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才是中国经济下滑的真实原因
导读：这才是中国经济下滑的真实原因
编者按：关于中国经济下滑的真实原因的真正内幕，有媒体评论说，请认真阅读中国经济思想家郑奎飞的《21世纪资本新论》，该书的经济思想和价值超越了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中国“小犹太”温州人，被世界科学界、文化界和理论界誉为世界十大最具影响力的历史人物，70后最杰出的对世界历史产生重大影响的小年轻，一位名叫郑奎飞写的《21世纪资本新论》，评论一致认为，郑奎飞突破了马克思《资本论》只关注资本的货币本质，忽略或没有看到资本的另外两种表现形式：一是人本资本；
这才是中国经济下滑的真实原因王成贵/文编者按：关于中国经济下滑的真实原因的真正内幕，有媒体评论说，请认真阅读中国经济思想家郑奎飞的《21世纪资本新论》，该书的经济思想和价值超越了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中国“小犹太”温州人，被世界科学界、文化界和理论界誉为世界十大最具影响力的历史人物，70后最杰出的对世界历史产生重大影响的小年轻，一位名叫郑奎飞写的《21世纪资本新论》，评论一致认为，郑奎飞突破了马克思《资本论》只关注资本的货币本质，忽略或没有看到资本的另外两种表现形式：一是人本资本；二是消费资本。郑奎飞揭示的这两种资本是对未来世界命运走向的重大贡献，被经济界誉为和马克思并列的经济学伟人。郑奎飞：笔名“凤凰飞灵”，经济学理论探索者、科学爱好者，27岁出版人物传记《郑奎飞传奇》（人民出版社），33岁出版思想著作《2012救世主》，36岁出版本书和哲学著作《21世纪道德经》。他还是九项专利持有人，多次参加世界经济论坛和科学研讨会议，并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及“欧元之父”罗伯特•蒙代尔、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主席克劳斯•施瓦布、美国科学院院长布鲁斯•艾伯特等人结下友谊。（《21世纪资本新论》作者简介，中国言实出版社）《21世纪资本新论》通过对资本的重新定义，揭示第一生产力的根源，剖析《资本论》的本质是以哲学思想指导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和创新，对21世纪资本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具有积极指引作用和现实推动意义。作者提出以人本资本（资本成为文明）、消费资本（消费主宰生产）引导货币资本流向，最终使货币资本成为富人与穷人的统一体，可以说这是某种意义上的“劫富济贫”，比向富人征收高额税收或者暴力洗牌来解决贫富悬殊更为有效，也更具有现实意义。本书结合新经济、新科技和未来资本的新趋势，力求预见未来经济新趋势，发现未来文明新形态，引导物质文明健康、有序地发展，与人类精神文明相辅相成，促使资本展现人性之光的一面。经济领域的专家最喜爱对当今中国不景气的经济状况“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了。不幸的是，专家们的素质良莠不齐，不少是滥竽充数甚至品德低下者。即便是号称独立的经济学家或某些领域的专家，也热衷于自我炒作，语不惊人死不休，实际上早已经完全丧失了独立性。对于近年来我国经济持续下滑，包括一些大牌的经济学家在内，专家们的解释虽然不尽相同，但都把矛盾聚焦在了外部因素这块，什么世界经济形势不好，出口受到影响，加上我国正处在“三期”叠加阶段，即经济增速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是必须要付出一定代价的，就像人们所说的爬坡过坎，现在正处在一种关键时期；另外，政策的回收和刺激政策的全面退出，库存周期的作用，金融扭曲和金融风险显化导致资金链收紧，深层次结构问题开始显化，产能过剩问题开始凸显，甚至短期事件和反腐都被认为是近几年我国经济持续下滑的原因；还有经济学家干脆简单地将其主要归咎于房地产下滑或政府前几轮刺激所致。中国经济持续下滑的原因真的像专家们所说的那样吗？其实，不少专家在避重就轻，揣着明白当糊涂，并没有搞清楚，他们总结得出的因素都只是表面因素，或者搞清楚了，他们却根本不愿或者不敢说出来。众所周知，经济增长的三大驱动力分别为出口、投资、消费，俗称“三架马车”。现在几乎所有经济学家们都说经济下滑是出口和投资下滑所致。而事实上，我国经济增长长期主要依赖出口和投资，这是非常危险的，而根源还是消费不足，外部环境不好，内需又不足，经济下滑在所难免。说到底，消费不足实际上是百姓收入不足，没有钱或者钱不够花，人们哪儿敢去大胆地消费啊！当然了，如果从表面上来看，我国城乡居民收入还是连年增长的，但是总体来说，收入增长不如GDP增长快，经济高增长，财政收入高增长，而普通居民收入在平均数掩盖下，实际囊中羞涩。在我国劳动收入占GDP比重偏低，加上很多居民收入增长跑不赢GDP，也跑不赢CPI，有的员工甚至十年都没涨工资，这种情况让靠工资生活的居民生计艰难。在收入增长滞后的同时，高房价又几乎榨干了居民的血汗钱，因此，大多数人购买力的不足或下降才是我国经济这一轮下滑的真正深层次的原因。悲催的是，中国是一个低工资国家，只要是一个关心国计民生的中国人都知道这一点。但中国人的工资到底低到一个什么程度，没有与世界各国进行比较，我们还是没有一个确切概念的。这不，一个现成的机会来了。日至25日，第44届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年会在瑞士东部小城达沃斯举行。在全球精英齐聚达沃斯讨论世界经济趋势之时，美国CNN网站推出了与世界各国比工资的活动，在其官网上，只要输入你的收入水平，就能知道你与埃塞俄比亚的老师、南非的司机、英国女王等工资的对比。(日《潇湘晨报》)据国家统计局最近公布的数据，2013年全年城镇居民人均总收入29547元，其中高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56389元，中等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4518元，低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11434元。光看数字，中国人几乎都成了万元户，可一与世界其他国家人们的收入进行对比，就能看出中国人的低工资是多么可怜了。56389元在中国是高收入，这一工资水平却只与南非司机的工资水平相当；中等收入的24518元，也只与泰国清洁工工资水平相当；至于11434元的低收入，更是可怜兮兮，只有泰国清洁工工资的一半。科技公司ConvergEx集团的策略师在2013年发布的全球最低工资排行榜显示，澳大利亚以每小时16.88美元的高薪高居榜首。而排名位居前列的大多数为发达国家，其中法国以每小时12.09美元的薪酬位居第二，新西兰以11.18美元的薪酬列第三位。此外，英国、加拿大也成功挤进前五。就连我们媒体上成天叫喊要打倒的小日本也以8.17美元的高薪位居美国之上，成功越过美国这一“中位数”。美国的最低工资在全球范围内排第七名，属中等范围。而中国的GDP早已成了世界老二，成天嚷嚷“中国崛起”“中国模式”，中国内地工资却排到第17名，最低薪资水平为0.8美元每小时。想想真是好笑，世界上有这样崛起的模式吗？由于处于低工资时代，中国人民的消费水平从解放以后以后就一直呈直线下降趋势。1952年建国初期，民间消费占GDP的比重是69%；1978年改革开放初期，占到45%；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的时候，下降到42%；2008年则下降到35.5%。而政府消费则从1952年占占GDP的16.5%上升到2008年时的差不多30%。这就造成了“国富民穷”的虚假繁荣，政府的富的流油，钱多得花不完，加上形同虚设的监督，以致官员们的三公消费一路攀升，腐败也以高歌猛进的态势飙升，而众多老百姓却在上学、看病、买房这三座大山的压迫下苦苦挣扎着。屋漏偏逢连夜雨，领着低工资的大部分中国人民还要承受着高物价的噬咬。这又是为什么呢？对此，著名经济学家郎咸平解释的非常好。他认为，就中国高物价来说，则是中国实行高额税收和通货膨胀的结果。中国税收占消费品价格的比重竟然高达64%，而商品本身的比重只有36%，中国老百姓每购买100元的商品中就包含有64元的税收，超过商品本身近1.8倍。如此惊人的高额税收加到商品价格里面，自然会造成物价高高在上。如果灾难到此为止也就罢了，可是对于中国老百姓来讲，灾难还远远没有结束，中国老百姓同时还要承担因出口商品造成的巨大通货膨胀的损失。中国每出口1美元商品，国内就要按照汇率比大约1比7来增发7元人民币来平衡，目前中国外汇储备大约2.3万亿美元，国内由此增发的人民币超过16万亿元，相当于万亿市场货币流通量的近5倍，这些由出口结汇投放的巨额货币，全部以通货膨胀的方式转嫁到了老百姓头上，造成老百姓手中货币的大幅度贬值，物价自然会相应大幅度上涨。这就出现了一种恶性循环，由于中国工资总额占GDP的比例偏低，工资增长速度与投资、储蓄以及净出口增长速度相比偏低，导致国内消费需求不足，经济增长严重依赖外部需求与投资需求拉动。这样，一个让中国老百姓欲哭无泪的荒谬现象产生了：中国出口商品越多，赚取外汇越多，老百姓就越倒霉。这样，一个让中国老百姓欲哭无泪的荒谬现象产生了：中国出口商品越多，赚取外汇越多，老百姓就越倒霉。还有一个致命的问题，就是现在的工资增长太缓慢了，不要说赶上GDP的增长速度了，连物价上涨的速度都赶不上，居民消费意愿出现能力不足，高储蓄与高投资随之出现，最终导致宏观经济内部失衡。同时，工资总体水平偏低也使出口成本低，在资本账户未完全开放前出现两个顺差和巨额外汇储备，从而导致宏观经济外部失衡。可是我们的很多经济学家为什么看不到这一点呢？难道只是因为他们的收入是增长的吗？依我看，唯上、唯钱才是一些失去是非观念和良知的“经济砖家”不愿替普通百姓说话的真正原因，他们像哈巴狗一样，只愿讨有钱人喜欢，反过来还要恬不知耻地忽悠老百姓。而老百姓是这些“砖家”能够随随便便就忽悠了的吗？忽悠的结果恐怕只会使经济进一步下滑。不过，“砖家”们才不怕经济下滑呢，只要他们的收入不下滑就行。
热门评论5楼3楼18楼现在我们家有三套住房（我感觉土生土长的城里人家里一般都会有两三套以上的住房，我的同事中大多是这个情况，我们家算是少的了。）因为老祖母是农村户口所以没有劳保和医保，只有农合，现在老人年纪大了，已经80多了，所以基本每年都要住两次院，一次的费用去除报销的部分，自己要拿一千左右，另外我父母也会每年做定期的体检，一般春秋季节都会住上一个星期的院，做保健治疗，每次费用大约在六七百元左右。当然如果遇到大问题，花的钱肯定要好多的多，我母亲做过一次大手术，自费部分达到了一万七，主要是因为手术中用了很多非医保类药物。另外孩子上学，我没按学区分配，不然一分不用花，而是上了长春一所比较好的小学，每年额外费用是4000多，另外学杂书费等，不到三百元，当然课外学习的费用就高了，比如说钢琴课，一节三百大元，一个月四节，另外还有声乐和舞蹈这类的，每个月的费用都不低，但说成山也太过了吧！当然有人会说你是吃共产党饭的，比农民和民工强太多了，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可我要说，作为工人我是羡慕农民兄弟的，他们现在应该是中国最幸福的一群人吧。远的不说就说我这个月搬家时的经历吧。我搬家时雇了搬家公司，一共来了四个人，因为他们拉了东西在我原来的房子，所以其中一个看似比我大几岁的人（其实这哥们比我还小两岁，只是长得有些着急。）来回的路上不免要聊上几句，结果这位几句话就把我说的没了脾气，这哥们家三口人包了七八晌地，他是“业余”时间在家呆着没意思才出来打工的，一个月收入四千到五千之间，公司包吃包住，他只要一春一秋回去就行。我问了一下他包的地年收入怎么样，这哥们算了一下说，差不多七八万左右，我一算，人家挣得不比我们两口子少啊！我们这还得起早贪黑，一年到头地工作，人家直接把打工当消遣了，心态上也不是一回事儿啊！这哥们还跟我唠了一会儿他的理想，就是包一块有水库的山地，养鱼、养鸡、鸭、鹅，算是办个小农庄（这种家庭形式的小农庄，在我们当地还是很受欢迎的，属于就近的度假地，我去过几次，很不错，收入也挺好。）如此看来，在我国虽然不能说人人安居乐业，无忧无虑，但底层人民的基本生活保障还是过得去的，怎么在网上一看我就感觉我生活中水深火热当中呢？当然我不否认当今的中国存在贪腐、贫富差距扩大、政府工作能力不足、法制不健全等等问题，但如果以一个普通工人的视角来看，我觉得问题需要正视，但成绩也不能抹杀。毕竟我们的生活实实在在地告诉我，中国的社会在进步，生活水平在提高，对此视而不见的人，恐怕是别有用心的吧？9楼8楼
点击加载更多那些抛给周小川的问题，经济学者们是怎么回答的？
来源：搜狐财经
　　12日下午的央行记者会上，作为执掌央行已经长达13年的行长，周小川毫无意外地成为被“点名”回答问题最多的一位官员。如果这些问题抛给学者们，他们的回答和周行长会有哪些不同？
　　货币政策：
　　周小川出现的地方，他对货币政策的解读也一定会成为焦点。当前经济下行压力略大，通缩的议论也日渐高涨。周行长表示当前稳健的货币政策不会改变。
　　经济学者张涛：现在通缩大家都在热议，但究竟如何界定通缩，还存在分歧。如果物价水平继续下降，为了保持实际利率水平，降息我想是在央行的工具箱中的。
　　有关货币供给增速过去有一个简单公式来框算，但新常态下，这个框算是否合适，需要观察。我想对于货币供给增速的理解，更多需要放在宏观慎慎的框架下，经济运行在确立新增长点之前，波动会较前会加大，所以要求政策更灵活，你也可以理解成多变。
　　财经评论员邓新华：一旦欧洲、日本等降息，中国的很多学者就喜欢说：我们是不是也该降息了？不过一个有利的因素是，美国目前暂时还不会改变退出宽松政策的方向，否则，以中国学者、官员的没主见，在世界性的宽松大潮中，必然跟风得更厉害。
　　资本外逃：
　　关于资本外逃的问题，周小川说多数是正常贸易往来，因为不看好中国经济而外逃的是少数。外管局局长易纲也谈了很多当前服务贸易和货物贸易繁荣的情况，但有的企业已经在通过一些手段规避监管，向海外转移资金。
　　具体的做法是：虚报一单货物的交易额，比如原本卖100块，但打给海外买家200块，这样100块的资本就外流了。另外一种方式是，虚构根本就没有的交易单据。通过这种造假手段，估计中国的货币供应中有3000亿美元至4000亿美元在2015年流出境外。
　　张涛：跨境资本的流动问题，实际上是危机后的一个新变化。但不能简单的说，外资流出很严重。例如，你要考虑国际投资者的资产摆布的调整，我们对外投资的规模，外资企业利润的投向等等，不能说外汇占款下来了，就一定是外资流出严重。当然跨境资本的流动一定会影响人民币汇率，但有一个不能忽视，就是央行对于外汇市场的干预是逐渐淡出的，此并不代表央行没有维护汇率稳定的手段和能力，这是两个问题。
　　国务院研究中心研究员吴庆：去年底以来，央行纵容了人民币下行，这是应对跨境资金外流的最重要手段。如果央行进一布扩大央行中间价幅度，政策效果会更好。
　　利率市场化：
　　张涛：我的理解，按照汇率形成机制的初衷，汇率的波动应该是央行乐见的，不然他会出于稳定出手的，例如易行长的讲话你可以视为政策手段中，预期稳定的做法。存款利率上限在上次调整之后，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商业银行在自己的定价中出现了分化，而真正用足1.3倍不多。我想如果央行在下次利率政策变化的时候，就会放开，就好像贷款利率放开一样。
　　邓新华：易纲提到个人、企业现在愿意更多持有美元资产，我觉得这也体现了人们对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走低的一种预期吧。
　　互联网金融：
　　周小川在记者会上也提到了互联网金融监管的问题，很快就会出台，并且和P2P要区别来看。周表示，P2P网贷还没有执照，风险比较高，比如出现了很多跑路的现象。
　　张涛：从金融最最本质的存兑汇贷，来看，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和走向需要从这四个本出发，监管则需要也是从这四面出发完善监管。互联网金融现在我们还处于初级阶段，发展空间很大，但其中监管的完善应尽量前瞻考虑一些，因为此涉及互联网金融未来发展的大方向。仅从风险防范的角度考虑监管，不够的。
　　人民币国际化：
　　吴庆：人民币国际化，会不会使港元边缘化？到目前为止港元的汇率紧盯着美元上下浮动不超过1%，但是香港经济与大陆经济的关联程度远超过与美国经济的关联度，长期看，港元到底应该与美元还是人民币挂钩是一个问题。
　　香港金融管理局前任总裁任志刚曾提出，港币应该与人民币挂钩，但现任总裁反对，我相信这个问题在香港金管局内部仍将继续讨论下去。我们知道港币与人民币挂钩的前提之一是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而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意味着更加自由的跨境资本流动以及汇率自由浮动，因此港币什么时候能够和人民币挂钩，取决于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
　　沪港通：
　　吴庆：沪港通开通后市场表现多少出乎意料，我们知道额度仅用掉一小部分，特别是大陆通往香港的资金远低于预期，我们认为这是因为有很多替代通道使得资金已经到达香港。而大陆A股较高的市盈率也让香港资金对进入大陆也缺乏积极性。
　　张涛：至于说打通后短期内股指变现不确定性大，但长期而言，不是说决策做不做的问题，是必须做的。金融市场的深度，广度本身就是市场化的一个重要指标，资本市场尤其如是，打通在岸和离岸市场是必须的。
　　金融混业经营：
　　前几天证监会说在研究向银行发放券商牌照，股市的波动比较大。监管层会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吴庆：中国金融改革的大方向就是让金融体系由银行导向型转型市场导向，这意味着银行资产占中国金融资产的比重要逐步下降。股市的比重快速提高。在这个转型过程中，证券业的增长速度会快速提高，A股市场的反应就是券商股价上涨。同时，在严格监管的前提下，金融业的混业发展也是中国金融业未来的发展方向。即便不考虑监管机构未来向商业银行发放券商牌照，现在已经有一些银行参股或者控股了券商。
　　蚂蚁和大象在地球上共生了上万年，银行和券商也会这样。
　　张涛：混业不是银行一家的事，所以我理解实际上是金融混业的问题，这里面有几层含义。
　　第一就是融资结构的问题，我们一直强调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实际上细看是提高股票融资，还是债券融资，需要认真思考，我反对把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等同于提高股票融资。第二，就是居民金融参与的结构，伴随理财、信托、互联网金融等发展，居民的金融参与度提高了，但是现有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供给，与居民的需求还是有不小差距。第三，就是金融行业结构的变化，过去银行独大的局面已经改变了。
　　上面三个变化，均要求包括银行在内的金融结构进行调整，包括金融产品、服务手段，甚至是私人定制等等。至于说不同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或者说优势不同，所以不能说银行进入券商行业，就像是大象踩蚂蚁。只有大家都怕被踩死，我们的金融才能发展。因为我们还有一个大背景就是国际化，我们的竞争对手，海外还有很强的对手，何况现在人民币国际化下，你还要去人家的地盘上挣钱，不提高能力，一定会被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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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UF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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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吴敬琏：不改革中国是死路一条(图)
00:44| 发布者: | 查看: 228| 评论: 0
现在，中国又到了改革的临界点，亟需启动新一轮的改革。那么现阶段中国主要存在的问题在哪里？未来中国改革往何处走？对于这些问题，《中国企业家》萧三匝采访了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我们来看看吴老先生是怎么说的？
历史留给中国的时间不多了，中国亟需启动第二轮改革（图源：新华社） 我一直反对政府越位干预市场。 这几年，政府又在大力补贴技术创新，但科学和技术是两码事，科学研究是有外部性的，没法说发现某一个数学定理你就能得多少钱的回报，所以应该由政府负责投入，但技术创新是由市场奖励的，政府拿出几千万、上亿的钱去奖励一种技术是没有道理的，技术创新为什么要政府拿钱去奖励呢？ 政府有什么本事判断哪一种技术是有前途的呢？你可以说某种技术本身也许是先进的，但它在市场上能不能成功没有任何人能够知道。 我们现在都是政府说要发展什么技术，然后就大量地给钱，最后的结果是什么？你看看我们的光伏产业已经成了什么样了。 不止光伏，现在中国全国都在做LED，最厉害的可能是我的家乡常州，要成为LED世界之都。但是，因为资源是稀缺的，给了这个企业资源，那个企业就拿不到。 现在整个江苏都是这个情况，光施正荣就有200亿元（1人民币约合0.153美元）资金窟窿，所以政府也拿不出钱来支持LED产业。 昆山一家LED公司想到外地融资，广东那边说，你把公司搬到广东来我们就可以投钱，但当地政府说你不能搬走，你搬走我给你的几个亿就白给了。所以这种政府介入投资的模式本身就极不正常。 政府是一个一个地方的肥水不流外人田 科技部搞了一个电动车的十城千辆计划，现在大概有20多个城市都在搞。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各拿一部分钱来补贴，十城千辆总共就是一万辆轿车。 目前，两三万辆车应该说就达到了最低的经济规模了，可是现在一点儿用都没有，各地都把单子给本地企业了。二十几个一千辆，就达不到有效规模，这个钱是白花了。 制造业只要规模上去，成本就下来了，但每个企业都拿一千辆的订单有什么用？ 这种事情因为节约能源、减少污染，政府是可以给补贴的，一般的原则是一进入竞争就不能补贴了，但我们不是，政府还会决定把钱给哪个品牌，这是违反公平竞争法的。 按市场经济的做法，应该补贴需方，然后通过市场购买，哪家好买哪家的。 家电下乡也是有问题的。有些品种本来就已经要淘汰了，因为家电下乡，实质上维持了它的生命周期，但花的是纳税人的钱，所以还牵扯到所谓分配改革的问题。 分配改革上的问题很大，老是说要政府掏钱，结果是税加得那么重，哪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一些小企业主私下里也跟我反映（他们不敢公开说），说我们这些行业领头的人都得到政府很多关爱，但他们根本体会不了我们的困难。 我2004年到浙江调查的时候，就发现从省里一直到县里，都有要扶植的企业名单，这本身就违反了市场竞争的基本原则，但是大家见怪不怪，认为当然的，这表示政府多么注意扶持民间企业！ 为什么老百姓挣的钱少？ 刚才讲到分配改革，分配制度有什么问题呢？根本问题是我们的增长模式有问题。 从投入方面看，资本的比重越来越高，劳动的比重越来越低。结果在分配上，资本的收入就越来越高，而劳动的收入越来越低。 而资本又是普通老百姓根本拥有不了的，资本的拥有者第一位是政府，第二位是企业，企业又以国有企业为主，私营企业是一些受到政府扶持的企业，结果收入分配就向政府倾斜，向国有大企业倾斜。 所谓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就是要降低投资在整个增长中的贡献，要提高效率，或者技术进步。具体来说，就是要提高在增长中有知识、有技术的劳动力的比重和专业人员的比重。从分配上说就是劳动者的比重要进一步提高。 转变增长模式不是喊个口号，中共中央做个决定就行了，那是要做很多的。 除了市场上要优胜劣汰之外，对劳动者要进行培训，要普及义务教育。人从明治维新开始重视教育，搞了两三代人经济才起飞，我们现在大量的农民工连九年义务教育都没有接受。 广东大量的农民工子弟，（当地政府没有将农民工子弟的教育与本地人子弟的教育一视同仁）当地政府说，农民工子弟应该回到家乡去读书。现在第二代、第三代农民工子弟哪回得去了？结果社会问题就不断发生，打群架什么的在广东经常出现。 外地人的孩子也无法就业，本地人靠房子获利，儿子、孙子根本不用工作，也不学习，赌钱，所以一个小事就能引起几千人打起来。 现在有些企业主动办职业技术类大学，目的就是培养高水平的技术工人，尽可能实现生产自动化。这本来是件好事，但有的民办大学是打着办学的名号拿地。这事很复杂，你说哪个企业该表扬也很难说。 我们在互联网应用方面有几个数字，已经连续三年在世界的排名下滑。我们现在的平均带宽还达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80%，上网人数占全民的比例正在下降，到40%（5亿人左右）增长就很慢很慢，但人家还在增长，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我们的信息化成本太高，比如说我们的光纤基干网，以我们的人数，1条就够了，算上战备，2条就够了，但我们全国过去弄了6条，现在正在另建广电的1条。政府把市场分隔了。 搞电子政务的时候，各个机关都搞自己的系统，最后这些系统连不起来，而且有意不让它连起来，比如说公安部掌握的企业信息和商务部掌握的互相不通，都作为自己的财产垄断起来。 政府不应该管那么多 根本的问题在于，政府不应该管那么多。美国就一个商务部，商务部是管市场的，不管企业，我们不是，一直管到企业去了。不仅是商务部，科技部、财政部、工信部都这样啊，因为有了权就有钱。 为什么要顶层设计呢?就是因为存在这些问题。整个改革如果不能向前推进，要一个个解决这些问题根本没有办法。 现在问题又成堆，所以需要研究，需要从问题出发去找出体制的原因，然后梳理，根据轻重缓急、配套关系，搞出一个所谓的路线图。 经济工作会议要求今年要拿出路线图来，要明确提出总体方案、路线图、时间表。 我认为这事不可能由国务院来做，还是要由中共中央直接来做。 当然有些同志主张恢复国家体改委，但根据过去的经验，1984年那一轮改革方案也不是国家体改委做的，是成立一个方案办做的，年那一轮是党中央直接做的，1993年那个总体方案起草组是中央直接领导的，起草组组长就是当时的中办主任温家宝，另外配合的有16个调查组，调查组是中财办派的，当时中财办主任是曾培炎。那次是中共中央直接抓的，这次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改革要打破党国大公司 我曾经说过，改革就是要打破列宁所说的&国家辛迪加&，其实所谓&国家辛迪加&问题，不是一个国企的问题，而是体制的问题。 我们的体制就是列宁斯大林体制。列宁把它叫&国家辛迪加&，东欧的改革派经济学家用了更加现代的说法，叫做&党国大公司&。 中国现在的发展，就是列宁在1921年所说的特殊的国家资本主义。它的特点是：一方面有市场，另一方面，国家掌握着所有的&制高点&，&制高点&在中国的翻译叫&命脉&，这个东西是我们要改的。 经过几轮改革，到了上世纪末，我们宣布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是这个体制其实有很沉重的旧体制的遗产，特别是在本世纪初，很多领域的改革有倒退，比如&国进民退&，所以中国是个半市场经济国家，这要继续发展下去，就是权贵资本主义。 现在有两个问题绕不开：一是旧的增长模式绕不开。要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已经十几、二十几年了，问题愈演愈烈。 从浅的方面来说，就是造成了资源短缺、环境破坏；从更深层面说，造成了劳动者的收入提高缓慢。靠大发钞票来支撑增长，造成了房地产泡沫的形成。 通货膨胀压力正在持续走高，我们现在的货币流通量马上就要到GDP的200%了，而世界上超过100%的国家都很少。 二是权力介入经济领域以后，腐败愈演愈烈，现在已经深入骨髓。 这两个问题不解决，中国经济很可能发生很大的问题，中国社会也很可能发生很大的问题。所以，最近一年来，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中国不改革就注定要发生很大问题了。 社会矛盾已经到了临界点必须重启改革 我认为，改革共识已经形成，我所谓的共识就是：社会矛盾已经到了临界点，必须重启改革。过去我的一些言论在网上反对的人比赞成的人多，这次90%的人赞成，这就是我说的共识。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十二届三中全会、十四届三中全会、十五届四中全会，改革方向一直是市场化，如果加上&十六大&，那还有政治上的，就是法治化和民主化。 所以，市场化的经济改革，法治化、民主化的政治改革，这是一个过去曾经有过的主流。只是到了本世纪，开始冒出另外一批人，过去都是小打小闹地反对，递几次万言书，到了本世纪就比较厉害了，正式提出了纲领，加上有代表人物，像薄熙来，还有&中国模式&派的出现。 在实际行动上，2006年前后，国资委的文件就调转方向，向另外一个方向走了。 改革的方向是不坚定的，但是形成共识则是最近这一年的事。最近有几件事，一个就是高铁，高铁号称是&中国模式&创造的奇迹，是个什么奇迹？很清楚嘛。 另外一个&中国模式&突出的表现就是重庆嘛，重庆政治上很清楚了，经济上你看看它最拿手的&八大投&，你看看不雅照里有多少个&投&的&头头&在里面？ 其实最近一年来，北京的整个气氛在变化，包括一些部长，私下讲的跟我们是一样的。 当然，政治改革直接关系到权力和利益，既然叫做&党国大公司&，&党国&的代表者当然有很大的利益在里面。我不主张一般地说既得利益集团就是我们现在改革的阻力，其实我们这些人也是既得利益者。 改革以前我们住什么地方？住在筒子楼里面，男厕所在一楼，女厕所在二楼。我们现在也得到改革之赐了，能够住到这样的房子了。 我一般都是用特殊既得利益者即利用权力发财致富的人们来论述改革的阻力。他们利用权力得到财富，他们当然要反对改革。但是人的思想也不完全是由经济地位决定的。 有些人可能希望保持现在的地位，但形势有时候比人强，说非要坚持这一套也不行。 北京的空气污染，他们去年还嘴硬啊，我们的环保部副部长说，美国人你不许再监测了，这是干涉我们内政，他现在还敢说这个话吗？到底呼吸这片土地上空的空气的主要是美国人还是我们老百姓啊？你们家里可能都安了空气净化器把微尘清除了，我们不行啊。 我们这些人是体制内的，我们不想革命，希望稳定。作为一个研究工作者，我研究事情发展的规律性，顺应历史潮流，能够做多少做多少，而不是先去估量我有可能成功还是不能成功，但是我可以很清楚地认识到，不改革是死路一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