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杂谈]郎咸平的国企“解决方案” :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转载)
郎咸平：国企“解决方案” 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 --------------------------------------------------------------------------------.cn 日 10:08 四川新闻网-成都商报 相关研究：郎咸平：国企改革新模式-青啤的职业经理人制度通过青岛啤酒详解其国企改革新模式——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 中行抵债资产网上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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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由商务部主办的全国投资融资研讨会在厦门召开。经过一周的沉默，著名经济学家郎咸平出现在会议上，并继续其一贯锐利的发言风格，在会议上以“国企改革新模式———青岛啤酒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为题，提出了他的改革方案。 值得关注的是，就在郎咸平发言进行的同时，各方人士也不约而同地希望郎教授能给出一个“解决方案”。中华工商时报报道称，在国资委内部，已被媒体大肆渲染的“郎顾”争论并没引起多大的波澜，因为郎咸平提出的问题并不新奇，早就存在，这也是许多专家的共识。问题的焦点已经集中在如何去解决“国有资产流失”上，各方人士也不约而同的希望郎教授能给出一个“解决方案”，“否则他难辞其咎”。国资委的有关人士说。由此，郎咸平昨日公布的这一论文，显得更有其特殊意义。 昨晚，经过郎咸平独家授权，本报率先得到了该论文予以刊发(本报有删节)。我特别选择了青岛啤酒来阐述我的国企改革理念。青岛啤酒和海尔有相当的对比性。第一，两家公司都是国资委管理的公司，第二，两家公司都在青岛，第三，海尔的张瑞敏是1985年被任命的国家干部，而青啤的金志国是2001年被任命的国家干部。但是海尔集团的资产在这19年间被转移到了海尔职工持股会，而这也正是我所批评的国企改革的问题。但是青啤的金志国在这3年间以我所提倡的职业经理人的身份经营了青岛啤酒，而获得了股民的肯定，因为他替股民创造了财富。我在此文将把青啤的职业经理人的改革做法详细地介绍给读者。我认为青啤的改革值得政府关注。年的错误发展青啤日在香港上市，同年8月27日在上海上市。青啤的品牌一向走高中档的市场，从1993年开始，青啤前总经理彭作义希望借着收购当地啤酒品牌来打入不同省市的大众市场。为了能在短时间内占领更大的市场，因此不得不实施“低成本收购”。截至2001年，青啤的并购中有42%属于破产收购，这个比例是相当惊人的。到2001年，青啤已完成了40多项收并活动，成为全国最大的啤酒厂。但青啤的一连串紧密购并活动导致其负债累累，债务资产比率达到89%。过高债务资产比率令青啤融资成本上升，利息支出大增，增加了青啤的财务压力。2001年以职业经理人为本的改革在原先国企的架构下，以及地方政府的指点下，职业经理人金志国开始了他的困难的改革。他的改革充分说明了我所提倡的职业经理人制度是可以改善国企的经营绩效的。2001年7月，金志国明确地调整青啤的营运战略，着力推行改革，提升公司的内部核心竞争力。青啤的改革措施有架构重组、品牌重组、增减子公司股权、减慢收购速度。我认为这些重组的做法对于国企改革而言具有相当参考性。(1) 架构重组未重组前，青啤的子公司每个都是独立的营运单位，同一地区内的子公司的营销范围没有清晰的划分，各自有销售网络和行政单位，造成资源重叠和浪费。青啤于是自2000年起先后组建8个事业部，把全国的子公司按区域收归各事业部，划小范围管理，统一产供销、市场及行政管理，共同使用运输、分销等系统以实现资源优化配置，节省人手及成本。2000年，青啤在青岛本部首先建立ERP信息系统，并为各部门建立管理信息系统模块模型。在事业部制度的区域管理和ERP信息系统的基础上，青啤成立了仓储调度中心，对全国市场区域的仓储活动进行重新规划。2002年，青啤和招商局成立合作物流公司，全面接管青啤的物流业务，让青啤能从不在行的领域里抽身。青啤将物流外包的结果是一年节约1000万元，而且青岛啤酒运往外地的速度也提高了30%。(2) 品牌重组经过一轮疯狂收购后，青啤旗下的品牌增至40多个，有鉴于此，青啤进行品牌重组，欲在5年之内将40多个品牌减至10个以下。(3) 增减子公司的股权自1994年收购扬州啤酒厂以后，青啤9年来先后兼并了40多家啤酒企业，但却是1/3盈利、1/3持平、1/3亏损。为增加盈利，减少开支，青啤增持了一些表现较好的子公司的股权。而减持表现较差的，甚至注销它们。(4) 减慢收购速度青啤自从大量收购全国各地的啤酒厂后，负债率不断上升，银行因此不愿再借贷给青啤。由于资金不足，青啤无法继续疯狂收购。再者，新上任的金志国有意推行新政，减慢收购，并进行内部整合。青啤自2001年开始已大大减慢收购的速度。年间，青啤只收购了两家啤酒厂，分别为：厦门银城股份有限公司及湖南华狮啤酒厂。股价走势肯定改革策略从2001年以前青啤股价的走势看来，青岛啤酒改革前，A股股价一直偏好，这由于内地的小股民在“羊群心态”下，视收购为好消息。但改革后，A股股价并未因改革而大幅上升，基本保持稳定。青啤H股股价在2001年改革前一路下滑。但2001年改革后股价却不断上升，显然是机构投资人肯定青啤的改革策略。观察青啤改革前后EBIT(息税前净利)和毛利的变化，我们发现EBIT和毛利的变化和青啤的股价变化类似。也是在2001年改革以后，EBIT和毛利形成稳定上升的趋势。我们可以推论，H股的股价更能反映基本面。值得关注的AB大鳄我认为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我们关切。那就是青啤为了寻求更多的资金而引入了战略投资人———Anheuser-Busch(简称AB公司)。但是新资金流入青啤的背后代价就是青啤以22.5%股权(AB公司购入青啤所发行可转债以换取22.5%的股权)换取AB公司14亿元的资金。持有国有股的第一大股东———青岛市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由原本大约40%股权急降至30.56%。AB公司股权由原先的4.5%狂升至27%，成为青啤的第二大股东！根据协议的内容，AB公司拥有27%股权，但AB公司将其中7%的表决权以表决权信托的方式授予青岛市国资办行使。而青啤将发行可转债的资金中的9.6亿元人民币偿还银行贷款。我们很明显看到青啤签订这条协议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减少债务所带来的1600万元人民币利息负担和减低负债率。但是拥有27%流通股的AB公司只要在市面购买多4%的流通股便成为青啤的第一大股东！而青啤2001年以前不断进行收购的错误代价就是青啤很可能会被AB公司这条大鳄吞噬！我认为这是青啤应该关切的问题。(本文在郎咸平指导下由马祖匡、郑美凤、林咏珊、邓佩盈和杨雅虹完成)郎氏职业经理人机制具体做法是政府行政命令首先应该退出市场，而国有股留在市场，成立以专业人士为主的董事会，以市场价格在二级市场聘用职业经理人，而职业经理人可以包括过去经营卓有绩效的民营企业家。董事会应以每季度的硬指标公开、透明地评估职业经理人，以决定其去留。但职业经理人不能成为股东，他只能通过期权激励机制以市场价格用自己的钱购买股票。
【草庵居士】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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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与经济之六十二为什么中国人是世界第一弱智自从香港学者郎咸平先生关于中国上市公司的评论引发了中国经济学者之间的争论，并引发了关于中国改革的更深一层次的争论后。我接到了数十封朋友的来信，其中有美国，日本和澳洲的，但更多的是大陆的学者和记者。其中有些比较熟悉的大陆编辑希望我能用匿名的方式写些评论。面对对于相当多的读者朋友，我不能每封信都回答，但这次我是几乎都有回信。一位中国朋友在接我的回信后又给我回信说：“老草，你又可以嘲笑中国经济学家了”其实这是一种误会，在某种程度上讲，中国学者是勤奋的。但是因为政治制度上的原因，在讨论问题的时候不能将政治和社会因素柔和在其中。这就造成了中国学者与海外学者的极大不同。海外学者研究经济问题的时候是处于一个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国家，而西方经济学无论其何种学派都是建立在这个制度基础之上，所以，他们没有制度和社会上的问题。而中国因为不存在所谓的“社会主义经济学”，经济问题研究一直是沿用西方经济学理论，当制度和社会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时候，他们研究经济问题就面临着社会与制度的这个不可回避的基础问题。而中国目前的政治状况又没有言论自由。这就造成了中国学者只能单纯地用西方经济理论来解释中国问题。这就如同中餐厨师要用西餐调料来制造纯粹的中国美食一样。在这样的环境下，偏偏中国学者不甘寂寞，硬要用西方理论指导中国经济与政治改革，这就更加可悲和可怕，其误国之深也就远超常人，由此可见这些精英的国人是多么的弱智。当今出现的郎咸平与“失语的中国经济学家”之争论，更显示了中国人，特别是精英们的弱智。在我看来，郎先生提出的问题无非是中国如何私有化，在什么条件下私有化的问题。而中国的经济学家们的回答的跑题不说，简直是驴头不对马嘴，干脆讲到了中国是否定私有制的问题。实际上，私有化和私有制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在不久前，我曾和..三位高层官员交流，在我的感觉中，在中国，从上到下，各个阶层都没有否认私有制问题。.....甚至讨论过土地私有的问题。中国逐步完善并全部实行私有制几乎是全面的共识。而郎先生提出的如何私有化与中国施行私有制制度根本就是个微观与宏观，战术与战略的问题。这两者有联系但却不是同一问题。而“失语的中国经济学家”怎么就看不懂郎先生用中文表达的思想呢。难道“失语的中国经济学家”真的如此弱智？我很奇怪，经济上的微观管理，在中国怎么就变成了如此重大的原则问题。更奇怪，海外经济学者或管理学者对中国的观点怎么就如此的一致，而“失语的中国经济学家”也竟然如此的一致地弱智？随着时间的发展，我相信，中国施行私有制是必然的趋势，也是全国的共识，但如何在公平的基础上施行私有化，这确实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郎先生提出的问题不过是经济学及管理学中最基本的常识，任何政策及制度的建立都必须要有个基础，这最基本的基础就是公平和法律。在这方面，我不得不说的是，在经济学家讨论和争论的时候，中国的法学家一直是处于“缺位”的状态。尽管中国的改革是以经济为龙头发展起来的，但在中国改革开发的初期，政治与法律的改革并未完全缺位，至少在八九年前是如此。但在今天，政治改革的缺位，最大的问题就是造成了中国整个社会新的危机的形成，用中国经济学者钟伟先生的话称：“危机向上集中”。朗先生的言论在中国学界引发巨大争论，这不是什么奇怪的问题，更不是什么“炒作”问题。问题是为什么这么多的国内学者明知道问题所在的真正原因，而不愿意，更不敢去谈。反而指责郎先生在“自我炒作”。我并不完全赞同郎先生的全部观点，我也看到了郎先生在回避问题的实质，这就是中国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上对经济问题的制约。但，毕竟朗先生揭开了中国私有化过程中的一个毒瘤。这就是中国的经济改革在缺乏法律和政治制度上的巨大改革情况下产生的贫富分化问题，和不公平的私有化问题。任何正常的社会所追求的都是一个公平合理与法制的社会，但在中国，一切法律公平都被所谓的“高速经济”增长所掩盖，经济和效率是..的遮羞布，是政权的合法性的保护伞。但同时也成为了一些精英的利益保护伞，一个怯懦的精英集团劣等品质的遮羞布。尽管中国的产权改革很重要，我们不能否定中国私有制的必要性，但公平的进行私有化不重要吗？难道这就不是我们学者需要研究的改革“路径之一”吗？偷换概念是中国人自辩的常用方法，强调一面的重要性，而忽视另一面也是中国人自我膨胀的内心平衡方式，更是掩盖自己虚弱的重要手段之一。有些学者和官员强调：“只有打破私有制障碍，全面实行私有制才能冲破政府管制，保障未来中国发展”，也有学者提出：“国有财产的私有化是改革路径的选择，这是个用最小成本让中国转型的方式”。但我想问各位一句：“当中国社会因为巨大的贫富分化的时候，谁能保证中国不出现巨大的社会动乱，谁又能保证现在的付出的社会成本是最小的？难道..自四九年开始的集团掠夺转变成少数利益集团的私人掠夺就是社会成本最下的“改革”，就能保障中国不会出现拉美化？如果大家能真正地考虑一下每个人的自身利益，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不会愿意自己的财产被别人掠夺，面对这个问题，我们再看看国人的反映，自欺欺人的中国人难道不是弱智？在十年前，俄国开始了公平的私有化过程，中国的学者和官员看到是什么？是一个丑陋的国家，尽管我相信中国人的智力，但我看到却是中国人的短视和无知，是世界第一的弱智。十年过去了，当我们再次看到俄国的时候，我们是否会为中国人的无知和弱智感到惭愧？是俄国人用最小的社会成本成功地转型了，还是中国人用最小的社会成本转型了？是俄国人失败了，还是中国人成功了？中国人为什么不反思？为什么不惭愧？当俄国毫无负担地成长前进的时候，中国人在干什么？我看到的仍是理论上的争论，私下的毫无道德的掠夺。一个全世界都少见的“豺狼式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那么我们看看俄国的情况是如何的。年俄国ＧＤＰ累计增长29.9%，其中，2003年ＧＤＰ总值达到13.3万多亿卢布，合4652多亿美元，同比增长达到7.3%，合人均3200美元，若考虑到公认的超过25%的影子经济情况，则俄国的人均实际ＧＤＰ应在4000美元之上。在衰退过程中受打击最重的工业部门近年表现出了较强的复苏势头：年俄工业累计增长了约27%，其中，机械工业增长了50.8%，石化工业增长49.5%，轻工业增长42.6%，森工、木材加工及纸浆增长32.1%，黑色冶金工业增长34.9%，有色工业增长33.1%，建材工业31.5%，食品增长28.5%。2003年工业增长率达到了7.3%，其中，新兴产业，如电信业超过42%。农业形势出现明显好转，近5年农业产出年均增长4.3%。 出口快速增长，2003年俄外贸总额首次达到2108亿美元，同比增长25.3%，顺差596亿美元，增长28.7%。国家预算状况良好，从2000年以来一直保持预算顺差，2002年达到49亿美元，而2003年又增加了74.5亿美元，节余全部进入国家财政稳定基金，为偿还内外债提供了有利条件。2003年，俄国在支付了173 亿美元外债之后，黄金外汇储备由2003年年初的478亿美元增加到2004年初的840亿美元。俄外债余额也从1999年高峰时的1600亿美元下降到2003年底的1190亿美元。这样，2003年俄外债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已经下降到27%，远低于国际上60%的警界线标准（中国约为40%），比欧盟成员国的期望值还低一半。近年俄国证券市场市场发展良好，2003年俄国证券市场增长了54%，超过西欧所有证券市场的增长速度。社会投资增长升温，2003年全社会固定资产增长率达12.5%，比2002年的2.6%提高了近10个百分点，表明俄国企业家对生产部门的投资信心大为增强。资本外流明显减少。据官方统计，2003年外逃资本仅为29亿美元，低于2000年的250亿美元、2002年的80亿美元及近10年来年均200亿美元以上的外逃规模。同时，还出现了部分外逃资本回流的现象。从2002年美国、欧盟分别正式承认俄国为市场经济国家地位到2003年9月在美国权威的A.T. 科尔尼咨询公司根据全世界企业家所作的投资信心调查排名，俄国在世界最具投资吸引力国家的排名由2002 年的第17 位提升到2003年的第 8 位，首次进入世界最受欢迎的10大投资地之列。西方商界不仅开始议论“俄国经济现象”，而且，开始大举进入俄国这一新兴投资热土。可口可乐、肯德基、IKEA、LG、三星、BP等纷纷扩大对俄的投资。近两年俄国吸引外资明显加速，到2003年底，俄国累计吸引外国直接投资超过了550亿美元，其中2003年吸引外国直接投资65亿美元，同比增长62%。通货膨胀率从上年的15.1%下降到12%，预计2004年将下降到10%以下。居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近几年拖欠工资和退休金的情况已经基本杜绝，在年的4年里4次上调最低工资标准，退休金平均提高90%，居民实际收入增长50%，2003年居民实际货币收入增长达到14.5%，为同年ＧＤＰ 增长率的2倍，全国居民平均月工资由1992年的22美元上升到2003年的193美元，居民银行存款总额在2003年一年内翻了一番。近四年全国失业率下降了近40%，失业人数由万人下降到万人，其中，莫斯科市%的失业率成为世界失业率最低和没有罢工的首都城市。全俄贫困人口由1992年的5020万人下降到万人和2003年的2900万人。消费水平快速提升，据2003年9月所作的俄国居民消费能力的社会调查，拥有彩电的家庭从1993年的72%上升到2003年的89%，拥有微波炉和电脑的家庭从2%上升到10%，拥有录像机的家庭从5%上升到37%，拥有汽车的比例从17%上升到22%，新兴IT产品销量激增，如手机销量在2003年一年内增长了一倍，绝对增加量在中国之后居世界第二。吃惊吗？在吃惊之后中国的读者应该注意的是，这里的统计数据是全俄国百姓，而不是中国统计资料中的排除了中国广大贫困农民的城镇人口统计资料。中国和俄国都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国家，几乎都在一个时代上进行了改革，甚至中国的改革还早上俄国十年，但为什么出现的结果不同呢？这是不是路径选择的问题？。俄国为什么会改革成功？这就是因为俄国人更注重未来的结果，在改革中实行了更公平的人人有份，人人平等的私有化过程。而不是中国的独裁统治下的强盗掠夺式私有化方式。同样是要改变国体，同样是要施行私有制，为什么中国的私有化过程就不能采取俄国的方式？为什么就不能使用公平合理的方式来完成？从这点上看，中国的人有什么资格去嘲笑俄国？难道香港的朗先生提出的问题不正确吗？中国学者和政府官员又有什么理由来反对郎先生的指责？我曾数次与中国官员（包括最近一次与一位最高层官员）提出过中国解决私有制过程中的私有化问题。我个人的建议很简单：“用一年的时间，先将全国土地矿山，国有财产及国有企业进行详细的统计，然后发行金融凭证，平均分配到中国每个人手中。并允许这些金融凭证自由交易，可以在股票市场上进行自由交易。愿意投资企业的人可以收购这些金融凭证去收购国有土地和企业，愿意换回现金的人可以将这些凭证自由交易换取现金。”通过这个简单的过程，中国可以用两年的时间全面私有化，私有制也会顺利完成。整个中国经济就会全面持续发展。不愿意购买企业或土地的人将凭证转换成为现金可以促进“内需”，也会调动中国整个经济的大发展，而有能力的人可以将国有企业公平的购买，成为真正的主人，也会将企业发展扩大。整个社会的贫富分化矛盾就会减少。政府由经营型转型为管理型，不仅可以减少百姓对政府的敌意和矛盾，更有精力和财源去维护整个社会的公平和稳定。也使得中国政府彻底摆脱集管理者，经营者，仲裁者于一身的尴尬境地。而这时候，政府才能更深入地进行政治体制上的改革，才能更准确地进入国际社会来维护中国人的利益，也更可以运用经济手段而不是行政手段来调整整个社会的失衡。在这个基础之上，中国目前的社会矛盾，经济危机，信任危机，金融危机才有可能得到缓解和解决，政府才能摆脱各种利益集团的控制建立公平合理的司法制度和社会政治体制制度。我说中国人弱智,很多人会觉得无法忍受，但弱智确实是存在。关于中国国有企业是否能在中国现行制度下治理好，成为一个真正的企业，很多中国学者及官员都是极具信心的。正是这些信心，才有了朱穃基先生的三千亿人民币的“三年国有企业解困”。才有了众多的政策倾向来帮助国有企业，让中国股票市场成为一个充满血腥，没有道德，没有信用，没有公平的“圈钱”机构。无论海外还是大陆，很多人对大陆的建设赞不绝口，并用大陆的建设奇迹来反驳海外学者的观点。其中一些貌似公允的观点更是极弱智。其实，我们只要注意观察一下大陆的真实经济情况和社会情况，我们就会发现，大陆中央政府已经和地方政府产生了严重的割裂，而这中严重的割裂就是因为经济利益上的冲突所造成。中央政府一方面不敢得罪地方势力，另一方面，地方势力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不买中央政府的帐。尽管，大陆中央政府极力树立权威，用强力的政治资源来维护中央权利，但实际上，地方割据早已形成，实际上，这种情况已经形成了一种另类的“联邦”体制，但可怜的弱智们竟连提都不敢提，相反却要大加批驳，掩盖真相。地方与中央的政治与经济利益博弈是不争的事实，这已经成为阻碍中国经济发展及政治改革的一个重要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地方之间的经济差距越来越大，资源竞争也愈来愈强。国中之国也越来越多。而对联邦理论的压制和实践上的阻碍，势必将在未来对中国整个统一形成巨大的障碍。如果我们能在早期研究“联邦制”并在各个经济区域研究试行，这对整个中国经济促进和保障未来的同意不窒是一个良好的开端，而回避问题，就势必引发激烈的行为，离心运动就会在未来某些时间里，某些地区里，因为利益问题而爆发。而这种爆发就会引发全民族的暴力战争。很多海外学者及专家都对本人关于中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博弈并将导致中国四分五裂敢到不解，甚至国内的学者和官员也颇有指责。大多数人的观点几乎都是：中国是....，中央独裁。地方政府几乎没有任何势力来与中央政府抗衡，中国也根本不具备联邦制的基础，地方政府更不可能发生独立事件。事实上如何呢？如果我们从历史上看..的改革，我们会发现，..的改革是处于被逼无奈的结果，当年..决定改革，邓小平先生曾宣布：“中国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不改不行。”这个宣布实际上已经对中国未来的改革进行了定位，这就是要改变中国崩溃的局面。从那时候的改革起，..的所有改革举动都是围绕着如何摆脱困境着眼，无论是价格双轨制还是对外开放，都没有从问题的最根本处着手，也就是没有从根本上触动社会体制和私有制问题，而是大力修补，维持..现有体制。以丢包袱为改革的重点，将负担转移到百姓身上，政府减轻负担。诸如此类的改革体现到百姓的身上就是物价上涨，社会保障，退休体系，公费医疗体系的全面崩溃瓦解，教育体系的全面商品化，义务教育全面泡沫化。而在另一方面是原来..承诺的公费住房等制度也在商品化的口号中全面瓦解。或许有人会说，这是中国转型的必然结果，是社会转型的成本。但实际如何，如果是真正的社会转型，当..取消了当年对百姓的承诺，另一个面临的问题就应该是将全部社会共有财产平均分配给百姓。而以改革和转型需要成本付出为理由，无理地取消自己的承诺，而又不将原来由百姓共同拥有的财富交还给人民，很显然，这是极度的不公平，是对百姓利益的极大侵犯。这根本就不是什么改革和转型，是一种欺诈和掠夺。正是..在改革的第一天起就没有真正地考虑百姓和人民的利益，所以，自..改革至今，对人民的欺诈和利益侵犯一直是..改革的主题。而所谓的渐进型改革，不过是某些利益政党和集团对自己不当得利的漂亮掩饰。从另一个大家关注的例子看，中国的股票市场从高速发展到今天的穷途末路，其每走的一步都无不是掠夺和侵占，这个世界上最无耻的圈钱市场从来就没有考虑过股民的任何利益。他的建立的最初目的就是解决资金，搜刮百姓的利益。最近出现的德龙倒闭事件，正是这个没有任何道德和法律制约的社会的必然牺牲品。但另人惊奇的是，这个崩溃的私人企业最终得到了政府的挽救。为什么呢？德龙企业并不是金融企业，如果是金融企业，海外国家也会由政府出面挽救，因为他牵涉到了百姓的利益，但中国的德龙企业并不如此，可是中国政府为什么要以政府信用来挽救他？这其中就是因为，政府的利益已经和德龙企业密不可分，德龙公司的倒闭将要引发全国的金融危机，这个连锁性的反应将引发..政府的倒台。利益，还是利益在其中起作用。..这个政府行为之恶劣更将在未来引发更多的问题。..用政府信用和资金来挽救一个倒闭的私人企业，实际上已经违反了中国的司法，更是置百姓利益而不顾，更可怕的是他向全世界都宣告了一个事实：只要你有胆量，能将..政府脱下水，无论你是守法还是违纪，无论是你是贪污还是浪费。政府都会毫无原则的用公共利益和财富来挽救你，因为你的倒闭已经可以影响到了一个执政党的安危。只要你有胆量，你就可以平安无事，你就可以成为丛林中的一只笑傲江湖，无所不胜的豺狼。大约在数年前，德龙公司的一位高层主管在美国与本人聊天，本人曾对其做法和设想提出警告：“在中国没有具备全面的法制情况下，你们的这种设想很好，但未来的急速扩张将导致必然的公司倒闭。”各位想知道当时这位得龙主管是如何回答的吗？这位主管说：“做大，再做大，只有我能将当地的所有银行和大企业都牵连进去，我就会平安无事，你找银行借一千万人民币，你是孙子，当你借了一百亿的时候，你是爷爷。你有任何问题，政府都会保护你。如果我能借到一千亿，中央政府就不敢让我倒闭。”多么可怕的言论。但不幸的是他讲对了，当德龙崩溃之后，这家企业果然得到了中央政府的全力支持，中央政府愿意透支政府信用。这在全球都举世罕见。我不得不指出，朗咸平先生的文章并没有全面指出中国的问题，我不会责怪郎先生。但..自己本身是否阻碍了社会发展，这并不是什么弱智的问题，这是每个中国学者，官员和百姓都能看清楚的问题。但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失语者”，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偷换概念的狡辩者”。怎么会有这么多语焉不详的弱智？网络上曾有一位长期反对我观点的从美国返国的海归－“不争论”先生。就是这位先生曾写了一篇我认为是极为重要的一篇文章，这就是他用数据分析了中美之间的税务比较，用事实说明了..政府是如何说谎的，如何横征暴敛人民的财富。同样，在网络上也有人用数据说明了中国股票市场是如何圈钱的。国有企业是如何在这个“股票市场”上公然的骗去了百姓的利益。曾与一位中国某地政府官员谈话，这位当地政府首脑对我说：发展房地产业是我们当地政府的首要任务，也是维持当地经济发展的最重要任务，而维持房地产价格持续上涨也是我们的重要任务。当时，我并不理解这位官员的话，只是觉得这位官员如此重视房地产有些过分，因为房地产泡沫化对中国经济的整体影响将是危害极大的，而世界各国在发展过程中都出现过这样的问题。而政府介入这个私人投资的领域并运用政府的机构，警察，法院等来实行房地产发展更是问题重重，也是十分不智的举动。特别是在当前，中国上访人员因为各地拆迁所造成的社会问题日趋增加，当地政府再搅入其中更是危机四伏。后来，我在应李斯特基金会邀请演讲，在准备资料时，我忽然发现中国地方财政收入与其支出相当不符，地方财政收入不及支出的十分之一。地方政府有大量来源不名的资金。而这个资金正是支撑当地经济发展的主要来源。这个现象让我很是困惑，我搞不懂为什么在中国这个独裁的，强力的以中央政府为核心的共产主义国度里会有如此的联邦性质的财政问题。地方政府是如何获取的这些“意外之财”呢？经过一段时间，我忽然发现，房地产竟然是..地方政府的主要财源。出卖资源和土地是地方政府获取预算外资金的主要来源。这也是地方政府有能力与中央政府博弈的主要资本。或许有些读者会感到奇怪，你这是在谈什么问题？这与中国人弱智有关系吗？很多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几乎都有一个困惑，这个困惑也是上面的问题。但更多的中国百姓则对当地政府的建设感恩戴德，认为只要当地领导人能将当地建设好，就是一位好的领导。而当地领导人也是如此，建设好的城市或乡村，就可以显示政绩，成为升官的途径，也是证明个人能力的一个重要方式。但当地政府进行城市或乡村建设都需要资金，愚蠢的当地政府领导人是靠向百姓摊派来敛集资金进行建设。而聪明的地方政府则是利用政府法令和法律漏洞出卖土地和资源来进行当地的建设。而越是出卖土地多，出卖资源多，就越有资金，越有政绩。越能得到当地百姓的拥护，而至于未来如何向百姓交代则根本不考虑。怎么会是这样呢？其实，这里面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中国的土地矿山，国有企业名义上都是公有的，但管理者却是政府，百姓对这些财产不仅没有拥有支配权，甚至连过问的权利都没有。而中央政府因为各种原因无力管束地方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根本没有法律约束和支持，中央政府为了维持自己的需要尽力从地方政府收取更多的税收，而地方政府要建设，官员要升官又要看政绩。所以，出卖当地土地，资源，企业就成为了当地政府的主要的预算外的资金来源。而这个来源又由于没有公平的交易制度，贪污腐败由此产生。地方政府为了维持当地的政府开支和建设，就不得不鼓励和纵容当地司法部门和政府机构去支持私人的赢利性的房地产去拆迁，政府利用出卖拆迁土地的差价补充政府资金，而房地产商则利用政府的支持和官商勾结去获取更多的利益。同时，高价房屋又将民间资本回收回来，为..政府的奢侈和浪费支付成本。这种变相的掠夺是多么的巧妙。这种官商勾结的模式已经成为了..政府目前的普遍模式。广大的百姓根本就没有任何利益保护可言。拆迁上访就成为了..政府的又一主要风景线。胡温政府进行宏观经济调控，表面上是经济调控，实际上对地方政府的宣战，但可悲的是，最后的结果是，地方政府团结一致抵抗中央政府，该调控的得不到调控，相反，地方政府因为巨大的经济利益，无论如何也不会放弃土地，矿山，国有企业等资产的出卖。据沿海某省官员称：“我省已经不再有任何国有企业。”而首都北京更是垮出了“改革”的一大步，在..调整土地转让政策之前，已经将北京四环路之内的土地全部出售，一年的土地出售量相当于前十年的土地出售量。可怕吗？中国的事情就是这样，尽管这样，中国的百姓和学者，都没有站出来，没有任何人对这样荒唐的事情讲出真相。无论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都是以一种末世的心态面对中国，没有任何人去考虑百姓的利益，更没有人去考虑未来，更不考虑中国人的子孙问题。土地，矿山，国有企业被出卖了，但百姓的利益在哪里？当这些全中国的国有资产都被出售光的时候，政府还要出售什么？中国人的子孙如何生存？“一心为民”的..有什么人在考虑这些问题吗？百姓和学者中有人在考虑这些问题吗？难道中国人不是弱智吗？几十年的中国的经济改革有着巨大的经济成就，但这个成就是用几代人的代价换取的，是全体中国百姓甚至是未来的子孙后代的代价换取的。这个表面上的成就掩盖着一个巨大的问题，这就是中国的改革是为了百姓的未来幸福，还是用未来换取眼前的虚假繁荣。是要强盗式的掠夺还是要公平的交易。弱智不是中国人的专利，但中国人确实是如此弱智。面对残酷的事实，我没有看到任何有实质上的反抗，中国的学者和官员仍在大言不惭地以改革开放不能变，私有制不能停为借口来掩盖另一种私有化过程中的不公平。掩盖自己作为利益获得者的伪善。面对现实，我站在了朗咸平先生的一边，我仍然想问国内的学者和官员，坚持私有制和坚持私有化过程中的公平性有矛盾吗？难道为了完成私有制转变就一定要让私有化过程不公平吗？只有这样才是改革的社会成本最小吗？不要再自欺欺人了。这样的弱智问题难道学者官员们不懂吗？我相信任何弱智的学者和专家，甚至弱智的百姓都知道，一旦改革中体现了公平，一身充满掠夺性的..就无法生存，失去了财政基础，..及各级官员政府就会在一夕崩溃。为了自己的利益，..会放弃掠夺吗？如何进行中国的改革，什么是中国的经济改革？目前缺乏政治体制改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改革，他是利益集团以改革的名义进行的经济资源的掠夺。是对全中国百姓的盘剥。当我们只有进行了真正意义上的政治改革，全体中国百姓能够在公平自由的基础上进行财富分配的时候，这时候的中国改革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改革。中国才会有真正的希望。一位哲人曾说过：“当一个人认为自己最聪明，嘲笑别人是傻瓜的时候，这个人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傻瓜”。我们可爱的中国人，想一想吧，中国人为什么会弱智？当我写完这篇文章，我的一位读高中的晚辈看过后对我说：“你写文章给弱智看，你也不是个弱智吗？”不错，我知道自己是位弱智，正是因为自己的弱智，才会花费更多的时间与中国这个全民族的弱智打交道。我知道，我是华人，是世界第一的弱智集团中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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