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童地铁乞讨 哥哥求妈“别让他跪着，我不读书了”
石孝则跪在地下和“叔叔”乞讨的画面被网友上传微博。深夜里，8岁的男孩被铃声惊醒。得知要去见警察，他被吓哭，扒着床不肯去，也不让妈妈走。这个来自甘肃定西的男孩孝则，因为在北京地铁下跪乞讨，被网友拍照上传网络，并惊动了警察。听到第一声铃声，孝则的哥哥——15岁的孝强意识到，电话肯定和白天网上的照片有关。7月29日，坚信“没有亲生父母狠心到让孩子跪在地上乞讨”的网友，在看到孝则和残疾男子共同乞讨的照片后，对男孩进行了地毯式搜索，进而惊动了北京警方。30日，凌晨。天通苑北地铁巡逻站，孝则一直不肯开口说话，依然保持惯有的沉默。直到警察指着黄淑红问他：“孝则，这是妈妈吗？”他才坚定地吐出一个字：“是。”孝则是一个习惯在别人问话时装作听不见的男孩，没有人能从这个八岁儿童的嘴里问出，他对自己照片上网的后果了解多少，以及对跪在地铁上乞讨有怎样的认知。但孝强知道。就在前几天，哥哥知道弟弟乞讨的事。少年请求妈妈，“别让他跪着。”乞儿乞儿石孝则趴在甘肃老家的床上写作业。29日深夜的电话，是警察打来的。一家三口租住的出租房离这个地铁站只有800米。黑暗中，黄淑红接通了电话，警察通知她，由于接到群众举报，怀疑石孝则是被拐儿童，让她赶紧带着孩子去天通苑北地铁巡逻站一趟。当天，乞讨儿童石孝则跪在地铁里乞讨被残障男子扯着领子的照片在网络上疯传。起因是有乘客问他：这是你爸爸吗？男孩脸上没有一丝笑，瞪大眼睛坚定地摇了摇头。当乘客拿出手机要拍他，男孩训练有素地用手里装钱的纸袋挡住了脸。正是这些动作使网友们坚信，孩子是被拐儿童。在巡逻站，一位警官给黄淑红做了笔录。她很熟悉这套程序，从第一次背着孝则在北京地铁乞讨，她被警察带走的次数多到自己都记不清了。但这次和以前不一样。除了问她姓名、籍贯、身份证号以及为什么要干这个之外，警察还通知她第二天做一个亲子鉴定。警察解释：“我们相信您，但是网友不相信。”30日上午，警方发布公告称，经过核实，石孝则并非被拐儿童，与残疾男子为叔侄（残疾男子是男孩儿表舅，当地习惯称为叔叔）关系。几天后，亲子鉴定的结果也证明，黄淑红和石孝则确为母子关系。为了防止孝则再次被妈妈带去乞讨，警察要求黄淑红尽快把儿子送回老家。8月16日，在甘肃省定西市岷县中寨镇马屲（wā）村孝则的家里，“北京时间”（微信号：Btimedc）多次尝试和孝则沟通，但都失败了。他要么自顾自趴在床上写《暑假生活》，要么干脆走出房间，拿出笤帚扫地。别人很难从孝则那了解到什么，除了哥哥孝强。哥哥平时和孝则交流最多的是哥哥孝强。孝强比孝则大7岁，长得高高瘦瘦，1米7几的高个子，浓密黑亮的自来卷发，高鼻梁，还有一双黑亮的大眼睛。少年右眼角下一厘米处有一颗黑痣。老人们管长在这个位置的痣叫“泪痦子”，是忧郁的象征。去火车站的地铁上，有个女乘客看了看两兄弟，问黄淑红说：“这是你儿子？好像韩国帅哥，跟你不像。”7月30日的凌晨，弟弟和妈妈在巡逻站做笔录的时候，孝强不放心，一直守在门外。黑夜里，少年止不住地胡思乱想：学校开大会讲过，父母带自己家孩子乞讨也违法，妈妈和弟弟今天会不会出不来？弟弟那么小就被这么多人知道下跪乞讨，他开学以后怎么做人？一个多小时后，看到妈妈牵着弟弟走出巡逻站大门，他舒了一口气。夜色中，他听见弟弟说：“妈妈，你跟我们一起回家吧。”他知道，弟弟指的不是那间月租350元的出租房，而是千里之外的甘肃老家。哥哥和弟弟成绩在班里都很好。一开始，孝强对妈妈领着弟弟乞讨并不知情。他只知道，从5岁开始，弟弟基本每年寒暑假都会来跟妈妈来北京住上一阵。今年暑假，孝强第一次和弟弟来北京找妈妈。母子三人挤在出租屋的一张大床上，要不是“照片风波”，两个孩子计划和妈妈住到开学前两天再走。到北京的前几天，妈妈带小哥俩坐地铁去天安门。母子三人在天安门广场逛了一圈，连张照片也没有留下就回出租屋去了。后来小哥俩又自己坐地铁去了颐和园，嫌门票贵，孝强领着弟弟只在围墙外转了转。之后几天，孝强发现妈妈开始带着弟弟出门，一走就是一天。直到有一天他发现弟弟裤子膝盖的地方脏脏的，孝则才对哥哥说了实情。少年追问妈妈：“你带弟弟去哪儿了？干什么去了？”确认妈妈带弟弟在地铁上乞讨后，孝强说：“别带弟弟去要，”沉默了几秒，他小声说到，“别让他跪着。”第二天，孝强看到，妈妈又领着弟弟出了门。在甘肃马屲山兄弟俩的房间，“北京时间”（微信号：Btimedc）问孝强：“你恨你妈妈吗？”少年局促地站在墙边，右手不安地拨弄后脑勺的头发。沉默了几十秒，他眼圈红了，用微弱的喉音说：“恨。”妈妈黄淑红知道大儿子对自己的恨，也知道“孝则现在还小，带他出去他还挺开心，长大以后他会怪我这个当妈的。”7月29日，黄淑红带着孝则乞讨回来，大儿子孝强躺在床上，手里拿着一个岷县老乡的手机跟她说：“孝则上网了！”黄淑红看到，大儿子眼睛红红的，她走上前想安慰，儿子别过头说：“孝则照片上网了，脸拍的那么清楚，他以后还要上学，别带他出去了。”说完，继续躺在床上，转过身，背对着她。一连两天，孝强都没有跟黄淑红说话，闷声不吭趴在床上学习、看书。黄淑红做好饭，给他端到跟前，他一口不吃。两天之后，孝强终于开口。一句话就把黄淑红的眼泪又勾了出来：“妈妈，你实在没钱供我上学我就不上了。”黄淑红向北京时间展示乞讨的道具。黄淑红，81年生人，微胖，浓眉大眼，五官端正，相貌上的优良基因全部遗传给了大儿子孝强。她穿一身利利整整的红黑格子衬衫，头发盘得一丝不苟。只不过，整个人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老了10岁。衰老不仅来自外貌，还来源于紧缩在眉宇之间的苦。两个半小时的聊天里，黄淑红语言和眼泪的闸门大开，浓黑的睫毛被泪水泡得毛茸茸的。只有在聊起孩子学习的时候才舒展了一下眉头，“老师说孝强是班里最聪明的学生，小儿子考试也总名列前茅。”这让她骄傲但更添愧疚，“两个孩子都是好孩子，可是跟我这么个妈受苦了。”黄淑红告诉“北京时间”（微信号：Btimedc），第一次来北京地铁乞讨是在2013年“7·22”定西6.6级地震之后的那个冬天。她背着5岁的孝则，在地铁5号线乞讨了一个月。甘肃定西是全国有名的贫困地区，数据显示，2015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已达11422元，而据马屲村村书记张举鹏提供的最新数据，马屲村村民人均纯收入仅2860元，刚刚达到全国数据的四分之一。自从嫁到石家，黄淑红就背上了生活的重担：婆婆早就去世，公公在新疆找了新老伴，大部分时间生活在新疆。黄淑红夫妇一直轮流在外打工，家里留一个人照看土地和孩子。“孝强从小吃的苦比孝则要多。” 黄淑红回忆，孝强小的时候，赶上冬天，丈夫在外打工，黄淑红只能带着大儿子去地里干活儿。小孝强喊：“妈妈，冻得厉害！”黄淑红没办法，只能叫儿子在地头来回跑。孝强一边跑一边呼着白汽冲妈妈喊：“妈妈，跑跑真的不冻了！”2009年，在生下小儿子孝则后，黄淑红开始外出打工。在去鞍山投奔姑姑，去兰州妹妹开的废品回收站帮工之后，她来到北京。她曾经想过做家政，但她几乎不识字，农村生活简单，对于做饭也不在行。在2013年的地震当中，马屲村90%以上的房屋都倒塌了，石家的房子也被震裂。这让石家本就贫困的生活变得更加艰难。在当地，像孩子爸爸石培平这样的壮劳力，在家种植中药材，年收入也就1万多元。没有体力优势的女人更挣不到什么钱。于是，黄淑红走上了乞讨之路。起初，初来乍到的黄淑红尚不知利用扩音器、小音箱这些吸引注意的乞讨道具，孝则也还没学会跪在地上和人伸手要钱，乘客塞给他钱物他都不要。黄淑红回忆，一次一个女乘客塞给他一个苹果，他别过头不接，女乘客斥到：“给东西都不要，这么小就只认钱！”黄淑红说，但现在孝则会主动要求帮妈妈乞讨。因为孩子想和妈妈在一起，还能帮妈妈“挣钱”。2013年的冬天，黄淑红带着儿子第一次出来净“挣”了900多元，然后回了家。出租房13号线天通苑北站附近，一个黑皴皴的胡同小院，乱七八糟的电线和晾衣绳将碧蓝的天空分割得七零八落，脏水满地，院子几个妇女操着外地口音聊着天。黄淑红的房子就租在这里。一个多月前，他们住在平西府，房子更便宜，月租只有200元。但后来房东把房子改造了一下，多加了一个卫生间，房租涨到750元。于是，黄淑红搬到了同样有岷县老乡居住的天通苑。黄淑红在天通苑的出租房外观。上了一段被锈蚀得格外斑驳的铁楼梯，左手并列几间小房，黄淑红掏出钥匙打开第二扇门，一眼就看见四肢萎缩两眼翻白的苏志生靠墙坐在小床上。他就是黄淑红的表弟兼乞讨搭档，也是照片里误当成拐卖孝则的“残障男子”。在这间只有15平米的出租屋里，还摆着一张大床，是黄淑红的。两张床几乎占去了小屋80%的空间。剩下的地方放着一个炉子、一台电扇和三塑料袋衣物。表弟是黄淑红的“乞讨搭档”。黄淑红的床上放着一个地铁乞讨者人手一个的卡其色粗布双肩背，附近的旧货市场10块钱买来的。双肩背里面只有一个带小喇叭的扩音器连着小音箱，这一套装备60元，几乎是地铁中女乞讨者的标配。小音箱里有两首歌，是卖音箱的手机店店员2元一首，随便下载的，黄淑红并不知道歌曲叫什么名字。按下播放键，忧伤的旋律立即盘旋在小屋内。这两年，乞讨变得越来越难。自日起，北京市正式实施《北京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条例》。《条例》中第43条明文规定，禁止在地铁车站车厢内乞讨卖艺。建立遣返机制应对乞讨者，三次以上被查者将被列进“黑名单”。去年年初，黄淑红从甘肃老家把残障表弟接到北京搭档乞讨，她解释，“我没有一个人出去过，要不到钱”。两个人一个月除去吃喝房租，能有两千多元收入，一人一半寄回家。不乞讨的时候，黄淑红就在街边捡瓶子和垃圾，现在塑料价钱降了，捡一天能卖个40块钱。岷县民政局副局长成琳也曾多次随同工作组，专门赴京将岷县乞讨者动员回乡，去年8月，他曾到岷县人聚居地昌平平西府排查情况，跟多位职业乞讨人有过交谈。成琳向“北京时间”（微信号：Btimedc）介绍，从年开始，乞讨者收入出现锐减，“乞讨者跟我说以前出来要钱有时还能碰到给50、100的，现在最多给5块，一般都是一块钱。”据成琳推测，寒暑假带孩子来乞讨，一个假期平均收入在1万左右。这自然比在家种地来钱容易。每天从上午9点到晚上10点，黄淑红手里拿着小音箱，耳朵上别着扩音器出现在地铁10号线，背包里是水、馒头、咸菜，和8岁孩子身高差不多的表弟走在她前面。忧伤的旋律通过喇叭飘出去，乘客闻声纷纷别过头，使劲往两侧门边贴，为即将出现的黄淑红姐弟硬生生挤出一条通道。老家去一趟石家，很不容易。一段平整但却狭窄的盘山路过后就到了马屲村，村口戏台旁边的红砖墙上，几个红漆大字依稀可辨：“同学们站起来树立远大理想！”“外出讨要可耻，勤劳致富光荣。”戏台附近有一栋特别显眼的白色建筑，这是马屲村小学，也是全村唯一一栋二层小楼。据成琳介绍，政府为了防止寒、暑假期间一些家长带领小孩外出行乞，中寨镇上中小学的学生被要求每隔10天必须返校。每个假期，每个学生家长都会收到来自学校的一封信，普及关于行乞的法律政策，引导他们树立勤劳致富的思想。而马屲村小学没有条件展开这项活动。从学校再往山上3公里才是石家，山上住着四五十户人。由于山路不通车，村民一般骑摩托出行。住在山上的老人几乎不独自下山。孝则上学都由爸爸开摩托接送，“路太危险，娃娃一个人走不得！”7月的一场雨冲塌了这条本就难走黄土路，“修路这事没人管，村里说要村民出钱集资，但是谁家都出不起这个钱。”马屲村二社社长苏建新说。这条被冲塌的土路上还有四五十户人家，石家是其中之一。岷县是全国扶贫困县和六盘山区58个重点贫困县之一，2014年底，全县仍有建档立卡贫困村150个，马屲村是其中之一。马屲村村书记张举鹏将马屲的贫穷归结为人多地少，靠天吃饭。全村一共720亩耕地养活着1210人，人均耕地面积仅0.6亩。就连因乞讨者众多被媒体广泛报道的小寨村，在交通经济等各方面都远强于马屲。岷县当地流传着这样一句俗语“有女不嫁马屲山。”坐四十多分钟摩托上山来到石家，“北京时间”（微信号：Btimedc）看到一个惹眼的红色屋顶，房子外表很新，木梁砖墙，一排四间。但房子内部地震留下的疮疤依旧显眼：卧室的一面墙震塌了，替换成彩钢板，支撑着房顶。盖房子的8万元，一半是石培平多年打工攒下的，一半是借的外债。2013年房子刚盖好，正在兰州打工的黄淑红还没来得及在新房住上一天，房子的外墙就被地震震坏了。至今石家院墙边还立着一顶写有“民政救灾”字样的蓝色帐篷。2013年7月定西地震后一直到来年的4月份，石家都生活在这个帐篷里。石家簇新的红屋顶和蓝色的旧帐篷相互依傍。石家所在的马屲三社前任社长石彦同说，石家绝不算马屲村最贫困的人家。三社一共28户，10户吃低保，石培平家不在其内。中寨镇人民政府出具的一份说明也显示，石培平家庭生活在村内属中等水平，并无因生活困难而外出乞讨的问题。但石培平对“北京时间”（微信号：Btimedc）解释，家里平时的生活负担除了正在读书的两个娃娃，还有远在新疆的老爹和住在村子里奶奶及三叔要照顾。奶奶已经90高龄，三叔患有精神疾病，虽然两位老人每月享有100多元的低保，但也少不了要他们照顾。妻子每月给家里寄600或800元生活费，还要给新疆的公公寄500元。提起独自在外打工的妻子，石培平有无限愧疚，“唉，苦了她了。没文化找不到工作，家里欠别人的钱把她逼成这样。”“我也想回家过年，我也想和娃娃们待在一起，但是我少乞讨一天家里就得借钱生活，我们还有几万外债没还。”黄淑红道出了自己的苦衷。今年9月份开学，孝则就要从村小转到镇上的中心小学读书。然而，镇上离家太远，孝则只能和哥哥一起租房居住。这无疑又加重了家庭的负担，远在京城的黄淑红离回家的路似乎更远了。她说，她并不想乞讨，也想找份工作挣钱回家养孩子。（文中未成年人石孝则、石孝强，残障人士苏志生为化名）(北京时间)小寨村棚户房着大火烧成废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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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寨村棚户房着大火烧成废墟 一妇女脸部严重烧伤
小寨村棚户房着大火烧成废墟 一妇女脸部严重烧伤
来源：西安晚报
编辑：宝林秋
一位居民正在从火灾后的废墟中寻找能够卖钱的废品
　　昨日早晨6时许，新城区东小寨村一处400平方米左右的棚户建筑突发大火，整片棚户建筑区域几乎被烧成灰烬，一位居住在这里的两岁孩子的母亲面部被严重烧伤。据东小寨村村民介绍，这片棚户建筑主要是一些以收废品为生的人员居住的，已经存在有十几年时间了。
　　昨日上午10时许，记者赶到事发的东小寨村，着火的棚户建筑区位于村子南边，有400平方米左右区域被烧成了灰烬，废墟中，有棉被、铁锅等生活用品，还有灶台等生活设施。
　　几户居住在这片棚户建筑内的居民正从废墟中挑拣还能够卖钱的废铁等物品，“本来就是拾废品的，没什么家当，这下全都烧了，再不淘出点儿什么来，可咋办嘛。”住在这里的李老太抹着眼泪说。
　　村民孙女士的家紧邻着火的棚户建筑，她安装在房子外面的空调外挂机已经被完全烧毁，挨着的玻璃也大多因为高温破碎了，“火是早晨6点多烧起来的，从北向南，因为这里面都是废品等易燃物，根本没办法扑救，好在消防队赶到得比较及时，要不然还剩下200多平方米的区域，估计也得全被烧了。”孙女士说。
　　据东小寨村的村民介绍，居住在这片棚户建筑区的，主要是几户以收废品为生的外来户，但是已经有十几年时间了，“早晨着火的时候看见一个女的跑了出来，脸都被烧变形了，她经常从这里经过，我们也面熟着呢，她有一个两岁的娃，娃的爷爷还有爸爸也都是在这收废品的。”村民王先生说，他们平时在这里住，收来的废品也都存在家里，东西很杂。
　　因为扑救及时，着火棚户区域南边还有200平方米的相同区域没有过火，记者来到这里发现，这里确实不仅供人居住，还堆积着很多杂物，但是房间内却还在使用灶台和明火做饭，很容易发生火灾。
　　目前，被烧伤的妇女已经被送往西京医院进行救治，着火原因还在继续调查中。
　　文/图 记者 付垚 实习生 雍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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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州小寨村村容村貌大改观 00:00:00&&&&&&&&&&&&来源： 分享到：
本网讯昨日上午，在汝州市庙下乡小寨村新修的20米宽的村道旁，两个放学回家的小学生自觉地把手中的垃圾袋投入设在村道旁的垃圾箱内。
“习惯决定行为，新农村建设的成败在于能否改变群众的陋习。”小寨村党支部书记陈爱国这样说，“只有改变了陋习，改善了群众的生活环境，提高了群众的生活质量，才能进一步实现乡风文明，促进生产发展，实现生活富裕。”
近年来，小寨村以清洁家园行动为契机，从培养村民好的生活习惯入手，下大力气开展改厕、改厨、改圈等一系列工作。去年以来，全村新建公共厕所16个、垃圾箱60个，整修排水渠5000米，还成立了义务环卫队，定期打扫村道卫生，保持环境整洁，基本实现了污水的统一排放和垃圾的统一收集。同时，该村通过争取国家项目、政府扶持、增大村集体投入、鼓励村民投资投劳等形式，先后投资250万元硬化村道14公里，并全部进行了绿化；投资130万元安装太阳能路灯259盏；投资120万元建成了人畜安全饮水工程，户户通上了自来水；投资40万元建沼气池150座，使得村容村貌大为改观。
“鸡鸭遍地跑、猪狗满街窜的现象少了，随地大小便的现象没有了，就连丢个垃圾也得找个垃圾箱，这些好习惯让村民们有了好的生活环境，好的生活环境让我们看到了新农村建设的希望，我们也越干越有劲了。”一村民这样告诉笔者。
笔者通过采访了解到，由于新农村建设成效显著，小寨村近年来先后获得河南省生态文明村、河南省农村“清洁家园行动”先进村等荣誉称号，小寨村党支部也被评为省“五个好”党支部。（桂焱炜于团道）
责任编辑:杨晓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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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胡印斌
　　甘肃岷县有个小寨村，小寨出名是因为头上有一顶乞讨帽子。不知从何时起，媒体拼接出这样一幅新闻图景：这个村庄八成至九成的农民像候鸟一样，在贫瘠的乡村和诸如济南、青岛、沈阳、南京等东部沿海发达城市之间季节性迁徙乞讨。然而中青报记者调查发现，“中国乞讨第一村”实在是拜不负责任的媒体“污名化”所赐。实际上，这个村庄一直在努力寻求自我救赎。（《中国青年报》1月11日）
　　&那么，小寨的真相是什么呢？在记者的调查中可以看到，所谓的乞讨致富神话、全民乞讨现象，其实并不存在，那不过是个别媒体以偏概全的渲染罢了。小寨人也在试图通过读书、打工、经商等种种正当“营生”改变生活，这种努力也在一定程度上使他们的生活有所改善。直到2001年，村里第一个大学生李玉平大声疾呼：别跪了，小寨人，站起来！人们才开始正视这个村庄的自我救赎。
　　不过，拨开“真相”也发现，在自我救赎的背后，裸露出来的依然是无比艰难的现实。大学生李玉平曾在父亲的引领下，伸出冻红的小手，向行人乞讨；38岁的泥瓦工杨龄勤勤恳恳的打工并没有获得该有的报酬，黑心老板卷钱跑了，没有路费回家的杨龄只能沦为乞丐。吊诡的是，他发现“讨钱比打工容易多了”……只是报道容易改变难，生存的艰难、生活的坚硬，使得小寨村村民们很难短期内实现蜕变，很难短期内甩掉“乞讨村”的恶谥。
　　实际上，这种艰难和困顿，在西部地区的村庄十分普遍。民间从来不乏改变生活的努力，也不乏创业的激情，但是，囿于自身能力以及调动资源的有限，这种自我救赎的努力往往会成为徒劳甚至碰壁，其结果只能是再度沉沦。在这种情况下，除了媒体关注之外，他们更需要切切实实的帮助。拉一把，则沦落的机会可能会少一些；送一程，没准儿就真的走上了新的道路。
　　从这个意义上讲，媒体对小寨村的“污名化”，并非全无用处，某种程度上，这种负面关注实际上是在推动小寨的自我救赎，并最终有望帮助村庄找到新生的出路。就像第一个写下“别跪了，小寨人”的李玉平所期许的那样，“媒体只要把小寨村提出来，就会受到关注，小寨被改变的时间也就会越来越快”。现在，来自当地政府的各种倾斜政策，也在向小寨汇聚，建学校、推行农村低保、实施扶贫项目等等――不能说这些政府的努力与媒体报道没有关系，如果将政府的努力与民间的热情结合起来，相信这个大大有名的村庄能够真的改变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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