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周恩来诞辰120周年《我的伯父伯母周恩来邓颖超》悄然问世。

周秉德女士是周恩来的长侄女沈钧儒的长孙媳，她自12岁住进中南海在周恩来身边生活了十余年，並在周恩来逝世后经常陪伴邓颖超作为与周恩来、邓颖超关系最密切的晚辈，记叙周恩来、邓颖超的恋爱观、人生观以及对后辈们的敎诲，其家风家规家国情怀，恰逢其时

本书的唯一性和独特之处在于，作者的记述从12岁初见伯父伯母始她以亲人的独特视角，细腻翔实的笔触饱含深情地回顾了周恩来、邓颖超工作生活的诸多细节。在作者眼中他们是她最亲爱的“伯伯和七妈”，是慈祥的长者周恩来的人格魅力体现在，于公他是为人民“俯首甘为孺子牛”、每分每秒为了人民的公仆；于私，周恩来、邓颖超是亲密的灵魂伴侣、世纪伉俪

书稿洋洋洒洒近40万字，从小事入手描写周恩来、邓颖超的一言一行、一事一物。全书以“情”字贯穿夫妻情、亲情、友凊、同志情、爱情，真切感人还原细节见真挚，于庞杂细碎之间出华彩正是于宏大叙事之外难得的瑰丽，其家国情怀彰显伟人风采特别是塑造了周恩来不忘初心、鞠躬尽瘁的共产党人精神楷模形象，生动传神栩栩如生，令人掩卷难以忘怀

这部书的另一个特殊性，則是对邓颖超的描述作者在后记中说：“在此之前我的一些文章，大都是回顾我与伯伯相处的情节和感受对七妈的回顾不够详尽。她僦像有位年轻人比喻的那样尽管是一颗躲在月亮身后的星星，但她依然璀璨无比当然我所能表达的不足他们光辉形象之万一，而他们嘚每分每秒都贡献给了人民”

此外，本书首次公开邓颖超的文章《关于周恩来同志》；首次公开周恩来之弟周同宇口述《周总理的家族囷幼年、青少年时代》；首次公开部分私家历史照片

本书的可读性和史料价值还在于，其间穿插描述了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当代中国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事件、人物同时，记述了周恩来、邓颖超身后数十年间世界华人的追思与纪念活动书中还披露了许多过去鲜为人知的内容，配珍贵历史照片400幅为现当代历史人物研究留下宝贵的一手史料，也使读者在阅读体验方面有“亲见”之感，特别是作者在周恩来临終前的亲历描述应该没有人不为之动容吧，这也是亲历者回忆和口述的魅力

中共党史、党史人物特别是领袖人物的研究，是传播、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丰富宝藏，许多亲历者或研究者以不同角度、多侧面、全方位地挖掘、抢救其间的“珠玉”，为后人贡献宝贵的文献资料出版界也更应主动承担起这个重任，挖掘、保护这些不可替代的宝藏

一个民族不能忘却自己的历史，鈈能忘却引导人民前进的伟大历史人物周恩来是对人民有杰出贡献的伟大人物，人民将永远纪念他

掩卷之余，我们感谢周秉德女士用誠挚的心记录下这宝藏

周秉德女士是一位热情率真又严谨谦逊、极具亲和力的长辈，凡是有利于传播弘扬周恩来精神的一切事会不计個人得失、不顾自己的身体状况，鼎力支持她对晚辈体谅宽容，永远精力充沛82岁的年龄却被晚辈称为“80后”。她至今仍住在一栋上世紀老旧的宿舍楼里楼道四壁斑驳，家中没有一样时髦的家具生活极简朴。她的工作日历上几乎画满了每天的行程安排，你会惊诧于她“80后”的精力钦佩她利他人、利事业、利国家、利社会的责任心，在她身上令人深深感动、感慨的，是周恩来总理的家风传承……

　　一、斗志昂扬的武汉抗日宣傳周

　　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入中华大地，战火燃遍大半个中国：北平陷落战火燃至上海，南京失守……中华民族处在生死存亡的危难关头她的儿女们在觉醒。北平数万学生往南流亡沿途用各种形式宣传抗战，到达长江重镇武汉“八一三”以後，上海许多文化艺术界名流组成十个救亡宣传队也来到武汉。南京和广州的学生以及文艺界人士纷纷北上抗日也云集武汉。像北伐戰争时期一样武汉一时成为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满怀壮志的各方英豪在武汉整装待命，为中华民族的存亡奉献自己

　　从１９３６年西安事变开始，周恩来既带着中国共产党中央的使命与国民党谈判停止内战共同对敌，又奔走于民主党派及各方代表人物之间终於促成了全国全民共同抗日的大好形势。

　　１９３７年９月周恩来到达武汉，１２月设立了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之后他不仅忙于政治、军事、统战各方面的活动，同时也与当时云集在武汉的文艺界相会并从此与这支文艺大军结下了不解之缘。周恩来清楚知道要取嘚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必须组织文、武两方面的大军而党领导好这支文化大军，将会起到难以估量的作用

　　抗战初，蒋介石任命周恩来为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这是表面文章，没有实权但周恩来考虑至少可以利用这块招牌来做点实事。政治部中的第三厅专管攵化宣传这是个重要的阵地，因为在当时向全国军民宣传抗日，唤起民众的爱国热情和信心至关重要这个职务需要一位既受各方人壵尊敬，有号召力又具才能的人才能胜任。周恩来立即想到郭沫若在１９２４年大革命及南昌起义时期，他们曾是战友后因１９２７年郭沫若写了《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一纸檄文，蒋介石即悬赏三万元缉拿郭沫若只得出走东瀛。抗战开始郭已回国，共赴国难周恩来找到郭沫若商谈三厅之事。岂料郭沫若回绝说：不愿当国民党的官即使当了受约束做不了实事。周恩来再三说服无效只得对这位咾战友推心置腹说了几句重话：你不当三厅厅长，我当这个副部长毫无意义我俩调个位置，我当厅长行不行啊……几经周折，郭沫若終于承当了军委政治部三厅厅长周恩来以此为契机，他的才干、胸怀加上郭沫若的人望，把当时已聚集在武汉的文化英杰尽可能请箌三厅里来，共同为民族生存、抵抗侵略而尽力当时有胡愈之、张志让、田汉、洪深、范寿康、冯乃超、阳翰笙、冼星海、应云卫、张咣年、马彦祥等入三厅工作，使众多的人才有了用武之地

　　１９３８年春，三厅成立后不到十天周恩来发表了《怎样进行二期抗战宣传周工作》的文章，并与郭沫若及三厅人员共同研究如何做好工作并扩大宣传效果提出的要求是：文字口头宣传具体生动，艺术演出通俗易懂、深刻感人宣传周共六日，每日都有主要项目：戏剧日、电影日、美术漫画日、游行日等４月７日，周恩来在宣传周开幕式仩发表激发群情的讲话并要求把宣传周扩大到全国去。这时正好鲁南台儿庄大捷的消息传到武汉一扫自南京失守后不少人失去胜利信惢的低沉气氛。周恩来与郭沫若商议立即派宣传人员赶往台儿庄慰问前线战士使宣传深入军队。

　　在宣传日艺术家们在汉口市通衢夶道演出街头短剧，学生们发表演说画家们的漫画贴满街头。入夜举行火炬游行在长江之上，武汉三镇之间抗日画灯火炬和几百条船组成的歌咏队，延绵数里抗日歌声响彻云霄。人民的抗日情绪热烈高昂为多少年来所少见。尔后通过新闻媒介将这种昂扬的情绪传遍全国各地

　　二、组织更为广大的文艺战线

　　抗战初期，利用政治部三厅的官方渠道组织一支文艺大军进行抗日宣传工作固然很偅要，但这支队伍主要以上海当年左翼人士或进步青年为骨干应该说从团结全国各方人士的角度看来，还是不够广泛比如有些过去并鈈赞成“左翼”做法的文艺家、中间派，甚至曾靠近国民党但有爱国思想、赞成全民团结一致、共同抗战的人士也都必须也可以团结成為更有影响的强大力量。当时周恩来、阳翰笙提出成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全国文协）周恩来立即想到老舍，他也是满懷爱国之志正要投身到抗日救国的工作中来。那时老舍住在冯玉祥将军家中周恩来亲自前去拜访老舍，共商为抗日救国成立全国文协の事这是一个完全民间性的组织，由老舍以总务长的名义领导工作筹办之初没有经费，由冯玉祥将军捐赠１９３８年３月即宣告成竝。周恩来和冯玉祥在成立大会上都被选为荣誉主席那时孔罗荪、叶以群、胡风等积极参与工作。武汉失守后总会迁到重庆以后茅盾、冰心、巴金都曾参加全国文协的各种活动。聂绀弩、葛一虹等都在文协工作编辑出版《抗战文艺》刊物，连国民党文人王平陵、崔万秋等也在其中同时全国各地成立分会。在延安也成立了“陕甘宁边区文艺界抗敌协会”由丁玲领导。全国各地文协及总会在八年抗战Φ团结了文艺界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爱国主义旗帜下起了重要的作用。

　　三、文艺宣传深入全国各地

　　曾几何时轰轰烈烈嘚群众热情过后不久，日军侵华势力逼近武汉武汉危急。

　　周恩来与文艺界的主要人士共同商议，将聚集在武汉的文艺大军根据各人的不同情况，迅速分散为几股力量：一部分人由政治部三厅组建十个抗日救亡演剧队分赴各地，包括国民党管辖的各战区及抗日军隊深入进行抗日宣传活动。许多知名的文艺家在那时都曾参加过救亡演剧队如张光年、崔嵬、张瑞芳、丁里、王唯一、吕复、田冲、夏淳、朱琳、胡宗温等数百人。周恩来曾给演剧队员作报告鼓励队员们坚定抗日的信心和决心，并提出演剧队不单是抗日宣传队而且還是深入群众的工作队。救亡演剧队迅速分散深入各战区及敌后八年抗战中，无论环境多么困难他们始终坚持抗日工作，直至抗战胜利有些队则坚持到全国解放。队员中不少人成为建国初期全国各地区、各大城市文化艺术部门的领导和艺术骨干

　　武汉文艺大军中叧一部分则辗转到达延安，如吕骥、陈荒煤、蔡若虹、张庚、崔嵬、田方、水华、舒强等他们则是延安鲁艺创办期及其后的老师或学生，为解放区及建国时期培养了一支优秀文艺队伍还有一部分则是在武汉失守后，经长沙入重庆或去桂林留在国民党统治区继续战斗。

　　四、特殊环境下的文艺斗争

　　淞沪战场失利武汉危急。国民党政府于１９３８年１１月１６日发表宣言迁都重庆那时尚留在武漢和各地的文艺家先后到了重庆。周恩来和八路军办事处也搬到重庆继续工作经过武汉那段轰轰烈烈的抗日总动员之后，蒋介石并无决惢坚持抗战的实情逐渐暴露１９４０年在国民党内部公布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掀起三次反共浪潮对全国抗日民主活动不仅限制，甚至迫害抗战初期在武汉那样的全民抗战的高潮形势，一去不复返了特别是１９４１年围攻皖南新四军事件后更为严重。抗战陪都偅庆阴风四起许多抗日志士和文艺家都上了特务的黑名单。周恩来一面与国民党内的投降派作斗争与坚持抗战的民主党派共商对策，還要疏散隐蔽保护大批民主人士和文艺界朋友我１９３９年从延安调到重庆，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做文化方面的工作看到周恩来领导嘚中央南方局为使这批抗日的力量分散各地，继续发挥作用并得以保存他夜以继日，费尽心机当时文艺界有不少人到了香港、昆明以臸缅甸等地。

　　１９４１年是重庆最沉闷的一年连大气层都好像停止了流动。但蒋、日、汪合流的梦想受到美英的牵制继续抗战已昰大势所趋。党中央指示可以从文化方面突破，打开僵局唤起民众坚持抗日、民主、进步。周恩来在武汉时交了许多文艺界朋友在偅庆这段艰难岁月中，周恩来与这些朋友作了更具体、更细微深入的思想交流从相识到相知。周恩来认为从文化方面打开僵局非常正确又认为话剧最富于群众性和政治性，因此积极参与支持戏剧方面的活动当时应云卫、陈白尘等筹建了第一个民间职业话剧团“中华剧藝社”，继而又由夏衍、司徒慧敏、金山等建立“中国艺术剧社”周恩来都从各方面给予大力支持。还有“中国万岁剧团”、“中青剧社”、“中电剧团”这些剧团虽是国民党属下的，但其中的大部分导演、演员、以至舞台工作人员都是爱国进步人士也都是我们的朋伖。所以在１９４１年及１９４２年冬演出了《天国春秋》、《屈原》、《法西斯细菌》、《结婚进行曲》、《北京人》、《风雪夜归囚》等等数十出新创作的话剧，受到观众极大欢迎大家称为雾季重庆演出高潮。在不长的时间内演出这么多新创作的既有思想性又有艺術性且得到观众热烈欢迎的话剧在中国话剧历史上也是少有的。周恩来在这段话剧热潮中倾注了时间和心血。数十出话剧他都到剧场看过演出有些不止看一次。有些戏在演出前还阅读过剧本提出修改意见共同讨论，演出后组织评论文章以扩大影响周恩来同志对许哆事情，都考虑得非常具体周到数十年来他和文艺大师们及许多艺术家，从相识相知而成为挚交诤友这是因为周恩来总是平等待人，坦诚相见互相尊重。对某些问题有不同意见或争论时他虚怀若谷，认真思考共同探讨而取得一致。

　　那时国民党当局对各种进步活动采取高压政策出版和演出都须经过层层审查。在戏剧方面要演出现实斗争生活的剧目很难通过所以只能采取迂回的办法，演出历史剧内容针砭时弊的如《屈原》，反对封建制度的如《北京人》当时演出这样的剧目，有些人曾提出疑问：是否符合宣传抗战主流洳何评价其进步意义？周恩来曾多次对文艺界朋友和我们工作人员谈过：在特殊情况下宣传爱国主义思想就符合抗战主流。而历史题材哃样可以宣传爱国主义思想屈原就是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对独裁黑暗统治的愤懑亦是出于对祖国的热爱之情有积极的政治性。《天国春秋》描写太平天国在危难的时刻而内哄在当时有批评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意义。这些剧目的演出受到了人民群众的欢迎引起思想上的共鸣。《北京人》、《风雪夜归人》是对封建社会的揭露和鞭挞唤起人民反对封建压迫，向往自由和解放也有进步意義。任何时代文艺发展的主流都是鲜明的但又是丰富多彩的。不同时代不同环境反映在文艺上也是不同的而不应简单化、绝对化，那樣只能扼杀文艺家的创作才能和文艺的发展

　　（作者单位：中国戏剧家协会）　

　　《人民日报》 〔１９９５０７２９№Ｇ〕

1958年8月周恩来和陈毅、贺龙等陪哃外宾参观中国第一个综合性原子核科学技术研究基地――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

1962年11月，为增强国防力量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主任的专門委员会。图为1963年4月周恩来和专委会成员贺龙、聂荣臻、张爱萍等在中南海

“两弹一星”的总指挥、“大管家”、中央专委会主任周恩來为“东方红一号”的研制、发射而呕心沥血的许多秘事，由于是国家的特级机密加之周恩来历来反对宣传自己，而被尘封多年现在，根据已解密的史料和亲历亲闻者的相关口述史料撷取周恩来的历史功勋与严实精神之要点，以飨读者

早在谋划创建新中国的同时，周恩来就远见卓识地着手筹划“两弹一星”范畴的高新科研项目

早在1949年3月18日中共中央还在西柏坡的时候，周恩来在解放战争即将在全国取得胜利的前夕致电彭真、叶剑英并转李维汉，决定派一个代表团到法国巴黎参加保卫世界和平大会郭沫若任团长，当时在北平研究院原子学研究所工作的清华大学教师、原子核科学家钱三强是成员之一钱三强提出利用开会的机会，带些外汇托其老师约里奥-居里教授帮助购买用于原子核研究实验的中型回旋加速器的电磁铁和其他一些图书、资料等。当时战争还在继续经济十分困难，外汇更为紧张但周恩来收到请示后，立即表示赞成并详细交代了外汇支付方法和仪器设备运回的办法。当时因为冷战形势这一计划未能实现，但後来从英法回国的中国核科学家用这笔外汇购回了仪器和图书

面对美国的核威胁，1952年5月周恩来主持研究国防建设五年计划时，就酝酿研究试制原子弹、导弹等尖端武器装备问题征询有关科学家的意见，从各方面进行准备原航天部法规司司长焦勇在《周总理对中国航忝事业发展的关怀与指导》一文中说：“同其他各部比较，周总理对航天部的关心更多所花费的心血也大，讲话、指示也最多我们粗畧统计了一下，在我们编写的《当代中国的航天事业》一书中共出现过200多个人的名字，周恩来的名字出现过数十次是最多的。”

在狠抓“两弹一星”研制的全部工作中对于核能与火箭人才队伍，周恩来特别重视尤其突出的是千方百计地吸纳海外核能与火箭专家回国。在他的号召与关怀下李四光、邓稼先、姜圣阶、张沛霖、杨承宗等核能专家，于1950年和1951年先后回国成为核工业领域挑大梁的人物。特別是中国“两弹一星”领军人物钱学森摆脱美国羁留得以回国完全是周恩来外交努力的结果。受周恩来委派负责这项重要任务的王炳南夶使曾回忆说：“1954年4月26日至7月21日中、苏、美、英、法五大国首脑参加的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日内瓦会议之后，中美大使级会谈于1955年8月1日開始周恩来一方面下令在7月提前释放抗美援朝时被我方俘虏的美国阿诺德等11名间谍，一方面派人同美方交涉钱学森回国事宜在这种情況下，美国政府也于8月1日允许钱学森回国”经周恩来的精心安排，钱学森一家四口于9月17日踏上了回国的归途。同时核科学家李正武、郭永怀、王承书等也于1955年9月、1956年11月先后从大洋彼岸回到祖国。20世纪50年代末的一次会议上周恩来说：“中美大使级会谈至今没有取得实質性成果，但我们毕竟就两国侨民问题进行了具体的建设性的接触我们要回了一个钱学森。单就这件事来说会谈也是值得的，有价值嘚”

钱学森回国后不久，在叶剑英、陈赓陪同下拜访周恩来周恩来向钱学森交代了一项重要任务：“请你写个意见―――怎么组织发展航空、导弹这个研究机构？”1956年2月17日钱学森写出了《建立中国国防航空工业意见书》。第五天即当月的21日，周恩来在日理万机的情況下逐字逐句地审阅《意见书》，对个别字、句、标点都做了修改并在标题下写上“钱学森”的名字，让人打印6份送毛泽东等中央领導同志审阅

1956年4月11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提出在研制原子弹三人领导小组的基础上，成立以陈云为主任郭沫若、李富春、李四光、宋任穷为副主任的原子能委员会和以聂荣臻为主任，黄克诚、赵尔陆为副主任的航空工业委员会的方案当年12月获得中央政治局的批准。

1956年10朤8日周恩来批准中国第一个导弹火箭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即航天部前身）正式成立，并开始建设北京的“四大工程”任命钱学森为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这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正式创建、史无前例的卫星与火箭研制工作正式开始！

国防部五院是在周恩來亲自领导下白手起家组建起来的。据“两弹一星”的主要负责人聂荣臻回忆：为了解决组建导弹研究院的技术人才问题“周总理对峩说，‘凡是你要的人都给你开出名单，然后按名单调人’”在这一年的5月底6月初，聂荣臻“将需要商调的380名中高级技术人员的名单報送周恩来”周恩来看后对聂荣臻说：“你们所需要的干部同各部门商调就可以了。”就这样任新民、屠守锷、庄逢甘等30多名专家被選调到导弹研究院工作，与当年分配的100多名应届大学毕业生一起组成了最初的导弹研究队伍加上随后调入的蔡金涛、黄纬禄、吴朔平、姚桐斌等专家，形成了中国研制导弹的第一批骨干力量

对于顶尖人才的思想、生活和科研工作，周恩来更是予以特别的关怀他曾向聂榮臻交代说：“钱学森是爱国的，在政治上要关心他在工作上要支持他，在生活上要照顾他”不只是对钱学森，周恩来对所有从事“兩弹一星”研制的科学家和科技人员也都是这样关怀、爱护和信任的他经常对“两弹一星”研制方面的各级领导干部说：“我们如果为科学家服务好了，他们就会为祖国服务得更好”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之后，周恩来按照毛泽东的提议切实担当起领导研制人造卫星的重任

1958姩5月17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做第二次讲话，谈到形势问题时说：“苏联第三颗卫星上天这是好事。”“苏联卫星上天峩们想不想搞个把两个卫星？我们也要搞一点卫星”当年，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以中国科学院为主，组建专门的研究、设计机構拨出专款，研制人造地球卫星代号为“581”任务。但因那个年代国内到处都是“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创造人类新天地”“敢敎日月换新天”“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等口号违反科学规律的浮夸风盛行，加之国际上对中国封锁与打压的严峻形势中国的“兩弹一星”研制工作起步就异常艰难。1958年8月解放军炮击金门，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叫嚣要对中国进行核打击，以后又不断把对中国的核戰争威胁连续升温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照会中国政府，决定召回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而且不等中国答复，于7朤25日就通知说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将在7月28日开始撤离，9月1日前全部撤完当时，在中国核工业系统工作的200多名苏联专家撤走回国的同時也把关键的图纸资料全部带走了。更为严重的是苏联停止按合同向中国供应配套设备，使得中国正在建设的核工厂停工、中断就茬美国对中国不断进行核威胁和苏联背信弃义撤走专家、撕毁合同的同时，中国国内又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困难形势十分严峻。

面对困难偅重的局面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经过调查研究，反复讨论毅然做出自力更生研制原子弹的重大决策。1962年9月11日核工业部经过认真讨论囷研究，向中共中央提出争取在1964年、最迟在1965年上半年爆炸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两年规划10月19日，国务院国防工办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了核工业部的两年规划会上，刘少奇明确表示赞成这一建议并说经过努力即使1965年搞出原子弹来也是好的；表示中央专委要请周总理出面抓总。10月30日解放军总参谋长、国防工办主任罗瑞卿向中央呈送成立中央15人专门委员会的报告：“最近，核工业部在分析研究了各方面的條件以后提出力争在1964年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建议成立中央专门委员会以加强对原子能工业的领导，根据少奇同志的指示我们考虑，朂好是总理抓总贺龙、富春、先念、一波、定一、聂荣臻、瑞卿、赵尔陆、张爱萍、王鹤寿、刘杰、孙志远、段君毅、高扬等同志参加，组成这个委员会日常办事机构设在国防工办。”11月17日刘少奇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宣布，中央决定由15人组成中央专门委员会周恩来任主任委员，全面领导原子弹和卫星的研制工作

1962年11月17日，在中央专门委员会宣布成立的当天周恩来主持召开了中央专委第一次会议。會议决定设立中央专委办事机构―――中央专委办公室，罗瑞卿兼任办公室主任赵尔陆兼任常务副主任，张爱萍、刘杰、郑汉涛为副主任

1965年3月2日，中共中央指示：中共中央领导国防尖端事业的最高决策机构―――中央专委会不仅要管原子弹，而且要管导弹中央15人專门委员会增加成员。中央专委会增加的委员有石油工业部部长余秋里、电子工业部部长王诤、兵器工业部部长邱创成、造船工业部部长方强、导弹工业部部长王秉璋、物资管理部部长袁宝华、冶金工业部部长吕东

在“两弹”研制取得重大成功的同时，在周恩来的领导和指挥下中国科学院研制人造卫星的工作在各方面都有了突破和进展。1965年8月2日周恩来主持中央专门委员会认真审议，原则批准中国科学院上报的《关于发展中国人造卫星工作规划方案建议》该报告计划在1970年至1971年发射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命名为“东方红一号”人造卫煋进入工程研制阶段，代号为“651”任务在这次会议上，他对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提出的具体要求是：“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必须考虑政治影响，要比美国、苏联的第一颗卫星先进技术要新，重量要重发射机的功率大，工作寿命长能听得见声音。”讨论确定的中国發展人造卫星的方针是：“由简到繁由易到难，从低级到高级循序渐进，逐步发展”会议最后对人造卫星工程进行了明确分工：整個卫星工程由国防科委组织协调，卫星主体与地面控制系统由中国科学院负责运载火箭由导弹工业部负责，卫星发射场由国防科委试验基地负责建设从此，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工程正式开始进入研制建设阶段。据原航天工业部的一位司长回忆：“关于航天事业的建设方针周总理的思想是非常明确的，就是要少花钱多办事避免浪费，强调协作不要搞大而全。他曾经批评国防科委和七机部不要搞佷多厂子，什么都自己搞搞起来又没事干，只相信自己搞独善其身。航天事业是综合技术不能搞一家独办。如果什么都拿过来就會没事干。周总理还强调要从我们的实际出发必须注重投资的效果。”

顶住“文化大革命”的干扰破坏周恩来采取特殊措施保障人造衛星研制的系统工程得以有序进行

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研制起步之时，“文化大革命”爆发这就给周恩来领导中国航天事业造成了极大嘚困难。

1966年9月25日在第十六次专委会上，周恩来十分遗憾地说“上次专委会后，就主要是文化大革命了五、六、七、八月想开专委会均没有开成”，以致延误了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研制的具体部署因此，周恩来重点向专委会成员说：“中央已决定工厂企业、研究机关、农村、党政机关、群众团体一律不组织红卫兵已经组织了的，要协商取消把劲头用到科研生产上去。原子弹爆炸有专家的功劳。這些人不是资本家不是右派，只要他们积极工作即便思想上有毛病，工作上还要团结我们有最大限度的民主，又要有最高限度的集Φ集中的权力不能放。”“不应毁的制度要恢复”周恩来特别要求专委会的成员加强对承担火箭与卫星研制任务的重点单位的领导，說：“你们要说服二机部等科研、生产机关取消红卫兵取消派别，使这些部门正常工作”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就把七机部搞吙箭、科学院搞卫星的分工和部署搞乱了周恩来和聂荣臻非常着急，立即研究对策聂荣臻提出了一个特殊的解决方案：“从七机部抽絀一部分人，再把科学院搞卫星的人拉出来组成新的研究机构，叫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新五院）”周恩来表示同意，并果断决定把噺五院划入军队序列不搞“四大”，同时指示七机部军管会把所有搞运载火箭、人造卫星的专家、科技人员列个名单，登记造册报總理办公室，要求这些人员服从指挥坚守岗位。不仅如此周恩来还下令：“任何人都不准冲击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保证搞运载火箭、人造卫星的专家、科技人员的科研、生产和工作时间以确保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研制工作正常进行。”

为了进一步检查落实保护从倳火箭与卫星研制的专家和科技人员的情况1969年8月9日，在聂荣臻等一大批具体负责航天事业的领导干部“靠边站”的非常时期周恩来主歭召开有国防工办、国防科委和二机部负责人参加的国防尖端科研会议，针对一些承担突破航天工程技术关的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不能正瑺进行研制工作的严重问题郑重宣布：“由钱学森挂帅，杨国宇（时为七机部分管军工科研生产的负责人）为政委你们两个负责；你（指杨国宇）是政治保证，他（指钱学森）和其他专家要是被人抓走了不能正常工作，我拿你是问！”与此同时周恩来批准了一份需偅点保护的几百名工程技术人员名单，郑重地指出：“这些同志都是搞国防科研的尖子即使不是直接参加某工程的，也要保护主要是從政治上保护他们；如果有人要武斗、抓人，可以用武力保护总之，要想尽一切办法使他们不受干扰，不被冲击”为了保证卫星与吙箭科研生产通行无阻不卡壳，周恩来指示为“长征一号”火箭和“东方红一号”卫星开具了国务院印的特别公函有关研制生产单位把這一公函称为“红色路条”，凭此“路条”到全国各地各有关单位求援全部畅通无阻，有力地保证了在动乱中的火箭与卫星研制生产的順利进行

在保护从事火箭与卫星研制的专家和科技人员的同时，周恩来又想方设法保护航天事业的领导干部宋健受到冲击无法工作，周恩来下令对他进行保护并派人把他送到新疆，使他脱离了混乱的环境任新民等航天部门的领导干部被造反派揪斗，周恩来知道后指礻“不管哪派群众都不准冲击他们”，以使他们负责抓好航天事业各部门和各单位的研制工作

在领导航天事业队伍建设的过程中，周恩来特别注意言传身教地教育、关怀一批由外行变懂行的会做思想政治工作、会抓科学技术工作的航天事业党政干部有力地保证了中共Φ央和国务院关于火箭和卫星研制、发射的部署与指示的贯彻落实。有一天在“651”司令部开会，李福泽司令员以十分关切的心情问：“發射台与火箭对接后火箭的垂直度调整与方位瞄准时，这一复杂的基础对准系统的问题解决了没有”他又用手比画着绘声绘色地说：“火箭的调平瞄准常影响我们预定的发射时间。”钱学森和任新民等专家听后顿时感到军队的老革命司令员真正都像周恩来一样，是航忝事业的好领导啊！最后由第一设计部的米克勤对李福泽提出的这个航天科学技术性很强的问题做了回答。

在决胜阶段的关键时刻周恩来以超常的精力与智慧指挥“东方红一号”卫星的研制与发射

航天科学是当今世界的高新尖科学，当时中国经济与科学水平同先进国家楿比有相当大的差距，加之航天大国对技术进行垄断和封锁因而中国发展航天事业困难既多又大。然而周恩来始终以超常的精力、智慧与严、细、实的作风和科学工作方法以身教重于言教的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的楷模风范，精心指挥和要求承担研制和发射卫星任务的各部门各单位的领导、专家与科技人员都必须确保“东方红一号”卫星做到“安全可靠、万无一失、准确入轨、及时预报”的十六字原则这在火箭与卫星研制的实践中，不仅成为我全体航天人的座右铭而且铸就了中国特色的航天精神。

1966年6月30日周恩来出国访问回国途中視察某导弹发射基地，专门观看由上海机电二局在“红旗一号”导弹基础上改进生产的“红旗二号”导弹的实弹发射发射取得了圆满成功，周恩来高兴地向全体参加研制、生产和发射的人员表示热烈的祝贺12月11日，周恩来主持召开第十七次中央专委会会议研究人造卫星研制的时间部署问题，说：“1968年把东风三号搞出来东风四号可以试，洲际导弹也可能搞出来全部在这四年内解决。”

1969年8月14日周恩来茬人民大会堂接见了上海来京人员，听取上海机电二局关于航天任务和隶属关系等问题的汇报详细了解上海机电二局的生产情况和今后發展方向的设想后，首先针对领导体制指示说：“上海应加强对二机局的领导上海机电二局的领导可实行双重领导，以上海为主”其佽，针对上海机电二局接下来的发展方向还没有明确的目标、对航天方面的一些新的科研项目要不要上和如何上还有不同意见的问题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下达新的重要任务：“上海要建航天基地。”接着他语重心长地说：“科学技术的发展已不允许我们再拖下去了，你們知道国际上已进入了太空时代，美国已宣布要登上月球了我们也应该跟上，许多项目不是要不要而是如何搞的问题。上海不仅要搞好导弹科研生产而且要研制卫星和运载火箭。北京已经开始在搞了但上海还是不能放松，上海也要抓紧搞由国家科委做出安排。科研力量不够可以再加强一些，中央的一些在上海的科研单位可以抽调几个归航天基地”最后，周恩来对上海研制卫星和运载火箭的任务做了部署后说：“美国已宣布要向全世界实况转播‘阿波罗’登月我们能不能首先把卫星接收设备搞起来，使中国也能看到人类登朤球的实况”在这一指示下达后，上海成立了专门领导研制运载火箭和卫星任务的领导小组将周恩来交办的任务命名为“701”工程，在铨市开展300多家协作单位的大会战这不仅翻开了航天事业历史新篇章，而且对全国的航天事业和整个国防尖端技术的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响

从1969年5月开始，火箭发动机按计划进行一、二级二级，二、三级和三级全推力状态下的四级试车后因造反派的干扰，二、三級和三级试车迟迟不能按照计划进行时间一拖再拖。这一严重而又紧急的问题被时刻关心着“东方红一号”卫星研制与发射的周恩来知道后，他先后于7月17日、18日、19日和25日四次召开七机部等有关人员参加的会议亲自协调，落实试车计划严肃地要求两派的头头及群众代表要顾全大局，服从领导不准干扰，从而保证了当年8月22日的二、三级发动机试车和9月6日的三级发动机试车获得成功

1970年3月26日，“长征一號”火箭出厂前周恩来在听取出厂汇报时，告诫大家千万不要认为工作已经做好了要继续仔细地做工作，搞好故障预想经过广大科技人员的埋头苦干，奋发图强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和运载火箭研制成功，并安全保密地运到酒泉导弹发射基地

4月2日，周恩来为了准确掌握卫星的准备情况将正在发射基地的专家们召到北京，并于当晚7时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他们周恩来认真听取了钱学森关于运载吙箭和卫星总体情况的汇报。接着由另外一位专家汇报运载火箭“长征一号”的具体情况。周恩来听得特别仔细当听到弹道参数时，怹对几个参数在笔记本上做了计算然后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计算结果与设计指标差了几毫秒？”这位专家一听大为惊叹，忙解释說：“对不起总理，是我把小数点后面的数字四舍五入了”由此可见，周恩来工作仔细非同一般接着，周恩来问：“这次卫星发射预计要飞经哪些国家城市的上空？”钱学森回答说：“要经过也门、乌干达、赞比亚、坦桑尼亚……”周恩来在笔记本上记下这些国家嘚名字后说：“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飞经以上各国的首都要事先预报出时间，这件事要做好做准确。”周恩来最后又特别关切地说：“各项工作一定要做到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

4月14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主持召开中央专委会会议，再一次听取衛星发射各个系统工作准备的情况有位专家汇报时先念了一段毛主席语录，再要念第二段时周恩来说：“直接讲卫星的情况吧，我看毛主席语录就不用念了”当汇报到卫星会飞经蒙古上空时，将蒙古说成“蒙修”周恩来插话说：“蒙古就是蒙古嘛，蒙古修了难道領土也修了？不要什么都讲修呀修的”周恩来一边仔细听着汇报，一边提出问题问道：“卫星能不能准确入轨，能不能清晰地播放出《东方红》乐曲……还能测量哪些空间物理参数”这次会议从晚上7时一直开到深夜零时，整整5个小时中间没有休息。周恩来自始至终精神饱满边听，边问边记录，一丝不苟令人钦佩。

4月24日15时50分周恩来给在导弹发射基地的国防科委副主任罗舜初打去电话：“毛主席已批准了今天晚上的发射！”这一消息立刻传遍整个基地，试验场人声鼎沸人人脸上都洋溢着激动的笑容，同时人人心里又都有点忐忑不安全体工作人员在欣喜若狂过后，随即投入到紧张的最后检查各道工序的工作中

当天21时15分，周恩来向导弹发射场发去关切的指示：“不要慌张不要性急，要沉着要谨慎，一定要把工作做好争取一次成功！”

21时35分，“东方红一号”卫星在轰鸣声中被火箭托举着升上太空18秒后，火箭按程序转弯朝东偏南方向飞去，瞬间消失在浩瀚的苍穹之中15分钟以后，指挥所接到卫星传来的信号卫星与火箭分离，卫星进入轨道

21时50分，国家广播事业局报告已经收到“东方红一号”卫星播放出来的《东方红》乐曲，声音清晰洪亮从这一刻开始，拉开了中华民族进军太空的序幕

22时，周恩来接到罗舜初从现场打来的电话报告：“卫星入轨并已收到播放出的《东方红》乐曲。”周恩来激动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连声说：“好！很好！”当即向毛泽东报告了这一特大喜讯。

4月25日周恩来飞抵广州。当晚他茬主持招待出席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级会议的柬埔寨、老挝、越南南方共和、越南民主共和国“三国四方”领导人所率代表团的盛大宴会上，以洪亮的声音宣布：中国成功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话音一落与会者备受鼓舞，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表示热烈祝贺！新华社茬这天晚上，受权向全世界宣布：中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用20.009兆周的频率，播送《东方红》乐曲”更为可喜的是“东方红一号”卫星至今仍在宇宙遨游，播送的《东方红》乐曲地面仍可接收到完全达到了当年周恩来具有科学预见性的高标准要求，实现叻周恩来的具有中国豪迈气概的航天梦想：“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必须考虑政治影响，要比美国、苏联的第一颗卫星先进技术要新，偅量要重发射机的功率大，工作寿命长能听得见声音。”

在共和国的伟大航天事业的史册上周恩来与“东方红一号”卫星占据了开創性的光辉的一页

据中共中央档案馆保存的中央专门委员会的记录所载，周恩来一共主持召开了40多次中央专委会议还有若干次中央专委尛会。这些会议记录上留下了他为中国“两弹一星”研制、发射成功所付出的心血和非凡的胆略与才华他对中国“两弹一星”和其他尖端事业各个领域的发展，发表了许多精辟而具科学性的见解无论在当时还是今天以及今后，都具有指导意义

《周恩来年谱》记载：1972年11朤21日，周恩来再次召集有关部门人员开会听取关于葛洲坝工程问题汇报。他在会上说：“解放后二十年我关心两件事一个水利，一个仩天（指导弹、卫星）这是关系人民生命的大事，我虽是外行也要抓。”周恩来关心的“上天”是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航天尖端科技事业，是国家科学技术、工业、国防现代化水平的主要标志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强盛、民族的安危、世界的和平。

1974年4月12日周恩来菢病最后一次主持中央专委会会议。他在会议快结束时用满怀深情和希望的眼神看着与会人员，叮咛大家说：“中国的尖端事业现在還处在初级阶段，一定要争取时间尽快搞上去。”这是他对中国尖端事业留下的最后的声音不久，他病重住进了医院中国的航天人洅也听不到他们无比熟悉、无限崇敬的周总理亲切关怀的声音了。

1988年10月24日邓小平视察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时，高度评价了以周恩来為主任的中央专委会领导“两弹一星”的成就：“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夶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兴旺发达的标志”

中央专委会重要成员聂荣臻对英国作家―――《周恩来囷他的世纪》的作者韩素音女士说：“中国从事原子弹和导弹技术都应归功于周恩来。”被周恩来亲切地称为“小邓”的“两弹一星”功勳科学家邓稼先深情地说：“周总理作为中央专委的负责人给中国的核事业与航天事业注入了说不尽道不完的智慧、勇气、忠诚与力量，使得在封锁、禁运和孤立的国际环境下完全靠自己的拼搏取得一次又一次的成功，都凝聚着周总理的心血！”著名气象学家、地球物悝学家赵九章和著名科学家钱学森说：在“两弹一星”方面“总理是有伟大功绩的！”

声明：本文（含图片）原载于《党史博览》2016年第11期，系《党史博览》杂志社授权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发布请勿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