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翰与刘彦宗一起，护送金离开鸳鸯泺，沿着草原之路往东北方向而去。同时，宗翰派人赶赴上京，给吴乞买送信，告诉他皇上身患重病，已启程还京，请他到斡独山驿面圣。　　吴乞买接信后大吃一惊，他想，兄长一向身强力壮，怎么忽然得了重病呢？他快马加鞭，星夜兼程，火速赶往斡独山驿。　　见面后，见皇上骨瘦如柴，吴乞买鼻子一酸，忍不住热泪盈眶。　　金拉着吴乞买的手说：“现今，辽主已丧尽全国兵马，已奔去西夏，眼下天祚帝之子雅里称帝，朕已令军追击，辽亡已指日可待。朕亲巡已久，即将大功告成，所获州县、部族，你应当精心绥抚，不可稍事懈怠。你先回去，过几日，朕将启程还都，八月中旬，你可率内戚至长春州迎我，若能到豹子崖更好。”　　令吴乞买想不明白的是，以往膂力过人矫健赛虎的兄长，进入燕京这才几个月，身体怎么就判若两人？现在走路都需要人搀扶着，说话也有气无力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其实，宗翰和刘彦宗心里都很清楚，皇上在燕京这几个月，几乎天天大摆酒宴，每晚都有绝色佳人陪伴过夜。戎马一生的皇上突然沉湎在这温柔乡里，时间已久，岂能不患病？过度享受幸福，往往就是悲剧的开端啊。　　金任命宗翰为西南都统，斡鲁副之，“驻兵云中，以备边”，同时负责与大宋交割云中土地之事。金还将刘彦宗也留在云中，让他辅佐宗翰。　　不久，金离开斡独山驿，当走到浑河北岸部堵泺西行宫时，他感觉身体很疲惫，遂住下休息。当天夜里，他闭上眼睛后再也没睁开，他在此给自己辉煌的生命画上了一个句号，享年五十六岁。　　《金史》是这样评价金的：英谟睿略，豁达大度，知人善任，人乐为用。金有天下百十有九年，数年之间，算无遗策，兵无留行，底定大业，传之子孙。　　《金史》并不是金人所撰，而是元朝人所撰。从历史渊源来看，蒙古人与女真人存有世仇，然而，在《金史》中，我们看到元朝人对金通篇都是赞美之词，这在中国古代帝王评传中实属罕见。　　按照宋金谈判约定，金人应于六月二十一日，将朔、武、蔚三州交割给大宋。可是，此事一拖再拖，后来又因为“国主告殂”，宗翰不得不离开云中赴上京奔丧，土地交割之事遂暂时停止。　
　　七十八萧干之亡　　萧干与萧德妃、耶律大石分别之后，率领奚、汉、渤海三军离开古北口，回到故乡箭笴山（今河北青龙满族自治县祖山），这里是奚族人的根据地。他将原奚王府大堂改称为“铁瓦乌龙殿”，在此创建大奚帝国，自立为“奚国神圣皇帝”，改元“天阜”。政治上，他设立奚、汉、渤海三枢密院，分管三族事务，又改东西节度使为二王，分司建官；经济上，他铸造“天阜通宝”钱，流通奚地；民族政策上，他推行仇恨契丹部族的政策，不断袭击契丹部落，抢掠人畜，由此引起各族人民对他的不满，民心大失。　　刚立国时，萧干手下军队一度发展至七八万人，这引起了金的注意，金多次遣使招降，但都被其拒绝。金曾在一封诏书中这样说道：“闻汝胁诱吏民，僭窃位号，辽主越在草莽，大福不再，汝之先世臣服于辽，今来臣属，与昔何异？汝与余睹有隙，故难其来，余睹设有睚眦，朕岂从之？傥能速降，尽释汝罪，仍俾主六部族，总山前奚众，还其官属财产。若尚执迷，遣兵攻讨，必不汝赦。”　　奚族原是一个独立的民族，起源于汉末，跟契丹是同种异族。辽耶律阿保机建立契丹国后，奚族各部渐渐归附，成为辽国的附属。随后，奚人世代与辽人通婚，都改姓萧氏。因而，辽国只有两个姓：耶律与萧。　　作为奚王，作为奚族人的领袖，萧干很希望在大宋和大金的夹缝之中，打拼出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这是他的梦想，这是他追求的目标。即使最终失败，他也绝不后悔。所以，对金派人送来的诏书，他一概不予理会。　　这年春天，奚族地区出现了严重饥荒，为了生存，奚族人纷纷开始外出逃亡。萧干本来正在卢龙岭训练军队，他听说此事后，感觉事态很严重，于是决定冒险出山，率军南下寻找粮食。
　　萧干第一个进攻目标是景州（今河北遵化市），景州是个县，属于蓟州管辖，前不久刚回归大宋，大宋改名为滦川郡。萧干攻破景州后，将城内粮食洗劫一空，并派人运往卢龙岭。　　消息传到燕京，王安中与詹度十分震惊，迅速上报朝廷。此时，郭药师正在东京，宋徽宗令他速回燕京，组织常胜军兵马剿灭萧干，以解除这股残辽势力对大宋燕山地区之威胁。　　郭药师回到燕京后，立即命张令徽和刘舜仁各率五千兵马，前往石门镇，占领那里的关口要隘。石门镇在卢龙岭下，距离萧干的根据地不远。郭药师想首先切断萧干的退路，然后再从正面与之决战。　　张令徽和刘舜仁领兵前进，他们以为萧干军马还在景州一带，遂放松了警惕。他们没料到，萧干已获得消息迅速回师，在石门镇西南路边设下了埋伏。这天傍晚，张令徽与刘舜仁被萧干击败，落荒而逃。　　萧干乘胜前进，很快便攻陷蓟州（今天津蓟县），兵临燕京城下，四处抢掠。萧干兵锋甚锐，扬言要打过黄河去，进攻大宋汴京。一时间，宋朝朝廷“人情汹汹”，有些大臣甚至在谋划着放弃燕京。童贯不同意放弃燕京，他自东京写信给王安中、詹度和郭药师，“切责之”。王安中于是命令郭药师亲自率军出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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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药师知道萧干这人向来很狡诈，要想对付他，必须出奇才能制胜。萧干手下有一部将，名叫耶律阿古哲，此人很贪财，郭药师认识他，于是派人悄悄前去卢龙岭，花重金收买他，让他及时提供情报，摸清萧干动向，里应外合，寻机灭掉萧干。　　这天，郭药师获悉萧干又兵出卢龙岭，正在腰铺镇一带活动，郭药师决定亲率主力前去决战。郭药师兵分两路，一路由张令徽、刘舜仁率领，沿大路继续向石门镇进军，切断萧干退路；自己则率领另一路走洪庄、小港，悄悄从西边迂回，直扑腰铺镇。　　腰铺镇一战，打了萧干一个措手不及。萧干急忙向卢龙岭撤退，走到石门镇时，又遭到张令徽和刘舜仁所部的夹击。萧干丢盔卸甲，损失惨重，带领残兵败将仓皇逃往峰山。　　郭药师果断下令全军追击，常胜军于是乘胜穷追，一直追过卢龙岭，在峰山与萧干残部展开决战。萧干军马死伤过半，随军家属老小和车辆、粮食都被常胜军所获，奚、渤海、汉军五千余人向常胜军投降。同时，常胜军还生擒阿噜太师，获得辽太宗耶律德光尊号宝检和契丹涂金印等宝物若干。　　常胜军大获全胜，军心大振。可是郭药师却感到有些遗憾，因为让萧干逃跑了。同时，郭药师也还有一丝窃喜，因为阿古哲也没找到，他判断，很可能是萧干带着阿古哲一起潜逃了。只要有阿古哲在萧干身边，就不愁抓不到萧干。
　　萧干是汉名，他的奚名叫回离保，又作回里不、夔离不等等。他是奚王忒邻之后，他的身世经历很复杂，充满了传奇色彩。　　年轻时，萧干曾给辽道宗皇帝担任过护卫，后来担任铁鹞子军详稳。铁鹞子军是契丹王朝军种之一。“契丹谓精骑为铁鹞，谓其身被铁甲而驰突轻。契丹设有左、右铁鹞子军详稳司，属北面军官”。西夏也设有铁鹞子军，行动迅速，战斗力很强，可在平原旷野地区弛骋作战，多用于奔袭冲击。　　大安八年（1092年），萧干知奚六部大王事，寿隆元年（1095年），担任本部大王，寿昌五年（1099年），又兼任契丹行宫都部署。天祚帝继位后，天庆初年，萧干担任北女真详稳，兼知咸州路兵马事，改东京统军。天庆七年（1117年），“诸蕃入寇，悉破之”。这年十二月，萧干以破诸蕃有功，累迁奚六部大王，又称奚铁骊王，兼总知东北路兵马事。天庆八年（1118年），叛军头领霍六哥攻陷北海州，又进攻义州，都被萧干率军击败。　　保大元年（1121年）春，国舅萧奉先诬陷驸马萧昱及都统耶律余睹欲立晋王为帝，企图让天祚帝当太上皇。天祚帝信以为真，立杀萧昱、文妃等人，余睹闻讯引兵千余投向女真。天祚帝大怒，令知奚王府事萧遐买、北府宰相萧德恭、大常衮耶律谛里姑、归州观察使萧和尚奴、四军太师萧干，将所部兵马一起追击。他们追到闾山县没追上，便在一起商议说：“主上信萧奉先言，奉先视吾辈蔑如也。余睹乃宗室豪俊，常不肯为奉先下，若擒余睹，他日吾辈皆余睹也，不若纵之。”于是，停止追击，回军后骗天祚帝说：“追袭不及。”　　萧奉先见余睹逃跑了，担心以后诸将校也叛逃，遂劝天祚帝“骤加爵赏，以结众心”。以萧遐买为奚王，萧德恭试为中书门下平章事兼判上京留守事，耶律谛里姑为龙虎卫上将军，萧和尚奴为金吾卫上将军，萧干为镇国大将军。　　保大二年（1122年）二月，宗望于北安州击败萧干，萧干假装投降，没过多久便“遁归于辽”。三月，天祚帝逃往夹山杳无音信，萧干与李处温、耶律大石等人在燕京，毅然率吏民立秦晋国王耶律淳为帝。耶律淳任命萧干知北院枢密使事，兼诸军都统，时称四军（即契丹、奚、汉、渤海）大王，屡败宋军。鉴于兵力太少，萧干建议在东西奚及岭外南北大王诸部征兵，“得万余户，户选一人为军，谓之瘦军”。　　耶律淳死后，萧干辅佐耶律淳妻子萧德妃摄事，击败宋军对燕京的多次进攻，后与耶律大石一起保护萧德妃撤出燕京。对于何去何从，萧干与耶律大石产生分歧，于是，在古北口分手。　　保大三年（1123年）正月，萧干在乡亲们和三军将士的拥戴下，在箭竿山称帝，建立大奚帝国。可是，奚国是一个短命政权，仅仅存在了几个月，便遭到郭药师与常胜军的毁灭性打击。　　萧干见兵败如山倒，大势已去，只好带少数亲信狼狈而逃。他肯定想到，结束他生命的人既不是郭药师，也不是金人，而是他的那些亲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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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干与部将耶律阿古哲、外甥乙室八斤、家奴白底哥等人突围后，隐藏在奚族百姓家中。对于奚军之溃败，萧干很难过，但他仍然不死心，他打算卧薪尝胆，韬光养晦，以图东山再起。然而，他不知道，他的亲信们对未来已经绝望，死神正在一步步走近自己。　　八月十五日，耶律阿古哲、乙室八斤和白底哥三人经过一番密谋，乘萧干不备，将其袭杀。一代雄豪，就这样结束了自己悲壮的生命。　　死于自己的亲人或亲信之手，萧干不是第一个，当然也不是最后一个。这样的死，一定是死不瞑目。　　萧干建立了奚族历史上唯一的奚国，成为奚族历史上唯一的皇帝，虽然其立国时间很短暂，甚至可以说是昙花一现，但历史不会将其遗忘的。　　萧干之死，对于宋朝来说是解除了一大军事威胁。萧干的首级后来被献于宋军，传入河间府。河间府知府詹度派人护送至京城，呈交朝廷。宋徽宗得知后下达诏书曰：　　属者虏政暴荒，天用剿绝其国。朕诞膺帝命，克绍先业，取乱侮亡，恢复疆土，施大泽于燕云之人，旧俗来归，如水就下，沛然莫之能御。独伪四军大王夔离不，悖众逆命，前年首犯王师于白沟，继复旅拒燕城，旋命偏师攻于广阳之北，乃敢干天之纪，擅即伪位，号神圣皇帝，改年天嗣，袭虏正统。去年，辄率其旅若林，出寇景、蓟，痡毒丑类，矫诬神人，罪不容诛。爰饬六师，大败于峰山，只轮不返。甲辰传首京师，惟予克相上帝，以遏乱略，皇天助顺，宗社垂休，有此骏功，朕敢专享？可择日遣官奏告宗庙社稷。御紫宸殿受贺，其夔离不首级，依典礼送太社库，故兹诏示，想宜知悉。　　萧干的妻子名叫阿古，她听到丈夫死讯，立即自刭而死，以身殉国。其后，奚军残余部众在金臣阿古领导下，转战于撒葛山一带，最终被金千户萧王家奴与金将突捻击败，金臣阿古被俘，余众皆降，奚国彻底落下了帷幕。　　据《辽史》记载，奚为姓，萧干的奚名全称应该是奚回离保。他还有一个名叫奚翰，有人说《宋史》将其记载为萧干，就是因为萧干与奚翰发音相近而造成的。契丹历史上还有另一个萧干，《辽史》中也有传记，但那个萧干是契丹族人，而非奚族人。　　关于萧干是真死还是假死，其首级是真的还是假的，当时也有人提出过怀疑。有人认为萧干乃是诈死，“识者皆愤黠：胡敢欺朝廷？而叹大臣之阿谀也。”以至于“京师旧谚，谓张大矜伐者曰：‘恰似捉得燕王头。’”燕王即辽四军大王萧干。　　历史是鲜活的，但真相往往隐藏在烟尘之中，所以才显得扑朔迷离。也许，这正是历史的魅力和好玩之处。
　　@京游天下1
23:45:32　　好帖，mark一下。　　-----------------------------　　多谢！
　　@南山冈
07:58:12　　萧干与部将耶律阿古哲、外甥乙室八斤、家奴白底哥等人突围后，隐藏在奚族百姓家中。对于奚军之溃败，萧干很难过，但他仍然不死心，他打算卧薪尝胆，韬光养晦，以图东山再起。然而，他不知道，他的亲信们对未来已经绝望，死神正在一步步走近自己　　-----------------------------　　就是诈死，之后再无建树，对于他这种人也和真死差不多了　　
　　七十九平州风云（下）　　一一二三年九月，金被隆重葬于金国上京宫城西侧。之后，国论勃极烈完颜杲、郓王完颜昂、宗峻、宗干率宗亲百宫请吴乞买继位，吴乞买不答应，“固请，亦不许”。于是，宗干率领诸弟“以赭袍被体，置玺怀中”，再三请求吴乞买继位，吴乞买这才答应登基。其实，这些都是演戏，并不是吴乞买不想继位，也不是宗干等人在逼迫吴乞买登基，这只是新皇帝登基前要表演给人看的一种把戏而已。接着，吴乞买告祀天地，大赦中外，改天辅七年为天会元年，是为金太宗。　　金太宗继位后，宋朝屡次遣使，要求继续办理割还山西诸州之事。金太宗认为那是先皇帝曾经答应的事情，“应当与之”。可是，西南、西北两路都统宗翰却认为，目前天祚帝仍然在逃，西夏也有助辽东进之意，金军如果放弃山西这个战略要地，就意味着以前的征伐有可能前功尽弃，因此他多次上奏，“请勿割山西诸城”。　　但金太宗不同意，他要求继续执行金生前之决定。金太宗知道，生前对宗翰非常信任，而且宗翰战功累累，无人可望其项背，为安抚宗翰，金太宗赐给他空白圣旨一百道，让他拥有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特权。金太宗在圣旨中说：“今寄尔以方面，如当迁授必待奏请，恐致稽滞，其以便宜从事。”　　不久，金太宗又给阇母下旨，令他继续出兵讨伐平州张觉。这天，阇母率军从润州悄悄出发，沿着西南边的崎岖山路向平州进军，他计划偷袭平州。　　阇母没想到，他的行军动向已被张觉获悉，张觉悄悄在抚宁西边的兔耳山设好了埋伏。兔耳山属于燕山余脉，因双峰尖耸形如兔耳朵而得名。此处地势险要，是一个打伏击战的好地方。　　阇母不知前有伏兵，他毫无准备地大摇大摆地踏入两峰之间。突然，三千金兵遭到张觉两万人马的猛烈攻击，金军大败。阇母率残兵杀出重围，狼狈而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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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太宗闻听阇母兵败兔耳山，很生气，下旨免去阇母职务，立即把宗望从西北前线调来润州，让他向阇母问罪，并组织力量继续讨伐张觉。　　论辈分，阇母是宗望的叔父；论功劳，阇母战功也很显赫。所以，宗望来到润州后，并没将阇母治罪，而是让他继续领军，进占广宁（今辽宁北镇市）等濒海诸郡县。　　对于南京（平州）叛臣张觉，宗望表面上按兵不动，暗中却加强谍报侦察工作，密切关注张觉的一举一动。同时，宗望还将一千名精锐骑兵集结待命，以备随时出击。　　对于平州的情况，宋朝也一直在密切关注着。宋徽宗听说张觉取得兔耳山大捷，很高兴，立即给王安中下达密诏，让宣抚司“赉银绢数万前去犒赏”，同时，又派遣李安弼以及张觉的兄弟张钧，携带泰宁军牌以及敕书、诰命、御笔诏书等前去平州。　　张觉获悉后大喜。这天，他亲率一大群官吏出城拜迎。这件事，很快被金国谍报人员得知，他们迅速报告给了宗望。宗望感到机会终于来了，遂率千余骑精兵驰奔而来。　　面对金军的突然袭击，张觉毫无防备，被金军打了一个措手不及。他急忙回城，在城东又遭到金军截击，“大败不得归城”。于是，他只好沿小路往燕京而逃，兄弟张钧与其同行。　　此后，金军包围了平州城，“日夕攻击”。因为张敦固等人在城内坚守，金军久攻不下。张敦固是张觉的堂弟，当时坚守城池的还有张觉的几个侄子。而节度副使卫甫、参谋赵民彦等人都已弃城而逃。他们率领麾下数十人，携带着官库里的珠玉珍货，也都逃往燕京，四散逃匿，“独张敦固与军民死守”平州。　　当时，平州人民希望能得到宋朝的救援，而宋朝也确实想得到平州，但面对金军的凌厉攻势，宋朝不敢与金国公开交战，“但悚视而莫敢救也”。宋朝对平州的态度，其实就是只想谋取而不想力得。　　张觉的母亲与妻子等家属都不在燕京，也不在平州，而是家住营州。营州很快便被金军攻破，张觉的母亲与妻子都被金军俘获。　　张钧到达燕京后第二天，听说母亲被金军抓走，“遂亟奔金人”，将他所携带的宋徽宗赐给其兄张觉的御笔金花笺手诏，以及敕书诏命等文件，全部献给宗望，他希望以此换取母亲的性命。可他哪里知道，母亲和嫂子都早已被金军杀戮。　　宗望看了宋徽宗手诏和敕书诏命等文件后，勃然大怒，他对宋朝的背信弃义之举十分痛恨。其实，宗望不懂汉语，也看不懂汉字，当时在他身旁给他翻译分析这些文件的人是刘彦宗。刘彦宗原本在宗翰身旁，后随宗望东来征讨张觉，他对宋朝联金抗辽之行为深恶痛绝。在他的鼓动下，宗望由此产生了择机报复宋朝的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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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梦魂惊起转嗟吁-----宋徽宗收复燕云始末》 易读 整乁理乁版　　www.xunlei-/art_.html　　.
　　张觉逃到燕京后，直接投靠了郭药师。他知道郭药师手握军权，是实力派。他改名叫赵秀才，藏匿于常胜军中。　　自峰山大捷以来，郭药师自恃立有战功，又有皇上恩宠，所以，他有些得意忘形，不可一世，放纵骄横，目空一切。名义上，王安中是燕山府第一把手，郭药师是他的副手，可实际上，王安中对常胜军根本插不上手，甚至于许多政令也都需要郭药师点头才算数。王安中是一介文人，性格软弱，不敢也无法制服郭药师，他只知道“曲意奉之”。凡是郭药师所要的兵械甲杖等军用物资，他莫不上书朝廷，尽量供给。郭药师说需要马匹，王安中则“尽括内官马委与之”。郭药师的选马方法也很特别，他让人“不御辔而驰，过半里泥潦，能过则为良马，不然则又退回重选”。为筹措更多军费，为满足个人利益，郭药师派部下在宋朝境内各州，大做贩卖舟船等生意，以赚取钱财。同时，他还将当年为天祚帝服务的一些辽国能工巧匠召集起来，制造玉带、码瑙等各种奇巧珍贵之物，用来结交朝内权贵，以及宫中的大小宦官，他们“无不喜之”。这时，常胜军已有5万之众，而“食粮乡兵”号称有30万人，都听从郭药师指挥。可是，令人不解的是，郭药师及其部下此时仍然不改"左衽"，即仍然身穿辽服，而不着宋装。当时，许多人都在私下里将他与安禄山相比，认为他是一个危险人物。　　郭药师的所作所为引起了詹度的不满，詹度不像王安中那么软弱，他性格比较刚强，他想从权力范围上制约郭药师。詹度在名义上是燕京的军事主管，但驻扎在燕京的官军仅有九千人马，与常胜军军力实在是无法相比。詹度要想全面掌控军权，就必须制服郭药师，可郭药师哪肯受制于詹度？两人关系日益交恶。　　詹度与郭药师同知燕山府，即都是王安中的副手。但谁是第一副手，朝廷并没明确，二人为此发生了激烈争执。郭药师认为，在皇上的御笔手诏中，自己有“节钺”加衔，权力位置应该在詹度之上。而詹度认为，御笔上的排名顺序就是权力位置顺序，自己的名字排在前边，郭药师的名字排在后边，这就说明自己的权力职位应该高于郭药师。两人谁也说服不了谁，冲突越来越尖锐。王安中也无法调和，只好上书朝廷，请皇上解决。　　宋徽宗觉得守卫燕京离不开郭药师与常胜军，于是，下诏书将詹度与河间府知府蔡靖进行对调。　　蔡靖是文官，性格沉稳，胸襟开阔，来到燕京后，他对郭药师坦诚相待；郭药师也很敬重他，飞扬跋扈的气势也有所收敛。于是，燕山府领导班子不团结的现象得到解决。然而，常胜军的兵权还是一直牢牢掌控在郭药师手里。
　　@混血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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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望亲自回到上京，将宋徽宗赐给张觉的御笔金花笺手诏、敕书以及诏命等宋朝文件，上报给金太宗。他建议，择机教训一下宋朝皇帝。金太宗看了这些文件，当然很生气，这些文件可以说是宋朝勾结叛臣张觉的铁证。但金太宗这人很有政治目光，头脑也很冷静，他还不想马上与宋朝撕破脸皮，因为天祚帝还没抓获，张觉也还没抓获，金国不能三面树敌，至于怎样报复宋朝，且留待以后再说。　　宗望想了想，觉得此时跟宋朝交战，的确是时机还不够成熟。对于宋朝的军事实力还没彻底摸透，尤其是对郭药师与常胜军，宗望还有所忌惮。　　回到平州前线后，宗望压住怒火，派人给燕山宣抚司送信说，中国既然已与我结盟，那么我来讨伐叛臣，你们应当给我粮饷。王安中急忙上奏朝廷。宋徽宗也不想与金国关系破裂，更不愿触怒金军，于是，下诏令燕山宣抚司“运粮以给之”。宋徽宗哪里知道，自己给张觉的手诏早已落入金国皇帝手中，早已成为一个把柄。而这个把柄，后来就成为金军南下入侵的一个重要理由。　　平州城被围困多日，都统张敦固依然不肯开城投降。宗望大怒，于是调来十万大军强力攻城。直到平州城内弹尽粮绝，张敦固等人这才缴械投降。金军占领平州后，宗望对张敦固等人好言劝慰，并赦免其罪。后来，趁宗望有事回上京之机，张敦固等人重新占领平州，“复杀其使者以叛”，“乘城拒守，攻之不肯下”。宗望令阇母率军攻城，不久，阇母便将平州攻克。张敦固等人被杀，阇母因功而官复原职。平州人很顽强，在金军破城之际，尚有数千名州民不肯投降，开城逃亡。　　平州人的激烈反抗和不屈精神，让宗望认识到，单纯使用武力征伐是不够的，必须有所改变。金太宗对宗望很信任，曾下达诏书说，平州“大小之事关白军帅，无得传达朝廷”，这给宗望在南京开始尝试着改变统治策略提供了政治基础。　　在刘彦宗等汉官建议下，宗望在南京主要采取了两点对策：一是借鉴辽国的南面官制度，使用汉官来管理地方事务。“平州既平，宗望恐风俗糅杂，民情弗便，乃罢是制（猛安谋克）。诸部降人，但置长吏，以下从汉官之号”。二是在平州组织举办科举取士，“急欲得汉士，以抚辑新附”。金国初期的科举取士并不在上京举行，也不定期，而是由金军统帅根据实际需要，在各地择机举办，于是，便有了所谓“渖（沈）州榜”、“平州榜”、“定州榜”等。不过，这种科举取士由军事统帅主管，属于临时决定，既无程序也无制度，尤其是对于应试人员还带有一定的强制性，所以，效果肯定是要打折扣的。　　但不管怎么说，宗望在南京所尝试推行的一系列政策，还是比较得民心的，因而，金人很快便在平营滦三州站稳了脚跟。
　　@才有梅花便不同
10:44:06　　好贴，行文现代语言少一点点就更好了。　　-----------------------------　　谢谢！
　　宗望占领平、营、滦三州后，获知张觉已逃入燕京，藏在常胜军中，于是派人持公文到燕山府，向王安中索要张觉，说：“我讨叛臣，城破今不见，走在南朝，当还我。”王安中急忙上奏朝廷，请示如何处理。宋徽宗下达密诏，让王安中将张觉隐藏起来，不要交给金人，就说不知道此人哪里去了。　　宗望可不是那么好糊弄的，他当然不相信，遂派人继续索要，并且态度很强硬。王安中扛不住了，只好又请示朝廷。宋徽宗干脆下诏说，让王安中杀一个模样类似张觉的人，送给金军，以平定事态。　　张觉替身的头颅很快便送到平州来，宗望让刘彦宗辨认一下。刘彦宗与张觉都是前辽国汉官，彼此很熟，刘彦宗一看就认出这是假的，不是张觉本人。　　宗望大怒，立即派人再赴燕京，措辞严厉地对王安中说：“此非张觉也，张觉自藏于王宣抚的甲仗库里。你若不给我，我则举兵自取之。”此时，金军主力尚集结未散，战争气氛很紧张。王安中急忙上奏说：“必不发遣，恐启兵端。”　　宋徽宗有些恐惧不安，于是，紧急召集王黼、蔡攸、梁师成等人进行磋商，最后迫不得已，决定斩杀张觉。此时，童贯已受冷落，遵旨致仕，回家休养，没资格参与政事了，其河北河东宣抚使职务由谭稹接替。郑居中已去世，其枢密院使职务由蔡攸接替。　　王安中接到密旨后，派人将张觉带到宣抚司，向他“数其过，逼之行刑”。张觉“语殊不逊而死”。张觉被缢杀之后，以水银渍其首，“函送平州”，交给宗望。同时，也将张觉的两个儿子一并送到平州，交给宗望。　　消息传开后，“燕之降将与常胜军上下皆为之泣”。郭药师公开对人很愤慨地说：“金人欲要张觉，朝廷就与之，若求药师，亦与之乎？若来要药师，且奈何？”张令徽等将领对宋朝也很寒心，甚至恨得咬牙切齿。从此，常胜军上下对宋朝开始产生二心。　　王安中心里也很惧怕，他上书朝廷，请求免去其燕山府职务，将其调回京师，宋徽宗并没答应。　　郭药师是辽东显州（今辽宁北镇市）人，显州是辽国名郡，距离金人的大本营阿芝川并不远，金人一开始打算将燕京之地的富户和仪物都迁移到显州，打算在显州立都。他们一开始并没有南下入侵中原之意，“及觉邀其辎重仪物，且得中原与觉诏诰等，始怨”。　　张觉事件是一个历史转折点。从此，金人开始怨恨宋朝，认为宋朝不讲信用，破坏盟约，并产生了报复之意。他们曾扬言道：“中国与大辽誓好久，一旦灭之，我如何哉！今设盟才罢，诱张觉毁我仪物等，使我立国不得，要当取中国法物仪仗来立我国。”　　令人遗憾的是，宋朝的决策者们对于金人的怨恨与报复心理，了解的似乎并不充分，也并未引起高度重视与警觉。　　解决了张觉问题后，宗望又多次派人去燕京索要“燕人之归者”，王安中则回答说：“郡邑浩瀚，莫知所往，已指挥根括发遣。”宗望四次派使者去往燕京，反复索要。王安中等燕山府官员们哪里知道，金人使者来到燕京的真正目的，是刺探军情以及仓库虚实。　　同时，宗望还派人密赉文字到燕京各地，诏谕原辽国的文武官员投靠金国，他承诺:“若复归金国者，旧上超官转三资格任用。”燕京地区还有不少因穷困而“不得赴朝廷换官”的原辽国官员，如赵公严、赵公伦、姚企望等，他们看到金国诏谕后，“皆越境”投靠金国而去，这些人后来在金国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不久，宋徽宗专门下了一道御笔，特许赵良嗣享有节度使俸禄。也许，宋徽宗这时候已经意识到，自己在处理平州张觉问题上犯下了一个严重错误，而赵良嗣的观点是正确的。可是，从后来发生的一些事实来看，宋徽宗对这次所犯错误的认识并不很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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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十马扩建言　　一一二三年十二月（宋宣和五年，金天辅七年），金太宗任命五弟国论勃极烈完颜杲（斜也）为谙班勃极烈，这等于立下了皇储，确定了皇帝接班人。同时，又任命金庶长子完颜宗干为国论勃极烈，相当于握有实权的国相。随后，派遣富谟古和李简以正副国信使身份，赴大宋告哀。　　宋徽宗得知后，以张璩为大使、马扩为副使，令他们到北方边境上迎接金使。宋朝对外国使者一向很重视，对迎来送往都要做出细致的安排。马扩一行首先来到燕京，到燕山宣抚司拜见王安中。　　此时，燕京城里政治气氛很凝重。斩杀张觉父子，对以郭药师为首的常胜军上下震动很大，他们对大宋朝廷相当失望，怨声载道。对燕京这种不太稳定的政治局面，王安中感到惴惴不安。　　马扩与王安中就燕京目前的形势，以及面临的主要任务，进行了一番交流。马扩问：“燕山地区是大宋的新边疆，形势很复杂，不知王安抚有何打算？”　　王安中回答说：“当务之急，是解决常胜军占领民田之事。现在已有不少燕人从金国逃回来，可是田地却被常胜军占去，这个矛盾目前很突出，已经爆发出了不少事端。我已与郭药师约好，来年夏天，常胜军交回一部分民田。同时，也要减少常胜军的薪饷，以缓解财政压力。”　　马扩认为，这些还不是目前最需要做的事情。他认为，要想将燕山地区治理好，“必知所以治之之序”，即必须首先弄清楚治理要点的先后顺序。　　王安中表示愿闻其详。　　马扩说：“我以为，当前首先要抓好修缮篱落之事，其次是招集流民，第三是置备弓箭手，最后才是解决常胜军所占田亩之事。至于减少常胜军薪饷之事，尤宜款缓，要等到他们开辟田亩就绪之后，才可以实行。　　当初，我刚来燕京时，诸路正规军兵马有十五六万人之多，除了童宣抚回京时带回一部分外，燕京应该还有八九万人马。可从中选出三万备战，还剩下五六万，除了用于各地驻守外，可用来搞施工建设的人马至少会有三万多。将这三万人马分成四部分，分别派到蓟、景、檀、顺四州去，同时，再在各州招募雇佣人员一万左右，这样每州城可得人力两万余人。将这些人马有效组织起来，修筑城墙，构筑防御工事，算计起来，每州工费不过五万缗，再加上五万缗奖金，总计也就是四十万缗，一个月便可完工就绪。城防坚固，则边疆才可长守；城池修缮，则人心自然安定。所以说，要想迅速将百姓安抚好，修缮篱落是最要紧之事。”
　　@OCEANRIVER
23:22:06　　顶　　-----------------------------　　谢谢！
　　写得很精彩。
　　王安中苦笑了一下，没有回应。他觉得，马扩对燕京情况根本就不了解。目前，驻守在燕京的官军仅有七千人马，哪来的八九万人马？常胜军倒是有几万人马，可除了郭药师谁能指挥动？郭药师能让常胜军去修缮城池吗？再说，所需经费从何而来？　　马扩继续侃侃而谈：“燕京地区自从女真入关以来，有许多军民士卒为避战乱，逃窜到山谷之间，应该将他们招诱回来，让他们回到各自的田园中去，这就是第二策，招流民之策。自战争爆发以来，燕京地区的田地大都荒芜，应该招置缘边弓箭手，像陕西实行新边法一样，面向社会，广泛招募武勇少壮之人，不分民族，分给他们每户两顷五十亩田，发给他们耕牛、战马和种子，建立起一套有效管理体制，这样，不仅荒田得到耕种，而且也可以借助兵威守边，以压服新附之民心，这就是第三策，置弓箭手。对于常胜军掌握的田亩不能一下子收回，对其薪饷更不能突然减免，使他们对朝廷“无所恋”，可以把以前契丹用来放牧牛马的田地交给常胜军使用，也依照弓箭手的办法发给他们耕牛和种子，让他们自己耕种，自己收获，等到两年后，再逐渐减免薪饷，逐步收回他们手中的民田，这样既无侵夺民田之患，又有开垦屯田之功，何乐而不为呢？等到塞外战争结束之后，再商讨裁军事宜。以上各点，我认为都是治理燕山很关键的策略。” 　　王安中回答说：“现在，常胜军占据民田，与民众矛盾日益尖锐，已引发许多事端，若再不想办法解决，恐怕会影响本地区之社会稳定。而且，燕山地区的天荒旷土皆为常胜军所占，已无复措画。不过，如公所论，都是很好的策略，可惜现在还无法实行，待以后再逐步实施吧。”　　马扩见王安中颇有畏难情绪，便不再多言。他心里忽然隐隐产生出一些莫名的失落，他感觉王安中这人魄力不够，能力不足，而燕山地区又面临着重重危机，如此下去，必出大事。　　宣和六年（1124）正月初六，马扩陪同金国使者来到东京。金使将讣书呈上，宋徽宗下诏，为金国皇帝的驾崩辍朝五日，以示哀悼。为表达对金国皇帝的沉痛悼念，宋徽宗还特意在皇城内东门别次里穿上丧服，以示志哀。
　　@红酥手90
17:06:04　　写得很精彩。　　---------------------------多谢鼓励！
　　转眼间便到了上元节，每年的上元节观灯，都是东京城一大盛事，宋徽宗都要登上宣德楼与民同乐。　　上元节即正月十五，我国古代很早便有在这天晚上燃灯的习俗，称作上元节或灯节。古人很重视“三元节”，上元是正月十五，中元是七月十五，下元是十月十五。《宋史》说：“三元观灯，本起于方外之说，自唐以后，常与正月望夜开坊市门燃灯。”　　“三元观灯”的形成，似乎与佛教、道教都有一定的关联。到北宋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燃灯习俗已演变成花灯展览，宗教的色彩与意味已变得很模糊，灯节已与社会文娱活动融合到了一起，已成为社会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　　宋太宗淳化元年（990）六月，朝廷下令停止中元与下元灯展，要集中力量办好上元灯展。上元灯展，要连续举办五天，“上元五夜灯”已成为宋朝的一种规制。如何办好上元灯展，已成为东京开封府的一件大事。实际上，上元灯展已经成为东京城标志性的盛大节日之一。　　北宋中期以后，朝廷在上元节安排了三天法定假日，以便于官民同乐。这一政策，有力推动了上元灯节的发展。每到上元佳节，东京城里大街小巷张灯结彩，御前大街上，灯市更是绵延数十里。市民都涌上街头，来到宣德楼前广场上，人山人海，热闹非凡。此情此景，令王安石都按耐不住内心的兴奋，用诗来进行描绘：“车马纷纷白昼同，万家灯火暖春风。”　　到了宋徽宗时代，上元灯展更是辉煌壮观，盛况空前。为了办好灯展，自头一年的腊月十五开始，便在景龙门一带预展，称作“预赏”，而且灯展的活动内容也更加丰富。《东京梦华录》对此有详细记载：“正月十五日元宵，大内前，自岁前冬至后，开封府绞缚山棚，立不正对宣徳楼，游人已集御街两廊下，奇术异能，歌舞百戏，鳞鳞相切，乐声嘈杂十余里。------奇巧百端，日新耳目。灯山上彩，金碧相射，锦绣交辉。------宣徳楼上，皆垂黄縁，帘中一位乃御座，用黄罗设一彩棚，御龙直执黄盖掌扇，列于帘外。两朶楼各挂灯球一枚，约方圆丈余，内燃椽烛，帘内亦作乐，宫嫔嬉笑之声下闻于外。------万姓皆在露台下观看，乐人时引万姓山呼。”　　每年面对此时盛景，宋徽宗都是喜气洋洋，心花怒放。但是，今年情况则不同，今年他有些郁郁寡欢，不是因为金国皇帝的去世，而是因为平州张觉事件。平州张觉事件，在他心里留下了很沉重的一个阴影，让他体会到了什么是失败感。他知道，收回平营滦三州的愿望已经彻底化为了泡影。　　这天晚上，宋徽宗与郑皇后正在宣德楼上观灯，一个突发事件，让宋徽宗心情更加糟糕。这个突发事件，详细记载在蔡京的儿子蔡绦所写的《铁围山丛谈》一书中。　　按照规定，天子御楼观灯，开封府尹则必须在西楼下安排警卫人员，以保障皇帝的安全。可不知为什么，那天，在西楼下似乎并没安排警卫。当时，宋徽宗独自站在西楼窗口下，身旁也没有宦官跟随，窗外是灯光万盏，人群熙攘，隔着重密的帘幕，下面的百姓不可能看见宋徽宗正站在窗口那里。　　可是，突然间，有一个人从人群中跃出。据《铁卫山丛谈》记载，那人的情况是，“缁布衣，若僧寺童行状”，那人用手指着帘幕，大声对宋徽宗说：“汝是耶，有何神？乃敢破坏吾教。吾今语汝，报将至矣！吾犹不畏汝，汝岂能坏诸佛菩萨耶？”
　　当时，现场很多人都听到了这些话，“皆失措震恐”。很快，那人便被皇宫警卫人员抓获。宋徽宗命中使传旨，“令天府亟治之”。接着，宋徽宗亲临审讯现场，那人又对宋徽宗说：“吾岂逃汝乎？吾故示汝以此，使汝知无奈何吾教尔。听汝苦吾，吾今不语矣。”　　于是，审讯人员对那人“箠掠乱下，又加炮烙，逼询其谁何”。然而，令人奇怪的是，那人竟“略不一言，亦无痛楚之状”。宋徽宗更加气愤，令人赶快去请宋冲妙羽士过来。宋冲妙善行天法，很有名，世称宋法师。　　宋法师对此也感到很神奇，他急忙来到现场，看了看，竟然也很无奈地向宋徽宗禀奏道：“臣所治邪鬼，此人者，臣所不能识也。”　　审讯人员只好对那人继续上刑法，“断其足筋，俄施刀脔，血肉狼藉”。然而，“至暮，终不得为何人，遂狱尽之”。　　这个突发事件，让宋徽宗心里很不痛快，“上大不怡，为罢一日之欢。” 蔡绦在文章最后很感慨地说：“呜呼！浮屠氏实有人。”　　对于佛教与道教，宋徽宗的态度是很鲜明的，即贬斥佛教、尊崇道教。中国历史上曾发生过四次灭佛运动，即北魏太武帝真君七年(446)、北周武帝建德三年(574)、唐武宗会昌五年(845)和后周世宗显德二年(954)，佛教史上称之为“三武一宗”法难。宋徽宗虽然没实行过灭佛之举，但他对佛教的确也造成过伤害。　　宋徽宗笃信道教，特别是在政和、宣和年间，他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崇奉道教。政和六年（1116），宋徽宗听信道士林灵素编造的虚妄神话，相信自己是“上帝之长子”神霄玉清王下凡，号“长生大帝君”。第二年，宋徽宗下诏通告全国，改天宁万寿宫为神霄玉清万寿宫，在殿上设长生大帝君像。四月，宋徽宗对道录院说：“朕乃昊天上帝元子，为大霄帝君，睹中华被金狄之教焚指炼臂，舍身以求正觉，朕甚悯焉，遂哀恳上帝，愿为人主，令天下归于正道。帝允所请，令弟青华帝君权朕大宵之府。朕夙夕惊惧，尚虑我教所订未周，卿等可上表章，册朕为教主道君皇帝。”于是，群臣与道录院上表册之。但此尊号只适用于教门章疏，而不施行于政事。　　宣和元年（1119）春正月，宋徽宗下诏：“佛改号大觉真仙，余为仙人、大士之号。僧为德士，易服饰，称姓氏。寺为宫，院为观，即住持之人为知宫观事。”不久，又改称尼为女德。这些事情，其实都是林灵素在背后谋划和怂恿的。林灵素对佛教似乎很有仇恨，他“欲废释氏”，请求宋徽宗给佛号全部改名，“故有是命”。　　废佛一事，在佛教界顿时引起了轩然大波，不仅各地僧侣不断反抗，而且朝廷大臣对废佛态度也很不一致，有的支持，有的反对。这年十一月，林灵素因故遭到罢斥流放，不久被赐死。废佛闹剧，到宣和二年(1120)六月即告结束。宋徽宗迫于内外压力，不得不专门下诏，恢复寺院和僧尼称号。　　可是，宋徽宗因废佛而对佛教界造成的伤害，恐怕不是一道诏书就能修复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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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十一关注云中　　上元节晚上，宋徽宗在宣德楼西窗观灯，遭到一不明寺僧攻击一事，影响很坏，但最终却不了了之。这事，让宋徽宗生了一天闷气。作为一朝皇帝，宋徽宗还是比较有度量的，他很快便从此事中走出，对他来说，这只不过是一个令他很不愉快的小插曲而已。　　现在，宋徽宗正密切关注着云中地区，如何收回山后那一府八州土地，是萦绕在他心中的头等大事。平营滦三州已经化为泡影，不能再让云中那片土地也化为泡影。云中与平营滦不同，金国先皇帝生前曾拒绝将平营滦割还给大宋，但他答应将云中土地割还给大宋。　　对于收回这片土地，宋徽宗抱有很大的希望。他早已预置了云中府路，包括一府（云中府）八州(武、应、朔、蔚、奉圣、归化、儒、妫)。目前，谭稹负责办理与金国交割事宜。　　本来，收复燕云十六州一事，一直由童贯与蔡攸负责运作。可是，童贯、蔡攸自燕京回到朝廷后，“颇失帝意”。宣和四年（1123）七月，王黼、梁师成见有机可乘，遂联合举荐谭稹接替童贯，担任河东、燕山府路兼河北路宣抚使。宋徽宗欣然同意，令谭稹尽快进驻河东，“交割金人所许山后之地”。　　谭稹与王黼、粱师成关系密切，素与童贯不和，谭稹的威望与势力都无法与童贯相比，宋徽宗担心童贯会干扰谭稹，不利于谭稹开展工作，不久又下诏，令童贯依前太师、神霄宫使名义致仕。　　金虽然答应将太行山后那片土地割还给大宋，可是，还没来得及办理交割，他便去世了。吴乞买继位之初，认为“先皇帝尝许之矣，当与之”。但西南、西北两路都统宗翰，上书表示反对，他甚至亲自返回上京，当面向金太宗吴乞买陈述己见。宗翰说：“先帝初图宋协力攻辽，故许以燕地。宋人既盟后，复加币以求山西诸镇，先帝辞其币而复与之，盟曰：无匿逋逃，无扰边民。今宋数路招纳叛亡，累疏姓名索之，而不肯遣。盟未期年，今已如此，万世守约，其可望乎？且西鄙未宁，割付山西诸郡，则驻军失屯据之所，将有经略，或难持久，请勿与之。”　　金太宗觉得宗翰所言很有道理，很有战略眼光，遂改变主意，遣使去大宋，答应只割让武、朔二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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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32:50　　顶贴。　　-----------------------------　　谢谢！
　　宗翰离开云中回上京期间，朔州节度使韩正、应州节度使苏京和蔚州土豪陈翊等人，皆秘密派人来太原联系宣抚司，表示愿意纳土回归大宋。谭稹大喜，遂“招降之”，三州于是“争相叛金”，归降大宋。 　　宋徽宗闻讯很是兴奋，马上将朔、应、蔚州改名为朔宁军，令谭稹赶紧派兵前去镇守。谭稹派河东将领李嗣本和耿守忠，率军前去守御。　　这样，不费吹灰之力，谭稹便招降了朔、应、蔚三州守将，将这三州土地全部收回，这让他感到很得意。　　然而，此时的云中地区形势很复杂。金军已扩展到西夏边境，西夏皇帝李乾顺感到面临严重威胁，他不敢继续收留天祚帝了。天祚帝于是黯然离去，重新回到夹山，仍打算组织军队东山再起。李乾顺为求自保，决定向金国称藩，金国表示同意。　　西夏称藩后，金国答应将下寨以北、阴山以南、伊实伊喇图鲁泺以西的大片土地，割让给西夏。西夏则保证不再救援天祚帝，“若天祚帝至其境，即当执送”。　　为进一步落实与西夏之和议，宗翰又派遣撒卢母秘密出使西夏，将答应割让给西夏的土地具体细化为：天德、云内、武州以及河东兜答、斯剌、曷董、野鹊、神崖、榆林、保大、裕民八馆，另外还有河西的金肃、河清二军。宗翰提出的条件是，西夏必须出兵进攻麟州（今陕西神木），以牵制河东之势。宗翰做出这样部署的目的，是要张网擒拿天祚帝。　　金国与西夏之间的这些秘密交易，宋朝并不知情。事实上，金国已答应将云中一部分土地割让给西夏。然而，谭稹并没把主要精力放在交割云中这件事上，他的心思主要用在国内。在他刚上任不久，便听到许多反映常胜军和郭药师的负面问题，他立即上奏给宋徽宗。随着常胜军军力日渐扩大，他们逐步占据了燕山大片土地和主要关口。作为常胜军统帅的郭药师，飞扬跋扈，欺上瞒下，经常不听燕山府节制。人们私下里议论说，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很可能变成第二个安禄山。　　这个问题，引起了宋徽宗的进一步警觉和不安。其实，詹度曾多次密奏，说郭药师人品低劣，心怀叵测，很不可靠。宋徽宗也早想解决，可是一直苦于胸无良策。　　谭稹经过一番考察与思索，向宋徽宗建议，在河东另外组建一支五万左右人的队伍，主要招收云、朔一带的汉民，让他们分别屯守在各州县要害之地，号为义胜军，让李嗣本和耿守忠担任正副统帅，以此来抗衡常胜军，也可使郭药师有所畏惧。宋徽宗觉得谭稹这个建议很好，很快便予以批准。
　　李嗣本和耿守忠都是河东守将，他们对云中地区的地形人口等情况都比较熟悉。接到命令后，他们立即展开招兵工作。他们从“归朝人”中选拔那些少壮者，登记名号，建立军籍，发给军饷。　　宋朝有所谓“归正人”、“归明人”与“归朝人”之说，这些人都是一些特殊的群体，是宋朝在处理与周边少数民族及其国家政权关系中形成的。归正人，是指原是中原人、后来陷入番邦、而后来又复归中原者，是自邪而归正之人。归明人，是指原不是中原人，是中原之外的少数民族，来归中原者，是自暗而归明之人。归朝人，则专指原系燕云地区的汉人而归宋朝者。　　由于连年战乱，燕云地区产生了大量流民，他们现在基本都属于“归朝人”，符合招兵条件。于是，他们都纷纷前来报名，加入到义胜军队伍中来。义胜军士兵的优厚待遇，甚至还吸引了不少常胜军士兵偷偷跑来入伍。　　郭药师对义胜军的建立很恐慌，特别是自己队伍中不断有军士偷偷前去投奔义胜军，这让他很头疼。为避免事态扩大，他下令在所有士兵的脸上加刻常胜军标记，以防止他们逃跑。这个做法引起了常胜军士兵的不满，弄得人人抱怨，军心不稳。　　常胜军主要由三部分人组成，一是原辽国东京道汉人，二是渤海人，三是原南京道汉人。而义胜军主要是由燕云汉人所组成。　　义胜军的优厚待遇不仅让常胜军不满，更让宋朝的官军大为不满。燕云汉人作为“归朝人”，他们在宋军官兵眼中仍然是“番人”，是“汉儿”，他们时常遭到宋军官兵的白眼。当时，根据朝廷政策，义胜军的月粮和服装是其他官军的两倍，而且官军吃陈粮，而义胜军却吃新粮，官军上下心里都很不平衡。官军士兵路上遇见义胜军士兵，经常辱骂他们：“汝番人而食新，我官军也而食陈，吾不如番人也？吾诛汝矣！”这些燕云“汉儿”们“闻之惧”。　　宋军官兵经常当面以“番人”来辱骂燕云汉人，从不将他们看成是同族人，认为他们是“非我族类”。这样造成的结果是什么呢？燕云汉人无法从宋人这里找到认同，他们必然“其心益贰，俟衅且发”，在后来爆发的宋金战争中，他们纷纷背叛宋朝投降金军，也就不令人感到奇怪了。　　不仅是宋军官兵对燕云汉人很不友好，就是宋朝老百姓，对燕云汉人也很不尊重，也视他们为“番人”。而宋朝朝廷对待燕云汉人的态度其实也很暧昧，既猜忌他们不信任他们，又想拉拢他们利用他们。
　　追上了，记号下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燕云汉人对待宋朝的态度也很复杂，特别是在辽国覆亡之时，他们有的向往宋朝，有的怨恨宋朝，有的刚开始对宋朝抱有希望，但后来看了宋朝政策后则转为失望，乃至绝望。　　宋朝收复燕山地区后，在政策上存在着致命缺陷，归根结底是不得燕山民众之心。当时，有个名叫许采的人曾总结说：“失燕人心者有三：一换官，二授田，三盐法。换官失士人心，授田失百姓心，盐法并失士人百姓心。”　　宋朝之所以采取“换官”政策，目的是笼络燕云地区的上层汉人，以巩固宋朝在这一地区的统治。这个政策也从另一方面反映出，宋朝对燕云上层汉人是不信任的。不然，为什么不能让他们留在原地继续为官呢？“换官”带来的结果并不好，许多上层汉人都投向了金人。这一政策的危害性，并没引起宋徽宗与朝廷大臣的注意。　　“授田”政策的危害最明显，燕山府知府王安中已经注意到了，但要彻底解决，难度很大，因为郭药师与常胜军是这一政策的既得利益者，他们肯定是要进行阻挠的。　　最失民心的便是“盐法”。辽国后期，燕云地区的税负并不重，老百姓的经济负担普遍比较轻。宋朝接管燕京地区后，在此实行和内地一样甚至更高的官盐制度。“旧虏中每贯四百文，得盐一百二十斤。提举官都不念新附之民，贪功生事，每斤至二百五十文足，或二百八十文足”。如此高的盐价，如此大的反差，宋朝政策所得到的结果，只能是民心尽失。　　无论是常胜军还是义胜军，他们从上到下，从军官到士兵，对宋朝并没有什么深厚感情。他们自认为是辽国人，因为辽国已亡，他们是在万般无奈之下才投靠了宋朝。可是，宋朝人却不断嘲弄他们，侮辱他们，对他们的汉人身份不予认同，这必然导致他们心理失衡，使得他们的立场与观念极不稳定。历史条件造就了他们，他们如同无根的墙头草，只能随风而摇摆。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宋徽宗与他的大臣们对此却缺乏认识，宋徽宗竟希望依靠常胜军与义胜军来保卫大宋的北部边疆。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宋徽宗在政治上是多么幼稚与可笑。一旦边境爆发战争，燕云汉人占大多数的常胜军和义胜军，他们能为宋朝卖命吗？后来金军突然入侵，花了大量军费培养起来的常胜军与义胜军，果然全都投降了金军。
　　顶贴。楼主写得很客观。原以为金是侵略者。读罢之后才知道宋朝外交有致命错误。
　　宣和五年（1124）四月初，宗望从金国南京（平州）派出使者，来宋朝河东宣抚司找谭稹，请求借军粮二十万斛。金使说，这是前任宣抚司曾答应的事。　　谭稹感到很为难，回答说：“二十万斛粮食不是那么容易搞到的。再说，自我来宣抚司后，我就从没看到答应借给你们军粮的片纸只字，所以这事很难办。”　　金使解释说：“借粮之事，是贵朝使者赵直阁在去年四月亲口答应的。”　　谭稹一听是赵良嗣口头答应的，便没好气地说：“口头答应岂能为凭？那你们去找赵良嗣要吧。”　　当时，金军的确缺乏军粮。因为自金国咸州（今辽宁开原）以南、苏州（今大连金州）、复州（今大连瓦房店市）以北地区，那年“年谷不登”，民间饥荒严重，以至于“有鬻其子者”。金太宗下诏，该地区“其应输南京军粮，免之”。　　宗望对谭稹的态度极为震怒。他觉得，宋朝一贯出尔反尔，不断戏弄女真人，像这样的邻国，怎么可能成为友好邻邦呢？应寻找机会好好教训一下。　　七月中旬，西夏首先出兵，进攻已在宋朝控制之下的武、朔二州，因为这两个州，金国曾答应割让给西夏，而被宋朝抢先占领了。对云中地区，西夏早就有觊觎之心。谭稹对此毫无防备，他急忙令李嗣本率义胜军迎战，交战数次，各有胜败，但西夏兵一直不肯撤退。　　西夏此次出兵，是从金肃州（今内蒙古准格尔旗西北）、河清军（今内蒙古东胜北）渡过黄河，一路攻占了天德军（今内蒙古额尔登布拉格苏木北）、云内州（今内蒙古土左旗西北)以及河东八馆（即兜答、厮刺、曷董、野鹊、神崖、榆林、保大、裕民八馆，在今山西西北部一带）。西夏这次出兵，是应宗翰之约，“尽陷其地”的。可是，宋朝对这些情况似乎一无所知，或者是有所知而无所备，显得处处被动。　　八月初，宗翰从上京回到云中（今山西大同），他与宗望相约，分别出兵，赶跑了朔州孙团练和应州节度使苏京，杀死蔚州守臣陈翊。李嗣本率义胜军迎战金军，结果是不堪一击，一触即败，狼狈逃窜。金军重新夺回朔、应、蔚三州，接着又相继攻陷飞狐与灵邱。飞狐与灵邱二县，本是宋朝从辽国手中夺取的，现在也一并丢失了。　　此时，谭稹正坐镇太原，他对金军动向缺乏清醒的认识，坐视金军攻城掠寨而束手无策。他只知道忙于搜罗奇珍异宝，金银珠玉，以饱私囊。当时许多人认为，他“久之事不成，怯弱退败，尤玷中国威灵”。宋徽宗闻讯，“怅然不乐”。　　宗翰与宗望此举，很明显地表现出他们有拒绝交割山后之意。不久，宗望派人给谭稹送来一份文牒，对谭稹大加指责，主要指责三点：一、招纳叛人张觉；二、收留原辽国外逃人口与职官；三、拒不给付曾许诺的二十万斛军粮。　　金人对谭稹的不满，就是对宋朝的不满。这种不满情绪似乎越来越强烈，宋金关系顿时有些紧张起来。　　这时候，童贯与蔡攸坐不住了，他们趁机入宫进言，建议罢免谭稹。对于金人所指责的三件事，责任在谁，宋徽宗和他的大臣们其实都很清楚。宋徽宗想来想去，觉得只能让谭稹来做替罪羊，别无他法，于是以谭稹“处置无方”为由，免去其太尉与宣抚使职务，贬为顺昌军节度副使。宋徽宗将全部责任推到谭稹身上，希望以此来消除金人对大宋的怨恨。　　接着，宋徽宗重新起用童贯，让他重领枢密院事，继续担任河北、河东、燕山府路宣抚使，以太原知府张孝纯为宣抚副使。　　宋徽宗令童贯立即启程，赶赴太原，赶紧想办法缓和与金国的紧张局面，继续努力争取交割云中地区的土地。同时，宋徽宗还交给童贯一个外人无从知晓的秘密使命，即寻找机会，迎候天祚帝来大宋。
　　八十二王黼下台　　宣和六年（1124）八月，宋徽宗以收复燕云失地为由，颁布诏书，大赦天下，诏书中说：　　禁暴者以不杀为武，本仁义以行师；域民者以博爱为公，兼威怀而示德。朕绍承丕绪，统御庶民，诞膺厥邦，昭上帝溥将之命；克笃前烈，恢前人燕翼之谋。兴念燕云，久沦胡虏，故家望族，散依四貊之酋；广谷大川，阻隶九畿之籍。寝移巢穴，窃据封圻，方艺祖肇，基实轸恤，民之虑逮，神考嗣服。深惟复古之图，欲成继代之勋，必大因时之利。　　蠢兹戎丑，辄背世盟，既种落之内讧，复神人之切愤。惟春秋以王者大一统，方隆广覆之恩，而要荒知中国有圣人，咸起来苏之望，整我师旅，彻彼土强，寒律收威，见天心之助顺；壶浆载道，知人意之乐从。未阅再期，悉平两路，冈峦靡迤，东逾碣石之封；亭障骞翔，西轶榆溪之阻。分州画野，兴教厚民，拯百年涂炭之馀，咸跻寿域；还五政衣冠之旧，复睹华风。一新象纬之清明，丕变群情之怿悦。　　自今以始，永绥夷夏之宁，与物为春，均霈遐迩之泽，可大赦天下。於戏 ！兼弱攻昧，辟土宇以昭章；发政施仁，浃海隅而丕冒。咨尔有众，咸体朕怀。　　宋徽宗忽然颁布这样一道诏书，其用意何在？很显然他是有针对性的。他应该不是针对国内，也不是针对燕云地区，而是针对当时突然紧张起来的宋金局势。换言之，宋徽宗是想借此向金国传递政治信息。通过这道诏书，宋徽宗至少传达出了这样几点信息：第一，大宋收复燕云地区，仅仅是为完成一种历史使命；第二，除了收复燕云地区外，大宋对其他地区没有兴趣；第三，大宋希望从此与邻国保持和平友好关系。　　宋徽宗的这番政治用意，在金国似乎并没产生什么反应，也没发现有任何回应。也许是因为当时金国上下都很繁忙，没有人注意到宋徽宗的这份诏书。或者是有人看到了，但毫无深入解读的兴趣，因为此时金人对宋徽宗已很不信任。然而可悲的是，宋徽宗对此并不知道。　　谭稹被撤职后，作为谭稹的举荐人与政治后台，王黼感到压力越来越大。虽然他名义上仍然是太傅，仍然为三省长官，但实际上宋徽宗对他已日渐冷淡，许多事情已不让他插手，这让他每天惶恐不安。紧接着，宋徽宗开始对朝廷高层人事进行调整。　　这年九月，宋徽宗提拔白时中担任特进、太宰兼门下侍郞即右相，提拔李邦彦担任少宰兼中书侍郎即左相。不久，又任命赵野为尚书左丞、翰林学士承旨宇文粹中为尚书右丞、开封府尹蔡懋同知枢密院。这些人，加上领枢密院事的蔡攸，一起构成当时宋朝政府高层决策团队。 　　白时中（？---1127）是寿州寿县（今安徽寿县）人，登进士第，历任吏部侍郎、尚书右丞、中书门下侍郎等要职。政和年间，他曾经担任过春官，负责编辑地方上奏的各种祥瑞。他做事很认真，当无法用文字来描绘那些祥瑞时，他就用图画来表述。他呈送的《政和瑞应记》以及《赞》，曾获得蔡京好评，宋徽宗也很喜欢，后来他便以此平步青云。他与蔡京的关系一直很好。　　关键时刻，宋徽宗让白时中这样的只懂得献媚的文人出任宰相，这只能说明，宋徽宗的用人之道的确存在问题。作为一个领导者，其领导水平的高低，往往通过其所用之人就能很鲜明地反映出来。
　　@红酥手90
20:40:04　　顶贴。楼主写得很客观。原以为金是侵略者。读罢之后才知道宋朝外交有致命错误。　　-----------------------------　　谢谢红酥手！
　　左相李邦彦(?一 1130年)，即所谓"李浪子"、"浪子宰相"，也不是什么“扶大厦于将倾，挽狂澜于既倒”的人物。他是大观二年（1108年）进士，长相很俊爽，“为文敏而工”。他“生长市井，习惯猥亵卑鄙，应对便捷，善调笑谑骂，能踢蹴鞠，经常以街市俚语为词曲，人争相传唱，自号李浪子”。　　近几年来，李邦彦与王黼一直不断争宠，他处处与王黼作对。王黼主张收复燕京，他则反对出兵北伐。王黼在陪宋徽宗曲宴时，经常亲自登台演出粗鄙节目，“以献笑取悦”，“太子闻而恶之”，于是，王黼与太子赵恒之间便产生了矛盾。王黼见郓王赵楷得宠，遂暗中谋划企图废掉赵恒，立赵楷为太子。李邦彦则针锋相对，旗帜鲜明地捍卫赵恒的太子地位，并最终取得胜利。　　李邦彦是一个有奋斗目标的人。在太学读书时，他学习勤奋成绩优异，从“外舍生”升为“内舍生”，又升为“上舍生”，直至“上舍上等”，“上舍及第”。踏入官场后，他很善于交际，很善于奉承，长袖善舞，左右逢源，官职不断升迁，从秘书省校书郎开始，一步步升迁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承旨、尚书右丞、尚书左丞，直至现在担任了左相。他曾说自己要“赏尽天下花，踢尽天下球，做尽天下官”。　　现在，李邦彦见“总领三省”的太傅王黼虽然已经失宠，但还没去职，遂私下里悄悄与蔡攸密谋，打算弹劾并罢免王黼。
　　王黼失宠，并不完全是因为他推荐谭稹失察，其实，还有另外一个也许是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宋徽宗突然发现，王黼与梁师成居然是邻居，而且两家还有便门想通，宋徽宗“始悟其交结状”。任何朝代，大臣与内侍相交结都是犯忌讳的，皇帝对此都很敏感。　　朝官不得交结宦官，宦官也不宜与朝官交结，这是宋代防范宦官专权的一条重要原则。按照规定，两者若相互往来，将受到惩处。然而，宋徽宗时期，特别是宣和以来，宦官与朝官相交结，已成为一种普遍风气。当时，士大夫几乎无不奔走于宦官之门，"相习成风，皆以附内侍为荣"。但凡权势显赫的宦官，无不门庭若市，他们"各立门户，公受货赂，以贩鬻官爵。"　　自从收复燕京以来，王黼“益得志”。那是宣和五年（1123）十一月，王黼对宋徽宗说，他家的屏风生出一枚玉芝，“请上临幸”。宋徽宗很好奇，于是便来到王黼宅邸参观。王黼这套宅邸也是宋徽宗御赐的，坐落在京城西区宜秋门外，与粱师成宅邸对街，两家开了一个便门，以相往来。宋徽宗从便门先到梁师成家走了一趟，然后又回到王黼家观赏玉芝。　　这时，王黼独自出门，“传旨及赐命，放散侍从百官。于是禁卫诸班直争愿见上，始谢恩，不肯散，因大詾詾”。听到外面有纷扰喧哗之声，宋徽宗在粱师成和谭稹的扶持下，走出庭院大门，对侍从百官们“抚谕之”，禁卫诸班直这才稍微安定。　　这天晚上，宋徽宗在王黼家喝的酩酊大醉，话都不能说了，昏昏睡去。直到夜里漏上五刻之时，宋徽宗才醒来。宋徽宗没从皇宫大门回去，而是下令打开龙德宫与皇宫相连的一道夹墙，从“小门以过，内侍十余人执兵接拥”，“三衙卫士无一人得入者”。　　这天晚上，皇宫里面气氛很紧张。“是夜，诸班禁从皆集教场，备不虞，几至生变”。　　由于饮酒过量，第二天早晨，宋徽宗仍不能上朝御殿。不久真相大白，“人心始安”。这事影响很坏，“祖宗以来，临幸未之有也”。　　宋徽宗之所以喝醉，大概是他觉得王黼太让自己失望了，心情不好因以致醉。当初，宋徽宗力排众议，破格提拔王黼，可以说对他是寄予了厚望。宋徽宗给王黼的待遇也最高，“恩数异于他相”，不仅赐给他宅邸，还亲自给他的宅邸命名为“得贤治定”，甚至又亲自给他题写了载赓堂、膏露堂、宠光亭、十峰亭、老山亭、荣光斋、隐庵等七块碑额。　　王黼与粱师成在宋徽宗面前都很会表演。王黼才智出众，能言善辩，既善于揽权敛财，又善于巧言献媚，逐步赢得了宋徽宗的信任。而梁师成则是另一种风格，他愚讷谦卑，老实厚道，不能说不会道，但他善于察言观色，处事老道，也深得宋徽宗的宠信。近几年来，他二人在宋徽宗面前一唱一和，阳奉而阴违，可把宋徽宗给害惨了。　　宋徽宗一场大醉之后，王黼不仅彻底失宠，而且其政治生命也即将走到尽头。
　　楼主今天偷懒了！　　
　　不久，年仅三十五岁的御史中丞史何栗()挺身而出，他上疏弹劾王黼，连奏七章，列举了王黼奸邪专横、阳奉阴违、结党营私、巧取豪夺、骄奢淫逸等十五条罪状，请求朝廷罢免王黼，并按律治罪。　　何栗，字文缜，仙井监(今四川仁寿)人，政和五年（1115）进士第一名即状元，颇得宋徽宗青睐。刚开始担任秘书省校书郎，后官职逐步提升。因为他博学强记，正直敢言，宋徽宗安排他担任御史台长官御史中丞。　　王黼政治嗅觉很灵敏，他感到形势对自己越来越不利，于是在十一月初，他主动上章请求致仕，他在奏章中说：“陛下用臣不为不尽，任臣不为不专。缘臣薄祐，取戾阴阳，内积忧虞，外伤疲敝，扪心自悼，吊影生嗟，获戾天人，莫之可逭。倘许尽还印绶，退即里居，脱身于风波汹涌之中，收功于桑榆衰蹇之域，人非鬼责，少缓颠隮，永言此恩，是为终惠。”　　宋徽宗很快便批准了王黼的请求，他在御笔中写道：“王黼陈乞致仕，其应恩人数、朝谒礼数等，一切并依蔡京例施行，仍给节度使俸”。这年，王黼四十五岁。　　王黼是宣和二年（1120）十一月正式出任少保、太宰兼门下侍郎即宰相职务的。其实，早在宣和二年六月蔡京退休前，他就已经深得宋徽宗信任，并开始掌控朝政大权。他采取罢方田、毁辟雍与医学算学、并会要和六典诸局等，一系列减轻赋税杂役和精简政府机构的改革措施，赢得了人们的好评，人们觉得他很有魄力，当时都称赞他为“贤相”。后来，他设置应奉局，自兼提领，以进贡皇帝为名，向各地官员摊派，要求进贡四方珍异之物，引起了人们的反感。这些东西，能到皇帝手中的也就是十分之一，其余都被他和粱师成瓜分。随着权力地位的巩固，他越来越专权霸道，恣凶稔恶，说一不二，对于与他看法不一致的大臣，他毫不留情地予以打击迫害，“中外畏之，无敢言者”。所以，王黼罢官的消息传开后，“天下称快”。　　蔡绦对王黼印象很差，他在《铁围山丛谈》中称王黼是“人妖”。王黼以朝廷出兵北伐收复燕京为名，成立了一个叫经抚房的专门机构，掌管从全国收集而来的免夫钱。“免夫者，谓燕山之役，天下应出夫调，今但令出免夫钱而已”，总共收集了六千二百余万缗。这笔钱本来应该储存起来“以备缓急”，可是至宣和七年春这笔钱已基本用完，只余下六百万缗。有帐可查的只有四千万缗，另有二千二百余万缗，“有司奏不知下落”。人们怀疑这笔钱被王黼“密以奉宴私者”，因为燕京告功之后，王黼匆忙奏请，将经抚房的文籍“尽取焚之”，所以，关于这笔巨款的下落，已“不得而稽考也”。　　　王黼当政四年，这期间宋朝发生了两件可谓轰轰烈烈的大事。这两件大事，对宋朝历史进程产生了相当重要的影响。一件事是平定方腊起义，发生在宣和二年（1120）至宣和四年（1122）；另一件事是，出兵北伐收复燕云十六州，发生在宣和四年（1122）至宣和七年（1125）。出兵收复燕云这件事，是在王黼的极力鼓动之下，宋徽宗才做出决定的。王黼非常想通过“身任伐燕之责”，来建立不朽之历史功勋。可是，历史的走向往往不能尽随人愿。　　将王黼及其同党扳倒后，何栗因得罪了朝中某些权贵而再度被外放，以徽猷阁待制知泰州（今江苏泰州）。何栗也因此而官声益盛，这给太子赵桓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也为他后来得到赵恒重用奠定了基础。
　　@海角愚叟
18:13:30　　楼主今天偷懒了！　　-----------------------------　　多谢关注！
　　八十三马扩赴云中　　宣和六年（1124）十一月初，童贯派人去请保州廉防使马扩来太原，他准备让马扩与邠州观察使辛兴宗一起，去云中拜见宗翰，“议交割云中事”。童贯对马扩很欣赏，他认为与金人谈判，马扩是最合适的人选。　　前不久马扩曾来过一次太原，与童贯见过一面。他是以送伴使身份，陪同金国大使富谟古、副使李简，来河东宣抚司拜见童贯。两个金使见完童贯之后，从太原直接取道云中回国。　　童贯听说马扩去过燕京，便向他询问燕京情况。马扩于是就将自己与王安中的谈话内容，向童贯做了详细汇报，重点谈了谈“常胜军授田利害”，以及“所答王安中治燕次序”问题。　　童贯听后有些吃惊，说：“吾窃虑常胜军将来为患，欲与削了，如何？”　　马扩回答说：“如某至愚，亦知常胜军他日必为患。然而，自今女真顾虑未敢辄肆举兵者，盖忌此项军也。若遽削之，不唯金人窥觇，兼此军即便起变，是自引惹，莫若因而用之。”　　童贯问：“其术安在？”　　马扩回答说：“今药师之众，止是三万余人，多是马军武勇，太师诚能于陕西河东河北三路，选摘精锐马步十万人，分为三部，择有智勇，器识可及药师者，三分统之：一驻于燕山，与药师对营相制；一驻于广胜军或中山府；一驻于雄州或河间府。犬牙相临，使药师之众进有所托，退有所忌，则金人虽有他意，岂易敢前？”　　童贯捋了捋颌下稀疏的胡须，说：“甚好，但十万人不易那儹，我当别有措画。”　　马扩很感慨地说：“国家挫威，皆自延庆之遁，傥当时再起种师道，提许多西兵举事，却不至如此误国家大事！”　　童贯闻听此言，默然不语。
　　童贯很不愿再提起刘延庆遁逃之事，因为在这个问题上他是有责任的。当时，刘延庆在撤军前曾向童贯请示过，童贯回答的模棱两可，让刘延庆据实而定。刘延庆被捕入狱后，审讯他的时候，他拿出一份有童贯和蔡攸二帅签名的允许其自行决断的手札，来为自己辩护，审讯于是不了了之，刘延庆无罪释放。后来，“朝议延庆丧师，不可不行法”，于是“坐贬率府率，安置筠州”。对于种师道，童贯同样也不愿提起，因为他们之见有矛盾，这是当时军内上层都知道的事情，可以说是公开的秘密。马扩不可能不知道这两人与童贯的关系，可他仍然当着童贯的面提起这二人，而且批评一个表扬一个，童贯能默然不语，应该说就是很给马扩面子了。　　几天后，马扩来太原报到，童贯向他下达了奔赴云中、与金人交割土地的任务。临行前，童贯特意召集李宗振、辛企宗、辛永宗、孙渥、姚友仲、杜常兰等十几名宣抚司幕僚与将官，举办了一场酒宴，为马扩与辛兴宗送行。这十几个人环列在童贯周围，以金杯酌酒，逐次第饮。　　童贯说：“山前所任帅臣都非材，现巳生弊病，今若割得山后，选择帅臣不是件小事，尔等可各举所知。” 　　李宗振等人于是将陕西六路，以及河东河北诸路武臣，全都细数了一遍。童贯摇摇头，说：“此辈太平之地可作边帅。山后是新边，须得一文武兼通，智勇以廉，识诸国人情者，然后可用。非吾马宣事不可也，如公镇守云中，当用几何军马？”　　马扩回答说：“当用三万人。”　　童贯说：“国家阙乏，尚可损否？”　　马扩回答说：“至微，非二万人不可。若云中屯万人，则万人分诸处，巳少矣”。　　童贯说：“二万人则可办，每岁当以三百万缗资军，凡有辟用人材，当一一依从，如此，则几年可以成就？”　　马扩回答道：“一年则费力，二年即省力，三年即得力，事可成矣。”　　童贯听后点了点头。　　马扩见童太师有意让自己领兵镇守云中，心里感到很振奋。　　十一月底，马扩与辛兴宗一行人来到云中，不巧的是，宗翰不在云中，他回上京开会去了。希尹留在云中代理元帅职务，他派人来让马扩与辛兴宗前去行参拜之礼。马扩与来人辩论了很久，拒不接受。
　　马扩坚持认为：“见人臣，无此仪”。希尹又派人来说：“谭宣抚时，使人都对我行庭参之礼。”　　马扩回答说：“谭稹以凡庸不知，故为朝廷所黜。”随后，希尹又派人来往返辩论数次，马扩仍坚持原则毫不动摇。　　希尹无奈，于是派高庆裔来对马扩与辛兴宗传话说：“二位观察使既不肯拜，不敢固必，亦不敢相见，山后土地，窃缘国相暂归，此中不敢专擅，兼贵朝收了燕山逃去职官，誓书所载，各不得收纳叛亡，贵朝已先失约，山后地土虽系所许，难以便行交割。”　　马扩回答说：“职官富民逃归燕京，乃张觉之罪，本朝已斩张觉之首函送。其余民户，多隐山谷，闻已见者相继遣返，未见者方行根捕，并非纳收叛亡。贵朝曾言定，山后别无经略，及交蔚州，复纵兵马取夺，本朝不敢占护，恐致纷争。朝廷已责谭稹，再委童太师，此望相照，早得交割了当，使两界生灵安堵。今若轻信群下之言，则两朝和好大事，何时是了？” 　　高庆裔说：“前日，人言蔚州有贼兵，本朝巳发军马去翦除，却得贵朝宣抚司文牒，遂且纵放教归。今来，山后地土已是许了，到头翻悔不得，谅不食言，但贵朝亦许敦笃誓好，无相恼触女真家。纯实，必无相误处。此前累有文回，去将职官户民早发过来，便是交割，事无不遂也。”　　接着，马扩与高庆裔办理了一下文牒手续，便与辛兴宗等人离开云中回国。　　十二月上旬，马扩回到太原府，童贯问他：“入境后有何所见？”　　马扩回答说：“金人训习汉儿乡兵，增飞狐、灵丘之戍，数次指言张觉，邀索职官民户，实有包藏，愿太师速营边备。”　　童贯听后没有表态。他心里一直认为，此时金人不太可能会出兵进攻大宋。因为他们刚刚建国，国内还不太平稳，经济上也缺乏支持，他们凭什么南下与大宋交战？不过也得加强防备，以防万一。童贯打算亲自去一趟燕京，部署一下常胜军与河北驻军，即使金人敢冒险南下，也保证不会失事。
　　八十六蔡京再次上台　　自从王黼主政，朝廷收入的确有所增多，但由于发动了平定方腊起义和北伐收复燕京这两场战争，花掉了大量钱财，再加上王黼等大臣个人贪腐挥霍，“国用日匮”。尚书右丞宇文粹中，对此深感忧虑。王黼致仕后，他对宋徽宗说：“祖宗之时，国计所仰，皆有实数，量入为出，沛然有余。近年诸局务、应奉司，妄耗百出，若非痛行裁减，虑智者无以善后。”　　宇文粹中(？-1139)，字仲达，成都府华阳县（今四川成都成华区）人，崇宁二年（1103）登进士第三名。他是宇文虚中和宇文时中的兄长，是蔡京的甥婿。　　宋徽宗觉得宇文粹中所言很有道理，于是下诏撤销应奉司，又下诏给蔡攸、白时中、李邦彦，令他们于尚书省设置讲议财利司，“以革弊事”。“由是，不急之物，无名之费，颇议裁省”。 　　此前，宋徽宗曾有提拔蔡攸为相之意，可有人明确表示反对：“蔡六岂堪作相！”蔡攸于是落节钺，仍领枢密院事。　　太宰白时中与少宰李邦彦，二人皆“儇薄庸懦，无所立”。不久，京东路一带盗贼蜂拥而起，北方各地形势突然变得严峻起来。蔡京一党趁机纷乱吵嚷，认为白时中与李邦彦名望太轻，担当不了宰相大任，无力压服天下，他们呼吁请蔡京重新出山。　　朱勔此时很得宠，他也“力劝用京，帝从之”。当年方腊造反时，朱勔一度成为被攻击的人物，从而遭到黜落。后来，他竟然“复得志，声焰熏灼。大略如内侍，进见不避宫嫔”。　　宣和六年（1124）十二月，宋徽宗给蔡京写下一份手诏：“朕执权乘要，以正主道，赋事图功，责在大臣。比年以来，任非其人，政失厥中，明发怵惕。念我烈考之谟训，修革蛊弊，庶几持循，肆命近弼，置司讲议。太师致仕蔡京辅朕初，载诞著硕，肤属闵劳，以官职之事，即安里闾宪，其言行尚有赖焉。《书》不云乎：‘询兹黄朆，则罔所愆。’京可兼领讲议司，听就私第裁处，仍免签书，毋致勤劳，以称朕贵老贪贤之美。”　　就这样，蔡京重新出山，“兼领讲议司”，仍“领三省事，五日一赴朝请，至都堂治事”，又一次登上了大宋的政治舞台。这是蔡京第四次出任宰相，这年他已经八十岁。　　宋徽宗重新启用蔡京，实属无奈之举。他以为，蔡京一定能找到解决困难与克服危机的办法。因此，他对蔡京仍然抱有很大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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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京第一次任相是崇宁元年（1102）七月，那年蔡京五十六岁，宋徽宗二十一岁。当时，国家正面临着两条道路的选择，要么走改革之路，要么走保守之路，新党与旧党为此展开了激烈斗争。刚开始执政不久的宋徽宗迫切想有一番作为，于是他毅然选择了“绍述父兄”即走改革之路，并选择蔡京作为首辅大臣。　　蔡京对宋徽宗的知遇之恩感激涕零，决心“尽死以报”。他上台伊始，便迅速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崇宁变法热潮，国家面貌很快就焕然一新。崇宁五年（1106）二月，任相不足四年的蔡京因专权而被宋徽宗罢相。蔡京在政治上一贯很强势，虽然相位已退，但他在朝内精心构筑起的人脉关系还在。　　仅仅十个月之后，即崇宁五年（1106）十二月，蔡京便复出，第二次任相。一直到大观三年（1109）六月，“京专国日久，公弼等交论其奸，上亦厌京”，遂二次罢相。这年蔡京已六十三岁，这年冬天他正式办理了退休手续，他以为自己从此可以告别政坛了。他虽然已经下台，但仍不断遭到政敌的攻击，他被迫离开东京，到杭州居住。　　政和二年（1112）二月，蔡京忽然接到宋徽宗御笔手诏：“太子太师致仕蔡京两居上宰，辅政八年，首建绍述，勤劳百为，除秩居外，荐历岁时，况元丰侍从被遇神宗者，今则无几，而又累经恩霈，理宜优群，可特复蔡京太师，仍旧楚国公致仕，于在京赐第居住。”蔡京喜出望外，举家又迁回东京。四月，宋徽宗在内苑太清楼宴请蔡京，“辅臣亲王皆与焉”，令蔡京感动不已。蔡京后来给宋徽宗上奏说：“政和二年三月八日，皇帝制诏，臣京宥过省愆，复官就第，命四方馆使、荥州防奭使童师敏赉诏召赴阙，臣京顿首辞，继被御劄手诏十，责以大义，惶恐上道。于是，饮至于郊，曲宴于垂拱殿，祓禊于西池，宠颁恩渥，念无以称。”五月，宋徽宗又下诏，令太师蔡京落致仕，三日一至都堂议事。于是，蔡京第三次出任宰相。　　蔡京这次出任宰相，时间长达九年，直到宣和二年（1120）六月再次致仕。这九年，是蔡京人生最辉煌的时期，也是宋徽宗时代最辉煌的时期，甚至可以说是整个北宋最顶峰最鼎盛的时期。　　蔡京的第三次罢相，与收复燕云战略有关。宋徽宗刚开始启动“联金灭辽收复燕云”这一战略时，蔡京是极力赞成并积极推动的，但后来他的态度发生了转变。一个原因是，他对童贯挂帅很不满；另一个原因是，他“见天下已匮乏，边境无备”，心里有所忧惧。有一次，宋徽宗在禁中曲宴宰执，酒酣后大家一起泛舟。宋徽宗忽然发给童贯一张纸片，令他告诉蔡京，请大家对收复燕云之事进行表态，如果同意就在纸片上签名。蔡京等人皆错愕，蔡京当场拒绝签名，说：“容仔细面陈，难便书名。”　　四年之后，蔡京又被宋徽宗请出来，第四次任相，可蔡京此时年已八十，已“目盲不能书字，足蹇不能拜跪”。凡需蔡京所签署之文件，他皆让季子蔡绦“为之”，甚至连上朝奏事也由蔡绦来代替。蔡绦每次上朝，“侍从以下皆迎揖，呫嗫耳语，堂吏数十人抱文书以从”。蔡绦的趾高气扬和耀武扬威，引起众大臣的强烈不满。最为不满的是白时中与李邦彦，他们身为宰相，但几乎没有处理任何公务的权利，他们只能按照蔡绦签发的文书来处理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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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京特别喜欢小儿子蔡绦，作为蔡京大儿子的蔡攸感到无法容忍。虽然朝中大臣对蔡绦畏之如虎，但蔡攸不怕，他根本就没把这个小弟放在眼里，他正在暗中寻找搞掉这个小弟的有力证据。搞掉蔡绦就可以逼退蔡京，自己就有希望爬上宰相宝座，蔡攸对宰相宝座觊觎已久。李邦彦等人这时也趁机煽风点火，极力挑拨蔡攸与蔡京，蔡绦之间的矛盾，他们希望能借蔡攸之手来打击蔡绦的嚣张气焰。这些朝廷大臣们，对国家所面临的重重危机竟熟视无睹，全部心思都专注于内斗、夺权与争宠。　　当时，宋朝以极大代价从金人手中接过燕京以及所属六州后，在管理运营方面存在着许多困难。一切财富都被金军席卷而去，金人只给宋朝留下几座破败的空城。所有燕京驻军以及政府机构给养，尤其是粮食，都必须依靠朝廷来解决。可以说，收复燕京，只给宋徽宗带来一段短暂的精神上的喜悦，他很快就感到这是背上了一个沉重包袱。　　宣和七年（1125）正月，奉议郎尚书司封员外郎许亢宗奉旨出使金国，祝贺吴乞买荣登大金皇帝宝座。路过燕京时，他发现了许多令人吃惊的情况。“是岁，燕山大饥，父母食其子。至有病死尸插纸标于市，人售之以为食钱。牙兵皆骨立，而戍兵饥死者十七八。”　　朝廷令“河北、山东转粮以给燕山”，将保障燕京粮食供给的任务，下达给靠近燕京的河北、河东和京东等路，而各路转运司官员又将粮食数额分摊到老百姓头上，由于缺乏运输力量，各路转运司官员还特别要求老百姓，必须将粮食运送到燕京缴纳。　　为了运送一石粮食，沿途运费要花上十几石甚至二十几石粮食，这给老百姓带来极大的困扰甚至灾难。再加上，自宣和五年（1124）以来，河北、京东等路连年发生灾荒，收成不好，饿殍遍地。“人不堪命，遂皆去而为盗”，各地于是相继爆发了多起抗捐风暴或农民暴动事件。少者几百人，多者几万人甚至几十万人，此起而彼伏。影响比较大的有，山东的张万仙，人数达十万；山东的张迪，人数五万多；河北的高托山，号称有三十万人；其他两三万者不可胜数。　　面对日益蔓延的北方民变形势，宋徽宗急忙采取两手政策，一手是下诏安抚，另一手便是武力镇压。　　这年正月，宋徽宗派遣朝散大夫李遵和奉议郎朱定国，手持他亲书的御笔手诏到河北路和京东路，抚谕盗贼以及唐、邓、汝、颍等地的流民，并采取“释囚、蠲赋及凡料钦逋负等”各种优待政策。　　宋徽宗在手诏中说：“告谕河北河东盗贼、唐邓汝颍流移人户：方春田桑，宜使复业，言念良民，皆吾赤子。比缘用非其人，政失厥中，不能抚御安集，使沚寒流离，扶老携幼，动以万计，转而为盗。非其本心，为之恻然，其赦厥罪，仍放宣和六年未纳税租，监司州县奉行毋忽。”　　不久，宋徽宗又派七十七岁老臣洪中孚为宣谕使，到河北、京东等路抚谕盗贼、流民，“诏许招降”。洪中孚急于成功，“奏请出降者复当年赋役，军士依原额收，愿削兵籍者听。由是，乡党子弟诡为盗以免税，卒伍有过，窜名为盗中皆得所欲”。大名府尹徐处仁了解到这些情况后，急忙上奏，极言其弊。洪中孚于是罢官，回京任宫观使。　　在派出官员进行安抚的同时，宋徽宗又密令内侍梁方平带军前去征讨。梁方平命杨惟忠、刘光世、辛兴宗等将领，前去围剿张万仙、高托山与张迪。张万仙等五万余人，不久被京东转运副使李孝昌招降。高托山率众转战于河北路，以及京东路的青州、密州、沂州、徐州一带，被杨惟中和辛兴宗联军击败，高托山本人投降。张迪在率众围攻浚州(今河南浚县)时，被刘光世击溃，张迪本人战死。
　　宣和七年（1125）年，对于宋徽宗是极不寻常的一年，对于大宋王朝也是极不寻常的一年。这年正月，河东、陕西等地突然发生大地震，“诸山草木皆没入地中”，多地房屋倒塌，民众伤亡和财产损失都很严重。东京一带也有震感，甚至“宫中殿门皆摇动有声”。不久，“两河、京东西、浙西水，环庆、邠宁、泾原”等地，出现流民迁徙现象。为防止再次出现民变，宋徽宗派遣内侍到河东和陕西了解情况，并传令各地州府紧急赈灾，抚恤百姓。　　二月初，宋徽宗闻听“燕山大饥”，遂立即下诏，要求“自京师运米五十万斛至燕山”，并点名令工部侍郎孟揆亲往措置。孟揆率领船队自京师出发，浩浩荡荡，舳舻衔尾，沿大河北上，从保信沙塘进入潞河，然后运达燕京。这批粮食是军粮，目的是“以赡燕军”。　　　　此时，大权在握的蔡绦，却“肆为奸利，赏罚无章，遣使四出，诛求采访，喜者令荐之，否则劾之，中外搢绅，无不侧目”。而且，他还仿效王黼设立的应奉司，创置了一个宣和库式贡司，“中分诸库，如泉货、币帛、服御、玉食、器用等，皆其名也，上自金玉，下及蔬茹，无不笼取，元丰大观库及榷货务见在钱物，皆拘管封桩。” 　　蔡绦的狂妄恣肆，让蔡攸极为气愤，他暗中加紧搜寻搞掉蔡绦的证据。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终于在蔡绦写的一本名叫《西清诗话》的书中发现了有力证据。在这本书中，蔡绦竟敢引用苏轼和黄庭坚的言论，这就是罪证。因为宋徽宗前不久曾下诏，明令严禁引用苏、黄文集，否则以违制论。　　与此同时，蔡绦还有一个更大的把柄，被白时中和李邦彦抓住了。那就是蔡绦利用职权，破格提拔大舅子韩梠担任户部侍郎。白时中和李邦彦上朝弹劾蔡绦，指责他窃弄权柄，以权谋私。蔡攸更狠毒，他甚至向宋徽宗提建议，处死蔡绦。　　宋徽宗对蔡绦的表现早有耳闻，早就很不满，于是下令流放蔡绦。蔡京闻讯急忙进宫哀求，宋徽宗看在蔡京面子上，免除了蔡绦的流放处罚，勒令蔡绦停职，并撤销对蔡绦的“赐出身敕”。　　这时候，宋徽宗对蔡京很失望，他知道今日之蔡京已非昔日之蔡京，他希望蔡京能主动提出辞呈。可是，蔡京留恋权力，迷恋权力，他迟迟不肯交出宰相大权。
　　八十七天祚帝被俘　　1125年对于宋朝是不祥之年，对于辽国则是亡国之年。这年是辽国保大五年，是辽国纪年的最后一年。这年二月天祚帝被金军俘获，标志着历经九代皇帝、横跨二百一十年的契丹帝国，终于彻底落下了历史帷幕。　　天祚帝是1122年3月逃出西京（今山西大同）奔往夹山去的。4月上旬，金军占领西京，阴山以北、沙漠以南部族皆降。12月初，天祚帝获悉金军已占领燕京，便离开夹山，“由扫里关出居四部族详稳之家”。四部族分别是，遥辇九帐族，横帐三父房族，国舅帐拔里、乙室已族，国舅别部。这四部族不入“十八部”及“圣宗三十四部”之列，与诸部族有区别，但也有自己的部族军队。此时，天祚帝还拥有沙漠以北以及西南、西北两路招讨府诸番部族，他希望将这些力量组织起来，共同抗击金军。　　1123年2月，萧德妃与耶律大石来到四部族投奔天祚帝。天祚帝对耶律淳自行称帝并贬自己为湘阴王一事很生气，他不听萧德妃辩解，当即下令将萧德妃处死，并追废耶律淳为庶人，将耶律淳从宗室谱籍中除名。　　由于耶律大石据理力争，天祚帝赦免了他，也赦免了参与其事的其他人员，并赐耶律大石酒食。随后，天祚帝任命耶律大石为都统，令他率军东去抗击金军。　　不久，耶律大石兵败居庸关，不幸被虏。宗望强迫耶律大石戴罪立功，强迫他给金军带路，去袭击天祚帝部署在阴山一带的大营，去夹山捉拿天祚帝。随后，宗望率三千精锐骑兵袭击了天祚帝的青冢（即昭君墓，今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南）辎重大营。除了梁王耶里有幸遁逃外，天祚帝其余儿女以及宗室人员都被俘，辎重万余车被金军夺取。天祚帝当时已回到夹山，故得以幸免。 　　西夏皇帝李乾顺的皇后名叫耶律南仙，是辽国成安公主。当年，李乾顺继位之初，为巩固西夏与辽国的关系，他曾多次向辽国请婚。1105年，天祚帝封宗室女耶律南仙为成安公主，嫁给了李乾顺。现在，面对天祚帝落难，作为女婿的李乾顺，对天祚帝这个老岳父并没袖手旁观。　　早在1122年3月，李乾顺就曾派出5000兵马援助西京，可西京很快便失守。五月，李乾顺得知天祚帝逃入夹山，于是遣大将李良辅领兵3万救援，与金将完颜娄室战于宜川河畔，结果夏兵大败。七月，李乾顺又派大臣曹价悄悄来到夹山，向天祚帝恭问起居，并馈赠粮饷。　　1123年正月，李乾顺再次出兵救辽，结果被金军阻击不能前进。五月，天祚帝假装向金军投降，悄悄离开夹山，西逃云内州（今内蒙古吐默特左旗）。李乾顺闻讯立即派人在夏国边境迎驾，请天祚帝入夏境。可笑的是，天祚帝首先遣使者前往夏国，封夏国王李乾顺为夏国皇帝，然后才来到西夏。　　天祚帝在西夏期间仍心神不定，他知道女真人是不会放过自己的。果然，不久金国便派遣使臣入夏，向李乾顺提出：如天祚帝逃入夏境，应将其擒捕送给金国。夏国如果能以事辽之礼来事金国，那么，金国则可将原辽国西北一带的土地割让给夏国。李乾顺见辽国灭亡已成定局，为了保全夏国，遂答应金国提出的条件。　　耶律南仙将这个消息偷偷告诉了天祚帝，天祚帝害怕被李乾顺执送金国，于是迅速离开西夏。
　　天祚帝重回夹山大本营，惊讶地发现耶律大石也正在这里，而且队伍又壮大起来了，他很高兴。耶律大石是去年九月的一天夜里，趁金军不注意，带领七千人马逃出金营的。他们在夹山养精畜锐，以待时机。关于耶律大石曾被金军俘虏并给金军做向导一事，天祚帝似乎并不知晓。　　不久，阴山鞑靼毛割石部也来到夹山投靠天祚帝。有了这两只队伍，天祚帝自谓得到天助，信心大增。1124年7月(辽保大四年)，他决定兵出夹山，收复燕云地区失地。　　耶律大石头脑很清醒，他知道如果此时出击金军，无异于以卵击石。他对天祚帝说：“自金人初陷长春、辽阳两路，则车驾不幸广平淀，而都中京。及陷上京，则都燕山。及陷中京，则都云中。及陷云中，则奔夹山。向以全师不谋战备，以至举国汉地全为金人所有。国势微弱至此，而力求战，非计也。当养兵待时而动，不可轻举。”　　耶律大石这番话言简意赅，内涵丰富，既严厉批评了天祚帝过去一味逃跑的错误路线，又对天祚帝现在冒险出战的计划做出了否定，同时也提出了正确的战略方针即“养兵待时而动。”　　可是，天祚帝“斥而不从”，一意孤行。耶律大石于是决定出走，独立开辟新天地。一天夜里，耶律大石杀死负责监视他的北枢密使萧乙薛与坡里括，率亲信部属铁骑二百连夜出营，踏上了漫漫西行之路。　　耶律大石走后，天祚帝并没立即下山，他对驻守云中的金军元帅宗翰有些打怵，迟迟不敢出兵。直到1124年冬天，天祚帝听说宗翰回上京去了，云中由希尹代理元帅之职，他以为时机已成熟，遂率契丹与鞑靼军共五万人马出夹山，下渔阳岭，接连攻下天德军（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北）、东胜（今内蒙古托克托）、云内（今内蒙古土默特左旗东南）、宁边（今内蒙古准格尔旗东）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