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还需要师徒文化吗？
09:01:10 &&来源：春城晚报
&&&&□&夏岩营造&&.cn/xiayanyingzaoshe&&&&不管媒体采访，还是和朋友、客户聊到夏岩的核心竞争力，即工艺师们，我都是说，徒弟们，徒弟们。有人说一些场合你也别老徒弟徒弟的，可以稍微避讳下，比如多叫工艺师，要不显得不专业，不像一个现代化公司，跟古代作坊似的。我说有几个理由可以跟你讨论下：第一，这些孩子就是我徒弟，实事求是。第二，我的教学模式是师傅传徒弟，管理模式是现代管理，两者互相不影响。第三，当代手工艺缺的就是师徒文化。第四，师徒文化是企业文化凝聚力的一种模式。&&&&什么是师徒文化？第一点，师傅和徒弟的联系是非常紧密的，不是我拿钱上课，教完走人，而是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是一种家庭式的从生活到技术到世界观的培养。这种亲密关系才让很多艺术上、审美上的哲学能很完整地流传，比如看古代画家的流派作品，你知道一些人的师承关系，审美逻辑一下就清晰了。而不是打卡上班，不给点儿好处不开小灶。&&&&第二，能确实地因材施教。师傅和徒弟怎么相处？朝夕相对啊，不少故事里都是师傅拿徒弟当儿子养，有女儿就直接嫁了。这时候对徒弟的资质和发展水平能有充分的了解。你喜欢什么适合什么，不是我问你说，而是我看你做，然后用我的经验和观察来判断你的方向。这是相对于学校教育的一个优势，尤其在并不太适宜标准化的行业里。&&&&当然这是两千多年以来的一个模式。但凡一个模式持续时间很长，第一说明存在即合理，有它的特点；第二太久不改变，一定出现弊端。师徒模式本质是一种精英教育，师傅对徒弟的控制力和方向把控影响都很大。好了说，就是教得好徒弟易成才。坏了说，就是庸师毁高徒。再者，师傅掌控力强，如果思维也固化得厉害，那就很麻烦。当代社会瞬息万变，如果徒弟被限制得没有接受丰富思想和多方位各领域知识的机会，走不出跨界思考这一步，就只能是个工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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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需要文化崛起吗
06:20来源：
本报记者 袁春宇/整理 屠春/摄
本期大讲堂嘉宾，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一个“解读中国”的专家。郑永年扎进中国问题研究已有多年，希望构建一个非西方的理论，来解释中国，解释亚洲。带着这个学术理想，郑永年奔忙于新加坡、中国和欧美各国之间，考察、撰文、著述、演讲。用他的话来说，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解释中国”。
现在大家都在谈论中国的崛起。那么中国崛起的标志是什么？中国能否为这个世界提供另一个文化选择？
我认为，这中间至少涉及3个相关问题：第一，中国需要文化崛起吗？第二，中国需要一个不同于西方的文化吗？第三，中国能够创造一个不同于西方文化的文化吗？
今年六中全会的主题就是文化建设。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没有文化的崛起，单一的经济崛起并不能说是真正的崛起。1820年，中国的GDP占世界GDP的三分之一还多，但很可惜的是，20年后，中国就被英国所打败，也就是著名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当时包括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在内的西欧8国的GDP，只占世界GDP总体的12%。
表面上看，英国的胜利，在于其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海军和洋枪洋炮。但再深入一步，人们可以看到当时中国和英国不同的国家形式：
传统中国皇权，尽管理论上非常集权，但这个体制没有很多制度建设，没有动员能力。皇权所拥有的动员能力，主要是为维持王朝尤其是为皇室服务的。
因此，尽管当时中国拥有高比例的GDP，但这些资源，并不能有效组织起来，转化为政府能力，尤其是军事能力。
而当时的英国，所拥有的是一种全新的国家政权形式，即主权国家。这是一种高度集权的国家政权，尽管当时英国的GDP不高，但国家能够有效动员资源和使用资源。
为什么近代国家形式先崛起于西欧？这里就涉及到文化崛起。
西欧近代国家的崛起，是中世纪后期西欧理性文化崛起的产物。简单地说，这是一种最初源自地中海地区，后又逐渐容纳了包括中国文化在内的世界先进文化的文化。文化的崛起自下而上，文化最后的政治结晶，便是近代国家形式。当然，这种文化还具有更广泛和深刻的内容，涵盖各个领域。
我们可以看到，西欧国家自15世纪之后，不断产生有利于中央集权制度建设的政治文化。尤其对英国来说，因为是海洋国家，所以根据自己的经验，发展出了自由贸易理论。如果当时英国的船坚炮利是其硬力量的话，那么自由贸易便是其软力量。
因此，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文化崛起的重要，怎么说都不会过分。从这一角度来说，我们强调文化崛起和文化创新，是一个正确的方向。
中国需要一个不同于西方的文化
五四运动时期，当时的人们看到了西方的崛起是文化崛起，因此认为，中国如果要强大起来，就要学西方的文化。
上世纪80年代后，尽管人们不直接谈论用西方文化来改造中国文化，但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存在的。
最近几年，人们讨论最多的就是普世价值观。一些人把西方的文化看作是普世的，相信中国只有接受了普世价值（或者西方价值），才会强大。
把文化再造或者崛起，等同于文化的西方化；或者把西方的文化看作是普世的，都过于简单。
因为所有文化或者文明，都是人类社会创造和累积起来的，都存在普世性的东西。的确，自近代以来，西方的文化话语一直占据强势，但这既不是说西方文明和其他文明没有相关性，更不是西方文明是普世的论据。西方近代文化的崛起，本身就吸收了很多非西方的文化。中国文化和文明中的很多因素，也可以是普世的。
如果中国单纯接受西方文化，那么中国就不能算是崛起。当今在中国盛行的各种“主义”，都是西方舶来品，尽管在中国因为加入了中国要素而变形，但很难对西方发生影响。
中国能否创造一个不同于西方文化的文化
我们基于中国文化之上，有能力创造一个和西方不同的文化，但可以成为除西方之外的另一个选择的文化吗？这个问题最难回答。
产生一种不同的文化比较容易。这个世界上存在不同的文化，一些文化比较强势，一些比较弱势，强势文化具有话语权，为比较多的人所接受，而弱势文化少有话语权，甚至没有话语权。
造就这样一种强势文化很难，但不是不可能的。历史上，中国文明也曾经为西方文明作出了很多的贡献。西方启蒙时代哲学，吸取了很多中国元素；中国的文官制度、中国传统的“有教无类”思想等，影响力远远超出了东亚地区，达至西方。
当代中国的情形怎样呢？随着经济崛起，中国感觉到了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性，因为没有文化走出去，中国其他方面的走出去，已经遇到了很大阻力。比如企业走出去，往往被视为对外在世界的威胁；军事现代化，被视为对世界安全的威胁等等。
所以，这些年，中国正在努力把中国文化推向国外，包括孔子学院、各种名目繁多的“媒体走出去”项目。
但严酷的现实是，大家都知道了中国文化需要走出去，但谁也不知道文化方面什么东西要走出去。孔子学院在推销中国的语言，各种媒体“走出去”项目对西方来说，更像是中国从西方进口了一些概念，经过中国包装之后再出口到西方。一句话说，中国没有自己的文化知识产品，没有自己的话语权。
西方从中国的传统中学到了很多，并且在很多方面已经大大超越了中国。不求进步，光想着从传统中找些什么，这是很不负责任的做法。更为重要的是，传统已经解释不了当代中国。尽管今天的中国，有传统传承的一方面，但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国已经发生巨变，这要求我们生产一种新的知识体系，追求新的话语。没有这些，诞生一种新的文化无从谈起。
问题是这种新文化能否成为西方之外的另一个选择？
现在的情况显然不是这样，至少离这个目标还很远。
一种文化要成为软力量，需要具备三个条件。第一，这个文化不管是产自本土还是结合了从外面输入的因素，必须是能够解释自己。第二，这种文化必须让“他者”信服，信任。第三，“他者”能够自愿地接受这种文化。
这是软力量的本质。
文化是不需要被推广的。在唐朝，没有政府到处去推销文化，但文化到达了东亚社会的各个角落。近代以来的西方文化，其传播，基本上也不是依靠政府力量的。
中国现在还不具备这样一种文化，因此各种推销行为显得很吃力。
中国现在所有的，是一种依附性的知识体系，要不依附于自己的历史传统，要不依附于西方文化。中国缺少能够解释自己的文化产品。我们强力反对西方把自己的逻辑强加给我们，但什么是我们自己的逻辑呢？一时难以说清楚。
中国的文化创造和创新
那么，中国文化创造和创新如何才能做到呢？我要强调三个解放：从“思想和思维”的殖民状态中解放出来，从权力状态中解放出来，从利益状态中解放出来。
解放思想，就是从思想和思维的“殖民地状态”解放出来。中国自清末在军事和政治上被西方类型的国家打败之后，就对自己的文化失去了信心，很多人把中国落后的终极原因归诸于传统文化。
五四运动之后，学习西方变成了向西方追求真理。包括中国本身在内的非西方，就变成了不是真理。
学习西方并没有错，但把西方视为真理则大错特错了。中国并不拒绝其他文明和价值，但中国文化本身必须成为主体。在学习西方过程中，因为没有中国的主体意识，中国文化就失去了自己的主体地位。问题在于，西方文化主导下的西方话语，解释不了中国的一切。
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意识到西方话语不能说明自己。不用说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传统，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有那么多的经验，中国为什么不能产生自己的话语？
第二要从政治权力中解放出来。
中国传统数千年，主流文化是一种依附性文化，一种以王权为核心的文化。王权文化本身，只是王权体制的结果，并没有什么好指责的。我这里要强调的是，中国文化的依附性质，有效阻止了文化的创新和扩张。
传统上，我觉得中国知识分子，可以分为政治知识分子和非政治知识分子，分别由儒家和道家为代表。儒家是入世的，道家是出世的，儒家是关心政治的，道家则不关心现实社会。中国没有出现近现代自然科学，和道家的态度是有关联的。
但在中国，儒家是不提倡法治的，没有发展出一套有效的国家制度建设学说来。引起我思考的一个问题是，与传统相比，现在中国知识分子的依附性有没有变化呢？
第三个解放是要从利益中解放出来。
中国社会物质利益对文化创新所产生的负面影响，远远大于权力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因为我们的文明，虽然历经政治上的考验，但还没有经过商业文明的考验。
改革开放以来的商业革命，已经彻底冲垮了知识分子对知识应有的信念，向物质利益投降了。
我记得国家领导人曾经感叹过：中国为什么没有穷人经济学家？
这个非常容易理解，中国现在所拥有的是大量的利益知识分子，就是为各种利益说话的知识分子。为穷人说话没有利益可图，穷人当然不会有自己的知识分子。
中国目前所面临的诸种问题，例如收入分化、道德衰落等等，知识分子是要负起责任来的。知识分子没有能够超越自身的利益，为改革政策提供有用、有效的知识。
中国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工资制度的设计，也扼杀着知识的创造和创新。更令人担忧的是，中国的整个教育体系，从幼儿园到博士后，都被利益化了。这个漫长的教育链条，被各种利益所分割。
现在大家都在讲文化创新，但如果没有上面所说的那些制度的改革，创新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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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初中毕业，可以做销售吗?
　　我小学文化，做得来销售吗?
　　销售岗位对学历有要求吗?
　　每个星期都有好几人问我这个问题，我便是头疼着“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你一定希望我像瞎怂恿别人斗胆子的那一套“学历是铜牌，成功与文化无关，你看xx企业家是小学毕业、xx大富豪是初中未毕业、xx团帮首脑小学文化，成功最主要是激发自己的潜能....”，这不是xx学吗?是啊!误人子弟
　　我从来都不认同这些歪理，接着肯定有拍砖的“歪理?何以见得?但现在农民工工资确实是比本科生、研究生高”，显然是找抽的，拿前者顶峰与后者起步对比，我就连没有可比性都不想说了，有意思吗?
　　然后又会有人驳：我某亲戚也是没文化，他是老板了。亲，年代不同，信息不对称既供不应求年代随便一个生意(只要有人卖就有人买)都能发财，加上如果有“胆、力、功夫”就更没有不成的了。
　　亲们， 别再列特例好吗?
　　那还没答我文化低，到底可不可以做销售呢!
　　我只能这么说“既然学历文化低已成事实，就冲着你这份热爱，没问题，销售是用心与勤奋坚持的结果”。
　　而，假如，你仍在校念书时问我这个问题，我早就一句顶死“胸无点墨，出到社会定是不三不四，尤其干不了销售”。
　　到这里，又肯定有喷子说“屁话，现在很多有文化的跟没文化的打工的，这又怎么说?”
　　有，肯定有，但老板一定不是千禧时代人，抛开那些特例，如是这情况的公司单位，我相信一定是微小规模的。
　　我也遇到过很多自己没文化的却下面一堆比ta有文化的下属的老板，一个也不例外地感叹： 初中没读完，没什么文化，管理公司特烈吃力，要是我有文化，公司就不是现在的模样了。
　　说到底：非常容易碰瓶颈
　　做大生意/企业，天生的商业头脑不说，大部分都是靠学识了，这里的学识涵盖很多方面在内。
　　有文化便识礼，眼界和胸襟都不一样，你以为做生意对文化的要求仅仅是会表达、学习产品快、会算数...吗?
　　当然，学识就扯大了。
　　我主张做个有文化的销售，没有半点无穷追求文化的意思，而是什么小学文化、初中文化者，在如今知识经济时代实在难有或难创立足之地。
　　当然，你会问“难道做像日用品这种产品也需要什么文化吗?”
　　其实，销售不青睐低文化者(小学初中学历)，最先拒绝的不是你识字少、表达不流畅，而是你不太识礼，这个识礼不是简单的行面礼，而是综合素养水平体现，这种素养不是字词句识多的结果，而是教学环境下熏陶的成就，时间越长成就就越大。也先别管人家是读死书还是死读书、还是读书死!
　　当然，识字少，同样是个大问题，障碍必定万丈高，这个我就不多着墨了。
　　日用品，虽然没有什么科技含量，但你有想过会有比你文化(小学、初中文化)低的队友吗?你认为紧靠一副牛力真能与人家有文化的抗衡?输定了，有文化的还比你牛力大。
　　我敢打赌，除了个别公司外，招聘销售员岗位都会对学历文化有要求，如果招聘贴上描述的学历要求就是实际的需求，那么以我对这方面的关注观察，尤其是近些年，别说小学初中学历文化了，就连高中学历的都跌出视线了。
　　学历是铜牌，是基于富有经验、能力的前提下。
　　学历文化将会越来越重要，越来越多的岗位将会对其越来越高，现在不是很多公司都有学历津贴吗?这不是很好地说明了文化的重要性吗?
　　相信一定有人会批“学历就是文化吗?”，怎么不是?学历就是文化，但文化就不仅仅是学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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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服邮箱：西方哲学的特点—与中国对比邓晓芒中西文化比较，特别是中西哲学比较，是当代中国学术的重要课题，也是将来至少一百年内不可回避的话题。然而，至今为止，仍然有不少人把握不住中西比较的宗旨，不明白比较的目的不在于争意气，而在于通过比较促使中华文化开拓视野、认清形势、制定切实的发展规划。中西比较不是要比出双方的优劣，而是要在比较中找出自己文化的欠缺，以求改进。我认为，在一般意义上，历史有进步，文化无优劣。然而，文化虽然无优质文化和劣质文化之分，但在每一具体的历史时期，一种文化总会表现出自己的优势和劣势，因而必须承认有优势文化和劣势文化之别，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此时劣势文化如果不吸收优势文化的长处，努力赶上时代的步伐，就会越来越落后，乃至被淘汰。所以，劣势文化不等于劣等文化。那些灭亡了的文明，如埃及、玛雅文明，以及那些至今还处于绝对劣势的文明，如澳洲或非洲土著的文明，也不是劣等文明，更不用说今天处于相对劣势的中华文明了。[1]但在一个文化竞争的时代，如果不看清人类文明的走向，如果劣势文化不努力向优势文化学习，那么历史不会因为你的文明仍然具有多种优良素质而手下留情，让你侥幸逃脱被淘汰的命运。一个民族的文化最深层次的秘密可以从这个民族的哲学思想中寻求答案。在这里，我想从哲学上阐明，西方文化近一百多年来成为了全球强势文化，其根源何在？有哪些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这就必须在对比中深入到西方文化的深层结构，即西方哲学所体现出来的思维模式。一、爱智慧论“哲学”这个概念来自西方，在古希腊，它意味着“爱智慧”（Philosophy），也就是对智慧本身的追求和热爱，将智慧本身视为高于一切其他目的的神圣目的。所以当年日本人最初译这个词为“爱知”，后来才从古汉语中拈出一个“哲”字，改译作“哲学”，意思是“智慧之学”，这就是今天我们中国人习惯上所用的译名。虽然后来日本又有人把这个译名改了回去，但中国人一直没有跟着改过来，我们觉得“哲学”这个词用得很顺手，也很容易理解。但把“爱智慧”译作“哲学”（智慧之学），这一译法实际上造成了一个巨大的文化错位。因为数千年来，中国哲学有“智慧”，但一直没有“爱智慧”，有“智慧之学”，而没有“爱智慧之学”。前几年国内学界争论得轰轰烈烈的“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在我看来完全是一个假问题。当德里达说中国没有“哲学（philosophie）”时，他讲的“哲学”和汉语语境中的“哲学”讲的并不是一回事。但我们国内学人却连他的意思都没有搞清楚，就一轰而起，纷纷指责他的“西方中心论”。其实，中国有没有哲学？中国哲学是不是“哲学”？这要看你怎么理解“哲学”这个词。如果理解为“爱智慧”，则中国从来没有过，今天也没有。中国人自古以来从来没有因为对智慧本身的热爱而研究智慧的，总是为了别的目的，如解脱烦恼，长生久视，如治国平天下，如协调人际关系。然而，如果把“哲学”按我们通常那样理解为“智慧之学”，中国当然自古就有了，今天也还有的是，甚至是铺天盖地，“从娃娃抓起”。广告词里面天天念叨“道可道”，于丹讲《论语》、讲《庄子》，儿童读经，都属于此列。这些智慧之学是要叫人“受用终身”，但不是叫人探索人生和宇宙的秘密，有所创造有所发明。老百姓学了“智慧之学”可以提高自己的“幸福指数”、养生，当官的学了可以青云直上、稳座江山，企业家、军事家学了可以运筹帷幄、决胜商（战）场。与此不同的是，西方哲学从一开始就有一种不计功利、只求兴趣的倾向。古希腊泰勒斯为观察星空而失足掉入水坑，遭到他的女奴的嘲笑；但他一旦把观察天象的知识用于预测橄榄油丰收，就发了大财。由这个故事可以看出，古希腊哲人明明知道知识的用处，懂得“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道理，却并不看重这种用处。赫拉克利特为研究哲学而放弃王位，最后饿死在牛栏；毕达哥拉斯发现了勾股定律，举行了一次“百牛大祭”；德谟克利特说，发现一个事物的原因比当波斯人的王还好；柏拉图的学园中，有人问学这些知识有什么用，柏拉图用一个银币打发他开路。亚里士多德总结道：哲学起源于“惊异”。惊异是一种超功利的兴趣，具有精神上的超越性，它所激发的是一种纯粹的“爱”的追求。什么是“爱”？这是一种生命力的冲动，是生命对精神生活的一种向上的追求。就此而言，中国传统文化中缺乏的就是这样一种“爱”，缺乏对纯粹精神性的追求，只关心肉体（或与肉体不分的精神），而不关心纯粹精神。所以鲁迅曾把中国社会形容为一个“无爱的人间”。而亚里士多德把他的“第一哲学”直接称之为“神学”，柏拉图也将世界划分为感性的物质世界和超越的精神世界，由此而导致西方两千多年的“唯心主义”传统。所以，“爱智慧”从古希腊以来就意味着某种超越性，不是用于别的目的，而是超越于一切目的。当时只有智者派是标榜知识的用处的，但这种用处也不是今天所谓的“经济效益”，而恰好是用于提高人的素质，相当于今天所谓的“素质教育”。他们自称为“智者”（Sophist），适应着当时城邦民主生活和市场经济的需要，智者们教人辩论术和修辞术，贩卖知识，收费授徒，其实际作用是提高人们对当时社会的适应能力（素质）。但即使这种收费教育打着素质教育的旗号，也为一般人所瞧不起，他们特别受到苏格拉底的嘲笑。苏格拉底认为这些自称为“智者”的人太可笑不自量了，因为人的智慧与神的智慧相比有无限的距离，凡人不能自称为“智者”，只能称为“爱智者”，他自己则称自己为“自知其无知”的人。“爱智慧”的研究当然也会提高人的素质，但这只是后果，其目的不是要提供“有用的人才”，而是这件事本身很有趣，很吸引人，值得去爱、去追求，令人神往。因为它是人的本性，凡是人都忍不住要去追求。而追求的最终的目标就是神。所以苏格拉底把对知识的追求看作自己对神的最好的“侍奉”。后来在犹太教和基督教中，这种人神之分更加极端化了。在《圣经·旧约》中，人不配吃“知识之树”的果子，那是上帝的专利，人类僭越了上帝的这一禁令就是犯罪。正是这一“犯罪”的意识把人的智慧和上帝的智慧之间的无限距离固定下来了，人要取得上帝专有的智慧，必须通过并基于对上帝的无条件的信仰和爱。换言之，人对智慧的爱转变成了对上帝的爱（信仰）。因此，所谓中世纪的“千年黑暗”虽然导致了西方反智主义的蒙昧，但究其根源，并不是一般地对智慧本身的贬低和仇视，而正是因为对智慧看得太高了。“爱”和“智慧”的分离使得“爱”本身成了反智主义的信仰（如同德尔图良所言：“正因其荒谬，我才相信”），但这种反智只是局限于人的智慧，而并不涉及上帝的智慧。东罗马帝国最著名的大教堂之一“圣索菲亚大教堂”就是以“智慧”（Sophia，音译为“索菲亚”）命名的，西方人取“索菲亚”为人名的也极其常见。所以，中世纪是以贬抑知识和智慧的方式，恰好曲折地表达了西方文化对知识和智慧的另一种更高的推崇，总地来看，仍然是以“爱智慧”为其一贯的传统。这就为后来的知识、智慧的复兴埋下了伏笔。近代文艺复兴是一场人性的复苏，其中最重要的表现就是以前专属于上帝的智慧也被降为人的一种基本兴趣了，因而人也被提升为最接近于和类似于上帝的存在。对知识和智慧的爱重新占据了人们关注的中心，人们毕生投身于对科学知识和原理的发现，以及利用这些发现进行发明创造、艺术创新，不是为了发展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而是为了好奇，为了探索真理，为了了解上帝是怎么创造这个五彩缤纷的世界的。人和上帝相比仍然是有限的，但这种有限性本身被赋予了有限的神性，人是上帝的摹本。正如牛顿在《光学》中所说的：“从现象中不是可以看出有一位神吗？他无实体，却生活着，有智慧而无所不在。”[2]人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猜到上帝创世的秘密，这极大地提高了人在宇宙中的地位。所以近代西方文化的主题就是“自然的发现和人的发现”：自然是人所能够把握和描述的自然，人则是以其自然属性呈现出来的人。这两方面都需要人对知识和智慧的不懈的追求，而这种追求的线索就是人的理性和感觉，或者说，从感觉上升到理性。爱智慧的“爱”回归到了智慧，但已经不再是直接相关，而是多了一个上帝的维度；这个上帝不再干涉人的探索行为，而是作为一个无限的目标为人的探索行为安身立命，赋予其神圣性和崇高性。这种精神一直延续到现代甚至后现代西方文化中，并不因时代的变迁而被完全抛弃。西方科学精神本质上是一种“爱智慧”的精神。在西方文化中，人的本性除了也有动物性的一面之外，还有超越动物性的神性的一面。人吃饭当然是为了活着，但活着不仅仅是为了吃饭，而是为了更高的追求，最终是精神上的超越性的追求。人有自己的尊严，有自己的兴趣爱好和理想，人要发挥自己的个性和创造性，创造出从未有过的“奇迹”，人就是一个“小神”。所以人是不能当成工具来使用的，否则就成为了“非人”。但这一切都是基于“爱”。没有爱，任何超越都谈不上。爱是一种精神性的力量；但在现实生活中，它与其说带来幸福，不如说更多地带来痛苦，因为所爱的对象在彼岸，与现实的人拉开了无限的距离。但也正因此，爱才是一种强大的力量，它在此岸和彼岸之间形成一种张力，可以摧毁一切障碍。而在中国文化中，之所以缺乏爱也是因为没有张力，一切都在此岸，都是纯粹技术的问题。中国人的智慧是圣人的智慧，是成功者的智慧，而不是上帝的智慧。因而圣人是不需要“爱智慧”的，他本来就有智慧，只需要回复本心就可以了。当然，要做到回复本心，也需要下“工夫”，需要“磨性”，也就是时时练习拒绝外界诱惑、放弃个人私欲、包括放弃“爱”的技术，日久天长，驾轻就熟，才能崭露本性。所以，孔子虽然也讲“仁者爱人”，但这种“爱”只须保持而无须追求，当下即得而乐莫大焉，它基于小孩子那种天生对父母的亲情之爱，自然扩展为对他人及万物的同体关爱（民胞物与）。所以人只要回到小孩子的天真，是很容易做到的，如孔子说：“我欲仁，斯仁至矣”，“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所以原则上人人都可以做到成为圣人，甚至“满街皆圣人”。相反，西方的爱智慧则恰好是因为没有人能达到真正的智慧，所以只能“爱”，这种爱不是“工夫”，而是一种意向、兴趣。二、西方哲学的文化背景中西哲学为什么会有如此巨大的差别？与中西文化背景有关。 西方哲学既然是“爱智慧”，它就有两方面的文化背景。一个是个人的独立性，只有个人独立才会有真正的“爱”，才会为了自己的爱而不顾一切地去追求；一个是宗教意识的升华，智慧只有上升为神的智慧才值得人去追求，才具有最高的神圣性，而不只是工具。 1、个人的独立个人独立本身就是一个哲学问题，而且是西方哲学两千年来最重要的主题之一。它表现为自由意志、权利和责任等等问题。当然这种个人独立在历史上是相对的，有一个发展过程。古希腊和中世纪并没有近现代意义上的个人主义，但为此奠定了基础，一个是私有制的基础，一个是个体灵魂学说的基础。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说，希腊社会进入人类文明的门槛的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私有制和个体家庭的产生，这导致了希腊城邦国家的产生。而在文化心理上的重要影响就是个体意识的独立，并在这种独立起来的个体意识上建立起了取代家族血缘关系的新型的群体意识，这就是社会法律意识、公正意识。正是在这里，可以找到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区别的最为根本之点。因为在中国，情况恰好是私有制的不确立，家庭被束缚于氏族宗法体制之中，未能发展为以个体为单位的游离家庭，而国家只不过是氏族宗法的家长制原则的放大，所有这些都不需要有法律意识和公正原则来协调和制衡，而只须由家族习惯的“礼”、“义”制度以及道德观念的“廉耻”之心来调节，就可以维持大致的社会和谐了。而这种社会和谐的代价显然是个体的不独立，每个人在社会等级关系中都必须明白自己的身份地位，而且这种身份地位不像西方的奴隶和贵族那样是比较固定的，而是不断处于变动之中，每个人每时每刻都必须注意自己和他人相互之间在小至家庭、大至国家中的相对关系，而遵守在这种特定的关系中所规定的特殊的“礼”。所以，当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东方社会“一切现象的基础是不存在土地私有制。这甚至是了解东方天国的一把真正的钥匙”，“是东方全部政治史和宗教史的基础”时[3]，他们无疑也揭示了中国文化为什么没有发展出独立的个体意识的秘密。古希腊个体意识的独立最明显地体现在他们的契约关系中。所谓契约，是以订约双方个体人格独立及意志自由为前提的，因而是订约双方的一种平等关系。这种关系首先在希腊人的日常生活中取代了以往按照氏族等级关系来处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特别是经济交往的惯例，而使人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人的权利和义务。其次，这种平等关系还体现在由独立个人根据自愿订立的契约所组成的国家（城邦）的政治原则上，当时的城邦法律不是由远古时代流传下来的某种习惯或礼节，而是由城邦聘请著名哲学家依据平等原则和语言逻辑（逻各斯）来严格制定的法律体系，并且是由城邦公民大会表决通过的。因此，这种体现在法律上的个体意识不是唯我独尊或为所欲为，而是把个人独立当做一条普遍原则，不但自己借助于法律而获得了独立，而且懂得自己有义务把每个别人也当作独立的来尊重。与之相反，中国人的个人概念从来都不具有普遍性，要么是凌驾于他人之上的天才、圣贤，要么就是必须为了普遍性而牺牲的“人欲”。这种唯我独尊、为所欲为的个体性只具有一种“独立不依”的假象，因为它本身没有形成一条普遍原则，而只是特定条件（包括天赋条件）下的特殊表现，一旦条件改变，它马上就可以变为奴颜婢膝、丧失人格。正如黑格尔所说的，“东方只知道一个人是自由的”，但这一个人也并不真正自由。因为人人都想当“人上人”、当皇帝，而皇帝其实是最不自由、最不独立的。在希腊人眼里，真正的个人独立则是有原则、有根据的，我不是因为我是某个特定的人而独立，而是因为我是一般“人”而独立。希腊人的独立精神体现为契约合作精神，他们由此而建立起了古代民主制和最早的社会契约论。这就是西方哲学的极为重要的文化背景。哲学本身就是个人独立的事业，没有一种哲学是集体合作搞出来的，在这方面哲学有点类似于艺术。但同时，哲学和艺术一样，一旦创造出来之后，肯定是全人类的财富。哲学产品是天下之公器，哲学家虽然出自个人的兴趣，但却被视为“献身于”全人类的崇高事业。所以西方哲学家个性都很强，他们心中有更远大的目标。亚里士多德说：“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西方哲学家不盲从，不满足于解释和发挥师说，而是一代一代地进行创造性的开拓，不断推翻、否定前人，另创新说。因此西方哲学史显示为一个“逻辑发展”过程，其中的动力就是每个哲学家对理论的推进。在这里，没有新意的哲学家是站不住脚的，人们强调的是个人之间的对话、商谈、交锋，乐此不疲。这些对话和交锋并不是在世俗层面上展开的，而是立足于纯粹思想的领域，其前提是古希腊罗马灵魂学说的形成。灵魂是个人独有的，不可代替、不容混淆；但又同在超越物质的精神世界中，并有自身纯粹精神的标准，这就是神或上帝。柏拉图强调理性灵魂的自由本性，斯多亚派使灵魂的性质摆脱了本族人和外乡人、贵族和平民、自由民和奴隶等等的世俗的区分，在人人平等的基础上提出了“世界主义”的人性理想。世界主义其实是“超世界主义”，即一个超越世界各种区分的人在世界任何地方都会具有同一的人性原则和人格独立性。斯多亚派和中世纪的基督教一起，把个人独立提升到灵魂独立的层次，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也就是在“超世界”的层面上人人平等。这实际上是近代个体自我意识的主体独立性的先声。如果说，中世纪基督教的上帝毕竟对个体人格有一种压抑，主张为了人的精神而放逐人的肉体，那么近代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则重新把灵与肉统一起来而形成了近代的“人权”概念。在这里，个人真正达到了现实中的普遍独立。在哲学领域，现代西方哲学更是个性化十足的哲学，各种观点不再是单线发展，而是多头并进，百家争鸣。2、宗教的升华西方哲学另外一个主题就是哲学与神学的关系问题，哲学与神学两者在相互冲突中相互提升。有人把哲学当作宗教，有人认为宗教是最高的哲学。只有很少数的唯物主义者否认哲学与宗教的关系，但主要是否认那些过时了的宗教形式。例如费尔巴哈在批判了旧的基督教之后，仍然主张建立一种“爱”的新宗教。通常西方哲学家对宗教的批判都指向一种新宗教的建立，实际上使西方宗教提升到一个更高阶段。古希腊哲学最初就是出身于宗教批判，早期希腊哲学家、特别如赫拉克利特、塞诺芬尼等人，都反对原始宗教的神人同形同性论和牺牲献祭，他们嘲笑神话，破除迷信。古典时期的阿那克萨哥拉、智者派更是对传统宗教不屑一顾。而苏格拉底的贡献则在于，他不仅致力于破除旧的宗教，而且成功地建立了一种具有哲学层次的新宗教，或者说，他使哲学本身提升到一种更高的宗教即理性宗教。西方宗教从此摆脱了迷信，西方哲学也由自然哲学上升为精神哲学。相比较而言，中国哲学自从孔子“不语怪力乱神”、排斥了古代的神话和迷信之后，并没有在纯粹精神的层次上建立起一种超越性的新宗教来，因而并没有从根本上扬弃迷信。董仲舒的谶纬神学由于仍然纠缠于“天人合一”的基本立场，而成为一种迷信和道德说教的混合物，精神性的东西被层层包裹于物质的外壳之中。宋明新道学则虽然大大减弱了迷信的色彩，而成为一种内圣外王之学和“内在超越”之学，但仍然没有和迷信绝缘，而是经常性地以天人感应之兆来印证世俗人伦之理。这种内在超越的信仰原则上不可能离开此岸的成功和成就来支持，并且实际上是以现实世界的效果为信仰对象的。西方宗教之所以具有超越性，是由于它基于个体独立意识之上。同样，中国宗教的不具超越性（或只具内在超越性）则是由于它基于个体意识的不独立之上。西方超越性宗教的发生原理则在于自我意识的后退性“反思”，其前提是个人自我意识的独立。所谓“自我意识”就是试图把自己一分为二，从“另一个自我”来看自己，以求认识真正的自己；但与此同时人立刻意识到，真正的自我并不是这个被认识的自己（对象），而是那个进行认识的自己（主体），因此要真正把握自己的意向便迫使人再次跳出这个主体的自己，把主体当客体来认识；但同样的事情再次发生：主体一旦成为客体，就不再是真正的自己，这又需要再退后一步。就这样，力求把握自己的需要使主体不断退到自己后面来看自己，这种无限后退最终将推出一个绝对的自我——上帝。只有上帝才是真正的“知人心者”，而世俗的自我意识永远都只是处于认识自我的旅途，对自我的独立意识同时就是对自我的有限性的意识，在基督教中就表现为基督徒的“原罪”意识。原罪就在于有限的人想要单凭自己把握无限的上帝，也就是想要把握绝对的自我，这正是个体独立意识的体现。所以在西方文化中，对上帝的信仰恰好是个人自我意识的安身立命之所，只有独立的个人才会有真正的信仰。由此可见，中国人之所以没有超越性的信仰，正是由于中国人的个人不独立。他的安身立命在群体、国家、天道，他的理想是天人合一、回归此岸、修齐治平，他用不着相信一个彼岸的神。他也可以为了自己的理想而献身，但前提是他相信历史、“汗青”会对他作出肯定的评价，他归根结底不是为心中的上帝和精神性的理想而献身，而总是为现实生活的某个具体目标而献身。他的精神永远基于物质，被束缚于物质，不可能摆脱和超越物质。正因为他把自己归属于现实此岸的世界，这个世界总是凡人可以掌握的，所以他认为只要自己心“诚”就可以与天道相通，“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一方面他认为一个凡人可以成圣，一旦成圣就可以“替天行道”，在地上建立人间天堂（王道乐土）；另方面他用来实现自己理想的手段总是物质性的，他总是用处理物质的方式来处理精神问题、思想问题，凭借物质来控制精神、改造思想，以“唯物主义”的方式大搞“诛心之论”、大兴文字狱，迫害知识分子。与此相反，西方人的“太一”、耶和华、上帝完全是非物质性的，无形无象，只能从内心聆听圣言；而且所谓的“启示”并不可靠，信仰有可能走火入魔，所以这种信仰实际上没有任何世俗的标准和物质的手段可以依赖。正因为如此，西方人致力于发展逻各斯、逻辑论证、辩证法，对“圣言”进行解释和推演，来论证非物质的精神。这就是西方哲学后面的信仰资源。当然，所有这些论证都不能保证人对上帝的把握是切实的，最终还是要诉之于超越性的信仰。而且这种信仰并不是你想要有就能有的，信仰本身要依赖于上帝的恩典，而这种恩典的内心证据就是看你内心是否充满着神圣的“爱”，爱一切人，甚至“爱你的仇敌”。所以在西方基督教中培养着人的谦逊、宽容和博爱的精神。西方教会不是一个世俗政权，而是一个精神机构，它由神学院培养的教士组成，在民众中极有号召力，常常连皇帝都要甘拜下风。1075年，教皇格利高里七世由君权神授问题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发生冲突，皇帝宣布废黜教皇，教皇则宣布破门律，将皇帝驱逐出教，导致皇帝众叛亲离，不得不于1077年亲自到意大利谢罪，在教皇门外跪求三天，才获准恢复教籍。教皇没有一兵一卒，为什么对世俗权力有如此大的制约力？这正说明在基督教世界中，人们普遍的法权观念认为超世俗的精神生活应当支配物质生活，而不是相反，世俗的皇帝也不能违背上帝的律法。所以基督教虽然一开始也充满着狂信，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教义逐渐培养了西方人讲道理、守规矩、维护法律公正的自觉性，其中哲学家们所起的作用功不可没。现在我们回顾整个西方教会史，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在哲学家们的推动、阐发和批判中宗教层次不断提高的历史。反过来说，西方哲学若没有宗教追求彼岸真理的诉求作背后的动力，也很难提高自己的思辨层次，而将局限于世俗问题。由以上文化背景就带来了西方哲学如下两方面的特点。三、西方哲学的总体特点西方哲学两千年来有某种一以贯之的要素，这就是“逻各斯”（Logos）和“努斯”（Nous）的辩证结构。在古希腊，首次把这两个概念纳入哲学中来的分别是赫拉克利特和阿那克萨哥拉。“逻各斯”本来的意思是话语、言说，“神圣的逻各斯”则是神的话语，引伸为万物的法则、规律，这个词在斯多亚派那里被进一步抽象化，形成了“逻辑”（Logik）一词。所以“逻各斯”代表着普遍的规范性，清晰的可表达性、可言说性，这是西方哲学的一个根本性的要求。“努斯”本来的意思是灵魂，特指一种超越性的理性灵魂，阿那克萨哥拉第一次把它置于整个宇宙之外，不与世俗的事物相掺合，其特点是超越万物而能动地推动万物。后来柏拉图将它定义为“自动性”：万物都是被推动的，唯有努斯是自动的，并因此而能推动万物。所以努斯所代表的是无条件的绝对自由。而这两个希腊词，即Logos和Nous，在外文和中文里都可以译作“理性”（英文reason，德文Vernunft）；但它们所表示的是理性的两个不同的方面，或者说两种不同的理性：一个是作为普遍的规范性的理性，一个是作为自由的超越性的理性。不讲规范当然不能说是理性的，而没有自由的超越、沉陷于感性的泥沼中，也不能说是有了理性。规范性的建立有赖于理性自由的超越，而自由的理性之所以能够超越，又凭借的是普遍性的规范。所以理性的这两方面是不可分割的，是同一件事情的两面。西方哲学总是在这两极之间震荡，有时偏向这一方面，有时偏向另一方面，但永远也不可能完全撇开一方。1、理性的“逻各斯”西方后现代主义把他们自己的传统称之为“逻各斯中心主义”，这是非常贴切的。亚里士多德说“人是说话的动物”，又译作“人是理性的动物”，实际上他说的就是“人是逻各斯的动物”，理性、语言被看作人的本质。自古希腊起，西方人就非常看重语言以及语言的逻辑，这与他们的生存方式有关。古希腊是一个契约社会，血缘关系不占日常生活的主流，陌生人之间靠契约和法律处理相互关系，希腊城邦民主制也靠演讲和辩论来从事政治活动。不讲理性、不讲逻辑、说话不算数的人，在古希腊是没法生存的。这就是西方逻辑理性传统的起源。逻辑理性是科学精神，也是法制精神，人们用理性来建立科学，也建立人际关系的科学即民主法制。西方人什么都喜欢用理性来解决问题，就连上帝也用逻辑推理来证明。西方“后现代”虽然批判“逻各斯中心主义”，但其实还是离不了逻辑理性，他们的反理性主义（“反逻各斯主义”）也是理性的，写了大量著作来“证明”他们的反理性。2、自由的“努斯”“努斯”原义为灵魂，灵魂的本质是自动性、超越性，首先是超越肉体和感性。所以与逻辑理性不同，这是一种超越的理性、自由的理性。逻辑理性与超越的理性既不同，又密切相关，不可分离。因为要想探求到逻辑理性、达到普遍性，必须要超越感性的特殊性才行；而要想真正超越感性，又必须借助于逻辑理性作为跳板。柏拉图把努斯视为一种认识能力，是理性的一种向上攀升的能力。理性主动地向上追求，想要接近神的世界、“理念”世界，但却做不到，因为人的理性很有限；但毕竟人在这点上比动物要高，体现了人的自由精神，这种自由精神是通往神性的。柏拉图的唯心主义在西方形成了一个很大的传统，一条“路线”，它对西方哲学的贡献比唯物主义更大，提升了人的精神生活，并为基督教奠定了理论基础。西方哲学的努斯精神实际上是自古希腊以来个体独立意识的体现，个人意识到自己的灵魂是独立的，可以自由追求自己的目的，而这种自由追求是一个从物质向精神的超越过程。真正的自由是精神自由，精神自由则要求超越一切物质世界的世俗的束缚而能动地支配物质世界，应该具有类似于上帝创世那样的原创性。这种自由精神的最早象征性表达是赫拉克利特的“火”的哲学。赫拉克利特认为，万物的本源是火，宇宙就是一场大火，每隔若干万年就燃烧一次，然后熄灭，又再次燃烧；而这种燃烧又有自身的分寸和尺度，有自己的逻各斯规范，但却不受任何外在的力量所支配，甚至也不由任何神所创造。火的特点与理性灵魂的能动性非常相似：火是无定形之物，不能被装在任何形状的容器里，但它又不是完全没有形状的，而是有自己的形状（火舌、火星、火苗等等），而这种形状完全是由它自己规定的。所以火的比喻一身而兼有逻各斯和努斯双重特点，它最好地把这两方面天衣无缝地结合起来了，所以历代西方大哲总喜欢采用火的比喻来表达自己的哲学，火、光明、太阳这些隐喻是西方哲学从古到今最常用的哲学比喻（例如从柏拉图、新柏拉图主义、基督教哲学、近代的康德、黑格尔，直到现代的尼采和海德格尔，都是如此）。3、比较中国哲学的总体特点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比较，有两个最主要的特点，一个是不重视语言，一个是不重视个体自由。因此中国哲学既没有逻各斯精神，也没有努斯精神。体现在哲学隐喻上，就是中国历来都推崇“气”的哲学。气的哲学与火的哲学最根本的不同之处在于两方面，其一，气没有自己的形状，你把它装在什么容器里它就是什么形状；其二，气是完全被动的，没有主动性，虽然它无孔不入，但那也不是它要入的。所以首先来看，中国哲学总体上有一种“反语言学”倾向，只重视内心体验和外部行动，语言顶多只能当作一种临时的跳板，不可信，更不可执着。孔子主张要“听其言，观其行”，“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对语言采取了极不信任的态度；庄子说：“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得意忘言”；禅宗则“不立文字”、“言语道断，心行路绝”。儒、道、佛都把语言当成一种多余或误导性的东西，顶多是一种暂时的权宜之计，用完之后就应当彻底抛弃。因此，中国哲学也不重视认识论和方法论，不管条件和过程而只重视结果。在人际交往中，中国人不重契约，只重默契，写在纸上的东西不作数，代人签字不为过。对自然知识只重效果不问规律，只重技术不重原理；政治生活中“人情大于王法”，任何规章制度都限制不了“潜规则”；经济活动中只讲规矩不讲规范。 而不重视语言的根源在于，中国哲学中没有真正的个体自由。所以从更深层次上说，中国哲学总体上有一种压抑个人自由的倾向。老庄、禅佛讲的“自由”是去掉个人执着之后的无所拘束、逍遥自在，无追求无责任，等同于“自然”和“无为”，是一种“无意志的自由”；儒家讲的“大丈夫精神”则是“无自由的意志”。孔子“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似乎达到了自由境界；但这个“矩”并不是他自由地建立起来的，而是从三皇五帝文武周公传下来的（虽然有所损益），他不过是习惯成自然了而已。 以上两方面相辅相成：缺乏逻各斯精神，个体自由就失去了表达的手段和保护的屏障，成为鲁迅所谓“沉默的国民”；没有自由的努斯精神，也就没有要通过语言来表达个体意志的需要，人与人之间不是靠语言和契约的规范，而是靠自然血缘关系的粘合和霸权的控制，成为鲁迅所谓“无爱的人间”。所有这些都是阻碍我们今天走向现代化法制社会的绊脚石。结论从中西哲学的比较中我们看出，一个民族的思维模式是决定这个民族的生活方式的最重要的文化因素，鲁迅当年讲的“国民性改造”就是针对这一点而言的。思维模式不改变，任你其他方面的改革如何天翻地覆，最终会九九归元，换汤不换药。而思维模式的变革又主要着重于两方面，一个是建立理性精神，一个是发扬自由精神。五四提出的“科学和民主”底下其实是理性和自由，没有理性，科学就丧失了科学精神，变成了另一种迷信；没有自由，民主就变成了“为民作主”，即另一种专制。[1] 文化和文明不完全是一回事，但本文的主题用不着对此作细致的区分。[2] 转引自丹皮尔著：《科学史》，李珩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252页。[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第256、2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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