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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流行中的社会多元文化价值
　　□李迎春 成都商报评论员
　　“草根文化”、“草根明星”、“草根群体”……这两年，“草根”一词越来越常见。到底什么是“草根”？近日，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对4224人进行了一项在线调查，结果显示，56.6%的受访者表示自己就是“草根”。调查中，选择率最高的三个草根标签分别是：“社会底层”（72.5%）、“弱势群体”（72.4%）、“没有权势”（67.9%）。73.2%的受访者认为，“草根”的本质是“社会底层自发形成的自我认同”。我国较早关注并研究“草根”现象的社会学家艾君指出，我国传统文化中，“草根”就是指那些既普通又顽强的老百姓。
　　“草根”流行是近年来国内最值得关注的社会现象之一。从媒体的调查看，“草根”虽然仍打着深深的底层烙印，但经过多年打拼，“草根”中较为活跃的主力基本已进入了社会的中产阶层，甚至有些在个人财富和修养上已经算得上精英人士，只不过在网络平台上仍以“草根”面目示人。“草根”代表的已不仅仅是底层，更是一种多元文化的兴起。其中既有个人独立价值的彰显，更有群体利益的诉求。“草根”的崛起与流行，其实质是推动和参与了中国改革开放社会变迁的民间力量的崛起与壮大。
　　“草根文化”是一种对单一文化的反叛，它之所以流行成势，在于其反映了更加丰富、复杂、真实的社会生活和意识状态。上世纪90年代前后，国内曾流行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的小说，他提出的“媚俗”一词在很长一段时间被人们广泛引用。媚俗讲的正是精英文化的妥协和滑坡，大众化的俗趣越来越占据了文化舞台的主角位置。他还有本书《生活在别处》，书名所讲的与《围城》的道理相似，人总是“当境厌镜，离境羡境”，生活往往不在这里和当下，而在别处。人总是对单一重复的东西感到乏味，当人们在单一的氛围中逗留时间太久，就会埋下改变的种子。社会文化也是如此，“草根”就是在这样的文化循环中，迅速崛起，赢得了广泛的参与和喝彩。
　　看最近几年的超女现象、各种选秀节目、农民工歌手、“草根”博客等等，可发现“草根”不是以单一的面貌出现，而是在诸多领域同时展现。其蓬勃发展的基因，最为核心的是抒发了人们真实的情感、独立的思考和艰辛的生活。这为社会变迁提供了丰富多彩的素材和案例，构成了一段时期中国社会的底色。“草根”因此将被列为这个时代的标签之一。
　　调查中，42.5%的人认为“草根文化”“补充主流文化，使文化更加多元”。艾君不认同“草根”与精英存在裂痕的说法。他认为，健康的“草根文化”不会刻意与精英文化保持距离，还会对精英文化以及主流文化进行补充和丰富。这一观点反映了文化互动对于社会的正向作用。历史证明，单一的文化总是会迅速地僵化和衰落，而多元化正是一个社会能够持久保持活力的秘诀。这也是“草根”流行的价值所在。
　　【网友声音】
　　●不服不行：“草根”流行彰显社会底层认同，也反映了民心所向，关注民生、加大民生投入正是对这一现象的积极回应。
　　●多收三五斗：其实目前活跃的“草根”都很难称得上是真正的底层，对那些没有发声的真正底层民众更应多加关注。认识社会与价值选择_百度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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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下载二维码摘要：本文主要论述了艺术与时尚的关系，艺术、时尚都来源于生活，时尚是一个介于艺术与商业之间的一个概念，所以，社会时尚与艺术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通过社会多个层面实例来全方位论证社会时尚与艺术在日常生活中的融合与体现，及其他们的重要性。关键词：艺术；生活；时尚；消费文化艺术是人所创造的美。“假如说一切美都是人类无意识的创造物的话，那么艺术则是人类有意识地根据美的规律创造出来的存在物。换言之：它是本质先于存在的存在物。这个本质就是美。”任何事物，它必须首先能使人感到美才可能成为艺术。一、艺术与生活的关系及相互作用艺术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生活是人在自然界中的一切活动。艺术是人在自然界的一切活动中，对自然现象进行的体验、感悟、提炼、加工，并用艺术的形式去表现它。艺术是生活的提炼、加工和再创造。艺术家从生活中提取有价值的、有意义的内容，运用到艺术中去，反过来又充实人们的生活，给人们带来新的享受。作为艺术的表现方法，决不是生搬硬套生活、或者重复生活，而是有取舍地提取生活中的精华。人们站在不同的角度去看审视、品味作品，从中得到美的享受。艺术中到处都体现着生活、体现着自然。生活是千姿百态的，自然是变化无穷的，艺术也是丰富多彩的。“毕沙罗的《农家女》的纯朴与率真、《鲁昂的石桥与小船》的纯情与本色、《眺望塞纳河》的蓬勃与灿烂等，正是反映了“以自然为师”，描绘了“感觉到的第一印象”。德加的《赛马》的投入与动情、《骑马散步》的闲情与潇洒、《歌剧院休息大厅》的典雅与飘逸、《舞台上的芭蕾舞者》的欢快与忘我等，正是叠加了“记忆”和“想象”，试图“从自然的束缚下解放出来”。”这些都是用自然、用生活来述说艺术家心灵的。二、时尚与时尚消费时尚，一个介于艺术与商业之间的一个概念，是一种生活方式，它无所不在，但又附着在各自不同的领域之中。时尚绝不仅仅是灵感瞬间迸发的产物，而是商业运作的成果。时尚体现了一种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即消费的目的不是为了满足实际的需求，而是在满足被制造出来、被刺激起来的欲望。换句话说，人们所消费的不是商品和服务的使用价值，而是它们的符号象征意义。生活方式的时尚、城市的时尚、世代的时尚，“时尚”元素已经渗透到消费和生活的各个领域。中国已悄然进入了“时尚消费”的新时代。“关于时尚消费，德国社会学家G.齐美尔（Georg Simmel）解释道，时尚消费是“示同”和“示异”的结合。所谓“示同”，就是借消费来表现与自己所认同的某个社会阶层的一致性；所谓“示异”，就是借消费显示与其它社会阶层的差异性。时尚消费使消费者获得了一种“群体成员感”。它使消费者获得了一种具有了进入某个“时髦社会圈”的门票的感觉，从而摆脱了对“落伍”、“不合拍”、“乡巴佬”等“社会污名”的恐惧。对于那些天性不够独立但又想使自己变得有点突出不凡、引人注意的个体而言，时尚是真正的表演舞台”。消费文化的出现是一个时代物质生产规律和特征的一种标志，表明生产由实际功用转向了符号价值的生产，而消费文化中符号价值的生产又表现出明显的时尚性，这种带有普遍性的时尚性生产规律无疑会对美术生产产生影响。三、时尚与艺术的相互转换时尚作为人们追逐的对象，就自然成为商品获得符号价值的一个重要来源，消费文化在符号的操纵过程中，无疑会利用创造时尚来产生商品的符号价值。在此意义上，“时尚”与“风格”不同，时尚是一个正在流行，与原来的时尚相区别，同时，也正在被未来的时尚所取代的过程，时尚不在意其形式的内涵与价值取向，而只注重图像符号的“差异性”，它通过某种符号表征，借助文化上的强制性命名，对大众施加影响，借助消费中的“从众”心理，以期能最大化地实现交换价值。这样，时尚符号意义本身并不十分重要，而是通过符号的运用将外部意义与符号结合起来。或许可以这样来说，时尚是通过命名，把一种附加意义附会到对象身上，转而变成了对象自身的逻辑。这与那种来自艺术创造的内在逻辑的历史发展线索的风格概念，完全不是一回事。经典美学意义上的“风格”是来源于艺术家自身特有的美学体悟和形式创造，是对艺术家主体的独特外化形式的高度概括性的表述，与艺术家生命存在的偶然性有密切关系，我们可以通过对艺术家主体世界的了解探寻到艺术家风格的所指。当然，艺术风格在一定条件下会演化为一种时尚。而艺术的时尚化即是指艺术样式、“风格”的不断变化更迭。但这种变化更迭缺乏艺术内在统一的逻辑联系，也难以找到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这种变化只是表现在符号间的差异中，更难以作出价值上的判断。这种趋势使得美术的创造已不是一种艺术家主体个人化的自由意志的表达，而成为艺术创造主体“缺场”的生产活动。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传统的风格概念已经不复存在，风格在消费文化的语境中已不可避免地转变为时尚。四、时代背景、流行思潮影响着社会时尚与艺术时尚与艺术几乎存在于每一个时代、每一个国度，但是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社会背景会产生不同的时尚与艺术。1917年2月纽约独立美展展出杜桑送展的一件尿斗，题名《泉》，引起轰动。当它展出时，有些评论家指出这件作品是剽窃，因为它是工厂生产的现成工业品。杜桑书面答辩说：“这件《泉》是否我亲手制成，那无关紧要。是我选择了它，选择了一件普通生活用具，予它以新的标题，使人们从新的角度去看它，这样它原有的实用意义就丧失殆尽，却获得了一个新的内容”。这件艺术品的问世表明达达主义对传统文明的否定，同时展现出它的意义在于将生活中现成品提高到艺术品的高度加以肯定，它标志着生活和艺术的界限以取消，生活就是艺术，这就开创了一个广大的领域，为后来的波普艺术开了先河，它深受当时达达主义思潮与时代背景的影响，从而影响到了艺术发展，更影响了当时的社会时尚趋势。《玛丽莲?梦露》这是沃霍尔1967年作的自杀后的梦露像。他将众多排列整齐的梦露头像照片展现在观众面前，重复地显示美国影坛红极一时的性感明星深入人心的形象。在这类作品中掺入了一些社会意义和社会背景的驱使。这些画采用丝网复印的方法，机械地重复这些人像，尽量消除画家的手迹，这是沃霍尔的特殊风格。直到现在仍很流行，谁能说这种艺术又不是一种社会时尚呢？它充分体现了当时的社会流行趋势、一种时代背景和一种思想，这就是社会时尚与艺术关系的最大魅力所在。社会在不断发展，生活水平不断进步，人们对美的认识与审美都在不断提高，这也更促使了社会时尚与艺术的融合，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几乎到处充满着时尚与艺术的影子，小到老百姓的日常用品、家具设计，大到世界时尚与艺术展。 艺术的传统定义，是美学加技术，“设计应该是普通市民或任何人都能欣赏的视觉语言，并非精英和知识分子才看得懂，设计丝毫不矫揉造作，它是社会大众的艺术。”这也是时尚要服务与传达给我们的。五、结束语“从狄尔泰已经开始对艺术的本体问题不作追寻，他的探讨退出了本体问题而讨论艺术的意义。他认为艺术在特定的历史中才有意义；艺术在人们的兴趣（关注）中才有意义，因此不存在没有前提（先决条件）的艺术。”正因如此，社会时尚与艺术的联系应该说是密不可分的，没有艺术的时尚是没有审美趣味和意蕴的；同样，没有时尚的艺术，也就是没有生活的艺术，艺术会变得高不可攀，艺术还能成为人类的艺术吗？所以，在新的世纪里，我们应该打破时尚与艺术的界限，不断提高人们审美价值、丰富我们的生活。艺术美来源于艺术家自身特有的美学体悟和形式创造，是对艺术家主体的独特外化形式的高度概括性的表述。从古代社会起，艺术就反映社会时尚，时尚却不大可能模仿艺术，而在现代社会里人们通过时尚模仿着艺术作品中的形象普遍了，而且越来越方便，越来越直接。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时尚向艺术领域的深入渗透分不开，或者存在一种正比关系。打破艺术与时尚的界限之后，我们不敢保证艺术还是原来的艺术，时尚还是原来的时尚，艺术品位的独立价值是否还会存在，这些我们都不能预见的，但是，我能确信的是时尚与艺术的结合为我们的现实生活增添了无穷色彩，提高了人们的审美素养和价值。参考文献：【1】高尔泰著《关于艺术的一些思考》中国学术城2003年【2】姚君喜著《艺术的意义》学生大论文网—论文中心－艺术－艺术理论 2003【3】西美尔著 费勇译《时尚的哲学》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版作者简介：宋莹（1983—）女，湖北武汉，武汉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助教，主要研究方向：美术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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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立群：社会不能丧失主流价值
　　孙立群
　　著名历史学家、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
学界的疏远：我们发现，很少有历史学家所写的人物传记出版，是否在学界并不重视这一方面的工作？孙立群：并非如此，在学界，历史人物的研究仍旧是很重要的领域。其实问题的根源还是在于学术界普遍的浮躁状态。一部真正好的传记，不是一蹴而就的，非得经过艰苦的工作、漫长的研究才能写成。但当前社会中，追求市场，追求快速的经济效应成风，很多人更加注重短平快的项目，注重印数印量，追求短时间内获得更高的知名度。因此很难静下心来好好写一部书。北京晨报：这种浮躁的状况来自何处？孙立群：一方面是整个社会的导向问题，环境如此，学界也难避免。另一方面，当前的学术评价体系中，量化的标准，使得更多人追求看得见的效果，一个人一年可以写好几本书，不是说这样不好，但是大多数好的书，毕竟还是时间磨炼出来的，做学问，忍受寂寞本是应该的事情，但是不论是外部的诱惑，还是学术界本身存在的一些问题，都使得真正潜心学术变成了一个很艰难的事情。传记由谁来写北京晨报：学术界缺席，很多传记都是非历史学家所写，因此也有批评认为专业素养不够是传记作品不好的原因之一，是否有这样的问题？孙立群：历史的门是敞开的，所有的人都可以进行历史研究和写作，并非只有历史学家才能写。关键在于，既然是写和历史相关的作品，最起码就要符合历史的规范，不能弄的不伦不类。明明写的是历史人物，却偏偏全是现代人口吻、观念，这就不太合适。北京晨报：那都需要遵循什么样的规范呢？孙立群：比如说尊重历史，放在历史的环境下去写。比如说要有一些历史学基本的功夫，能够审别资料。历史资料往往非常繁杂，并且很多时候真伪夹杂，这就需要研究者有一定的审辨能力，能够鉴别真伪，能够寻找到资料的来龙去脉。再如，资料的互相佐证等，孤证不立，仅仅依靠单一的资料，很容易就出现偏颇，甚至以假为真。这些功夫其实并不是很难，但又并非凭空就有，需要一定的学习和训练。一个社会需要榜样北京晨报：人物传记的出版在一个社会中起着什么样的作用？孙立群：一个人的成长中，总是会有一些偶像，而这些偶像，往往是从各种传记的阅读中慢慢树立起来的。所以说，传记的写作和出版，对于人们形成一个好的价值观和世界观，都是非常重要的。每个人的人生中，总会有那么几本传记，对他影响深远。以我来说，我印象中非常深刻的传记，首先要算是《马克思传》，大约是在我20多岁的时候读的，那个时代，这本书非常流行，影响极广。然后是吴晗的《朱元璋传》，这本书是影响整个当代历史人物传记写作的书籍，写的非常好，直到今天，也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好书。北京晨报：现在这样的书不多？孙立群：早年读传记，阅读本身就是享受崇高的一个过程。但是现在出版的书籍中，很少有这样的作品。很多传记中，历史事实不清，价值混乱，基本的历史观不存，确实很少有能够让人享受的作品了。历史应当敬畏北京晨报：好的传记缺乏，会造成什么样的问题？孙立群：一个社会，总是需要有主流的价值观，总是需要大家认可的榜样，英雄豪杰，他们对于这个社会中生活的人们来说，具有非常好的示范作用，对于一个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建立，也有很好的帮助。而怎样使人们真正认识这些人，知道他们的所作所为，就需要好的传记作品。如果到处都是调侃，都是恶搞的作品，其一是无法起到示范作用，其二是使人们对历史失去了敬畏。北京晨报：失去了敬畏会怎么样？孙立群：历史是我们的来路，是现在的基础。随意地调侃和恶搞，其实不仅仅是对历史人物本身的不尊重，也是对自身的不尊重，对主流价值的认同就会降低，就可能变得浮躁，过于追求短期的利益，而失去了对生命、对生活的思考。对于一个社会来说，这样的环境是应当警惕和重视的。对历史的淡漠感，其实也是对现实的淡漠。在传记写作上，这样的势头也应该特别引起注意，尽早刹住。从传统到现代北京晨报：传统的中国历史非常重视人的写作，为何在今天难以出现好的作品呢？孙立群：今天并非不重视，而是因为社会环境、学术评价等问题而导致质量不高，泥沙俱下。而且，传统的历史人物写作和今天也并不相同。北京晨报：您认为不同在哪里？孙立群：我们知道，传统的历史写作中，人物的写作非常重要，二十四史都是以人物为主线的。但是传统历史写作，不论是人物的选择还是描述上，都是以政治为标准的，是官本位的，以《史记》为例，它的“本纪”、“列传”，本身就是按照等级分人的。同时，不同时代的历史写作，因为所持的道德标准不同，因此不论是选择人物还是所写的内容，标准也不尽相同，很多人因此无缘名列史书之中。而在今天，这些标准显然并不完全适合，时代在发展，当然不能再以官本位、以政治、传统道德的标准去选择，而是应该以他对社会的贡献作为标准，用科学的方法，严谨的态度去写作。怎样写好一本传记北京晨报：在您看来，怎样写好一本传记呢？孙立群：当代史学并不同于传统的史学，西方的各种流派、思想已经进入到内地的史学之中，可以说是一种多元的史学，这是正常的现象。也因此，如何进行历史研究和思考，也和传统不同，怎样才算是一本好的传记，这很难有固定的标准，不过就我想来，有一些基础是共同的，首先应该有一个正确的史观，并且尊重历史事实，其次要有正确的人物观，能够客观地去看待人物。其三，需要有一定的史学功底，能够用科学的方法去辨别史料，去分析历史材料。当然，此外一定的文笔也是传记能否生动的条件。北京晨报：在当前，有哪些问题是需要注意的呢？孙立群：比如说很多翻案的书籍，特别是近代史上的一些人，比如左宗棠、曾国藩、李鸿章等，有一些翻案是走极端化的。实际过去的定论是经过深刻的研究之后得到认可的，要真的翻案，需要下很大的工夫，并非易事。当然，有些结论受时代的局限，确实有一些问题，在今天应该重新研究和发掘，但这绝不是简单地翻案，不可能出现过去是卖国贼，现在忽然就变成忧国忧民的圣人这种情况。再如一些书中可能作者的观念过于强烈，对材料的选择、人物的刻画就难免偏颇，有些用历史人物来佐证自己观点的问题，这其实也是历史学训练不足的结果，对历史的认识出现了偏差。学术最怕媚俗北京晨报：怎么才能改变当前人物传记质量低下的状况呢？或者说让更多的学者进入到这个领域之中？孙立群：很多问题都是环境所致，要改变，也自然需要整体的环境变化。就社会环境来说，过于追求短期效应，过于追求眼球效应，都会导致历史人物传记写作的种种问题。当然，时代在变化，过去说“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而现在，一个学者要花数年，乃至十年写一本书，可能就要面临基本的生存问题，甚至连工作都丢了，哪怕坚持下来，最后出版了还好，如果不能出版，就会很麻烦。所以，不论是社会环境也好，还是学术评价体系也好，都应该有所改变，使得真正做学问的人能够生存，能够安心研究，并且获得认可。就个人而言，要站在时代的高度，关照现实，以此去返照历史，同时坚持学术的理想和原则，即便回报可能并不丰厚，但一定能够做出好的成绩。最怕就是媚俗，就是和市场中那些不好的现象同流，去追逐短期利益。北京晨报：如何才能让坚持学术原则的人可以生存和研究呢？孙立群：这就需要开发新的学术自主渠道。当前，学术资源主要掌握在行政机构之中，学者们都盯着政府的项目，想方设法让掌握资源的官员认可，学术研究必然会受到干扰。因此，如果学术资源的来源能够多元化，比如说各种社会组织、企业等，在国外，很多学术研究的资助都来自于民间，这是值得借鉴的。　　晨报记者&周怀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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