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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鄞州新闻网讯（记者 吴海霞 实习生 陈燕 通讯员 袁静君）
　　不忘本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
　　3月29日上午，鄞州历史上两部名志&&乾隆、同治《鄞县志》影印版首发式举行。
　　这是区方志办对珍贵文化遗产进行整理传承的重要工程，是一件在全省方志界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盛事，是作为&方志之乡&鄞州志书丰厚蕴藏量的呈现，是我区二轮修志进入冲刺阶段对历史的回望和经验总结。
　　借着乾隆、同治《鄞县志》两部名志而浮现出的是鄞州历史上一个精彩纷呈的横截面。一两百年前的鄞州究竟是怎样的形态和气象，怎样的山川人物，怎样的风情民俗？两部志书，让我们回望时光更替的印记，让我们记住浓浓的乡愁，更好地砥砺前行。
　　同时，这两部志书的完成与再版，更是一代代修志者，薪火相传，前赴后继的文化品格的写照，是一代代修志者才华心血和使命的凝结，也是鄞州地域精神的辉映。
　　三部方志，三座丰碑
　　历史上的鄞州有&方志之乡&的美誉，离不开其特有的文化环境，其中的特征之一就是悠久的私家藏书历史。
　　从北宋楼郁的东楼到明代丰坊的万卷楼，到范钦的天一阁，都是历史上著名的私家藏书楼。到了清代，藏书事业更是达到鼎盛，名楼迭出，藏书名家亦是辈出，藏书佳话美谈不胜枚举。
　　黄宗羲续抄堂、郑性书带草堂、卢址抱经楼、全祖望双韭山房、黄澄量五桂楼&&只是那些文化名人，那些雅致的楼名，如今大多都成为史书上令人心仪的记载，浩瀚藏书，风雅书楼，渐渐消散在时光烟尘中。
　　而天一阁，在400多年之后，仍然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私家藏书楼，其重要的收藏就是地方志和登科录。
　　龚烈沸，在天一阁博物馆内的中国地方志珍藏馆工作了十余年，是方志界的专家，与鄞州方志界也有着很多的合作。区方志办整理出版的《桃源乡志》、《鄞州山水志》等，都由他来点校。
　　乾隆、同治《鄞县志》再版首发，龚烈沸说了一段像是绕口令的话：&在没看清朝的这两部旧志前，我很佩服民国《鄞县通志》，竟然编纂得那么好。后来知道，它是由前面的旧志铺垫的，那就是同治《鄞县志》。当我为同治《鄞县志》惊叹时，我又发现它前面还有乾隆《鄞县志》&&&
　　一席话，揭示了鄞县历史上三部最重要志书的分量和价值。而这三部重要志书，在差不多10年的时间里，陆续由区政协和区方志办整理影印出版。
　　鄞州方志界的三座高峰，就这样在新时代重放异彩。
　　根据宁波大学地方志研究中心主任、副教授沈松平的梳理，方志是中华民族文化中特有的一个组成部分，最初的方志出现于隋朝，鄞县最早的志书是宋代，但只剩下记载，志本身已经失传。在明代永乐和天启年间，鄞州也分别修过志书，在清代，共有四部《鄞县志》。
　　乾隆《鄞县志》，始修于1785年，成书于1787年，共计8册，主纂者为著名学者钱大昕，以内容翔实、考据精审、注重地理变迁而著称，是乾嘉学派时期学者修志的典范之作，在方志编纂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同治《鄞县志》，于1868年始修，成书时已是光绪三年&&1877年，所以此志又称光绪《鄞县志》。志书由张恕、徐时栋主修，徐时栋病逝后，由董沛完成。志书以钱大昕乾隆《鄞县志》为蓝本，补疏辨误，考证精详，是清代晚期方志中的上乘之作。
　　民国《鄞县通志》，共550万字，从战争阴影下的1933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1951年，历时18载完成，是民国时期规模最大、编排最为科学、影响也最大的县志，被称为&民国县志中的关门志&。
　　正如龚烈沸所言，民国《鄞县通志》之所以能取得如此高的成就，固然是因为主要编纂者为著名地方志专家陈训正、马瀛，他们率领整个修志团队矢志不移努力，而清代的那两部名志也有着奠基的意义。
　　编纂乾隆《鄞县志》的&梦之队&
　　乾隆《鄞县志》是鄞州历史上第一部横空出世的名志，占据了&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是&名人修名志&的典范。
　　先来看看那个时代，所谓的天时。清代是方志发展的鼎盛时期，其修编范围广泛，上至国家，下至州县，同时，又种类齐备，上至统志，通志，下至乡镇村志，应有尽有。此外，数量上也很可观，清代的方志，大大超过以前历代方志的总和。宁波大学教授张如安的数据是：清代所修的志书占据现存志书的58%。
　　盛世修志。康乾盛世，推崇文治，康熙和乾隆都非常注重方志的编纂工作。在朝廷的推动下，不同学术背景的学者纷纷参与修志。这其中不可忽视的一个原因还有&文字狱&的兴起，这让很多文人在著书立说方面变得谨言慎行，而文人不幸志书幸，很多文人学者因此将精力投入到志书的编纂中。
　　地利，主要表现在&方志之乡&的鄞州，有着自宋开始的修志传统和绵延不绝的藏书文化。如藏书家卢址的抱经楼所藏就是以四明文献和方志闻名，他当时请人校编藏书，请的人就是乾隆《鄞县志》的分纂者之一倪象占。倪象占为卢址编撰了《抱经楼藏书目录》十二卷。乾隆三十八年开四库馆，征集图书，卢址进呈二十余种。
　　丰厚的藏书资源和门类齐全的文献资料，为乾隆《鄞县志》的修纂提供了坚实的依托。而最重要的还有&人和&。这是一支在当时阵容罕见的修志&梦之队&。主修是鄞县的知县钱维乔，这位官员，同时也是著名的文学家、戏曲家。他学贯古今，诗文博瞻，工书善画，精于音律，晚通禅理。著有《钱竹初山水精品》、《竹初文钞》、《竹初诗钞》、《竹初未定稿》等。
　　钱维乔还有一个中过状元的哥哥钱维诚。他在主修《鄞县志》时，就把状元哥哥的一个牛气冲天的学生钱大昕拉来任主纂。这位钱大昕，是清代极负盛名的史学家，其名气之大超过鄞县本土的全祖望、万斯同，与王鸣盛、赵翼并称为&史考三大家&。钱大昕有着丰富的方志编纂经验，曾参与编纂《热河志》、《续通志》、《一统志》等。
　　除了主纂，还有三位重量级的分纂：蒋学镛、卢镐、倪象占。三人都是精通文史的学者。蒋学镛，鄞县人，师从全祖望。卢镐，也是鄞县人，中过举人，喜欢书画和藏书，收藏全祖望一半以上著述手稿，还刊刻过《宋元学案》、《七校水经注》等。倪象占，象山丹城人。他曾任《大清一统志》的分纂，还参与编纂《千叟宴诗》。
　　风云际会，这样梦幻的编纂阵容，终于成就乾隆《鄞县志》为一代名志。
　　全书卷首一卷，正文三十卷，分为天章、建置沿革、城池、山川、水利、学校、公署、田赋、兵制、海防、坛庙、职官、选举、名臣、人物、孝义、艺术、寓贤、烈女、仙释、艺文、金石、古迹、冢墓、寺观、杂识、物产、土风、辩证、旧志源流等部分。
　　沈松平点评这部名志：门类更加齐全，如新增的&海防&卷。在金石、艺文方面收录宋元及之前的碑刻全文，明代碑刻的代表，显示了修志的思想。在艺文篇章中，还把以前散佚的文献都尽可能记载了下来。还有收录的图，比例更加精确，制作更加精细，包括天一阁、天童寺、阿育王寺等，当时的风貌一目了然。此外，资料索引注明出处，提高了志书的学术性；对人物编写的重视，也是一个亮点。
　　乾隆《鄞县志》共有乾隆刻本(1788年)和道光本(1846年)两种，此次影印再版，以浙江图书馆藏的乾隆原刻本为底本。
　　同治《鄞县志》，两位学者的接力
　　在文化的时空里，历史往往有着奇妙的轮回和巧合。
　　在乾隆、同治《鄞县志》举行首发式前的半个多月&&3月11日，由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整理的《四明清诗略》首发，这亦是我区对优秀传统文化的梳理和传承之举。这部《四明清诗略》，将我们带到了一个与同治《鄞县志》编纂的同一个时代，而且是由同一个人，将两者串联起来，让我们看到这个时代的鄞州，有着怎样一群满腹诗书却又充满使命感的文人，看到那个时代在《四明清诗略》、同治《鄞县志》为代表的巨著背后的文化昌盛。
　　巧合不仅在于100多年后，这两部几乎是同一时代，不同性质和内容的巨著在同一个月里先后再版首发&&来自鄞州的不同部门，有着同样的对优秀文化的热爱和抢救保护的使命感。
　　巧合还在于《四明清诗略》的编撰者董沛，同样是同治《鄞县志》的编纂者。更加令人感动的一个巧合是，董沛去世后，另一学者忻江明接着完成《四明清诗略》余下的编撰工作，而在好友徐时栋去世后，董沛亦接力同治《鄞县志》的编纂。
　　两部巨著，背后都是两位著名学者间心血倾注的接力。这样的巧合，从清代同治延续到100多年之后，是一种地域精神的传承和回应，又是鄞州特有的文化现象&&薪火相传，一代代接力，让文化根脉延续。
　　或许，这样的巧合与接力，也是当代鄞州文化建设厚实基础的所在。
　　再将时光倒流到1868年，主持修志工程的依然是一位鄞县的知县，叫戴枚。他请的主纂是张恕和徐时栋。张恕，道光时期的举人，不愿做官，精通书道，《鄞州历代诗文选》中收有他的诗作。
　　而徐时栋，则是继李邺嗣、全祖望之后的鄞县一代文坛领袖，集方志学家、藏书家、金石家、文学家、书法家、教育家等多重身份于一身。40岁时，徐时栋为使四明大地&山海有经、舆地有图、郡邑有志&，依托家藏图书，又广泛征集，不顾动荡时局，于1854年，编成《宋元四明六志》，终使古志&神明焕发，还以旧观&。
　　55岁，徐时栋被聘为《鄞县志》主纂，为乡邦文献贡献最后的心血。
　　修志伊始，徐时栋发凡起例，总持大纲。第二年，为利用自家藏书，他将修志场所搬到自己的藏书楼&&水北阁。其间，他又到宁波的抱经楼、杭州的八千卷楼等处借阅图书，广征博采，精考详核。
　　1873年11月，一个历史性的时刻。60岁的徐时栋积劳成疾，一病不起，弥留时，拉着好友董沛的手，将修志的重任相托。
　　这是一位学者对另一位学者的深深信任和殷切托付，一种文化使命的交接，就在病榻之前完成。
　　著述颇丰的董沛，早在1866年就编成了《明州系年录》，以编年体记明州自周至同治二年间大事。他长于文献排纂，与徐时栋相交相知，情谊深厚。带着好友的托付，他继续着《鄞县志》的编纂，一直到光绪三年&&1877年完成。
　　同治《鄞县志》，没有乾隆《鄞县志》编纂时的&天时&，当时鸦片战争的硝烟已经燃起，时局动荡，西方文明与列强铁蹄一起侵入了大清帝国的领土。但徐时栋、董沛、张恕等人，依然注重志书的质量，其数据选取、史实考证等都可圈可点，是清代晚期方志中的上乘之作，并成为民国《鄞县通志》的直接蓝本。
　　让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
　　乾隆、同治《鄞县志》首发的那一天，区方志办主任谢富国心情激动，他又想起了上一轮《鄞县志》的主编、甬上著名学者周时奋生前的殷殷叮嘱：&阿国，你们已经做了很多事情，但还有一件事值得去做，做成了，一定功德无量。&周时奋所说的就是乾隆、同治《鄞县志》的影印再版。
　　这仿佛就是鄞地文人血脉里的文化基因。历史轮回到21世纪，周时奋、谢富国两代方志工作者，在一次谈话中，完成了一项使命的交接。一如100多年前的徐时栋之于董沛。
　　在那次谈话之后，区方志办就开始运作此事，千方百计去争取经费，而区委、区政府也是一如既往地注重和支持方志典籍的整理出版事业。
　　先后三年，资金到位，通过省文化厅，落实古籍刻本，在影印再版过程中，区方志办与浙江古籍出版社、省图书馆等单位通力合作。乾隆、同治《鄞县志》顺利再版。
　　&两套志书用的都是较好的宣纸，整个包装设计也体现了高雅的品位。这些书不仅代表着鄞州文化的一个辉煌时代，也增进着当代鄞州人，甚至是海外鄞州人对故乡的情怀。&谢富国说。
　　&要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时曾如此说。
　　从区方志办、区政协近年来出的一系列地方文献、地情书籍，到区委宣传部、区委党校、区文联等组织出版的关于地方文化的系列书籍，这些都是鄞州对总书记指示的一种响亮回应。
　　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对于方志工作者和文史工作者，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线装、宣纸影印、竖排、繁体。再版的乾隆、同治《鄞县志》把存世稀少的古籍，重新进入现代人的视野，将一段鄞州的历史鲜活地呈现在眼前。两套志书皆高雅古朴，散发着古代经典的馨香。
　　但这样原汁原味的雅，毕竟不能为更广泛的群体所接纳。在微信时代，有多少人读得懂繁体字的文言文。
　　&我们在准备再版之际，就和有关方面商量过，打算出点校版，但因为工程浩大，至今没能实现，但这样的想法还是一直有的，今后有机会会出简体的点校版，方便一般读者的阅读。&谢富国说。
　　浙江古籍出版社总编寿勤泽表示，乾隆、同治《鄞县志》，使鄞州史志工作多了源头活水，多了别人所没有的资源优势，对二轮修志的提升、年鉴的编写等，都会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区委党校常务副校长杜建海认为，目前的鄞州有不少农村正在向城区转型，村落被拆迁，如果没有方志典籍里的那些文字，对自己家乡曾经的过往将会无从了解。此外，他建议可以整理利用方志的这些内容，为鄞州各地旅游休闲产业的开发、博物馆的建设等发挥作用。
　　&古籍再版之后，我们要注重挖掘深藏在这些典籍里面最有价值的东西，将地域文化和当代鄞州人的价值追求有机结合，做到古为今用，产生多赢的效应。比如，今年&义乡鄞州&打造的活动主题为&家风建设&，我们可以从古籍中把鄞州古代的家训进行挖掘整理，点校编辑出版。&区委宣传部副部长沈君达说。
　　两百余年的时光过去，闪耀于史册的鄞地方志典籍，没有被埋没于故纸堆。在鄞州各方力量的推动下，其蕴藏的内在价值，也将在当代和未来的岁月里，融入到名城强区的建设中，绽放异彩。
16-04-01 0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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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区推行排水许可制度全市最早，开展力度也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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鄞地之书，闪耀历史与未来
——乾隆、同治《鄞县志》再版背后的故事
　　本报记者&&吴海霞&&实习生&&陈&燕&&通讯员&&袁静君　　不忘本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　　3月29日上午，鄞州历史上两部名志——乾隆、同治《鄞县志》影印版首发式举行。　　这是区方志办对珍贵文化遗产进行整理传承的重要工程，是一件在全省方志界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盛事，是作为“方志之乡”鄞州志书丰厚蕴藏量的呈现，是我区二轮修志进入冲刺阶段对历史的回望和经验总结。　　借着乾隆、同治《鄞县志》两部名志而浮现出的是鄞州历史上一个精彩纷呈的横截面。一两百年前的鄞州究竟是怎样的形态和气象，怎样的山川人物，怎样的风情民俗？两部志书，让我们回望时光更替的印记，让我们记住浓浓的乡愁，更好地砥砺前行。　　同时，这两部志书的完成与再版，更是一代代修志者，薪火相传，前赴后继的文化品格的写照，是一代代修志者才华心血和使命的凝结，也是鄞州地域精神的辉映。　　三部方志，三座丰碑　　历史上的鄞州有“方志之乡”的美誉，离不开其特有的文化环境，其中的特征之一就是悠久的私家藏书历史。　　从北宋楼郁的东楼到明代丰坊的万卷楼，到范钦的天一阁，都是历史上著名的私家藏书楼。到了清代，藏书事业更是达到鼎盛，名楼迭出，藏书名家亦是辈出，藏书佳话美谈不胜枚举。　　黄宗羲续抄堂、郑性书带草堂、卢址抱经楼、全祖望双韭山房、黄澄量五桂楼……只是那些文化名人，那些雅致的楼名，如今大多都成为史书上令人心仪的记载，浩瀚藏书，风雅书楼，渐渐消散在时光烟尘中。　　而天一阁，在400多年之后，仍然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私家藏书楼，其重要的收藏就是地方志和登科录。　　龚烈沸，在天一阁博物馆内的中国地方志珍藏馆工作了十余年，是方志界的专家，与鄞州方志界也有着很多的合作。区方志办整理出版的《桃源乡志》、《鄞州山水志》等，都由他来点校。　　乾隆、同治《鄞县志》再版首发，龚烈沸说了一段像是绕口令的话：“在没看清朝的这两部旧志前，我很佩服民国《鄞县通志》，竟然编纂得那么好。后来知道，它是由前面的旧志铺垫的，那就是同治《鄞县志》。当我为同治《鄞县志》惊叹时，我又发现它前面还有乾隆《鄞县志》……”　　一席话，揭示了鄞县历史上三部最重要志书的分量和价值。而这三部重要志书，在差不多10年的时间里，陆续由区政协和区方志办整理影印出版。　　鄞州方志界的三座高峰，就这样在新时代重放异彩。　　根据宁波大学地方志研究中心主任、副教授沈松平的梳理，方志是中华民族文化中特有的一个组成部分，最初的方志出现于隋朝，鄞县最早的志书是宋代，但只剩下记载，志本身已经失传。在明代永乐和天启年间，鄞州也分别修过志书，在清代，共有四部《鄞县志》。　　乾隆《鄞县志》，始修于1785年，成书于1787年，共计8册，主纂者为著名学者钱大昕，以内容翔实、考据精审、注重地理变迁而著称，是乾嘉学派时期学者修志的典范之作，在方志编纂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同治《鄞县志》，于1868年始修，成书时已是光绪三年——1877年，所以此志又称光绪《鄞县志》。志书由张恕、徐时栋主修，徐时栋病逝后，由董沛完成。志书以钱大昕乾隆《鄞县志》为蓝本，补疏辨误，考证精详，是清代晚期方志中的上乘之作。　　民国《鄞县通志》，共550万字，从战争阴影下的1933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1951年，历时18载完成，是民国时期规模最大、编排最为科学、影响也最大的县志，被称为“民国县志中的关门志”。　　正如龚烈沸所言，民国《鄞县通志》之所以能取得如此高的成就，固然是因为主要编纂者为著名地方志专家陈训正、马瀛，他们率领整个修志团队矢志不移努力，而清代的那两部名志也有着奠基的意义。　　编纂乾隆《鄞县志》的“梦之队”　　乾隆《鄞县志》是鄞州历史上第一部横空出世的名志，占据了“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是“名人修名志”的典范。　　先来看看那个时代，所谓的天时。清代是方志发展的鼎盛时期，其修编范围广泛，上至国家，下至州县，同时，又种类齐备，上至统志，通志，下至乡镇村志，应有尽有。此外，数量上也很可观，清代的方志，大大超过以前历代方志的总和。宁波大学教授张如安的数据是：清代所修的志书占据现存志书的58%。　　盛世修志。康乾盛世，推崇文治，康熙和乾隆都非常注重方志的编纂工作。在朝廷的推动下，不同学术背景的学者纷纷参与修志。这其中不可忽视的一个原因还有“文字狱”的兴起，这让很多文人在著书立说方面变得谨言慎行，而文人不幸志书幸，很多文人学者因此将精力投入到志书的编纂中。　　地利，主要表现在“方志之乡”的鄞州，有着自宋开始的修志传统和绵延不绝的藏书文化。如藏书家卢址的抱经楼所藏就是以四明文献和方志闻名，他当时请人校编藏书，请的人就是乾隆《鄞县志》的分纂者之一倪象占。倪象占为卢址编撰了《抱经楼藏书目录》十二卷。乾隆三十八年开四库馆，征集图书，卢址进呈二十余种。　　丰厚的藏书资源和门类齐全的文献资料，为乾隆《鄞县志》的修纂提供了坚实的依托。而最重要的还有“人和”。这是一支在当时阵容罕见的修志“梦之队”。主修是鄞县的知县钱维乔，这位官员，同时也是著名的文学家、戏曲家。他学贯古今，诗文博瞻，工书善画，精于音律，晚通禅理。著有《钱竹初山水精品》、《竹初文钞》、《竹初诗钞》、《竹初未定稿》等。　　钱维乔还有一个中过状元的哥哥钱维诚。他在主修《鄞县志》时，就把状元哥哥的一个牛气冲天的学生钱大昕拉来任主纂。这位钱大昕，是清代极负盛名的史学家，其名气之大超过鄞县本土的全祖望、万斯同，与王鸣盛、赵翼并称为“史考三大家”。钱大昕有着丰富的方志编纂经验，曾参与编纂《热河志》、《续通志》、《一统志》等。　　除了主纂，还有三位重量级的分纂：蒋学镛、卢镐、倪象占。三人都是精通文史的学者。蒋学镛，鄞县人，师从全祖望。卢镐，也是鄞县人，中过举人，喜欢书画和藏书，收藏全祖望一半以上著述手稿，还刊刻过《宋元学案》、《七校水经注》等。倪象占，象山丹城人。他曾任《大清一统志》的分纂，还参与编纂《千叟宴诗》。　　风云际会，这样梦幻的编纂阵容，终于成就乾隆《鄞县志》为一代名志。　　全书卷首一卷，正文三十卷，分为天章、建置沿革、城池、山川、水利、学校、公署、田赋、兵制、海防、坛庙、职官、选举、名臣、人物、孝义、艺术、寓贤、烈女、仙释、艺文、金石、古迹、冢墓、寺观、杂识、物产、土风、辩证、旧志源流等部分。　　沈松平点评这部名志：门类更加齐全，如新增的“海防”卷。在金石、艺文方面收录宋元及之前的碑刻全文，明代碑刻的代表，显示了修志的思想。在艺文篇章中，还把以前散佚的文献都尽可能记载了下来。还有收录的图，比例更加精确，制作更加精细，包括天一阁、天童寺、阿育王寺等，当时的风貌一目了然。此外，资料索引注明出处，提高了志书的学术性；对人物编写的重视，也是一个亮点。　　乾隆《鄞县志》共有乾隆刻本（1788年）和道光本（1846年）两种，此次影印再版，以浙江图书馆藏的乾隆原刻本为底本。　　同治《鄞县志》，两位学者的接力　　在文化的时空里，历史往往有着奇妙的轮回和巧合。　　在乾隆、同治《鄞县志》举行首发式前的半个多月——3月11日，由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整理的《四明清诗略》首发，这亦是我区对优秀传统文化的梳理和传承之举。这部《四明清诗略》，将我们带到了一个与同治《鄞县志》编纂的同一个时代，而且是由同一个人，将两者串联起来，让我们看到这个时代的鄞州，有着怎样一群满腹诗书却又充满使命感的文人，看到那个时代在《四明清诗略》、同治《鄞县志》为代表的巨著背后的文化昌盛。　　巧合不仅在于100多年后，这两部几乎是同一时代，不同性质和内容的巨著在同一个月里先后再版首发——来自鄞州的不同部门，有着同样的对优秀文化的热爱和抢救保护的使命感。　　巧合还在于《四明清诗略》的编撰者董沛，同样是同治《鄞县志》的编纂者。更加令人感动的一个巧合是，董沛去世后，另一学者忻江明接着完成《四明清诗略》余下的编撰工作，而在好友徐时栋去世后，董沛亦接力同治《鄞县志》的编纂。　　两部巨著，背后都是两位著名学者间心血倾注的接力。这样的巧合，从清代同治延续到100多年之后，是一种地域精神的传承和回应，又是鄞州特有的文化现象——薪火相传，一代代接力，让文化根脉延续。　　或许，这样的巧合与接力，也是当代鄞州文化建设厚实基础的所在。　　再将时光倒流到1868年，主持修志工程的依然是一位鄞县的知县，叫戴枚。他请的主纂是张恕和徐时栋。张恕，道光时期的举人，不愿做官，精通书道，《鄞州历代诗文选》中收有他的诗作。　　而徐时栋，则是继李邺嗣、全祖望之后的鄞县一代文坛领袖，集方志学家、藏书家、金石家、文学家、书法家、教育家等多重身份于一身。40岁时，徐时栋为使四明大地“山海有经、舆地有图、郡邑有志”，依托家藏图书，又广泛征集，不顾动荡时局，于1854年，编成《宋元四明六志》，终使古志“神明焕发，还以旧观”。　　55岁，徐时栋被聘为《鄞县志》主纂，为乡邦文献贡献最后的心血。　　修志伊始，徐时栋发凡起例，总持大纲。第二年，为利用自家藏书，他将修志场所搬到自己的藏书楼——水北阁。其间，他又到宁波的抱经楼、杭州的八千卷楼等处借阅图书，广征博采，精考详核。　　1873年11月，一个历史性的时刻。60岁的徐时栋积劳成疾，一病不起，弥留时，拉着好友董沛的手，将修志的重任相托。　　这是一位学者对另一位学者的深深信任和殷切托付，一种文化使命的交接，就在病榻之前完成。　　著述颇丰的董沛，早在1866年就编成了《明州系年录》，以编年体记明州自周至同治二年间大事。他长于文献排纂，与徐时栋相交相知，情谊深厚。带着好友的托付，他继续着《鄞县志》的编纂，一直到光绪三年——1877年完成。　　同治《鄞县志》，没有乾隆《鄞县志》编纂时的“天时”，当时鸦片战争的硝烟已经燃起，时局动荡，西方文明与列强铁蹄一起侵入了大清帝国的领土。但徐时栋、董沛、张恕等人，依然注重志书的质量，其数据选取、史实考证等都可圈可点，是清代晚期方志中的上乘之作，并成为民国《鄞县通志》的直接蓝本。　　让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　　乾隆、同治《鄞县志》首发的那一天，区方志办主任谢富国心情激动，他又想起了上一轮《鄞县志》的主编、甬上著名学者周时奋生前的殷殷叮嘱：“阿国，你们已经做了很多事情，但还有一件事值得去做，做成了，一定功德无量。”周时奋所说的就是乾隆、同治《鄞县志》的影印再版。　　这仿佛就是鄞地文人血脉里的文化基因。历史轮回到21世纪，周时奋、谢富国两代方志工作者，在一次谈话中，完成了一项使命的交接。一如100多年前的徐时栋之于董沛。　　在那次谈话之后，区方志办就开始运作此事，千方百计去争取经费，而区委、区政府也是一如既往地注重和支持方志典籍的整理出版事业。　　先后三年，资金到位，通过省文化厅，落实古籍刻本，在影印再版过程中，区方志办与浙江古籍出版社、省图书馆等单位通力合作。乾隆、同治《鄞县志》顺利再版。　　“两套志书用的都是较好的宣纸，整个包装设计也体现了高雅的品位。这些书不仅代表着鄞州文化的一个辉煌时代，也增进着当代鄞州人，甚至是海外鄞州人对故乡的情怀。”谢富国说。　　“要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时曾如此说。　　从区方志办、区政协近年来出的一系列地方文献、地情书籍，到区委宣传部、区委党校、区文联等组织出版的关于地方文化的系列书籍，这些都是鄞州对总书记指示的一种响亮回应。　　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对于方志工作者和文史工作者，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线装、宣纸影印、竖排、繁体。再版的乾隆、同治《鄞县志》把存世稀少的古籍，重新进入现代人的视野，将一段鄞州的历史鲜活地呈现在眼前。两套志书皆高雅古朴，散发着古代经典的馨香。　　但这样原汁原味的雅，毕竟不能为更广泛的群体所接纳。在微信时代，有多少人读得懂繁体字的文言文。　　“我们在准备再版之际，就和有关方面商量过，打算出点校版，但因为工程浩大，至今没能实现，但这样的想法还是一直有的，今后有机会会出简体的点校版，方便一般读者的阅读。”谢富国说。　　浙江古籍出版社总编寿勤泽表示，乾隆、同治《鄞县志》，使鄞州史志工作多了源头活水，多了别人所没有的资源优势，对二轮修志的提升、年鉴的编写等，都会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区委党校常务副校长杜建海认为，目前的鄞州有不少农村正在向城区转型，村落被拆迁，如果没有方志典籍里的那些文字，对自己家乡曾经的过往将会无从了解。此外，他建议可以整理利用方志的这些内容，为鄞州各地旅游休闲产业的开发、博物馆的建设等发挥作用。　　“古籍再版之后，我们要注重挖掘深藏在这些典籍里面最有价值的东西，将地域文化和当代鄞州人的价值追求有机结合，做到古为今用，产生多赢的效应。比如，今年‘义乡鄞州’打造的活动主题为‘家风建设’，我们可以从古籍中把鄞州古代的家训进行挖掘整理，点校编辑出版。”区委宣传部副部长沈君达说。　　两百余年的时光过去，闪耀于史册的鄞地方志典籍，没有被埋没于故纸堆。在鄞州各方力量的推动下，其蕴藏的内在价值，也将在当代和未来的岁月里，融入到名城强区的建设中，绽放异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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