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机械化为什么农民还不愿种田农民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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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后”不愿种地“80后”不会种地“90后”不提种地,那谁来种地?
阅读&7987&发表& 13:16:38
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流向城市,城市化率越来越高的时候,农业人口却也在同比例减少。当“四化”同步的目标已经确定,70后不愿种地,80后不会种地,90后不提种地的“三不种地”现象给农业现代化提出了一道不大不小的难题。因此,破解这道难题势在必行。当美好愿景遇上“三不种地” 该如何化解其中的尴尬?&相信每个人都不少见这样的报道:种粮大户开着先进大机械种地,然而现实的农村究竟是什么样子,你真的不见得清楚。现实当中是,“70后”不愿种地“80后”不会种地“90后”不提种地。当美好愿景与三个“不种地”相遇,该是怎样的尴尬呢?(5月30日 中国新闻网)  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流向城市,城市化率越来越高的时候,农业人口却也在同比例减少。当“四化”同步的目标已经确定,70后不愿种地,80后不会种地,90后不提种地的“三不种地”现象,已经预示着一种潜在的阻力正在形成,给农业现代化提出了一道不大不小的难题。虽然农业从业人口减少是趋势,但对农业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仍然构成不小的压力。如何破解这道难题,既事关农业现代化是否能够真正实现,也事关眼下粮食安全问题,倘若没有种地人,又何谈来保障?  当下种地队伍最明显的特征,是所谓的“三八九九”人员组成,在一些地区,有的壮年妇女在农忙时也很难找到。在一些地方,一些土地承包大户在开工前,首先要为老年雇佣者量血压,甚至鼓励他们在劳动时不用太劳累,以免因老年病而出现工伤。这就是当下不少地区种地队伍的现状。与此同时,种地人的减少,土地的低效率种植甚至荒废,更为农业现代化蒙上了又一层挥之不去的阴影。  这双重不利因素,迫切需要在“三八九九”种地队伍中注入“新鲜的血液”,使那些有劳动能力,能够应对农业生产需求人员尽速回到农业中来。  在一些地方,农民把土地流转出去,或将土地入股,然后再在龙头企业、农业合作社等组织中打工,农民实现就近就业,收入还要比单纯的自身种地要高上许多。这应该是当前破解种地队伍短缺的一个方法。  但从长远看,农业现代化,单纯依靠传统农民、依靠传统种植技术是很难实现的。随着时间的推进,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农民,也将进入老年时期,70后、80后、90后这些人员的“三不种地”情结,必须加以梳解才行。  倘若对中壮年农民进行培训被赋予新型农民的概念,那么,职业农民的培植和壮大,应该从“三不种地”人员开始进行培植。  推进这项工作,首先需要确保农民不再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而是一种职业的再塑、市场的再塑。职业农民掌握了足够先进的农业生产科技和市场交易知识,有了平等的社会保障机制和发展机会,打通农业和其他行业的通道,才能够足以吸引人才向农业“逆流动”。  其次,需要通过政策支持,让农业有奔头。需要在土地流转、自然灾害防控、金融信贷和技术指导等方面给予全面支持,稳定农民对农业投入的生产预期,夯实农业规模化基础,为农业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让有学识有能力的人愿意回到农村中去,特别是愿意参与到农业生产中去。  第三,让农业产生更大的经济附加值。要改变传统农业现状,推动农业信息化水平,加快农业工业化、农业与旅游业等二三产业的对接,实现第一产业“接二连三”式发展,让农业收入更多元化、更有附加值,更有经济保障。  不管政策说的多么花哨,只有想尽办法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过得体面,才能有人愿意种地。只有有了高水平、充足保有量的高素质职业农民时,农业现代化才有了“脊梁骨”,农业现代化这场历史性攻坚战才能打赢。(来源:西安网 张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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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公众号农业机械化,种田轻松了
记者 颜伟杰 通讯员 高晓晓
只要把准方向,机器开了它自己会往前跑,省时省力。金华金东区傅村镇寨春农场,正在秋播的吴方和驾驶着开沟机开沟,不到半个小时,平整的土地上就留下了一条近百米的长沟。
“我开沟速度再快,也比不上机器的速度。”与铲子、铁锹等农具打了一辈子“交道”的吴方和说,以前开一亩田4条边的4条垄沟,如果开沟深度在10厘米左右,至少要花两天时间完成。如果碰到泥土干巴、结块,时间往往还要更长,“现在倒好,不到个把小时活就干完了。”
农机作业省工省力
农业机械的广泛使用,不仅使从业者越来越轻松,也让农业经营者受益匪浅。寨春农场负责人沈寨春介绍,基地面积1400多亩,从成立之初就开始采购农机,包括开沟机、拖拉机、农药机等。现在一个劳动力每天的成本至少要七八十元,而用了这些机器,特别是在农忙时节,能节约劳动力成本一半以上。
对浙江而言,农业劳动力短缺现象日益突出,“谁来种地、怎么种地”已成为制约其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瓶颈。“近10年来,我们通过政策拉动、部门推动、市场驱动等综合措施,依靠生产机械化的发展,农业劳动力投入骤减。”浙江省农业厅农机局负责人说。
以种植面积最大、劳动用工最多的水稻和茶叶产业为例,2013年浙江省2013年水稻综合机械化水平已达71.5%,水稻生产劳动用工比2003年节省1231万工,节约劳动力成本近16亿元,其中栽植、烘干等“卡脖子”环节实现跨越式发展;近九成以上实现大众茶类修剪和采摘机械化水平,名优茶机制率更是高达95%,茶叶生产劳动用工比2003年节省1884万工,节约劳动力成本超过24亿元。
另外,法规政策和强农惠农政策逐渐完善,《浙江省农业机械化促进条例》填补了地方性农机法规的空白。值得一提的是,浙江在全国率先出台农机购置补贴、作业环节补贴、报废更新补贴、报废补偿等政策,设立农机化促进工程财政专项。统计显示,近5年来,浙江省级以上财政共安排扶持资金26.5亿元,新增各类农业机械83.6万台(套),2013年农机总动力达到了2462.2万千瓦。
机械化催生新产业
农业机械化,不仅降低了农业劳动强度,也使得一部分农民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推动农民由从事田间生产向多种经营转移。农机作业服务尤其是跨区作业服务,正成为农民收入新的增长点。2013年农机作业服务收入达144.7亿元,为全省农民人均创收约440元。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农户,青睐于使用机器了。”位于平湖市广陈镇龙兴村的平湖广农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徐跃说,2011年3月成立了农机服务社,当时只有1台拖拉机和1台收割机。但随着农户对农机需求量的增大,近几年来他们又陆续增添了插秧机、农药机等农机,数量总共达到了12台。“我们合作社的生意越来越好了。”徐跃说。
在农业机械化发展需求的刺激下,农机装备制造业也迅速崛起,形成了台州喷雾器、新昌茶机、温岭水泵、湖州收割机等一批农机产业集群,涌现出以浙江四方集团公司、中国超越控股集团等为龙头的一批农业机械制造企业。
截至2013年,全省已有农机装备制造企业超过5000家,实现总产值760亿元,居全国第四位,农机产品出口额居全国首位,履带式联合收割机、水泵、植保机械、茶叶机械、柴油机、拖拉机、农机配件等产品居全国领先地位,成为农机化和现代农业发展所需物质装备的有效供应库。
作者:颜伟杰 高晓晓
本文来源:浙江在线-浙江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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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门影院:农民算种地账:一亩地赚几百 不如打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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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种一亩水稻,肥料、种子、农药、农膜等农资成本要300多元、人工费用400元、土地流转费折算成现金在700元左右,一亩地总成本将近1500元。”张风说,2013年水稻市场价是1.32元/斤,按每亩600公斤单产计算,收入是1584元。如果不算上政府大户补贴,一亩地就赚几十元,“无论怎么算,都是不划算”。
3月21日,山东省聊城市茌平县贾寨镇村民在给小麦施肥。春回大地,各地农民又开始忙碌起来,进行一年一度的春耕备耕工作。近日半月谈记者走进田间地头,采访了山东、重庆、湖北等地多位种粮大户,他们反映,春耕备耕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但种粮效益低、风险大的现状仍让他们忧虑不已。种粮大户效益低以前农村有“散户种粮亏本、大户种粮得利”的说法,不过情况正在改变,现在不少种粮大户也是踩在盈亏平衡点上。在重庆市南川区大观镇铁桥村,种粮大户张风一边蹲在田坎边指挥工人撒种育秧,一边给记者算起了规模种粮的成本收入账。“现在种一亩水稻,肥料、种子、农药、农膜等农资成本要300多元、人工费用400元、土地流转费折算成现金在700元左右,一亩地总成本将近1500元。”张风说,2013年水稻市场价是1.32元/斤,按每亩600公斤单产计算,收入是1584元。如果不算上政府大户补贴,一亩地就赚几十元,“无论怎么算,都是不划算”。近年务农劳动力成本迅速上涨。记者行走在田间地头,放眼所及,田里干农活的几乎清一色是头发花白的老人。“现在农业劳动力短缺,60岁以上的老人成了种田‘主力军’,他们的工价也不低,平均每天要70元以上,给少了还不愿干。”一位种粮大户说。不少种粮大户反映,目前在农村劳动力价格大幅上涨、土地流转租金、农业贷款成本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下,农民规模种粮收益下降,粮价虽然在涨,但始终涨不过土地流转租金和劳动力成本,这在很大程度上冲掉了大户补贴等惠农政策带给农民的收益。“每年开春,秧苗还没栽到田里,就要预先给农民支付近100万元的土地流转金。这样大的一次性支出,想起来都觉得风险不小。”重庆市荣昌县清江镇种粮大户唐运毅说。唐运毅2012年流转了1000多亩水田种水稻,租地当年就出现亏损,第二年也仅保本。他告诉记者,县内一些水源、基础设施较好的村社,稻田平均流转价格已经涨到七八百元一亩,比2009年时高出200多元。大户租地成本压力一年比一年高,效益却没见起色。山东省东明县马头镇富民源小麦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刘修甫对此也深有感受。刘修甫说,这两年土地流转费用上涨明显,2007年流转土地年租金为300元/亩,现在已涨到600元/亩~700元/亩。“算上种子、化肥、农药、人工,种粮的年成本约900元/亩,再加上700元/亩的年租,总成本就是1600元。”刘修甫说,这样算下来,一亩地每年就赚几百块钱,现在农民出去打工一天至少能赚100多元,干得好的有两三百元,怎么都比种地强。靠天吃饭风险大湖北省随县种粮大户肖保新去年光抗旱就花了二三十万元,一见到记者他就大吐苦水:“虽然抗旱花了不少钱,但还是减产近30%,亏了30多万元,再这样亏下去,土地流转费都付不起,真不知道如何收场了。”近两年连续亏损了四五十万元后,肖保新坐不住了,他打算转变种植结构和经营模式。“以后要种有机稻,今年先试种500亩,争取卖出好价钱;今年还要建几十个大棚种蔬菜。”肖保新说,种水稻没效益,只能种蔬果规避风险了,不能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肖保新表示,水利等农业基础设施差是农民种田“最发愁、最不满意”的一点。由于相关部门土地平整过程中,沟渠、泵站等水利配套设施建设标准与实际需求不匹配,每年至少要拿出5万元搞水利配套。湖北省监利县周老嘴镇火轮村种粮大户周成山去年同样因为天灾亏损严重。周成山先后流转了2017亩田地,去年6月至8月干旱了50多天,一亩地抗旱花了50多元,但每亩还是减产了50多公斤,加上粮食价格下跌,每亩收益同比下降了三四百元。“去年亏了27万元,今年就退掉了400多亩地。”周成山说。山东的刘修甫也认为自然条件,尤其是灌溉用水,对粮食生产起着决定作用。“靠天吃饭、看天种粮还是主流,想着旱涝保收,难!”刘修甫的400多亩麦田,只有20来亩尚未灌溉返青水,接下来准备喷洒除草剂。刘修甫告诉记者,由于地势、水利条件较好,自己每亩只需花10元钱,采用自流漫灌的方式,就足以达到灌溉要求。小麦的灌浆期,是粮食产量形成的重要时期,对灌溉用水有很大需求。刘修甫说,每年的灌浆期,都盼着老天能多给点雨,千万别出旱情。“每年灌浆,麦子都密密地站在地里,人根本进不去。所以即便有水源,也未必能把地浇透、浇遍。”刘修甫说,自己也不是没想过添置喷灌、滴灌设备,但一方面基础投资不小,资金压力大,另一方面铺进地里的管道,又会影响粮田机械化,几经权衡还是放弃了。政策扶持要到位种粮大户们认为,要真正使种粮有效益,农民种粮有积极性,一方面是要加大对种粮新主体的扶持力度,特别是要加大各类补贴力度,规范操作运行,确保各项政策不折不扣兑现到农民手中,使种粮有效益、不吃亏、得实惠。另一方面,要对稳定多年的种粮规模经营主体优先安排基础设施建设,在国土整治、高标准农田、农业综合开发、粮食基础能力建设、粮食高产创建、测土配方施肥等方面向种粮大户及粮食专业合作社倾斜。刘修甫说,为了解决秋季“看天晾晒”的问题,他准备建一座标准粮仓,土地硬化、设备购置等费用约100万元,这是一笔不小的投资。“我希望得到机构的扶持,要不然只有依靠高利息的民间借贷了。”刘修甫说,2012年,他为了支付土地流转费用,向私人借贷15万元,月息1.2%,年利息超过2万元。“我是没办法,银行机构贷款手续多、时间长,加上种粮本就收益低,银行也要考虑风险成本不是。”刘修甫说,土地流转都是先交土地流转费,几百亩土地的年流转费一次付清,换谁都吃不消。种粮大户们呼吁,国家应下决心破解种粮风险大、农民贷款难等痼疾,同时要把已出台的政策落实好,让种粮农民真正得到实惠。湖北监利、随县等地的多位种粮大户向记者反映,去年托市收购启动较晚,他们的粮食大量以每斤1.1元左右的价格贱卖,托市效益大量被粮贩子和收储企业赚取,卖“义气粮、关系粮”的现象普遍。监利县黄歇口镇种粮大户夏卫华说,去年监利7月25日启动托市收购,他的粮食没地方放,7月15日以每斤1.12元卖了20多万公斤,7月25日拉了3车共3万公斤粮食去粮店卖,排了3天队才卖出去,散户的粮食粮店干脆不收。周成山的100多万公斤中稻也大多以每斤1.1元卖掉。“每斤1.35元的托市价是7月下旬出的,但我们那里真正实施拖到了10月底,那时候老百姓的粮食早就卖光了,钱都被有关系的粮贩子赚走了。”周成山痛心地说。(记者 张志龙 李松 王贤)一个小村庄的种粮新路山东省夏津县郑保屯镇郑保屯村通过“土地托管”的探索,分步解决了怎么种粮、如何流转、如何经营三个问题,推动了土地由分散经营向规模化、市场化、集约化经营的转变,促进了农民增收、农业增效,给人以启迪。怎么种粮:“分”还是“合”3月29日,春风吹过齐鲁大地,麦苗舞起层层绿浪。郑保屯村村民正在给成方连片的小麦浇头遍“返青水”。郑保屯的历史最早可追溯至明代的军屯制度,如今的郑保屯村靠近运河,全村一万亩土地连成一片。近年来,随着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高,郑保屯村一家一户土地分片经营模式的弊病逐渐显露出来:每家种的小麦品种不一,病虫害防治要求各有不同,收获日期也不相同,大型收割机很难派上用场,分散经营成本高,粮食也卖不上价。和全国大部分农村一样,郑保屯村也面临农业劳动力匮乏的问题,在田里耕作的大多为妇女或60岁以上的老人。全村1300多户村民中,有600余户以经营梳绒机为主要收入来源,100余户加工汽配软管,还有三四十出打工。村民姜福良算了一笔账:去年他家5亩4分地,每亩地收小麦1200斤,每斤1.17元;玉米1300斤,每斤1.02元,一年两季粮食毛收入约1.47万元。而化肥、农药、种收、浇水等成本,每亩地每年要1200元。一家人忙活一年,也就剩下八千多块钱;而家里的5台梳绒机,每年纯收入至少3万元。尽管种粮投入多、收入低,但是自己的责任田也不能撂荒。因此,每到麦收时节,村里人都会放下手中挣钱的活计回到地里。在天津打工的村民胡成曾因为麦收,少拿了一个月整整3000元的工钱。“算起账来,这麦子种得不值喽!”他喃喃道。国家关于土地流转的政策出台后,经过召开村民代表大会讨论,郑保屯村的干部群众都看准了一个理:这地分着种不合算,得合起来种!如何流转:“租断”还是“托管”虽然统一了思想,但要把地“合”起来种,郑保屯村还面临一些问题。首先,虽然种地收益不高,但土地是庄户人家的“命根子”,把地拿出来,群众接受得了吗?其次,当地每亩地每年流转价格1000块钱,全村一万亩地每年租金就1000万元,谁有这个家底和魄力?第三,村里的地都是基本农田,只能种粮,一亩地纯收入也就1500块钱左右,万一再赶上个旱灾涝情的,赔了咋办?显然,目前在很多地方流行的“租断”式土地流转形式在郑保屯村行不通。于是,村民开动脑筋想办法。他们结合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分”的优势与土地规模经营“统”的功能,采取了“托管”的形式。所谓托管,就是部分不愿耕种或无能力耕种的村民,把土地委托给种植大户或合作社,由其代为耕种。这样,农户没有与土地剥离,种植大户与合作社也无需支付流转费用,风险由农户均担。2013年4月,在村民自愿的基础上,全村一万亩土地全部“入托”,并由村党支部牵头成立了“粮丰恒兴”粮食种植专业联合社,管理“入托”土地,同时,下设“兴农”、“红军”、“无名”三个粮食种植专业社,并吸纳了“通田”农机专业合作社和“家家丰”农技服务合作社。村党支部书记、“粮丰恒兴”粮食种植专业联合社社长黄亮存介绍,村里对土地“入托”采取分步示范原则。目前,基本为“半托”模式,即合作社为农民种田提供劳务、农资等服务,种田收益全部归农民,合作社收取劳务和农资费用。待群众认可度高了,再实施“全托”模式,也就是农民把土地交给合作社,合作社扣除经营和管理费用,收益归农户。目前,郑保屯村已有100亩土地作为试点,实行“全托”。如何经营:“小农化”还是“产业化”“土地‘入托’只是个形式,如何经营才是关键。”黄亮存说,地“合”起来了,如果经营还是老模式,效果未必理想。种粮的优势在于机械化程度高,可以在经营模式上走“产业化”路子。村治保主任、“兴农”粮食种植专业社社长黄勤福介绍,郑保屯村从四个方面实现了产业化突破。一是实现了订单农业。联合社与面粉加工能力山东第一的发达集团签订了5年合同,604户村民的4300亩地种植了发达集团冀麦面包专用小麦品种。同时,发达集团还计划推广有机小麦,引进平原养牛场,实现5亩地1头牛的养殖规模,通过青贮饲料“过腹还田”,逐步实现有机小麦生产。二是农资订购“一条龙”。联合社与安徽一家化肥厂签订了供销协议,统一供应化肥,不仅每袋价格比市价低30元,而且送货到地头、保证质量。三是种植收割“产业化”。“通田”农机专业合作社被纳入联合社后,由20名农户、67台农业机械,统一负责全村一万亩土地种植、收割。四是粮田管理社会化。“家家丰”农技服务合作社技防队长黄新江和4名队员,利用12米宽的喷药机械,就管理了全村的土地。这种机器每台每天可管理240亩地,不仅防治蚜虫等病害,还能为庄稼补充微量元素。同时,浇水、施肥也都实现了“社会化服务”,浇水每人每天150元,施肥每亩地10元钱……在郑保屯村,职业农民已经从田间地头走来。经过2012年至2013年种植季的义务服务引导,在2013年至2014年种植季,联合社又调整了盈利方式。黄亮存介绍,今年除去种子、化肥、人工、种收等成本后,农户获得所卖粮食纯利润的60%,联合社则提取40%作为公积金用于日常运转,以及抗水旱灾害、更新农机等。年底,联合社在公积金中抽取1%至3%作为管理费,为联合社工作人员开“工资”。如果再有剩余,将返还给农户。村里土地“合”起来种以后,农民实现了增收。据了解,合作社成员可通过农业机械参股和农技防治参股的方式获利。“通田”农机合作社监事会会长范召入,自己拥有两台拖拉机、一台玉米收割机和小麦收割机,每年可通过合作社耕种、收割挣17万元。当然,新型农机的投入也不小。再说普通农户,村民姜桂齐是农电工,平日没时间打理责任田,这次他把4亩地“全托”入社。这样一来,每亩地化肥便宜30块钱、耕地节省20块钱、农药节省25块钱、收割省5块钱……算下来,比自己种粮每亩地少投入200元。同时,由发达集团统一收购麦子,每公斤比市场价高8分钱,一亩地还可多收90多块钱。“现在不用自己操心,每亩地干挣1800多块钱。算上省下的时间干农电工挣的钱,收益比以前高不少呢。”姜桂齐说。“合”起来种地后,郑保屯村向上级争取资金也更容易了,如今,村里已经修了360米的沙石路、打了25眼机井、建了4台变压器。目前,他们正在申请建设两处扬水站,希望彻底解决机井浇地“不给力”的问题。(记者 许士涛 董玉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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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里不见年轻人 谁来接替种地
  “平时村里基本上看不到年轻人的身影。”江西省萍乡市职业种粮农民陈茂盛不无担忧地说,他已经55岁了,当前中老年人种田已经成为普遍现象,现在的田好歹还有人种,再过十来年,等我们这些人老了、种不动了,谁来种田就真成为一个问题了。
  职业农民是农业和农村发展的领头羊,资金、技术等实力比较雄厚,经营能力和抗风险能力也强于一般的农民。《经济参考报》记者近日在江西、安徽、四川、湖北等地进行调研,采访了众多新型职业农民。他们表示,在国家越来越重视“三农”、现代农业发展加速的新形势下,农业是有发展前景的产业,农民也可以是体面的职业。但在经营中,他们却遭遇了土地流转不规范、基础设施薄弱、贷款困难、保险制度不健全等困难,需要国家加大扶持。同时,由于当前农村留守种田的农民仍以中老年人居多,年轻人外出打工不愿回乡种田,他们也担心将来“找不到合适的人来种田”,农业依然后继乏人。
  “基础设施不完善,种田依旧很苦很累”
  种粮大户凌继河说,现在农田分散在一家一户,流转制度又不健全,很难做到集中连片,而且基础设施也很薄弱,机械化水平难以提高,种田依然很苦很累。
  凌继河是江西省南昌市远近闻名的种粮大户,目前共承包了18000多亩农田,聘请了127名农民。他告诉记者,在成为种粮大户前,他曾是当地有名的农民老板,开过酒店,卖过建材,做过手机批发,在返乡种田前,他原本设想在农业机械化推广普及的今天,种田应该很轻松,但几年下来,他发现种田依旧很苦很累,而其主要原因则在于当前我国土地流转制度不健全、农业基础设施太薄弱。
  “现在农机这么发达,理论上种田可以完全机械化,但现实就是实现不了。”凌继河以水稻收割为例说,现在一些大型收割机自带空调,而且可以一边收割一边把稻谷直接打到拖拉机里,但这种机械在我们这些小田块里根本施展不开,现在我们用的还是小型收割机,需要边收割边把稻谷装袋,然后还要人力扛到拖拉机上,非常辛苦。
  南昌市安义县西路村农民刘高美为凌继河管理了1000多亩田,年收入超过20万元。他告诉记者,去年他在外打工的侄子见他种田赚钱,执意要回来种田,“一年下来也挣了六七万块钱,但今年就不想再种了,因为七八月农忙时三四十度的高温,他们受不了”。
  “如今,通过规模化经营,一些职业农民获得了较好的规模效益,但要想让农民真正成为一个体面的职业,不仅需要提高他们的收入,还需要改善农业基础设施和生产条件,降低劳动强度。”凌继河说。
  记者在中部某农业大县发现,当地60%以上机耕道建设滞后,且农田不规则、落差大,机械化操作不方便,降低了机械使用率。
  湖北省荆州市江陵县农业部门的调查也显示,当地种粮大户承租的农田基础设施条件普遍比较差,抗御自然灾害能力较弱,农机化程度偏低。交通不便、道路不畅、排灌体系不健全、设施不配套、沟渠严重淤塞等成为种粮大户和职业农民迫切希望改善的问题。
  记者调查发现,由于农业基础设施不完善、种田依然“很苦很累”,一些职业农民虽然自己通过规模化种田获取了可观的效益,但他们普遍不希望自己的下一代继续种田,即便种田的收入比打工更高。
  江西省南昌县兰新乡农民万茂华从2011年开始大规模种田,年收入超过10万元。他28岁的儿子在南昌市一家公司上班,月薪3000多元。虽然儿子挣的钱远没有自己多,但万茂华却不想带儿子一起种田。他说:“种田太苦太累,不想让他们再吃这个苦。”
  “困难多风险大,希望有更多扶持”
  江西省九江市星子县农民袁松松告诉记者,现在新型职业农民成长遇到很多困难,亟需政策扶持,比如当前土地流转政策不完善,土地承租关系不稳定,银行贷款难办,职业农民都不敢做中长期规划和投入,影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袁松松以前在深圳公安局光明分局从事秘书工作,2008年12月底,袁松松辞去工作,带着妻子、女儿回到星子县承包了数百亩农田种植水稻,成为一名职业农民。袁松松告诉记者,现在新型职业农民成长遇到很多困难,亟需政策扶持,比如当前土地流转政策不完善,土地承租关系不稳定,职业农民都不敢做中长期规划和投入,影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在贷款方面也有困难。”袁松松说,职业农民流转土地需要有一定的资金,现在一百亩田一般要四五万元,这对于一个农民家庭来说是不少的,可现在银行贷款很难,农民又没有可抵押的财产,职业农民梦在最开始就被扼杀了。
  对于贷款难,湖北省武汉绿发源绿色时代农产品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王松也深有体会。他告诉记者,成立合作社以来,虽然顶着不少光环,但真正从银行贷的款不到200万元,而且还是用自己的房产和车子做抵押,现在他主要的融资渠道还是靠私人借贷,利息比银行高一倍。“职业农民一般都需要融资支持,但银行都是嫌贫爱富。我这里来的领导多,银行行长一面跟政府领导承诺支持新型职业农业,要给贷款,但转过头又对我们说银行风险控制难,贷不了款。”
  另外,农业生产受天气、市场等影响大,职业农民承担着很大的风险,“规模效益”易变为“规模亏损”。江西省九隆种粮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黎兵春告诉记者,去年7月,江西出现持续强降雨,合作社里有5000亩稻田被淹。这5000亩稻田中有2000亩之前已投过保险,但另外3000亩还没来得及投保,就被突如其来的洪水淹没了。“种田利润不高,但亏损起来却很厉害,即使买了保险也没用。”黎兵春说,农业投保金额低,最多赔付两三百元一亩,这连我们买种子的钱都不够,相对每亩1200元的前期投入来说无疑是杯水车薪。
  许多职业农民表示,当前我国粮食生产保险制度尚未健全,一旦遭遇大的自然灾害,他们“几年的辛苦钱都要搭进去,甚至不还够”。相对于普通农户而言,他们承受着更大的自然和市场风险,但享受的扶持政策却不对等,反而更少。
  江西省万年县石镇镇种粮大户周金来说,按照我国现行农业补贴政策,粮食直补、农资综合补贴等都是给原来承包土地的农民,真正从事农业生产的职业农民反而享受不到国家的这项惠农政策。“希望国家能针对职业农民在规模化经营中面临的突出问题出台相关支持政策,帮助他们更好地发展。”周金来说。
  “等我们种不动了,以后谁来种田”
  相比在经营中遇到的“近忧”,当前农村劳动力加速转移、新生代农民不愿种田,农业发展“后继乏人”的问题更让一些职业农民感到担心。
  今年55岁的陈茂盛是江西省萍乡市远近有名的职业种粮农民,2013年种了3000多亩水稻。他告诉记者,现在农村里年轻人不愿种田,农民出现了“青黄不接”的状况。“就拿我们村来说,现在留在家里种田的基本上都是年纪大的老人和没有什么文化的妇女,而且70岁以上的老年人占到了80%左右,平时村里基本上看不到年轻人的身影。”陈茂盛不无担忧地说,当前老年人种田已经成为普遍现象,不过不管怎样,现在的田好歹还有人种,再过十来年,等我们这些人老了、种不动了,“谁来种田”就真成为一个问题了。
  记者调查发现,当前在务农农民年龄偏大,即使在职业农民中,50岁以上的也占主导,呈现出“70后不愿种田,80后不会种田,90后不谈种田”的现象,农业生产面临着“后继乏人”的困境。
  湖北省2013年就职业农民调查发放问卷一万份,问卷对象是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一村一名大学生”回乡青年、参加过阳光工程创业培训的学员、大学毕业生在农业领域创业者、种养大户、农业社会化服务人员等。调查显示,88.93%的农户家里的孩子没有学农或者从事农业生产,69.08%的农户也不愿意自己的孩子从事农业生产当职业农民。形势很不乐观。
  农业生产“后继无人”,从长期来看将导致国家粮食安全难以保障,而从短期来说则直接推高了农业用工成本的飙升。“现在种田请人一年比一年难。”从2002年就开始大规模种田的江西省新建县联圩镇职业农民孙祖升告诉记者,他刚开始种田时,几十块钱一天别人抢着干,但这几年工价涨的太快,“2010年,我开出的工价还不到100元一天,而今年高的已经超过了200元,价格翻了一倍,但人还更难请,贴烟贴酒不说,工作时间还不能太长。”
  对于当前农业劳动力不足的状况,凌继河也深有体会。他告诉记者,往年春耕前,许多人都会到他那里抢田种,但今年一个也没有,相反还有很多人上门来主动要把田租给他,而且田租还降了一些。田租下降本该是一个好消息,但凌继河却高兴不起来。“这说明越来越多的人不愿种田了,以后我找谁来帮我种田就是一个问题了。”凌继河说,以前他最担心的是土地问题,“怕包不到田”,而现在最担心的却是“找不到合适的人来种”。(记者蔡敏、黄艳、周相吉、郭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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