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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德巴赫“猜想”报春 记中国知识分子的1978
记者&孙文晔
工作中的陈景润
&&&&1978年，一篇报告文学让一位数学家一夜之间成了在全国家喻户晓的人物。曾经的“臭老九”、“白专典型”成为全民偶像。孩子们在被问到“长大后做什么时”，都响亮地回答：“要当科学家!”&&&&同年，一次科学大会，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召开，成了改革开放的先声。&&&&回顾这段历史，“猜想”一般的谜仍未破解：为什么偏偏选择了这个不人间烟火的科学怪人？在当时的背景下，徐迟的春秋笔法隐藏了什么？陈景润的真实人生如何？&&&&“这是个认识知识分子价值的过程。”陈景润老友罗声雄研究员的一句话，让人找到了回望1978年的视角。&&&&谁选中了陈景润？&&&&徐迟为什么要写陈景润，这还得从《人民文学》编辑部的“神仙会”说起。&&&&“文革”刚结束，复刊不久的《人民文学》，恰逢主编张光年生病院，选题就靠几个年轻人你一言、我一语的“神仙会”来定。&&&&日，党中央决定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紧接着，10月的这次“神仙会”自然跟“科学”挂上了钩。编辑们觉得，如能组织一篇反映科学领域的报告文学，正当时候。&&&&这个想法，其实并不寻常。十年浩劫，知识分子早成了“臭老九”，以他们为主角的文学作品也几乎绝迹。不过，中央既然要重新评价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文学领域自然应该有所突破。&&&&然而，写谁好呢?&&&&也不知是谁，想起一则流传甚广的民间故事：20世纪70年代初，有个外国代表团访华，一美国专家点名要见大数学家陈教授。我国有关方面千方百计寻找，终于在“牛棚”里发现了这个人，他取得了震惊世界的成果，竟然谁也不知道。&&&&这人就是陈景润，编辑们纷纷补充了自己听到的轶事：他是“白专”典型，有一回挨斗，他气得跳楼，不过这位数学家自杀还不忘算角度，结果连伤都没受；他是一个“科学怪人”，不刷牙不洗脸；有人说他财迷，棉袄都舍不得买，就用两个棉毛衫，里边装上棉花，一绷。&&&&这样的人能不能写？当时，“白专”可是顶“大帽子”，在“文革”中，不问政治的“白专”分子几乎和吃白饭、寄生虫等名词联系在了一起。&&&&经过激烈的争论，编辑们达成一致，就写陈景润吧!中央已经提出了“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目标，要实现“四个现代化”，自然需要知识。不管怎样，他是有贡献的。&&&&那么，找谁来写呢？有人提到了徐迟。&&&&徐迟虽是一位诗人，但他做过新闻记者，写过不少通讯特写。1962年他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的人物特写《祁连山下》，以敦煌艺术家常书鸿为原型。解放后，写知识分子的文章本就不多，反响好的更屈指可数，这篇文章算是其一。&&&&当时的青年编辑周明，负责寻找这位久违了的诗人。&&&&徐迟原来在《诗刊》做副主编，后来响应中央的号召“作家到火热的生活中去”，连编制也转到了湖北省文联。&&&&周明的电话打到武汉，徐迟说他在老家浙江南浔选好了房子，准备办理退休手续告老还乡了。他说他被剥夺了创作权，十年没有动笔了，噤若寒蝉。&&&&不过，当周明提起这个任务时，老先生又兴奋起来，他说，要是能有机会写点什么就太好了，冬蛰太久了，也该醒醒了。&&&&周明放心了，63岁的老先生，依然是个热情的歌者。只是提到陈景润，诗人热情稍减，他有点迟疑地说“试试看”。&&&&果然，徐迟到京后和亲友们吃饭，一屋子人，一听说他要写陈景润，一致反对。“怪人”呀，“白专”呀，“吝啬”呀，他们都劝他换个题目，陈景润是个有争议的人，何必惹麻烦呢？&&&&敢不敢写？最后是徐迟的姐夫一锤定音：“写!陈氏定理了不起!”这位姐夫正是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伍修权将军。看将军说得那么干脆，徐迟打消了顾虑。&&&&偶然的机缘&&&&从《人民文学》的青年编辑到伍修权将军，似乎谁都知道陈景润，可是在1977年10月之前，他并没上过报纸，陈景润怎么成了话题人物呢？&&&&其实，让陈景润出名的，只是一个偶然的机遇。时任数学所业务处处长的罗声雄讲述了这件奇事。&&&&1973年，北京的冬天似乎比往年更长。2月里的中关村，周围是一片片萧索的农田，让它出名的不是高科技，而是北大、清华这两大“文革”策源地，发生在这里的故事往往有风向标的意味。&&&&一天，陈景润在去医院的路上偶遇罗声雄，也许是自觉身体不时日无多，他突兀而神秘地说：&&&&“最近，我完成了对猜想的证明，论文也写好了，你看怎么办？”&&&&“论证过程有问题吗？”罗说。&&&&“绝对没问题。但是我担心没法发表，即使发表了又会挨批。”&&&&“只要是真货，就不怕。”&&&&这里所说的猜想，是指对“哥德巴赫猜想(1+2)”的简化论证。陈景润在极其秘密的状态下，经6年攻关，写出了这篇长达100多页的论文。他心里清楚，这不仅是他有生以来最重要的成就，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重要的数学成就之一。然而，他更明白，自己顶着“白专”的帽子，“猜想”又远离实际，论文肯定难以发表。这些年挨整、跳楼、专政经得多了，虽经罗声雄劝说，陈景润还是把论文压在了箱底下。&&&&罗声雄，湖北人，三十出头，好打抱不平。有一次，陈景润像“叫花子”一样被“革命群众”群殴，周围的人都哈哈大笑。只有罗为他出了头，由此成了陈为数不多的朋友之一。这次，为了给陈景润打气，罗声雄和数学所的另一位业务干部乔立风，决定跨过数学所党委，把事情直接捅到院里。&&&&一份题为“数学所取得一项重要理论成果”的工作简报，径直送到了中科院领导处。副书记武衡看完这份简报后，顿感眼前一亮。&&&&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电子计算机的改进引发了西方的技术革命，而我们却停滞不前。1971年至1972年间，周恩来借接见美籍物理学家杨振宁和数学家林家翘的机会，与中科院负责人谈话，要求中科院在理论研究上要有所突破。陈景润这个成就，真是恰逢其时。&&&&武衡立即赶到数学所。他当着党委书记的面，尖锐地指出：“单是陈景润有论文不敢拿出来的事，就应该向总理反映。”这位书记的答复也很有时代特色，他说：“陈景润的论文能不能发表，要经全体群众讨论通过!”&&&&在随后的全院大会上，武衡专门表彰了陈景润，不过他没提名字，仅说：“我国年轻的数学工作者在数学的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做出了一项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成果……”&&&&坐在底下的新华社记者顾迈南，专门负责科技报道，听到此处，她心中一动，立即询问身旁的一位局长，得知这个人叫陈景润，“是个怪人!”&&&&第二天，顾迈南就到了数学所，接待她的那位“革委会”负责人说，“这个人(指陈景润)力很强，中关村医院来了几次病危通知单，说他快死啦，可他至今还活着。”&&&&随后，顾迈南迅速写了两篇“新华社内参”，专门报道了陈景润。现在回看这两份“内参”，只有两处略有夸张。一是在论文尚未发表前断言“陈的论文发表后，会轰动世界”，一说“陈命在垂危，亟待抢救”。不过，这为后来的“陈景润事件”，投入了催化剂。&&&&离陈景润和罗声雄谈话还不到半个月，陈景润的机会就来了。&&&&江青在“内参”上批示：“主席，是否先救活陈景润为好？”&&&&毛泽东大笔一挥：“请文元同志办。”&&&&姚文元又作批示：“陈景润的论文在哲学上有什么意义？”&&&&罗声雄奉命作科普文章，向领导介绍“哥德巴赫猜想”，至于哲学上有什么意义，他说不出来，只好请“哲学家”去体会了。&&&&陈景润事件&&&&事情进展神速，接下来就有了中关村88号楼的一幕。“在知识界，人们管这件事叫‘陈景润事件’，”罗声雄说。&&&&3月底一天的下半夜，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响彻中关村88号楼3层寂静的走廊，住在小茶房里的陈景润也被惊醒了。一名身着戎装的彪悍男子在门外高呼：“陈景润同志，我是迟群，伟大领袖派我来看你了!”&&&&迟群身后，还有时任卫生部部长的谢振华，协和医院院长张孝骞及其他医学权威，武衡也陪同在列。&&&&陈景润完全懵了，主席怎么会知道我这么个助理研究员、“白专”典型？莫不是造反派抓人来了？他迟迟不肯开门，喧哗声中，同楼的几十个居民都聚到了门口，有的只穿着裤衩背心，冻得上牙打下牙，整个88号楼，犹如刚发生了地震。&&&&陈景润出来了。迟群何许人也？毛泽东的联络员，时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兼革命委员会主任、国务院科教组副组长，竟然恳请他马上去检查身体。陈景润死活不肯，迟群不得不亲自动手，强拉着瘦弱的陈景润，把他塞进了红旗轿车。&&&&五六辆轿车，浩浩荡荡地开进迟群的“阵地”清华大学，几名专家立即会诊，陈景润患有慢性腹部结膜炎，并非要命的急症。不过，依照主席的指示，陈景润还是住院了。&&&&第二天，对政治莫名其妙的陈景润，不顾“最高指示”，逃出了病房。结果又是天下大乱，全院上下寻找陈景润。&&&&伟大领袖亲自关怀“白专”分子，与“文革”中的气氛格格不入，种种错位，让科学院开了锅。人们停下了手里的工作，展开了辩论。相当多的研究员大受鼓舞，“看来，只要有真本事，领导还是重视的”。又有许多人被弄得糊里糊涂：不是提倡又红又专吗？为什么又肯定了“白专”分子？&&&&“数学大师庞开来曾给机遇下了个定义：机遇是对社会无知程度的一种度量。白卷先生张铁生和书呆子陈景润能够同时出名，这都符合庞开来的原意。”罗声雄进一步解释了他对此事的反思，“在那时荒芜一片的科学土壤里，突然开出一朵奇葩，各级领导自然如获至宝，他们以此为题，各做各的文章，这就给了陈景润一个机遇。”&&&&随后，陈景润的论文，以最快的速度在《中国科学》英文版16卷第2期上发表了。&&&&这篇论文的分量有多重？中科院院士林群用2008年会打了个比方：“陈景润是数学界的百米飞人博尔特，挑战着智力极限。他保持的这个纪录，至今34年，仍无人能破。”
陈景润的天伦之乐。
　　徐迟三访陈景润　　如果说迟群夜访陈景润只是政治，那么最终让这个书呆子感动国人的，却是科学的魅力、人性的光辉。这些，被徐迟的慧眼发现了。　　据陈景润秘书李小凝转述，徐迟写出洋洋万言的《哥德巴赫猜想》，但在整个写作过程中，他跟陈景润只见了三面。这让记者也吃了一惊。　　他们第一次见面是在1977年的一个秋日，周明陪着去的。　　陈景润进来那一幕，周明记忆犹新：“他非常瘦小，脸上虽然红扑扑的，但却是一种病态的红(大概是因为结核病)，我们都穿单衣，他身上却是一件半蓝不灰的中山装，露出来的衬衫领子一个翘在外面，一个窝在里面，头上的棉帽歪戴着，两个护耳，一前一后地耷拉着，确实是个怪人，挺邋遢的。”　　陈景润的手拢在袖子里，有点心不在焉地说，“哦，你们来了，我很高兴，很高兴”，一直说很高兴。一听说自己是报告文学的主角，又说，不要写我，写写老前辈，写写老科学家，写写领导人。他当时说了一串领导人的名字，每一位前面都加上了“敬爱的”，完全是报纸上的字儿话。徐迟笑了，说我不是写你，我来写数学界。陈景润松了口气，天真地说那我一定提供材料。　　于是，他们随意聊起来。　　徐迟问，“哥德巴赫猜想”进展如何了？　　陈景润回答：到了最后关头。看到叶剑英元帅最近发表的《攻关》一诗，很受鼓舞。我要继续苦战，努力攻关，攀登科学高峰。　　再问他最近考虑什么问题？他说，收到一个国际会议的邀请，正在写回信。　　原来，国际数学联合会主席邀请他去芬兰参加数学家大会，并作45分钟的学术报告。出席本次会议的有各国学者三千多人，但确定做学术报告者仅十来名，其中亚洲两名，一个是日本学者,一个便是陈景润。　　陈景润请示领导，没想到中科院副院长方毅让他自己答复，这可让他大费脑筋了。　　最后，回信大致讲了三点：一、感谢国际数学会主席先生的盛情邀请；二、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目前台湾占据着数学会的席位，因此我不能参加；第三、如果驱逐了台湾代表，我可以考虑出席。　　简直出乎意料!看来陈景润没有传说中那么“痴”，那么“傻”。　　虽然陈景润讲话的时候，夹着报纸上的套话，但他那种心不在焉、恍恍惚惚的神情，让徐迟有一种感觉：陈景润没有生活在我们中间，他活在数学王国里，虽然被迫接受了访问，但他的心仍在低飞着，盘旋着，闪出晨光熹微的理性之美。　　徐迟忍不住悄声对周明说：“他多可爱，我爱上他了!就写他了。”　　怎么走进陈景润的心里呢？往后的一个星期，徐迟在外围展开了采访，他还特地找到数学所的年轻研究员杨乐、张广厚，和他们一起归纳出了三个陈景润感兴趣的问题：猜想是怎么回事？猜想的题目怎么写，答案怎么写？(1+2)的突破在哪里？　　第二次见面，徐迟有备而来地抛出三个问题，陈景润话多起来，也不管徐迟懂不懂，直接把解决这三个问题的数学公式写给徐迟看，徐迟抄下来，或者说是照猫画虎地描画了下来，正如读者所见，公式搁在了文章的开篇。　　这次见面，徐迟掉泪了，他得出个结论：陈景润是那种为了数学可以抛弃一切的人，外界对他的传言太可恶了，那些当初迫害他的人，今天仍在制造流言蜚语。　　采访进入尾声，唯一的遗憾是，陈景润几乎不让任何人进他的小屋，徐迟也不例外。时任数学所书记的李尚杰说：“要不，咱们搞点阴谋诡计试试。”　　经策划，周明和徐迟、李尚杰三人一同上了88号楼,老李是领导，自然被放进屋。周明和徐迟，又过了十分钟后才去敲门，只说找李书记有急事。　　果然，陈景润还未反应过来，李尚杰就抢先开了门，周明和徐迟就这样不容分说地挤进了屋。环顾这间由茶水间改成的宿舍，六平方米的小屋，一张单人床，床上的褥子只用蚊帐包着。墙角放了两个鼓鼓囊囊的麻袋，一个装的是他的换洗衣服，另一个全是计算题手稿和废纸。办公桌上除了中间常用的一小片地方，其余桌面落满了灰尘。　　原来，这就是陈景润的世外桃源、数学作坊、自由王国。　　“猜想”问世　　诗人的激情迸发了，他说他像林妹妹爱上二哥哥那样爱上了陈景润!据徐迟的儿子徐延回忆，他写得很快，一个星期采访，一个星期写作，一个星期修改，一个星期发稿。　　前面的几个段落只用两个晚上就写就了，不过写到“文革”就卡住了。　　当时，中央关于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尚未做出，“两个凡是”依然禁锢人心。评判“文革”，谁也没有这个胆。　　“文革”中，徐迟被关在一个楼上，没有事情，就只剩下读书，能搞到的书都反复读了，读得最多的是《马恩全集》。　　在写《哥德巴赫猜想》时，徐迟想到了《马恩全集》第一卷里的一篇重要文章《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对“文革”的态度、理解、写法，都在这篇文章里找到了依据。　　《哥德巴赫猜想》问世后，“文革”这一段立即引起读者热烈反响。许多人争相购买和竞相传阅，喜欢文学的和平时不太关心文学的，也都找来一遍又一遍地读。　　当然，作家也有妥协。有关陈景润跳楼自杀等苦难，闪闪烁烁地写了；陈景润事件，没有写入文中。　　讲到那篇著名的论文时，文中是这样说的：1973年春节前夕，党委书记和政治处主任，提着水果去慰问陈景润，他非常感动，立即拿出论文，说道：“把这篇论文献给党。”　　数学所的人都知道这是“天方夜谭”，当时大数学家华罗庚、吴文俊都没人理，一个助理研究员哪里有这种待遇？“李书记”在这篇报告文学中成了个意味深长的符号。　　至于怎么写“猜想”，怎么写科学，徐迟说了这样的话：“我不懂科学，但我懂得人，懂得科学家的为人，也就可以写一点科学了。”　　《哥德巴赫猜想》被《人民文学》刊发在1978年1月号头条。2月17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破例用三大版的篇幅转载了这篇文章。　　中国大地刮起了“陈景润旋风”，他成了科学的代名词。科学家一夜之间成了最时髦的职业，“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挂在人们的嘴边。许多青年，包括后来成为搜狐创始人的张朝阳，因为看了这篇文章，走上了追求科学的道路。　　但也有人投书《中国青年报》发出疑问：陈景润算不算又红又专的典型？宣传陈景润会不会使青年钻研业务不问政治，走偏方向？　　《中国青年报》发表了《为了四化要又红又专——从陈景润谈起》的评论员文章。指出，陈景润为了发展祖国的科学事业，不畏艰难困苦，顽强坚持攻关，这就是红。　　曾任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的周明说，陈景润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被当作主角和英雄描写的知识分子，从此，他们走进了文学画廊。　　因为深感我国科学水平之低，低得让人痛心，在写完《哥德巴赫猜想》之后，徐迟继续遨游于科学世界。《地质之光》、《愿生命之树常青》、《在湍流的漩涡中》，他以诗人的心灵，与不为外人所知的科学世界相通了。　　这些，都成了对第一次科学大会的献礼。　　春来江水绿如蓝　　1978年3月，乍暖还寒，酝酿了8个月的全国科学大会在京开幕。陈景润和来自全国各地的5500多名代表一起走进了人民大会堂，而且和他的老师华罗庚先生一起坐上了会议主席台。　　在这次大会上，邓小平第一次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重要观点。　　陈景润听到邓小平说：“一个人，如果爱我们社会主义祖国，自觉自愿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应该说这就是初步确立了无产阶级世界观，按政治标准来说，就不能说他们是白，而应该说是红了。”　　一直戴在陈景润头上的“白专”帽子终于摘下来了。　　说起这个讲话还有一段故事。　　科学大会文件起草工作，由中科院副院长方毅牵头筹办。草拟的文件中，最重要的是邓小平和华国锋的稿子。　　这两个讲话稿写完后，同时送上去。邓小平的讲稿很快得到反馈，邓小平只在段落和个别字句上作了些调整。当时中央有位领导看了讲话稿后说：“我看这个稿子水平不高，毛主席讲了那么多关于科学工作和知识分子的话，为什么不引用？譬如，毛主席说的知识分子要改造世界观，就应该谈一下嘛!”起草小组向邓小平请示，要不要根据这位领导的意见再作些修改？邓小平的回答十分干脆：“一个字也不要改!”　　科学大会开幕的前一天，宣传口一位负责人又提了条意见，关于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建议修改成“我们已经有了一支工人阶级的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队伍”。方毅再次向邓小平汇报，邓小平说，不接受，维持原样。　　现在说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大家都觉得这是常识，却不知把知识分子看作自己人，这在当时堪称翻天覆地。　　邓小平讲话后，整个科学院都回荡起《祝酒歌》歌声。　　徐迟也参加了科学大会，他和黄宗英、秦牧等6名作家组成了特邀记者小组，专门采访科学家。黄宗英还记得，徐迟倾心地讲陈景润、猜想、数学、皇冠，讲得听众包括他自己都醉了。一个大停顿，徐迟展开双臂说：“我想说，陈景润，我爱你。”　　闭幕式前，徐迟还欣然接受了一个任务，代卧病在床的郭沫若，起草科学大会的闭幕式发言稿。徐迟一夜写就，只是写得比较分散、浪漫，在会议上宣读不太适宜，最后未被采用。　　不过，不管是谁起草，正如郭沫若在大会闭幕式上说的，“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科学的春天到来了”。从此，多年被称为“臭老九”的中国知识分子，逐渐找回了尊严和价值。　　有一千个陈景润就了不起　　在科学大会作报告间隙，邓小平会见了陈景润，这是他们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会面。　　陈景润佝偻着背急步上前，用双手紧紧握住了邓小平的右手。周围镁光灯闪烁，他显得更加拘谨了，出人意料地，他深深鞠了一躬，嘴里念叨着：“谢谢邓副主席，谢谢、谢谢……”。　　“我愿意当大家的后勤部长”，邓小平在科学大会上作的报告中，着重讲了这一条。其实，连陈景润都不知道，早在3年前，邓小平就已经给他当了一回“后勤部长”。　　日，重新工作的邓小平主持会议，中央政治局听取了胡耀邦提交的《整顿科学院的汇报提纲》。　　当时，胡耀邦负责主持中科院工作，期间他亲赴数学所过问陈景润的工作和生活。得知陈景润依然住在小茶房的时候，胡耀邦异常激动，像愤怒的狮子一般咆哮，“你们于心何忍”。　　在9月26日的会上，胡耀邦提到，至今仍有人认为陈景润是“白专典型”，对其工作生活问题不予解决，邓小平也火了，他说：“什么白专典型，总比占着茅坑不拉屎强!”接着，他给了陈景润极高的评价：“像这样的科学家，中国有一千个就了不起!”　　几个月后，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这位伟人又遭打倒，陈景润依然住在小茶房，不过，邓小平已经记住了陈景润。　　科学大会之后，陈景润迎来了喜讯不断的春天，而这都离不开&“后勤部长”所抓的一件件实事。　　1981年邓小平亲自批示：“可否为其配一秘书，以分其劳。”　　1983年，按照邓小平的指示，陈景润的夫人由昆从武汉调到了北京，陈景润升为一级研究员。他的月薪从89.5元加到了149.5元，另外还有50元津贴，相当于行政十级工资，也就是现在的正局级。更可喜的是，他搬出了那间小茶房，第二年在新家里添了个大胖小子。　　这时候的陈景润精神焕发，虽然已近半百，看上去却像个小伙子。他留着整齐的小平头，身穿绿军装，过去的熟人都说，陈景润完全换了个人。　　不过，由于邓小平的三个指示没提房子，陈景润仍然为了房子苦恼着。　　1984年，有了孩子的陈景润向老朋友罗声雄诉苦“我搬出去跟猪做伴了”。原来科学院在北大附中旁边有一套两居室，分了给他，但两居室附近有一个屠宰场，屠宰的时候猪儿们呼天号地，弄得这书呆子心烦意乱、东躲西藏。　　罗声雄“撺掇”陈景润给邓小平办公室打个电话。果然，当邓小平知道陈的住房情况时，非常生气，他当即指示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高登榜，就地解决。高登榜亲临数学所，表示“不分房子我不走”，当天，科学院就分给陈景润一套四室一厅院士房。
晚年的徐迟。
　　不能承受之重　　一封来自四川农村，没有收信人地址，仅写着“陈井运同志收”的信，竟沿着曲折的邮路准确无误地送到了陈景润手中。当年的“陈景润热”可见一斑。　　那股“陈景润旋风”，将他从数学世界中拉出来，让他不得不去扮演各种角色。　　邀请他作报告的单位排成了长队。他去山东、去安徽、去河南、去湖北、去贵州……他不得不在人们的盛情请求下，一遍又一遍地讲述自己的奋斗经历。人们似乎并不在乎能不能听懂他那南方口音极重的普通话，只要能请到他就满足了。　　报纸、刊物也纷纷请陈景润写文章，青年报约请陈景润“与青年人谈理想”；刊物约请陈景润谈“做一个科学家要身体好”；省报约请陈景润“与青年同志们谈学习”……　　小学请陈景润去做校外辅导员；中学请他去给中学生谈“怎样才能学好数学”……这一切，陈景润似乎责无旁贷。因为据说北京有一位中学生看了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后，整天将自己关在房间里，埋头在数字、公式、符号中，眼睛近视了，背也驼了。　　还有全国各地寄给陈景润的信件等着他拆看，一个又一个从外地赶来的青年要面见他，要跟他学数学，跟他探讨“哥德巴赫猜想”问题。　　在当时特定的时代社会背景下，陈景润被赋予了太多的社会意义。但是，这对于一位数学家来说却是中不能承受之重。　　陈景润不得不说符合公众形象的话，不得不按他理解的“又红又专”要求自己。那些年，他经常是一身草绿色军，草绿色解放鞋，斜挎草绿色书包的打扮。　　全国科学大会期间，徐迟去看陈景润。房间里依然堆着五六个麻袋，不过都是群众来信。一个麻袋单独放在一边，全是女孩子的求爱信。　　“我可怎么办？”陈景润冲着徐迟一摊手。　　陈景润的老师，那位第一个向他介绍“哥德巴赫猜想”的沈元先生，特地来看望他当年的学生。陈景润说：“谢谢你，沈老师。我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无微不至地关怀我，我常常感动得流泪。我要加把劲，拼命大干社会主义，继续攀登科学高峰。”　　当时在场的记者听沈元对他的学生说：“你呀，正直的人已成为政治的人!”　　数年后，徐迟在接受采访时说：“对陈景润，《哥德巴赫猜想》这篇文章起了一定的作用，&但也有许多不好的作用。因为当时影响很大，他一下子成了名人。对陈景润这样的人，成名是一种痛苦，甚至成为了对他的工作的干扰。他如果不是那么大名气，可以有更多的安静的空间，有充分的时间来更好地进他的研究。”　　无用之用　　上世纪80年代，武汉东湖路，徐迟的书房里添置了一台电脑，型号比人们熟知的奔腾286更古老，屏幕是用9寸电视机改装的。键盘上，贴着他亲笔写的字条“请先洗手，再接触键盘”。古稀之年，徐迟仍在笔耕不辍，他是作家中率先使用电脑写作的人。　　徐迟晚年所读所写均是高能物理、相对论等问题的书。有一次他对秘书徐鲁说：“别的可能都是假的，都可以不写，唯有高科技的东西才是真的，才是非写不可的。”可惜他这个看法有点曲高和寡。　　报告文学集《哥德巴赫猜想》出版时，发行了上百万册。然而到了90年代《来自高能粒子的信息》出版时，却只有寥寥5千册的印数了。　　徐迟为此百般焦虑：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拥抱信息和科技，本是火烧眉毛的事，为什么心血之作却成了空谷足音？　　陈景润也无可回避地面临了这样的问题，越来越多的人要问，“哥德巴赫猜想”到底有什么用？甚至连一些数学家都说，陈景润不过是时势造英雄。　　“说数学有用还是没用，那是外行话。”林群院士感慨道，“今天，人们非要探讨猜想的用途，这是典型的实用主义。牛顿发现力学三大定律的时候，谁能预见宇宙飞船应用了这个理论呢？”　　“无用之用”导致他的事业后继无人。陈景润的专业远离市场，除1978年有百人报名他的研究生外，往后数年，报考的人寥寥无几。从1978年到1990年的12年间，陈景润共招收6名研究生，本来为数不多，但没有一个留在他身边，大多出国了。　　科研经费的短缺，也令他的5人小组难以为继。香港《文汇报》记者采访陈景润时，他谈到了他的忧虑：“每人每年数百元经费，连出差都难，国内有些学术会议都无力参加，更不敢请人来。”记者发出感叹：“没想到一个大数学家还须精心计算这么一笔细小的经济账。”　　在记者看来，如此细小，但在陈景润，这是一个科研组一年的经费。　　放弃“猜想”　　陈景润以“哥德巴赫猜想(1+2)”著名，普通公众，大概以为陈景润一直在向(1+1)的证明发起冲锋。其实，陈景润清楚地知道，以现在的数学工具并不能破解(1+1)，1974年以后，他便决定放弃这颗“数学皇冠上的明珠”。　　“我不能骑着自行车上”，陈景润如是说。　　作为一个实事求是的科学家，在自己的专业上，他没有因为公众的期望改变自己，尽管这可能有损他的光辉形象。　　20世纪90年代，中关村变成了中国硅谷，陈景润却一天天衰竭。　　1984年查出的帕金森综合征，让他几乎失去了一切，除了数学。当罗声雄告诉他英国数学家怀尔斯解决了费马大定理时，他请护工帮他翻起眼皮，睁开双眼，表示他的惊讶。然后，他含混不清地说，请把资料拿来，我要看。　　自科学大会以后，陈景润和徐迟便没有见过面，甚至没有任何交往，但两人对科学却是一样的执着。　　徐迟晚年涉足于高能物理王国，直到生命止息的前几天——日他的《谈夸克》一文在《人民日报》发表。　　为此，《人民日报》在同一版面上还发表一篇署名陶钧的文章《赞文学家的科学感情》，文章指明，此徐迟即彼徐迟，打消读者可能产生的疑问：怎么作家徐迟会写起高深科学文章?　　日13时10分，陈景润与世长辞。同年12月12日，徐迟在武汉的病房里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　　回味徐迟50年代写的一首诗：“我所攀登的山峰/在雨雪云雾笼罩下/它吸引你走进它/像磁场引导指南针/除非你是一个勘探队员/你不会知道这山脉的价值。”　　这是科学家的赞歌，也是徐迟和陈景润相遇的机缘。　　惊回眸，那一春　　“神七”问天，“嫦娥”奔月，当今中国一日千里。正如邓小平在科技大会上预言的，“大量的历史事实已经说明：理论研究一旦获得重大突破，迟早会给生产和技术带来极其巨大的进步!”　　让我们再次回到1978年那个春天，那个决定了陈景润、徐迟和千千万万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春天。　　这一年，杨乐在苏黎世国际数学大会上，报告了他和张广厚的研究成果。　　这一年，孙家栋在科学大会上作了关于我国空间事业发展的发言。30年后，他成了绕月探测工程总设计师，实现了郭沫若在《科学的春天》一文中所说的“嫦娥奔月”。　　这一年，黄昆在离开研究工作26年后，由邓小平点名到半导体研究所任所长，由此成为“文革”后走上领导岗位的第一批科学家。　　这一年，陈佳洱回京参与制定低能核物理加速器研究的规划。此前，他已在北京大学汉中分校待了10年，修路、喂猪、种地，卖光了所有与加速器相关的书。　　这一年，袁隆平由怀化农校调入湖南省科学院，晋升为研究员，并获得全国劳动模范称号。　　这一年，巴金重新拾笔，耗时7年完成了《随想录》。　　这一年，张艺谋，陕西咸阳国棉八厂28岁的工人，在北京电影学院西安考区，被几个摄影老师破格录取……RB022　　(感谢陈景润的生前好友罗声雄研究员、林群院士、陈景润的秘书李小凝老师、《人民文学》前副主编周明先生、徐迟之子徐延先生、徐迟的秘书徐鲁先生对本文写作做出的指导和贡献。)
哥德巴赫猜想[报告文学]
　　“……为革命钻研技术，分明是又红又专，被他们攻击为白专道路”。 　　　　　——一九七八年两报一刊元旦社论《光明的中国》 　　　　　　　　　　　　　　　　　 一 　　命px(1,2)为适合下列条件的素数p的个数： 　　x-p=p1或x-p=p2p3 　　其中p1,p2,p3都是素数。 　　〔这是不好懂的；读不懂时，可以跳过这几行。〕 　　用x表一充分大的偶数。 　　　　　　p-1　　　　　1 　　命cx=ii --- ii 1- ----- 　　　　p\x p-2 p&2 (p-1)2 　　p&2 　　对于任意给定的偶数h及充分大的x，用xh(1,2)表示满足下面条件的素数p的个数： 　　p≤x,p+h＝p1或h+p＝p2p3， 　　其中p1,p2,p3都是素数。 　　本文的目的在于证明并改进作者在文献〔１０〕内所提及的全部结果，现在详述如下。 　　　　　　　　　　　　　　　二 　　以上引自一篇解析数论的论文。这一段引自它的“（一）引言”，提出了这道题。它后面是“（二）几个引理”，充满了各种公式和计算。最后是“（三）结果”，证明了一条定理。这篇论文，极不好懂。即使是著名数学家，如果不是专门研究这一个数学的分枝的，也不一定能读懂。但是这篇论文已经得到了国际数学界的公认，誉满天下。它所证明的那条定理，现在世界各国一致地把它命名为“陈氏定理”，因为它的作者姓陈，名景润。他现在是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的研究员。 　　陈景润是福建人，生于一九三三年。当他降生到这个现实人间时，他的家庭和社会生活并没有对他呈现出玫瑰花朵一般的艳丽色彩。他父亲是邮政局职员，老是跑来跑去的。当年如果参加了国民党，就可以飞黄腾达，但是他父亲不肯参加。有的同事说他真是不识时务。他母亲是一个善良的操劳过甚的妇女，一共生了十二个孩子。只活了六个、其中陈景润排行老三。上有哥哥和姐姐；下有弟弟和妹妹。孩子生得多了，就不是双亲所疼爱的儿女了。他们越来越成为父母的累赘——多余的孩子，多余的人。从生下的那一天起，他就像一个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似的，来到了这人世间。 　　他甚至没有享受过多少童年的快乐。母亲劳苦终日，顾不上爱他。当他记事的时候，酷烈的战争爆发。日本鬼子打进福建省。他还这么小，就提心吊胆过生活。父亲到三元县的三明市一个邮政分局当局长。小小邮局，设在山区一座古寺庙里。这地方曾经是一个革命根据地。但那时候，茂郁山林已成为悲惨世界。所有男子汉都被国民党匪军疯狂屠杀，无一幸存者。连老年的男人也一个都不剩了。剩下的只有妇女。 　　她们的生活特别凄凉。花纱布价钱又太贵了；穿不起衣服，大姑娘都还裸着上体。福州被敌人占领后，逃难进山来的人多起来。这里飞机不来轰炸，山区渐渐有点儿兴旺。却又迁来了一个集中营。深夜里，常有鞭声惨痛地回荡；不时还有杀害烈士的枪声。第二天，那些戴着镣铐出来劳动的人，神色就更阴森了。 　　陈景润的幼小心灵受到了极大的创伤。他时常被惊慌和迷惘所征服。在家里并没有得到乐趣，在小学里他总是受人欺侮。他觉得自己是一只丑小鸭。不，是人，他还是觉得自己也是一个人。只是他瘦削、弱小。光是这付窝囊样子就不能讨人喜欢。习惯于挨打，从来不讨饶。这更使对方狠狠揍他，而他则更坚韧而有耐力了。他过分敏感，过早地感觉到了旧社会那些人吃人的现象。他被造成了一个内向的人，内向的性格。他独独爱上了数学。不是因为被压，他只是因为爱好数学，演算数学习题占去了他大部分的时间。 　　当他升入初中的时候，江苏学院从远方的沦陷区搬迁到这个山区来了。那学院里的教授和讲师也到本地初中里来兼点课，多少也能给他们流亡在异地的生活改善一些。这些老师很有学问。有个语文老师水平最高。大家都崇拜他。但陈景润不喜欢语文。他喜欢两个外地的数理老师。外地老师倒也喜欢他。这些老师经常吹什么科学救国一类的话。他不相信科学能救国。但是救国却不可以没有科学，尤其不可以没有数学。而且数学是什么事儿也少不了它的。人们对他歧视，拳打脚踢，只能使他更加更加爱上数学。枯燥无味的代数方程式却使他充满了幸福，成为唯一的乐趣。 　　十三岁那年，他母亲去世了。是死于肺结核的；从此，儿想亲娘在梦中，而父亲又结了婚，后娘对他就更不如亲娘了。 　　抗战胜利了，他们回到福州。陈景润进了三一中学。毕业后又到英华书院去念高中。那里有个数学老师，曾经是国立清华大学的航空系主任。 　　　　　　　　　　　　　　　三 　　老师知识渊博，又诲人不倦。他在数学课上，给同学们讲了许多有趣的数学知识。不爱数学的同学都能被他吸引住，爱数学的同学就更不用说了。 　　数学分两大部分：纯数学和应用数学。纯数学处理数的关系与空间形式。在处理数的关系这部分里，论讨整数性质的一个重要分枝，名叫“数论”。十七世纪法国大数学家费马是西方数论的创始人。但是中国古代老早已对数论作出了特殊贡献。《周髀》是最古老的古典数学著作。较早的还有一部《孙子算经》。其中有一条余数定理是中国首创。后来被传到了西方，名为孙子定理，是数论中的一条著名定理。直到明代以前，中国在数论方面是对人类有过较大的贡献的。五世纪的祖冲之算出来的圆周率，比德国人的奥托的，早出一千年多。约瑟夫（指斯大林）领导的科学家把月球的一个山谷命名为“祖冲之”。十三世纪下半纪更是中国古代数学的高潮了。南宋大数学家秦九韶著有《数书九章》。他的联立一次方程式的解法比意大利大数学家欧拉的解法早出了五百多年。 　　元代大数学家朱世杰，著有《四元玉鉴》。他的多元高次方程的解法，比法国大数学家毕朱，也早出了四百多年。明清以后，中国落后了。然而中国人对于数学好像是特具禀赋的。中国应当出大数学家。中国是数学的好温床。 　　有一次，老师给这些高中生讲了数论之中一道著名的难题。他说，当初，俄罗斯的彼得大帝建设彼得堡，聘请了一大批欧洲的大科学家。其中，有瑞士大数学家欧拉（他的著作共有八百余种）；还有德国的一位中学教师，名叫哥德巴赫，也是数学家。 　　一七四二年，哥德巴赫发现，每一个大偶数都可以写成两个素数的和。他对许多偶数进行了检验，都说明这是确实的。但是这需要给予证明。因为尚未经过证明，只能称之为猜想。他自己却不能够证明它，就写信请教那赫赫有名的大数学家欧拉，请他来帮忙作出证明。一直到死，欧拉也不能证明它。从此这成了一道难题，吸引了成千上万数学家的注意。两百多年来，多少数学家企图给这个猜想作出证明，都没有成功。 　　说到这里，教室里成了开了锅的水。那些像初放的花朵一样的青年学生叽叽喳喳地议论起来了。 　　老师又说，自然科学的皇后是数学。数学的皇冠是数论。 　　哥德巴赫猜想，则是皇冠上的明珠。 　　同学们都惊讶地瞪大了眼睛。 　　老师说，你们都知道偶数和奇数。也都知道素数和合数。 　　我们小学三年级就教这些了。这不是最容易的吗？不，这道难题是最难的呢。这道题很难很难。要有谁能够做了出来，不得了，那可不得了呵！ 　　青年人又吵起来了。这有什么不得了。我们来做。我们做得出来。他们夸下了海口。 　　老师也笑了。他说，“真的，昨天晚上我还作了一个梦呢。 　　我梦见你们中间的有一位同学，他不得了，他证明了哥德巴赫猜想。” 　　高中生们轰的一声大笑了。 　　但是陈景润没有笑。他也被老师的话震动了，但是他不能笑。如果他笑了，还会有同学用白眼瞪他的。自从升入高中以后，他越发孤独了。同学们嫌他古怪，嫌他脏，嫌他多病的样子，都不理睬他。他们用蔑视的和讥讽的眼神瞅着他。 　　他成了一个踽踽独行，形单影只，自言自语，孤苦伶仃的畸零人。长空里，一只孤雁。 　　第二天，又上课了。几个相当用功的学生兴冲冲地给老师送上了几个答题的卷子。他们说，他们已经做出来了，能够证明那个德国人的猜想了。可以多方面地证明它呢。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哈！哈！ 　　“你们算了！”老师笑着说，“算了！算了！” 　　“我们算了，算了。我们算出来了！” 　　“你们算啦！好啦好啦，我是说，你们算了吧，白费这个力气做什么？你们这些卷子我是看也不会看的，用不着看的。 　　那么容易吗？你们是想骑着自行车到月球上去。” 　　教室里又爆发出一阵哄堂大笑。那些没有交卷的同学都笑话那几个交了卷的。他们自己也笑了起来，都笑得跺脚，笑破肚子了。唯独陈景润没有笑。他紧结着眉头。他被排除在这一切欢乐之外。 　　第二年，老师又回清华去了。他现在是北京航空学院副院长，全国航空学会理事长沈元。他早该忘记这两堂数学课了。他怎能知道他被多么深刻地铭刻在学生陈景润的记忆中。 　　老师因为同学多，容易忘记，学生却常常记着自己青年时代的老师。 　　　　　　　　　　　　　 　　四 　　福州解放！那年他高中三年级。因为交不起学费，一九五○年上半年，他没有上学，在家自学了一个学期。高中没有毕业，但以同等学历报考，他考进了厦门大学。那年，大学里只有数学物理系。读大学二年级时，才有了一个数学组，但只四个学生。到三年级时，有数学系了，系里还是这四个人。因为成绩特别优异，国家又急需培养人才，四个人提前毕了业；而且，立即分配了工作，得到的优待，羡慕煞人。一九五三年秋季，陈景润被分配到了北京！在第Ｘ中学当数学老师。这该是多么的幸福了呵！ 　　然而，不然！在厦门大学的时候，他的日子是好过的。同组同系就只四个大学生，倒有四个教授和一个助教指导学习。 　　他是多么饥渴而且贪馋地吸饮于百花丛中，以酿制芬芳馥郁的数学蜜糖呵！学习的成效非常之高。他在抽象的领域里驰骋得多么自由自在！大家有共同的ｄｘ和ｄｙ等等之类的数学语言。心心相印，息息相通。三年中间，没有人歧视他，也不受骂挨打了。他很少和人来往，过的是黄金岁月；全身心沉浸在数学的海洋里面。真想不到，那么快，他就毕业了。一想到他将要当老师，在讲台上站立，被几十对锐利而机灵，有时难免要恶作剧的眼睛盯视，他禁不住吓得打颤！ 　　他的猜想立刻就得到了证明。他是完全不适合于当老师的。他那么瘦小和病弱，他的学生却都是高大而且健壮的。他最不善于说话，说多几句就嗓子发痛了。他多么羡慕那些循循善诱的好老师。下了课回到房间里，他叫自己笨蛋。辱骂自己比别人的还厉害得多。他一向不会照顾自己，又不注意营养。积忧成疾，发烧到摄氏三十八度。送进医院一检查，他患有肺结核和腹膜结核症。 　　这一年内，他住医院六次，做了三次手术。当然他没有能够好好的教书。但他并没有放弃了他的专业。中国科学院不久前出版了华罗庚的名著《堆垒素数论》。刚摆上书店的书架，陈景润就买到了。他一头扎进去了。非常深刻的著作，非常之艰难！可是他钻研了它。住进医院，他还偷偷地避开了医生和护士的耳目，研究它。他那时也认为，这样下去，学校没有理由欢迎他。 　　他想他也许会失业？又有什么办法呢？好在他节衣缩食，一只牙刷也不买。他从来不随便花一分钱，他积蓄了几乎他的全部收入。他横下心来，失业就回家，还继续搞他的数学研究。积蓄这几个钱是他搞数学的保证。这保证他失了业也还能研究数学的几个钱，就是他的生命：他的生命就是数学。 　　至于积蓄一旦用光了，以后呢？他不知道，那时又该怎么办？ 　　这也是难题；也是尚未得到解答的猜想。而这个猜想后来也证明是猜对了的。他的病好不了，中学里后来无法续聘他了。 　　厦门大学校长来到了北京，在教育部开会。那中学的一位领导遇见了他，谈起来，很不满意，提出了一大堆的意见：你们怎么培养了这样的高材生？ 　　王亚南，厦门大学校长，就是马克思的《资本论》的翻译者，听到意见之后，非常吃惊。他一直认为陈景润是他们学校里最好的学生。他不同意他所听到的意见。他认为这是分配学生的工作时，分配不得当。他同意让陈景润回到厦门大学。 　　听说他可以回厦门大学数学系了，说也奇怪，陈景润的病也就好转了。而王亚南却安排他在厦大图书馆当管理员。又不让管理图书，只让他专心致意的研究数学。王亚南不愧为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家，他懂得价值论，懂得人的价值。陈景润也没有辜负了老校长的培养。他果然精深地钻研了华罗庚的《堆垒素数论》和大厚本儿的《数论导引》。陈景润都把它们吃透了。他的这种经历却也并不是没有先例的。 　　当初，我国老一辈的大数学家、大教育家熊庆来，我国现代数学的引进者，在北京的清华大学执教。三十年代之初，有一个在初中毕业以后就失了学，失了学就完全自学的青年人，寄出了一篇代数方程解法的文章，给了熊庆来。熊庆来一看，就看出了这篇文章中的英姿勃发和奇光异采。他立刻把它的作者，姓华名罗庚的，请进了清华园来。他安排华罗庚在清华数学系当文书，可以一面自学，一面大量地听课。尔后，派遣华罗庚出国，留学英国剑桥。学成回国，已担任在昆明的云南大学校长的熊庆来又介绍他当联大教授。华罗庚后来再次出国，在美国普林斯顿和依利诺的大学教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华罗庚马上回国来了，他主持了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的工作。 　　陈景润在厦门大学图书馆中也很快写出了数论方面的专题文章，文章寄给了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华罗庚一看文章，就看出了文章中的英姿勃发和奇光异采，也提出了建议，把陈景润选调到数学研究所来当实习研究员。正是：熊庆来慧眼认罗庚，华罗庚睿目识景润。 　　一九五六年年底，陈景润再次从南方海滨来到了首都北京。 　　一九五七年夏天，数学大师熊庆来也从国外重返祖国首都。 　　这时少长咸集，群贤毕至。当时著名的数学家有熊庆来、华罗庚、张宗燧、闵嗣鹤、吴文俊等等许多明星灿灿；还有新起的一代俊彦，陆启铿、万哲先、王元、越民义、吴方等等，如朝霞烂熳；还有后起之秀，陆汝钤、杨乐、张广厚等等已入北京大学求学。在解析数论、代数数论、涵数论、泛涵分析、几何拓扑学等等的学科之中，已是人才济济，又加上了一个陈景润。人人握灵蛇之珠，家家抱荆山之玉。风靡云蒸，阵容齐整。条件具备了，华罗庚作出了部署。侧重于应用数学，但也要向那皇冠上的明珠，哥德巴赫猜想挺进！ 　　　　　　　　　　　　　 　　五 　　要懂得哥德巴赫猜想是怎么一回事？只需把早先在小学三年级里就学到过的数学再来温习一下。那些１　２　３　４　５，个十百千万的数字，叫做正整数。那些可以被２整除的数，叫做偶数。剩下的那些数，叫做奇数。还有一种数，如２，３，５，７，１１，１３等等，只能被１和它本数，而不能被别的整数整除的，叫做素数。除了１和它本数以外，还能被别的整数整除的，这种数如４，６，８，９，１０，１２等等就叫做合数。一个整数，如能被一个素数所整除，这个素数就叫做这个整数的素因子。如６，就有２和３两个素因子。如３０，就有２，３和５三个素因子。好了，这暂时也就够用了。 　　一七四二年，哥德巴赫写信给欧拉时，提出了：每个不小于６的偶数都是二个素数之和。例如，６＝３＋３。又如，２４＝１１＋１３等等。有人对一个一个的偶数都进行了这样的验算，一直验算到了三亿三千万之数，都表明这是对的。但是更大的数目，更大更大的数目呢？猜想起来也该是对的。猜想应当证明。要证明它却很难很难。 　　整个十八世纪没有人能证明它。 　　整个十九世纪也没有能证明它。 　　到了二十世纪的二十年代，问题才开始有了点儿进展。 　　很早以前，人们就想证明，每一个大偶数是二个“素因子不太多的”数之和。他们想这样子来设置包围圈，想由此来逐步、逐步证明哥德巴赫这个命题一个素数加一个素数（１＋１）是正确的。 　　一九二○年，挪威数学家布朗，用一种古老的筛法（这是研究数论的一种方法）证明了：每一个大偶数是二个“素因子都不超九个的”数之和。布朗证明了：九个素因子之积加九个素因子之积，（９＋９），是正确的。这是用了筛法取得的成果。但这样的包围圈还很大，要逐步缩小之。果然，包围圈逐步地缩小了。 　　一九二四年，数学家拉德马哈尔证明了（７＋７）；一九三二年，数学家爱斯斯尔曼证明了（６＋６）；一九三八年，数学家布赫斯塔勃证明了（５＋５）；一九四○年，他又证明了（４＋４）。一九五六年，数学家维诺格拉多夫证明了（３＋３）。一九五八年，我国数学家王元又证明了（２＋３）。包围圈越来越小，越接近于（１＋１）了。但是，以上所有证明都有一个弱点，就是其中的二个数没有一个是可以肯定为素数的。 　　早在一九四八年，匈牙利数学家兰恩易另外设置了一个包围圈。开辟了另一战场，想来证明：每个大偶数都是一个素数和一个“素因子都不超过六个的”数之和。他果然证明了（１＋６）。 　　但是，以后又是十年没有进展。 　　一九六二年，我国数学?摇⑸蕉?笱Ы彩ε顺卸粗っ髁耍ǎ保?担??敖?艘徊剑煌?辏?踉?⑴顺卸从种っ髁耍ǎ保?矗?Ｒ痪帕?迥辏?己账顾??⑽?蹈窭?喾蚝褪?Ъ遗悠ぐ?瓒贾っ髁耍ǎ保?常??　　一九六六年五月，一颗璀璨的讯号弹升上了数学的天空，陈景润在中国科学院的刊物《科学通报》第十七期上宣布他已经证明了（１＋２）。 　　自从陈景润被选调到数学研究所以来，他的才智的蓓蕾一朵朵地烂熳开放了。在圆内整点问题，球内整点问题，华林问题，三维除数问题等等之上，他都改进了中外数学家的结果。单是这一些成果，他那贡献就已经很大了。但当他已具备了充分依据，他就以惊人的顽强毅力，来向哥德巴赫猜想挺进了。他废寝忘食，昼夜不舍，潜心思考，探测精蕴，进行了大量的运算。一心一意地搞数学，搞得他发呆了。有一次，自己撞在树上，还问是谁撞了他？他把全部心智和理性统通奉献给这道难题的解题上了，他为此而付出了很高的代价。他的两眼深深凹陷了。他的面颊带上了肺结核的红晕。喉头炎严重，他咳嗽不停。腹胀、腹痛，难以忍受。有时已人事不知了，却还记挂着数字和符号。他跋涉在数学的崎岖山路，吃力地迈动步伐。在抽象思维的高原，他向陡峭的巉岩升登，降下又升登！善意的误会飞入了他的眼帘。无知的嘲讽钻进了他的耳道。他不屑一顾；他未予理睬。他没有时间来分辩；他宁可含垢忍辱。餐霜饮雪，走上去一步就是一步！ 　　他气喘不已；汗如雨下。时常感到他支持不下去了。但他还是攀登。用四肢，用指爪。真是艰苦卓绝！多少次上去了摔下来。就是铁鞋，也早该踏破了。人们嘲笑他穿的鞋是破了的：硬是通风透气不会得脚气病的一双鞋子。不知多少次发生了可怕的滑坠！几乎粉身碎骨。他无法统计他失败了多少次。他毫不气馁。他总结失败的教训，把失败接起来，焊上去，作登山用的尼龙绳子和金属梯子。吃一堑，长一智。失败一次，前进一步。失败是成功之母；功由失败堆垒而成。他越过了雪线，到达雪峰和现代冰川，更感缺氧的严重了。多少次坚冰封山，多少次雪崩掩埋！他就像那些征服珠穆朗玛峰的英雄登山运动员，爬呵，爬呵，爬呵！而恶毒的诽谤，恶意的污蔑像变天的乌云和九级狂风。然而热情的支持为他拨开云雾；爱护的阳光又温暖了他。他向着目标，不屈不挠；继续前进，继续攀登。战胜了第一台阶的难以登上的峻峭；出现在难上加难的第二台阶绝壁之前。他只知攀登，在千仞深渊之上；他只管攀登，在无限风光之间。一张又一张的运算稿纸，像漫天大雪似的飞舞，铺满了大地。数字、符号、引理、公式、逻辑、推理，积在楼板上，有三尺深。忽然化为膝下群山，雪莲万千。他终于登上了攀登顶峰的必由之路，登上了（１＋２）的台阶。 　　他证明了这个命题，写出了厚达二百多页的长篇论文。 　　闵嗣鹤老师给他细心地阅读了论文原稿。检查了又检查，核对了又核对。肯定了，他的证明是正确的，靠得住的。他给陈景润说，去年人家证明（１＋３）是用了大型的，高速的电子计算机。而你证明（１＋２）却完全靠你自己运算。难怪论文写得长了。太长了，建议他加以简化。 　　本文第一段最后一句说到的“文献〔１０〕”就是这时他以简报形式，在《科学通报》上宣布的，但只提到了结果，尚未公布他的证明。他当时正修改他的长篇论文。就是在这个当口，突然陈景润被卷入了政治革命的万丈波澜。滚滚而来的巨浪冲击了一切剥削阶级的思想意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像一颗颗的精神原子弹氢弹的成功试验一样，在神州大地上连续爆炸了。 　　　　　　　　　　　　　　　六 　　无产阶级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也是政治大革命。狡诈多变的资产阶级不得不负隅顽抗，作垂死的挣扎。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样伟大的群众运动。整个人类的四分之一，不分男女老少，一齐动员起来。壮丽的大革命，把工、农、兵，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还有圣徒和魔鬼，一古脑儿卷了进去。检举和被检举，揭发和被揭发，批评和反批评，批判和自我批判。人人触及了灵魂；三千年积污要涤荡。我们的生活朝气蓬勃了；生活中大量的阴暗东西就自行暴露了。渣滓浮上表面了；驱除它们就容易了。我们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方面，光明面，毫光四射了；阴暗东西的危害之大，也就越加明显了。 　　这是进步与倒退，真理与谬论，光明和黑暗的搏斗，无产阶级巨人与资产阶级怪兽的搏斗！中国发生了内战。到处是有组织的激动，有领导的对战，有秩序的混乱。无产阶级的革命就是经常自己批判自己。一次一次的胜利；一次一次的反复。把仿佛已经完成的事情，一次一次的重新来过，把这些事情再做一遍，每一次都有了新的提高。它搜索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毫不留情。像马克思说过的要让敌人更加强壮起来，自己则再三往后退却，直到无路可退了，才作罗陀斯岛上的跳跃；粉碎了敌人，再在玫瑰园里庆功。只见一个一个的场景，闪来闪去，风驰电掣，惊天动地。一台一台的戏剧，排演出来，喜怒哀乐，淋漓尽致；悲欢离合，动人心肺。一个一个的人物，登上场了。有的折戟沉沙，死有余辜；四大家族，红楼一梦；有的昙花一现，萎谢得好快呵。 　　乃有青松翠柏，虽死犹生，重于泰山，浩气长存！有的是国杰豪英，人杰地灵；干将莫邪，千锤百炼；拂钟无声，削铁如泥。一页一页的历史写出来了，大是大非，终于有了无私的公论。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化妆不经久要剥落；被诬的终究要昭雪。种籽播下去，就有收获的一天。播什么，收什么。 　　天文地理要审查；物理化学要审查。生物要审查；数学也要审查。陈景润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最严峻的考验。老一辈的数学家受到了冲击，连中年和年轻的也跑不了。庄严的科学院被骚扰了；热腾腾的实验室冷清清了。日夜的辩论；剧烈的争吵。行动胜于语言；拳头代替舌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像一个筛子。什么都要在这筛子上过滤一下。它用的也是筛法。该筛掉的最后都要筛掉；不该筛掉的怎么也筛不掉。 　　曾经有人强调了科学工作者要安心工作，钻研学问，迷于专业。陈景润又被认为是这种所谓资产阶级科研路线的“安钻迷”典型。确实他成天钻研学问。不关心政治，是的，但也参加了历次的政治运动。共产党好，国民党坏，这个朴素的道理他非常之分明。数学家的逻辑像钢铁一样坚硬；他的立场站得稳。他没有犯过什么错误。在政治历史上，陈景润一身清白。他白得像一只仙鹤。鹤羽上，污点沾不上去。而鹤顶鲜红；两眼也是鲜红的，这大约是他熬夜熬出来的。他曾下厂劳动，也曾用数学来为生产服务，尽管他是从事于数论这一基础理论科学的。但不关心政治，最后政治要来关心他。并且，要狠狠的批评他了。批评得轻了，不足以触动他。 　　只有触动了他，才能使他今后注意路线关心政治。批评不怕过分，矫枉必须过正。但是，能不能一推就把他推过敌我界线？能不能将他推进“专政队”里去？尽量摆脱外界的干扰，以专心搞科研又有何罪？ 　　善意的误会，是容易纠正的。无知的嘲讽，也可以谅解的。批判一个数学家，多少总应该知道一些数学的特点。否则，说出了糊涂话来自己还不知道。陈景润被批判了。他被帽子工厂看中了：修正主义苗子，安钻迷，白专道路典型，白痴，寄生虫，剥削者。就有这样的糊涂话：这个人，研究（１＋２）的问题。他搞的是一套人们莫名其妙的数学。让哥德巴赫猜想见鬼去吧！（１＋２）有什么了不起！１＋２不等于３吗？ 　　此人混进数学研究所，领了国家的工资，吃了人民的小米，研究什么１＋２＝３，什么玩艺儿？！伪科学！ 　　说这话的人才像白痴呢。 　　并不懂得数学的人说出这样的话，那是可以理解的，可是说这些话的人中间，有的明明是懂得数学，而且是知道哥德巴赫猜想这道世界名题的。那么，这就是恶意的诽谤了。权力使人昏迷了；派性叫人发狂了。 　　理解一个人是很难的。理解一个数学家也不容易。至于理解一个恶意的诽谤者却很容易，并不困难。只是陈景润发病了，他病重了。钢铁工厂也来光顾了。陈景润听着那些厌恶与侮辱他的，唾沫横飞的，听不清楚的言语。他茫然直视。 　　他两眼发黑，看不到什么了。他像发寒热一样颤抖。一阵阵刺痛的怀疑在他脑中旋转。血痕印上他惨白的面颊。一块青一块黑，一种猝发的疾病临到他的身上。他眩晕，他休克，一个倒栽葱，从上空摔到地上。“资产阶级认为最革命的事件，实际上却是最反革命的事件。果实落到了资产阶级脚下，但它不是从生命树上落下来，而是从知善恶树上落下来的。” 　　（马克思：《雾月十八日》——二） 　　　　　　　　　　　　　　　　七 　　台风的中心是安静的。 　　过了一段时间，不知是多少天多少月？“专政队”的生活反倒平静无事了。而旋卷在台风里面的人却焦灼着、奔忙着、谋划着、叫嚷着、战斗着，不吃不睡，狂热地保护自己的派性，疯狂地攻击对方的派性。他们忙着打派仗，竟没有时间来顾及他们的那些“专政”对象了。这时有一个老红军，主动出来担当了看守他们的任务。实际是一个热情的支持者，他保护了科学家们，还允许他们偷偷地看书。 　　待到工人宣传队进驻科学院各所以后，陈景润被释放了，可以回到他自己的小房间里去住了。不但可以读书，也可以运算了。但是总有一些人不肯放过了他。每天，他们来敲敲门，来查查户口，弄得他心惊肉跳，不得安身。有一次，带来了克丝钳子；存心不让他看书，把他房间里的电灯铰了下来，拿走了。还不够，把开关拉线也剪断了。 　　于是黑暗降临他的心房。 　　但是他还得在黑暗中活下去呵，他买了一只煤油灯。又深怕煤油灯光外露，就在窗子上糊了报纸。他挣扎着生活，简直不成样子。对搞工作的，扣他们工资；搞打砸抢的，反而有补贴。过了这样久心惊肉跳的生活，动辄得咎，他的神经极度衰弱了。工作不能做，书又不敢读。工宣队来问：为什么要搞１＋１＝２以及１＋２＝３呢？他哭笑不得，张皇失措了。 　　他语无伦次，不知道怎样对师傅们解说才能解释清楚。工人同志觉得这个人奇怪。但是他还是给他们解释清楚了。这（１＋１）（１＋２）只是一个通俗化的说法，并不是日常所说的１＋１和１＋２。好像我们说一个人是纸老虎，并不就是老虎了。 　　弄清楚了之后，工人师傅也生气地说：那些人为什么要胡说？ 　　他们也热情支持他，并保护他了。 　　“九一三”事件之后，大野心家已经演完了他的角色，下场遗臭万年去了。陈景润听到这个传达之后，吃惊得说不出话来。这时，情况渐渐地好转。可是他却越加成了惊弓之鸟。 　　激烈的阶级斗争使他无所适从。唯一的心灵安慰从来就是数学。他只好到数论的大高原上去隐居起来。现在也允许他这样做，继续向数学求爱了。图书馆的研究员出身的管理员也是他的热情支持者。事实证明，热情的支持者，人数众多。他们对他好，保护他。他被藏在一个小书库的深深的角落里看书。由于这些研究员的坚持，数学研究所继续订购世界各国的文献资料。这样几年，也没有中断过；这是有功劳的。他阅读，他演算，他思考。情绪逐步地振作起来。但是健康状况却越加严重了。他从不说；他也不顾。他又投身于工作。白天在图书馆的小书库一角，夜晚在煤油灯底下，他又在攀登，攀登，攀登了，他要找寻一条一步也不错的最近的登山之途，又是最好走的路程。 　　敬爱的周总理，一直关心着科学院的工作，腾出手来排除帮派的干扰。半个月之前，有一位周大姐被任命为数学研究所的政治部主任。由解析数论、化数数论等学科组成的五学科室恢复了上下班的制度。还任命了支部书记，是个工农出身的基层老干部，当过第二野战军政治部的政治干事。 　　到职以后，书记就到处找陈景润。周大姐已经把她所了解的情况告诉了他。但他找不到陈景润。他不在办公室里，办公室里还没有他的办公桌。他已经被人忘记掉了。可是他们会了面，会面在图书馆小书库的一个安静的角上。 　　刚过国庆，十月的阳光普照。书记还只穿一件衬衣，衰弱的陈景润已经穿上棉袄。 　　“李书记，谢谢你，”陈景润说，他见人就谢。“很高兴，” 　　他说了一连串的很高兴。他一见面就感到李书记可亲。“很高兴，李书记，我很高兴，李书记，很高兴。” 　　李书记问他，“下班以后，下午五点半好不好？我到你屋去看看你。” 　　陈景润想了一想就答应了，“好，那好，那我下午就在楼门口等你，要不你会找不到的。” 　　“不，你不要等我，”李书记说。“怎么会找不到呢？找得到的。完全用不到等的。” 　　但是陈景润固执地说，“我要等你，我在宿舍大楼门口等你。不然你找不到。你找不到我就不好了。” 　　果然下午他是在宿舍大楼门口等着的。他把李书记等到了，带着他上了三楼，请进了一个小房间。小小房间，只有六平方米大小。这房间还缺了一只角。原来下面二楼是个锅炉房。长方形的大烟囱从他的三楼房间中通过，切去了房间的六分之一。房间是刀把形的。显然它的主人刚刚打扫过清理过这间房了。但还是不太整洁。窗子三槅，糊了报纸，糊得很严实。尽管秋天的阳光非常明丽，屋内光线暗淡得很。纱窗之上，是羊尾巴似的卷起来的窗纱。窗上缠着绳子，关不严。虫子可以飞出飞进。李书记没有想到他住处这样不好。他坐到床上，说：“你床上还挺干净！” 　　“新买了床单。刚买来的床单，”陈景润说。“你要来看看我。我特地去买了床单，”指着光亮雪白的兰格子花纹的床单。 　　“谢谢你，李书记，我很高兴，很久很久了，没有人来看望…… 　　看望过我了。”他说，声音颤抖起来。这里面带着泪音。霎时间李书记感到他被这声音震撼起来。满腔怒火燃烧。这个党的工作者从来没有这样激动过。不象话；太不象话了！这房间里还没有桌子。六平方米的小屋，竟然空如旷野。一捆捆的稿纸从屋角两只麻袋中探头探脑地露出脸来。只有四叶暖气片的暖气上放着一只饭盒。一堆药瓶，两只暖瓶。连一只矮凳子也没有。怎么还有一只煤油灯？他发现了，原来房间里没有电灯。“怎么？”他问，“没有电灯？” 　　“不要灯，”他回答，“要灯不好。要灯麻烦。这栋大楼里，用电炉的人家很多。电线负荷太重，常常要检查线路，一家家的都要查到。但是他们从来不查我。我没有灯，也没有电线。要灯不好，要灯添麻烦了，”说着他凄然一笑。 　　“可是你要做工作。没有灯，你怎么做工作？说是你工作得很好。” 　　“哪里哪里。我就在煤油灯下工作；那，一样工作。” 　　“桌子呢？你怎么没有桌子？” 　　陈景润随手把新床单连同褥子一起翻了起来，露出了床板，指着说，“这不是？这样也就可以工作了。” 　　李书记皱起了眉头，咬牙切齿了。他心中想着：“唔，竟有这样的事！在中关村，在科学院呢。糟蹋人呵，糟蹋科学！ 　　被糟蹋成了这个状态。”一边这样想，一边又指着羊尾巴似的窗纱问道，“你不用蚊帐？不怕蚊虫咬？” 　　“晚上不开灯，蚊子不会进来。夏天我尽量不在房间里耽着。现在蚊子少了。” 　　“给你灯，”李书记加重了语气说，“接上线，再给你桌子，书架，好不好？” 　　“不好不好，不要不要，那不好，我不要，不……不……” 　　李书记回到机关。他找到了比他自己早到了才一个星期的办公室老张主任。主任听他说话后，认为这一切不可能，“瞎说！怎么会没有灯呢？”李书记给他描绘了小房间的寂寞风光。那些身上长刺头上长角的人把科学院搅得这样！立刻找来了电工。电工马上去装灯。灯装上了，开关线也接上了，一拉，灯亮了。陈景润已经俯伏在一张桌子之上，写起来了。 　　光明回到陈景润的心房。 　　　　　　　　　　　　　　　八 　　（他写着，写着）………… 　　………… 　　［论文摘录略——东西文库注］ 　　何等动人的一页又一页篇页！这些是人类思维的花朵。这些是空谷幽兰、高寒杜鹃、老林中的人参、冰山上的雪莲、绝顶上的灵芝、抽象思维的牡丹。这些数学的公式也是一种世界语言。学会这种语言就懂得它了。这里面贯穿着最严密的逻辑和自然辩证法。它是在探索太阳系、银河系、河外系和宇宙的秘密，原子、电子、粒子、层子的奥妙中产生的。但是能升登到这样高深的数学领域去的人，一般地说，并不很多。 　　且让我们这样稍稍窥视一下彼岸彼土。那里似有美丽多姿的白鹤在飞翔舞蹈。你看那玉羽雪白，雪白得不沾一点尘土；而鹤顶鲜红，而且鹤眼也是鲜红的。它踯躅徘徊，一飞千里。还有乐园鸟飞翔，有鸾凤和鸣，姣妙、娟丽，变态无穷。在深邃的数学领域里，既散魂而荡目，迷不知其所之。 　　闵嗣鹤老师却能够品味它，欣赏它，观察它的崇高瑰丽。 　　他当时说过，“陈景润的工作，最近好极了。他已经把哥德巴赫猜想的那篇论文写出来了。我已经看到了，写得极好。” 　　“你的论文写出了，”一位军代表问陈景润，“为什么不拿出来？”陈景润回答他：“正做正做，没有做完。”军代表说，“希望你早日完成。” 　　室里的领导老田对李书记说，“可以动员动员他，让他拿出来。但也不急。他不拿出来，自然有他的道理的。” 　　李书记问了问他，陈景润说，“有人还在骂我，说我不交论文是因为现在没有稿费了。说是恢复了稿费我就会交了。” 　　李书记追了他一句，“谁这样说你？”他回答，“你不要问了。 　　谢谢你，你可别去问呵！问了我更麻烦了。没有稿费，谢天谢地。我不要稿费。我压根儿也没有想到它。那个稿子我还在做。我确实没有做完。” 　　　　　　　　　　　　　 　　九 　　“我确实还没有做完。我的论文是做完了，又是没有做完的。自从我到数学研究所以来，在严师、名家和组织的培养、教育、熏陶下，我是一个劲儿钻研。怎么还能干别的事？不这样怎么对得起党？在世界数学的数论方面三十多道难题中，我攻了了六七道难题，推进了它们的解决。这是我的必不可少的锻炼和必不可少的准备。然后我才能向哥德巴赫猜想挺进。为此，我已经耗尽了我的心血。 　　“一九六五年，我初步达到了（１＋２）。但是我的解答太复杂了，写了两百多页的稿子。数学论文的要求是（一）正确性，（二）简洁性。譬如从北京城里走到颐和园那样，可有许多条路，要选择一条最准确无错误，又最短最好的道路。我那个长篇论文是没有错误，但走了远路，绕了点儿道，长达两百多页，也还没有发表。国外没有承认它，也没有否认它，因为它没有发表。从那年到今天已经过去了七年。 　　“这个事是比较困难的，也是难于被人理解的。从学习外语来说，我是在中学里就学了英语，在大学里学的俄语；在所里又自学了德语和法语。我勉强可以阅读而且写写了。又自学了日语、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到了勉强可以阅读外国资料和文献的程度。因而在借鉴国外的经验和成就时，可以从原文阅读，用不到等人翻译出来了再读。这是必不可少的一个条件。我必须检阅外国资料的尽可能的全部总和，消化前人智慧的尽可能不缺的全部的果实。而后我才能在这样的基础上解答（１＋２）这样的命题。 　　“我的成果又必须表现在这样的一篇论文中，虽然是专业性质的论文，文字是比较简单的；尽管是相对地严密的，又必须是绝对地精确的。若干地方就是属于哲学领域的了。所以我考虑了又考虑，计算了又计算，核对了又核对，改了又改，改个没完。我不记得我究竟改了多少遍？科学的态度应当是最严格的，必须是最严格的。 　　“我知道我的病早已严重起来。我是病入膏肓了。细菌在吞噬我的肺腑内脏。我的心力已到了衰竭的地步。我的身体确实是支持不了啦！唯独我的脑细胞是异常的活跃，所以我的工作停不下来。我不能停止。……” 　　　　　　　　　　　　　　十 　　一九七三年二月，春节来临。 　　早一天，数学研究所的周大姐说，佳节前后，要特别关心一下病号。她说：“那些老八路的作风，那些过去部队里形成的作风，我们千万不能丢掉了。尤其像陈景润那样的同志，要关心他，他很顽强。他病得起不来了，但又没有起不来的时候。在任何情况下挣扎起来，他坚持工作。他为什么？他为谁？为他自己吗？为他自己，早就不干了。不是，他是为人民，为党工作。我们要去慰问他。也要慰问单位里所有的病人。” 　　其实，外表看来魁梧，说话声音洪亮的周大姐自己也是一个力疾从公，患有心脏病，应当受到慰问的人。 　　大年初一早晨，周大姐和几个书记，包括李书记，一行数人，把头天买好了的苹果、梨子装进一些塑料网线袋子。若干袋子大家分头提了，然后举步出发，慰问病人。他们先到陈景润那里。他住得最近。 　　陈景润正从楼梯上走下来。大家招呼他。他很惊讶，来了这许多的领导同志。周大姐说，“过春节，我们看你来了，你的病好点了吧。”李书记也说，“新年好，给你贺新年。”陈景润说，“噢，今天是新年了呵？我很高兴，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新年好，你们好。”李书记说，“到你屋里去坐坐吧。” 　　“不，不行，”陈景润说，“你没有先给我打招呼，不能进去。” 　　周大姐沉吟了一下，说“好吧，我们就不去了。李书记，你给他送水果上楼吧。我们还上别家去，你回头再赶上我们好了。”李书记说，“好。”周大姐和陈景润握手，并祝他早日恢复健康，然后转过身走了。李书记把水果袋递给陈景润说：“春节了。这是组织上送给你的。希望你在新的一年里，多给党做点工作。”“不要水果，不要水果，”陈景润推却了，“我很好，我没有病，没有什么……这点点病，呃……呃，谢谢你，我很高兴。”说着说着他收下了水果。李书记说，“上你屋聊聊？”他又张手拦住，“不，不要进屋了，你没有给我打招呼。” 　　李书记说，“那好，我不上去了。你有什么事，随时告诉我。我也得去追上他们，到别家去看望看望。”于是握手作别，他返身走。刚走两步，后面又叫，“李书记，李书记！”陈景润又追过来，把水果袋子给了李书记，并说，“给你家的小孩吃吧。我吃不了这多。我是不吃水果的。”李书记说，“这是组织上给你的，不过表示表示，一点点的心意罢了。要你好好保养身体，可以更好地工作。你收下吧，吃不下，你慢慢的吃吧。” 　　他默然收下了。他噙着泪送李书记到大楼门口。李书记扬手走了，赶上了周大姐他们的行列。陈景润望着李书记的背影，凝望着周大姐一行人的背影模糊地消失在中关村路林荫道旁的切面铺子后面了。突然间，他激动万分。他回上楼，见人就讲，并且没有人他也讲。“从来所领导没有把我当作病号对待，这是头一次；从来没有人带了东西来看望我的病，这是头一次。”他举起了塑料袋，端详它，说，“这是水果，我吃到了水果，这是头一次。” 　　他飞快地进了小屋。一下子把自己反锁在里面了。 　　他没有再出来。直到春节过去了。头一天上班，陈景润把一叠手稿交给了李书记，说：“这是我的论文。我把它交给党。” 　　李书记看看他，又轻声问他：“是那个（１＋２）？” 　　“是的，闵老师已看过，不会有错误的，”陈景润说。 　　数学研究所立即组织了一次小型的学术报告会。十几位专家，听了陈景润的报告，一致给以高度评价。然后，数学研究所业务处将他的论文上报院部。 　　　　　　　　　　　　 　　十一 　　以上就是陈景润的著名论文：《大偶数表为一个素数及一个不超过二个素数的乘积之和》的“（三）结果”。作为结果的定理就是那个“陈氏定理”。 　　四月中的一天，中国科学院在三里河工人俱乐部召开全院党员干部大会。武衡同志在会上作报告。他说到数学研究所一位中级的研究员作出了世界水平的重大成果。当时没说人名，听到了，还不知说谁？李书记在座中，捅了一下旁边的人。“干什么？”那人说。他问，“你听到没有？”“怎么啦？” 　　那人又说。“这活儿是陈景润做出来的呵！”“噢？还这么重要？” 　　那人说。“这是世界名题。真不简单！” 　　第二天，新华社记者来访。他见到了陈景润，谈了话，进他房间看了看。回去就写出一篇报道，立即在内部刊物上发表。其中，说到了陈景润的经历；他刻苦钻研的精神；重大的科研成果以及他现在还住在一间烟熏火烤的小房间里。生活条件很差！疾病严重！！生命垂危！！！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看到了这篇报道，立即作出了指示。 　　当天深夜，武衡同志走进了陈景润的小房间。 　　他立即被送进医院，由首都医院内科主任和卫生部一位副部长给他作了全面的身体检查。他患有多种疾病。他们要他立即住院疗养，他不肯。于是，向他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 　　他一共住院一年半。 　　在住院期间，敬爱的周总理曾亲自和英明领袖华主席（当时是副总理）安排了陈景润的全国人民代表席位。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陈景润见到了周总理，并和总理在一个小组里开会。人代会期间，当他得知总理的病时，当场哭了起来，几夜睡不着觉。大会后，他仍回医院治疗。 　　当他出院的时候，医院的诊断书上写着：“经住院治疗后，一般情况较好。精神改善；体温正常。 　　体重增加十斤；饮食睡眠好转。腹痛腹胀消失；二肺未见活动性病灶。心电图正常；脑电图正常。肝肾功能正常；血沉及血象正常。” 　　关于他的工作和健康，华主席也非常关怀，并亲自作过几次批示。 　　早在他的论文发表时，西方记者迅即获悉，电讯传遍全球。国际上的反响非常强烈。英国数学家哈勃斯丹和西德数学家李希特的著作《筛法》正在印刷所校印。他们见到了陈景润的论文立即要求暂不付印，并在这部书里加添了一章，第十一章：“陈氏定理”。他们誉之为筛法的“光辉的顶点”。在国外的数学出版物上，诸如“杰出的成就”、“辉煌的定理”，等等，不胜枚举。一个英国数学家给他的信里还说，“你移动了群山！” 　　真是愚公一般的精神呵！或问：这个陈氏定理有什么用处呢？它在哪些范围内有用呢？ 　　大凡科学成就有这样两种：一种是经济价值明显，可以用多少万，多少亿人民币来精确地计算出价值来的，叫做“有价之宝”；另一种成就是在宏观世界、微观世界、宇宙天体、基本粒子、经济建设、国防科研、自然科学、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等等等等之中有这种那种作用，其经济价值无从估计，无法估计，没有数字可能计算的，叫做“无价之宝”，例如，这个陈氏定理就是。 　　现在，离开皇冠上的明珠，只有一步之遥了。 　　但这是最难的一步。且看明珠归于谁之手吧！ 　　　　　　　　　　　　　 　　十二 　　陈景润曾经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关于他，传说纷纭，莫衷一是。有善意的误解、无知的嘲讽，恶意的诽谤、热情的支持，都可以使得这个人扭曲、变形、砸烂或扩张放大。理解人不容易；理解这个数学家更难。他特殊敏感、过于早熟、极为神经质、思想高度集中。外来和自我的肉体与精神的折磨和迫害使得他试图逃出于世界之外。他相当成功地逃避在纯数学之中，但还是藏匿不了。纯数学毕竟是非常现实的材料的反映。“这些材料以极度抽象的形式出现，这只能在表面上掩盖它起源于外部世界的事实。”（恩格斯）陈景润通过数学的道路，认识了客观世界的必然规律。他在诚实的数学探索中，逐步地接受了辩证唯物论的世界观。没有一定的世界观转变，没有科学院这样的集体和党的关怀，他不可能对哥德巴赫猜想作出这辉煌贡献。正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可抗拒地促使他突变。被冷酷地逐出世界的人，被热烈的生命召唤了回来。帮派体系打击迫害，更显出党的恩惠温暖。冲击对于他好像是坏事；也是好事，他得到了锻炼而成长了。没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不可能写出如此成熟的论文。病人恢复了健康。畸零人成了正常人。正直的人已成为政治的人。多余的人，为国增了光。他进步显著，他坚定抗击了“四人帮”对他的威胁与利诱。无所不用其极地威胁他诬陷邓副主席，他不屈！许以高官厚禄，利诱他向人妖效忠，他不动！真正不简单！数学家的逻辑像钢铁一样坚硬！今后，可以信得过，他不会放松了自己世界观的继续改造。他生下来的时候，并没有玫瑰花，他反而取得成绩。而现在呢？应有所警惕了呢，当美丽的玫瑰花朵微笑时。 　　１９７７年９月于中关村
原载1978年《人民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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