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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六037 英甲
VS北安普敦
球队近况：
作为英冠联赛的降级球队，查尔顿的英甲处子秀惨不忍睹，面对，查尔顿竞技在半场占据优势的情况下下半场被对手连入两球，最终客场0:2完败。而在周中的联赛杯上，球队客场0:1输给了英乙球队切尔滕汉姆，状态之低迷可见一斑。不过即使如此，球队主帅德还是对球队表示宽容，认为查尔顿还需要一个适应过程，球队目标依旧是英冠。
预计本场比赛首发阵容：/逊
福克斯/考罗夫特斯 逊 恩戈约 卢克曼/哈兰 阿约斯 霍尔姆斯
北安普顿作为升班马，球队的首轮踢得非常气势澎湃。面对福利特，北安普顿从比赛开始就牢牢地控制了局面，比在上半场开场8分钟就打进一球，不过球队也出现了后劲不足的情况，最终被扳平比分。而在周中联赛杯上，球队通过加时淘汰了英冠的利，表现不俗。队内三大新援扎库亚尼，曼和雷维尔前两场比赛都非常出色，这也让球队主帅在赛后对三人大为褒扬，赞不绝口。
预计本场比赛首发阵容：史密斯/迪亚摩多 布坎南 扎库亚尼 斯/ 奥托儿
比蒂曼/雷维尔 。
比赛地点：
本场比赛将在查尔顿的主场山谷球场举行，预计比赛当日气温为16度，天气晴。
双方历史交锋记录：
两队近年来并无交手记录。
胜平负推荐：胜@2.08
在前两场0进球且都输球的情况下，查尔顿主帅塞拉德并没有大发，也可以表明他对场上的表现还是相对满意的。本场比赛回到主场，面对升班马北安普顿，公司开出了半球超高水的，受注后继续保持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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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理嘀咕
　　心理学家曾经通过实验研究证实，仅仅将人群分为“我们”“他们”，就足以引发对自己所属群体的偏好来。
　　随着非法的南海国际仲裁案引起我国政府的抵制，社会上掀起了一波爱国热潮。从积极的角度来看，当自己的祖国遭遇到与外国的纷争时，民众爱国情感高涨体现出一个社会众志成城，难以为外力所撼动的凝聚力。
　　但是，社会民众自发表达的爱国热情中，掺杂着一些令人不悦的杂音。像捕风捉影指责艺人；或者聚众袭扰肯德基就餐的顾客等等。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一些人表达爱国热忱时交织着狭隘、偏执和暴力的色彩。前几年，西安表达反日爱国的人群中，有人将无辜的日系车主砸成重伤；青岛的4S店更是被表达爱国热忱的人群焚毁……
　　从心理学角度看，人们爱国的情感源自与生俱来的天性。人们会自然而然地倾向于自己所属的群体，小到一个家庭，大到一个国家。心理学家曾经通过实验证实，仅仅将人群分为“我们”“他们”，就足以引发对自己所属群体的偏好来。这在心理学里被称为“内群体偏好”。人们爱国情感的心理学机制就主要源自这种“内群体偏好”。
　　但是，“内群体偏好”在心理学里还有另一个名称，“内群体外群体偏误”。这表明只要人群被分为“我们”（内群体）和“他们”（外群体），人们就会自然产生高估内群体、贬低外群体的倾向。说它是“偏误”，也就意味着这种倾向本质上可能“非理性”。换言之，人们偏爱内群体可能并不是基于逻辑和事实，而是出于一种情绪性感受。之所以如此，就在于人们从高估内群体，贬低外群体的过程中，可以给自己带来积极的情绪感受以及提高自己的自尊感。
　　因此，积极的爱国应该有意识地诉诸理性。一个自诩爱国的人，如果不能冷静下来，以理性的方式表达爱国诉求，那么他不经过大脑皮层的爱国情感泛滥，完全可能适得其反，不是帮到自己的国家，而是损害自己的国家，同时又戕害到无辜的他人。
　　特别是在全球化、多元化以及互联网普及的现时代，中国与世界无论从商业、经济还是社会、文化上都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交融。每一起令爱国者们感到愤慨的事件背后，可能都有着错综复杂的因素。就好比，这次有民众号召抵制肯德基，损害更多的反而是中国的店家、供应商以及投资者。如果一个所谓的“爱国者”不能够意识到应该保护本国同胞经商、就业、就餐的安全，只知道袭扰顾客，甚至打砸本国同胞的汽车、商店，那这样的“爱国者”根本就是犯罪者，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
　　所以，爱国更需要以理服人。我们要在国际社会中令人信服地喊出自己主张和诉求，有理说理，以理服人。而不是拼谁的嗓门大，拼谁更流氓无赖。
　　□唐映红（心理学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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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A04：专栏
爱国情感泛滥也会误伤他人
日 星期三 新京报
　　心理嘀咕　　心理学家曾经通过实验研究证实，仅仅将人群分为“我们”“他们”，就足以引发对自己所属群体的偏好来。　　随着非法的南海国际仲裁案引起我国政府的抵制，社会上掀起了一波爱国热潮。从积极的角度来看，当自己的祖国遭遇到与外国的纷争时，民众爱国情感高涨体现出一个社会众志成城，难以为外力所撼动的凝聚力。　　但是，社会民众自发表达的爱国热情中，掺杂着一些令人不悦的杂音。像捕风捉影指责艺人；或者聚众袭扰肯德基就餐的顾客等等。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一些人表达爱国热忱时交织着狭隘、偏执和暴力的色彩。前几年，西安表达反日爱国的人群中，有人将无辜的日系车主砸成重伤；青岛的4S店更是被表达爱国热忱的人群焚毁……　　从心理学角度看，人们爱国的情感源自与生俱来的天性。人们会自然而然地倾向于自己所属的群体，小到一个家庭，大到一个国家。心理学家曾经通过实验证实，仅仅将人群分为“我们”“他们”，就足以引发对自己所属群体的偏好来。这在心理学里被称为“内群体偏好”。人们爱国情感的心理学机制就主要源自这种“内群体偏好”。　　但是，“内群体偏好”在心理学里还有另一个名称，“内群体外群体偏误”。这表明只要人群被分为“我们”（内群体）和“他们”（外群体），人们就会自然产生高估内群体、贬低外群体的倾向。说它是“偏误”，也就意味着这种倾向本质上可能“非理性”。换言之，人们偏爱内群体可能并不是基于逻辑和事实，而是出于一种情绪性感受。之所以如此，就在于人们从高估内群体，贬低外群体的过程中，可以给自己带来积极的情绪感受以及提高自己的自尊感。　　因此，积极的爱国应该有意识地诉诸理性。一个自诩爱国的人，如果不能冷静下来，以理性的方式表达爱国诉求，那么他不经过大脑皮层的爱国情感泛滥，完全可能适得其反，不是帮到自己的国家，而是损害自己的国家，同时又戕害到无辜的他人。　　特别是在全球化、多元化以及互联网普及的现时代，中国与世界无论从商业、经济还是社会、文化上都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交融。每一起令爱国者们感到愤慨的事件背后，可能都有着错综复杂的因素。就好比，这次有民众号召抵制肯德基，损害更多的反而是中国的店家、供应商以及投资者。如果一个所谓的“爱国者”不能够意识到应该保护本国同胞经商、就业、就餐的安全，只知道袭扰顾客，甚至打砸本国同胞的汽车、商店，那这样的“爱国者”根本就是犯罪者，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　　所以，爱国更需要以理服人。我们要在国际社会中令人信服地喊出自己主张和诉求，有理说理，以理服人。而不是拼谁的嗓门大，拼谁更流氓无赖。　　□唐映红（心理学学者）<INPUT type=checkbox value=0 name=titlecheckbox sourceid="SourcePh" style="display:none">
更多详细新闻请浏览新京报网“爱国”理当凝聚而非撕裂共识/别再把“打假索赔”当成“敲诈勒索”
在南海仲裁案后，爱国这个“公约数”，几乎可以化约中国所有的主流人群。然而，一旦“爱国”走向了抵制洋快餐，变成了砸苹果手机，反而会成为撕裂共识的标签。
这段时间，“爱国”成了一个热词。从南海仲裁案所谓最终裁决公布后转遍朋友圈的“中国一点都不能少”，到传赵薇新片选用戴立忍、水原希子引来舆论“围剿”，再到多地肯德基门前人群聚集抵制洋快餐……如果有哪一个词能激发全民讨论的话，“爱国”肯定是其中之一。
这样的情绪，立即让很多人想到了四年前的。在那次反对日本购岛的游行中，一个年轻人用U形锁砸穿了一名日系车主的颅骨，因而锒铛入狱，徒留农村的老母亲偿还超过25万元的赔偿金。对于所谓“爱国”带来的过激情绪和极端行为，很多人有着高度的敏感与自觉。这也是南海仲裁案后，有人煽动青年上街，却呼应者寥寥的原因之一。毕竟走过四年，国人的心态与智识，也会变得更加从容和成熟一些。
应该说，“爱国”是最能凝聚起广泛共识的一种情感。在南海仲裁案后，爱国这个“公约数”，几乎可以化约中国所有的主流人群。然而，一旦“爱国”走向了抵制洋快餐，变成了砸苹果手机，反而会成为撕裂共识的标签。总体看来，爱国并没有错，而且应该理直气壮。不过，如若因为观点甚至是立场的分歧，将爱国污名化为“小粉红”、将反对不理性行为者称作“带路党”，却都是不可取的。这种撕裂本身，短期看不利于中国在各种问题上争取主动，长远看也必将影响到中国的发展。
也要看到，当世界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今天中国某个角落的新闻，也会迅速扩散到世界各地，甚至成为国际关系中的一环。浙江一位精准处置路面塌陷的交通协警，河北农村两位互为手眼种树播绿的残疾老人，都借由互联网、社交媒体成为“世界网红”。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些以“爱国”之名进行的偏激骂战、极端行为，也难免被传诸世界，构成世界“中国印象”中的一个暗斑。如何成为和谐旋律的参与者，避免成为噪音杂音的制造者，值得每一个为了国家的发展喝彩、为了国家的利益守望的人深思。
从中国发展的角度看，我们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也稳居世界前列。今日之中国，已经有底气、也有能力接受来自外界的挑战乃至挑衅，为自己营造更好的发展环境。作为大国国民，也可以更多一点“大国心态”“大国气度”，走出悲情的受害情结、狭隘的民粹主义，以更大视野、更大胸怀来思考国家与世界、个人与人类的问题。
不得不说的是，那些在肯德基拉横幅的“爱国者”，在很大程度上是不被了解的。这种一看可知的愚蠢行为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行为逻辑，或是有着什么样的利益纠葛，甚至是用什么方式进行组织动员，并没有被着力澄清。在这个角度上说，仅仅是纸面上的反思还远远不够，或许得更深刻地理解他们的想法和行为，才能减少无谓的、原则化的争吵，消弭狭隘的、偏激的“爱国”，真正让这两个字成为“最大公约数”。
爱国情感泛滥也会误伤他人
爱国更需要以理服人，而不是拼谁的嗓门大，拼谁更流氓无赖。
随着非法的南海国际仲裁案引起我国政府的抵制，社会上掀起了一波爱国热潮。从积极的角度来看，当自己的祖国遭遇到与外国的纷争时，民众爱国情感高涨体现出一个社会众志成城，难以为外力所撼动的凝聚力。
但是，社会民众自发表达的爱国热情中，掺杂着一些令人不悦的杂音。像捕风捉影指责艺人；或者聚众袭扰肯德基就餐的顾客等等。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一些人表达爱国热忱时交织着狭隘、偏执和暴力的色彩。前几年，表达反日爱国的人群中，有人将无辜的日系车主砸成重伤；的4S店更是被表达爱国热忱的人群焚毁……
从心理学角度看，人们爱国的情感源自与生俱来的天性。人们会自然而然地倾向于自己所属的群体，小到一个家庭，大到一个国家。心理学家曾经通过实验证实，仅仅将人群分为“我们”“他们”，就足以引发对自己所属群体的偏好来。这在心理学里被称为“内群体偏好”。人们爱国情感的心理学机制就主要源自这种“内群体偏好”。
但是，“内群体偏好”在心理学里还有另一个名称，“内群体外群体偏误”。这表明只要人群被分为“我们”（内群体）和“他们”（外群体），人们就会自然产生高估内群体、贬低外群体的倾向。说它是“偏误”，也就意味着这种倾向本质上可能“非理性”。换言之，人们偏爱内群体可能并不是基于逻辑和事实，而是出于一种情绪性感受。之所以如此，就在于人们从高估内群体，贬低外群体的过程中，可以给自己带来积极的情绪感受以及提高自己的自尊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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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在全球化、多元化以及互联网普及的现时代，中国与世界无论从商业、经济还是社会、文化上都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交融。每一起令爱国者们感到愤慨的事件背后，可能都有着错综复杂的因素。就好比，这次有民众号召抵制肯德基，损害更多的反而是中国的店家、供应商以及投资者。如果一个所谓的“爱国者”不能够意识到应该保护本国同胞经商、就业、就餐的安全，只知道袭扰顾客，甚至打砸本国同胞的、商店，那这样的“爱国者”根本就是犯罪者，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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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目抵制洋货是和自己过不去
正是伴随着苹果低价策略的推行，越来越多的中国中低产阶层才开始用上了iPhone，也顺势方便这家公司获得了唾手可得的抵制对象。
某公司下发通知，要求仍然在使用苹果手机的公司员工更换手机品牌。通知的内容堪称恩威并施的典范，对更换国产手机的员工予以数额不等的补贴，对胆敢跟风购买iP&hone7的员工作辞退处理，并永不录用。在这一流传甚广的通知最后，还附上了公司印章和总经理张云龙的签名，看起来颇为潇洒。
面对记者的采访，公司方面给出的回应是为了鼓励和支持“中国制造”。该公司一股东更称：“国产手机性能都很好，为什么一定要跟风购买高价的苹果手机呢？”国产手机和国外手机孰好孰坏，对个人来说，存在很大的偏好因素。公司股东可以认为国产手机好，但并不能就此认为公司的员工，甚至所有中国人都应该认为国产手机更好。市场经济的要义就在于提供了多种选择，购买手机的自由，这是员工理应享有的。
如此简单的道理，总经理应该会明白。只不过，他和股东在近来激进情绪的感染下，将公司变成了私人王国，将员工变成了士兵部下。只可惜，这样的“军令”没有法律效力，假如有公司员工因为买了iP&hone7被开除，完全可以申请劳动仲裁，甚至直接一纸诉状将公司告上法庭。不出意外，公司恐怕要赔上不少银子，名誉扫地更是避免不了。一个人得了好处，其他人群起而效法之，一来二去，好端端的一个公司，命在旦夕绝非危言耸听。
爱国货是有成本的，但不该如此挥霍，而应该拒绝这种滑天下之大稽的策略。有人会说，公司要求大家支持国产手机，这没有什么错。当然，支持国货是应该的，但市场竞争，优胜劣势，这一法则的使用效力早已超越国家范畴，但凡有市场的地方，好产品的号召力始终大于国货。反过来说，只有国货变成好产品的代名词，人们自然会支持国货。以支持国货的名义驱赶好产品，最终的结果一定是促使国货越做越烂。无数经验事实案例证明，被保护的产品从来都是一个下场———退出市场。
更为吊诡的是，iPhone手机之所以成为抗议、抵制的对象，一个很大的原因在于苹果公司的创始人乔布斯去世之后，iPhone重新调整的市场战略，即从原先的高端消费品调整为普通消费品。由此，也出现了iP&h&o&n&e&5&C、iPhoneSE这样的中等价格的产品。此外，在新产品发布后，旧款打折力度也十分大。可以说，正是伴随着苹果低价策略的推行，越来越多的中国中低产阶层才开始用上了iPhone，也顺势方便这家公司获得了唾手可得的抵制对象。否则，抵制对象一定会变成其他的常见产品。
当抵制成风，譬如已经出现了有人开着进口车进加油站加油，却因为车辆品牌属于美国而不给加的现象。此背景之下，要求员工不能买iP&hone的公司，也就免不了被认为有炒作的嫌疑。只不过，即便是炒作，这种暴露智商的做法，对于公司的名声可能也没什么好处。这家生产胶水的公司，其产品质量如何且不论，但领导们的思维却似乎被胶水粘住了。
北方城市，多考虑把雨水留住
目前北京相当多的路面路基层使用了透水性不强的混凝土，这也意味着砖的透水性再好，大量的地表水依然无法直接渗入土层。
南方的汛期还在持续，北方的雨季已经到来。每逢暴雨来临，即便是地下水超采的北方城市也会迅速进入“看海”模式，之后这些天然降水又迅速地通过地表河道白白流走，只留下伤害。为此，北方城市对天然降水的管理任务比南方城市还要多一分，不仅要预防城市内涝，还要利用天然降水补给用水困境。
如果单单只是预防城市内涝，这主要考验的是城市的排水设施建设和如何充分利用自然河网的调节能力。这几年，我国多数城市已经针对排水系统开始了大规模的改建，但从今年南方城市接受暴雨实战考验的情况来看，并未达到此前预期的排水防涝目标。
如今，排水防涝问题还没完全解决，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海绵城市建设的指导意见》，未来不再是单一的解决城市排水问题，还要最大限度地减少城市开发建设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将70%的降雨就地消纳和利用，更加长远地考虑了城市发展需求。
但考虑到要具体落实2020年20%的旧城区达到70%的年径流总量控制率，2030年有80%的建成区实现70%的年径流总量控制率，挑战就分外巨大。不单单是发达国家做到这点用了整整30年的时间，更是因为我国城市建设基础工程方面的历史欠账较大。按照现有目标，必然涉及大量的改建工程，考验严峻。
撇开执行的难度，目前制定的海绵城市方针是更加科学的目标，瞄着这个目标去努力总归有价值。以北京为例，北京是个严重缺水的城市，但整体降雨量并不少，只是每年超过八成的降雨集中在夏天，而其中还有八成的降雨集中在七月下旬和八月上旬，很容易形成内涝。此外，北京还因为地下水超采带来了地面下沉的问题。
对此，北京已经进行的一些有益试验依然值得进一步发展。以石景山游乐园为例，其屋顶积水系统总容积约为85立方米。这样的尝试颇好，但在容量上还是太保守了。北京的年均降雨量按600毫米计算，夏季降雨大约能达到500毫米，也就意味着大约二十平米的区域理论上可以收集一个立方的雨水。为此，北京市区的屋顶积水系统还有更大的潜力可以挖掘，别让雨水白白流走。
在渗水方面，北京绝大多数的步道路面使用了透水砖。但是，透水砖的路面透水性能发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铺在砖下的混凝土。目前北京相当多的路面路基层使用了透水性不强的混凝土，这也意味着砖的透水性再好，大量的地表水依然无法直接渗入土层。为此，不仅需要新建设的项目中更多地采用透水混凝土，还要针对城区的既有路基进行大规模的改建。
从防止城市内涝到建设海绵城市，提出了更高的城市管理要求，同时也提高了监管的门槛。城市内涝如果治理得不好，暴雨之后就可以及时暴露出来，而海绵城市的效果，难以直观感受，需要依靠对建设工程的全面把控。
“逆城镇化”，尊重个人权利是首位
无论“逆城镇化”是局部存在还是普遍现象，尊重个人权利都应放到首位。
新华社记者近日赴安徽、四川、湖北等地调查发现，多数试点中小城市已经全面放开农民进城落户，但在“零门槛”前，农民落户意愿普遍不高，试点城市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普遍低于预期。甚至有不少城市户口的人想把户口迁回农村，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逆城镇化”现象。
趋利避害是人的自然选择。出现“逆城镇化”现象，显然是理性选择的结果。过去，城市户籍人口在就学、就业、入伍等方面享有比较优势，城市户口因而含金量高，农转非是许多农村人口的梦想。但是，现在在发展机会上，城乡已无显著差别。城市户口已非农村人口打破板结社会层级向上发展的唯一渠道。此外，在城市工作的农村人口尽管在社保待遇上仍与城市户籍人口存在差别，但在即时回报率上，是否为城市户籍人口已非主要考量条件。相反，保留农村户口还能提供“安全阀”式的作用，一旦城里工作受到影响，还可以回到农村谋取生路，享受推行多年的“惠农政策”的增值利益。
可以说，“逆城镇化”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城乡差距缩小和农村户口含金量的提高。但是，“逆城镇化”客观上也对国家政策规划造成了一些困扰。根据国家“十三五”规划，未来五年我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需提高5.1个百分点，这意味着政策预期是1亿人左右进城落户成为新市民。“逆城镇化”现象的出现，有可能影响城镇化率的提升速度。面对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
无论“逆城镇化”是局部存在还是普遍现象，尊重个人权利都应放到首位。过去在新农村建设中，有些地方出现过赶人上楼等现象，唱歪了新农村建设的经，失去了民意的配合，这样的教训需要汲取。尊重个人权利，不仅意味着尊重农村人口的选择权和迁徙权，还意味着要想方设法扩大农村人口进城落户后的相应权利。如果新老城镇户籍人口的发展和社会保障权利做到了尽可能公平，“逆城镇化”就不会取代新型城镇化的进程。
在尊重个人权利的同时，还需重新检视，是否存在阻碍农村人口落户的制度性因素。实际上，这样的因素确实存在。比如，农村土地权益、粮食直补、退耕还林、农村五保、扶贫等是农村户口独有权利，进城落户后这些权利有可能失去。又如，农村人口进城落户后，其原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是否还能保留，如何退出，谁负责对其原有财产性权益进行公正评估，评估后是否能够得到相应补偿等等，都还缺乏明晰设计。
清晰稳定的政策预期，才能让政策发挥效应。当下最重要的，不是对城镇化率进行量化考核，而是对制度设计的进程进行量化考核。明确了对农村人口原有权益的评估和变现机制，明确了对新市民的权益保障，同时保证农业生产能力不下降，提高城镇化率才能畅行无阻。
化解邻避效应，政府可率先垂范
如果环保设施建设“一闹就停”，在这种恶性互动中，最终会导向政府、企业、公众利益共输的零和困局。如何走出“邻避效应”困局？应对之策并不少，比如政府可以建立补偿机制。
近年来，因垃圾、污水、危险废物等环保设施建设所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而大部分事件的最后结果都是“一闹就停”。在一些人看来，垃圾焚烧发电厂只要不建在我家附近，随你们建哪里。“不要建在我家后院”，就是人们常常提及的邻避思维，由此产生的冲突是谓邻避运动。
不难想象，如果环保设施建设“一闹就停”，在这种恶性互动中，最终会导向政府、企业、公众利益共输的零和困局。
我们每天都在制造垃圾，而垃圾不被有效处理，必然越积越多，反过来影响我们的基本生存。可是，你不同意垃圾焚烧发电厂建在你家门口，我也反对建在我家门口，那么，究竟该建在哪里？又该如何处理垃圾？将垃圾偷运到邻近省份，显然不可行；各地垃圾填埋场近乎饱和，继续填埋也不可行；随地乱扔，任其堆积如山，更不可行。既然焚烧发电被誉为“目前实现垃圾无害化、减量化、资源化处理的有效方式”，那么，除了建厂还有更可行的方式吗？换句话说，为什么建厂不可行呢？
当然，反对在自家门口建厂，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社会进步的体现。一方面说明公民的权利意识在增强；另一方面也反映权力变得谦抑。正如胡舒立所言，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专制时代，在听命于政府指令的计划经济时代，不存在此类冲突。但是，进步归进步，在此问题上达成共识，才更为关键。
如何走出“邻避效应”困局？应对之策并不少，政府可以从提高公信力入手，比如在信息透明上下功夫，在倾听民意上下功夫。决策、规划、环评、选址和建设等所有环节，都不搞突然袭击，不让民意缺席。政府还要做好监管文章，对现有环保设施严格检查，确认各项环境规范和标准是否落实，对不合格设施限期整改，对大型环保项目污染物排放在线实时监测，对弄虚作假等违法行为依法严惩。
此外，政府还可以建立补偿机制。据报道，韩国一些城市在修建殡葬设施时也曾遇到阻力，为此，相关机构给出的项目补偿金高达300亿韩元，这对一个村子来说是非常可观的数字。同时，政府还拨款100亿韩元用于村内基础设施建设，50亿韩元发展基金由村民自己决定用途。这里的逻辑颇值得玩味：将厂建在附近，居民会觉得受伤，而拿到补偿金则会心理平衡。
以上种种，是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我们的一些部门也在努力接轨。可是，久为“塔西佗陷阱”所困的政府部门，很难一下子提高公信力，而环保设施又不能久拖不建，怎么办呢？笔者以为，政府部门不妨率先垂范，比如一些环保设施能否先建在政府部门附近，然后逐渐铺开。这有两大好处，一来可以打消民众的疑虑和恐慌，二来可以提高监管力度。
在发达国家，轰轰烈烈的邻避运动唤醒了公民的参与意识，也推动了法制的健全。因此，走出邻避效应的困局，让我们的家园更美好，让社会建设更健全，让法治进步更明显，我们需要更切实的行动。
别再把“打假索赔”当成“敲诈勒索”
不管证据是否充分，也不管打假者要求是否能实现，要求事项合法、手段合法都是打假索赔与敲诈勒索的最基本区别，办案机关对此不能丧失起码的辨别能力。
近日，广东博罗县公安局对被其非法刑事拘留的打假人黄载回、陆元昌、范海3人作出国家赔偿并赔礼道歉。案情是，3人多次购买问题食品，向商家要求10倍价款的惩罚性赔偿，却被广东博罗县公安以涉嫌敲诈勒索罪刑拘。最终，博罗县检察院依法监督，对不构成犯罪的黄载回等3人作出不予批准逮捕决定。3人于同年8月10日被无罪释放，终得国家赔偿。
尽管该事件已经落下帷幕，但博罗县公安局不对违法生产销售产品的厂商追责，而是对打假人追责，所产生的影响无疑是十分恶劣的。而且，由于“打假索赔”与“敲诈勒索”有着本质区别，博罗县公安局相关人员甚至存在滥用职权之嫌。
首先，所谓敲诈勒索，指的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被害人使用威胁或要挟的方法，强行索要公私财物的行为。打假索赔其实是打假人以消费者身份，作为受害人依法就所受损害行使赔偿权。所以打假索赔的性质不是非法占有受害人财物，而是打假人作为受害人进行维权，这与无端索要财物的“敲诈勒索”有着根本区别。
其次，敲诈勒索作为犯罪行为，不仅目的违法，而且犯罪手段也通常违法，比如以给受害人或与其关系密切的其他人生命、健康、名誉造成损害进行要挟。相反，打假索赔提出的惩罚性赔偿要求不仅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食品安全法》等法律法规所支持的，而且其所运用的向消费者协会投诉、向人民法院起诉、向社会曝光等手段也是合法的。何来犯罪之有？
至于实践中出现的以向社会曝光相要挟要求商家过高赔偿的问题，实是双方进行利益博弈的过度维权问题，不具有敲诈勒索罪的构成特征。况且，与威胁侵犯名誉权不同，将有缺陷商品向社会公开，本就是正当行为，也对社会有益。
不管证据是否充分，也不管打假者要求是否能实现，要求事项合法、手段合法都是打假索赔与敲诈勒索的最基本区别，办案机关作为专门法律机关应当不难区分。办案机关如果珍视手中权力，并对公民权利予以敬畏的话，即使把握不准，也应向上级汇报请示，慎用强制措施。也因此，只有严格落实错案追责制度，让办案人员鉴于错案后果不敢滥用权力，才会认真负责每一起案件，不再把“打假索赔”当成“敲诈勒索”。
当然，“打假索赔”与“敲诈勒索”也并不是没有任何关系，如果所购商品没有相关缺陷，“打假者”为了获得“赔偿”伪造证据，故意捏造商品有缺陷的事实，性质则会由依法赔偿转变为非法索取对方财物，很可能会构成敲诈勒索罪。即便因为勒索数额低、构不成犯罪，也可能侵犯对方名誉权，引起民事赔偿。所以，在执法机关严格区别“打假索赔”与“敲诈勒索”的同时，打假人也应把握分寸，注意手段的合法性。
学术不端根在论文评价
学术不端刹不住车，问题的关键出在畸形的论文评定机制上。
日前，教育部颁布了《高等学校预防与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办法》，加大了对论文抄袭的处罚。这是教育部第一次以国家部委规章的形式对高校学术不端行为做出规定。高校处理学术不端行为的依据由规范性文件上升为国家规章，体现了国家对学术不端的担忧和惩治决心。
不过，目前治理学术不端行为屡屡见诸报端，并非无法可依，而是因执法困难。为应对学术不端，这些年，几乎每所高校都上线了“查重”系统，遗憾的是，雇人代写论文的兴盛、枪手公司的不断商业化，让学术不端更趋隐蔽化、复杂化，高校耗费了高企的成本“抓”学术不端，却依然让很多学术不端行为者“逃之夭夭”，“查重”系统、学术委员会徒唤奈何。
其实，学术不端刹不住车，问题的关键出在畸形的论文评定机制上。将论文当作学术评价机制本无可厚非，但当下论文却日益成为衡量科研人员毕业、职称、奖金、课题的唯一标准，有的学校保研，可以凭借几篇论文搞定；有的单位评职称，更是必须要看论文；至于教授申报课题，没有论文更是不行。如此，科研人员若固守“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的学术标准，恐怕得饿死。所以，教育部升格法规当然有必要，但改变现有的论文衡量一切的畸形学术水准，扯断论文与科研工作者之间的利益链条，才能真正让科研人员沉下心来搞学术，也才能真正让我们由“论文大国”迈向“论文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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