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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在石棉厂工作过，得了尘肺病的，是不是有补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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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危工种，拿命工作，应当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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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四年级, 积分 4054, 距离下一级还需 5946 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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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相关部门会让你出示“尼玛是你妈”的证明才给你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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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如苍井空似水，意比松岛枫叶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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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各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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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mmah 发表于
然后相关部门会让你出示“尼玛是你妈”的证明才给你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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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姚低塘历山这边附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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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棉厂工作过的余姚人很多很多，当时还是只能余姚市区户口的才能在那上班，现在退休工资也比一般人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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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肺病就该有这样的结果吗
签到天数: 15 天[LV.4]偶尔看看III
1995年背井离乡来到东莞，在这18年工作当中本人怀着一片真诚的心为东莞的发展而努力和付出，可是就在2011年诊断为目前世界都无法治愈的尘肺病（矽肺）后就得到公司的不公平对待，首先被公司强制限制不准上班，生活无保障。现在任何经济来源都没，执法单位不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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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用户从未签到
许多人都认为东莞是个好地方，车间钢管丢得咣当响，可就是工资加不上。病了与你无商量。
签到天数: 3 天[LV.2]偶尔看看I
激动人心顶一顶不会怀孕的。。。。。。。。。。。
该用户从未签到
这样的事情有很多案例。基本上可以找到劳动关系证明再去申请职业病鉴定，可以得到救助。但就这么简单的话语，是很有难度办到的。希望您坚强。祝福您。
签到天数: 15 天[LV.4]偶尔看看III
这样的事情有很多案例。基本上可以找到劳动关系证明再去申请职业病鉴定，可以得到救助。但就这么简单的话语 ...
谢谢你关注，我会的坚强的，但是政府不给力啊
签到天数: 786 天[LV.10]以坛为家III
本帖最后由 零琪琪 于
07:50 编辑
这个围脖主人非常关注尘肺受害者,希望通过他可以帮助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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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到天数: 15 天[LV.4]偶尔看看III
谢谢你的关注，我也知道郑公益组织两万人小镇，上百人确诊尘肺病
“我镇总人口22735人，截至日，共有109人被确诊为尘肺病；有24人疑似患有尘肺病，需进一步诊断鉴定；有28人因尘肺病去世。更令人忧虑的是，确诊人数短期内可能存在持续增长的趋势。”3月底，中国煤矿尘肺病防治基金会（以下简称基金会）在陕西商洛市山阳县举行尘肺病农民工救助回访座谈会，该县西照川镇镇长苏群山在介绍情况时说。据《工人日报》记者了解，这是当地政府首次公布村民患尘肺病情况数据。“这份数据是在当地疾控中心鉴定的，不是普查数据，不包括在外地鉴定的，也不包括已经患病但没有去医院鉴定的，所以实际患病人数比公布的数据要多。”基金会西安代表处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此前据媒体报道，仅在西照川镇尘肺病最严重的地区 ——石佛寺社区麻庄河村，尘肺病人就达100多人，而该村总人口仅900多人。苏群山表示，西照川镇地处偏远，交通落后，群众生活水平低下，上世纪90年代以后部分乡亲自发前往矿区务工，“长期和粉尘打交道的乡亲很多都得了尘肺病”。魏立炎是麻庄河村尘肺病三期重症患者之一，去年冬天无法下床，喘不上气，村里人都觉得他活不到2016年春节。“活着受罪，想死又死不了，总想上吊自杀算 了。” 魏立炎家人告诉记者，这样的话魏立炎说过多次。不过，在今年3月23日基金会工作人员去看望他时，这位花甲老人经过肺灌洗治疗，精神状况比年前好了很多。王淑梅今年54岁，她自己这20多年都是围着丈夫转，三天两头要吃药打针。三年前就看到丈夫快不行了，家里赶忙做了一副棺材。最近丈夫病情进展很快，剩下的日子不多了。丈夫魏立炎平时吃饭都离不开吸氧机，每天有一半时间是靠吸氧保持生命。据了解，基金会于2015年曾委派定点医院陕西铜川矿务局中心医院医疗专家组在山阳县调查摸底和义诊，2016年1月，专家组又从山阳县筛查出10名患者进行了肺灌洗治疗。魏立炎就是其中之一。“得到救助的毕竟是少数。”铜川矿务局中心医院院长张朝印介绍说，“医疗专家组在普查和义诊中发现，当地农民对于尘肺病的危害及防治知识一无所知，得了病后认为‘无法治疗’，很多患者只是苦熬，失去了治疗最佳时机，导致病情不断加重。”张朝印说：“另一个让人心痛的是，公益活动往往得不到当地政府的理解。以往基金会也经常组织医疗专家到农民工尘肺病群发地进行义诊，但效果并不理想，主要 是当地政府怕被抹黑。本次医疗专家组的救治行动，是在国家安监总局领导及当地安监部门的支持、协助下才得以顺利完成的。”对此，基金会副理事长金磊夫强调：“农民工要懂得强化防范意识，进单位前、从业中、离开后都要体检，一定不要拿自己的命换钱，尘肺病是这些患者用健康换来的教训。”3月23日，中国煤矿尘肺病防治基金会在山阳县西照川镇镇政府召开了山阳县麻庄河村尘肺病农民工救助回访座谈会。座谈会规模虽然不大，但国家安监总局、中国煤矿尘肺病防治基金会、陕西省安监局、商洛市安监局、山阳县安监局等部门均派员参加。西照川镇镇长苏群山在汇报中透露：截止到日，全镇共有109人已经被确诊为尘肺病;有24人疑似患有尘肺病，需作进一步诊断鉴定;有28人因尘肺病去世。而更令人忧虑的是，随着医疗诊断技术的不断提高，短期内该镇尘肺病确诊人数可能存在持续增长的趋势。延伸阅读：不能呼吸的村庄（日报道）这个不足500户家庭的村子，有100多个成年男性患了尘肺病。42岁的郭秀芹先后嫁了三任丈夫，前两任都因尘肺病去世，而现任丈夫也刚刚被确诊为尘肺病。只有5个人的村委会，其中3个都是尘肺病人。在这个死气沉沉的村子里，医生郑忠友是最忙碌的人了。尘肺病人嗓子里的“吼吼”声压过小孩的哭闹声，成为诊室一整天的背景音。陕西山阳县石佛寺社区麻庄河村是“尘肺病”村庄，而今已被查出的100多个尘肺病人中，已有30多人去世。死的男人太多了，女人们必须守寡的观念被打破，村里人主动帮她们找伴儿“搭伙”过日子。在石佛寺村，医生和木匠是最忙碌的两种职业。村里的旅馆已经半年没住过人，小卖部老板坐在门口嗑着瓜子，只有不远处的诊所里挤满了正在输液的病人。木工作坊里的电锯声成了村子街道上唯一的声响，大部分时间，木匠都在给村里的男人打造寿材。这个藏在陕西山阳县的秦岭深处不足500户家庭的村子，有100多个成年男性患了尘肺病，就算日夜不停，他们的寿材也需要4年才能做完。在小诊所里输液的尘肺病人都清楚，死亡就在不远处等着。他们大多已经错过了洗肺时机，也没钱换肺，只能任凭肺部一点点地纤维化，最后变得像块石头。在他们之前，尘肺病已经夺走了村里28个年轻的生命。它让一个父亲失去3个儿子，让一个妻子失去两任丈夫。而这样的命运很快就会在村子里复制，一些老人将失去所有儿子，上百个女人成为寡妇。在石佛寺村，不管在门前还是路边，几乎跟每一个偶遇的中年男人说上几句话，就能听到他们“噗哧噗哧”的喘气声。就连村委会的5个干部，其中3个也正经受着尘肺病的折磨。“一个大老爷们儿，什么都干不了，活着就是个累赘。”诊所里，一个正在输液的尘肺病人因为剧烈咳嗽憋红了脸，从嗓子眼里挤出来这句话。离家的那天，车厢挤满三四十个年轻人，大家抓着铁栅栏，迎着风大声吆喝：“狗日的，老子要去挣钱喽！”2015年12月中旬的一个早晨，石佛寺村看上去和其他留守村庄没什么两样：半山腰的梯田上，老人正紧握着犁把，踉跄地跟着两头耕牛前行；女人背着竹篓，准备上山砍过冬的柴火。直到太阳漫过山头，气温开始上升，村里的中年男人才忽然从各家院子里冒出来。他们慢悠悠地拎着凳子走到门口，眯着眼晒起太阳。比起往年，这已经是暖和的冬天了，他们想抓紧享受这“救命的天气”。这个时候，山下的诊所也热闹起来，几个大人抱着小孩坐在诊室中间的火盆旁，他们周围是里外几层的尘肺病人。这个不到30平方米的小房子里竖满了输液架子，每个架子上都挂着三四个药瓶。在病人和错乱的输液管间，医生郑忠友只能侧身低头行走。那些来得晚的病人，不得不在诊所外面的空地上接受治疗。在冬季，这是诊所里每天都出现的场景。尘肺病人嗓子里的“吼吼”声压过小孩的哭闹声，成为诊室一整天的背景音。虽然已经进入“二九”，这些尘肺病人仍然憋得满头大汗，有人紧闭着眼使劲儿往后仰着头，有人俯下身伸长了脖子。“这口痰憋得啊，气管像一根针那么细。”一个病人指着自己的喉咙，皱着眉头说。这样的场面，是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郑忠友还记得，他第一次发现这种“怪病”时，村里的男人正一拨接一拨地奔往位于陕西东南的洛南县打工，他们几年前发现了那里的一家金矿。“极易伤风感冒，力气也越来越小。”郑忠友皱着眉头回忆患者的症状，“比普通感冒疗程要长两倍以上。尤其是秋冬季，诊所里感冒发烧的成年男人比儿童还要多”。54岁的王书国在2001年被查出患有尘肺病，现已进展到三期带 ，走不出30米就要停下来休息一会，他怀疑自己活不到明年。弟弟王书金于2012年患尘肺病去世。王书国更不知道原因。他只知道，那些从矿上回来的人穿着蓝色的确良中山装和绿色解放鞋。他们身后，孩子叽叽喳喳地玩着爸爸带回来的玻璃球。“大队书记都没他们气派。”王书国感叹。彼时，遍布全国的矿山上，开矿的爆炸声正隆隆作响。王书国恳求邻居带他下矿，为此他甚至“咬着牙给人买了一条烟”。离家的那天，他卷着被子，一路跑到十几公里外的镇上，然后轻快地跳上“大解放”卡车。车厢挤满三四十个年轻人，大家抓着铁栅栏，迎着风大声吆喝：“狗日的，老子要去挣钱喽！”他向母亲保证“绝对走在您后面”，但他没有告诉母亲，就在这个冬天“最冷的那天”，他分明看到自己咳出了血块1996年，就在王书国在矿上满心欢喜地干活儿时，正在函授本科的郑忠友在医学书中得知一个新名词：尘肺病。他突然明白，村里的“怪病”原来是与矿井有关。20多年间，郑忠友治疗尘肺病的消炎药换了好几茬，救命的强心针也用过了“上百支”，但没有什么能阻挡死亡的阴影逐渐压向整个村子。他接到过无数次尘肺病患者家属的电话，记得半夜里那些“丢了魂儿一样”的求救声。村里人都清楚，半夜响起的摩托车轰鸣声，一定是郑忠友正在赶往某个尘肺病人家中。这些需要在家治疗的病人已经很难下床，需要日夜守着制氧机，他们的生活半径，只是一条几米长的橡胶管。到了晚上，因为发热，制氧机每隔几十分钟都要暂停工作5分钟，这时他们只能把碗口粗的管子罩在烧开的热水壶上，用水蒸气代替氧气。“热气能把喉咙里的痰化开。”一个病人指着自己的喉咙说。因为躺下就会憋得无法呼吸，他们只能整夜靠在墙上休息。即便这样，他们也可能随时被突如其来的咳嗽或憋气惊醒，“每晚最多睡两三个小时”。这种折磨已经让村里的8个尘肺病人选择了自杀。其中一个下肢瘫痪的病人，为了上吊，把自己挂在卷拉门上，然后用遥控器把铁门升起。王书国的侄子王传堂也目睹过自己的哥哥自杀。2002年，哥哥吞下3大包老鼠药，在他面前“整整抽搐了十几分钟”后，痛苦地死去。这个场面让王传堂“十几天都睡不好觉”，但同样患有尘肺病的他，有时也会羡慕哥哥，“家里的负担轻了，女人趁年轻也能再找个好人家”。“爹娘只剩我一个儿子了，我今天死，明天他们就活不了。”王传堂把自己能够活到现在的原因归结为“心态好”。 两位年过七旬的老人就住在院子的偏房里，大儿子去世后，他们多数时间都沉默不语。每天睡觉前，因为适应不了晚上的凉气，王传堂会连续咳嗽两个多小时。这个时候，他的母亲会一直站在窗外，直到听不到儿子的咳嗽声。王传堂知道这些。“我娘做不了什么，但她一句‘你没事吧’，我心里就好受得多。” 他别过头，红着眼睛说。他向母亲保证“绝对走在您后面”，但他没有告诉母亲，就在这个冬天“最冷的那天”，他分明看到自己咳出了血块。王书国没有那么多负担。他的父母早已去世，儿子也已经成家，现在他考虑最多的事，就是如何死去。他经常看着门前那段不足100米的山路，推测自己剩余的生命。“山下两个尘肺病人，需要歇两次才能走完这条路之后，不到一年就死了。”他张开手臂比画路的长度，“我现在也要歇两次，活不过明年冬天了。”王书国也目睹过大侄子服毒时的场面，这让他打消了喝药自杀的念头。“农药都买好了，但是看到他痛苦的样子，我害怕。”他也尝试过割腕，可是割到一半，又觉得“太疼”，停了下来。最终，他设计了一套满意的自杀计划。“煤气。”他指了指脚下的火盆，露出不好意思的笑容。这些每次回家都会杯盏交错，大笑着谈论挣钱的男人，几乎一夜之间都苍老了在郑忠友的诊所里，和输液的尘肺病男人一样多的，是陪伴他们的妻子。这些女人中，郭秀芹是最常出现的一个。郭秀芹的第一任丈夫、第二任丈夫都因尘肺病死亡。当她嫁给第三任丈夫时，并不知道这个憨厚的男人也会患上尘肺病。郭秀琴说，这是命，因为尘肺病，这户人家快死光了。如今家里都是靠郭秀芹这个女人，农闲时她会进到城里给工地做饭，每月有1000多元收入。女儿在西安上大学，学杂费都是靠她在外打工。这个42岁的女人先后嫁了三任丈夫，前两任都因尘肺病去世，而现任丈夫也刚刚被确诊为尘肺病。她还记得，1998年，第一任丈夫李光山曾去市里的医院检查过。医院没告诉他什么病，只是说时间不多了，让他“回家后啥好吃啥，啥好穿啥”。从医院回家后，李光山少见地带回了礼物。“给我买了一辆自行车，给孩子买了一箱方便面。”郭秀芹垂下眼睑，放缓声调说。那个时候，每个家庭都在积累财富，整个村子还沉浸在“过上好日子”的希望中。村里的年轻女人也不再只会埋头劳动，她们有的换上了鲜艳的衣服，有的甚至涂上了口红。25岁的郭秀芹也开始觉得“原来活着这么有意思”。这个被村里人称作“美女”的女人当时并不知道，那两样贵重的礼物并非她幸福生活的开始，而是她作为尘肺病人妻子漫长日子的起点。3年后，李光山成为村里第一个因尘肺病死亡的男人。李光山去世两年后，郭秀芹改嫁给了丈夫的二哥李光秀，可很快，李光秀也因尘肺病卧床不起。在经历半年“整日整夜的哀嚎”后，他在一个冬日下午，“吞下一整碗排骨汤，头一低就死了”。这时郭秀芹已经习惯每天晚上随时起床，给丈夫喂水，也习惯了在山上砍柴时，中途跑回家给需要“少食多餐”的丈夫做饭。她甚至习惯了“每天看着一个人承受这么大的痛苦”。如今，她坐在自家院子里，皮肤枯黄，眼泡浮肿，头发胡乱地散在肩上。她把刚刚砍下的几捆树枝码成一排，然后生火洗菜。一旁的现任丈夫正在看着对面的大山，晒着太阳。“过去男人对我来说就像大树，现在对我来说可有可无。”郭秀芹摆弄着手中的菜叶，淡淡地说。李光山死后，村里越来越多从矿上回来的男人开始“连家门口的上坡都翻不过去了”。他们很快都确诊了自己的病情。这些每次回家都会杯盏交错，大笑着谈论挣钱的男人，几乎在一夜之间都苍老了。有时他们也会围在火炉旁聊天，只不过，这时的话题已经变成“肺气肿”“肺大泡”，还有“肺穿孔”。他们这时才知道，那些数年前就被吸入肺泡的灰尘，在肺里沉积，最终会要了他们的命。“钻机一开，整个矿道里全是灰尘。”王传堂咧咧嘴，描述在矿上的工作场面，“100瓦的灯泡，只能看到红丝”。每次从矿道出来，他吐出来的都是“黑疙瘩”。在农村见惯尘土飞扬的王传堂，全然没把这样的环境放在心上：“不就是点灰么，两口痰就全吐出来了。”在金矿，工种是分等级的。“背脚”的负责把矿石背出矿道，“碴工”是用矿车清理炸碎的石头。最挣钱的是“钻工”，上世纪90年代初，打一天钻可以收入50元。他们负责在矿道截面上打洞，是接触粉尘最多的工种。和村里的同龄人一样，在从医之前，郑忠友也在金矿打过3年工。在先后做了1年多的“背脚”和“碴工”后，他终于抱上了钻机。可当他揣着打钻4个月挣来的几千块钱回家过年时，在从矿上下山的路上，被劫匪抢得身无分文。“又饿又冷，搭了一个星期的顺风车才到家”。这次“真刀真枪”的经历让他再也不敢踏进矿山，转而重新拾起“做医生”的梦想，在家自学医术。如今，在“接触过村里九成以上的尘肺病人”后，他时常感叹“还真得感谢那几个抢我的老乡”。“如果在矿上再多待几个月，我可能早就死了。”坐在诊所里整洁的办公桌旁，这个戴着眼镜正在开处方的医生抬起头，挑起眉毛说。郑忠友不是村里唯一“幸运”的人。在那个所有人“做梦都想上矿”的时候，村里有些“头脑不太灵光”的人宁愿在家“借钱生活”，也不愿出门打工。那时每到过年，亲戚邻居一块吃饭时，这些“窝囊人”甚至都不会被请上台面。从矿上回来的王传堂也承认，自己“从来没正眼看过他们”。“现在他们至少有个好身体，都去建筑队打工，家里早就盖上楼房了。”王传堂坐在自己的土坯房前，指着山下新盖的楼房说。如今，他后悔自己当初没能“懒一点”，“要饭都比去矿上强”。39岁的江谋银是山阳县西照川镇蛟沟村农民，家中姊妹三人，他是独子。1994年，17岁的江谋银就跟随村里人一起去洛南陈耳金矿打工，每天在井下打钻。几年后，江谋银发现自己身体不适，干起活来上气不接下气，呼吸极其困难。他去医院检查，大夫诊断为肺部感染，直到2012年被正式确诊为尘肺病。“谁有我可怜？”王书国从椅子上站起来，“我没房子，来看我的志愿者也少。”这个冬天的每个周末，王传堂都要“追着太阳生活”。上午，太阳漫过东面的山坡时，他拎着凳子走出阴冷的屋子，开始坐在门口享受阳光。到了下午，因为西面的山太高，王传堂开始跟着未被遮去的阳光，在一条弧形的轨迹上移动。不到下午4点，他已经被逼到院子的角落，那是最后一缕阳光照射的地方。他抬头看看快要消失的太阳，无奈地提起板凳走进屋里，蜷缩着身子坐到火盆旁。3个月前，这个“追太阳的男人”曾坐在村委会的办公室里，盘问前来采访尘肺病的中国青年报记者，查验记者的证件。那时他靠在椅子上，扬起下巴，眼神里充满不屑，丝毫没有一个尘肺病人身上常见的虚弱。“证件看不清，不能采访。”他最后认定。“干部要有个干部的样子。”提到阻拦记者采访的事，去年年初刚当上村委会文书的王传堂忽然严肃起来。他把当上村委会干部当作“这辈子最后的荣耀”，只是他不知道这份荣耀还能持续多久。镇上每两个星期一次的例会让他吃不消，骑着摩托车来回行驶30公里的山路，“太容易感冒”。镇政府的会议室在3楼，因为不想让人看到自己气喘吁吁的样子，他“每次不是第一个到，就是最后一个到”。事实上，这个只有5个人的村委会，其中3个都是尘肺病人。工作中，他们跟普通的村干部没有太多区别。在石佛寺村民的议论里，他们总是跟低保、养老保险、村工程等话题联系在一起。而在那次3个月前的采访中，正是另外两个患有尘肺病的村干部把记者架到摩托车上，带离村子。这些干部工作的村子，原本是个小镇。2014年年底原石佛寺镇被撤掉，由之前镇政府附近的两个自然村合并成现在的石佛寺村。从山阳县城出发，公交车在回形针般的山路上行驶4个小时后，才能到达石佛寺村。在这条3年前才修通的公路上，全程只遇到了个位数的车辆。村口竖着一块石牌，上面刻着：陕西省扶贫开发工作重点村。这个曾经的乡镇，只有两排不到200米长的门面房：一侧是建于上世纪80年代的土房子，另一侧则是与公路一起修建的二层楼房。清晨，整条街上，只有几个老人和中年男人在马路边围在火堆旁烤火，相互沉默。撤镇之后，街上唯一一家旅馆生意急转直下。“大半年只有不超过10个客人，都是志愿者和来采访的记者。”老板娘张开手掌，比画着说。刘明顺今年43岁，尘肺病从一期到三期带 才不过几年时间，现在彻底离不开吸氧机了。刘明顺估量自己活不了多久了，一个月前给自己做好了一副棺材。在这个死气沉沉的村子里，医生郑忠友是最忙碌的人了。“现在村里谁都没他有钱。”一个正在室外输液的病人，望着马路对面的诊所感叹道。郑忠友的诊所坐落在一个现代化的小区里，与土房子的旧街道隔着一条河，几排6层高的住宅楼楼顶立着几个大字：“陕南移民搬迁工程”。那里路灯、广场、健身器材等设施一应俱全。郑忠友小区里的邻居，大部分是在建筑队打工的人和煤窑的矿工。小区也是石佛寺村的尘肺病人议论最多的话题之一。几年前他们打赢了跟金矿的官司，每人获得1万元到5万元不等的赔偿金，几个尘肺病人用这些钱在小区里买了房。“80平方米的房子只要两万元，省点看病钱，给孩子留个房子。”王传堂也买了一套，但始终没钱装修。对于那些没在小区买房的病人来说，有了房子的人，根本不够“困难”。“谁有我可怜？”在自家的土房子前，王书国激动得从椅子上站起来，“我没房子，来看我的志愿者也少”。在石佛寺村，几乎每个尘肺病人都会抱怨自己遭遇的不公：有人病情没有自己严重，却从志愿者那里多得到一桶油；有些人在山下买了房子，但还享受低保……“虚伪。”王书国想了一会儿，说出了这个词。和叔叔不同，王传堂说他不在意这些得失。“志愿者送的是爱心，咱不能强求。”他扬起手在空中绕了一圈，“你看我家前后左右的邻居，都有人给他们送了制氧机，就我没有”。在尘肺病人的抱怨中，郭秀芹是被议论最多的人。她在去年10月被媒体报道后，村里几乎所有尘肺病人谈到她时，都会连忙摆手，小声嘀咕：“嫁了3个男人都是尘肺病，花死人钱呗。”“她家装的可是防盗门。”提到郭秀芹，有人撇了撇嘴说。他指了指自家的房子，上面嵌着的还是20年前的木门。有人猜测：“她带着记者到村里，自己肯定收了不少好处。”这让郭秀芹心寒。她还记得，村里人原本不是这个样子。那时还没有人患上尘肺病，虽然贫穷，但每到冬天大家都会围着柴火堆聊天。谁家有个困难，借钱借粮也不过是一句话的事儿。更重要的是，那时她还对未来充满了希望。47岁的何开山2003年被查出患有尘肺病二期，现在已进展到三期带 。他说严峻的时喘不过气来，都能把小便憋出来。儿子考上西安一所医学院，他期望儿子毕业后能治好自己的病。为了筹集医药费，媳妇带着老母亲在西安打工。“时间长了，就不管他们有没有病了。”一个健康的村民说郭秀芹的第二任丈夫是2011年去世的，那是村里尘肺病患者死亡最多的一年，一共8人。也就在这一年，他们工作过的陈耳金矿“被掏空了”。因为很难再炼出黄金，矿山最终被承包给了私人。矿工们还记得当时的情景。30年前，这个金矿的第一声爆破响起后，一批批年轻农民从全国各地源源不断地涌进矿道。几年后他们走出矿道时，却都拖着虚弱的身体。石佛寺村的男人，也只不过是这些不断更替的年轻人中的一小部分。王书国和他工友也曾作为数据，被写进卫计委《2014年全国职业病报告》里。报告称中国有70多万尘肺病人。这些尘肺病患者中，有人是煤炭工人，他们挖出的煤炭装满一列列火车，再被运到电厂、钢厂，最终转化为不断上升的GDP。也有人是建筑工地的风钻工，他们钻出的桩孔，被灌注水泥后，成为一座座摩天大楼的支柱。可这些与他们都没什么关系，他们只能在无法劳动后回到农村的家，用逐渐变硬的肺艰难呼吸。王书国也一直守着自己的家，那里有3间土坯房子，一头见人就嗷嗷要食的猪，还有4只到处寻找馒头屑的瘦鸡。2004年查出尘肺病时，这个家就是现在的样子。矿上打工存下的积蓄没有换回一块瓦片，只有堆满床头的药瓶子。“好在医保可以报销一部分医疗费了”，王书国感叹着社会的变化，“这是最好的政策。”可这个政策也无法支持他越来越难的呼吸了。据原卫生部的数据，自上世纪50年代建立职业病报告制度以来，中国已有累计超过14万人死于尘肺病。也许病人太多，也或许见证过太多次死亡，在石佛寺村，尘肺病似乎已经不那么令人恐惧了。两个患尘肺病的村干部每天仍然要骑着摩托车巡视村子，一个刚过30岁的病人也会在酒桌上喝得酩酊大醉。“时间长了，就不管他们有没有病了。”一个健康的村民说。医生郑忠友也已经熟练掌握了尘肺病治疗的方法。“必须固心，他们很多都是死在肺心病上。”他一本正经地说，诊室里两个正在输液的尘肺病人，正安静地坐在椅子上。1988年，高中刚毕业的郑忠友和老乡一起去河南“偷矿”。有一次，他背着满袋子的矿石往山下狂奔时，看到了半山腰上正在轰鸣的大型机械。打听得知，这是刚投产不久的陈耳金矿，在恳求下，他最终留下做了“背脚”。那时郑忠友还不知道，他是石佛寺村第一个发现陈耳金矿的人。当时在家一天只能挣不到1块钱，而金矿的工钱每天有10元。郑忠友迅速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村里人，他以为，自己的新发现，将会给全村人带来好运。(中国青年报记者 杨海)（观察者网综合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华商报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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