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办公厅关于1962年下放支农人员政策_百度知道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1962年下放支农人员政策
十年代精减退职老职工必须同时具备4个条件可以按月享受由原单位发给生活补助费，而家庭生活无依靠的。（1）从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五年六月九日期间精减退职的；（2）一九五七年年底以前参加工作的、或者长期患病影响劳动较大；（3）精简退职发给了一次性退职补助金的职工、或者年老体弱；（4）凡是精减当时和现在全部或者大部丧失劳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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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创新农村合作银行支农机制的思考
“三农”贷款难，农村经济就难发展。商业银行贷款向大城市和大型企业过度集中，削弱了对农村经济的支持。由于农村金融疲软，农业和农村发展资金日益短缺，需求不能得到满足，影响了农业、农村发展的后劲。解决当前“三农”问题，单纯依靠财政的支持是远远不够的，农村合作银行作为农村金融的主力军，如何创新支农机制，加大对“三农”的支持力度，是一个摆在眼前尚待解决的问题。　　一、当前“三农”贷款难的症结所在　　1、紧缩政策限制了支农力度。当前,紧缩的信贷政策影响了信贷资金的投向，国家银行对农村信贷总规模和资金投入呈逐年减少的趋势。　　2、金融机构“嫌贫爱富”。随着金融机构商业化运作，许多银行宁愿将资金投向非农产业，而不愿投向农业和农村，同时精简了农村基层机构，造成一些应该发放的农业贷款没有发放，并对基层机构贷款权实行“收”多而“放”得少。　　3、农村信贷资金严重外流。农村金融市场“抽水机”多，“输血机”少，资金大量流出农村。　　4、农村保险体系不健全。农业是弱质产业，受自然灾害和市场影响，风险较大，农民是弱势群体，其自身抗风险能力较差。但目前农业保险一直落后于农村经济的发展和“三农”对风险控制的需求。而政府主导的风险补偿机制尚没有健全，由此产生的风险全部由金融机构承担，这无疑加剧了贷款风险，成为制约支农机制创新的因素。　　二、创新支农机制的几个途径　　1、创新风险控制方法。农村合作银行要改变其政策性银行形象的同时，要充分发挥其商业性金融功能，利用其灵活机动的优势和信息优势，创新农村基层风险控制。创新风险控制方法可以包涵如下：农户直接持股、团体贷款合同设计、物权流转的变通方法等。也可以尝试将小额贷款打包证券化，在转移分散风险的同时也可增加资金来源，减弱其在吸收存款上的劣势。　　2、创新利率定价机制。实施支农优惠利率政策和灵活的浮动政策，采用灵活的利率定价策略，给予惠农措施，为“三农” 降低资金成本奠定基础。　　3、创新信贷支持模式。在信贷项目的选择方面，不能完全以赢利的高低作为标准，要把政府最关心、新农村建设最需要的领域作为支持的优先方向。虽然农业特别是农村基础设施的投入周期长、风险高、回收慢，农村合作银行要主动对接政府的支农意图，将信贷资金和财政投入有机结合，创新实施“政府立项、市场运作、企业承贷、财政补贴”的信贷支持模式，按照“有保有压、区别对待”的原则，建立信贷计划需求和调整跨部门协调机制，合理优化信贷结构，造当控制非农贷款，优先保证“三农”信贷计划，确保信贷资金有效满足“三农”发展的需求。　　4、创新信贷培育机制。培育以公司化、规模化、市场化、产业化为特征，自主经营、自我完善、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产业化龙头企业和各类规范的经营实体体系，结合农业经营的弱质性和长期性，引导企业要求政府辅以适当的利益和风险补偿机制，以增强企业的抗风险能力和自我发展能力。　　5、建立财政资金与银行信贷资金有效结合的机制建设。积极探索财政性支农与银行信贷资金相结合的支农机制，通过财政的多渠道支持，帮助金融实现对弱势农业的扶植，如建立贷款项目的配套机制，申请中央和地方财政的专项资金扶持，降低单独由商业性贷款支持的项目风险；建立稳定的信贷扶持农业产业化企业的投入机制，设立龙头企业发展专项资金，优先安排涉农项目资金，形成多元化支农机制。　　6、创新担保机构与方式。积极探索建立担保机构，创新担保方式，通过与担保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开展担保合作，与动产抵押、权利质押等方式，发掘符合农户和农村经济特点的抵押物，解决“三农”贷款抵押担保难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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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报告 范文分类钱理群：我所知道的部分中国青年的新动向
&&首推于&8天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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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有际，思无涯。钱理群先生对青年一直保持着极大的热情。他关心青年，关心这个国家未来的动向。《天涯》2014年第6期曾刊发《我所知道的部分中国青年的新动向》一文，是他在日在首尔大学北京夏令营“现代中国理解”讲座上的报告，今日重发，以飨读者。对于钱老提到的话题，你有什么想说的，欢迎留言与大家分享。这是第三次来夏令营和诸位交流了。记得第一次演说时，我就引述鲁迅的话，提出：要理解现代中国，“必须不被搽在表面上的自欺欺人的脂粉所诓骗，却要看看他的筋骨和脊梁”，“要自己去看地底下”。中国生活在“地底下”即社会底层的人群很多；今天我要向诸位介绍的是其中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群体，即青年群体。我之所以选择这么一个题目，不仅因为这些青年的动向，将决定中国的未来；而且考虑到，诸位都是韩国青年，在这全球化的时代，不同国家、民族的青年之间是有更多的相通之处的，希望我的介绍，能有助于中韩两国青年的交流：在我看来，这恐怕是诸位“理解现代中国”的一个关键环节。当然，我也知道，由我这个七十五岁的老人，我们中国人通常说的“30后”的“老青年”来讲述“80后”的“新青年”的事情，是有许多不妥之处的。首先，彼此年龄、经历、处境各方面的差距都太大，我虽然一贯关心他们的成长（八年前即2006年我就作过一个《如何看待80后这一代》的报告），但其实并不真正了解他们，特别是他们的内心世界。因此，今天的报告主要引述他们自己的言说，而尽量减少我的分析；即使有所说明，也仅供参考。其次，我实际上和青年的接触并不多，所了解的情况十分有限；我今天的介绍，也局限于我比较熟悉的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大学校园内外的青年群体，即青年大学生、研究生、大学毕业生和大学青年教师，而且主要集中在80后这一年龄段的青年。还有更多的青年群体，如青年工人、农民（包括农民工）、市民这样的底层青年，外地中小城市和乡镇青年，还有已经进入上层社会的“官二代”、“富二代”、青年精英等，以及90后的青年，都不在今天讨论范围内。也就是说，我们还是局限在一个相当狭窄的范围内，来讨论“部分青年的新动向”，这是需要特别说明的。我要向诸位介绍的，主要有四个材料：最近一两年部分青年中的两次讨论与两个活动。关于“80后，怎么办”的讨论2013年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杨庆祥先后在中国内地出版的《天涯》和香港出版的《今天》上发表了《80后，怎么办》一文（在《天涯》发表时，改题为《希望我们可以找到那条路》），在部分青年中引起强烈反响，遂由《今天》杂志社与人民大学文艺思潮研究所联合召开专题讨论会，参加者以80后为主，也有50、60、70后的部分老师参加，《研讨纪要》后来发表在《今天》103期，一时颇引人注目。杨庆祥在文章里，首先讲述了他自己的故事：他是来自小城镇的青年，好不容易熬到博士毕业，在大学任教，却面临“飞涨的物价与贫瘠的收入之间的落差”，不得不过着一种“居无定所的生活”。杨庆祥的遭遇、处境是有一定代表性的：80后一代人成长中的最大问题就是在读中学时，遇到“应试难”；上大学又遇到“就业难”。近年来，在中国城市，特别是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就逐渐出现了一个以毕业大学生为主体的新群体——高校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人们称之为“蚁族”。他们收入低，多数从事简单的技术类、服务类工作，聚居在城乡结合部或城中村，人均居住不足十平方米。比起这些同辈人，杨庆祥还是幸运的，因为他毕竟获得博士学位，就职于名牌大学，他的居住面积在十四至十六平方米。他的境遇略胜于“蚁族”，研究者将他这样的高校青年教师命名为“工蜂”：“收入不高，上有老下有小，买车买房，让他们面临比较大的生活压力”，同时又承受相当大的工作压力（日《北京青年报》）。青年大学毕业生中的“蚁族”与“工蜂”的出现，显露了中国高等教育的不公平的问题；“蚁族”与“工蜂”中生活压力最大者，都是“来自农村和县级市，家庭经济、社会地位较低，很难获得更多的经济资助和社会资源”的底层青年，杨庆祥即是其中的一员。研究者因此说：“如今的中国高等教育已经不再是底层青年改变命运的通道，而更像是一个加剧社会分层的助推器。”（廉思《从“蚁族”现象看高等教育公平》），事实上大学毕业生为代表的青年知识阶层已经发生了分化。这里还有一组触目惊心的数字：据“教育与中国未来”论坛专家介绍，全国重点高校农村考生比例仅为20.8%；而中国社科院《2013年应届生就业调查报告》，农村家庭的高校毕业生失业率高达30.5%——以上算是对杨庆祥文章的一个背景介绍。杨庆祥文章所要讨论的，是由这样的经济压力、生存状态，给自己这一代人带来的精神问题。他首先谈到了“城市80后的小资（产阶级）之梦”：“独立、自由、尊严的生活，这种生活建立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双重保证中。”而随着经济压力的日趋加重，在底层青年中，这样的小资之梦也逐渐地“纯物质化”了，“有稳定职业，有房有车”成了最基本的追求。杨庆祥说：“我的一个朋友曾这样向我描述，他的最大理想是，在一个周末的夜晚，开车带着自己的孩子，在一场丰盛的晚餐后去看一场文艺电影。”在讨论中，有人还提到，在一部分物质生活相对富裕的青年中的“比小资产阶级更为‘中产化’的生活想象：“有房有车有空闲的经济基础，学知识懂艺术的文化品位，被标榜的尊重、友好、宽容的阶层道德。”而让杨庆祥最不能释怀的，是这样的小资之梦、中产之梦成了社会与这一代人的价值观和价值标准：“房子、车子和收入成了衡量一个人‘成功与否’最重要的标志。”而在他看来，这样的80后的小资中产之梦和相应的价值观，“不过是全球化资本加之于我们的一种规划与想象”。但他又无法摆脱这样的社会、同代人的压力，不能不面对自己“买不起甚至租不起房子”的现实，因此“充满了沮丧感，甚至是失败感”。杨庆祥还发现，当包括自己在内的80后把全部希望、追求都集中在“个人奋斗”上时，不仅他们自己失去了对社会、他人的关心与联系，社会、他人也从不曾关心过自己，自己已经完全被排斥在社会之外，成了“局外人”。在讨论中，也有人具体指出，80后“面对着两个庞然大物，一个是全球化的资本剥削体系，一个是日益僵化的官僚权贵机器”，处于“全球资本与国内权贵的双重挤压之中”，“我们变成了四不像，变成了一个悬浮的阶级：农村里没有我们的土地，工厂里没有我们的车间，权贵资本家只能出现在地摊励志小说和灰姑娘的童话故事中”。这样的“各种区分之外的‘剩余人’”的感觉是非常尴尬与无奈的。而更为严重的，也是杨庆祥认为应该反省的，是由此造成的80后的精神困境：他们“无法找到历史与个体生活之间有效的关联点”，“历史感缺失”使他们“以一种近乎‘油滑’的态度面对生活和它者”。杨庆祥说：“在我的同龄人，尤其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同龄人中，他们日常言行的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就是可以无视一个事情的性质和范畴，而用一种局外人的身份与语气来对其进行嘲讽和戏谑”，“事物本身的严肃性、神圣性被取消了”。因此，在杨庆祥的观察与感觉里，“今天的80后非常善于模仿生活，但是，却不会自己构建一个真正有效的生活。你可以和他们成为朋友，你没有办法和他们进行严肃认真的交流”。这就构建了一个“沉溺的、观感的、后现代式的轻的主体”，“历史之‘重’被刻意‘轻’化了”，“也许只有在80后这一代年轻人这里，我们才能看到历史虚无主义居然可以如此矫饰、华丽地上演，如此地没有痛苦感”。值得注意的是，杨庆祥如此反省80后历史感与历史担当的缺失，是有一个参照的，即他的老师辈，主要是50后的那一代人，“共和国的早期历史与他们个人生活史在某种意义上是一致的”，“他们不仅是在一个个人的空间里面思考与想象，而是与历史进行有效的互动”。在杨庆祥看来，“不管是肯定还是否定那段历史（知青、上山下乡、大跃进、‘文革’等），这段历史都是与他们的身体、生命接触过的实体，而不仅仅是一种叙述，一段故事，或者一段话语宣传。正是这种历史与生活的同一性使得这一代人具有一种厚度与韧性，在与历史的对话中，他们构建了自己的主体意识”。因此，文章最后，杨庆祥召唤自己与80后这一代人，“从小资产阶级的白日梦里醒来，超越一己的失败感”，重新建立个人与社会历史的联系，参与“现实的社会实践”，“厘清自己的社会身份，矫正自己的历史位置，在无路之处找出一条路来”，他实际上也是在呼吁恢复80后一代已经失去了的共和国传统。如论者所说，这显示了一种“唤回左翼思维的冲动”。这就使我们注意到，杨庆祥提出“80后，怎么办”的另一个重要背景，即在“后毛泽东时代”，毛泽东时代传统的部分失落。这里我想说一点我自己的经验、体验与认识。我曾经说过，毛泽东时代的最大特点，就是将最普通、最边缘的人都卷入历史潮流。不只是50后那一代，还有我这样的30后，比我小的40后，确实如杨庆祥所说，毛泽东所领导的共和国的历次社会运动直接影响着我们的生活、身体、情感、心灵，我们的小我始终和国家、民族、社会的大我纠缠在一起，由此形成了这几代人强烈的历史、社会责任感和参与意识，集体主义意识。但这样的历史社会关怀和参与又始终是被控制的，是以极大地挤压个人自由空间为前提的，所构建的主体是一个“驯服工具”。因此，当“文革”结束，宣告毛泽东的乌托邦实验的失败，上世纪八十年代反省毛泽东时代历史时，要求摆脱其负面束缚，突出个人的物质欲望的满足，强调个人利益、自由、尊严与权利的个人主义成为时代主潮是自然的。问题在于，对毛泽东时代缺乏真正深入的清理，就把孩子和脏水一起泼掉了；更严重是，以后中国发生的资本主义化，世界资本逻辑的渗透与控制，就将具有合理性的个人主义发展为极端利己主义与消费主义，而80后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长，他们有极强的个人意识，在我这样的曾经失落了个人的老一代看来，这是一个历史的进步；但他们因此失去了与历史、社会的有机联系，失去了历史、社会责任感与参与意识，确实令人担忧。但同时应该看到，80后以局外人的态度对待现实，首先是因为杨庆祥所指出的，是社会将他们推到了局外位置。我也曾在一篇文章里谈到，执政者对公民参与权的限制，公共空间、政治和精神空间的相对狭窄，其实是青年人越来越个人化与物质化的不可回避的政治社会原因。因此，杨庆祥呼吁80后“回到历史现场”，就不仅关系着中国年轻一代的历史走向，而且也提出了中国改革的一个重要任务，要开拓公民，特别是青年参与国家、社会事务的政治、经济、文化空间。在充分肯定了杨庆祥提出的问题的重要与及时的同时，他对1950年代以来的共和国传统的简单化理解，也引起了一些担忧。在讨论会上，正是50后的那一代人提醒说：“80后的青年其实是面临两个遗产的负面值的纠葛”，“一是全球化的资本的力量对人的异化问题”，另一是“左翼文化的极端性给社会历史带来的暗影”。因此，在提出“怎么办”，要求建立新的文化逻辑起点时，“既要警惕全球化时代的负面值，又要提防革命时代的负面值”。因为后者，“1980年代后出现的脆弱的个人主义的精神链条，是要保护的”；因为前者，又必须正视个人主义传统“面临歧路的危险”（孙郁：《抵抗没有历史的历史——谈杨庆祥的文学批评》）。关于“漂泊一代：当代中国青年身份认同”的讨论也是2013年，上海大学文学院博士王翔写了一篇题为《漂泊一代：以“漂泊”为视角看中国当代青年主体》的文章。之后，部分来自北京、上海、陕西的研究生和青年教师，在北京举行了一次讨论会。其部分内容在台湾的一次会议上作了报告，在大陆，因为没有作宣传，知道的人很少。但我认为王翔文章与讨论中提出的问题很重要，就在这里作一个介绍。王翔文章最引人注目之处是他提出了“两种青年主体”。人们看得见，也被社会承认与充分肯定的，是“成功者”。按王翔的定义，他们是“在市场上有能力调动资本的人”，既是政治资本、经济资本，也包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等等。他们不仅决定着社会的价值取向，而且也成为80后，乃至90后青年奋斗的目标和偶像：这一点王翔与前文介绍的杨庆祥有着共同的观察与体验。王翔的贡献，是他在“成功者”之外，还在一个更广阔的视野下，发现了一个他所说的“改革开放生产出的青年主体”：“漂泊者”。他说得很清楚，“漂泊”在他这里“指的是一种身体经验和精神状态”。他这样分析漂泊者形成的社会背景与环境，大概有五个方面。一，“改革开放催生了国内大面积的流动人口”：异地求学的学生群体，到处流动的诗人、北漂、艺术家群体，到处可见的打工者。二，“城市化的快速进程，催生出了对故乡的陌生感”，“对故乡的归宿感、依恋感在快速地丧失”。三，“改革开放后，集体主义理想的失落和个人主义理想的建立”，“一个巨大的共同体破碎后，理想变成了个人式的、漂浮的尘埃”。四，“交通工具的普及和网络对人的影响”：飞机、高速列车、地铁带着人的身体飞快移动，网络信息的飞速流动，与他人的瞬间交流，“这样一种被现代工业和科技带动起来的体验之中，自会产生一种常态化的，以致难以被意识到的身体和精神上的漂泊感”。五，“全球化下跨国和跨区域的人口流动”，带来了全新的经验与体验，提出了全球范围的交流、相处的可能与问题。王翔的叙述，让我们注意到一个流动的中国与世界；一个在城市与乡村、中小城市之间，在不同地区与国家之间流动的人群，或许可以用流行的“新移民”来概括；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在这个现代、后现代的时代，全球化的时代，几乎每个人都成了不同形式、层次的“新移民”：我们有了全新的身份。这是过去任何时代都没有过的。这同时又是一个穿越时间与空间的限制，自由流动的精神空间；一个全新的生活方式，人的生命存在方式；一个全新的人的思维、心理、情感与行为方式：我们可以用“漂泊”来概括。在以上两个层面上，即现实身份的层面与精神的层面，我们都成了“漂泊者”。而青年漂泊者无疑是其中最活跃、最重要的部分。王翔强调，这不仅是改革开放的中国出现的新身份，新的精神现象；也是全球性的，“今天的全球的青年都在这样一个漂泊的状态”。问题是，如何看待与评价“漂泊者”和“漂泊”精神？在现实生活里的社会评价中，以致在我们的自我评价里，都把“漂泊者”看作是与“成功者”对立的“失败者”；“漂泊”精神也是必须摒弃的。王翔对此提出了他的质疑。他首先说，不能“以胜者为王”，以成败论英雄。不错，今天的考试制度决定了，“竞争中占优势的是考试的高手；而为理想求学的、疏于应试的、真想做学问的，或者有性情或才华的人，往往被排斥出去”，但绝不能因此而否定这些考试失败者的价值。因此，也绝不能以成功者来否认漂泊者的存在与价值。王翔强调，那些打工者，或许还有我们前面讨论的“蚁族”、“工蜂”，“南下，北上，从内地到沿海，持续了三十年的时间，他们在想什么？他们渴望的是什么？他们对城市的感受是什么？这里面有非常多的东西被忽略了”，仿佛他们只有成为“成功者”之后，社会才会注意到他们的存在。这是不正常、不公平的。漂泊者有自身的独立存在价值，他们应该发出自己的声音，社会应该倾听，并尊重他们的选择。更重要的是，王翔发现了漂泊者中，其中“有一部分人（当然不是全部）是这个时代的理想主义者”。他们的独特性有二。首先是他们有极强的自主性，“以自身为主体，而不是以他者为主体，来试图解决自身的问题”，自己来创造自己的生活，“自己来创造新的方法”。因此，他们绝不“沉迷在既定的生活方式里面，还在寻找”，由此决定了他们的第二个重要品质，即主体的漂泊精神状态。所谓“漂泊”，就是“生活在别处，远方”的永远的追逐。尽管“心灵动荡不定”，“常常感到无依无靠，无援无助，也有寂寞孤独的心绪”，但“心灵却是极度的敏感，向大千世界开放，像个未谙世故的少年人，容易受伤害，但也容易受感动，容易接纳整个世界，接纳一切新鲜和陌生的体验”，这样也就获得了不断创造的新的可能性，这恰恰是成功者所缺乏又极需的：没有新的创造，也就杜绝了继续成功之路。这正是说明，漂泊者也能够为成功者提供精神的资源。也就是说，成功者与漂泊者“并不是相互对立，他们是一种相互缠绕的、共存的状态”，漂泊者可以成为成功者，成功者更应保持某种漂泊心态。王翔强调，“不同青年主体都有权利找到自己的生活方式，不同状态、阶段的生活方式都应该被看见，不同主体的精神状态都应该得到生长与呼吸的空间”。王翔的发现与分析，在他的同代人里，引起了共鸣，也引发了讨论。争论点有二。讨论中有人坦率提出：“我无法理解，‘一个人只要处在漂泊状态就可以了’这样的说法”，“如果把漂泊视为一种永恒的状态，它是非常危险的。现在的年轻人对认同有相当深的危机感：我们不知道可以相信什么，认同什么。但是，如果真的什么都不相信，不认同，我们就被局限在一种漂泊的状态下。而就人的本性来说，这种状态会导致极度的不幸和痛苦”。因此论者主张，“尽管现在是处于漂泊，但一个人仍在寻找一种可以认可的身份认同，所以他总要去寻找一个稳定的锚定点，把他定住了，安心了，并且围绕这个点奋斗自我的一生。所以处于这种漂泊只可能是一种短暂的人生阶段”，漂泊者最后还是要“找到自己的归宿”。——这里提出的，实际是一个人性和人生追求中的“漂泊”与“归宿”的关系：永远漂泊（怀疑）而无归宿（认同）可能导致虚无，这是王翔质疑者所担心的；但他似乎有将归宿（认同，稳定）绝对化的趋向，就可能导致生命的凝固化和保守化。或许应该在“漂泊”与“归宿”之间形成某种张力，寻求动态的平衡。这是一个复杂的人性、人生问题，讨论中大概只能提出问题，而无法展开。还有一个到哪里寻求归宿的问题，这或许更是一个现实选择的问题，很难形成共同的意见。有一种意见，主张“在这个去政治化，对历史极为冷漠的时代，要重建青年跟国家、历史，跟整个大时代文化政治的联系”，“现在已经没有什么集体主义认同了，我们现在应该做的就是重建这种认同”，“如果你丧失了某个整体性的认同，你就无法做一个真正的个体”。这种意见是比较接近我们已有的关于杨庆祥文章的讨论的。而质疑者提出的担忧：“是否会因此回到一个由政治来建构主体的时代，个体的丰富性和多元性可能因此又会丧失掉”，也与对杨庆祥的提醒相类似，我们就不再作详细讨论了。关于“爱故乡，发现故乡之美”的活动以上两个讨论，主要是校园内的讨论，参与者表现出了对社会、人生问题背后的学理问题、人性问题的探索兴趣，这是偏于思想的学院青年知识分子群体。而在中国，还存在另一类青年群体，他们来自学院，有的现在仍在校园学习与任教，但他们已经走向中国底层社会，主要是农村，开始从事实际的社会服务运动。他们自称是“坐言起行的80后”，“一直默默无闻负重潜行的80后”，“甘愿以乡土为底色的80后”，“尝试‘全球视野，在地行动’的80后”，“以实践和行动超越梦的80后”（潘家恩《乡村和我们——80后实践札记》）。这些依托农村，具有更强的行动力的青年，主要集中在中国民间社会组织（通常称为“志愿者”、“义工”、“公益组织”、“慈善组织”、“NGO组织”等）里。据前几年统计，全国正式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已达四十万；如果以每一个组织集中了三十名青年（实际远超过这个数字）计算，那么，活动于其间的，就有一千二百万青年，这是一个相当可观的力量。这里仅介绍我比较熟悉的两个社会组织的两项活动。2012年12月由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和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等机构发起了“爱故乡——发现故乡之美”的活动。这是对乡土中国的重新发现，是有着深刻的社会、时代背景的。它直接反映了近年来中国社会与社会思潮的一个变化。首先是最近两年随着中国经济增速的放缓、高校就业形势的日益严峻，在青年群体流动的选向上，开始出现了“回流”，或选择中小城市、西部地区寻求发展，或选择不同形式、不同内容的“返乡”。这些年连续出现的食品安全危机、环境污染，以及城市交通的拥堵，人们突然发现，原来大家趋之若鹜的“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大城市都成了“最不适宜居住”的地方，这就撼动了城里人的普遍优越感，开始出现部分市民（主要是中产阶级）“逆城市化”，流动于城乡之间的新的选择。更重要的是，生态危机、能源危机、金融危机与环境危机等构成的现代社会的整体性危机是全球性的，在中国更是越演越盛，这就必然引发全面的反思。如一位乡村建设者所说，多年所走的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道路，使中国获得了经济的高速发展，却也饱尝其负面的苦果。现在是“停下来，思量我们的未来”，路该怎么走的时候了。正是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趋势，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才突显出来，这就直接引发了对农业文明和乡土文化的重新认识。有学者说得很好：在以往以工业文明为唯一指向的发展路线和格局里，农业文明不仅是落后的，更是应该消灭的；但在生态文明的视野里，农业文明的价值就自然得到突显，乡村才是生态文明的根基。直到这个时候，人们才愕然发现：在工业化、城市化的大潮中，乡村已经沦陷，不仅是实际乡村的败落，更是乡村在自己心灵中，特别是年轻一代的精神世界里的流失。就像我为这次活动的题词里所说：“当人们，特别是年轻一代，对生养、培育自己的这块土地一无所知，对其所蕴含的深厚的文化、世代生活其中的父老乡亲，在认识、情感，以致在心理上产生陌生感、疏离感时，就在实际上失落了不只是物质的，更是精神的家园。”于是，就产生了重新寻找故乡，发现乡土，重置乡村位置和价值的历史性要求。这次“爱故乡，发现故乡之美”就是意识到了这样的历史要求而采取的自觉的行动，而且是用年轻人比较容易接受的图文征集的方式，即通过文学、摄影、书画、视频短片、音乐等形式，记录故乡人地风景和爱故乡实践案例。内容主题包括：故乡的风土人情，传统生活技艺，故乡的传统农业技术和方法，当下仍然坚守在乡村、推动乡村保护的行动者的故事或实践案例等等。在图文征集的过程中，还开展了一系列的活动，如爱故乡网络传播，乡土文化学术讨论会，在支农志愿者、高校学生、市民、中小学生中的“爱故乡”系列讲座等等，吸引了大批大学生、市民、农民、公务员、媒体记者、公益人士和学者参与，形成了关注故乡、保育乡土文化的良好的社会文化氛围。当然，这只是一个开始。在乡村建设方面，还有许多事情可做，要做，如推动农村经济自组织建设，文化自组织建设，推动平民教育，等等。一位活动组织者说得很好：根本的问题是“找回故乡，找回人”，可以看到，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80后、90后的中国青年，正在通过乡村建设活动的参与，在自己的“故乡”（这是一个更宽泛的概念，不只是自己的出生地），在乡土中国找到了自己的根，找到了自己这一代人与中国现实、历史建立精神联系的途径。这意义与影响无疑是重大的。关于“新的生活革命”运动在走向乡村的同时，部分有理想的80后、90后青年又开始了另一方面的探讨：在高速城市化的当代社会，生活在城市里的青年，如何回应这样的发展，寻找更可持续的生活方式，创造另一种“新生活”的可能性？我所认识的一个由“社区伙伴”组织创办的《比邻泥土香》杂志，展开了一次“留城青年”的讨论，作者包括香港、大陆、台湾两岸三地的青年，文章也涉及日本、泰国等地的有关实验。这表明，我们这里讨论的生活革命发生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是一个世界性的社会运动——我想，在座的韩国青年朋友，对此也会有兴趣。活动提出的问题是：在发展主义、消费主义指引下的城市发展中，我们失去了什么？这是谁的城市？我们今天要找回什么？我们需要怎样的城市发展，建立怎样的城市与人、与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的关系？我们又应该从哪里入手，去进行新的理想的城市生活的重建？我一再说，这是具有行动力的一代人，他们正是带着这些问题，进行了许多具有想象力的实验。他们中有的人从城市本土文化：地方戏曲、方言、民间宗教、地方饮食、民间习俗、节日、邻里关系里，去寻找城市的根。有的到曾经遍布在城市各个角落的手工作坊，尝试实现手工艺和生活的重新接轨。有的则在城市寻找与乡村、自然的连接点：或者以菜市场为城市与农村交流的空间，建立“农夫市场”，促成从事生产的农民与城市消费者的沟通；或者在城市边缘、社区建立城市菜园，自给自足，守护“生活与大地”；或尝试在城市建设各个环节更多地嵌入自然的因素，使城市更加绿色化。也有人在寻找“在城乡之间自由游走”的生活方式。发生在二十一世纪的“新的生活革命”，表明中国青年中的理想主义者正在突破体制的限制，寻找适合自己的新的生活方式，新的价值观念。这使我想起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新村运动”，也想起了我们这一代人年轻时向往的“消灭三大差别”（城市与农村的差别、工业和农业的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的理想。可以说，寻找与开拓更加符合人性的新生活的新的可能性，这样的理想追求是前仆后继，代代相传的。以上所说，都只是部分青年的新动向，我不敢说他们的新思考、新实验有多大代表性；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中国的青年，正在以他们自己的方式成长着。这才是最重要的。不知道在座的韩国青年朋友，在听了我的介绍以后，你们有何感想，有什么话要说？钱理群，学者，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心灵的探寻》《与鲁迅相遇》等。微信公众号目前添加了公众号置顶功能，欢迎大家开通。具体操作办法：进入天涯杂志微信公众号界面，滑至下方，看到“置顶公众号”选项，开通此功能即可。唯一投稿邮箱：天涯官方微店现已开通，关注微信公众号后点击底部菜单栏选择购买。微信ID：tyzzz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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