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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五大发展理念，其中共享发展理念是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共享发展理念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把共享作为一种发展理念，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这是对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的升华。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对社会主义本质做了经典概括，即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提出后，国内学界对社会主义本质内涵的研究纷繁众多。如：“三层次”观，认为它包括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生产关系（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以及根本目的（共同富裕）或上层建筑（共同富裕）三个层次。再如“三级本质”观，认为它分为一级本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二级本质（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和三级本质（共同富裕）。[1]
　　有学者指出，“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这五点概括，既有生产力也有生产关系，但无疑生产力是关键。值得关注的是，习近平在十八届四中全会上指出：‘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对社会主义本质前所未有的新概括。那么，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究竟在生产力还是生产关系？在经济基础还是上层建筑？这是非常值得研究的理论问题。我认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社会主义的判断标准，可以是一个复合结构，但要研究有没有决定性因素，以及哪一个是决定性因素。”[2]
　　本文认为，把共享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既强调了生产力的基础性地位，也要求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统一的角度来认识社会主义的本质，同时共享推崇的社会主义价值取向与目标追求更是对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1. 共享强调生产力具有基础性地位
　　共享包含了对生产力的要求，如果离开生产力这一基础，共享就是空想。生产力生产和提供的财富是共享之源。共享是全体人民对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的共同享有，多样性结构的生产力创造多样性的成果。其中，物质生产力是物质财富共享之源，文化生产力是精神财富共享之源，人类自身生产力是共享主体之源。
2. 共享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统一的角度来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
　　（1）共享体现了社会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
　　第一，生产力是共享的基础性因素，但以生产关系性质为先决性条件。生产力是共享的基础性因素，只说明生产力为共享创造了财富等基础性条件。创造了财富，并不意味着财富能共享，财富能不能共享取决于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生产资料公有制是广大劳动者共同平等占有生产资料，决定了全部剩余劳动（剩余价值）由社会统一占有和支配，并根据等量劳动领取等量报酬的原则分配个人消费品。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共同占有和支配，就意味着共享。同时，生产资料公有制决定了发展生产力是为了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因此，在生产资料公有制条件下，不仅生产力创造的财富能共享，而且发展生产力的目的是为了共享。
　　第二，生产关系的性质是共享的决定性因素，但要受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共享（关系）的决定因素及共享自身是受我国现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具体条件所制约的。如果离开生产力发展水平抽象谈共享，共享可能演变为平均财富的共享，即平均主义意义上“削高平低”的享有，或者成为脱离现实的空想。
　　（2）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统一下实现共享
　　第一，将发展型共享和补偿型共享相统一。[3]发展型共享重在生产力的发展。发展型共享意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进一步解放生产力，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信息化实现工业化，推动生产力跨越式发展，扩大资源、财富的供给总量，在总体发展水平提高的同时，使广大人民群众普遍受益，人人享有的数量和质量得到提高，生活水平得到改善。发展型共享是我们首要追求的共享形式，因为它是通过供给总量的增加，又不相应地减损部分人的利益，而使所有人的利益增加，这是一种真正的共赢，最符合社会公平正义的要求。补偿型共享重在分配的调节。这种共享的实质是对由经济社会体制转型和政策偏向造成的利益失衡进行适当调节。补短板是当前实现补偿型共享的一个重点工作。总之，发展型共享和补偿型共享是共享的两种形式，两者要有机统一。
　　第二，从差异共享到均衡共享。我国现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低，并呈现出多层次和不平衡状态，这决定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不是单一的，而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种情况必然要求我们要确立将按劳分配（主体）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方式，即劳动、技术、管理、资本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大小参与分配。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制度性安排，决定了现阶段的共享具有差异化、非均衡的特征。为了更好地促进共享，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在现有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下，我们既要承认差距，但又把差距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以推进社会公平正义为前提，以推进扶贫脱贫、缩小收入差距为抓手，以推进区域、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保障，逐步促进由差异共享到均衡共享的不断发展。
　　3. 共享反映了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与目标追求
　　公平正义是人类社会永恒追求的理想和目标。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与目标追求就是消灭资本主义制度下存在的剥削与两极分化，建设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马克思、恩格斯第一次指出了实现公平正义的基本条件。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实现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作为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当前实现公平正义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内容和首要目标。
　　共享的制度设计能促进社会主义公平正义价值取向及目标追求的实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围绕共享的三个层次来进行制度设计。第一层次是补短板，确保“底线平等”，逐步缩小收入差距。在基本民生切实得到保障和改善的基础上，乘势而上，不断做大“蛋糕”，改善收入分配格局，以不断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第二层次是使中等收入者逐渐成为社会的主体。这是中长期目标，这一层次的重要标志就是中等收入者的比重不断增加，形成“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形财富分配格局，发展成果惠及绝大多数人。第三层次是享有的结果均等。这一层次的重要标志就是共同富裕，使“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最终实现。
　　总之，共享是“全体人民共同享有改革发展成果”，其要旨是要让“先富”的和“未富”的平等地享有改革发展成果，不仅机会平等，而且结果大体相等（差距控制在人们可以承受的范围内）。随着共建共享的逐步推进，最终实现共富。
二、共享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要求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共享发展要求，是要提升以人为本理念和民生建设在治国理政中的战略地位。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自己理论过程中多次指出，他们的理论是科学性、阶级性和人民性的统一。也就是说，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是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念和政治立场。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因此，这个价值理念和政治立场始终贯穿于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整个过程之中。
　　1. 共享主体
　　人民主要是个集体概念，是众多人的集合体。但是，从共享主体的角度来看，“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中的“人民”内涵似乎显得宽泛一些。
　　从横向维度而言，“人民”包括集体概念的人民和具体的人民。集体概念的人民是指“全体人民”，而不是“一部分人”或“大多数人”。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就明确提出，“使全体人民共同享有改革发展的成果”。“全体人民”，实际上与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先锋队的性质是一致的。具体的人民是指由单个人的复数来理解的现实的个人。“现实的个人”是从事一定物质生产活动的人，是处于一定的社会关系和交往关系中，个人能力、个人需要和个性意识的统一体。因此，“人民”不仅具有“整体主义”的普遍意义，而且具有一个个具体的个人的个体性意义，要体现个体包括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健康和生命安全，以及参与社会生活等在内的多种需求的满足。“人民”是集合与具体的统一。
　　从纵向维度来说，“人民”是指“多代人”，不仅包括当代人，而且包括后代人。对享有成果的分配不仅讲“当代分配”，还应考虑“跨代分配”，要体现“当代公平”和“代际公平”，实现共享的可持续性。
　　由于“人民”内涵的丰富多样性，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就不仅要“为了”和“依靠”整体与个体的人民，以及当代人与后代人，而且常常表现为要应对上述多种关系之间的张力，要处理和平衡多种群体之间的多样利益诉求。
　　2. 共享内容
　　共享内容可以包含很多方面。一是指物质财富的获得，即满足人生存需要的基础性物质成果的获得，主要表现为社会物质财富的合理公平分配，贫富差距的逐步消除，共同富裕的渐次实现。二是指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各方面的进步，即较高层次发展和享受需求的满足。“从政治生活的角度分析，它体现着切实保障人民享有各项合法权益、不断推进社会民主化进程、真正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追求；从文化生活的角度分析，它体现着合理公平分享先进文化产品、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身心需要、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精神追求；从社会生活的角度分析，它体现着通过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保证人民享有完善的社会公共服务，从而不断调节和舒缓公众心理、最终构建和谐社会的理想追求”；[4]从生态文明角度看，它体现了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和更清新更优美的生活环境的追求。三是指民众的获得感，既包括实际的民生改善、物质财富的获得，也包括个体幸福指数的增长和精神世界的完满。
　　当前，经济方面的物质成果是核心和重点，但其他方面的成果也不可或缺。如果把共享的内容直接等同于经济物质成果，就会陷入“单边物质倾向”的误区，存在严重狭隘化和低层次化倾向，与人的全面发展相背离。多样性的成果内容与人的多样性需求是一致的，随着社会产品的不断丰富，人由低层次到高层次的需求不断得到满足，最终使每个人的类特性、社会特性和个人独特性得到充分发展，共享的终极目标就能得以实现。
　　3. 共享条件
　　共享的前提条件是共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要求是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一切为了人民，强调共享发展成果是人民群众的应有权利；一切依靠人民，强调共同建设是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责任。这里提出了共享与共建的关系问题。
　　（1）主主和主客关系
　　主主关系，即我共建，我共享。我既是参与共建主体，又是参与共享主体，也就是我参与共建是为了我能参与共享，我参与共享是为了我能更好地参与共建。我共建，我共享，体现了我作为创造者对自我需求的满足，对自我生存、发展、享受的追求。我共建，我共享，体现了社会对自我劳动创造的尊重和认同，是一个自我价值实现的过程。只有自我充分发挥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才能更好地共享。
　　主客关系，即我共建，他共享。我是参与共建主体，他是参与共享主体。我参与共建的成果，不为我享有，而是为他人享有。我是供给主体，他是供给对象；我是服务主体，他是服务对象。我共建，他共享，反映了共建主体与共享主体之间的“主体―客体”关系，这是参与共建主体社会价值的一种体现，也是参与共建主体的利他精神的反映。
　　（2）因果关系
　　因果关系，即因为共建，所以共享。第一，“共建”是“共享”的前提。一方面，只有共建才能共享。只有人人共同创造，贡献力量，才能人人共享，这体现了每个公民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的统一。另一方面不以共建为前提条件，共享失去财富来源，成“无源之水”，共享就是共同贫穷。我国现阶段，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始终没变，要不断满足人们的各方面需求，理应要求每个人积极参加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不以共建为前提条件，只讲共享，会形成只要权利，不履行义务、责任的严重依赖心理。这方面，西方已有很深刻的教训。在西方，“公民唯私综合症”与福利社会的形成有着紧密的逻辑关系，对福利制度的过度依赖和对国家福利效能的不恰当幻象，都使得公民角色一步步走向“唯私主义”。
　　第二，“共享”是“共建”的结果。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就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广大人民群众创造的财富理应让全体人民共同享有。换句话说，只有成果共享，才能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享有感，增进人民群众对改革发展的信心和认同，才能以更大的热情参与共建。
　　（3）并列关系
　　并列关系，指共建的同时也共享，在共建中共享、在共享中共建。第一，从条件看，共建与共享互为前提，互相促进。共建以共享为前提，没有共享体验，就没有共建激情；共享以共建为前提，没有共建实践，就没有共享预期。第二，从空间看，共建与共享互为其“中”。共建与共享没有先后、主次之分，无论是在共建中共享，还是在共享中共建，其起点都是一致的。第三，从供给与需求的关系看，共建与共享表现为供给与需求的统一。共建与共享存在于互为“供给满足需求”的关系之中。
三、共享是社会和谐的必然选择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要“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这里揭示出，通过分配手段可以更好地促进共享，从而起到增进社会和谐的积极作用。
1. 第一次分配体现共享
　　第一次分配是按贡献分配，即按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进行分配，其中按劳分配是主体。按贡献分配体现了平等（起点平等、过程平等、平等的劳动权利）和自由的理念，强调付出与报酬之间的对称性。但是，在资本要素收益力较大而劳动要素收益力被限小的现状下，初次分配领域中“享有”不公现象时有发生。共享的基本要义是将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尤其要惠及收入偏低人群，做到公平享有。因此，共享必然首先要提高劳动报酬在第一次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者劳动贡献分配的比例。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需要建立在广泛的社会合作基础之上，其理由有三：一是人的社会性说明。个人只有在社会整体合作中才能共享劳动成果，“正是通过建立在社会成员们的需要和潜在性基础上的社会联合，每一个人才能分享其他人实现出来的天赋才能的总和”。[5](P414)二是联合劳动不仅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且可以进行“合作剩余”（“利润”）分享，故而可以使劳动报酬增长与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三是劳动性收入在初次分配中比重低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私企中资本和劳动的分离。因为资本和劳动的分离致使职工的劳动收入只是其劳动力价值部分，而不包含其创造的剩余价值分割部分。
　　可以说，社会合作，不仅是人与人的合作，还包括人与资本的合作。我们可以通过建立基于社会合作之上的共享来提高劳动性收入：一是在国企中，要消除平均主义，做到合作与竞争相结合；要区分一般性劳动和创造性劳动，使劳动报酬真实地反映劳动者实际投入的数量和质量，同时职工要参与企业利润的分享。二是在私企中，要加强企业主与职工的合作，企业主要消除“雇佣劳动”观念，尊重职工合法权益；要使资本与劳动相统一而不是对立，让职工参与企业“剩余价值”（“利润”）的分享；要加强政府、企业、职工的沟通，形成工资三方协商共决机制。三是提供资本与劳动合作的机会。一些弱势群体，他们拥有劳动力，也是劳动者，由于缺乏就业机会，最终未能享受到第一次分配。如果能创造资本与劳动合作的机会，譬如投资开办企业，就可以为他们提供就业岗位，使他们获得劳动报酬。以资本与劳动合作方式提供就业岗位，既可以增加未就业者劳动性收入，又体现了先富带后富的精神。因此，通过广泛的社会合作，可以在第一次分配中体现共享理念，促进社会和谐。
　　2. 第二次分配促进共享
　　第二次分配是基于公平正义的分配，可以弥补第一次分配的不足。我们可以通过完善社会调剂、社会保障制度等方式，更好地提高共享水平。一是完善社会调剂制度促进共享。“所谓社会调剂，是指立足于社会的整体利益，对于初次分配之后的社会利益格局进行一些必要的调整，使广大社会成员普遍地不断得到由发展所带来的收益，进而使社会的质量不断地有所提升。如果说初次分配主要是侧重于经济领域的话，那么社会调剂则主要是侧重于社会领域。”[6]社会调剂表现为在某种规则下，社会资源在社会成员之间的转移或调剂。社会调剂是为了消除经济领域中资源分配不平等因素和市场经济风险性因素，使部分社会资源向资源相对匮乏者或处境不利者转移，以解决或减少过大的贫富差距。所以，社会调剂有助于实现人人共享，普遍受益。社会调剂在以社会干预方式进行时应确保每个社会成员享有平等、自由的基本权利不受伤害。当社会资源在向境况较差的社会成员转移或调剂时，不应当损害境况较好的社会成员的平等、自由的基本权利，这是社会调剂应当把握的尺度。我们可以通过实现充分就业、合理的税收，实施行之有效的社会福利政策，大力发展和普及教育事业，营造广泛的社会公平环境等途径，来不断完善社会调剂制度，确保社会成员的基本生存底线，以及普遍提升社会成员的生活质量和发展能力。
　　二是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促进共享。社会保障制度是共享的基本制度保障，也是给人民群众带来较大获得感的重大制度安排。我们可以加快社会保障立法进程，建立健全社会服务体系、完善社会救助制度，发挥社会安全网作用；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加大在健康、就业、养老、住房等领域的投入；创新服务，针对新型的、个性化的社会需求，发挥公共资源的杠杆作用，实现效率最大化；创新技术，利用“互联网+”途径，提供便捷的个性化社会服务和社会救济，增加国民福利。
　　3. 第三次分配引导共享
　　第三次分配是基于道德力量的分配，其目的在于通过动员社会力量，建立民间捐赠、慈善事业、志愿服务等多种形式的制度和机制，对市场及政府的服务不足予以补充，这是出于责任的分配方式。
　　以志愿服务为例。通过志愿服务，一方面，志愿者个体获得精神成长、价值实现、道德提升；另一方面，志愿服务对象不仅改善了物质生活条件而且获得精神温暖。因此，志愿服务既能促进个人的精神享有，也促进了社会的共同享有，促进了社会的和谐与进步。
　　第三次分配的过程能让人们更深入地体会精神的力量，更真切地感知社会的温暖。在这样的过程中，社会优良风尚得以逐渐形成，人们的精神享有程度得到逐步提升，由此能够调节民众对物质获得感的预期，明确应得及其限度。共享是渐进的过程，初级阶段的共享不可能是理想态的，只有明确应然与实然的差距，认清共享的可能与一定限度才能促进和谐社会的更好实现。
总之，通过三次分配体现、促进和引导共享，可以增进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存、共生和共赢，从而实现以利益和谐为基础的社会和谐。
参考文献：
　　[1] 包心鉴.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思想研究述评[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3，（3）.
　　[2] 胡伟.十八大以来治国理政新取向[N].解放日报，（8）.
　　[3] 张贤明，邵薪运.改革发展成果共享与政府责任[J].政治学研究，2010，（6）.
　　[4] 佘远富.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命题[J].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1）.
　　[5] [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M].何怀宏，何包钢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6] 吴忠民.论公正的社会调剂原则[J].社会学研究，2002，（6）.
责任编辑：陈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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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四个全面”的科学含义
核心提示：习总书记提出的“四个全面”的思想，深化了对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发展规律的认识，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从总体上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党的十八大提出的总目标，全面深化改革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实现这个总目标的两大支柱，全面从严治党则是各项工作顺利推进、各项目标顺利实现的根本保证。
2014年12月，习总书记在江苏考察工作的时候强调要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
在这次讲话中，习总书记第一次提出了&四个全面&的思想，深化了对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发展规律的认识，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那么，这&四个全面&是什么关系呢？从总体上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党的十八大提出的总目标，全面深化改革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实现这个总目标的两大支柱，而全面从严治党则是各项工作顺利推进、各项目标顺利实现的根本保障。&四个全面&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内在关系。
我从四个方面介绍一下&四个全面&的思想：第一，深入把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本内涵；第二，系统认识全面深化改革的主要任务；第三，科学把握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战略意义；第四，深刻认识全面从严治党的本质要求。
一、深入把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本内涵
十八大提出，到2020年我们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当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我主要从下面几个方面来介绍一下。
（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构想的形成与发展经历的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邓小平理论最早提出要建设小康社会。在1979年12月，邓小平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讲，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概念，而是&小康之家&。从1979年第一次提出小康社会的思想以后，小平同志围绕着建设小康社会提出了很多新的思想。
第二阶段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构想。在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到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并作出具体的战略部署。
第三阶段是科学发展观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要求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思想。党的十七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要求。党的十八大第一次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为此做了很多的战略部署。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全面建成的小康社会是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人民民主不断扩大，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取得重大进展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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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贤博校对：总编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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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经济运行出现新特点，在这个爬坡迈坎的关键时期，中央明确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
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心得体会一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提出：“实现‘十三五’时期发展目标，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必须牢固树立并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这对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五大发展理念各有所侧重，又是一个有机整体，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展观念和发展方式的系统集成与理论自觉，为我国未来五年全面深化改革、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提供了顶层设计。上海作为“改革开放排头兵、创新发展先行者”，对此应在思想上有更高的认识自觉并在实践上有更积极的作为。
回顾与前瞻：突破短板
上海曾是“近代远东第一大都市”和“现代中国工业中心城市”，改革开放以来，以浦东新区、自贸试验区等“上海探索”为标识，上海在坚持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探索“中国式现代化”路径上不断取得重要进展，为我国其他地区和城市的改革开放发展提供了有益的思路、经验、做法，可以说为形成五大战略理念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但与五中全会提出的“四大战略布局”相比，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和不足。“十三五”的号角已经吹响，对照五大发展理念及其目标要求，认真总结上海 “十二五”时期的经验和问题，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新征程中继续做好“排头兵”和“先行者”，上海不仅有这个实力与条件，也是历史赋予这座伟大城市的新使命。
创新发展是上海最突出的城市精神和实践风格。这既与上海在科学研究、产业技术、中国制造和上海品牌等方面的百年积淀密切相关，也是由当今上海所承担的国家战略任务和转变城市发展方式两方面所决定的。按照国务院最新颁布的城市划分标准，上海已不再是“特大城市”，而是属于为数不多的“超大城市”之一。在经历了前些年的高速发展后，上海的各种资源与环境条件已濒临红线，大城市病日益严重。2014年 5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调研时对上海提出“加快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进军”的新要求。2015年，“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作为上海“一号课题”加速研究和布局，在随后出台的加快建设科创中心“22条意见”中，明确提出把上海建设成为“综合性开放型科技创新中心”并“跻身全球重要创新城市行列”的目标。在此目标下，上海的科研投入不断加大，2014年已相当于发达国家水平。同时创新资源迅速集聚，目前的“大张江”已集结了全市80%以上的科技创新资源。但也存在体制机制不健全、“颠覆性创新”少、创新商务成本偏高等问题。如何把“创新发展”理念与“科创中心”建设更密切地结合起来，应成为上海“十三五”规划编制的重中之重。
协调发展既是上海一直在努力追求的目标，也是目前面临的比较突出的问题。“城市病”的主要原因是城市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协调。为了促进城市健康和可持续发展，上海一直在调整城市战略定位。1990年代以前，上海的目标是“经济中心”，2000年以后，变为以“四个中心”为基本框架的“国际大都市”，但仍局限在“硬件”上，2007年上海提出建设“文化大都市”，补齐短板，走过了一条从“一个中心”到“四个中心”，从“一个城市”到“两个城市”(国际大都市+文化大都市)的探索道路。但这主要是在顶层设计上完成了对城市主要功能和目标的协调，在实际的发展过程中仍存在一些问题。与西方同级的大都市相比，上海最大的差距不在硬实力上，而在软实力和软环境。在长三角城市群内部，产业竞争、交通联动、环境保护、社会服务等协调问题依然艰巨。在“四个中心”方面，航运中心进展相对滞后，而金融中心尚未取得重大突破。在城乡一体化方面，一些珍贵的传统村落未能得到有效的保护。这些都是“十三五”时期需要重点抓紧落实的紧迫性工作。
资源不足是上海发展的最大瓶颈，绿色发展成为上海发展的当务之急。上海是个美丽的海滨城市。但由于自然资源匮乏，生物资源不足，植物群落结构简单，林木资源有限等，同时由于过度的利用和污染，上海目前已成为水质型缺水城市，这些问题严重威胁着上海发展的自然资源与环境条件。上海的建设目标是国际大都市和文化大都市，人口和空间是城市发展的两大基本问题，前者需要宜居的城市环境，后者需要有足够的土地发展经济。但上海在这两方面均不乐观。首先，上海市区土地严重超过负载能力。截至 2014年底，全市建成区面积3124平方公里，超过市域陆地面积的45%，已逼近规划规模3226平方公里。所以在新一轮城市规划编制中，已设立了城市建设用地“零增长”的红线。其次，上海市区土地规划建设严重不均衡。其中最突出的是工业用地比重过大，高达27%。而公共设施和绿地的用地比例偏低，如人均公共绿地仅为7.1平方米，而养老及社区文化、体育等公共服务设施也相对不足。其他还包括大幅降低能耗和碳排放等。如何以节约资源，提高技术、改善环境等为主要手段，平衡好人口膨胀、资源约束、生态环境压力加大的矛盾，推动城市经济增长、社会进步，也是上海在“十三五”时期必然面临的“大考”和“难题”。
开放发展是上海城市的优良历史传统，上海也是中国开放发展水平最高的大都市。在宋代，上海一带已有日本、新罗等国的海船进行官方贸易。 2001年5月，国务院在批复《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时提出把上海建设成为经济繁荣、社会文明、环境优美的国际大都市。在“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的时代大潮中，2013年8月国家在上海设立了首个自贸试验区。截至目前，上海自贸试验区前后两批54项开放措施，有近900个项目落地。在第二批31项开放措施中，也有多个项目落地。此外，新修订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新出台的《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外律师事务所互派律师担任法律顾问的实施办法》和《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外律师事务所联营的实施办法》等，一方面大幅减少了国际投资贸易的限制性措施，另一方面也为“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作出了积极的尝试，不断刷新着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的“开放”内涵。但坦率而言，上海在开放型经济体制建设上还存在不少薄弱环节，如人口的国际化程度较低、与国际投资贸易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制度框架尚未真正建立、服务业开放程度不高、外资管理审批环节多等。展望“十三五”时期，上海作为长江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城市，在“开创对外开放新局面”中应有更大的手笔和更良好的表现。
共享发展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也是实现“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基本内涵。上海作为沿海发达城市，在共享发展方面正在作出引领性的探索。一是目标领先。上海市提出到2020年在全市建立起比较完善的政府购买服务制度，形成与城市相匹配的公共服务资源配置和供给体系，公共服务水平和质量显著提高。还有上海市将于2016年实施《上海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办法》，建立城乡居民统一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等。二是成绩显著。和一般城市的“一小时服务圈”、“半小时服务圈”不同，目前上海已建成10―15分钟的社区养老服务圈，到2020年底将实现全市街镇与基本管理单元的全覆盖。但也有不足。以社区文化活动中心为例，在某些中心城区，平均每4平方公里就有一个，而郊区平均每30平方公里才有一个，个别的城镇，100平方公里只有1个。不仅数量分布不均，服务水平差别也比较大，在个别地方还存在社区文化中心被挤占、挪用等问题。如何结合特大型城市的海量需求和特点，由政府牵头，广泛动员市场和社会力量，参与建设城市共享发展新格局，也是上海在“十三五”时期需要重点规划和布局的。
实现全面和更高水平的发展
作为“排头兵、先行者”，上海应在牢固树立并切实贯彻五大发展理念的前提下，充分结合自身的积累和优势，把“全面发展”和“更高水平发展”作为更高要求，指导自身的全面深化改革和更高水平的开放创新。建议上海在“十三五”时期重点做好一个中心的顶层设计和三大领域的战略研究。
一个中心的顶层设计是“科技创新中心城市”。在“十三五”时期，上海应以此为战略核心，研究、规划和建设“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城市”，为推进五个发展理念在上海实施提供巨型城市平台。创新发展是一个整体，也需要系统性的支持，而城市就是这个整体和系统。这是在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城市化背景下，从战略角度发现和创造未来的上海。
三大领域的战略研究主要包括中国语境、社会土壤和主体条件。在某种意义上，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理念的系统集成，同时也借鉴吸收了当今世界的发展理论和思想智慧。由于后者的原因，在研究和认识上就难免出现“不同阐释”，在建设和实践中也必然存在着不同的标准与评估，这些问题不能得到有效和较好地解决，既会在思想舆论中产生混乱，也会因此影响到实践进程。所谓中国语境，是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研究五大发展理念，建构具有中国话语特色和现实需要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理论体系，为中国和上海提供坚实和科学的理论支持系统。所谓社会土壤，是要充分结合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的城市特点和发展需要，研究和制定“接地气”和“看得见”的具体可行的指标体系，为五大发展理念从“抽象”走向“现实”建立中介和桥梁。所谓主体条件，就是要及早考虑培养一批能承担起贯彻落实五大发展理念的“人”。目前，中国和上海的经济都在经历增速放缓、转型调整的阵痛，具体的挑战会有很多。但从战略研究角度，主要是人的问题。人的问题的本质是“有没有合适的人去做”或“这样一群人能否完成历史赋予他们的艰巨任务”?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无论历史进程会出现什么意想不到的风雨，也不论现实条件怎样贫瘠和恶劣，只要有一大批不辱使命的“主体”，就可以创造任何人间奇迹。这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大发展理念的总体框架下，努力和加快实现上海全面和更高水平的发展的关键所在。
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心得体会二
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10月29日一经公布，在全国政协委员中引起了极大关注和强烈反响，尤其是全会通过的“十三五”规划建议中提出的五大发展理念让政协委员们倍感振奋。
委员们认为，全会及其通过的《建议》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目标，首次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为我国“十三五”乃至更长时期的发展描绘出了新的蓝图，彰显了以新理念引领新发展的战略思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行动指南。
发展理念对了头实践一步一层楼
公报强调，实现“十三五”时期发展目标，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必须牢固树立并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归根到底是个发展问题。发展理念对了头，实践一步一层楼。”在全国政协委员、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管理合伙人张连起看来，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是中国共产党在深刻分析战略机遇期、总结国内外经验教训、把握国内外发展大势的基础上形成的，集中反映了党对执政规律认识的深化、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解决的是发展动力问题;协调是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解决的是不平衡问题;绿色是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解决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问题;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解决的是国际国内联动问题;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解决的是民生公平正义问题。这五大发展理念相互贯通、相互促进，是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集合体，不能顾此失彼，也不能相互替代。
“这五大理念，内涵丰富，博大精深，是改革开放30多年我国发展经验的集中体现，也是‘十三五’乃至更长时期我国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对我们集团谋划‘十三五’期间的发展具有重要参考意义。”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王滨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已经对如何贯彻这一发展理念，有了深入的思考。他说，坚持创新发展，就要求他们主动参与金融体制改革、投融资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大力支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大力支持智能制造、高端设备、信息技术等新兴产业发展，积极拥抱互联网;坚持协调发展，就要求他们坚持区域协同、城乡一体、军民融合，根据东中西部不同特点拓展保险业务;坚持绿色发展，就要求他们大力支持绿色清洁生产，积极推动低碳循环发展，加大新能源投资力度，积极参与能源革命;坚持开放发展，就要求他们积极参与金融业双向开放，积极投身“一带一路”建设，为我国企业走出去提供保险保障;坚持共享发展，就要求他们积极参与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大力推进健康中国建设。
与王滨委员一样，来自东风汽车公司的全国政协委员马力对汽车工业在“十三五”时期的发展中如何贯彻这一理念也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在“十三五”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汽车工业应遵守这五大发展理念，积极采用互联网+的模式，在不断创新中提高产品技术水平，协调好汽车产业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关系，按照绿色环保的概念，大力推进新能源汽车的研发和应用，在对外开放中进一步促进自主品牌车型的健康发展，让广大人民群众都能享受到现代交通工具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征途中的积极作用。
摆在核心位置，让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
五中全会公报中提到，坚持创新发展，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各方面创新，让创新贯穿党和国家一切工作，让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民航大学副校长吴仁彪非常赞同这一理念，希望国家在不断推进创新发展的大背景下，尽快建立统一的数据公开平台，推动基于数据公开的经济社会管理新模式。结合本职工作，吴仁彪重点谈到了推进高等院校学科建设水平和投入绩效的社会化评估建设。“国家给高等学校投入的效益如何、公平性如何，如何均等化、高效率地使用财政资金引导不同区域、不同层级、不同学科的发展，最好在数据公开的前提下，创新引入第三方评价机制。”此外，也应当基于大数据分析公开航班延误信息，改革现有空域管理体制，提高空域资源的使用效率，减少因航班延误造成的损失和社会矛盾。
吴仁彪认为，人才是创新之本、个性是创新之源，包括新闻媒体在内的公共资源应当积极加强宣传和支持，引导全社会形成尊重创新、尊重人才、包容个性的氛围，使更多像屠呦呦这样的科学家能有更大的热情和精力，以及更好的环境投入到创新中去。
公报提出的五个发展理念，第一个就是创新，要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必须创新，释放新需求，创造新供给。在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贾庆国看来，当前，我国面临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拐点，经济发展进入瓶颈，需要培育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他认为，创新需要平台，需要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和相应的制度保障，他希望，未来五年，在这方面还要进一步加大改革力度，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
发展是第一要务，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全会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同时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要准确把握‘十三五’时期我国发展的指导思想和目标要求，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用新的发展理念引领发展行动，用力补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存在的短板。”全国政协委员韩必省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建议中提出的“十三五”期间农业现代化取得明显进展，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普遍提高，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令人瞩目。
韩必省委员老家在浙江温州的苍南县，历史上就曾经是多年的贫困县，由于地理位置长期受台风困扰，至今仍有不少人还未享受小康生活。他认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贫富差距过大，同样也不是社会主义，增进收入水平、提高消费能力，要提高民众获得感，使他们实实在在感受到全面小康幸福度的重要举措。他说，中国梦，说到底是个共同富裕的梦，是13亿中华儿女共享改革发展红利的梦。
无党派人士界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律师刘红宇在参加完中央统战部全会精神传达会后，写下了一条微信：“总书记说不发展有不发展的问题，发展起来有发展起来的问题，而且可能问题更多。‘十三五’如何作好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文章，这是党对人民的承诺也是责任。实现这一目标决不能只追求快，要把产业的质放首位，绿色环保求发展，法治思维保发展，这是大计。”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刘红宇表示，中国经过三十多年的高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同时也面临着诸如分配不均、环境污染等诸多问题。“十三五”期间的转型发展，法治思维应当是贯穿于各个环节的重要抓手，一切要依法、遵法进行改革。
五中全会公报中的“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受到社会各界普遍关注。在全国政协委员黄泽民看来这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举措，这也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的具体体现，会对社会各方面产生深远影响，包括相关产业、住房、教育、养老等等，总体上影响是积极的。他认为，下一步还应认真研究相关配套政策如何调整完善，要将人口政策进一步细化，比如抚养孩子的成本问题，失独家庭的补偿问题，政策放开之后会对人口结构、应对人口老龄化起到什么样的作用等等，全社会都要为此做好准备。
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心得体会三
随着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经济运行出现新特点，在这个爬坡迈坎的关键时期，中央明确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五大发展理念，是我国顺应客观规律、实现科学发展的理论指引，也是各行各业突破发展瓶颈、厚植发展优势的实践指南。
银行业与实体经济共生共荣，对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国民经济的良性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近年来，面对实体经济的新需求、新特点，中国银行业顺势而为启动转型，在实践中积累了不少经验，也遇到一些瓶颈。五大发展理念的提出，不仅帮助银行业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更为转型探索中的银行业明确了转型升级的方向和路径。广发银行用五大发展理念指导银行战略制定，并结合自身实际，开展了多维度的改革实践，为新时期股份制银行转型发展提供了可供参考的样本。
一、坚持创新发展，着力提升核心竞争力
“在五大发展理念中，创新发展理念是方向，是钥匙。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银行业在转型升级过程中，必须将创新发展理念贯穿全程，以提升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并带动实体经济乃至全社会的创新驱动式发展。广发银行从顶层的战略创新做起，不追求“一窝蜂”同质竞争拼蛮力，而是坚持特色定位和差异化发展，深耕小微金融和消费金融，形成了广发信用卡、“24小时智能银行”等一批深受人民群众喜爱的特色产品。在落实国家“十三五规划”导向、谋划广发银行年五年规划方向时，我行结合市场趋势和自身特色，打破银行传统的业务条线壁垒，积极探索新的盈利模式和服务模式，创新提出打造“三个银行”的转型路径。一是“交易银行”。从以信贷业务为主向以客户交易活动为中心的综合化服务转型，建设覆盖企业各个交易环节、交易对手的服务体系，并通过信息中介、现金管理、管理咨询等服务，为客户全方位创造价值。二是 “财富管理银行”。迎接“全民理财”时代的到来，既为高净值私人银行客户、中高端贵宾客户提供专属服务，更成为普罗大众进入多层次金融市场获得财富增值的桥梁，通过专业摆布资产配置，提高我国居民的财产性收入。三是“网络银行”。加快“互联网+银行”实践探索，努力打破传统业务边界，推动线上服务与线下服务深度融合，广泛参与到社会经济活动的各个场景，为客户提供场景化、智能化的泛金融产品和服务。在创新战略的框架下，我们还将积极开展产品创新、服务创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等多维度创新，将创新成果惠及实体经济和社会民生。
二、坚持协调发展，着力提升稳健经营水平
协调是实现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改革发展要“做到蹄急而步稳”，这与银行秉承的“稳健经营”在内涵上高度一致。银行作为社会资金枢纽，承担着服务国民经济、高效配置资源、防范系统性风险的社会责任，必须协调好多方面关系，确保稳健发展。广发银行围绕协调发展理念，将着力协调好“三大关系”。一是风险管理与业务发展相协调。未来一段时期银行业面临的风险形势依然严峻，要把风险管理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用经风险调整后的收益来真实评价业务效益，坚持在风险可管控、可承受的前提下推动业务，同时积极配合“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的改革步伐。二是资产业务与负债业务相协调。适应利率市场化、存贷比政策调整等新变化，优化资产负债管理方式。对负债业务以成本控制和流动性管理为核心，强调“量价平衡”;对资产业务以优化结构为主线，继续发挥我行在小微金融和消费金融等方面的差异化优势，坚持“好钢用在刀刃上”，通过信贷资源配置撬动实体经济新动能。三是表内业务与表外业务协调发展。对金融资源做到“表内表外一盘棋”，灵活运用银行贷款、直接投资、同业业务、表外融资、债务承销、资产管理等各种融资工具，满足客户的“全融资”需求，在为实体经济“输血”的同时，拓宽银行收入来源。
三、坚持绿色发展，着力提升资源使用效率
绿色发展理念旨在提升资源的使用效率，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对于银行来说。绿色发展包括两个层面的意义。一方面是在信贷策略上，支持绿色金融。按照“做优增量、盘活存量”的原则优化信贷资源配置，结合“一带一路”、京津冀一体化、长江经济带建设等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十三五规划”产业升级方向，加大对代表新经济、新技术、新商业模式的信贷支持;落实“去产能、去库存”工作要求，对产能过剩、低端落后、高能耗、高污染的企业授信逐步压缩退出。另一方面是在自身管理上，实现集约经营。充分认识到各类资源的稀缺性，摒弃传统粗放式增长方式，积极探索内涵型发展道路，提升资源的单位产出效率。如，广发银行2015年已全面投入使用广发南海金融中心，这是国内领先的银行后台综合化服务中心，通过高效率、高质量、低风险、低成本的管理体系，提升中后台集约化、自动化、智能化水平，节约了前台人力，降低了操作风险，并大大地节约了社会资源。
四、坚持开放发展，着力构建市场共赢格局
全方位的金融开放格局让银行面临更多的竞争主体，同时也促进了金融要素有序流动、金融资源高效配置、金融市场深度融合。银行业树立“开放思维”，加强对外合作，发挥金融协同效应，将向更高的发展层次迈进。一是探索跨业综合经营。在“金融脱媒”的背景下，银行可加强与证券、保险、信托、基金等其他金融子业的合作，打造全产品的“金融超市”，为客户提供一体化的金融服务，实现金融的“再触媒”。二是大力推动异业合作。顺应金融业与多业态的融合趋势，银行可与物流、运营商、电子商务、智能制造等联手搭建跨界合作平台，将银行在风险管理、线下网点、品牌声誉等方面的优势与异业机构在客户、产品、创新等方面的资源有机整合，形成泛金融服务平台。三是大力推动跨境金融服务。把握“一带一路”建设、人民币国际化等带来的重大发展机遇，加速自身在境内“一带一路”沿线及海外布局，统筹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为我国企业“走出去”提供融资、结算、风险参与等全方位支持。
五、坚持共享发展，着力提升转型升级普惠面
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银行作为链接千企万家的重要行业，应该扩大自身转型升级成果的惠及面，为实现共同富裕做出应有的贡献。对外，要增强社会对金融服务的获得感，大力推进普惠金融发展。普惠金融具有受众客户数量多、分布广的特点，若发展得好，能摆脱传统“二八法则”的“垒大户”惯性做法，通过“薄利多销”实现“长尾效应”，开辟新的业务蓝海，实现银行与社会的共赢。银行业可借助互联网技术不断降低金融服务成本，扩大金融服务渠道网络，以小微金融、涉农金融、消费金融、网络金融为重点，为广大基础客户提供低门槛、低收费、低成本、更便利的金融服务。对内，要增强员工对发展成果的获得感。人才是银行发展的最宝贵资源，广发银行近年来屡次被权威机构授予“最佳雇主”称号，正是由于坚持发展为了员工、发展依靠员工、发展惠及员工的原则，建立科学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打造多层次、全方位、穿透式的员工培训体系，完善公平透明的人才职业生涯发展方式，为员工干事创业提供良好的平台，由此激发银行转型升级的活力。
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心得体会四
列车浮了起来，“抱”着铁轨，贴地“飞行”，仿佛轻风掠过;满满当当一杯水，立在车内地板上，爬坡拐弯，杯稳如初，滴水未溢――今年5月以来，往返长沙高铁南站至黄花机场的人们，都可以来一次奇妙的磁浮体验。仅仅20分钟，便捷舒适又稳当。
这条全长18.55公里的中低速磁悬浮商业运营示范线，百分百湖南“智造”，烙上了两项“第一”：既是中国首条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中低速磁悬浮线，也是目前世界运营里程最长的中低速磁悬浮线。
近几年湖南的创新成绩单特别靓：世界运行最快的天河二号超级计算机，世界大面积亩产最高的超级杂交稻，世界最长臂架混凝土泵车……
除了这些规模数一数二的“明星”大块头，在湖南的创新版图上，更有如雨后春笋般冒出的1300余家行业“隐形冠军”，虽偏居一隅，却影响世界。
月，湖南高新技术产业增长15.8%，服务业增长9.5%，移动互联网产业增长71.6%。
根据科技部7月20日发布的《中国区域科技进步评价报告2015》，湖南2015年综合科技进步水平指数为54.29%，同比提高了4.68个百分点，增幅位居全国首位。
素来敢为人先的湖南，对创新发展的理念领会更深刻，实践更积极。
多了一些奇思妙想。“玻璃面板为什么不能用在手机上?”13年前的这个灵感，让一个做手表壳的8人小作坊，发展成了现有员工近9万人、市值超过500亿元的蓝思科技公司。
多了一些超前思维。位于湘潭经开区的泰富重工，不像其他工程机械企业只卖产品，而是一个订单，从设计、施工到融资一揽子解决。公司投产仅三年，产值逼近200亿元，在装备制造业不景气的大环境下实现了逆势增长。
多了一些专注精神。18年深耕环保领域，当别人都把投资目光聚焦于房地产等“来钱快”的行业时，刘正军矢志不渝，终于成就了今日的永清环保――湖南唯一一家a股上市环保企业。
多了一些勇气担当。就像那条中低速磁悬浮线路，能在短短2年之内，从一纸蓝图成为乘客眼里的“追风者”，除了研发单位的恒心与建设单位的齐心外，最重要的，是决策者的决心。“企业开发这个项目有10多年了，如果政府不推动应用，就落不了地。”中国工程院院士、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专家委员会主任刘友梅感慨，“创新的源头是企业，但创新成果的市场准入需要政策的支持。”
没错，创新伟力的迸发，要多一些政府的包容护航。湖南湘江新区是去年4月经国务院批准设立的中部首个国家级新区，承担着包括探索创新发展路径在内的六大重点任务。如何让创新者减少顾虑，为其撑腰壮胆?新区近日出台了《关于建立容错免责机制的实施办法(试行)》，为锐意改革者买了一份“安全险”。“不沿海，不沿边，要素驱动的老路走不通，如果再不用好创新这把金钥匙，建设美丽富饶新湖南还从何谈起。”湖南的决策者如是说。
企业的动力，市场的活力，政策的引力，政府的定力，创新需要多种合力。在三湘大地上，这些力量正在蓬勃生长。
“以前我讲在我90岁前，要实现每公顷17吨的目标，现在看来，有望实现18吨。”7月初，在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86岁的袁隆平，壮怀不已，又生长着新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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