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高等教育大国的辉煌历程
日 16:59 来源：《中国高等教育》(京)2008年20期第4～10页
作者：教育部改革开放30年中国教育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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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纪之交，中国高等教育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最突出的表现是高等教育规模迅速扩大，进入大众化阶段。高等教育的层次、结构、布局和质量问题等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　　对于一贯以“穷国办大教育”著称的中国而言，要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和创办世界一流大学无疑是双重难题和双重目标，需要在诸多相关方面兼顾公平与效益、数量和质量等两难关系，因此要实现这一目标在许多人看来简直是天方夜谭。然而，奇迹就孕育于果断的决策和不懈的努力之中。　　通过观念的转变、思路的创新和齐心协力的拼搏，中国在世纪之交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目标令人难以想象地变成了现实。1999年6月，中国政府决定扩大高等学校招生规模，当年招生159.68万人，比上年招生人数增加51.32万人，由此中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以平均每年1.54个百分点的速度快速增长，到2002年毛入学率达到15％，比预定计划提前8年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根据教育部2007年的教育统计，当年中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已达23％，接受各种形式高等教育的总人数超过2700万人，高校在校学生人数跃居世界之首，为数百万原本无望上大学的青年学生提供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极大地满足了人民群众接受高等教育的热切愿望。　　在中国高等教育进军大众化的历程中，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过程中，我国高等教育面对各种挑战和机遇，面对历史赋予的艰巨任务，是如何应对和决策的？回望世纪之交这段不平凡的历程，既波澜壮阔又艰苦卓绝，既有辉煌的成就也有宝贵的经验。　　一、中国高等教育的现代化进程（略）　　二、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历程　　1986年，邓小平提出要扩大大学的招生规模，限于当时的高校办学条件不能进行规模性扩招，采取了加强成人自考的途径，使社会上有志青年通过自学考试、成人教育完成了大学课程的学习，对解决改革开放之初各行各业高层次专门人才的短缺问题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总体看来，这种途径与正规大学的专业人才培养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因此，要培养数以千万计高级专业人才必须扩大正规大学办学规模。　　世纪之交，为发展经济、增强国力、获取资源、提升国民素质、世界各国都制定了各自的政策，并把高等教育放在教育发展的重要位置上。面对世界发展的大趋势，及时调整和完善改革教育的思路是中国面临的重要问题。21世纪，中国高等教育如何发展，这既是国内外学者研究和关注的问题，也是中国政府和人民迫切关注的问题。研究中国高等教育与国际社会、经济、文化、科技、军事等方面的关系，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高等教育的创新之路，是把握21世纪中国社会发展趋势的重要基础。　　（一）高校扩招的深刻背景　　这是一个发生在安徽省某地的真实故事。有个朱姓考生，为了考取大学，从1985年参加高考，连续考了8年，功夫不负有心人，直到1993年终于考取了自己梦寐以求的大学，当地人形象地把这位考生称作“朱八届”。其实，“朱八届”的故事在中国有着典型的代表性。这个执著而又令人钦佩的故事，生动地反映了中国老百姓对于高等教育的热切渴望，也反映了经济社会发展对高等教育的极大需求。　　中国的高等教育大众化并不仅仅是高等教育本身的一种内在冲动，它反映和体现了整个高等教育适应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需要。为什么在短短几年时间内中国政府在高等教育规模问题上由稳步发展政策突然向迅速扩大政策转变？现在回过头来看，当时中央作出这种决定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与人民群众需求背景的，不是一个突然的决策，应当说是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要求提出的一项重要且慎重的决策。　　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70年代早期，西方各国先后经历了高等教育发展的“黄金时期”。美国学者马丁·特罗（Martin Trow）分析了西方工业化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的若干特征，提出高等教育发展过程可分为“精英”、“大众”、“普及”三个阶段：整个人口中，18至22岁年龄段中超过15％的人接受不同层次和形式的高等教育，高等教育发展便进入了大众化阶段；低于15％则仍处于“精英阶段”；超过50％则可称达到“普及阶段”。这一划分方法，也一直被人们所采用。这使得“高等教育大众化”有了一个世界公认的数量指标，就是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即18至22岁年龄段的整个人口中，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所占比率）为15％—50％。　　综观世界各国，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普及化是高教发展的普遍趋势。20世纪六七十年代，许多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发展进入大众化阶段，并在80年代后陆续进入普及化阶段。进入90年代，一些发展中国家的高等教育也迅速发展进入大众化乃至普及化阶段。　　中国高等教育规模在1999年以前基本上处于平稳的发展状态，招生数量年平均增长率在9％左右。改革开放后，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1980年的1％左右缓慢上升到1990年的3.4％。从1990年到1998年，高等教育规模虽有较大扩大，全国普通本专科招生规模由61万人发展到108万人，同期在校生由206万人增加到341万人，但这个发展规模和速度，还远远不能满足我国的人口、经济社会发展对于高等教育的需求。为此，1999年中国政府根据本国经济社会发展特点和国际高等教育发展趋势，作出了进一步扩大高等教育招生规模的重大决定。　　从国内外宏观形势看，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和国内面临的就业压力，是导致中国政府转变高等教育规模发展政策的客观原因。1997年始于泰国的货币危机迅速蔓延到东南亚各国，进而演变为亚洲金融危机。金融危机波及到的亚洲绝大多数国家的银行不良贷款居高不下，企业负债过重，外贸出口萎缩，货币贬值，经济发展减速。其中，享有“亚洲三小虎”之誉的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以及素有亚洲“四小龙”之称的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地区和香港地区，几乎无一幸免。为防止中国经济发展急剧减速，稳定亚洲金融秩序，中国政府当即宣布了实施积极的财政货币政策，加强宏观调控，保持人民币稳定等一系列重大决策。而要保持人民币稳定、促进经济持续发展，就必须通过加大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和基础设施建设力度，以刺激内需、缓解巨大的就业压力。因此，当时国内一批经济学家从拉动内需、削减就业高峰的角度，建议政府扩大高等教育规模，加快高等教育发展的速度；一些教育专家也基于世界高等教育大众化、普及化的趋势和我国高等教育需求旺盛的考虑，建议适当加快中国高等教育规模发展步伐。　　曾亲历过高校扩招决策过程的时任国家计委社会发展司负责人回忆：　　1999年的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中出现了社会的消费需求一度萎靡的局面，主要表现为城乡居民对未来的支出预期性增强，而对当下的消费意愿减弱，储蓄化的倾向增强；在固定资产投资方面，增长缓慢，投资需求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明显减弱，实际上对当时的工业生产的增长带来了直接的影响和制约；同时物价也呈连续下降的迹象，造成了企业经营上的困难，从另一方面看也影响了投资的信心。在这种情况下，下岗职工自然就增多，就业机会相应减少，居民收入水平下降。针对这种状况，中共中央在7月初批转了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的一个报告《当前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的形势和任务》。在这个文件里面，明确了要加大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力度，有效拉动消费投资和出口需求，以便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也就是在这个文件里面，把扩大高等学校招生规模作为实施扩大内需任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说这是当时提出扩招的直接的经济背景。　　从就业角度看，据有关专家估计，1998年全国城镇实际失业人口为1540万—1640万人，真实失业率为7.9％—8.5％。当时我国面临着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突发性失业高峰。由于正进行大规模国企改革，大量下岗职工本来就使得就业形势不容乐观，而每年新增的劳动力又会和他们争夺有限的工作岗位。大学扩招可以使新增劳动力延迟进入就业市场，给下岗职工腾出工作机会。下岗是国企改革过程中的暂时性问题，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几年的缓冲期对于国企改革以及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事实证明，高校持续扩招，大幅度提高了高中阶段各类学校毕业生升学的机会，缓解了全国的就业压力。据统计，全日制普通高校三年共计招生320多万人，相当于使同等数量的高中毕业生至少推迟3—4年就业，积极有效地发挥了高等教育对劳动力培养和储备的“蓄水池”功能，是一项具有全局性意义的重大举措。　　而从国内高等教育供求状况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对高级专门人才的需求和人民群众日益强烈的接受高等教育的愿望，也是促使我国政府出台高等教育规模扩大政策的根本原因之一。从高等教育发展规模来看，我国高等教育不仅远远落后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步伐，也明显滞后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速度。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对高级专门人才的需求旺盛，而我国高级专门人才的总量供给严重不足，无论是高水平拔尖创新人才还是高级应用型、技能型专门人才都十分缺乏，并出现了严重的“技工荒”。　　据国家统计局1999年对全国1‰人口的抽样调查结果，在全国7.06亿从业人口中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仅占3.8％，初中和小学文化程度的占73％左右，另有10％左右的文盲。同时，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和独生子女上大学时代的来临，城乡居民接受更高层次教育的需求日益旺盛。为了接受高等教育，许多家长不得不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国外读书。据当时的初步调查显示，我国老百姓对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投资每年有数百亿流向国外，这样大量本应用于拉动内需的资金却流到国外去拉动了“外需”。因此，扩大高校招生规模，既是为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高等教育的迫切需要，也是对高等教育自身发展的必然要求。　　中国的高校扩招为什么既波澜壮阔，而又波澜不惊、平稳顺利，并有一种顺理成章的感觉呢？这实际上是有着更深刻的社会原因的。从当时整个经济结构角度看，我们已出现了消费产品相对过剩情况，整个经济领域出现了买方市场，但是相对于物质生活产品来讲，教育这种精神产品，尤其是高等教育，出现了严重的供给不足。而高校扩招便顺理成章地适应了这一社会需求，得到了全社会的拥护。可见，高校扩招顺应了国家发展中经济结构调整的需要。　　从另一个角度看，高等教育招生每年牵动着几百万家庭的心，1998年我国高等学校的毛入学率仅为9.8％，只能“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老百姓都想送子女上大学，但是我们没有一个能够尽快推动发展的观念、意识及决策保障。那时计划经济的思想观念以及运行模式影响还较大，高校招生被视为国家计划的重点内容，它的发展路径必须按照国家计划去办，而不是按照大众的需求去发展。因此，高等学校扩大招生，更深层次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一次重大的思想解放，适应和满足了民众的需求，是顺应民心的一件大好事。　　超常规的发展必须有超常规的思路和举措。招生计划的猛增，与之相应的是高等教育经费怎么解决的问题，这成为当时禁锢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思路的难题。为此，国家采取非常措施，加大支持力度，从1999年开始，连续四年安排国债资金来支持教育，直接从中央国债里面第一年安排20亿元，第二年安排25亿元，第三年安排25亿元发展教育，扩招前三年中央财政累计安排国债资金70亿元用于支持高校的扩招和发展，安排20多亿元维修费用于改造中央部委所属高校的基础设施。“十五”期间中央财政每年增加的一个百分点用于增加教育投入，这其中也有相当大的部分用于支持高校扩招。这在当时来讲，是中央在教育经费投入上的一个重大突破，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在高校扩招连续四年当中中央通过国债投入教育120多亿，带动地方投入和部门投入教育150亿左右，高等教育投入大约增长200多个亿。　　（二）高校扩招的历史性决策　　据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在其教育访谈录中回忆：　　大幅度扩大高等学校招生规模，是1999年6月上旬朱镕基总理主持召开的国务院总理办公会议决定的，是在6月中旬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朱镕基总理宣布的。为什么作出这样的决定？有四个主要原因：一是我国持续快速发展的经济需要更多的高素质人才，这也是党的十五大所要求的。1998年我国的大学生在校人数只有780万，占同龄人比例为9.8％，不但大大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也低于国际高等教育大众化最低标准15％的水平。就平均每万人中大学生的比例而言，我国也比印度低许多。我们需要培养更多的大学生。二是广大群众普遍渴望子女都能受到高等教育，政府有责任尽量满足他们这种愿望。三是扩招也可以推迟学生就业，增加教育消费，是拉动内需、带动相关产业发展的重要举措。四是由于过去招生比例低，录取人数少，考大学难，迫使基础教育集中力量应付高难度的考试，因此影响了素质教育的全面推行。所以，高校大幅度地扩招是客观的必然，也是民心所向，势在必行。　　1999年6月的一天，时任教育部部长陈至立开完国务院会议就赶紧回到教育部组织相关司局调研有关高校扩招的问题，并对此问题展开了广泛深入的调查。她邀请原国家教委、教育部的老领导和专家学者先后召开了数次专题研讨会。　　据时任教育部发展规划司负责人回忆：　　1999年6月，年度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正在执行当中，中央和国务院决策对中国高等教育进行大扩招，这一重大决策是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重大事件，这一奇迹般的决策预示着它必将对中国社会产生重要影响。6月13日，距离当年的高考只有十多天时间了，在教育部紧急召开的全国扩大招生计划工作会议上，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的张保庆作报告，按增加50万人这个规模，重新部署了招生计划。最后增加了51万多人。可以说，那时把“吃奶”的力气都拿出来了，我们一年就增加51万人，招得多毕业的少，整个在校生那年整体增加了70万人。　　中央文件下发以后，当时的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和教育部很快就发出了高等学校扩大招生的紧急通知。因为以前每年的招生增长数量最多不超过10万人，应该说当时整个社会准备并不很充足。对政府来说，增加一个名额难在必须有条件保障，而对一个家庭、一个人而言就是命运的转变。　　日，国家计委、教育部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在年初扩大招生规模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高等学校招生计划，计划1999年普通高校招生从1998年的108万人扩大到156万人，由此，我国高等教育改变了适度发展的态势，转入了大发展的轨道。以此为开端。国家连续三年进行大扩招，使我国高等教育规模得以迅速扩张。当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159.68万人，比1998年增加了51.32万人，增幅达47.4％。年的三年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最快的时期，招生人数和在校生数三年翻了一番。1999年以来连续三年扩招无疑加速了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进程，缩小了我们同世界的差距。根据2003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计划工作会议上的报告，“2002年，我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320.5万人。截至2002年秋季，全国各类高等学校在校生已达1600万人，比1998年翻了一番多。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由1998年的9.8％提高到15％，历史性地跨入国际公认的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　　从1999年至2004年，我国本专科生招生的年增长率平均为26.1％，研究生招生的年增长率平均为28.6％。1998年，我国的在校大学生只有780万，2006年达到2500万左右，初步实现了高等教育由精英阶段向大众化阶段、由高等教育规模小国向高等教育规模大国两个历史性的转变。　　以1999年为开端的普通高等学校大扩招，是中国政府面对有限资源约束与高等教育发展这一长期制约和矛盾，打破常规作出的一项跨世纪的重大战略决策，是在极其困难和各种矛盾交错中开拓出的一条新路。1999年在郑州举行的一次普通高等学校大扩招会议上，教育部有关领导深情地说：“感谢高等学校的校长书记对扩招的支持。虽然他们愿意扩大招生，但说到扩招，国家只有政策，经费、校舍还来不及跟上，各高校都是想尽办法快速上马的。”　　高校扩招是中国教育史上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在这方面，美国用了30年（）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国家，韩国用了14年（）、日本用了23年（）、巴西用了26年（）实现了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5％到15％的飞跃，达到了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水平。中国的高等教育从落后奋起直追，大约用了十多年时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从1990年的3.4％提高到2002年的15％。这一进程说明，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速度不仅快于其他发展中国家，而且超过了一些发达国家。目前，我国高等教育总规模列世界第一位，高等教育总规模占世界高等教育总规模的比例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1／46提高到目前的1／7。　　高校扩招是中国高等教育影响社会发展的典型事件，一石激起千层浪，它不仅拉动了当时的内需，间接推动了当时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有效地化解了因东南亚金融危机对国内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的冲击，而且有力地促进了高等教育本身与时俱进地进行战略转型。在世纪之交进行的这样一次高等教育的大规模扩招和发展，究竟会给中国高等教育和社会的发展带来怎样的影响？政府和民众都在拭目以待。　　（三）高校扩招的重大影响　　加快高等教育发展，扩大高校招生规模，迅速造就规模宏大的专门人才队伍，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高等教育的强烈需求，是党中央、国务院根据经济和社会发展形势的变化审时度势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体现和维护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对增强综合国力、提高国民素质、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具有深远的意义。在全党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我国高等教育各项改革在世纪之交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实现了重要的发展，迈入了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这必将作为中国教育发展的辉煌篇章载入史册！　　扩招引发了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指导思想的重大转变。在制订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之初，高等教育发展的指导思想一直定位在稳步和适度发展上，尽管社会上要求增加招生数量的呼声很高，但基调还是“适度扩大高等教育规模，优化结构，进一步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和办学效益”。据此，“九五”时期头三年，以普通高校为主体的高等教育招生规模分别为96万人、100万人和108万人，在校生由1995年的290万人增加到1998年的340万人。招生数和在校生数年度递增速度均为5.5％，形成的实际就学情况是近70％的高中毕业生上不了大学。　　党中央、国务院根据经济和社会发展形势的变化，审时度势作出了扩大高等教育招生规模的决策，带动了高等教育发展主导思想的重大变化。宏观发展政策的把握由“稳步发展”转为“加快发展”。这就在主导思想上，从以条件确定高等教育发展规模转变到按社会需求促进发展、通过发展促进条件的改善。这是一个重大指导思想的转变。　　扩招促进了我国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和高等教育结构的变化。高校扩招一半在高等职业院校，有力地推动了高等职业教育的大发展。从1998年至2005年，全国共增加普通高等学校770所，其中本科院校110所，专科层次学校（含职业技术学院）660所。2007年全国高等职业教育招生284万人，比1998年增长了6倍，在校生达到860万人。与此同时，深化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和高校安居工程也普遍展开，确立了利用社会资金、社会力量，按照市场规律，为高校提供后勤服务以及设施建设等方面的改革思路。　　1999年至2002年，全国新建大学生公寓3800万平方米，改造1000万平方米，新建学生食堂500万平方米，改造130万平方米，4年新建的学生公寓和食堂的面积超过新中国成立至1999年的50年中建设面积的总和。为适应扩招需要，地方政府还支持高校通过土地置换和利用金融机构贷款等方式建设新校园、新校区，拓宽办学空间，高校新校区由此逐步建立。而积极引导、支持发展民办高等教育是支撑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又一个明显的特征。年共新增民办高校223所，新增具有民办性质的独立学院295个。　　扩招加速了高等教育办学体制改革的进程。过去高等教育发展步伐缓慢，不仅受到传统发展观念的束缚，而且也受到传统办学体制的制约。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高等教育办学体制的突出特征是采取“国家所有，政府主办”的办学模式：办学资金主要由国家财政划拨；办学管理由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主管部门直接操作。到1998年由社会力量举办的具有颁发大学本科毕业文凭资格的民办高校仅仅有16所，招生数量也十分有限。1999年高校扩招之后，再按照这样一个办学体制办学，无法实现扩招目标，这就推动高等教育改变办学体制，实行投入、经营、管理多元化，开展多种形式办学。　　从1999年启动的连续三年的高校扩招，使高校在校生数量较1998年翻了一番。这需要巨大财力的支撑，只依靠政府的财力显然远远不够。在这方面，国家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一是发挥高等学校办学潜力，即内部挖潜，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以原有既定的投入创造了更大的产出；二是政府财政资金增大了对高等教育的投入；三是拉动了社会资金对高等教育的投入。高校扩招，一方面得益于体制的改革，同时也如杠杆促进了体制改革，把办学体制改革推向了新的平台，多元化、社会化的办学模式逐步改善着我国高等教育的办学生态。在推进民办高等教育的进程中，一个较为显著和容易引发争议的现象是，当时出现并快速发展起来的，采用“新机制”的“二级学院”，其性质为“国有民办”，后演变为“独立学院”，至2008年已逾300所，办学主体包括政府、企业和民间机构等。可见，扩招有力地推动了高等教育办学体制的重大变化。　　扩招优化了高校类别机构，促进了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从高校数量来看，2005年我国普通高校数共计1792所，较之2002年新增普通高校396所，是2002年的1.28倍。其中，普通本科院校比2002年增加了1.11倍；高职（专科）院校比2002年增加了1.42倍。与1998年比较，2005年高职院校数增加了8.11倍。从学生数量来看，2005年普通本科院校的在校生数、招生数和毕业生数分别比2002年增加了72.89％、157.40％和229.42％；高职（专科）院校的在校生数、招生数和毕业生数分别比2002年增加了2.69倍、2.01倍和4.78倍。其中，高职（专科）院校的在校生数、招生数和毕业生数增长率分别比普通本科院校高出2.4倍、1.88倍和4.24倍。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教育，优化高等教育类别结构，符合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展方向。　　扩招直接推动了高等教育的后勤社会化改革。高校扩招后遇到的最大难题是学生公寓、餐厅、浴池、文体活动场所的严重不足，制约了高等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其根本原因是原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包得过多、统得过死”的运行机制所致。鉴于此，国务院当年就作出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的决定，将学校后勤设施管理剥离出来，将原有的设施变为社会化经营，对新建的设施国家财政不再投入，由社会资金介入，按产业经营管理。高校通过后勤社会化、多渠道筹集办学资金新建了大学生公寓、食堂等，改善了学生的学习和生活条件。　　扩招推进了教育制度创新，带动高校打破传统的封闭模式，更加开放地面向社会办学。2001年，教育部取消了高校招生为25周岁以下人员的限制，为更多想上大学而超出年龄限制的人敞开了大学之门，“非传统学生”人数的增加，符合我国未来高等教育办学体制改革的趋势，促进了与学习型社会相适应的终身教育体系的构建，奠定了大众化时代高等教育的制度性基础。扩招期间，地级市高校的新建，推动了高等学校布局重心的下移，促进了我国城市化建设的实质性进程。高等学校布局向下延伸，为许多地级市和县级市带来了发展高等教育的机遇。据不完全统计，年，教育部备案的地、县级市高校增加了110多所，占全国新增高校总数的50％。　　为了配合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展进程，在高校持续开展扶持贫困生、完善助学贷款制度、推进勤工俭学工作等，都是必不可少的重要保障措施。为此，国务院及各部委做了大量细致、深入、持久和协调的工作。仅以高校学生贷款制度的建立和初步完善为例，相关的磨合就持续了七年，可见一项政策的确立、出台及能够行之有效，所面临的问题和困难是多么复杂，这与已有的决策过程、管理模式和服务方式等都有较大的差别。　　高校扩招的实践证明，资源的相对短缺并不是限制高等教育发展速度的最终决定因素，向体制改革要资源，通过体制改革来实现教育资源的积聚，能大大加快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步伐。　　高校扩招带来的效应是巨大的，影响是深远的。经过几年来的发展，高等教育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能力显著提高。一是为国家实施科技创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培养了一大批高素质人才。仅“十五”期间，高等教育就为社会输送了1397万名毕业生。二是人民群众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大幅度增加，高考升学压力降低。1998年高考录取率为36％，随着接受高等教育学龄人口高峰的到来，近几年高考报考人数大幅度上升，由余万人增加到2005年的877万人，通过扩招，近几年高考录取率仍维持较高的水平，一般在55％左右。三是促进了中华民族整体素质的提高。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大大提高了中国总人口中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总人口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由20世纪80年代初期不足700万人跃升到2005年的7000万人，使中国由人口大国转向人力资源强国迈出了关键性步伐。1990年人均受教育年限只有6年左右，而到2005年15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了8.5年左右。　　（四）科学认识合理解决扩招引发的矛盾问题　　刘彭，山东一所省属院校的应届毕业生。他说：“我考大学那一年，已经连续扩招了四年，大学录取率提高，让我们这批学生有了更多上大学的机会。要是不扩招，也许我们中的很多人就进不了大学，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是幸运的。”刘彭学的是财会专业，报考时想这个专业就业面广，找个工作不成问题。没想到，四年后，突然发现这个专业的毕业生太多了，仅他们一所学校就近两百人。　　这个故事是近年来部分大学毕业生求职就业的一个缩影。　　随着高等教育的持续发展，高校扩招的第一批学生分别于2002年和2003年步入就业市场，扩招政策对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和高等教育自身结构、功能的各种影响也逐渐凸显。近两三年来，由于高等学校毕业生的初次就业率降低，人们对高等教育扩大招生过快的议论也越来越多。这种议论大致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关于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对社会经济的影响究竟如何；二是这种发展对高等教育自身的影响如何。一方面，扩招产生的积极作用得到了人们的一致认可。比如，扩招为深化高等教育体制和教学改革提供了良好的机遇；从整体上提升并优化了全国人口的素质结构，满足了大众对高等教育的需求，增加了高层次人才及紧缺学科、专业人才的供给量，并且为搭建各类教育与高等教育的立交桥提供了空间。同时，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也为整个社会经济和文化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人力资源和新的空间。然而另一方面，扩招也导致了一些不容忽视的新的矛盾、困难和问题。其中有一些是高等教育走向大众化进程中各国普遍遇到的问题，有一些则是中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出现的特有矛盾在教育领域的反映，还有一些是因我们在进入小康社会过程中对高等教育发展规律认识的局限所导致，也有一些是长期存在的老问题在快速发展中来不及解决而目前又集中显现出来的。比如，扩大了东部发达地区和中西部落后地区的差距，造成了教育资源新的紧张形势；由于规模的扩大和办学资源（包括教学、住宿、餐饮等所需硬件设施，以及教师、管理等软件资源）的紧缺，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教育质量的滑坡，甚至也影响了正常的教学秩序，导致教育公平和效益的冲突，并造成巨大的就业压力，不少问题亟待拿出适宜的解决方案。　　这些问题，有的在扩招之初曾经困扰过承担扩招任务的相关高校，有的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显露出来，后者如因扩招而带来的高校向银行贷款的问题、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教师资源不足和负担过重的问题等，对于此类问题，有必要用改革与发展的眼光加以居高望远式的考量，并应通过系统的调整加以解决和完善。　　也许有人会问，我国的高等教育发展速度是不是太快了，对这个问题怎么来判断和分析？从总量上看，我国至2006年高等学校毛入学率达到22％，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我国同龄人口中还有78％的人没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因此，无论是从国家实施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的高度来说，还是从老百姓对高等教育的需求角度来看，高校招生还不能说总量过大。在当今知识经济时代，需要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占领高科技的制高点，关键还取决于高层次人才的培养，特别是社会整体的发展对高等教育的需求还会加大。可见，从宏观视角看，高等教育的发展不存在一个过快或过慢的问题，但是从中观、微观视角看，现在的一些高等学校的确严重超出机构的负荷，在制度设计上，如何把握高等学校合理发展的“度”，健全和完善现代大学制度，是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　　从1999年吹响“向大众高等教育进军的号角”至今，高等教育大众化这一概念本身的最基本含义就是高等教育发展中的规模增长与变化。然而，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完整内涵并不仅仅是高等教育规模的增加，它应包括其他方面的含义。从某种意义上说，高等教育大众化本质上体现了规模扩张的目的，但是，我们也应兼顾高等教育结构的变化、布局的合理、质量的提高、评价的导向、制度的创新等一系列更深层的发展问题。只有如此，中国高等教育扩招的深远意义和影响才会逐渐充分地显现出来。　　三、从高教大国向高教强国迈进　　经过多年的努力，中国的高等教育已经提前实现了大众化的发展目标，进入了后大众化时代。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急剧扩大，高等教育质量问题日益引起了社会各界乃至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　　分析高等教育已经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乃至普及化阶段的国家，既有大众型、普及型、技能型的高等教育机构，也有精英型、研究型的高等教育机构。世纪之交随着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的到来，我们除了要着重发展具有大众型、普及型教育机构特征的高职教育、社区大学等，也绝不能忽视精英型、研究型高等教育的发展。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基本思路和策略具体来说，就是在推进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中，继续通过“211工程”和“985工程”等重点建设项目，推动高水平大学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在重点建设100所左右大学、创建高水平大学和建设重点学科方面进行了大胆的探索，有重点地支持高等学校的各方面改革与探索，并取得了显著成效。　　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常常以规模的扩大为主要特征，但它的内涵不仅仅是规模的扩大，而应该包括在这个过程中高等教育领域所发生的所有变化和发展。我们可以发现，在这次高等教育的扩招过程中，真正在中国高等教育规模扩大上发挥重要作用的是一大批地方性的高等学校，包括一批专科层次、高职层次的高等学校，而国家的一批重点高等院校在学生规模上的变化并不是非常大，基本上保持了原来的规模。在一大批地方高等学校扩大规模的同时，中央和教育部对一批国家重点大学也提出了新的和更高的要求，即下决心建设一批重点学科，以及建设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并及时确定了发展目标和一系列具体的政策，其中，“985工程”就是有力推动中国一批高水平大学建设，促进整个中国经济、科学、文化发展的重点工程。在这方面，我们的努力方向与世界其他国家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及其规律是一致的。　　（一）实施“211工程”　　为迎接世界新技术革命和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的挑战，促进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提高高等学校的教育和科研水平，1993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集中各方面力量办好100所左右重点大学和一批重点学科及专业。随之国家教委也颁布了《关于重点建设一批高等学校和重点学科点的若干意见》，积极落实《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的原则和方针。　　1995年11月，经国务院批准，由中央拨出专项资金实施“211工程”。同年，国务院批准《“211工程”总体建设规划》，正式开始实施该工程，并将其作为教育领域唯一的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列入“九五”计划。　　“211工程”的建设内容主要包括学校整体条件、重点学科和高等教育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三大部分。学校整体条件建设是基础；重点学科建设是核心，是体现教学科研水平的重要标志，是带动学校整体水平提高的有效途径；高等教育公共服务体系以重点建设的学校为依托，按照资源共享、服务全国的原则，从整体上加强我国高等教育基础设施建设，提高高等学校的办学水平和办学效益。　　“211工程”所需建设资金，采取中央、有关主管部委、地方政府和高等学校共同筹集的方式解决。按现行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建设资金主要由学校所属的部门和地方政府筹措安排，中央安排一定的专项资金给予支持，对工程建设起推动和调控作用。至1999年6月，在国务院指导下，教育部先后批准对101所高校开展预审工作，使99所高校正式列入“211工程”建设计划，不仅保证了这一工程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高校系统内实施的重点建设工程，也为随之深入推进的“985工程”奠定了重要和稳固的基础。　　“211工程”是一个以倾向性资金为保障实现重点办学、有选择地发展高等教育事业的工程。它的启动和实施，为一些重点高等院校进一步向高、精、尖和世界一流迈进带来了希望。截至“十五”规划末期，“211工程”共安排建设资金292.94亿元，其中中央专项资金为87.55亿元。　　“211工程”自实施以来，从总体上高质量地实现了预期目标，获得了一批重大科研与教学成果，取得了明显的效益，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一是集中力量，重点突破，带动整体，重点建设起了一批重点院校和重点学科，有预见性地为中国提高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构筑了前沿阵地，有效带动了高等教育整体水平的提高。二是改善了高等学校的办学条件，提高了办学整体实力和培养高层次创造性人才的能力。“211工程”学校新建了300多万平方米的教学、科研用房，用于仪器设备的经费投入，已接近新中国成立以来这些高等学校仪器设备值的总和，其仪器设备值、图书总藏量、科研总经费分别占全国高等学校的54％、31％和72％。三是一批重点学科已成为国家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和高层次人才培养的主要基地。“211工程”专项经费用于学科建设的占50％以上，“九五”计划期间的602个重点学科建设项目覆盖了416个高等学校重点学科点中的绝大部分，直接投入重点学科建设项目经费近70亿元。四是建设起了全国高等教育数字化信息平台。“211工程”建成了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CERNET）八大地区主干网和十大重点学科镜像系统，为中国高等学校了解和掌握最新科技发展的前沿动态，提高科技竞争力提供了便利和必需的条件。五是建立了规范、协调、科学的管理运行机制，提高了管理水平和效率，保证了工程建设的有效实施。这些对高等教育的整体发展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并为建设若干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批世界一流学科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11工程”显示了政府在公共经费投入上的政策导向性，中央政府投入呈现集中一部分财力向国内少数重点大学、重点学科倾斜的特征，是新中国建立以来在高等教育领域进行的规模最大的重点建设工程。1999年启动的“985工程”也是中央政府对高等教育选择性拨款的又一典型案例。　　（二）向世界一流大学和高水平大学迈进　　世纪之交，世界开始进入以信息技术为标志的高科技和新经济时代，国际间对高层次人才的争夺日趋激烈，科学技术水平成为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高水平大学，是推动中国高等教育整体水平提升、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举措，是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1998年5月，经过充分准备，江泽民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北京大学百年校庆的讲话中宣告：“为了实现现代化，中国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这样的大学，应该是培养和造就高素质的创新型人才的摇篮，应该是认识未知世界、探索客观真理、为人类解决面临的重大课题提供科学依据的前沿，应该是知识创新、推动科学技术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重要力量，应该是民族优秀文化与世界先进文明成果交流借鉴的桥梁。”江泽民的讲话开启了中国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探索事业，“985工程”由此诞生。　　与“211工程”不同，“985工程”是在前者努力的基础上向更高的奋斗目标前进的具体行动纲领，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是其核心的目标。其一期工程侧重学校的整体建设和重点学科建设；二期任务则是“巩固一期建设成果，为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批国际知名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进一步奠定坚实基础，使一批学科达到或接近国际一流学科水平”。“985工程”的任务规定得具体而有系统，对这些高校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对“985工程”院校的确定，在方式和数量上均与“211工程”有所不同。“985工程”确定的院校更为集中和有限，一期工程最后确定了34所，二期工程38所，多数入选院校都经历过“211工程”的建设过程。在资金投入上，“985工程”的力度也比“211工程”有了大幅度的增加，其一期投入达255亿元，二期投入为426亿元（其中中央189亿元、所属部门和地方投入140亿元，院校自筹97亿元），三期约200亿元，总计约881亿元，仅北京大学在一期投入中就获得资金18亿元，对院校发展给予了重要的经费保障。　　国家通过“211工程”和“985工程”的建设，改善了高校过去资金匮乏、设施陈旧、队伍不稳的局面，形成了一批高水平的综合性研究型大学，增强了高校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能力、科研实力、创新能力和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能力，提高了高水平大学的人才培养质量，凝聚了一大批国际知名专家、学者和高水平师资，承担了大量的国家重大科研项目和课题，获得了一批具有标志性、突破性和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与推动作用的重大成果，拓展了国际交流与合作的领域，学术交往更加活跃，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力和知名度不断提高，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促进了综合国力的全面提升。　　“985工程”自1998年实施以来，已完成了一期建设，其中中央专项资金投入140多亿元，截至2006年底，财政部已安排“985工程”二期建设资金108亿元。二期的科技创新平台和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的项目共372个，其中平台项目258个，基地项目114个。通过实施该工程，调整和优化了高等学校的学科结构和方向，将一大批优秀人才充实进师资队伍，提高了高层次创造性人才的培养质量，取得了一批接近或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研究成果，增强了所建高等学校的整体实力，带动了高等教育整体水平的提高。　　世界一流大学是一个国家科学、文化和教育发展水平的标志，也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反映。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高水平大学是党中央、国务院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　　（三）实施高等教育质量工程（略）　　（四）建设高等教育强国　　从建设高等教育大国向高等教育强国迈进，不仅是国家和民族对高等教育的期待，也是中国高等教育自身发展和走向强大的必然选择。　　中国的高等教育，担负着建设创新型国家、提升国民科学道德素养、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使命，也担负着培养多层次、多类型人才的重要职责。既要培养高精尖的国际一流人才，也要关注高等职业技术人才和地方型人才的培养，更要积极引领社会发展的方向。为此，应该紧紧抓住新世纪的大好机遇，加快提升自主创新和将研发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能力，继续繁荣和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贡献应有的力量，同时还要在高校布局、结构层次调整、继续工程教育、终身学习等方面进行进一步深化的探索与改革，将其拓展成具有创新意义和价值的重要发展领域。此外，100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30年来有关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和创新的经验与探索值得认真回顾、汲取和弘扬，因为这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赖以生存、不容忽视的重要基础。中国要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必须首先重视中国的历史文化和教育遗产，同时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高等教育发展的需求和支持有充分的认识。　　高等教育实现大众化，大幅度提高了我国接受高等教育人口的比例，顺应了人民群众接受高等教育的强烈愿望，为我国走向高等教育大国作出了突出贡献。我国在人均GDP2000美元左右时就实现了高等教育向大众化阶段的转变，这是一个举世罕见的成就。目前我国有2000余所高校，在校学生总规模超过2700万人，居世界第一；全国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超过7000万人，有高等教育学历的从业人员总数居世界第二；年授予博士学位数居世界第三，我国成为名副其实的高等教育大国。　　2007年，在全国高校咨询工作会上，时任国务委员陈至立在代表国务院所作报告中提出，高等教育要以提高质量为核心，加快从高等教育大国向高等教育强国迈进的步伐。建设高等教育强国是历史和现实向我们提出的重大战略任务。中国政府和社会努力建设高水平大学和重点学科，关系到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关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长治久安的全局，关系到民生问题和国家安全问题。既然中国有信心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以及国际知名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那么我们更有条件建设一批具有国际水准的教学型本科院校，更有能力打造出上百所接近世界先进水平的高等职业院校，带动其他类型的高等学校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建设高等教育强国。这是历史赋予中国高等教育的重要使命。　　选节自《教育大国的崛起》（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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