（引者按：即《罗密欧与朱丽叶》）。要达到掌握自己命运，要打倒敌体，绝不能和平共处，故不会有天人、心物合一，亦不会有如‘好鸟枝头亦朋友’那样的诗。”（15-16页）为了说明什么叫“起兴”，钱穆又逐一讲解唐人张籍的《节妇吟》、唐人朱庆馀的《近试上张水部》、五代温庭筠的《菩萨蛮》，最后拉回到本篇主题：“所谓‘奇文共欣赏’，欣赏的心情等于第二次的创造。如‘昔我往矣，杨柳依依……’此诗对每一位欣赏者均可作出不同的创造，故永远是活文学。”（20页）如此吃重的一课，钱穆讲得很轻松，东拉西扯，听起来好玩，只是关于《诗经》的专业知识着墨太少。不谈政治立场，单从“授业”角度，这么教《诗经》是不太合格的。
　　一部中国文学史，当然可以有各种教法，轻重缓急之间，如何处理，就看讲者的能力与旨趣。课堂上的钱穆，喜欢中外比较，可惜外国文学非其所长，话虽说得有趣，但多不靠谱。另外，既然讲通史，元明清三代的小说戏曲，无论如何不该草草打发。只讲古典诗文而藐视小说戏曲，清末民初有过（如林传甲），但二十年代以后的课堂及著述，不太可能这么做。这本是明显的缺憾，可作者故作镇定：“小说戏曲这一类文体，在西方算是正宗，在中国则不然”（290页）；“诗文可以说是中国文学的正宗，这是客观的讲法，《水浒传》《红楼梦》等只是消遣的读物”（305-306页）。要真的认定《红楼梦》不值一提，那也是一种立场（尽管显得陈腐）；但实际上，钱穆之所以这么做，除了自家没有多少研究，主要是看不惯胡适大力表彰《红楼梦》（333页）。日后，在《中国文学史概观》（见《中国文学论丛》47-64页）中，钱穆大幅度调整，谈古代诗文仅占六页，而说元明清戏曲小说的竟有九页，只是在扬《三国演义》《水浒传》而抑《红楼梦》《儒林外史》这一点上，还保留了自家的阅读经验。
　　钱著谈及诗歌部分，可谓“也无风雨也无晴”。以下这两段评语，说不上独创，但总算有点自家体会，且符合作者尊崇儒家的立场：“陶潜、王维和孟浩然三人都是田园派诗人。论性格，孟之性格在王之上，陶之性格更在王之上。陶诗变自孔孟，王诗则变自佛理而带有政治意识。陶渊明性格如虎，极为活跃，其诗更为可爱。”（201页）“杜甫的诗不超脱，却是人生实用的，故其境界比庄子为高，庄子只是一位哲学家；陶渊明与屈原相比，陶为人退隐而不合作：故屈原、杜甫可说已达到中国文学的最高境界，而庄子、陶渊明则较次。”（66-67页）同样是满天星斗、兴会淋漓地“谈诗”，比起前辈陈衍，或同代人顾随来，钱穆明显显得隔，或曰“不在行”。
　　钱穆真正有感觉的是古文，这一点在《中国文学史》中看得很清楚。第七篇“中国古代散文”、第十四篇“汉代奏议、诏令”、第十七篇“建安文学”以及第二十三、四篇“唐代古文”上下，是较能显示作者学养与才华的[第九篇“楚辞（下）”谈文学的地域性以及地理名词考证，因作者原有相关论文，也能出彩]。这很大程度缘于作者早年的文学兴趣，以及教习中小学国文的经验。据钱穆自述，“自念幼嗜文学，得一诗文，往往手钞口诵，往复烂熟而不已”（《〈中国文学论丛〉再序》）。由韩柳文章入手，逐渐深入古典世界，最后成为现代中国著名的史学家，这一独特的治学经历，在《〈宋明理学概述〉自序》（见《宋明理学概述》，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4年）中有更为清晰的表述。正因早年沉湎韩柳古文及桐城文章，日后虽转为治史，一旦需要讲授文学史课程，钱穆还是能有若干自家体会。
　　至于第十四篇表彰曹操写诏令文“挥洒自如，有话则长，无话则短”；“笔调任意挥洒，且带有俏皮而浪漫的情趣”（88-89页），其实得益于作者早年在厦门集美学校教国文时的发现。《师友杂忆》曾谈及发现曹操《述志令》的故事：“时余方治中国文学史有新得。认为汉末建安时，乃古今文体一大变。不仅五言诗在此时兴起，即散文为体亦与前大异。而曹氏父子三人，对此方面有大贡献。惟曹氏此文，不仅不见于《文选》，即陈寿《三国志》亦不录，仅见裴松之注中。故首加选讲。”（《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103-104页）此乃晚年追忆，并非第一手资料，但我还是认可钱穆的自述。
　　一个中学教师，从《三国志》裴松之注中发掘出曹操的《述志令》，由此悟出建安时期乃古今文体一大转变，并将其选作课文，确实很有眼光。问题在于，整理者叶龙为了表彰乃师学问，称“曹操在文学上之成就与特殊地位，实为钱师近代最早之发现者”（142页），且在跋语里再三辩驳（343页），这就有点过分了。因为，“文学贵能自觉独立，其本身即有独立的价值技巧，此即始于建安文学”（131页），这样的大判断，明显不是钱穆从其服膺的儒家学说中能够推导出来的；至于“所以有人称他是一位改造文章的祖师”（89页）这句话，更是透露钱穆讲这两章时，参考了鲁迅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钱穆讲古代文章，确有自家心得；但为了让学生理解，借用若干新词，反而显得不般配。比如，钱穆推崇韩愈，称他是“中国散文作家之始”（245页）、“数千年来在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第一流大文豪之一”（244页），这都没有问题，遗憾的是不恰当地引入“纯文学”的概念：“古代的经、史、子虽亦可说是文学，但并非纯文学，韩愈在文学上的贡献是：到了韩愈，才从这批典籍变成纯正的散文，即成了纯文学。”（224页）“纯文学”这个新词，从钱穆口中说出来，总觉得有些古怪。至于称“中国近数十年来一直搞纯文学的，可说只有鲁迅一人”（306页），那就更是不知所云了。《中国文学论丛》中收有《中国散文》及《中国文学中之散文小品》两文，都在表彰韩愈，一说“散文确获有纯文学中之崇高地位，应自唐代韩愈开始”；一称“唐人喜欢写诗赠人，韩昌黎改用赠序和书札等，外形是散文，内情则是诗，是小品的散文诗”（见《中国文学论丛》68页、88-89页）。在我看来，后者更为妥帖――可见钱穆也在不断地自我修正。
　　课堂的魅力及呈现
　　从学术著作角度批评钱著《中国文学史》，明显牛头不对马嘴；人家本就是课程讲授笔记，不可能有多少创见与新知。只有将此书还原到1955年新亚书院的课堂，才能准确判断其得失。几年前我曾撰写《“文学”如何“教育”――关于“文学课堂”的追怀、重构与阐释》（初刊[香港]《中国文学学报》创刊号，2010年12月；收入《作为学科的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谈及康有为、章太炎、鲁迅、朱自清、黄侃、汪辟疆、沈从文、顾随、钱穆、台静农等人的文学课堂，特别提及新亚书院的课程设置中，“文章”占很大比重，而且由院长亲自任教；“钱穆做出这一选择，或许有师资力量或学生趣味的考虑，但起码是对自家的文学修养很有把握”（《作为学科的文学史》197页）。
　　为何要关注文学课堂？那是因为，“晚清以降的中国大学，总的趋势是重‘学问’而轻‘教学’。学问好但不会讲课的（如刘师培），问题不大；反过来，很会讲课但极少著述的（如罗庸），可就大大吃亏了。当初声名远扬，时过境迁，很容易被遗忘”。上过大学的人都明白，那些曾经生气勃勃地活跃在讲台上的教授，是多么值得怀念。可惜的是，“文字寿于金石，声音随风飘逝，当初五彩缤纷的‘课堂’，早已永远消失在历史深处。后人论及某某教授，只谈‘学问’大小，而不关心其‘教学’好坏，这其实是偏颇的”（参见《作为学科的文学史》222页、153页）。
　　阅读钱著《中国文学史》，越发坚定了我的这一想法。钱穆对“中国文学”的阅读、欣赏与研究，属于业余性质，不合适放在学术史上论述；但钱穆对课堂的把握，对学生心理的了解，以及演讲技巧的娴熟，值得我们关注。上世纪五十年代以降，钱穆的大部分著作，其实都是根据演讲整理而成。演讲而成书，即便学术深度不够，也自有其独特魅力（参见原《有声的中国――“演说”与近现代中国文章变革》，《文学评论》2007年第3期）。问题在于，不是所有演讲或课堂都值得转化成文字并广泛传播的，必须是名家、好课、善整理，方才可能珠联璧合，成就一册好书。
　　最佳状态是，演讲者口吐莲花，整理者配合默契，最后再由作者本人修订增补，亲自授权出版。这样的书，学界一般将其视同本人著作，如梁漱溟的《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陈政、罗常培记录，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年）、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邓恭三记录，北平：人文书店，1932年）、钱穆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叶龙记录，香港：孟氏教育基金会，1961年）。“记得早年笔者曾整理钱先生所讲《中国历史研究法》，此稿经钱先生修订后出版，其中有删改润饰，亦有增添，甚至有加入一整段的。”（参见叶龙《〈中国文学史〉跋》，《中国文学史》340页）很可惜，钱著《中国文学史》没有这样的机缘。
　　没能由作者亲自修订，但其学术价值依旧得到学界认可的，也自有不少，比如曹聚仁笔录的章太炎《国学概论》（上海：泰东图书局，1922年）、罗常培笔录的刘师培《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南京：独立出版社，1945年），以及叶嘉莹笔录的顾随《D庵诗话》（见《顾随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一般都认为可信度很高，可作为本人见解引用。而要做到这一点，记录者必须符合以下四条件：具备相关专业知识；没有方言方面的障碍（如章太炎）；写字较快甚至受过速记专业训练（如罗常培）；整理态度极为虔诚。
　　作为中国文学专业的本科生，叶龙多次听钱穆讲课，自称完全听得懂他的无锡口音，加上“自创草书，笔录较快”，当初钱穆查阅学生笔记时曾表示认可，假如那时整理成书，“很可能会取用我的笔记本”（参见《〈中国文学史〉自序》）。考虑到钱穆的《中国历史研究法》确实是由他记录整理的，我们有理由相信叶龙是此书合格的整理者。可整理者不该越说越神，甚至信誓旦旦，称钱师课堂上说的每个字都记录下来了（日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的演说）。若非受过很好的速记专业训练，谁也不敢说全都记下来了。大部分学生说粤语，钱穆只好放慢讲话速度；加上他讲课时习惯“在讲坛上往来踱步之间，散发出一股非常独特的神采”（参见陈志诚《〈中国文学史〉序二》），还有需要板书等因素，每节课讲授内容有限；可即便如此，眼下长长短短的各篇，大都不足以支撑起每周三节课。之所以如此较真，不是埋怨叶龙记录不够细致，而是提醒读者，这只是钱穆讲课的大致轮廓。
　　钱穆当过中小学老师，在北大教书时效果也很好。无论本人的《师友杂忆》，还是同事及学生的追怀，都让我们相信钱穆会讲课。读叶龙整理的《中国文学史》，最大的感觉是技巧有余而专业不足。此书不要说无法与刘师培的《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比肩，即便与郑临川记录、徐希平整理的“闻一多论先秦两汉文学与唐诗”、“罗庸论魏晋南北朝文学与唐宋文学”相比，也是差了一大截（参见《笳吹弦颂传薪录――闻一多、罗庸论中国古典文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钱书的粗浅，有老师实力，有学生素质，还有课程设计的问题。
　　《师友杂忆》中，钱穆曾自述求学经历：“余之自幼为学，最好唐宋古文，上自韩欧，下迄姚曾，寝馈梦寐，尽在是。其次则治乾嘉考据训诂，藉是以辅攻读古书之用。所谓辞章考据训诂，余之能尽力者止是矣。……不意遭时风之变，世难之殷，而余之用心乃渐趋于史籍上。”（《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321页）如此半路出家，钱穆在中国文学研究方面的功力，无法与刘师培、闻一多、罗庸等相提并论。此外，还必须考虑学生水平，早期北大或抗战中西南联大中文系，集中了全国最优秀的热爱文学的学生，这与草创时期新亚书院的生源，根本不在一个层面上。当老师的都明白，你学问再大也没用，面对特定学生，只能因材施教。在这个意义上，钱穆那些不太专业的论述（包括引申与穿插），说不定更适合当年新亚学生的接受水平。
　　读日印刷的《新亚书院概况》，中文系学生需要修习的课程包括：“大学国文”八学分，“本课程与历代文选相辅而行”；“历代文选”六学分，“本课程依时代之先后，选录名家代表作品，以见文章升降变迁之迹，为学子示范之用”；再就是“中国文学史”六学分，“本课程亦依时代为序，述文学流变之迹”，从上古说起，一直讲到“明清之科举文，五四运动后之语体文”（参见《新亚书院概况》55-59页）。这三门课都涉及“中国文学”，讲授重点不一样。单看钱著《中国文学史》，很多地方蜻蜓点水，那是因为有别的课程相配合。再说，刘师培讲“汉魏六朝专家文”、顾随讲“唐宋诗”，那是专题课，教师可以任意挥洒才华；闻一多、罗庸讲先秦两汉文学或魏晋南北朝文学，之所以很有学术深度，也是因此乃西南联大中文系的“提高课程”，是在学生修过“中国文学概要”后，为引导其进入研究状态而开设的，“老师的讲课等于试作示范”（参见郑临川《〈笳吹弦颂传薪录〉前言》）。这你就明白，作为创立不久的新亚书院中文系的必修课，钱穆的“中国文学史”，大概也只能讲成这个样子了。
　　通人期许与抗辩心态
　　赤手空拳创办新亚书院，谈何容易？在日理万机的同时，钱穆为何不选择驾轻就熟的史学课程，而非要教从未讲过的“中国文学史”？说好听是勇于挑战自我，说不好听则是误以为自己无所不能。这就说到了钱穆对中国文化传统的认识，以及成为一代通儒的自我期待。
　　谈论现代中国学术，钱穆有两段话很精彩：“文化异，斯学术亦异。中国重和合，西方重分别。民国以来，中国学术界分门别类，务为专家，与中国传统通人通儒之学大相违异。循至返读古籍，格不相入。此其影响将来学术之发展实大，不可不加以讨论。”（《现代中国学术论衡》第1页，长沙：岳麓书社，1986年）批评过(,)运动使得旧文化旧学术扫地以尽，整个社会“治学则务为专家，惟求西化”，钱穆反过来主张：“非谓不当有此各项学问，乃必回就中国以往之旧，主通不主别。求为一专家，不如求为一通人。”（《现代中国学术论衡》第4-5页）基于此信念，钱穆抛开各种“专家之学”，从通人的角度谈中国。于是，该书分列宗教、哲学、科学、心理学、史学、考古学、教育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学、艺术、音乐等十二目，用十五万字的篇幅将五千年中华文明“一网打尽”。
　　关于中国文化重通人而轻专家的说法，钱穆在好多地方提及，且认真地付诸实践。看他晚年演讲的话题，真的无所不包、无所不能。别的我不敢妄议，就谈他关于“中国文学”的看法。《现代中国学术论衡》中谈文学，依旧是漫无边际的中西比较：“西方文学从外面事物求其独特奇异”，“中国人贵从内心同处言，寻常平实，而其可乐可喜，可哀可怨，有更深入更生动者”；“如古之小说戏剧，言及男女恋爱者何其详，何其尽。……中国诗人只言关关雎鸠四字，则人类男女恋爱之真情蜜意，亦已一语道尽，可无多词”（参见《现代中国学术论衡》228-229页）。面对老先生如此喋喋不休的宏论，真不知道怎么回应才好。若说有点参考价值的，还是那两句提醒与勉励：“是则欲深通中国之文学，又必先通诸子百家”；“昌黎能文起八代之衰，今人提倡新文学，宜当于昌黎有所师法”（230页、233页）。
　　在一个专业化时代，有通人志向及情怀，是大好事；但不能因此而低估专门家的意义，更不能把学问看得太容易，以为什么事情都能凭常识立论。钱穆晚年读书太少而说话太多，懂的说，不懂的也说，虽因此扩大了社会名声，但学界已经不再与其对话。作为演说家与传道者，钱穆是成功的，其精神值得敬佩，但专业成绩不宜过高估计。想象他是“国学大师”、“一代通儒”，就能随时随地左右出击，包打天下，实在是低估了二十世纪中国学界的成绩，也低估了阅读者的鉴赏能力。
　　在《中国文学史》的“结论”中，钱穆照例把鲁迅、胡适等“五四”新文化人扫了一把（虽然在具体论述时常偷偷借用），然后就是：“中国几十年来在文化学术上的毛病是：一是意见的偏，二是功夫的偏”；“我所讲的并非标奇立异，乃是有根据的。五四以来硬是要新奇，要创见，这只是无知识”（333、334页）。其实“意见的偏”以及“硬是要新奇”，不是别人，正是钱穆自己。这其实很好理解，主流学者可以“平正通达”，身处边缘者，为了发出自己的声音，不得不极力抗争，甚至剑走偏锋。
　　在《师友杂忆》中，有一段话很能传达钱穆的心声：“新旧文学，为余当生一大争辩。惟求人喜中国旧文学，当使人先多读中国古书旧籍。余之毕生写作，皆期为国人读古书旧籍开门路。”（《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314页）将对抗西学大潮以及批评“五四”新文化作为毕生使命，钱穆的这一立场贯彻始终，从未转变过，这点让人敬佩。在总共八讲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中，结束语是这样的：“我不能站在纯历史纯学术的立场来讲话，有时不免带有情感，随便空说，请诸位原谅。”（《中国历史研究法》147页）这不是客套话，更不是谦卑，而是带有某种居高临下的姿态，表明自家后期著述的抗辩立场。“文化自大，固是一种病。文化自卑，亦非正常心理”，考虑到当下情势，钱穆希望“堂堂正正地做一个中国人”（《中国历史研究法》145页），因而一辈子集中火力批判胡适等人的西化主张。
　　在新旧文化激烈对抗的二十世纪中国，各家都可能因过分强化自家立场，而懒得体会他人论述的合理性。因是抗辩之书，立场远大于学问；时时处处与新文化人为敌，难得体会对方的好处与贡献，明显限制了钱穆的学术视野与论述深度。在我看来，这点殊为可惜。可斗转星移，当下中国，社会思潮日趋保守，钱穆的立场越来越受到推崇，我的建议很简单：理解钱穆对抗西学的姿态，同时尊重“五四”新文化人的思考与选择。否则，不断地翻烙饼，各领风骚三五年，不利于学术积累与思想推进。
　　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责任编辑：张功成 HN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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