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文君小说&&《开片》（一）
母亲离开时，钧镇变成了钧州市，不到三岁的我，对这些变化还毫无概念。我上小学了，注意到新城区刚盖好的楼房，外墙上贴满了雪白的窄瓷片，房檐则贴着深红的瓷片，我们学校也是这样，放学了，从包着一层鲜亮刺眼瓷片的新城区出来，穿过北关城门，就是灰扑扑的老城区了。
老城十字街口连着东西南北四条大街，仅剩的北关那点儿城墙和带瓮城的城门已经用铁栅栏保护了起来，但门洞可以过车，城墙还可以爬。从写着“北拱神京”的城门上往城里看，能看见北关大街上一片青灰色的砖瓦院落。
姥姥嫁进来时，那些院落还都是秦家的。秦家有七房，分过家的，各方各院地过日子。当时秦家各房的人大多还住在北大街上，几十年，越来越多的外人混杂着住了进来，但我们的邻居中，老亲戚还很多。
姥姥曾经是六房的少奶奶，老亲旧眷一直还叫她六奶奶。六房那院，大门上的漆剥尽了，黑黄的木头还在壮心不已地炫耀着优良的材质，只有开关时才略带悲凉地于门轴处瑟瑟地落下一些木屑。仰头能看到门斗上生动依旧的雕花，流云百蝠，鹿嘴含花，桃之夭夭，喜鹊登枝……秦家各房的门头都有这样的木雕，明八仙刻的是人物，暗八仙刻的是法器，大朵的牡丹开在云头笏板上是玉堂如意……真能说得清这些名堂的人并不多，但姥姥说我还不会走路，在她怀里抱着，就能指着说得一清二楚。
大门里面，其实已经成了逼仄的巷子，早辨不出几重几进了，很多户人家杂乱地挤在一起。我记事儿的时候，已经落实了房产政策，前院的房客都搬走了，姥姥只出租后院，且在通后院的过厅屋那儿垒起了一道墙，姥姥带着我，这才又过起了独门独院的日子。
院里有三间正房，两边是厢房，还有厨房和放蜂窝煤和杂物的小屋，角上是厕所，定期会有拉粪的在我们院墙外，掀开水泥盖板，清理粪坑。我很喜欢拉粪车的那头栗色骡子，听到它脖下的铃铛声，我就会溜出门，靠着青灰的砖墙看它清亮的大眼睛，那大眼睛里有个穿水红兜兜衫的小妞妞，无声地跟它说着话。
正房的门一年四季挂着帘子，冬天是沉重的棉帘，帘脚儿坠着压风的木板；春秋天是布帘子，我最喜欢那条湖蓝色的布帘子，上面有雨丝一样的线条；夏天是青竹帘子，竹篾子碧青，编竹篾子的线隔几年要换，刚换那年挂上去，雪白的线一点一点在竹篾间露出来，像嵌着两串珠子。
姥姥的日子过得讲究，讲究得无微不至，又不落痕迹。讲究倒未必奢侈，一样的黑疙瘩大头菜，跟后院那些人从一个咸菜摊子上买回来的，姥姥切得细如发丝，点了香醋麻油，搭白米粥吃。绝不像他们，把黑疙瘩切成黑檩条，夹在馒头里满大街跑着大嚼。
讲究的人必然是巧的，姥姥就是巧的。可惜我笨，姥姥恨起来，拿着尺子敲着我的手背，“白长了一双水葱似的手，捏根针跟拿根通条似的，笨死算了。”
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同龄人这样度过童年。长大后才知道，我大概能归入计划生育成为国策后的第一代独生子女，曾被报纸称为“小公主”、“小皇帝”的一群人，我这个“公主”当得有点儿惨。不过倒是被姥姥的尺子敲打得学了些特殊的本事，比如说我会锁扣眼，会缝被子，会把蝴蝶牵牛花、小猫钓鱼这样简单的图案描在的确良布上，用各色丝线绣成门帘或搭布。
我有记忆之后，生活里只有姥姥。母亲的美丽，是北关大街上余韵悠长的传说，特别是女人们，打量着我，嘴里说着记忆中母亲的眉眼，没来由会暧昧地笑，夸张地叹气，我觉得莫名其妙，却又无缘无故地满心羞恼。
小学二年级的暑假，一个陌生的阿姨，忽然到了姥姥家，说是带我去见我母亲。姥姥给我收拾了几件衣服，煮了几个鸡蛋，放在我的书包里，我背着书包跟那阿姨上了火车。我在母亲那儿一直呆到快开学，被另外一个陌生的阿姨领着，坐火车又回了钧镇。
北京，是个存在于新闻和故事里的地方，母亲在那儿做什么？
我从北京回来后就被人堵着问，大人小孩儿都问。我就是抿嘴不说。女人们拨拉着我蓬蓬的粉色纱裙，再扯一扯袜口翻过来的奶油色蕾丝花边，我被她们摆弄得两腮发烫。
东院那个夏天总光着脊梁、总也找不下媳妇的牛儿，坏笑着气我：“你妈傍上‘大款’了，不要你了！”
我噙了泪，咬牙说：“没有！”
“那你妈怎么又把你打发回来了？你说呀！”牛儿在院门口堵着我问，很快会招来一群人，对我母亲好奇的人实在不少。
我忍住了，什么也没说，捎带着把泪都给忍回去了。
出了趟远门，我忽然长大了，心底能存住事儿了。
我在北京一直住在大姨家。很久之后，我才理清了大姨与我们之间曲里拐弯的亲戚关系。这位大姨的母亲，跟我姥姥是远房表姊妹。母亲最初就是去北京帮大姨的女儿带孩子，带得能上幼儿园了，又去别人家带孩子做饭。北京似乎有很多人家需要保姆，母亲总是能找到活儿。
我去了，母亲也不能天天陪我，只有礼拜天才回来，带我出去玩。我大多数日子呆在大姨家，那院子很深，挤挤扛扛住了很多人家，大姨大姨夫都退休了，院子里还有不少跟大姨一样的老太太，大腔大嗓、热火朝天地过着日子，我倒觉得比跟着姥姥有趣。大姨夫一直在练各种各样的气功，不练功的时候很和气，笑眯眯领着我看回廊下的红漆柱子，还有他养在石榴树下的那缸墨色龙井。
我不肯说母亲是保姆，并非以此为耻，我那时候很小，还不懂革命工作有高低贵贱之分，我不说只是因为我听话，母亲不让说，姥姥也不让说，我就不说。
有时候，被人逼着问急了，我就想给他们编故事。我随口就能用一些听来的或是看来的不相干的东西编成有趣的故事，就像有人手指一绕就能把柳条编成漂亮的筐子。母亲曾带我在一家医院门口停下来买了一只赤豆冰棍儿，身后有人带着敬畏的口气说什么友好医院；一个女人匆匆走进那医院，身上带着来苏水和夜巴黎香水儿混合的味道——我记得母亲当时抽了一下鼻子，说来苏水和夜巴黎；我记得橱窗里纤细的皮鞋后跟以及那皮鞋的牌子；时髦女人额头上高耸入云的留海，后面爆炸开的卷发，都用一种叫摩丝的泡沫喷得硬邦邦的……差不多够了，我用这些就可以编个让他们张着嘴听的故事——总也没有机会，我稍微在外面逗留得长一些，姥姥就会找出来，一箭双雕地把我和堵着问我的人，都骂上一顿。
母亲带给我的真实感觉，很复杂，回头想想，八岁的我已经领略了百感交集。从出站口出来就见到了母亲，她看着我掉泪，我却有些呆——母亲跟那个带我坐火车的阿姨一样陌生，只是更好看。那晚母亲给我洗澡，一起上床睡下，我闻着她身上和我身上一样的爽身粉香气，忽然哭了，母亲跟着也哭了。
过了一星期，母亲再来大姨家时，拿着那条粉色的纱裙，把我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带我去动物园。在动物园意外地碰到了一位胖阿姨，母亲曾经在她家做过保姆，她见了我欢喜得拉着不丢手，跟母亲说舞蹈学院、考试什么的，还很懂行地拿手比着量了我的胳膊腿儿。我的命运就被这次偶遇决定了。
母亲对我说，要好好学习，好好学跳舞，我就能永远跟她在一起了。我记得她说话时的表情，脸红扑扑的，老是半垂着的眼睛也睁圆了，光闪闪亮晶晶的，说了一遍又一遍，唯恐我听不懂，记不住。
那时候，各种少儿艺术培训班还不像后来那么遍地开花，不过也已经有了，只是不大像样。我把母亲的信交给姥姥，姥姥就带我去找母亲的一个同学。那个同学是个小学老师，姓王，我叫她王老师。她爱人也姓王，早年毕业于国家舞蹈学院，如今在群艺馆工作，我也叫他王老师。男王老师就是我的舞蹈启蒙老师。
读研的时候，一位教“西方艺术史”的老师说，我们至今还在用训练杂技演员的方法培养舞蹈家，着实荒谬。我不知道他说的对不对，反正从一开始我就注定不会成为舞蹈家。舞蹈对我基本就意味着踢腿下腰折磨自己的身体，但我依然很刻苦地练功，因为母亲说，好好学跳舞，我们就能永远在一起。
无论是姥姥敲打下学的女儿手艺，还是群艺馆王老师的舞蹈训练，我都不喜欢，却也习惯了。我同样不喜欢，却很习惯的，是一个人的夜晚。
从记事起，我就是一个人住。姥姥跟我分住正房的两个房间，中间隔着堂屋。所以，除非偶尔有留宿的远来亲友，我童年的夜晚都是一个人度过的。总有东西，在我睡着之前，搅扰着我，让我忍不住要流泪。春天秋天是院子那些花草的气味，要是下雨还有雨的声音和气味，冬天却是那份静，尤其是雪后，仿佛天地都冻得不能呼吸了，我缩在被窝里，积雪下那些干枯的树枝发出细微的开裂声……这种时候，我的心突然会被一种东西抓住，揪扯，困意再也不来，难受得眼泪会流出来——我还太小，不知道那种感觉叫作寂寞……
最难熬的是夏天。放学后在院子里做作业，吃晚饭，偶尔姥姥心情好，吃完饭能让我看一会儿“七巧板”，更多的时候，姥姥吃完饭就插好院门和房门，上床睡觉了。外面还是大亮的天光，后院那些小孩成群结队地在街上呼啸而过，叽叽嘎嘎地笑着，奔跑追逐，姥姥的话，野马一样。
我也想像野马一样，可惜不能。揣着野马一样念头的我，当然不可能睡着，下了床，拖张草枕席坐在堂屋的青砖地上，歪着头，看宽厚的木门和门槛之间的缝里透进来的明亮光线，想着有什么有趣的游戏，可以像野马一样奔跑，却不会弄出任何声响……那些有魔力的光线带着奇迹降临，我开始给自己编故事。
我编的故事常常让自己流泪，泪水无声无息地滚下来。我都不记得自己是什么时候学会这样不发出声音地哭，我能很好地控制自己的鼻息和呼吸，即使在落泪的时候，也能让自己的声音一如往常，应付姥姥突然的呼唤。
姥姥最看不惯谁动不动就淌眼抹泪的样子，她那鄙夷不屑的表情，弄得我一直到现在，偶尔多愁善感那么一会儿，还有罪恶感和羞耻感。
不管自己编的还是别人编的，不管是快乐的还是悲哀的，只要是故事，我都喜欢。电视机我做不得主，只有去书里找故事，寻到每本书，能被我嚼得连渣儿都化了。我从来没有向姥姥要求买故事书，甚至脑子里都没出现过这种妄念，母亲跟我们的联系是一封封的信、汇款单和一袋袋漂亮的糖果。那些糖果被姥姥控制着，酌情发放给我，我从来不吃，替每样糖果编一个来历非凡的故事，然后把故事和糖果放在一起去换同学手中的故事书。那时候“忽悠”这个东北方言里的语汇还没传遍大江南北，我不知道该怎么命名自己的江湖骗术，心虚却是有的。但我很注意分寸，绝不会惊动老师和家长，渐渐地我倒也积攒了下了几本书，最喜欢那一套橘色封皮的《意大利童话》。
我对故事的瘾越来越大，跟着男王老师学跳舞，早把心操在了女王老师那成架的书上。三年级以后，认的字足够我读她那些没有插图的厚书了。每周上完课，还书借书成了惯例，女王老师对我很大方，我倒有些过意不去，破天荒朝姥姥要果仁巧克力，攒下来，还书时带给女王老师，她反应很强烈，又是笑又是叹的。
这些都要瞒着姥姥，姥姥不喜欢故事。不过对姥姥阳奉阴违的日子，终于要结束了。
十二岁那年，我考上了国家舞蹈学院附中。走在北关大街上，老亲旧邻的目光跟头顶的烈日一样灼得我脸皮发烫，女人们还会拉住我从头到脚得掰扯着看。我比平时更加不愿意出门，只在自己屋里闷头看闲书。那天听见姥姥叫我，掀开门帘出来，一个陌生男人坐在堂屋里抽烟，雪白的衬衣，看上去很文弱。姥姥开口，说他是我爸。
这话像个雷似的在我头上炸开——父亲是我生活里的禁忌，偶尔想想，年幼的我自然想不清楚，可也不会去问，不敢。严严实实遮着父亲的幕布忽的揭开了，刺眼的投光，还有雷一样的配器——我的父亲生了一张如此瘦长的脸。
我竟是怕他的——我手把绣了紫红牵牛花的半截白门帘，有点儿想往后退，却又怕那“雷”追着我进到里屋去，竟然硬着头皮朝他笑笑，挪到了门口，靠着门框，低头，忽然很想哭，但还是忍住了。
姥姥慢条斯理地说了句：“妞儿大了，出息了。”
姥姥就是这样，家常话，淡淡说，可不知怎么的，就让人觉得被她压了一头。对这个“前女婿”，她的傲慢更不会收敛。姥姥的傲慢不是无礼，反倒是礼数周详，只是那礼数是她自矜身份，对方是阿猫阿狗却无所谓。
父亲大概也知道这趟来得尴尬，这些年对我不闻不问——他走后，姥姥说，他又有了一窝老婆孩子。他丢了烟蒂在砖地上，起身到我跟前，跟我说了句什么，我脑袋嗡嗡只响，根本没听见，只记得他塞了张一百块钱在我的口袋里。
父亲走了，我掏出那一百块钱放在方桌上，拿笤帚扫他留下的烟蒂，青砖缝里灰白的烟灰，我也拿扫帚尖儿给挑干净了——省得姥姥啰嗦，洒了清水，下了半截竹帘子，我正要走，一直坐在方桌边的姥姥还是叫住了我，“收起来吧——”
她朝桌面上卷着的一百块钱努嘴，我过去，没有拿钱，倒是拿起了父亲喝过的茶杯，到院子里的水龙头下刷洗。
白花花暑天的日头晒着我的脸，脸上汗津津的，眼角的余光忽然看见一道浓黑的影子投到我身后，是张瘦长的男人脸——他又回来了？我惊得一跳，杯盖失手掉在水泥池子里，碎了。碎瓷器的声音过后，院子里一静，连槐树上的知了都被吓得顿了一下，缓过神来才蝎蝎螫螫大惊小怪地叫起来。
我也回过神来，那不过是厨房窗台上一只扭曲变形的塑料瓶的影子。我在院子里磨蹭着，不肯进去看姥姥的脸色。姥姥说什么我能猜到：东西倒没什么，姑娘家最要不得就是冒冒失失，心慌意乱……
那茶杯倒真不是什么好瓷器，日杂店里买来的处理品，钧镇是出名贵瓷器的地方，颜色好的杯盘瓶罐多了，只有姥姥用这寡素素的青花，故意要跟人不一样似的。我看了看杯上眉眼不清的八仙，丢在了水池沿子上，扭脸看见卷了下端的帘底出现了姥姥的半截老蓝裤子和雪白的袜筒。
姥姥没有出来，只是在帘子后面淡淡说：“你也值当的？认他作爸，那是人伦，这些年他跟异姓路人有什么两样？拿一百块钱来，不够打嘴现世的！”
父亲那“打嘴现世”的一百块钱，还是由姥姥收起来了。那天我的收获是对父亲的容貌有了具体的印象，十二岁的我，为此心慌意乱地打碎了茶杯盖。过后几天，父亲的出现和那一百块钱带来的快乐，慢慢从我心里沁了出来。从北关大街上走的时候，后背挺挺的，脚步也有些骄傲的雀跃。
那是1992年，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去了南方，一个十二岁名叫殷彤的小姑娘，也就是我，去了北方。
十二岁那个夏天之后，我的一切都开始变得迥然不同。
青春期正常的身体变化，我是知道的，有书看，寝室的同学也会说，我不会大惊小怪。可我从不听说过谁的头发在进入青春期后会自动变卷——荷尔蒙又不是冷烫剂——我的头发就发生了这种怪异的变化。它随着我隆起的胸部和每月一次的身体出血，变得越来越卷。十六岁时，我那原本稀薄柔软的直发，变成了满头又厚又密的螺丝状卷发，洗完头，蓬起来像斗篷一样披在身后。
这种无法解释的变化让母亲和我都觉得惊奇和苦恼，那头蓬乱的卷发成为我容貌中的缺陷，我不能剪短发，平时总是结结实实地把头发编成辫子，然后用摩丝把前面抹得溜光，除了辫梢处还是卷曲的一团，像是人家故意烫的发尾，差不多就看不出了。练功的时候，辫子再盘起来，用发卡狠狠地卡住，头发还不老实，总想突破桎梏乱蓬出来。
与头发搏斗，是我少女时代的主要烦恼之一。母亲看不到的时候，我会懈怠，毛烘烘地乱了一头，跟人家顺滑乌亮的如云长发相比，是不好看，可我也不管它，周末回家的时候，定要把头发收拾利落，省得母亲跟着烦恼。
我与母亲，用个戏剧化的词语描述，是相依为命。但我们完全不像那些在故事里相依为命的母女，仿佛连皮肤的隔膜都没有，亲得血肉相连。母亲和我，始终有着某种距离。我们很亲，却并不近，常常互相猜着心事。
我虽然也不喜欢自己的乱发，觉得不好看，可母亲对我的头发不只是不喜欢，而是厌恶——厌恶到神经质的地步。她见不得我头发乱，一见定会放下手里的活，抓住我给我梳头。卷发一乱，就会纠结在一起，她恨恨地梳下来，很疼，比疼更让我难受的是羞耻和委屈——头发仿佛是某种隐秘罪行的标志，我在为它受着惩罚，却又对它毫不知情。母亲梳得我满眼是泪，滚下来，不擦，也没声息，她就在我身后站着，并不知道我在哭。
我来上舞蹈学院附中之后，母亲不再做住家保姆了。当时有了专门的家政服务公司，母亲就去登记，开始做小时工。她租下了大姨邻居家的一间小屋，只有姥姥院子里放杂物的小屋一半那么大，一床一桌一椅，灶就用大姨家的，我住校，而母亲要跑好几家做工，早出晚归的，做不了几顿饭，但母亲不错日子地给大姨用灶火的钱。姥姥的话，这叫明白事理，不然亲戚是处不长的。
两周三周我才回来一次，母亲会着意歇半天，在大姨家的灶上烧一桌子的菜，吃饭的时候我们母女却不怎么说话。有了好菜，大姨夫就喝上几杯白酒，问我些学校的事，我回答的时候，母亲故作淡然，其实留心地听。
我的回答多半是阳奉阴违的敷衍，有时候竟成了编故事。吃晚饭跟母亲回到小屋里，别扭得我浑身生刺——我越是急着走，越会装出无所谓的样子，无聊地靠着门不说话。
我在母亲面前，跟在姥姥面前一样，得装，阳奉阴违地过日子。在学校也一样，只是老师的眼睛又不会盯在我一个人身上，装一会儿就过去了。我跟同学不亲近，别的女生上厕所都要拉个伴儿，我却干什么都一个人，一个人举着本书。
母亲似乎没有察觉到我不对劲儿。姥姥对我的小奸小滑那是洞若观火，姥姥常冷笑着说：“你眼皮一耷拉，我就知道！就你那点儿小心思——纸包不住火！”
纸包不住火。母亲被请到了学校。经常装病不去练功，还会逃课躺在寝室看小说……班主任老师历数我的罪状，不过倒没发火，她很恳切地对母亲说，孩子兴趣不在跳舞上，舞蹈是条很窄的路，不一定非得让孩子走……
母亲第一次打了我，用的不是尺子，而是扫床用的大刷子，我疼得不断吸着气，泪流得很凶，却咬着牙不出声。母亲打我，关上了小屋的门，她也在哭，也无声无息地落泪。母亲忽然丢开了我，跌在床边的地上，泪糊住了我的眼睛，啪啪地抽打声还在响，我的头皮一跳一跳地，那抽打却没落在我身上——母亲狠狠地抽打着自己，我被吓住了，泪竟然没了，瞪着眼睛看母亲，母亲不看我，勾着头，手里的大刷子一下一下甩向自己的背，最后，那鲜绿色的塑料刷子脱手甩了出去，啪地打在墙上又落回地上，母亲伏在床边，身体在抖，有种透明却密不透气的东西从屋顶压下来，安静、绝望、疯狂地压下来，我感觉自己的身体和周遭的一切都要被压碎了——我恐惧地爬到了母亲身边。
我与母亲，外人眼里娘儿俩一样温和安静，再没人能想到我们相互沟通达成理解的方式竟如此激烈暴虐。
不足为外人道，是句多好的话，一言难尽又是多好的词，把日子拜托给这些言语，日子就滑溜溜地过去了。2004年秋天，是我读研究生的最后一年，母亲四十六岁生日，我送她了一条暗绿的丝巾当生日礼物。母亲也给自己买了件玫红的薄呢风衣，里面搭了我送的那条丝巾，朱碧相映，格外的媚人眼目。
母亲此前的身上的色调总是清冷的，清冷得有股寒苦之气。那股寒苦之气，从母亲眉梢眼角带的笑意与爽利洁净的妆扮之下悄然弥散。母亲很重修饰，可她的修饰只有一条原则，干净。母亲的美是收敛的，眉眼总是低着，也许是事情做得顺利，渐渐地人就舒展开了，虽然依旧话不多，神色却活泼了不少。
母亲还在做小时工，我觉得她把小时工也做出了境界。她尽职细心，人干净又练就了一手做菜的好手艺，一直都是他们家政公司的明星小时工，想请她的人很多。如今她的主要业务是上门做家宴，雇主自备材料也行，看她的菜单包工包料也行。一个人张罗家宴，比单做小时工更累也更费心，当然，收入要好一些。
我考上研究生之后，母亲更显得精神一振。可我既不天真，也不乐观，一路挣扎着跳，自然跳不出什么名堂，进了一所不入流的艺术学院读完本科，考上了一所不上不下的大学读研，总算把自己的专业从舞蹈变成了舞蹈学，可我清楚，念完这个舞蹈学的硕士也没什么锦绣前程等着我，工作还是难题。
如今的就业形势，母亲应该清楚。母亲虽然一直做家政服务，却不乏见识。我上学的这些年，母亲也一直在学习。想想母亲该读书的时候，正遇上“文革”，应该没学到什么，可我发现，没什么基础的母亲其实颇有些水平，她阅读相当驳杂，除了食谱、中医养生、科学饮食之类的书，她也看《参考消息》、《南方周末》，董桥、张晓风的散文和畅销小说，我也在她床头见过。她还通过自己的职业意外地打开了一条交往的道路。开学后导师开给我们的书单上有本书，书店没有，在网上查到了却早卖断了，母亲问了，就说给我找找看。竟然让她找到了，是从作者手里找来的，那位教授是她的老主顾之一。
母亲自然比我更明白生之艰难，只是对我，却还存着她的盼望。我是被姥姥规训出来的，败兴的话，绝不会说，只能自己揪着心。也许是大了，对母亲的体恤理解跟少年时不同，看着母亲兴头头买新衣过生日，我只能凑趣，心里却一阵一阵地替她觉得悲凉。母亲在我这个年纪，早就做了我的母亲——如今灼红冷绿簇拥下的母亲，脸上还有霞光——我忽然心疼得想拥抱她——只是想，还是把那股热热的冲动咽下去了，喉头有些哽，哽着带笑说：“妈，你真好看。”
我们母女出门，碰上大姨在院里跟几个邻居老太聊天，拉着母亲啧啧赞叹了一番。“素梅你就是不听劝，别说以前，就是现在……”母亲防身似的拉了我挡在身前，含糊地笑着，匆匆走出了院子。
母亲知道，我也知道，大姨下面要说什么话。这些年，大姨几次想给母亲说媒，都被母亲拒绝了。大姨为此还专门跟我谈过话，那是我上大学后。大姨直截了当地问是不是我不愿意母亲再婚。我忙说不是。大姨就进一步问那你同意吗？
被大姨逼得紧了，我眼皮一耷拉，说起了官话：只要妈妈幸福，我什么都同意。大姨像是得了敕书，眉开眼笑地又去给我母亲说媒，母亲还是不见。大姨把母亲想简单了。母亲是个有主意的人，柔和里面的刚强，任谁也难撼动。姥姥那么强悍的性格，也拿母亲无奈。
我们出门后，先去看姥姥。
如今姥姥住在大姨家附近一家名为“松鹤园”的老年公寓——我上大二那年，母亲派我回钧州把姥姥接来了。姥姥一千个不愿意，不愿意可还是来了。
住进松鹤园的姥姥，最不满意的就是那儿的饭菜。隔几天，母亲会另外做了菜给她送去添补。她的孝顺感动了松鹤园的服务人员，却感动不了姥姥。姥姥对她不仅没句好话，轻易连个好脸儿都不给。姥姥年逾古稀，走起路来还是蹬蹬的，性子一点儿都没软和的迹象，母亲送去的咸菜刀口不好，还会被她丢到门外头。姥姥对我，倒比小时候跟着她的那些年，亲昵多了。
长大之后，我才开始慢慢理解姥姥。姥爷去世时相当年轻，母亲是姥爷的遗腹子。我小学五年级时就有舅舅带着老婆孩子从台北回来探亲，是四房还是五房的忘了，给每家都送连裤丝袜作礼物，连我都分到了一双。以后陆续各房都有人从外面回来，姥姥淡然依旧，那层淡然下面隐隐透着一层灰灰的黯然。历史学得很好的我，脑子里能刷地拉出一份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密集的政治运动名录，后来想想，那些庞大生硬的名词，每一个都曾从姥姥温软单薄的身子上碾过，该碾出多少血泪四溅的故事呢？我多少明白了，姥姥为什么不喜欢别人编的悲欢离合盛衰聚散的故事了——她心里积着自己的故事，还没运化，装不下别的了。
那天我们去看姥姥，母亲带了一盘糟鱼，一钵八宝豆腐羹，还有一盒蒸好的卤面。姥姥见了那卤面，想起是母亲生日，就冷笑着说：“生不生你有什么两样？我不还一个孤老婆子住养老院？”
母亲听惯了，并不吭声。松鹤园的管理员听见母亲来了，过来给母亲看一些单子，姥姥前两天有些着凉，输液吃药的钱要另缴。她恰好听见了这话，就笑着接口：“您老可真是——不生这闺女谁给你送鱼吃呀？”
姥姥拉起我的手，“我的彤彤给我送鱼吃！”
她若不生闺女，哪儿来“她的彤彤”？可谁也不会跟姥姥的认真，母亲去缴费，我的手还被姥姥攥着。姥姥被窗外明媚的秋阳照得眯了眼，脸上的笑有些狡黠，低声问我：“你妈又有男人了？”
我愣了一下，强笑道：“没有……”
姥姥把我拽得更近些，“没有她穿那么红？——你妈这辈子早毁了，我就是怕，怕她糊涂，拉扯上不三不四的男人，再带累了你！”
姥姥疼爱地摩挲着我的手，眼睛还是眯着，我却能感觉到有悲哀的光在里面闪，“彤彤，自己要金贵自己，女孩家一定要知道金贵自己！”
从松鹤园出来，走着走着，被姥姥弄出来的心慌就散了，姥姥的话也被我丢到了脑后。母亲似乎还当我是八岁呢，竟然带我去了动物园。
阳光很好，暖洋洋的不像深秋，姥姥把这种天儿称作小阳春，可当不得真，北风一起，就是天寒地冻了。我们母女俩走得微微有些汗意，在长椅上坐下。
母亲沉默了半天，伸手摸了摸我散在肩上的头发，头发依旧蜷曲蓬松，我的头发里，藏着母亲的故事。
1979年的钧镇，还是钧镇，母亲在钧镇供销社日杂商店站柜台，一伙儿无所事事的待业青年苍蝇似的在商店里旋，哄也哄不走。供销社领导就把“招苍蝇”的母亲调到北关外仓库当了保管员。
仓库有大门高墙拦着，闲杂人等是进不去的。从仓库出来到进北关有段路，路边有国营钧瓷厂废弃不用的老式窑口，憧憧地立着，废弃的瓷窑间，开始有人影在晃，等着母亲下班路过，他们用呼哨声把母亲召唤过去，过去说话。
母亲讲得语焉不详，我只能用想象力进行描补。
可惜母亲与他们说的是什么，我实在无从想象。然后有一天，出事了——母亲说完这简单的三个字，沉默了。青春有种很容易失控的残酷力量，无论任何时代的青春都会如此。我不知道母亲的青春到底遭遇到了什么——野蛮的强暴，还是不慎失足？我不知道，也不用去猜了……母亲伸手摸了摸我的头发，“他们那伙儿，领头的叫卷毛儿——”
我感觉血一下冻上了，母亲收回她的手，低头，看着自己的手，模糊地笑了笑，“没有人知道，我瞒住了所有人，你姥姥都不知道——可是我怀孕了，怀了你。我找了殷至诚，你姥姥不同意，我就对她说我怀了殷至诚的孩子——你姥姥恨得牙痒——她的女儿太不知道金贵自己了——她恨到了现在……”
血管里的血开始缓慢移动，带着冰凌倾轧时发出的断裂声，这种来自体内的巨响震得我鼓膜生疼，“……那伙儿人，卷毛儿……后来……”
母亲抬起头，“生你那天，架子车拉着我往医院送，镇上的大喇叭里广播着法院的严打公告，那个卷毛儿，枪毙了。”
我僵在那儿。这段晦暗残酷的前传，生硬沉重地嫁接进了我的生命——母亲一直没抬头，我只能看到她低垂的脖颈，低得几乎要折断的脖颈——我一下抱住了母亲，“妈妈，没关系，其实他跟我们根本没关系……”
母亲抬起了脸，笑了笑，展臂也抱住了我。
我们是在彼此的怀抱里了。我闻着母亲身上柔和的玉兰香气，脸靠着她的胳膊，感受着那玫红薄呢柔和细密的质地，那一刻我忧伤而幸福……
母亲真正要给我说的话，在后面。她说，年轻女子就像件儿瓷器，若不找个稳妥的地方安放，像她似的，哪天一失手，就粉身碎骨了……
对面有一棵高大的槐树，枝上一片未落的槐叶，忽然落了，没有风，坠得如此缓慢，迎着日光看，规整的椭圆，纯正的杏黄，形状和颜色让我错觉那叶会带着果的香……母亲盼望：我的人生，能有完满的幸福，不再支离破碎……
我盯着那槐叶，在心里数数，如果树叶落地的时候，我数到偶数，那我就能妥帖地安放自己……眼看它要落地了，我咽下十一，飞快地加了个十二，杏黄色的槐叶仿佛等我似的，在草尖上晃了一下，才落进草丛里不见了……
我没告诉母亲，那时我正爱着鲁辉。
鲁辉是我同屋女同学的老乡，学中文的，他们学校跟我们学校隔一条马路，他有事没事爱来我们寝室，后来还常约我一起去国图，车流湍急时过马路，他会拉起我的手。
鲁辉家境不好，江西山里的，他们那个村的名字，在普通话里都找不到对应的发音，鲁辉用土话念给我听，像外语。想来鲁辉读书，身上的背负同样沉重，可他性格里一点儿阴霾都没有，阳光灿烂的，话也有趣——他当然不只是个天真的阳光大男孩，这正是他不俗之处，别人装深沉，他却在遮蔽自己的深沉，就像别的80后女孩耍个性，我却学着母亲的样子，用温婉随和遮蔽我的真实个性，我们是同类。
鲁辉是我真正意义上的初恋。上舞蹈学院附中时，半真半假的恋爱，在我们同学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更不要说上大学了，可我却始终没有真的恋上谁，说不清楚原因，对那些男生就是没感觉。第一次见鲁辉的时候，他穿着件雪白的制式白衬衣，样式过时，显得土气，可那土气却莫名其妙刺激了我，让我心里一颤。他似乎立刻就察觉了，跟着身上起了震动。我们在相识的瞬间就形成了默契。
我们的一切都在不言而喻的默契中进行，除了眼神，微笑，心照不宣的“偶遇”，还有我心里起起伏伏地期待，我们之间始终连一句异样的话都没有。可我却糊里糊涂地爱着他，只要见了他就觉天地清明，万物安定。
母亲带我去动物园后，我犹豫了一段日子，可能是那片槐叶给了我盲目的信心，我对母亲说了，说的时候紧张得手冰凉，对鲁辉说的时候也是一样，却还得故作淡定，仿佛随口邀请，元旦去我家吃饭吧？鲁辉说好啊。我们正踩着积雪朝学校走，我脚下一滑，他敏捷地抓住我的胳膊，顺手伸到腋下把我拎了起来，我浑身发麻，僵在了他的臂膀之间，他揽着我，忽然低头轻轻地亲了一下我的嘴唇。
鲁辉对我母亲的厨艺印象深刻，虽然他只吃过一次。那天是元旦，大姨大姨夫、母亲、我和鲁辉加上表姐一家三口，团团圆圆坐了一大桌子。鲁辉表现得轻松自然，说话又讨人喜欢。表姐背后说这孩子真不错，可惜家庭条件不好……
母亲出人意外地接口说：“挑人不挑家，高门大户的，我还怕彤彤受委屈呢。”
接下去的日子，我忙着写毕业论文，鲁辉除了论文，还在准备三月份的考博，我约他，他还是会出来，我借口说论文，他就很认真地说论文。他论文选题是沈从文，我的论文选题是“霓裳羽衣舞”，我们彼此都给对方了很多意见。说着话，我们之间会突然出现瞬间的沉默，在那沉默中，我耳边会响起细微的断裂声，像我小时候独自在那张漆黑的大床上，听到窗外寒枝被积雪压断，整个世界满是孤寂和忧伤……
我无法判断，那沉默里的孤寂和忧伤是我们俩的，还只是我一个人的……
没有鲁辉，也就没有后来的张伟，这其中的逻辑，很难对别人解释。
鲁辉那轻得像雪落湖面样的吻，再也没有过，甚至连我的手，他也再没拉过。我只会折磨自己，绝不肯去问鲁辉——就是去问，我又能问他什么呢？
毕业前那段日子变得无比艰难，工作还没着落，跟鲁辉的事又无疾而终——我难过得形销骨立，自己不觉得，从母亲心疼的眼神里照见的。
张伟这时出现了，偶然在一次聚会时遇上的，他跟我同岁，早上了一年学，已经在读博士了，生了双驯良漂亮的大眼睛，让我想起童年那匹拉粪车的栗色骡子，我忍不住也到他的眼睛里寻自己的影子了。他又约我，一次两次……我觉得张伟单纯，善良，却又无趣，自我，孩子般地任性。后来张伟说我最吸引他的是我的性格，温柔随和的漂亮女孩，本就不多……我听了只是笑笑，我的温柔随和，一半是习惯，一半是我当时一腔心事，懒得跟他废话。
真正把我们联系在一起的是我的工作问题，张伟带我回家去见他母亲。他母亲打量着我，笑着对儿子说：“你以为你妈是谁呀，工作是一句话的事？”
张伟当时就黑了脸，低头，他母亲从沙发上凑上去看，“要掉大米呀？”
张伟重重地抽了一下鼻子，我大窘。他母亲笑起来，坐到他儿子身边，揉着他的头发，“妈妈逗你玩呢——好了，好了……”
他母亲搂着他，晃着他，看着我笑。我想如果抱得动，她多半要抱他到腿上去了。张伟不领情，掰开他母亲的手，起身到房间里去了。他母亲怔了一下，笑着对我说：“这孩子，越大越不懂事……”
我的窘劲儿还没退，见他母亲的目光扫过来，本能地堆起了笑，低声说：“他做什么都太真，不知道掩饰……”
他母亲含笑看着我，我只得垂了眼帘，不跟她对视，我自己也能听出自己声音里的假，可那“假”换个角度看也是“真”——那份柔顺随和、低声下气是真的，看来她并不讨厌。
我去了张伟母亲所在的那家杂志社，说来也算专业对口，那是家关于舞蹈研究的学术期刊。张伟也是单亲家庭，不过父亲是车祸去世的，母亲一直没再婚，他家客厅里一直挂着他父亲当年的剧照，扮的是《雷雨》里的大少爷周萍。
我的工作是在办公室值班接电话，替人跑腿打杂，还轮不到我来编稿子。张伟的母亲是管财务的领导，不专门去她办公室，也见不着她，我有些怕见她。
刚上班，我的工资很低，只有一千出头，跟张伟出去，玩得太晚没了城铁，打一次车就会造成经济危机，可我无论如何还会回家。母亲说：“两家见个面，把你们的事定下来吧，成天这样进进出出的……”
我知道母亲在担心什么。可她担心的事情，其实已经发生过了。
那天去单位报完到，晚上我们一起出去庆祝，吃牛排喝红酒，然后回张伟家看碟。我不知道他母亲出差了，被他带着滚到在床上的时候，我挣扎得很真实，张伟有些受伤地停下了动作，满脸惊愕和谴责地看着我。我当时也感觉不对的是我——于是我投降了，扭开脸，看着被扔在地板上的白色胸罩，想起骗同学故事书时给出去的那些糖果。
我给的不是一块果仁巧克力，是我的处子之身。
那天我还是强撑着回了家。躺在母亲身边，我闭着眼睛，感觉着身体里那撕裂的疼痛还在蔓延，眼睛里有泪，喉头哽咽，可我不敢发出任何声息，苦苦熬了一夜，闭着眼，不能睡。我痛惜的倒不是所谓的贞操——我对这两个字说不出的反感，而是别的我无法为之命名的、却更为珍贵的东西……
那条沾了血迹的床单，张伟异常珍惜。我甚至怀疑他会拿给他母亲看。
两家母亲见了面。张伟母亲的态度让我很不舒服，那种礼数周全的傲慢，我在姥姥身上是见惯了的。张伟倒是傻乎乎地很开心，对我母亲也很亲热。
我们准备结婚了。
母亲竟然给了我十万块钱的陪嫁，用姥姥的话说，每一分钱都是母亲十个手指头磨出来的。我按母亲的吩咐，把钱给张伟母亲，张家正在装修新房，我说这是我母亲让我买家具电器的。张伟母亲没有拿钱，只是此后买东西的时候带上我，让我去付账。新房离单位很近，上班那年年底，我开始跟张伟和他的母亲一起生活。张伟母亲把以前那套小房子出租了，租金用来还这套房子的贷款。
张伟忙着弄论文，我负责全部家务，他母亲负责指挥我。我忽然感觉又过回了童年，张伟母亲倒不会像姥姥那样拿尺子敲我，可她的目光比尺子利害多了。张伟想粘我，可被母亲一盯，就心虚地朝母亲笑。他的论文开题就有问题，再不好好弄，说不定会推迟答辩。
与鲁辉的机敏思辨相比，张伟就是个弱智，我认为他读博士，不过是一个略显堂皇的“啃老”的借口罢了。张伟母亲显然不这么看，她把我当成她遭遇的儿子成长中的问题之一，类似于网络游戏，需要好好引导，妥善处理。于是她就给我布置各种任务，竭力延长我呆在厨房里的时间，或者把我耗在客厅里，一老一小两个女人在张伟父亲的遗照下，弄毛线，或者在那些永远也不知道会盖到什么地方去的布上绣十字绣，不到半夜不放我进屋。
我至今也无法理解当时自己内心的那种麻木的感觉。也许我那种麻木的沉默遮蔽着某种危险的东西，我自己没有察觉，而比我多吃了几十年饭的那位准婆婆大人，却已经嗅出来了。所以我跟张伟说好找个日子去领结婚证，他去跟母亲要户口本，可就那么巧，户口本没在家，被一个亲戚借去迁入户口了，说是为孩子上学。我十几岁时都不会编这么拙劣的故事。
自从我住进张家之后，张伟就再也没陪我回过我母亲那儿。每次母亲都只问一句，张伟呢？我就说他准备论文很紧张，母亲不深问，反复叮嘱我在人家里要懂事、勤快……我每一口饭都是拌着母亲的嘱咐吃下去的。走的时候，母亲照例给我装两大饭盒糖醋排骨和糟鱼——张伟说过爱吃，她就回回做了让我带——坚持替我拎着到地铁站。
那天刚出院门，陡然旋过来一阵风，母亲没系扣的玫红色短风衣被风托起来，飘成了斗篷，她手里拎满东西，下意识哎哟了一声，我忙回身给母亲整好外套，系上扣子。又一阵风旋过来，我展开双臂，用身体把母亲挡在怀里。
春天，这个城市的风，常常这样毫无理由地说来就来，飞沙走石，被那些林立的高楼东一下西一下地挡恼了，就开始不辨方向地耍性子。街边的人无遮无拦地站在风里，哪儿都是风口，繁华的都市瞬间成了荒野。我脑子里出现了一对披着鲜红斗篷、在色调阴郁的法国腹地荒野中顶风前行的母女。
这幅画面，属于一部名为《浓情巧克力》的电影，茱莉亚·比诺什在片子里扮演那位四处漂泊的单身母亲，那是一个色彩秾艳的美丽寓言，看得人哀哀地笑——寓言说，所有的破碎都将得到整饬，所有的伤口都将得到疗救，就像那扇被砸碎的甜食店的门，会有命定的人来修补，幸福跟着在门外轻轻敲……寓言于是在结尾处成为童话——让人欣慰，却难让人信服……
风刮得我睁不开眼睛，我低头从母亲手里夺过饭盒，不让她再送。母亲说：“打车走！”说着去路边拦车，我想反对，可一辆出租已经被母亲拦下了。
我被母亲塞进车里，她还塞过来一百块钱。我歪在后座上，看车窗外，亮黄色的前灯和红色的尾灯，两条流向不同的车河，一来一往，缓慢地流淌，淹没了人的河，荒寒的河……母亲塞过来的钱，在短上衣浅浅的口袋里，我摸出来，紧紧攥着那钱，无声地落下泪来。
我在心里骂人，不知道骂谁，只是狠狠地骂着真他妈该死真他妈该死！我再也不能忍受自己这种孱弱、无力、被动得近乎屈辱的生存状态了！我自己委屈，忍忍也就咽了、消化了，可想想母亲在跟着我惊惧委屈，我立刻就痛不欲生了。该死啊！我不知道该骂谁——也许该骂自己，我太无能了！
这种无能的感觉毕业后一直纠缠我，我不大能像周围的同学，无论是读博的，还是工作的，多多少少都还在啃爹妈，可嘴里却能说出奋斗啊成功啊之类的大话；更不可能像张伟那么厚颜无耻，自己神圣伟大，别人为他怎样牺牲都是理所应当。想想张伟母亲也不易，养儿子还得养儿子领回来同居的女朋友！
我下车了，拎着东西走上过街天桥的步梯，一阶一阶走得很沉重，慢慢走到天桥中间，我站下了，饭盒就放在脚边，朝下看着一辆接一辆被灯标出轮廓的车一闪而过，日子都将这样闪过去了，抓不住……
我难道就在那个一半财政拨款一半自筹经费、始终半死不活的杂志社里熬下去？在单位熬，熬职称，熬位置；在家里也熬，熬男人，熬孩子，熬得婆婆大人死……我仿佛一眼把自己可能的人生看到了底——我不要这样熬！
高处风更大，在我耳边呼啸而过，我感到脸皮被风刮得紧紧的，木木的——我能做什么呢？我甚至想到了跟母亲一样去做小时工——这是不可能的，就算我能做好，母亲也未必能承受——想想她白白浪费在我身上的那些学费吧。我用崇敬的心情想起了母亲，又想起了姥姥，她们都比我了不起，姥姥靠给人打毛活做衣服养大了母亲，母亲靠给人做饭看孩子养大了我——她们始终都靠自己活，那么艰辛，又那么好！
我被阴沉的绝望压得几乎窒息，回去后，把饭盒往冰箱里一塞，然后拿出自己的手提电脑，放在厨房的小餐桌上。张伟母亲给我看她买的毛线，菠菜根红，我当然不会说这种颜色放在她儿子身上有多可怕多滑稽，只是敷衍地笑了笑，说我要写点儿东西。
她似乎怔了一下，还是退出去了。我说出这话之前，并没写什么的打算，只是找个独自呆着不说话的借口。我憋着一腔泪，翻看着存在电脑里的老家的照片，那年回去接姥姥来北京，借了同学的好相机拍的。雕花的门斗与厢房格窗，砖上苔痕，青竹帘子，少头没尾巴的五脊六兽，带瓮城的城门，残破的城墙，城外暗沉沉一片废弃的窑口……我还看见浮动在一切之后影子似的故事……
我在狭窄的厨房里，周遭是冰冷的象牙黄的瓷片，可我又不在那里，我坐在阴凉昏暗的秦家老宅堂屋砖地上，明亮的光线，从宽厚的木门和门槛之间的缝里透进来，这些有魔力的光线，再次带着奇迹降临——我向空幻化出了自己的钧镇。
我的命运不可思议地就此转弯了。
第二天，我把电脑带到了单位，值班的时候继续写我的钧镇故事。一个陌生的女人找主编，她进去的时候扫了一眼我的电脑，我又在看老宅的照片，她出来的时候，我正写得专心，没留意她站在我身后看了半天。等我抬头的时候，她笑着递给我一张名片，说他们的杂志有个主题为“一个人的城”的策划，如果我愿意，可以把我写的东西发给她看看。
我低头看名片，她竟是那本大名鼎鼎的文化生活周刊的执行主编林风。
林风对我的欣赏不只是接连发了我的几篇长文，她说我如果愿意，可以到他们杂志来工作。我立刻答应了林风。
我跳槽了。
张伟的脑容量有限，论文写得那么艰难，已经占尽了他的内存，没空间考虑别的了。我给他说时，他只啊啊地应着，可他母亲却大发雷霆，怒责我突然辞职陷她于被动难堪之境地。我不吭声，手里的坚果钳嘎巴嘎巴地夹着核桃——她给我的任务，她儿子天天吃核桃，从不知道核桃还长着硬壳。
张伟后来从房间里出来了。他母亲电闪雷鸣之后，开始哗啦啦下雨，我却在一边继续嘎巴嘎巴地夹核桃，他先是茫然地看了看哭泣的母亲和麻木的我，开始吼叫：“你们搞什么名堂？让我还怎么写？……
我丢下钳子到厨房里去了，除了客厅只有两个卧室，我没地方去，只有进厨房，厨房的窗子能看到对面楼上的人家，影绰绰被灯映出来——那灯下在演什么样的故事？
那次哭过之后，张伟母亲不再跟我说话。有一次我参加新单位活动，回家大概十一点多，她反锁了家门，我用钥匙打不开，就站在门外打电话给张伟。张伟黑着脸出来开门，闻到我嘴里的酒气，跳着脚发火，我又是醉，又是累，歪在沙发上睡着了，意识稍一朦胧，我就掉进了噩梦里——有双巨手掐着我的脖子把我拎起来。这是我打小最怕的一类噩梦，脚下是空的，喉头是疼的，窒息，恐惧，徒劳地挣扎，有时候会哭着醒过来，浑身是汗。
那天朦胧睡去，被暴怒的张伟抓了脖子晃，他下手并不重，只是要我醒过来。我却脚乱蹬，胳膊挥舞，哭喊着醒过来，看见的是张伟愕然的脸——他反倒被我过激的反应给吓住了。
我吓着了张伟，张伟也吓着了我。两个人都被吓醒了。分手成了咽不下去的一个词，在两个人舌头底下压着，不知道谁、什么时候会吐出来。
我与张伟真正分手，到秋天了。
说是分手，跟离婚也差不多，只是不用去民政局——张伟母亲的先见之明此刻显现了出来，但财产问题还是有的。亏了张伟母亲是会计师，有保存原始凭证的良好习惯，找出大沓的发票，一张一张用计算器加给我看，她不累，我累。
算下来，大概八万多点儿。我不知道她是怎么算的，反正母亲给我的十万块钱，买东西买得一分不剩。她一脸仁至义尽地说，给你十万，张伟毕竟是男孩子。
我倒没觉得有多伤心，就是累，累得连叹口气的力气都懒得费，更别说哭或者跟她争辩了。跟张伟母亲一起去银行转账出来，我觉得从眉毛到肩膀都向下耷拉着，一颗心更是不知道沉到哪儿去了，自己摸半天都摸不着。
我不打算再回母亲那儿去，所以我得去租房。我站在银行门口，给同学打电话，忽然感到扑面来的秋风，凉是凉，却凉得神清气爽，春意盎然。
几通电话打下来，果然有收获，跑了两天，有一个别人分租出来的房间，位置、价钱都合适，我就租下了。搬家那天我谁也没告诉，在高架桥下面，找了个开面包车的师傅，讲好价钱，主要是书和衣服，一趟也就从张伟家搬完了。
最艰难的是如何告诉母亲——新工作只是聘任，很忙，压力也大，我不在乎；失去原来那个鸡肋一样清闲稳定的职业，我更不在乎；失去张伟和我可能的婚姻，我也不在乎——我在乎的只有母亲——母亲那个要我圆满幸福的盼望，注定要破碎了。再难也得说，搬出张家后一个月，我去给母亲坦白交代了。
母亲的反应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她把那张十万的存单和登着我文章的杂志放在床边，抬头看着我，笑了笑，“我懂——当初我也给你姥姥说过这话，不离婚，会死，活活憋死！——委屈我的彤彤了！”
我攒了一肚子安慰母亲的话，瞬间雪化冰消。我趴在母亲怀里，失声痛哭起来。这是我积攒了很久的一场哭，哭得奔腾恣肆，痛快淋漓！
母亲一直没有落泪，她的胳膊揽住了我，像哄孩子睡觉似的轻轻晃着，我渐渐的收住了暴风骤雨地哭声，还在抽泣，她倒替我抹了泪，说：“会好的，以后会好的……”
话是这样说，可闪在她眼睛里那悲哀的光，似曾相识——真的会好吗？想也无益，不如不想。我擦了泪，来之前我还给母亲买了礼物。虽然离母亲四十九岁生日还有半个月，可我现在薪水涨了，而且还有稿酬和奖金，我想送母亲礼物。我打开盒子，一对天然珍珠的耳坠，在乳白的丝绒衬底上泛着温润柔和的光，那风致宛若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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