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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的书法字典　　　　明的隶书书法（16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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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推荐人气排行（人气241542）（人气202232）（人气177084）（人气176929）（人气144454）（人气136602）（人气135540）（人气132361）（人气122799）（人气120018）&&&& & 隶书作为一种字体,在汉代400年间通行于世。它源于篆书,是&在篆书基础上经过删繁就简而成,这种字体虽然行时于汉,但直至于今仍有它的生命力。这是由于它具有极大的实用性和艺术表现的可&塑性。
&&&& & 隶书的名称,首见于东汉班固的《汉书?艺文志》:&是时(指秦时)始造隶书矣。自班固以后,许慎在《说文》中沿用了此名。西晋初卫恒所著《四体书势》,进一步发展了此说,&今求人佐书,曰隶字&,&隶书者,篆之捷也&。隶书又有秦隶和汉隶之分。& 秦隶的遗迹,过去一直未被发现,直到1975年在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中出土了1100多块竹简,人们才看到了墨写的秦隶。这些&墨迹是秦始皇统一全国后五六年间的遗物。它尚有浓厚的篆意,古&中见新,拙中见巧,用笔圆浑凝练,结体活泼自然,是秦代书法中最珍&贵的遗迹。
&&&&& &&汉承秦制&。汉初小篆、隶书仍作为通行应用的书体,但又都与秦代有所不同,故有&汉隶&、&汉篆&之称。特别是隶书,逐渐发展定型,成为占统治地位的书体。
&&&&& & 西汉王朝十分重视文书工作,汉初丞相萧何制定的典章制度中,规定以&八体书&作为学童应试的内容,成绩优秀者可选任负责文书工作的&尚书&、&史书令史&等职。而隶书是考式的重点,所谓&史书令史&,就是隶书写得好的&令史&,所以当时又称隶书为&史书&。以书取人的制度,促进了民间学习隶书的热情。加上统治阶级中也重视写隶书,如汉元帝、孝成许皇后等都以&善史书&著名,上行下效,蔚然成为社会风气,促进了隶书艺术的发展。
&&&&&& & 汉隶的出现,为书法艺术的发展开拓出广阔的前景。它在笔画上具有波、磔之美。所谓&波&,指笔画左行如曲波,后来楷书中变为撤;所谓&磔&,指右行笔画的笔锋开张,形如&燕尾&的撩笔。写长横&时,起笔逆锋切入如&蚕头&,中间行笔有波势俯仰,收笔有磔尾。这&样,在用笔上,方、圆、藏、露诸法具备,笔势飞动,姿态优美。在结体&上,由小篆的纵势长方,初变为正方,再变为横势偏方。汉隶具有雄&阔严整而又舒展灵动的气度。成熟定型化的汉隶,又名&八分&。这&是因为它的字形&似八字势&而得名,所以清代翁方纲说:&八分之义,&八&,别也,言其字左右分别,若相背然。&
&&&&& & 在隶书著名书法家中,程邈之后,最负重名的要算东汉末蔡邕。&他博学多才,精通经史、音律、天文,善辞赋,工书法,以隶书最为著&名。清代陈思说他&得八分之精微,体法百变,穷美尽妙,独步古今&。汉灵帝熹平四年(175年)蔡邕奉诏写定&六经&文字,书丹上石,刊刻于洛阳太学门外,世称这些刻石为《熹平石经》。石经用当时标准隶体书写,结体平整端庄,浑厚凝重,深受时人喜爱。当其建立之始,乘车来观览、摹写者日千余人,填塞街衢,足见其声誉之高。其他如师宜官、梁鹄也是写八分的高手,可惜他们的书迹投有流传下来。
&&&&&& &隶书书法,除民间流存下来的帛书、竹简外,汉代刻石,保存也较为集中。不过,西汉刻石,较为罕见,而且不少石刻仍是古隶,如《五风二年》刻石,《莱子侯》刻石,都略带篆书笔意。隶书成熟以后,在东汉碑刻中大放异彩。现存东汉刻石,以桓、灵之际为多,后世所谓&汉碑&,主要就是指这个时期的碑刻。
&&&&& &《石门颂》刻于汉桓帝建和二年(148年),镌刻在陕西褒谷石门西壁的一块摩崖石刻。共675字,每字约7&8平方厘米,被尊为隶书神品。它突出的艺术特色,在于其超乎寻常的磅礴气势。古今论者以多种官辞给予称颂,或说它&气势奔放&,或说它&飘飘欲仙&,或说它&纵横奔放&,或说它&隶穆敦厚&总之都是说它妙造自然而意趣俨然。此摩崖(刻在山崖、天然石上的文字),依据自然地势,受润天时四气,经日月风化,所以能含深山之淡泊,自具人力无助之天姿。书人刻工,心无诚恐之拘,手无时尚成规之束,率意信手,虚逆实铺,用笔涩而不滞,流而不滑,结字疏而不见散,奇而不生怪,整篇看来,错落有致,而气贯神随。
&&&& &《乙瑛碑》,全称《汉鲁相乙瑛置有石卒史碑》,亦称《孔酥碑》。原立山东兖州仙源县,现藏曲阜孔庙,系东汉桓帝永兴元年(153年)立。该碑共18行,每行40字。此碑所立时间,正是汉隶的鼎盛时期,书体已经成热。从整个布局看,字距大于行距,字体大小有异,给人一种开朗舒适之感。在结体上开张宽博、端庄,波磔分明,骨气凝重、法度严谨,意气爽秀。正如前人所评:&骨气均匀,谓汉隶之最。&用笔上方圆兼备,富有变化,从容秀雅,绝不死板。大横笔藏锋逆入,回锋收笔,收笔无顿挫,形成所谓的&蚕头雁尾&。而一些小横笔则顺笔而入,自然收笔,正合乎所谓&雁不双飞&的要求。明人赵?评此碑:&其叙事简古,隶法遒劲,令人想见汉人风采。&清何绍基说此碑书法&朴翔健出,开后来镌刻一门,然隶穆之气自在。&
&&&&&& &《礼器碑》,全称《汉鲁相韩敕造孔庙礼器碑》,又称《韩敕碑》,无额,四面刻,隶体,汉桓帝永寿二年(156年)刻。此碑是一件书法艺术性很高的作品,历来被推为隶书极则。现藏山东曲阜孔庙。其书风细劲雄健,端严而峻逸,方整秀丽兼而有之,虽圆笔多于方笔,但有一种刚健的力度跃然纸上。明代郭宗昌称&汉隶当以孔庙《礼器碑》为第一&,&其字画之妙,非笔非手,古雅无前,若得之神功,非由人造,所谓&星流电转,纤逾植发&尚未足形容也。汉诸碑结体命意,皆可仿佛,独此碑如河汉,可望而不可即也&。清代王澍评此碑:&尤为奇绝,瘦劲如铁,变化若龙,一字一奇,不可端倪&,&唯《韩敕》无美不备,以为清超却又遒劲,以为遒劲却有肃括。自有分隶以来,莫有超妙如此碑者&。
&&&& & 《封龙山碑》立于东汉延熹七年(164年),全碑隶书15行,每行26字。清末的几位碑学家,都对此碑给予了较高评述,如方朔跋此碑云:&字体方正古健,有《孔庙》、《乙瑛》之气魄。&杨守敬评其碑:&雄伟劲健,《兽峻碑》尚不及也,汉隶气魄之大,无逾于此。&康有为则称其隶法&骏爽&。
&&&& &《鲜于璜碑》立于东汉延熹八年(165年),碑两面刻字,共计827字,现藏于天津历史博物馆。碑阳文字,工整而成熟,给人以浑厚凝重,端庄遒劲之感。笔法以方为主,兼用圆收;结构稳健而有姿致,其古朴之茂,壮美之势于汉碑中堪称上品。碑阴文字与碑阳有明显差别,笔法跳动较大,字形大小参差变化更有意趣,其古朴之气优于阴面,在规矩中稚拙之气横生,险字、奇字、同类字之变化比比皆是。《曹全碑》立于东汉中平二年(185年),原石现陈列于西安碑林。
&&&&&& 此碑书品属秀丽风格,与端庄、恣肆、雄浑异趣,平和简静,刚以柔出,行笔用外拓法,放中有收,笔画圆润而精气内含,盖由百炼钢而化为绕指柔,非一般软弱媚丽之笔可比,是韵致和方度的和谐统一体。隶书每字皆有一二主笔,主笔较一般笔画粗长,借以平衡字势,宣发书意。此碑有以横为主笔者,肥而特长,蚕头雁尾,极意波发;有以反挑为主笔者,圆转为弯钩,行至画端含蓄回锋;有以挑捺同为主笔者,一挑一捺相背舒展,平衡字势。陈立群在《中国书法史论》中指出,&如果在汉碑分隶之中求最俊秀之书法,则莫过于此碑。行云流水,美女簪花,不足喻其媚丽流畅;飘逸风流,雅士衣锦,不足喻其品高娴雅。&
&&&&&& 《张迁碑》,东汉中平三年(186年)刻,现存泰山岱庙。此碑结体高古典雅,朴厚宽舒,用笔以方为主,棱角分明,为民间书法家作品,无大家刻意为工之痕迹。明代王世贞云:&其书不能工,而典雅饶古意。&清代孙承泽则说:&书法方整尔雅,汉石中不可多见者。&杨守敬言该碑在用笔方面&已开魏晋风气&
&&&& 《孟孝琚碑》,清代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出土于云南。此碑书艺属高古一类,其宽舒方整的结体,圆劲峭拔的用笔,茂、密深穆的布局,恢宏大度的气势,颇与《封龙山颂》近似。此碑的价值是:书法高妙,别具一格,开滇中石刻先河,对研究少数民族文化史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 传世的隶书汉碑达170多种,一块汉碑一种风格,一块汉碑是一位书法家的精品,清代王澍在《虚舟题跋》中说:&隶法以汉为极,每碑各有一奇,莫有同者。
&&&&&& 唐代隶书历来有四家平分秋色。马宗霍云:&八分书杜甫诗称韩择木、蔡有邻、李潮三家,《集古录》合之史惟则,称四家。四家书传于后者,韩、史最多,蔡颇难得,李绝少。&此外,玄宗、欧阳询也善隶书。
&&&& &欧阳询的隶书传世作品较少,代表作是《房彦谦碑》。此碑书体介于隶楷之间,用笔多方折而带有楷意,和他的楷书一样,也是法度严谨,方整均匀,劲健秀逸而无肥浊之气,是隶书中的妙品。& 史惟则,处唐玄宗朝,人称&史侍御&,以八分著名,发笔方广,字形俊美,进退有度,雁足印沙,开元间第一高手,其代表作是《大智禅&师碑》。
&&&& & 韩择木,中唐时人,以分隶著称,被誉为&蔡邕中兴&,列唐代隶书四家之首,有人称其书&庄重有法&,有人赞其迹&如龟开萍叶,鸟散芳洲&,有人诵其字&如山东老儒,虽姿字不至峻茂,而严正可畏&。其隶&书代表作是《祭西岳神告文碑》。
&&& && 唐代隶书作品,著名的还有徐诰的《嵩阳观记》,唐玄宗的《石台&孝经》,李白的《上阳台》,杜牧的《张好好诗》等。&& 唐代以后隶书中衰,直至清代,清桂馥善隶书。《松轩随笔》说:
&百余年来,论天下之八分书当推桂未谷第一。&《退庵随笔》亦云:&伊墨卿隶书愈大愈妙,桂未谷则愈小愈妙&。
&&&&&&& 清朝邓石如不仅篆书精妙,隶书也很突出。他的篆书笔法苍劲浑厚,结体紧密坚实,笔画之间空隙极其严密,与其他汉碑有所不同。他在隶书中有许多篆书笔法,开创&篆从隶入。隶,从篆出&的笔意。而且他的隶书作品中也融注了魏的笔法。清代书法理论家包世臣称邓石如的隶书为&神品&,认为已达于&平和简静、遒丽天成&的境界。邓石如在隶书史上确有凌空拔俗的贡献。
&&&&& &伊秉绶的隶书在清代占有突出的地位,与邓石如并称&南伊北邓&。他的隶书端庄壮观,宽博俊伟,清雅古朴,格调极高。观其书,诚是一派大家气象,使人顿扫浮躁之气,陡增崇高之慨。他&遥接汉隶真传&,其隶书与颜真卿的楷书一样,气度恢宏,博大精深,同样达到了&清雄&的境界,论者每叹曰:隶书之有墨卿,尤楷书之有鲁公矣!邓石如以规范为宗正,伊秉绶以变格为奇绝,两者各有其趣,诚为清隶中的两大巨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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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转载]唐代李隆基隶书《石台孝经》拓本
唐代李隆基隶书《石台孝经》拓本
李隆基隶书《石台孝经》拓本，天宝四年(745)刻，18行，行55字。现藏西安碑林。
《石台孝经》刻于唐玄宗天宝四年（公元745），是唐玄宗李隆基亲自作序、注解并书写。李亨篆额。高620厘米，共4面，每面宽120厘米。书法工整，字迹清新，秀美多姿。此碑由四块黑色细石合成，方额、盖石、顶上等均做了非常艺术化的处理，碑下有三层石台阶，故称《石台孝经》。
保存于西安碑林博物馆中央的石台孝经碑雕凿于唐玄宗开元年间，留下了两位帝王的四种字体，记录了唐时期盛行的“以孝治天下”的思想，也为李隆基与杨玉环的千古爱情佳话拉开了序幕。
“人们通常称石台孝经碑为西安碑林第一碑。这不仅因其是碑林第一迎客碑，更重要的是此碑集三帝于一身：碑文，文帝孔子所撰《孝经》；唐玄宗以隶书抄写；由唐肃宗题写碑额。”石台孝经碑造型极富特色，称得上是西安碑林中形制最气派的一方顶天立地碑。　　
公元713年，临淄王李隆基以两次兵变，杀伯母韦皇后，诛姑姑太平公主，立父唐睿宗，后又黄袍加身，史称唐玄宗。为避“名不正言难顺”之讳，以确保帝位，他宣布以“孝”治天下。天宝三年(公元744年)，玄宗诏令天下家藏《孝经》一部，让子弟精读勤学，并于第二年亲自书写《孝经》，刻碑以示天下。
据说当年，唐玄宗李隆基爱上亲儿子寿王的王妃杨玉环，以致日思夜想，茶饭不思。高力士灵机一动，劝李隆基令各位皇子研读《孝经》，以启发寿王以孝道为重，献出玉环。李隆基欣然采纳，并对诸皇子解释说：“孝之精义乃在于顺，顺者，以父母之愿为己愿，以父母之想为己想。”希望寿王有所感悟。同时，高力士进一步谋划，令杨玉环自荐为道士。免去寿王妃的身份。天宝四年，玄宗立孝经碑后，诏玉环还俗，册封贵妃。
李隆基（685-762），唐朝皇帝，712年9月8日至756年8月12日在位。唐睿宗李旦第三子，母窦德妃。庙号“玄宗”。谥“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故亦称为“唐明皇”。清朝为避讳康熙皇帝之名（玄烨），多称其为唐明皇。另有尊号“开元圣文神武皇帝”。李隆基在位期间开创了唐朝的鼎盛时期，史称“开元盛世”。玄宗在位后期爆发安史之乱，从此唐朝国势走向衰落。
公元736年，唐玄宗宠爱的妃子武惠妃病死，玄宗日夜寝食不安。听人说他和武惠妃的儿子寿王李瑁的妃子杨氏美貌绝伦，艳丽无双，于是不顾什么礼节，就将他招进宫里，杨妃懂音律，也很聪明，还擅长歌舞，很得玄宗欢心。　　
为了掩盖自己夺儿媳的丑恶行径，唐玄宗让杨妃自己请求进宫做女官，住进南宫，又赐号太真。为了安慰儿子寿王，唐玄宗又给他娶了个妃子作为补偿。　　
这个时期的封建伦理观念还没有南宋末年朱熹理学出来之后那么严格，男女观念虽然是不平等，但对于女性的贞操观念和改嫁等方面还是比较宽容的，封建社会对于妇女的压制是元朝之后的明朝和清朝。武则天之所以能做女皇，和这时的这种宽容的社会心理有关，所以，到了清朝末年，同样掌握国家政权的慈禧太后就不敢称女皇了，社会舆论和社会心理的作用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后来，唐玄宗封杨妃为贵妃，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杨贵妃。贵妃的地位仅次于皇后，但这时候没有皇后，所以杨贵妃实际上就是唐玄宗的皇后了。玄宗对她恩宠备至，还称赞她是自己的"解语之花"。爱屋及乌，有了杨贵妃的关系，杨氏一族开始飞黄腾达。所以，当时民间竟有了生小孩希望生女孩，将来入宫做妃子荣耀家族的观念。　　
为了讨贵妃的欢心，唐玄宗可谓费劲心机。为了迎合她喜欢服装的心理，有专门为贵妃服务的七百多人给她做衣服。为了让她吃上喜欢的荔枝，玄宗还下令开辟了从岭南到长安的几千里贡道，以便荔枝能及时地用快马快速运到长安，因为荔枝摘下后五天内会变味儿。而杨贵妃生在南方，喜欢吃这种东西。　　
有了杨贵妃，唐玄宗的奢侈之风越来越盛，大臣、贵族、宗室为了巴结皇帝，投贵妃所好，结果让她高兴的人都升了官，这又刺激更多的官僚贵族巴结逢迎，争献美味佳肴、珍异珠宝。
《书小史》中称李隆基“善骑射，通音律，历象之学，好图书，工八分章草，丰伟英特。”多才多艺，善音律，又能诗，工隶书、行书，玄宗书法与太宗齐名。其书法丰厚腴美，给人行行淳厚之感，在唐代书法中占有一定的地位。唐窦臮《述书赋》云：“开元应乾，神武聪明，风骨巨丽，碑版峥嵘，思如泉而吐风，笔为海而吞鲸。”
黄山谷称：“玄宗书斑斑犹有祖父之风”。《古今法书苑》云：“唐明皇工八分章草，丰茂英特。”
传世的碑刻有《纪泰山铭》、《庆唐观纪圣铭》、《石台孝经》，楷书有《赐虞正道勅》，行书有《盖州刺史张敬忠勅书》与墨迹《鹡鸰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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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玄宗的《孝经序》略解
　　唐玄宗的《孝经注》的内容，在后文《孝经》的解读中会引用并解释。唐玄宗的这一名《序》，可分为五段，我们不妨逐一讲读一下。
　　朕闻上古其风朴略，虽因心之孝已萌，而资敬之礼犹简，及乎仁义既有，亲誉益著。圣人知孝之可以教人也，故因严以教敬，因亲以教爱。于是以顺移忠之道昭矣，立身扬名之义彰矣。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是知孝者，德之本欤？
　　按，这一段大意是，我听说上古时候民风教化是朴质疏略的，虽然因应自然的亲爱父母之心的孝已经萌生，但是取其恭敬礼节的犹尚简少，等到已有了仁义之说，那么亲爱的声誉日益显著了。圣人知道孝道是可以用来教化人民的，所以就严而教敬，就亲而教爱。于此因顺移孝为忠之道昭彰，立身扬名之义也彰显了。孔子说：“我的心志在于《春秋》，德行在于《孝经》。”此可知道孝是道德的根本。
　　《经》曰：“昔者明王之以孝理天下也，不敢遗小国之臣，而况于公、侯、伯、子、男乎？”朕尝三复斯言，景行先哲，虽无德教加于百姓，庶几广爱刑于四海。嗟乎，夫子没而微言绝，异端起而大义乖。况泯绝于秦，得之者皆煨烬之末；滥觞于汉，传之者皆糟粕之余。故鲁史《春秋》，学开五传；《国风》、《雅》、《颂》，分为四诗。去圣逾远，源流益别。
　　按，此段大意是，《孝经》说：“往昔圣明之王用孝治理天下，尚且不敢遗弃小国之臣，而何况对于那些公、侯、伯、子、男呢？”我曾经多次读思此言，景行先哲；虽没有德教施加于百姓，但希望博爱能作为四海典型。嗟叹啊，夫子逝世而微言渐绝，异端兴起而大义乖离。况且又于秦代被灭绝，后来所得到的皆秦焚书后之微末。《孝经》传播滥觞于汉，醇粹既没，则余下糟粕在流传。所以鲁史《春秋》，此学分为五家之传；《国风》、《雅》、《颂》，此学分为四家之诗。离开圣人越加远，源流也日益多别。
近观《孝经》旧注，蝽驳尤甚。至于迹相祖述，殆且百家。业擅专门，犹将十室。希升堂者，必自开户牖。攀逸驾者，必骋殊轨辙。是以道隐小成，言隐浮伪。且传以通经为义，义以必当为主。至当归一，精义无二，安得不翦其繁芜，而撮其枢要也。
　　按，此段大意是，近观《孝经》的旧注，尤其驳杂不堪。至于追随效法前人的，约将近百家。业擅专门的，将近有十家。希望升堂入室的，必定自己另辟门户。想攀上奔逸车驾的，必定驰骋于别的轨辙上。因为这样的穿凿附会，也就使得大道隐于小道之所成中，至言隐于浮伪荣华之内了。且传注以通畅经文为要义，要义必定以得当为主宰。至极得当就是能会归于一，使得精妙之义无二，怎么能不翦除那些繁芜，而撮取那些枢机要道呢？
　　韦昭、王肃，先儒之领袖。虞翻、刘邵，抑又次焉。刘炫明安国之本，陆澄讥康成之注。在理或当，何必求人？今故特举六家之异同，会五经之旨趣；约文敷畅，义则昭然；分注错经，理亦条贯。写之琬琰，庶有补于将来。
　　按，此段大意是，韦昭、王肃，是先儒的领袖。虞翻、刘邵，则又次于其后。刘炫阐明孔安国的古本，陆澄讥讽郑康成的注释。若在理论上或能允当，又何必责怪其人呢？所以如今特举六家之异同，会合五经的旨趣；省约文字而遍布通畅，经义则昭然；分注错杂于经文内，而条理则贯通。写在琬琰美玉之圭上，庶几有补于将来。
　　且夫子谈经，志取垂训。虽五孝之用则别，而百行之源不殊。是以一章之中，凡有数句；一句之内，意有兼明；具载则文繁，略之又义阙。今存于疏，用广发挥。
　　按，此段大意是，再说夫子谈《孝经》，心志在于能取垂训今后，虽五孝之所用则有区别，但百行之孝的源头不殊。因此一章之中，共有数句；一句之内，意有兼相说明的；具载的话则文字繁琐，省略则又会文义空阙。今留存于疏中，以能广为发挥。
　　西汉及魏晋，经过宋齐梁陈，注解《孝经》的近百家，至于有唐之初，虽然备存秘府，而简编多有残缺，当时流传的唯孔安国、郑康成两家之《孝经》注；另外就是梁代的皇侃《孝经义疏》，然而多纰漏谬误，理昧精研。因此唐玄宗朝，召集群儒学官，使集议《孝经》的注解。这就有了刘子玄（刘知几）辨郑玄的《注》有十谬七惑，司马贞驳斥孔安国的《注》多鄙俚不经，其余诸家注解，皆荣华其言，妄生穿凿。于是唐明皇就在先儒的注释中采集菁华，删除烦乱，萃取义理，把允当的用为注解，至于天宝二年（743年）注成，颁布天下，并自己用八分隶书书写，勒石于石碑，这就是“石台孝经”。
　　此序言很简短，但要言不烦，就像他的注那样。我们如果读过唐玄宗的《孝经注》，又读过他的《孝经序》，可以看到这位皇帝非常重视《孝经》，其中的原因是大可研究的。如果简单地归纳一些，主要有三点：
　　其一，以孝治家。皇家的内部秩序要整顿好，也确实不容易，唐玄宗自己就亲身经历过好多的事情，比如太平公主的作乱，又如自己和太子以及诸子的关系处理上，再如自己和其父在皇位继承问题上，还有自己和儿子在皇位的继承问题上。唐玄宗希望通过提倡孝道，把皇家的内部秩序整顿好。
　　他一方面宣扬《孝经》，一方面自己也做出样子来，有记载说“上素友爱，近世帝王莫能及之”。比如初即位的时候，唐玄宗特地做了长枕头、大被子，与兄弟宋王、申王、岐王、薛王、豳王同寝。宫殿中还设立五幄，与诸王更处其中，称为“五王帐”。明代李贽在《史纲评要》中说了三个字：“近儿戏！”确实为入木三分之评。然而，再反思一下，也并非全是儿戏，在某些历史时段中皇帝的这些做法也会起到一定的凝聚作用的。甚至这也成为一个教育皇家后代的著名的典故而流传不息，如焦编辑的教育皇家后代的《养正图解》就选择了唐玄宗的这一则故事。
　　其二，以孝治国。《孝经》中的一个重要智慧就是“孝治”，将“移孝为忠”、“以顺移忠”成为治国的重要做法。唐玄宗重视这一点，因此召开类似今天的高层的学术讨论会，研讨《孝经》的有关问题，还自己亲自作注，并撰写《孝经》全文立于学官，等等。他能取得“开元盛世”的盛况，也许和这种倡导与做法不无关系。但是他的误国，被赶下皇位也和没有很好地实践《孝经》有关。比如《孝经》强调要纳谏，他后期没有做到；而如果对照《圣治章》的那些内容，他全背道而行了。比如“六事”之与“六可”，如“言思可道，行思可乐，德义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观，进退可度，以临其民”，他都没有做到，如此却能不栽跟斗，那才怪呢！“安史之乱”以后，这位皇帝对此应该有一番更加触及灵魂的体会了。历代有许多皇帝都关心《孝经》，提倡孝道，也许主要就聚焦在这两大问题上吧。
其三，文化建树。唐玄宗在文化建设上也是有一定的贡献的，其他不烦说，比如《孝经》的整理、注释以及推广就是一大贡献。今天《十三经注疏》中只有一位皇帝留下了他的著作，那就是唐玄宗的《孝经注》，而西安碑林的“石台孝经”，成为一个重要的国宝级文物。如果我们参观泰山，登上南天门，来到大观峰，面对唐玄宗的《纪泰山铭》大片摩崖，高二丈六、宽丈五，二十四行，每行五十一字，共一千多字，金光闪烁，会被它的壮丽而震撼的。明代的王世贞《州山人稿》云：“虽小变汉法，而婉缛雄逸，有飞动之势。余尝登泰山，转天门，则见东可二里穹崖造天，铭书若鸾凤，翔舞于云烟之表，为之色飞。”笔者尝驻足于西安碑林的“石台孝经”之侧抚摸再三，亦曾仰望巍巍泰山《纪泰山铭》摩崖感慨再三，一代唐明皇早已成为了一黄土，而这些文物却在天长日久地倾诉着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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