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午11点，放学时雨还再下，小宇问小辉说：“已经连续下了好几天的雨了，你说再过35小时，太阳会出来吗？_百度知道网球王子有一集是说越前龙马他们在外面集训，突然下了好几天雨，他们_百度知道艰难的修复者--我爱文学青年的博客--凤凰网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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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难的修复者
艰难的修复者　　李剑 文/摄　　躲日本　　9·18那天早上九点，接到一条短信，说广西统一在10﹕30至10﹕45鸣放防空警报。看了之后，没上心，想，广西鸣放，首府在南宁，那么远，我们肯定听不到的。继续埋头做事。　　正投入，突然天空撕裂般鸣叫，我的魂一下惊飞，跟同事对视了一会儿，才猛然想起那条短信，难道是防空警报？咦，在哪里放的，怎么全广西都能听见？难道像飞机撒传单一样，把这些声音给撒下来的？我们跑到走廊上，发现外面已经站满了人，都伸长脖子在寻找声源。绵长的嘶叫让人喘不过气来，我想象满天的轰炸机，我们要躲到哪里去呢？山洞，可是，现在的山洞大多被开了石渣。猛然想起唐以金的母亲、九十八岁的老奶奶跟我说的“无线电来了”，原来她所说的无线电就是这种声音。　　她说，1944年9月，无线电来的时候，我正在娘家水南（县城对岸）的地里扯花生，丢了花生就往邓家埠跑。那时，我怀着唐以金已经三个多月了。我不知道那无线电是从哪里发出来的，反正那声音一来，日本人就来了，当时就以为是日本人带来的。后来听老一辈的人说，以前是看狼烟，邓家埠对岸的烟堆后来被国民军推倒修了碉堡，离县城远的村子就靠打枪揌锣来报警。孩子他爹牵了牛，我抱了被子，叫十岁的女儿跟紧了，准备逃兵。走的时候，七十多岁的老父亲还坐在屋门口抽旱烟。我们着急地叫他走。他慢悠悠地说，你们走吧，我看家。我们来不及劝他，就走了。　　大家都牵着水牛，挑着担子，拖儿带女的，走不快，后面响起了枪声，大人急，小孩哭。白妹的女儿才三岁，要爬山，跑不动，蹲在路边哭，她们又腾不出人来背她，就把她丢下了。几个月后我们回来，在路边发现了一具小白骨。还有四星的女儿，才十个月，抱着跑，孩子被弄痛了，使劲哭，本来抱不动了，再说手里有这样一个孩子，谁都不愿同着她，她狠了狠心，顺手就把她扔进了灌阳河。后来大家都躲进灌阳河西龟山的一个岩洞，日本人盘踞了邓家埠村，就在山下找我们。大家都闭着气，突然有个人大叫了一声，她摸到了蛇，秋林三个月大的孩子大哭起来。大家都惊恐地望着她。秋林赶紧掏出奶子堵住她嘴，还哭，她用力按着她的头，我看着她的小脸变成绛紫色，几分钟就捂死了。我的肚子隐隐作痛，我用手摸着肚子告诉孩子，一定要乖要坚强。那阵子死了很多人，回来的时候，隔不远就能看见一两具尸体烂在山上。小女孩、女婴百分之九十都死于非命。唐以金这一辈人要讨老婆，不是要讨比他们大五岁以上的，就是要讨比他们小八岁以下的。我们走了一天的山路，过了白宝乡，天黑的时候，到了东山乡的白竹村。这里山高路险，料想日本人一下进不来，就打算在这里过夜。有一部分村民去了相邻的村子。　　白竹村的村民说，进屋住可以，但不能把牛牵进去。大家都把牛绳捆死在手腕上，水牛都一个样，谁的手离了那牛绳，就变成别人的了。就是睡觉，谁都不愿解开牛绳，进不了屋，我们就在他们的茅厕里睡。东山海拔高，云雾多，空气潮，晚上冷露下得重，外面就是不下雨，也是湿漉漉的。地上到处长霉，我们铺了草席挤在茅坑边的小空地上睡觉。牛就站在外面，鼻子上的牛绳套在我的手上。在这里住了一段时间，听说日本人进了白宝，我们又往里面躲，躲进了东山三江村。　　三江有个大地主叫唐修德，请了三四百个躲难的人给他做事。有的帮着收玉米，有的帮着制作魔芋豆腐，有的帮着酿酒，酒随便我们喝，胡酿酒也尽我们吃，每个人都有事做。我们三个人给他舂米，一个舂，一个清理，一个筛，然后轮着来做。轮到我舂米的时候，她们看着我被风掀起的衣服说，你肚子圆鼓鼓的，是不是有了孩子？没有，我很肯定地回答，一个正常人都难求活计，孕妇就更难了。她们对视一笑，心知肚明。我们一天要舂二百四十斤谷子，才可得到一升米（两斤）。吃饭没问题，吃盐就困难了。当时没有盐卖，仅存的一点盐相当贵，一担谷子只能换一斤盐。地主说，南瓜本身带盐，不放盐也能吃，就老煮南瓜给我们吃，只在南瓜里放了一丁点盐带路，一点也不咸。别人吃得下，我吃不下，想吃点海椒。地主婆说，辣椒好带饭，你是想多吃些饭吧？东山的云雾辣椒又香又辣，出了名的。其实，海椒不放盐，只是哈辣，辣得舌头跳，也吃不下饭。盐出百味，两天不吃盐心就慌得很。在那里住了三十四天，活要干，饭吃不下，嘴巴都饿臭了。　　后来有村民来报信，说你们父亲被日本人打死了。他说，日本人要他去帮他们起灶挑水做饭，他不肯，说自己的崽都比你们大，帮你们挑水做饭？他有四个儿子，一生很是荣耀，向来是受后辈伺候的，哪里肯去伺候这帮孙子。日本人听了大怒，找来一根捣牛棒朝他头上打了两棒，他就晕倒了，他们干脆添上几棒，将他打死，拖出去扔在田里。我们听了大哭，要回去给他收尸，被村民拉住说，现在村里住满了日本人，回不去的。他们还说，因为邓家埠地段是连同全州县和灌阳县的要冲，被日本人盘踞，一时半会儿退不了兵。逃难的村民千万别乱走动，日本人见一个打一个，两河乡的茅坪村的一下被打死7个，还活捉了78人，在鲁山村的庙里杀了29个，鲁水村的后龙山杀了28个，在禾田村边的石灰窑打死21个，茅坪村杀绝了12家，还包括朝南水澄村的一对父子，父亲来茅坪叫儿子回去结婚的。还有山川五福被杀了14个村民，西延被杀21人，打伤7人，抓走23人……我们听得浑身哆嗦，哪里还敢回去收尸尽孝。　　1945年3月，日本人退到了离邓家埠两里的邻村，我们回到村里。去找父亲的尸体，发现田里苍蝇成堆，那里只有一堆黑衣服，我们掀开一看，哪里还有人，只剩下一副骨架。想起他遭受的苦，我们大哭一场，哭完之后，把他移到旁边的一块荒山埋了，连抬都没抬。　　当时还不敢住在村里，怕日本人突然折返回来。白天就躲在大栖丘上，栖丘上的树木很密，松树都有好几抱大的，柳树也多，人进去了，就像小鸡仔一样，谁也看不出来。远远看见日本人来了，我们就躲在刺柳篷下，谁也不出声。听见他们叽里呱啦地从岸边走过，有时他们还向栖丘打枪，有人恐慌，想往外跑，我们就做把手指压在唇上，吹出嘘声来，大家就安静地趴在地上，听着子弹呼呼飞过。听他们走远了，猜想不会再回来，我们就从栖丘上出来，到家里去干点活。有一次，我刚爬上岸，一颗子弹就噗的一声窜过我身边的土，我捡起来一看，是颗有中指那么长，用比玉米还黄得漂亮的铜做的尖头子弹。旁边的人说，好险啦，飞进你的身体，你就没命了。我才抬头望了望日本人驻军的山头，那子弹射到这里没力了，我最后还是出了一身冷汗。　　后来他们退到了县城。我们光明正大出来搞生产。　　田地抛荒一年，家里什么吃的也没有，村里落下的一头耕牛被日本人割了腿子肉吃，它还活着。村民一边找吃的，一边找种子下秧。当时的钱币不起作用了，只能以物换物。孩子他爹想用耕牛换我们挖了梧桐树根，剥了梧桐树内皮，舂成粑粑煮了吃。满山满岭找野果子野菜，苦蒿、白头公、禾噶菜这些平时喂猪的成了我们的救命粮。当时很想吃点盐，就回娘家县城河对岸的水南去打捞。回到家里，还没找到盐，日本人来了，他们是来打捞的，我躲过了一个矮小的，突然来了个牛高马大的，胡子又多又长，早就听说日本人见不得女人，我们水南就被抓了十多个十到十五岁的少女关在一间屋里，那些兵你去了他去，里面叫声凄惨，外面的父母只是躲着垂眼泪。后来，家长们怕女孩子被糟蹋，一到十三岁，就给嫁了出去。我怕得要死，赶紧跑进牛栏，找了个箩筐把自己的头罩住，像只鸭婆蹲在那里发抖。那个大个子过来掀开箩筐，将我抓住，我想完了。母亲从外面跑了进来，对那兵说我是她的女儿，她是投了他们的，并拿着“良民证”给他看，他把我放下来，接过本子看的当儿，我从他的腋下冲了出去，逢山过山，逢水过水，有多远跑多远，跑得头昏眼花，天旋地转。后来回想，那日本兵会说中国话呢。　　受了这堂惊吓，回去当天晚上，就生下了唐以金。这下更慌乱了。　　度饥荒　　当时美国挨家挨户都发放了十斤化肥，帮助战后恢复生产，可当地有人放出话来，说这些化肥用不得，吃了会生大麻风的。村民听说大麻风就非常害怕，以前有人生过，满身是虫，眉毛和鼻孔都会被虫吃掉。很多没鼻子的人，只光两个黑乎乎的洞，笑起来两个洞敞开对着你，一张一合，跟眼镜蛇一样，看得你寒毛都竖起来，更别说愁眉苦脸那阴森森的样子了。于是全村把那些化肥集中起来，窖在村边的池塘里。稻子遭虫，又很不满仓。生下唐以金的时候，稻子还没转黄。　　经过这十个月的逃难，我已经饿得皮包骨，哪里还有一滴奶水。看着皱巴巴的孩子，我很担心他能不能挺过来。之前，已经丢了三个孩子，两崽一女，两儿子都打七不过，鬼拿去了。女儿一生下来，还没等她哭出声来，家婆就叫孩子他爹用稻草包了，丢进了河里。我永远记得她在草里噗嗤噗嗤挣扎的声音。什么吃的都没有，我看着他发呆。他父亲说，把耕牛卖了吧，可以换来一萝谷子。我说，不成，一萝谷子才20斤，舂成米也吃不了几顿，耕牛没有了，以后还怎么种田？那怎么办？他看着孩子比我还急。我说，再晚一点出生就好了，稻子就熟了。对了，你去把禾线的风头谷子捋下来，我见有点黄色了。这怎么能吃？米都舂不出来。他瞪着眼说。我说，我有办法，叫你去你就去。孩子一直不哭，也不睁眼，很揪我的心。他捋了一碗青谷子回来递给我。我架了钯锅，将青谷子倒进锅里炒，炒干之后，用米筒慢慢滚碾，壳开了，绿色的米粒子碎了，然后把它捣成粉，熬成粥水，一点点地喂进他的嘴里。这孩子，他竟然熬过了鬼打七，活了。　　城里有个天主教堂，给没奶水的孩子发代乳粉。我抱着他去排队，排了一天也没领到，第二天已经没力气排队了。又去领救济汤，排了三轮队，才能喝到一口。　　后来有人说，米行招挑夫，去西延（今资源县）挑米，中午一餐尽他吃，他父亲便去做了挑夫。去西延挑米是要翻海拔两千多米的越城岭，又高又陡，没两斤力气，爬都爬不上，当然要让吃饱了才有力气挑。西延没怎么遭兵灾，有粮食剩余，米行把西延的米买过来，再卖给全州居民。　　日本新补进来的兵都很小，十五六岁的样子，想必他们也是强弩之弓了。8月15日，日本人开始退兵。有一个很瘦的日本兵经过我们村的时候，饿得走不稳，顺着墙溜在地上，没人埋他，死了。后来听说日本兵宣读了他们天皇的诏命之后，都朝东跪下大哭。之后就放火烧民房，烧物资，撤出了全州城。8月17日，国民军光复全州。　　日本人走了，日子也没好过，接着还是打仗。　　这孩子瘦得跟一根豆角一样，风吹两边摇，总是生病，好几次，差点救不活他。到了六岁还不说话。为了好带，想给他取个贱命。取什么名呢？我思来想去，最贱最苦的就是小媳妇。我出生之后，父母经常生病，他们跟我合了八字，算命先生说我这条命克娘克爷。我四岁那年，村里来了个媒婆，问谁家要嫁小媳妇。我父母立即叫来媒婆说，我们家要嫁。于是他们收了彩礼，就让媒婆把哭得死去活来的我抱在膝头，坐一顶二式轿子（两人抬的轿子，只抬媒婆、小媳妇、新姑爷的），嫁到了邓家埠。我见谁也不认识，就整天哭，不吃饭。有一天，在村里见到了拿一根刷子、背个布袋来买牛的大伯，我赶紧跑过去拖着他的裤子不放，哭着求他带我回家。大伯好不容易把我的手扯掉，回去跟父亲说，你女儿在那里一个人都认不得，很可怜。你要是不养她，我接回来养。父亲这才把我接回去养到十八岁，再嫁过来。到了十多岁，我才知道自己已经嫁了，嫁的是谁。最贱的是女人，最最贱的，就是小媳妇。我给他取了个“小媳妇”的小名。　　听到这里，我想起前些天跟朋友去爬宝鼎，走到苦练庵走不动了，就留下来跟释净莲师傅聊天。聊熟了，她很善意地告诉我，头发要短过耳根，不要留那么长。我看着她剪光了的头问为什么。她说，下辈子可以投胎做男人。为什么要做男人？她说，做男人当然好，做女人很可怜的。当时不在意，现在很心凉。　　住茅屋　　唐以金的爷爷是老实巴交的农民，他父亲也是。他们祖祖辈辈住着茅屋。茅屋是用虾公草盖的，屋顶很陡，四面倒水。只要把茅灰浇到屋顶上，生出青苔，把水引下来，就可以保持百年以上。他还想在全州县桂北传统建筑文化展示园复建这么一座茅屋，作为建筑历史遗存物。茅屋致命的弱点就是怕火。他六岁那年，有人半夜三更点了一把火，茅屋烧了起来。他母亲正跟邻居奶奶纺棉花。那时候的妇女白天做农活，洗衣做饭，九点哄孩子上床睡觉之后，要去纺棉花，直到凌晨两点。纺十斤棉花，可以得到五斤。她还会织家织布，得了纱，自己再织成布，全家人才有衣服暖身。她纺着纺着，发现外面天空有了红光，心想这么快就出太阳了吗？后来感觉不对，那光是她家那边的，她跑到屋外去看，妈呀，她大喊一声，嘴巴就哆嗦得说不出话来。邻居奶奶出来见了，大喊救火，后来她边跑边喊救火。全村的人都惊醒了，他们提了水桶去灌阳河打水，邻居傍晚刚挑满了一缸水，先打去浇火。三间茅屋，烧的是中间那间。火势在夜风的撩拨下，噼啪乱响，一路往上蹿。等村民打来河水，茅屋已经烧了一半。大家熟门熟路，在黑夜里跑，火势终于得到控制。当最后一点火苗被浇灭，她才突然想起，唐以金还在屋里睡觉。她把他扛了出来，哆哆嗦嗦地说，我把自己的儿子忘记了。把儿子放下来，她双腿发软，一屁股坐在地上，风吹过她的裤裆，凉凉的，一摸，尿湿了。邻居奶奶也在她身边坐了下来，说，吓得我裤子都尿湿了。唐以金揉揉惺忪的眼，望着被烧掉的茅屋，再望望星光下的大瓦房，突然开口说话：别人有大瓦房住，为什么我们没有呢？母亲听了，一把搂住他，伏在他的小肩膀上放声大哭。　　1952年，他七岁，要读书了。母亲从挑箱里翻出了一块蓝色方巾，那是她少女时候最心爱的头巾，不过浸了汗水，存放时间太久，已经破了一个洞。她从一件旧衣服上剪下一块黄色的布补上，帮他把书斜角叠放在头巾上，然后交他怎样对角折叠，然后扎死，就可以夹在腋窝下上学了。放学时，他怎么叠也叠不好书，怎么折，也折不拢方巾。很生气，就一把抱回去扔在床上说，我不上学了。母亲又整好书教他。但是他不听，跑到门槛上坐着，生闷气。其实，他最生气的不是包扎不好书，而是，整个班里，就他一个人用打了补丁的方巾包书，一点都不像学生。其他同学都是他们母亲用崭新的布缝制的可以斜背的书包。他们背着书包可以乱跑乱跳，就他抱着凌乱的书一不小心就散落在地上，弄上黄泥。有人笑他的方巾是女人用过的东西，很晦气的。他怄了一肚子的气回来。母亲大概猜到了他的心思，就端张小板凳坐在他对面说，都怪妈妈命苦，如果不是八字与父母相克，我也不会当作小媳妇嫁进这么穷的家里来。再怎么说，我们也是有大瓦房住的，父亲做点小生意，我每天帮他用草穿镍子，十个一挂，穿到手痛。但是有什么办法呢？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妈就是这命。妈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望你好好念书，将来修大瓦房，出人头地，让人刮目相看。听完母亲的劝说，在他眼圈里打转的泪水又回到了肚子里，他决定好好读书。　　同学们用的毛笔分为三类，有用铜制作的笔套，金光闪闪，牢牢地套上去能保证湿毛笔用好几天；有铁制作的笔套，虽然用久了有些锈斑，但套着的湿笔也能用上两三天；有竹子制作的笔套，只要一天不用，毛笔就硬挺挺的，跟僵尸一样，再也写不了字。他就是用竹套笔的。那时用的墨要研磨，不像现在，瓶盖拧开就可以用，研磨的功夫花得大，都想能省则省。别人用砚台磨墨，他捡来一个破碗，用碗屁股研磨。他不羡慕同学们毛笔和砚台，他最羡慕的，就是老师那支水笔，墨绿色的，有老师的大拇指那么大。作业写累了，他就偷偷地看老师的那支水笔，那就是文化，从那里面流出来的水肯定全是花眼睛的知识，他梦想着自己也像老师那样，手握水笔，心装知识，走路都那么神气。全班二十多个学生，他虽然瘦弱，成绩总在前五名之内。　　那时候，一天只能吃一顿饭。早上吃荞麦拌红薯，中午最多在剩下的荞麦红薯里参一点点白米，只有到了夜晚，才能勉强吃上一顿白米饭。别看现在吃红薯觉得好吃，那时吃了嘴巴丁酸，一整天都反酸水，非常难受。当时最奢侈的食品猪肉四毛钱一斤，人民币发行也还没几年，大多用的是分币，全村没有一家有一元的钞票，最大的钱就是五毛。　　一年级下期，挨近暑假，天气热得只穿一条小短裤。他端坐在桌前认真地写作业。同桌起了顽皮心，背着讲台上的老师挤兑他。往他那边挤了又挤，他让了又让，最后本子掉到了地上，他捡起来想挤过去一点，但挤不动他。这样没办法写字了，他一时火起，顺手摸了那磨墨的玩屁股偷偷地朝他腿上扬过去，碗边上没磨平的尖角擦到了他膝盖上方，刮破了皮，出血了。他一见血，就哇地哭开了。老师很生气地站起来，看看发生了什么情况。同桌说是唐以金用玩屁股把他打出血了。老师下来检验，果然有血，这还了得。老师说，这是流血事件，唐以金你怎么能打同学呢？看你这么瘦弱，还这么梆硬！老师处理不了，把双方家长叫来一起处理。同桌家长心疼得又哭又闹，横竖要唐以金家陪一元钱的医药费。唐以金母亲好说歹说，差点给对方跪下了。对方得理不饶人，经过老师协调，唐以金母亲最后含泪赔偿了他们八毛钱，这可是两个工日的钱啦。　　晚上，唐以金没吃晚饭，父亲把他叫到房里罚站，他说，你以后不能打别人，家里没有钱赔。自那以后，别人再怎么欺负他，他也不动手。他说，他没有当浪仔的机会，只有认真读书，老实做人。　　读康滥完小已经住校了。学校养了猪，快放假的时候，为了改善伙食，学校要煮一顿猪肉给学生吃。他去打听了，每个人有二两猪肉。那是57年，能吃一块猪肉就是命，就是天。他听到这个消息跟同学们一起高兴了好一阵，都在谈论那猪肉的滋味，美得流了涎水。但是，他想，家里人好久没见到猪肉了，有二两那么多，我不能一个人独吞，我要让全家人都能吃上一口。于是，他提前跑到厨房里，跟厨娘说，能不能把我的那份先割给我？那你中午不吃饭了？不吃了，我回去吃的。好吧。厨娘把他的那二两菜割了下来，他高高兴兴地装进书包，盼着下午的课快点上完，好把这份喜悦早点带回家。看着同学们大口大口嚼肉，他舀了一口白饭放进嘴里，想象着把肉汁嚼出来的味道。那是酷暑，等他高高兴兴地把那二两肉从书包里拿出来交给母亲，一股怪味直冲过来，臭了，他惊叫，厨娘给的时候还很新鲜呢。不要紧的，母亲笑着说，有你这份心就很好了，我可以把它做好的。那天晚上，一捧朝天椒炒了那二两臭肉，别说滋味有多好了。一家人吃得非常开心。　　也就是高小的时候，开始搞大跃进。在学校也是大搞生产，开荒种地，念书的时间越来越少。吃饭不要钱，“粮食归大队，按时拨食堂。”母亲突然跑到学校去，跟他说，你别读书了，你的父亲在灌江上修水利，病重，快不行了，你得马上去把他换下来。　　“灌江灌江，又弯又长。头在白水，尾在湖南。”从全州县两河乡的白水村开始，在都庞岭的腰上凿出一条渠道，把灌阳河的水引入到了靠近湖南的庙头乡，后流进湖南。都庞岭上，两个乡镇的人挑土上悬崖垒渠道，仅劳工就有十多万。在渠道没修之前，灌阳河岸拥有上百辆水车，灌溉着两岸的水田。修好之后，水车全部拆毁，仅留下白地头那一辆。那时候到处都是“鼓足干劲 力争上游 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大幅标语。灌江渠上的山头，被砍出了这幅标语，撺了草皮，刷上石灰水，整天整天触目惊心地悬挂在头顶。改天换地的雄心壮志非常激越人心，渠道上还有用小石子镶嵌的标语：山河易改向，石山凿成江，不信你来看，两天稳产量。毕竟靠近河边的“大车田”不多，那些高旱地忽然就变成了水浇地，按理，产量是很快会稳住的，但接踵而至的，却是巨大的饥饿。连队干部都质疑，粮仓里那么多粮食怎么不到一年就见底了？他会为那些倒进灌阳河里的红薯懊悔，那么多红薯挖回家了都没人贮藏，他们忘记了“常将有时思无时，莫把无时当有时”的备荒古训，搞得日无逗鸡之米，夜无鼠耗之粮。那时候他们到底在干什么大事呢？除了搞水利，还在砸锅砍树大炼钢铁。刚刚搞了二季稻，为了“放卫星”，夺标，广西日报都登了环江亩产13万斤的消息，他们不能太落后，于是大搞试验田，把七八亩刚刚含胎满行的稻子，全部扯出来，移到一亩田里去。大家都来观摩学习，之后，大家就眼睁睁地看着这些密挤挤的稻子烂死在田里。雄心壮志救不了他们。　　那时候，妇女在家里搞生产，男人都上都庞岭修水利。他们邓家埠村就在都庞岭脚下，村里住满了民工。动用的是军事化管理方式，军号和广播响彻日夜。水利工程指挥部叫做师部，乡指挥部叫做团部，大队指挥部叫做营部。那些管理者就是团长、师长、营长。军号吹集合令，广播鼓干劲，经常表扬某人挑了多少担土石，某人挖了多少方土，为了得到广播的表扬，民工们拼了性命干。都庞岭大多是石头山，为了实现农业现代化，他们在渠道上用木头做成铁轨，十分用力地把土石推上去，再从铁轨上倒下来。村里也禁止使用扁担，把所有的扁担都砍断，大家都用独轮车。但是悬崖上的现代化比较难实现，有时候扁担才是主力军，他们只有挑着土石从木梯子上爬上爬下，像一队队黑蚂蚁。最险峻的渠道有两处，一是鸬鹚岭，二是塔儿塘。民工们有的踮着脚在悬崖上凿石头，有的在悬崖边上吊混泥土，不小心摔下去，就一命呜呼了。还有很多悬崖需要炸石头，有些民工没经过专业训练的，装了炸药，还没来得及走开就被炸死了。修这水利工程，要修好才能回家过年。水渠上还留下小石子镶嵌在渠道上的字：大干三年，苦干三年，修好渠道回家过年。大概三年是初期预算，据悉，这条渠道修了整整四年。也就是说，他们离家四年才能回家过一个年。难怪还有小石子语录：石城石城，凿渠罪行。还有很多表达思念亲人的语录。他们干得累了，便歇一下，揪一两个成分不好的民工来批斗，将他们打得头破血流。一般要干到深夜才能回去休息四个小时。纪律是铁的，谁也不许请假，包括生了黄病的唐以金的父亲。他的脸跟一张黄纸一样，浑身疼痛发热，还咳出一口口鲜血来，浑身发抖，站都站不起来了。他母亲得知这个消息，就跑到学校去叫他去替下父亲。他当时十二岁半，是年龄最小的一个民工。他挑不动土石，只能在渠道上帮他们挂土。大家喊着劳动号子，一刻不休息，日干夜也干，他望着这些人，不知道他们哪来的那么大的干劲。反正他不行了，挂完一畚箕土石，趁着空档，架了锄头扁担，靠在上面，望了一眼满天的星星，星星都睡着了，他也就着霜冻睡着了。梦里，他一失脚掉进了黑洞洞的悬崖，猛地坐起来，一摸脸，发现头发眉毛都起了“狗牙齿”。灰蒙蒙的早晨，全是冰冷的霜冻。他身边的干茅草上也有灰白的一层，摸着手掌上的血泡，觉得这霜也锋利坚硬，硌心。　　半个世纪之后，这个六十八岁的娃娃兵站在我的身边，指着都庞岭上那条灌江说，他在上面做事的时候，隔不久就传来死人的消息，弄得心惊肉跳，他粗略统计了一下，因意外事故死亡的民工就多达六十多人。他要建立一个纪念馆，已经收集了石磙机等劳动工具，再为那些死者竖立一块纪念碑，纪念那段历史，和为此献身的死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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