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政治遗言：小圈子那个东西害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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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算是我的政治交代。”此为《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一篇文章压轴的最后一句话，亦是振聋发聩的点睛之笔。此文题为《组成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集体》，是1989年5月邓小平同当时两位中央负责人的谈话要点。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把此文称为自己的“政治交代”，可见其历史分量与意义。事隔20多年，笔者重温此文，深感一代伟人的历史嘱咐，是何等精辟、深邃、久远。
20多年来，我国在各方面尤其是经济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进步，当然也面临许多新的严峻问题与挑战。当中国即将走到又一个新的转折点时，我们尤应重读这篇“政治交代”，这对树立科学的领导观，必有重大的指导作用。笔者试将学习心得归纳一二。
此文开门见山第一句就是：“改革开放政策不变，几十年不变，一直要讲到底。”正如文章的题目强调要“组成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集体”，反之，“如果我们摆一个阵容，使人民感到是一个僵化的班子，保守的班子，或者人民认为是个平平庸庸体现不出中国前途的班子，将来闹事的情形就还会很多很多，那就真正要永无宁日”。这就是说，唯有一心改革开放，才有希望，否则“只能是死路一条”。
邓小平又提出：“组成具有改革开放形象的中央领导班子，使人民放心，这是取信于民的第一条。第二条是真正干出几个实绩，来取信于民。”他还提出推举人才的标准，“就是要选人民公认是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有政绩的人，大胆地将他们放进新的领导机构里”。第三代领导集体，就是遵照这一嘱咐主事的。后来因苏联、东欧政权相继垮台，国内又出现了一股对姓“社”姓“资”持怀疑态度甚至反对改革开放的思潮。这时，已在颐养天年的小平同志，又不得不在家人的搀扶下，于1992年初再次登车南下，作出著名的“南方谈话”，使中国再次扬起进一步改革开放的船帆，从此跨入了市场经济的快车道。
两个“宽阔”
邓小平在“政治交代”中，对领导集体成员提出了两个“宽阔”。一是“眼界要非常宽阔”，二是“胸襟要非常宽阔”。他指出：“进入中央最高层的每个成员，都要不再是过去的自己，不再停留在过去的水平上，因为责任不同了。每个人从自身的角度，包括自己的作风等方面，都要有变化，要自觉地变化。”“眼界要非常宽阔”，就不能停留在过去所学专业、所干行业、所在地区的狭小视野中，而是既要放眼全国，又要放眼世界；既要着眼当下，又要放眼未来；既要放眼理工，又要放眼人文，把自己培养成兼知文理、通晓中西的复合型人才。唯有这样，才能坚持改革开放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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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政治局常委、被迫害开除党籍，他的仕途够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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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9:23 发布在
&&&&6月24日是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李德生诞辰100周年纪念日。李德生1916年出生于河南新县，日在京逝世，享年96岁。&&&&6月20日，李德生的家乡、河南省举行了纪念李德生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在会上，河南省委书记谢伏瞻高度评价了李德生的历史功绩。&&&&<img SRC="/cmpp//18/0e06a948-b69c-4c3b-aecf-6da437e88831_size61_w594_h357.jpg" alt="" border="0" / onclick="javascript:if((!(this.width<600))||(!(this.width<100)&&!(this.height=600 || (this.width>=100 && this.height>=100)){this.style.cursor='pointer';}if(this.width>=600){this.height=parseInt(this.height*600/this.width);this.width=600;}">&&&&“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注意到，李德生亲历了百团大战、上甘岭战役、乒乓球“外交”、“九一三”事件等重大历史事件，他的仕途波荡起伏，战争年代曾经遭到诬陷，被开除党籍;新中国成立后曾经被毛泽东选中，从地方调到中央任职，先后担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九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等职，后因受“四人帮”迫害，辞去了党和国家领导人职务，转任沈阳军区司令员。&&&&1988年，72岁高龄的李德生与张震、刘华清、迟浩田、秦基伟等一起被授予上将军衔。&&&&仕途起伏的背后，是李德生的传奇人生经历。&&&&“因遭错误路线迫害，他被捆绑监禁，开除党籍”&&&&<img SRC="/cmpp//18/ab4-400e-ba01-cfc_size41_w560_h366.jpg" alt="" border="0" / onclick="javascript:if((!(this.width<600))||(!(this.width<100)&&!(this.height=600 || (this.width>=100 && this.height>=100)){this.style.cursor='pointer';}if(this.width>=600){this.height=parseInt(this.height*600/this.width);this.width=600;}">&&&&李德生是开国少将，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88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注意到，中央军委原副主席迟浩田2012年7月曾撰文回忆李德生。&&&&李德生是“打”出来的将军，12岁当上童子团团长，14岁参加红军，16岁入党，“哪里战斗最激烈、哪里最危险，他就往哪里冲，有时还要代替牺牲或负伤的连排长指挥战斗。由于表现出色，多次受到团、师首长乃至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的表扬”，迟浩田写道：李德生出生入死，屡建奇功，参加了夜袭阳明堡机场、响堂铺、百团大战等著名战役战斗;“在上甘岭战役第二阶段，他奉命统一指挥在前线作战的两个军的部队，机智灵活，浴血奋战，击退敌人数百次猛烈进攻，赢得了上甘岭战役的最后胜利”。&&&&二野名将王近山对李德生的作战能力也有过高度评价，“打仗很硬，不怕苦，任务交给他，他就像老牛顶架，缩不回来。” 上甘岭战役李德生率部接替防务时，王近山对三兵团政委杜义德说：“李德生上去了，我就可以睡大觉了。”&&&&可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将军，长征时曾被开除党籍。迟浩田回忆：1935年6月，因遭错误路线迫害，他被捆绑监禁，撤销党支部书记和班长职务、开除党籍，但这丝毫没有动摇他对党的信念，仍然坚定地听党的话、跟党走、随部队参加了长征，三过雪山草地，不怕牺牲，英勇战斗。1936年12月，他又重新入党。1946年3月，党组织撤销张国焘错误路线时期对他的处分，确定党龄从1932年第一次入党时算起。&&&&李德生也曾在回忆录中谈到这次被开除党籍的经历：“王明、张国焘推行‘左’倾路线给革命造成了巨大损失。这条错误路线，连我一个普通战士也深受其害，使我遭受了参加革命5年来最大的一次挫折”，他写到，“我就是在没有党籍的情况下，跟着党三次过雪山草地”。“回顾红军时期，我的7年战士生活，可以说是历尽磨难。我还遇到错误路线的打击，一个战士被张国焘路线开除党籍，也是少有的”。&&&&毛泽东为什么选中李德生?&&&&<img SRC="/cmpp//18/9e8da11b-427d-42a2-a909-a_size38_w564_h352.jpg" alt="" border="0" / onclick="javascript:if((!(this.width<600))||(!(this.width<100)&&!(this.height=600 || (this.width>=100 && this.height>=100)){this.style.cursor='pointer';}if(this.width>=600){this.height=parseInt(this.height*600/this.width);this.width=600;}">&&&&图：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阮友寿。右三为李德生。&&&&文革时期，李德生的仕途变动非常引人注目。1969年4月，他以12军军长的身份当选政治局候补委员，次年开始担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九一三”事件后，在十届一中全会上，李德生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成为正国级领导人。&&&&“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注意到，《解放军报》原社长祝庭勋曾任李德生秘书，并撰写了《李德生在动乱岁月》一书，书中记录，李德生的上述仕途变动，都是毛泽东“钦点”和力挺的。&&&&祝庭勋在书中记载，1968年6月，安徽发生了“芜湖事件”，造反派包围部队、冲击军事机关，震惊中央和全国。毛泽东同意调十二军到安徽。李德生时任十二军军长，仅用了30多天时间，制止武斗、收缴武器，并促进了两派的大联合。&&&&1968年10月，在八届十二中全会开幕式上，周恩来宣布出席会议人员的名单、念到李德生时，毛泽东突然打断，问道：“哪个叫李德生?”李德生从列席人员的位置站起来。“我看安徽的事情办得不错。我们不是通报了他那个整芜湖吗，芜湖整得不错嘛!那个芜湖问题可是复杂了”，毛泽东说，“你们是怎么搞的啊?”李德生只说了一句话：“就是大造舆论!”&&&&1969年，在九届一中全会上，李德生当选政治局候补委员，协助周恩来分管水利部和国家体委，参与了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筹建和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等重要工作。同时明确他“固定管理军委办事组的总政工作”，祝庭勋称，这一安排是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赞成由李德生担任总政治部主任。&&&&可对于总政治部主任的人选，林彪另有打算，林的本意是从吴法宪、李作鹏中任命一个。有一次毛泽东主持政治局会议，时任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的谢富治发言说：“李德生是带兵打仗的人，不是搞政治工作的，不适合做政治工作。”毛泽东当即批评说：“李德生不合适，你就合适?”&&&&祝庭勋2013年接受采访时回忆：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十大组织人事安排。谈到党中央副主席的人选时，毛泽东沉思了一下说：“我看，现在的候选人里面，有老的，有青的，还没有中的啊!我们不是讲老、中、青三结合吗?我们也应当老、中、青三结合啊!”毛泽东又说：“这个‘中’，我的意见是从军队里面选。”按照毛泽东提议的条件，就只有李德生合适了。&&&&“四人帮妄称李德生是‘大军阀’”&&&&<img SRC="/cmpp//18/7cfc4-4a1e-bcf2-513a_size39_w585_h392.jpg" alt="" border="0" / onclick="javascript:if((!(this.width<600))||(!(this.width<100)&&!(this.height=600 || (this.width>=100 && this.height>=100)){this.style.cursor='pointer';}if(this.width>=600){this.height=parseInt(this.height*600/this.width);this.width=600;}">&&&&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岗位，李德生并没有干多久。《文史参考》2013年6月发文称，由于李德生在八一厂和解放军报的问题上和江青唱了反调，又在围绕邓小平到军委工作的问题站在了叶剑英一边，遭到了四人帮的陷害。&&&&文中称：1973年12月，毛泽东决定，将全国11个大军区中的8个大军区的司令员对调。在这次对调中，李德生被调到沈阳军区担任司令员。月间，各大军区负责人被招到北京开会，此时毛泽东不在北京，周恩来刚刚做过手术，正在养病。王洪文主持会议把李德生、许世友、韩先楚当靶子打，列举了李德生十几条罪状。李德生心里知道，这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江青一伙是想借批自己来罗织周恩来、叶剑英的罪名。李德生把问题一身承担，做了“检查”。会后叶剑英特意找到李德生，握住他的手说：“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该干啥干啥!”在之后的十届二中全会上，李德生辞去了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职务，保留了政治局委员，回到沈阳军区工作。&&&&广州军区原副政委刘新增中将也撰文回忆：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时，“四人帮”把矛头直指周总理、叶帅和李德生。妄称李德生是“大军阀”，要放火烧荒打倒他。特别是在安徽，李老成了安徽“批林批孔”的活靶子，大字报到处都是。&&&&军事科学院原副院长任海泉接受采访时回忆，当时，李德生受到“四人帮”陷害时，“有些下属对他也很不尊重，但他始终没有怨言，很平静地对待。‘四人帮’被粉碎后，他也没有对那些下属打击报复。跟他共事过的人都反映，他做人很厚道”。&&&&“李德生坚决反对一切腐败行为”&&&&<img SRC="/cmpp//18/fde41dab-eb96-4a9f-b486-728ff993b441_size47_w567_h245.jpg" alt="" border="0" / onclick="javascript:if((!(this.width<600))||(!(this.width<100)&&!(this.height=600 || (this.width>=100 && this.height>=100)){this.style.cursor='pointer';}if(this.width>=600){this.height=parseInt(this.height*600/this.width);this.width=600;}">&&&&李德生遗体送别仪式上的花圈&&&&在河南省纪念李德生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谢伏瞻表示：我们纪念李德生同志，就要学习他克己奉公、清正廉洁的崇高风范，始终牢记为民务实清廉，始终自重自省自警自励，坚决反对一切腐败行为，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注意到，李德生对自己和家人的要求都非常严格。&&&&将军刘新增撰文回忆：1962年困难时期，李德生家来的客人比较多，粮食不够吃，他从管理处借来粮票买粮食，亲戚走后，为了还粮票，他决定从全家的定量中扣，连续两年，才把粮票还完。因此，他的几个儿女因为吃不饱饭而得了浮肿病。103团杨团长就想给他家送点粮票，渡过难关，到家以后，曹大姐(李德生爱人)坚决不收。正在僵持，正巧李德生回来看到了，把杨团长狠狠地训了一顿。&&&&李德生与夫人曹云莲共生育了六个子女。据媒体报道，六个儿女皆事业有成，四个女儿中三个是学医的，小女儿学法语出身，“文革”后考取了第一批公费留学生，后留在美国工作。小女儿在美国将要生孩子的时候，打电话问家里，孩子是在美国生还是回国生。李德生答复女儿：“回到北京来，让孩子抱紧我们的祖国。”&&&&离休后，李德生联合耿飚、王光英、迟浩田等老干部创建了中华爱国工程联合会――一个以爱国报国为宗旨的公益性社会团体。目前，李德生的长子李和平担任这个协会的秘书长。次子李南征从普通一兵做起，曾任解放军参谋学院副院长、石家庄陆军指挥学院副院长等职，少将军衔。李和平、李南征接受采访时都曾谈到父亲对他们的“严苛”教育。&&&&李和平回忆，父亲最常讲的一句话就是“不准搞特殊化!” 初中毕业后不久，他参军入伍，在军队服役期间他有“三晚”：一是入党晚，当了3年半兵才入党，算上一年预备期，4年半才转为正式党员;二是提干晚，当了4年半兵才提干;三是上学晚，“文革”后期，大学恢复招收工农兵大学生时，给部队也分配有名额，李和平就报名了，可李德生得知后，把李和平的名字划掉了。这之后，军司令部欲调李和平去当参谋，也被李德生卡掉了，并交待部队领导要让李和平“在基层好好锻炼”。李和平在团以下基层干了20年后，才经逐级考核推荐，到刚创立的国防大学第一期上了3年的军事专科大学。&&&&李南征回忆，“我自小从上小学起，我父亲就不允许我睡懒觉，早上正常起来，晚上要正常的休息，他认为不适合我们看的影视，我们怎么要求他都不会答应，这一点我父母亲是非常严格，在坏事上是绝不迁就”。&&&&李和平称，父亲留下来的遗物里没值钱的东西，“他也没什么钱，银行里没户头，也没有金银珠宝，只有书。”&&&&“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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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人跟毛出生入死打下天下，做了大官，又被毛历次运动搞得日子过得巴巴结结还不安稳，虽然经历风雨磨难，但好处是多都一生除了内部政治问题，没有多少存款，也没有多少经济问题，就是进秦城出来也可能官复原职，死后也可能平反，历史上政治生命没有完结，现在进去的，估计平反的机会就很少了，除非几十年后，就跟否定文革似得，再来一场转折性的大反转。让子弹飞电影很形象暗喻了毛的革命，张麻子领着几个兄弟，为了公平打倒了黄四郎，解放了鹅城，张麻子还想继续上山革命，但弟兄们不愿意跟他去了，革命成功了，还上山当土匪，那不是找罪受么，于是都跑开放的浦东享受去了。最后只剩下孤寂一人的张麻子。现在宣扬这些开国元勋的优点，恰恰就是毛时代官员的普遍特征，很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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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5:46 &&
11:30:04&&的原帖： 被谁迫害？为什么不追究？标准奴才。根本不顾6亿民众死活。完全没有彭德怀为民请命的胸怀，实现党章的招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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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具影响力中文军事论坛 - Most Influential Chinese Military Forum是政治迫害文化人还是文化人的自相残杀
文化人应当包含科学家在内，但中国科学家中的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李四光、邓稼祥、陈景润、茅以升、华罗庚、王选、童弟周、竺可桢、苏步青、周培源、严济慈、吴有训、吴阶平等人因为致力于科学研究，为国家建设做出突出贡献和成绩，在文革中受冲击较小。科学家之间不仅没有互相攻击，而且互相学习切磋，一直受到重视和重用。本文谈的文化人指以一支秃笔和一幅喉舌为职业，摇摆在文坛和权力场上的人。迫害文化人是执政者“罪状”之一。细究起来，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文化人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人，很多既有文化成就又有官的身份。他们既是有影响的文化人，又是历次政治运动的兴风作浪者。把他们的所言所行置予光天化日之下，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些人都是咎由自取。只能让人恶心，无法同情。郭沫若（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这位集古文学家、历史学家、书法家、剧作家、、社会活动家于一身的文化大家，其许多方面的成就堪称中国近现代第一人。在政治上是位左右摇摆不定的人，国民政府时期担任国民革命军政治部副主任、军事委员会第三厅厅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任中央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他站在民主革命的前列，提倡无产阶级文学，是国统区文化革命的旗帜。他是新中国科技大学的创立者和新中国科学技术教育的重要奠基人，是大众文学与精英文学相结合的典型代表。他既是伟大的天才，又有凡庸公民的缺陷。他的私生活饱受指谪，在政治上明哲保身，广受垢病。他曾经尽力支持国民革命运动，后来又受到通缉。他为斯大林祝寿，写文章支持外蒙古独立。他几次加入退出共产党，热衷于政治运动。他美化曹操与武则天的历史形象，美化李白，贬低杜甫。他有两个儿子在文革中离奇死亡，却写下了《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毛主席赛过我亲爷爷》的诗。他的《水调歌头·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周年》发表才五个月，又写下了《水调歌头·粉碎》。他的政治人格与他的文化成就一样出名。邓拓（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吴晗（北京市副市长）、廖沫沙（北京市统战部长），这三位被称作文化人是名不符实，他们只是某种政治势力或政治思潮的代表。他们被冠以“三家村黑店”不无道理。他们当着共产党的官，却以《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的形式攻击政治，利用学术文章、杂文等形式为某种政治张目，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展开提供了借口和理由。把他们当作是彭真文化革命的马前卒一点儿也不冤，因为他们本身就是彭真北京市委的重要成员。沈雁冰（茅盾，文化部长），这位“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文革之前创作甚丰。他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之一（1921年入党），他1925年发表的《论无产阶级艺术》是革命文学的代表作。他曾担任“左联”执行书记，是鲁迅的同盟者。在他的身上是文学家与革命家、文学家与政治家的混合体，他的作品政治倾向明显，社会指向性强。是通过生活的横断面剖析社会或再现社会，是革命的现实主义者。是时代性、社会性的结合。他担任新中国首任文化部长，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也经常看到他的名字出现在媒体或高层人员名单中。可以说他始终与党和革命人民站在一起，也可以说他是同“流合污”。周扬（中宣部副部长），建国前曾任“左联”党团书记。他虽然没有多少传世的文学作品，在文化界却是大名鼎鼎。上世纪三十年代，文化界在“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论争中，他与另一位文学大师冯雪峰结下了冤仇。他与、、三人一起被鲁迅批为“四条汉子”。建国以后的1957年，担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周扬挑起了文化界的斗争，丁玲、冯雪峰等被打为右派。六十年代初，他又是批判田汉、夏衍、阳翰笙等文化界名人的指挥者。文革前夕，他一篇《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做又会劳动又会创作的文艺战士》的讲话，概括总结肯定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文艺界1951年批判电影；1954年批判；1955年批判胡风；1957年批判、冯雪峰；六十年代批判田汉、夏衍、阳翰笙的五次大论战、大批判。可笑的是，他曾经以三十年代两个口号之争打倒了冯雪峰和丁玲，却在文革中以同样的罪名和“反革命两面派”被打倒。虽然文革后周扬在文艺界各种场合一再向过去被他伤害过的同志道歉，但这种投机主义者无法得到真正的理解和原谅。有人认为周扬身处全国文艺界党的领导人的权威地位的所言所行是在苦恼或惶惑状态的迫不得已，然而这种解释无法掩盖其人格上存在的问题。夏衍（文化部副部长），是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之一，著名文学、电影、作家和。“左联”时被鲁迅批为“四条汉子”之一。文革前担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时受潘汉年案牵联受到审查，复出后担任文化部副部长的夏衍与周扬一起，参与了对文化界人士的批判和攻击，曾经红极一时。文革运动展开以后，与周扬一样被作为旧文艺路线的代表人物被批判。1977年复出后成为代表文化界的中顾委委员和文联副书记。老舍（文联副主席），这位被称作是人民艺术家，他的长篇小说《》《》等作品，是描写北京市民生活的代表作。文化大革命发起的初期受到批判，1966年8月23日，自沉于北京城西北角外的畔，享年67岁。从他被批判和死的节点上，属于“刘邓”主政文革时期第一代红卫兵造反期间，谁是罪魁祸首大家心知肚明。巴金（政协副主席），中国文化人值得大书特书和深刻研究的人，他的一生是中国文化人的一个缩影。他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最有影响力的作家之一，是中国杰出的文学大师、中国当代文坛的巨匠。他的激流三部曲《家》、《春》、《秋》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他和郭沫若、老舍、、洪深、、胡风、茅盾等人交往甚深，是建国后包括郭沫若、周扬、夏衍、茅盾、赵树理、老舍、曹禺等最得意的文化人之一。在1956年大鸣大放中，他写出了《“鸣”起来吧》《“独立思考”》等呼应文章。在1957年的反右中，他又是批判冯雪峰、丁玲、等文化界人士的积极者。他的主要作品都是在1958年至文革前出版，既忙于国内文化革命又忙于外事活动，还不忘利用机会出版自己的作品。1965年还写文章批判《不夜城》，1966年８月就靠边站。此后被以“文艺界反动权威”受到批判，1973年被以人民内部矛盾解放。巴金是位跨世纪的伟大作家，同时也是位人格并不高尚的人，他“代表着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的良心”名不符实。用他自己的话说文化大革命“就有我的一份罪”，虽然解放后包括文革中他只不过出于软弱说了一些假话错话，但他曾经附会于政治，放弃独立思考的权利和为人的尊严。他在胡风、路翎遭到诬陷和批判的时候不仅没有仗义执言，而且无中生有地批评他们。他在家里对着镜子提前练习低头认罪的姿势，他写的许多应景文章。虽然他此后作过忏悔，但这些遗撼和过失无法弥补，他的文章和为人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中。丁玲（中宣部文艺处长），“左联”重要人物，中央苏区最早著名作家之一。1955年和1957年，在文化界同行的揭发攻击下，先后被划为“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和“丁玲、冯雪峰右派反党集团”主要成员。1957年被打成右派，文革后平反。赵树理（县委副书记），抗日战争时期创作的《》、《》使他红透大江南北，被称“山药蛋派”。文革开始的1966年夏天，担任山西委副书记的赵树理陷入山西地方帮派斗争受到批判。1970年9月22日在医院离开人世，时年64岁。田汉（文化部局长），“左联”四条汉子之一，话剧戏曲电影作家，文艺批评社会活动家，文艺工作领导者。他的《》广泛流传并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解放后创作的《》、《》及整理戏曲《》、《》既是他的成就又是造成他被打倒的作品。他在担任文化部戏曲改进局局长，艺术事业管理局局长期间，参预了文革前的历次文化界运动，对新中国戏曲改革，促进了传统戏曲艺术的发展功不可没。他参加了四清运动，文革中被打倒既有当年围攻鲁迅、跟随王明路线、与卖国文人周树人等有关，又有当时政坛派性之争和文化界内斗的因素。他死于1968年，被打倒却是1964年，是彭真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时期。因为他的《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挑起了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和“国防文学”两个口号的论争。与他对立的是周扬、、、等“四条汉子”。他在1952年就被批“”1955197819801988王蒙（文化部长），属于当代作家。1957年23岁以工厂团委副书记被划为右派。他在文学上的成名主要在文革以后，属于青春文学或意识流。既是新时代改革开放时期的文化部长，又是中国作家富豪榜前列人物。这是位名利双收的文化人。从以上几位代表人物身上可以看出，中国现代文化人的文学成就与人格品行成反比。在政治上，这些文化人较好地利用了文化地位而在政治和经济上获得利益，既当官又从政。在思想意识领先的社会环境里，他们是既得利益者。　　在社会上，他们是权威，是不能冒犯的“大家”。他们可以随意批评别人，却不能触及他们的利益和地位。正是因为有这些权威的为虎作伥，才使很多知识分子被打倒。在道德上，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封建传统观念仍然盛行的社会条件下，他们的仁义道德挂在嘴上，干的却是鸡鸣狗盗之事。在地位上，他们控制着舆论阵地和文化宣传权力，企图一切都按他们的指挥棒走。　　在基础上，中国传统对权威的崇拜和对精英的尊重，使他们有较大的群众信任基础。在“愚民”的拥护下，他们成为人们盲目追求的榜样。在人格上，他们既互相勾结，又互相攻讦。他们的文学成就很高，灵魂却极其丑陋。他们之间的睚眦必报足以令人心惊胆战。　　在1955年胡风反党案中，文化人的表现可见一斑。郭沫若说：“像胡风这样的人，他二十年来，一贯地在革命的内部进行反革命的破坏工作，这是明知故犯、怙恶不悛的最顽恶的反革命分子。在今天对这样的反革命分子，我个人认为，应该严厉地镇压，比几年前镇压反革命的时候要更加严厉地镇压！”他甚至主张判胡风及“胡风分子”们以死刑！茅盾说：“胡风其人自始就是蒋介石国民党的忠实真走狗；胡风本人和他的集团内的骨干分子的履历，都是丑恶已极，见不得人的；胡风和他的集团分子长时期以来所进行的反党、反人民的罪恶勾当，都是狡诈，阴险而且狠毒，十足是美蒋训练出来的特务的嘴脸和手法。”老舍说：“原来他把他的小集团以外的人，特别是共产党，都看成敌人啊！......我只能说，除了受过美蒋特务训练的人，谁会这么想一想呢？看了那些信札以后，我才知道胡风原来并不只是目空一切，而是要镇压革命，去做文坛的暴君！他哪里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才真是他的思想与实践的基础！我看不懂他的文章；现在，由他的信札里却看懂了他的心，一颗极端狂暴狠毒的心！”丁玲说：“胡风分子从骨子里恨所有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作家。”“他同样从思想深处反对我们党的负责同志的。” 　　曹禺说：“我们要问，‘胡风，你的主子究竟是谁？你的后台老板究竟是谁？’让我提一个线索吧。当胡风向党和党领导的文艺战线发动了猖狂进攻以后，不久就传来了台湾广播的热烈的响应，和胡风一样，甚至连胡风的词句都完全保存着，无耻地重复着胡风对党和党所领导的文艺战线的污蔑。”“你们还得要明白交代，另外的什么反动势力是你们的主子？”。　　　巴金在回忆文章中提出：“我对自己的表演，感到恶心，也感到羞耻” 。他在《随想录》中说：“我相信过假话，我传播过假话，我不曾跟假话作过斗争。别人‘高举’，我就‘紧跟’；别人抬出‘神明’，我就低首膜拜。即使我有疑惑，我有不满，我也把它们完全咽下。我甚至愚蠢到愿意钻进魔术箱变‘脱胎换骨’的戏法。正因为有不少像我这样的人，谎话才有畅销的市场，说谎话的人才能步步高升。”他在文化界的历次斗争中的表现是非常丑陋的，以至于有人提出“不枪毙巴金就是落实政策”。历次政治运动中都有一些文人自杀，这种自杀究竟是对现实的抗争还是文人的自恋很难说清。也许在文人自己的心目中，自杀是伟大的，可以用自己的死亡来惊醒世人。然而他们没有想到的是，活着的时候无法改变世界，死就能如愿以偿吗？自杀并不是独立人格的正确表现，而是一种对被权力抛弃，文人精神世界被现实击毁，在悔恨或理想中的浪漫表现。也是这位巴金，他提议建立现代文学馆和文革博物馆。然而包括巴金本人对文化大革命的批判也是有限的，以至于傅国涌在《对巴金也要说真话》一文中说：“在《随想录》之后，在很多重大的问题上，我们都没有能听到他（巴金）的声音，也许他太老了，岁月不饶人啊。巴金曾为说假话难过了几十年。‘文革’结束，他终于下决心‘讲真话’，并力倡‘讲真话’。但他终究不是那个指出皇帝没穿衣服的小孩，他未能发出左拉式的‘我控诉’这样的声音，他的‘说真话’也是有局限的，他超越不了现存体制和时代所给予他的那些限制。在他晚年，说真话实际上已成了他生命中的不能承受之重，他内心是否为自己没有能公开讲出那些真话而难过、而痛苦，我们已无法知道。”建立现代文学馆和文革博物馆是件好事，也是一个国家对历史尊重的表现。然而这种馆的建立是实事求是还是弄虚作假值得研究。如果实事求是的把中国文化历史及文化名人展示出来，人们看到的很可能是一滩荒诞不堪的污泥浊水。如果弄虚作假，只挑有利于当前得意者来展示，则歪曲了历史，成为某些人或势力歌功颂德的场所。即使是在改革开放的社会环境里，文化人与权力相勾结的互相残杀仍然不断。当年依附在胡耀邦、赵紫阳身上的方励之、王若望、刘宾雁、胡绩伟、严家其等和依附在邓小平身边的胡乔木、邓立群、于光远等的博杀，后来依附在当权派的体制内文人吴敬链、厉以宁、樊纲、林毅夫、张维迎等与茅于轼、汪丁丁、周其仁、汪晖这些西化派的争斗，包括与孔庆东、司马南、韩德强、马宾这些左派人士之间的争斗，古远新、余杰、沙叶新、肖夏林等对余秋雨的围攻，都反映了文化人之间在政治观念、权力与利益取向上的残酷博弈。事实上中国现代史中文化人之间的互相残杀所造成的“伤亡”，远比政治斗争被迫害打倒的人多百倍千倍。即使那些曾经被迫害或打倒的人，大部分都是在整人与被整中循环往复。中国现代文人很多都是帮闲文人，是给权力打工，为政治背书。文化人之间的残杀由来已久，是文化人自身人格缺陷之一。政治充分利用了文化人的缺陷，让他们在互相残杀中为政治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