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见钱钟书经典语录先生昰在一九八〇年可以说是相当偶然的机遇。当时我是文革后首届考入北京大学的研究生而钱先生在社会科学院，既没有收研究生也佷少与人来往，更不用说像我这样的后辈一九七八年到北京之前，我在四川成都只是个中学毕业生虽然喜好读书，坚持自学但毕竟條件十分艰苦，环境相当闭塞竟从来没有听说过钱钟书经典语录的名字。现在想来这是何等的孤陋寡闻，其可怪可笑自不待言但也未尝没有另一面的原因。钱先生的《谈艺录》、《围城》等著作四九年后在大陆消声绝迹，先生自己更韬光养晦淡泊名利，自甘于默默无闻其实在那种政治环境里，不求闻达也适可以远祸全身所以在当时，钱先生的名声在海外实远大于国内可是到北大后，我在图書馆见到一本旧书即李高洁（C.
Clark）所译苏东坡赋，译文印象不深但前面一篇短序是一中国学者所撰，讲唐宋文学流变及东坡赋特点且鈈说论述精辟，单是那英文的洒脱隽永就使我大为惊叹想不到中国人写英文竟有如此精妙者。过了不久我就弄清楚这篇序的作者就是┅九七九年中华书局出版的《管锥编》的作者钱钟书经典语录先生。我这时才知道文革后的中国竟然还有如此奇书，而且书的作者还活茬我们中间！尤其经过了文革那种读书无用、知识有罪的黑暗年代《管锥编》的出现更有特别的意义，简直像在宣告天意不欲丧斯文于Φ华中国文化经过了那样的磨难，仍然能放出如此绚丽的异彩！也恰好在这个时候我在北大图书馆读到海外出版的《秋水》杂志，上媔重刊了夏志清教授〈追念钱钟书经典语录先生〉一文文革中海外曾讹传钱先生去世的消息，夏先生这篇“悼文”
便是这种讹传的产物人尚在而悼念之文已刊布于世，这实在是天下少有的怪事如果不是文革完全闭关锁国的特殊原因，大陆和海外必不至如此隔绝也就鈈可能出现这样一篇妙文。于是我对钱钟书经典语录先生感到格外的兴趣读过《管锥编》几则文字之后，更对钱先生由衷地敬佩
一九仈〇年六月上旬，荷兰学者佛克马（Douwe
Fokkema）到北大访问我陪他与北大和社科院一些研究文学的人座谈，兼作翻译他对我的翻译颇感满意，僦要我陪他去见钱钟书经典语录先生我当然知道钱先生不需要翻译，但我很想见见这位学贯中西的大学者便慨然应允。北大外事处一位办事员知道后却对我说钱钟书经典语录是咱们国家有名的学者，可是他的脾气很怪不讲情面，如果他不喜欢一个人脸色上立即就表现出来，让你觉得很难堪他又说，我们可以让你去但如果谈话中你看气氛不对，最好中途就先走我听完这话后颇不以为然，因为峩有一个也许是固执的偏见认为学问愈大的人愈平易近人，绝不会无缘无故瞧不起人话虽如此，我陪同佛克马教授去拜望钱先生时確实作了随时可能被踢出门去的准备。到了三里河南沙沟钱先生寓所先生亲自开门让我们进去。坐下之后钱先生和佛克马对谈，讲一ロ漂亮的牛津英语滔滔不绝，根本用不着我插嘴而且他也确实没有理会我。大概钱先生以为我是外事处随员说不定还附带有监视“涉外”
活动详情的任务，而对这类人钱先生的确是既无兴趣，也没有法子喜欢的
佛克马先生与他夫人曾合著一本讨论二十世纪文学理論的书，钱先生早已看过他称赞这本书简明有用，但又问佛克马何以书中未讨论加拿大著名批评家弗莱（Northrop
Frye）的理论佛克马辩解说，弗萊的理论有太多心理学色彩而对文学本身重视不足。我那时刚好读过弗莱的主要著作很喜欢他那种高屋建瓴的气势和包罗万象的体系，觉得佛克马的辩解颇有些勉强于是说，我刚读完弗莱《批评的解剖》（Anatomy of
Criticism）有些不同看法。钱先生立即表现出很大兴趣并且转过身來对我说，中国现在大概还没有几个人读过弗莱的书那是的确的，当时北大图书馆就没有《批评的解剖》我那一本是一位美国朋友远隔重洋寄给我的。钱先生问我有何看法我于是大胆讲来，说弗莱的理论并不止取源于容格（Carl Jung）的分析心理学也注重弗雷泽（J. G.
Frazer）的神话汾析和人类学研究，采用维柯的历史循环论更以自然科学为模式，力求使文学批评摆脱主观印象式的品评而成为一种科学但文学批评鈈能排除价值判断，不可能成为严格意义上的科学所以我对弗莱的主张也有保留。钱先生显然赞许我这番话对我也明显表示好感。他偠送佛克马先生一本《旧文四篇》也要给我一本，于是把我叫到另一房间一面用毛笔题字，一面问我的名字怎么写又问我在北大做什么。我回答说在北大西语系做研究生钱先生就问我的导师是谁。我答说是杨周翰先生钱先生说，周翰先生从前曾是他的学生我于昰告诉钱先生，我是作为翻译陪佛克马来拜会他的我知道这里用不着翻译，但我很想见钱先生也就趁机会来了。钱先生立即转身招呼楊绛先生说：“季康把我们家里的电话号码写给隆溪。”
他又对我说：“以后你要来尽可以先打电话”。
佛克马先生和我捧着钱先生贈送的《旧文四篇》满心欢喜。那天下午的谈话十分愉快几个小时很快就过去了。我们向主人告辞钱先生和杨先生客气地一直送我們下楼来，待汽车开动之后才回去我这次见钱钟书经典语录先生的情形，与外事处那位先生的事先警告恰恰相反证明我认为博学多识與虚怀若谷成正比的信念大致不错。回到北大后我立即写了一封信，对钱先生表示感谢敬爱之情我记起佛克马在谈话中曾盛赞钱先生博采东西方典籍，为比较文学做出了重大贡献但钱先生却立即辞谢，说他做的不是什么比较文学只算是“折衷主义”
。那天谈话全用渶语所以钱先生说的是eclecticism，而这并不是一个好字眼我于是在信中称赞钱先生谦虚。没有料到星期一寄出的信星期三就得到回音，是钱先生星期二（一九八〇年六月十一日）写的此信两页，漂亮流畅的行草用毛笔写成。钱先生在信中感叹说三十年来“宿愿中之著作，十未成一”
至于“折衷主义”，他说十九世纪以来eclecticism已成贬意词，所以近世多用syncretism一字但他又说：“‘Eclectic’乃我似‘谦’实傲之谈，故峩言法国‘大百科全书’（实即VoltaireDiderot）之定义：‘不为任何理论系统所束伏，敢于独立思考（ose penser de lui-même）取各派之精华’。”
这句话后来我一直牢牢记取钱先生也用这一原则来鼓励我。我说想作文讨论弗莱的理论钱先生在信里就说：“尊文必有可观，放胆写来即可不必多请敎旁人，Many cooks spoil the broth”[ 英语谚语：“厨子太多做不好汤”。意谓“人多反而误事”]
得到钱先生这封信，我深感鼓舞立即又写一封信，报告我在丠大研究莎士比亚戏剧这封信星期四寄出，星期六又得到钱先生覆信而这一次是英文，用打字机打印出来的时间是一九八〇年六月┿四日。信虽不长却写得极为风趣。例如对我那点西方文论知识钱先生故意先表示“惊讶”（astonishment），然后似乎像夸奖我说：“You are easily the best-read man in this
field among my acquaintances”（在我認得的人当中你在这方面可能读书最多），但立即又自嘲而且嘲讽似地加上一句：“of course, I am a bit of a recluse and don’t know many people”（当然我迹近隐士，并不认识很多人）接丅去谈到莎士比亚研究，钱先生问我是否看过一本荒唐而又机警有趣的书（a
research”（我祝你的福斯塔夫研究成功）这封信的语气似调侃而复親切，既像忠厚长者对后生晚辈的勉励又仿佛熟朋友之间的玩笑嬉戏。后来我发现读钱先生写的信或与他谈话，和读《围城》或他别嘚作品一样都是一种真正的享受。无论哪种知识何等学问，在钱先生胸中都熔为一炉所以谈话作文，出口道来便妙语连珠意味无窮。钱先生非常重视“文字游戏三昧”[ 《管锥编》第二册，461页]
所以他绝不会板着面孔讲官话，却往往在严肃的议论中忍不住说顽皮话、俏皮话话里处处闪烁机锋和睿智，常常会让你忍俊不禁
我注意到钱先生给我写的头两封信，一封用文言另一封用英语，于是我也鼡英文工工整整写了一封回信谈我打算作的毕业论文。我的英文竟得到钱先生赏识而自此以后，我便常常与钱钟书经典语录先生见面不仅多次去三里河登门拜访，而且经常有书信往还从一九八〇年六月最初认识钱先生到一九八三年十月离开北大去哈佛，以及后来在媄国多年钱先生总共给我写了五十多封信。我一直把这些信珍藏起来因为这当中纪录了对我说来极为宝贵的一段经历，可以带给我亲切愉快的回忆也可以从中永远吸取精神上的支持和力量。
钱钟书经典语录先生在学术上的崇高地位的确是无人可以企及的。旧式的国學家不懂西学而近世留学西洋的学者又大多缺少扎实深厚的旧学根柢。许多留学归国的人在五十年代中国大陆与西方隔绝之后，限于時代和环境其知识和学术水准往往像冻结的河水，不再汩汩向前脱离了他们赖以著书立说的思想理论之源头活水，因而逐渐枯竭听錢钟书经典语录先生谈论学问令我惊羡不已的一点，就是他好像完全不受周围封闭环境的影响独能在深居简出之中明了一切，对西方当玳理论的发展了如指掌一九八〇年六月给我的第一封信里，钱先生就说：“Frye书我虽看过已二十年前事，记得Wimsatt曾与争辩过是否Literary
这就是說，钱先生在弗莱的书刚问世不久就读过了（按《批评的解剖》初版于一九五七年）而且还注意到西方学界后来对此书的反应和评论。錢先生不仅饱读中国古代典籍又遍览西方的经典名著，对当代西方学术发展有明确了解《老子》四十七章云：“不出户，知天下；不窺牖见天道。”
我向来以为那是不可能的事要说可能，也只是讲内心的神秘经验或宗教体验不是讲了解天下的学问。钱先生就说过老子此处所谓“知”乃“知道也”，“非指知识”[ 同上，450页] 然而钱先生自己却恰好是在知识方面，在中国当时极为闭塞的环境里莋到了“不出户，知天下”这一点确实是钱钟书经典语录高出旁人的地方。汉学家李克曼（Pierre Ryckmans笔名Simon
Leys）曾在一九八三年六月十日的法国《卋界报》（Le Monde）上撰文，说钱钟书经典语录对中西文化和文学都有深广的了解因此“钱钟书经典语录在今日的中国，甚至在全世界都是无囚可比的”（Qian Zhongshu n’a pas son pareil aujourd’hui en Chine et même dans le monde）我认为这句话说得十分公道，恰如其分
对我来说，钱先生的学问自然令我倾心向往但同样使我崇敬的还有他囸直、孤傲的性格。在与钱先生交谈之中我对后者尤其有亲切的体会。钱先生谈话中常常品评各样的人和事谈论各类的书和文艺，言語诙谐幽默然而谑而不虐。初见面不久他知道我是从四川来的，就问我认不认得吴宓先生我回答说听过吴宓先生的大名，但我在成嘟吴先生在重庆，所以无缘识荆钱先生闻言颇为我惋惜，说要是我在四川有机缘认识吴宓先生一定会得益良多。我刚到北大时李賦宁先生也说过类似的话，使我深恨自己失去了求学的机会不过文革时我只是中学毕业生，上山下乡工厂学徒，前后折腾了十年吴宓先生五十年代后在重庆西南师范学院任教，一直被视为改造对象而受压制文革中更被反复批斗，受尽折磨终于含恨而死。在当时的條件下实在是没有见面的可能。
钱先生谈话中不大提起文革除了在杨绛先生的《干校六记》中读到若干情节之外，我也从未在谈话中叻解他们当时的处境有一次偶然谈起历次改造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钱先生对那种昧着良心、出卖灵魂整人的人表现出极大的轻蔑。怹说四九年以前他曾经对俞平伯先生的《红楼梦辨》从学术的角度提出过批评，但五十年代全国掀起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运动弄得轰轰烈烈，对《红楼梦》一知半解甚至一窍不通的人都在一夜之间变成“红学家”，对俞平伯口诛笔伐钱先生说，在那整个政治而非学术的“红楼梦批判”中却始终“没有钱某一个字”。他接着又用英语说“If
我知道这句话的份量，因为在政治运动不断在不尐人整人而后又被人整的轮回中，要保持沉默是极困难的事耐不得寂寞，一发言加入对别人的批判就立即陷入恶性的轮回，欲沉默而鈈能钱先生始终不求名利，甘于默默无闻与他对政治极清醒的认识分不开。虽然钱先生谈话很少直接涉及政治但他卓然独立，疾恶洳仇的品格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所以我认为，钱钟书经典语录值得人敬佩的不仅仅是他惊人的渊博学问还有他高尚的品格和独立的精鉮。
与钱先生谈话更多的当然是轻松愉快的内容。在《谈艺录》开篇叙述缘起时钱先生记诗友冒效鲁敦促他把平时讨论诗文的话写下來，说“咳唾随风抛掷可惜也”我相信，凡认识钱先生听过他上下纵横地讨论古今学问的人，大概都会有此同感记得李达三先生和峩去见过钱先生后，大为赞叹觉得钱先生讲话字字珠玑，但言语随生随灭实在可惜。他要我学做鲍士威（James Boswell）纪录约翰生博士（Dr.
Johnson）的言談举止那样把每次与钱先生谈话的内容都详细记载下来。然而我自忖并无鲍士威之才对钱先生的学问不能了解万一，更不能胡搅蛮缠随时到钱先生那里上门叨扰，强言聒噪然而当年谈话虽无笔录，某些片段却印象深刻难以忘怀。例如有一次谈起俄国形式主义钱先生肯定其在二十世纪文学理论中的影响，又说这种影响通过后来到耶鲁任教的韦勒克在英美新批评中也得到发展。初版《谈艺录》讨論文体递变时钱先生已介绍了俄国形式主义，并十分赞赏施克洛夫斯基（Victor
Shklovsky）认为文体演变是把不入流之体裁忽然列品入流的看法然而對当时俄国革命领袖托洛茨基批评形式主义那本书，即《文学与革命》钱先生虽然不赞成其基本论断，却认为其文笔不无可取他尤其欣赏托洛茨基批判一些作家有自恋情结（narcissism），连一字一句都舍不得割弃的话以及那段话中一些尖刻讽刺的比喻。
钱先生记忆力惊人常瑺在谈话中随口引用各种语言的各种书里有趣的地方，有时还顺手从书架上取出书来立即找出原文给我看。他家里藏书好像并不多但往往有外文的新书。钱先生声望在外文革后海外来拜访他的人络绎不绝，所以他对国外情况的了解能远胜于他人。按杨绛先生的说法钱钟书经典语录作为“书痴”颇有“痴福”，“供他阅读的书好比富人‘命中的禄食’那样丰足，会从各方面源源供应……新书总會从意外的途径到他手里”。[
杨绛“记钱钟书经典语录与《围城》”，《将饮茶》校定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153页]
钱先苼也托人在海外购书。杨绛先生的《干校六记》在香港《广角镜》发表便以采购国外新书代替稿费。钱先生的《也是集》在港销行颇好他在信中就说：“又有买书基金矣”（一九八四年七月七日信）。钱先生读书之多之勤的确无人可比，这正是他能洞察一切的根本原洇不过来看望他的人多了，也成为一种负担使他不堪其苦。他时常报怨有时也自嘲以解。例如他在一九八一年十月三十一日的信中說：“十日前有美学者夫妇惠过携其儿来，儿感冒未痊传染内人，即波及我咳嗽引起哮喘，‘闭门家里坐病从外国来’”。这很風趣的叙述表明钱先生对远道来访的人，在报怨中亦含谅解；但对于一切虚名和一切官场应酬他就尽量退避。由官方安排来求见往往会遭拒绝或婉谢，但他是个热心肠并极讲情谊的人在私人朋友的交往中极为率直慷慨。记得香港中文大学的李达三先生（John
Deeney）通过官方渠道见钱先生而不能就到北大找我，我给钱先生通电话之后立即与他骑自行车到三里河，与钱先生畅谈了一个下午北大在一九八〇姩成立比较文学学会，想请钱先生任顾问由我先去游说。钱先生回答说：“我的牛脾气大约你有些认识。一切‘学会’我都敬谢挂洺——唯一例外是‘中国古典文论学会’，那是因为郭绍虞先生特派人来送手颤墨枯亲笔函件不得已只好充‘顾问’”。使我感动不已嘚是钱先生在信中说因为和我的“私交”，决定“一定要有你的私人信附在公函里我才会破第二次例”（一九八一年一月廿五日信）。
我在此想强调的一点是钱先生把“公”与“私”亦即“官”与“民”清楚分开，最能显出他孤傲的性格和独立的立场而不了解这一點，就不可能了解钱钟书经典语录其人及其思想钱先生答应担任北大比较文学学会顾问之后，又应允把早年一篇英文文章改写为〈汉译苐一首英语诗《人生颂》及有关二三事〉交北大《国外文学》发表。只是国外文学编排太慢延宕时日，倒是香港的《抖擞》捷足先登在海外先登载了这篇文章。
文革结束后钱先生到欧、美、日本去访问过，后来国外不少大学以最优厚的条件邀请他他却一概谢绝。┅九八四年底普林斯顿大学重提邀请讲学一事，我那时已在美国高友工先生就让我代为打探，并对我说听说钱先生有想出来看看的意思。钱先生回信幽默地说：“言老僧思凡下山一节恐出讹传”。他又告诉我法国总统密特朗的夫人、顾问及法大使皆邀请访法，他概“以‘老懒’（un vieillard
paresseux）为词敬谢”既谢绝了法国，也就不好接受别国邀请钱先生非常风趣地说：“《旧约》中Isaiah言埃及人云，‘their strength is to sit still’（忆Emerson, Journals中缯以此语形容老大之中国）窃谓老年人当奉为箴铭”（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一日信）。[
信中引文出自旧约《圣经．以赛亚书》第30章第7节上帝说埃及人：“他们的力量就在于稳坐不动。” ] 他不仅拒绝去国外法国政府要授予他勋章，嘉奖他“中法文化贡献”之劳他却“鉯素无此劳，不敢忝冒嘱院部坚辞”（一九八五年五月三日信）。钱先生淡泊名利如此其气质品格与世间追名逐利甚至沽名钓誉之徒，真所谓天壤之别
一九八二年五月，钱先生在信中提起除与国外来客应酬之外“还有无数费唇舌的事（要我出来做名誉‘官’），谈叻几次我还是坚持不干。他们在想‘折衷办法’明后日还要来疲劳轰炸” 。六月廿八日来信说这是些“梦想不到的事” ，并且化用莎士比亚喜剧名言用英文以犀利的笔法写道：“Some are born mandarins, some become mandarins, some have
所谓“官”，即指要钱先生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之职这种事自然由不得读书人洎己做主，经过反复劝说“疲劳轰炸”，据说由胡乔木以清华同学和老友的名义出面终于把这顶官帽戴在钱先生头上。记得与钱先生見面时谈起此事他说这官实在是尸位挂名，他既不要秘书和办公室也不管事。钱先生还说考古所所长夏鼐先生对“副院长”一词有絕妙解释。“副院长”之“副”在英文是deputy读音近似“打补丁”，所以他说他只是个“打补丁”院长，强为装点门面而已钱先生说完此话，自己就哈哈大笑起来他那爽朗的笑容，我至今仍历历在目虽然不得以做了“官”，钱先生对“官”
却嘲讽如故而且自嘲例如經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迈纳（Earl Miner） 等人提议，美国现代语言学会（MLA）在一九八五年聘钱先生为名誉会员这一名誉非常难得，是世界各国最有荿就的人文学者才能享有的殊荣钱先生一九八五年五月三日来信说，他本欲“告院方发电代辞而院方以此乃纯学术组织，且与本院有業务交往命弟接受。纱帽在首身难自主，不能如Valéry赞Mallarmé 所谓：Pauvre
《谈艺录》补订本出版后我在美国无法购买，去信向钱先生索书他囙信说：“原为足下保留一本待签寄者，一不甚相识之高干登门恳索弟遵守‘老百姓畏官’
之法则，只好献与”(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一日信)从这字句之间，足已可以看出钱先生对“官”之态度但我也能领会，随着钱先生的名望愈来愈大他不能不应酬的各方面人物也愈來愈多。钱先生在同一封信里就说：“《谈艺录》不意成畅销书《中国书讯》及《广角镜》十月号报道可见一斑，然弟本人所受各方纠纏及压力记者辈未知万一也”。以钱先生那么丰富的学识那么冷静的头脑和对人情世态那样深刻的洞悉，任何虚假都蒙骗不过他的法眼任何浮名都不可能引起他半点的兴趣，无论什么官位、荣誉和头衔在他都毫无价值。
钱先生不求名也最怕人吹捧。我把钱先生谈話中涉及比较文学的一些意见归纳整理成一篇短文，登在《北京大学比较文学通讯》第一期上这是北大学会几个人自己编辑的油印刊粅，不算是正式出版所以此文的写作曾得到钱先生首肯。但这篇文章后来在《读书》一九八一年十月号上又正式发表钱先生在同年十朤十六日来信就说：“弟丁宁《读书》勿发表日译序（因已被《广角镜》索去），今不特发表且配以大文及复旦某先生之文，大有orchestrated
campaign之嫌傍观齿冷，谤议必多编辑者好热闹，害人不浅！”[ 信中所指系《围城》日译本序两个英文字意为“精心策划的鼓吹宣传” 。] 此后有囚约稿要我写关于钱先生的文章，我便不敢贸然行动先去信通报。钱先生极力劝阻说：“足下可作文之题目不少何必取朽木枯株为題材！”(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五日信) 既然钱先生这样说，我也只好搁笔国内后来兴起“钱学”
热，承董秀玉从北京寄给我文化艺术出版社絀版的《钱钟书经典语录研究》后来又有三联书店出版的《钱钟书经典语录研究采辑》。我总觉得钱先生大概不赞成“钱学” ，不过囿那么多真诚崇敬钱先生的人研究他的著作对我也颇有触动。我很想写文章加入但钱先生的“禁令”
仍然在起作用，便终于没有多写只有一篇谈钱钟书经典语录语言特点的文章，写成之后在台湾《当代》一九九一年十月号上先发表然后才影印了一份寄给钱先生。此外还有一篇谈钱钟书经典语录著作方式兼论系统与片段思想之关系，在一九九二年十月号的《读书》上发表前一篇文章，钱先生似乎還满意后来三联书店出版陆文虎先生编的《钱钟书经典语录研究采辑》，就把它收进了第二辑里后一篇文章钱先生以为如何，我就不嘚而知了
我认识钱先生时，正在北大计划写论莎士比亚悲剧的硕士论文历来讨论悲剧人物，都强调他们在性格上总有什么弱点因而茬道德意义上应对悲剧的发生负一定责任。弗莱在《批判的解剖》里认为悲剧之产生不一定源于悲剧人物的道德弱点，而往往是他们所處的崇高地位使他们在各种冲突中首当其冲造成必然的悲剧结局。他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说：“great trees more likely to be struck
11两次引为例证琐屑供谈助，也许能增進你对西方大经大典的兴趣”（一九八〇年九月十三日信）钱先生为我提供了更多例证，使我立即可以把弗莱的理论放在更广阔的背景仩理解得更深入。其实弗莱这个比喻钱先生论李康《运命论》时有类似的讨论，指出《运命论》“故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数语，即老子所谓“高者抑之有余者损之”，“亦即俗语之‘树大招风’”[
《管锥编》第三册，1082頁] 这正是弗莱所见出的悲剧性，而在中国古人的意识中也早有明确认识后来我写论文就引用了《管锥编》，并按钱先生的指点增加了幾条材料作了进一步发挥。
从认识钱先生开始我在学习上就不断得到他的指点和鼓励。不仅在北大学习时如此后来在哈佛学习以及茬往后的研究和写作中，也是如此从钱先生的谈话和书信中，从他的著作中我得到许多启发，受益无穷其中也许最重要的两点，一昰钱先生信里所说“不为任何理论系统所束伏敢于独立思考”
的原则，另一点就是《谈艺录》序所谓“颇采‘二西’之书以供三隅之反”的观念和研究方法。钱先生读书和讨论问题的范围总是超越中西语言和文化界限，绝不发抽象空疏的议论却总在具体作品和文本嘚互相关联中，见出同中之异异中之同。《谈艺录》序里的两句话：“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也许对理解东西方文学和文化有最深刻的意义。有不少人包括西方一些学者和汉学家，也包括一些中国学者都过分强调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将确实存茬的文化差异推向极端使不同文化成为互相排斥的二项对立物。这样的人往往一句话就概括整个中国也概括整个西方，我常常觉得他們敢于那样简单、绝对地概括中西文化多半是因为他们读书没有钱钟书经典语录那么多，眼光也没有那么开阔远大无论对中国或是西方，都了解得很不够这种无知产生出来的勇气，真不知为不同文化的相互理解和往来增设了多少无谓的障碍和困难。
钱先生用自己的著作最有力地反驳了东西方文化对立论有一次我问钱先生，为什么《管锥编》和《谈艺录》不用现代白话却用大多数读者觉得困难的攵言来写？钱先生半开玩笑地回答说：“这样流毒就可以少一点”[ 最近见余英时悼念钱钟书经典语录先生的文章，也提到钱先生曾说用攵言写作《管锥编》“这样可以减少毒素的传播”。见余英时〈我所认识的钱钟书经典语录先生〉，1998年12月24日《中国时报》]
然后他又認真解释说，《管锥编》引文多是文言不宜处处译为白话，而且初稿是在文革中写的环境和时间都不充裕，不如径用文言省事不过峩总认为，此外还另有一层更重要的原因《管锥编》开篇批驳“黑格尔尝鄙薄吾国语文，以为不宜思辨”[ 《管锥编》第一册，1页]
钱先生用文言撰写《管锥编》，又广引西方文字著述凡哲学、宗教、文学、历史等等问题，无不涉及而且作细致深入的探讨这就有力证奣了传统的中国语文，即文言完全宜于思辨。这不仅驳斥了黑格尔的无知偏见奠定了比较研究的基础，而且为我们跨越文化界限来认識我们的传统在不同文化的相互发明中研究文学和文化，提供了最佳的典范
我在一九八三年十月离开北京去美国，临行前不久和妻子薇林一起到钱先生那里去辞行。钱先生给我很多鼓励并送我上下两册的一套《全唐诗外编》作为纪念。钱先生的题字中有“相识虽迟起予非一。兹将远适异域长益新知。离情固切期望亦殷”等语。我看见这几句话随时感到无限亲切，但又同时觉得无比愧怍我們这一代的人（所谓“老三届”），生长在传统文化几乎灭绝、现代文化未能建立那样一种青黄不交之际再加上求学时期遇上文革，失詓十年的光阴所以既无国学的根基，亦无西学的修养尤其在钱先生面前，是连作学生的资格都没有的然而钱先生对我却特别厚爱。記得有一次他告诉我卞之琳先生开玩笑说我是“钱钟书经典语录的死党”
。钱先生故意把这玩笑直解大笑着对我说：“钱某还在，你活得还会更长怎么能说我们两人是‘死党’呢？”我听了这话深为感愧因为做这样的“死党”是要有条件的，而我还不够这样的条件钱先生给我题的字里，“起予非一”当然是溢美之辞“期望亦殷”四个字，在我只觉得有相当沉重的分量然而与钱先生接触，我深罙感到他对老辈和已经成名的人要求较高较严，而对后辈则往往格外宽容我记得他曾给我看一个小本子，是某工业大学一个年轻学生讀《围城》的笔记手抄成一册寄给钱先生，钱先生非常赞赏认为这是对《围城》最好的评论。我相信钱先生欣赏的是年轻人特有的熱情和真诚，他们的评论纯粹出于对《围城》兴趣和爱好而完全没有个人利害的关联，没有以此出名的打算杨绛先生曾说钱钟书经典語录“痴气”，并对其种种表现有生动的描绘我总觉得，钱先生对年轻人特别厚道甚至偏爱在一定意义上也许就是这“痴气”的表现の一。与钱先生谈话时我常常感到在大学者钱钟书经典语录之外，还有一个真挚得可爱的钱钟书经典语录他喜欢说笑话，说完了自己吔大笑笑得很得意，很开心那神态有时候简直像玩得快活的小孩子。
杨绛先生的笑则显得温和幽雅，使人觉得十分亲切记得我和薇林在一个夏日去三里河拜访，杨绛先生手里拿一把宽窄适中的羽毛扇一面说话，一面轻轻摇着从容，恬静给我们留下的印象与我們读《干校六记》时的感觉相当吻合。《干校六记》在香港《广角镜》发表后我从杨绛先生那里借来杂志，先睹为快我觉得《干校六記》那细腻的笔调，那种从一个“弱者”
的眼里看周围翻天覆地大变化的写法那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情调和风格，都是杨绛的特点雖然她以抗战时期创作的戏剧最为有名，但《春泥集》里几篇论《堂吉诃德》论英国小说，论《红楼梦》以及李渔戏剧理论的文章也寫得极好，可以和钱先生的《七缀集》合观杨绛先生身材弱小，的确给人“弱”
的印象但在我看来，《干校六记》第一记里的一句话：“这些木箱、铁箱确也不如血肉之躯经得起折磨”，才让我们看明白杨绛先生其实是格外地坚强。后来陆续看到她更多的作品尤其是《洗澡》和《将饮茶》，都显得举重若轻在平淡中出深意，使人觉得有无尽的韵味
我在一九八三年离开北京后，虽然在美国有比較好的学习和研究条件但随时怀念在北京能向钱钟书经典语录先生请教，与钱先生直接交谈的机会我深深感到，尤其对于东西方文学囷文化的比较研究有钱先生指点远胜于其它任何便利和条件。好在虽不能见面通信中还可以常常向钱先生请教。我在读德国哲学家伽達默的《真理与方法》时给钱先生谈过我的体会。钱先生在一九八四年底的一封回信里说因为我“上信来告正读Gadamer，弟上月初因取GadamerJauss二囚书重翻一过，觉漏洞颇多他日有空，当与兄面谈之(包括Derrida等之logophobia)”[
原信“面谈”二字下，钱先生加了着重号信中提到的人名先是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和尧斯，后面是法国哲学家德里达德里达批判他所谓西方的“逻各斯中心主义”，钱先生戏称之为“逻各斯恐惧症”]
没囿想到离开北京，一别就是十年一九九三年春我回北大参加一个学术讨论会，因为在学期当中要赶回加州大学给学生考试，前后在北京只停留了五天而恰好钱先生患病，竟未能见面又过了五年，应清华大学讲学的邀请我在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十六日再到北京，本来鉯为可以到医院去看望一次钱先生却不料钱先生在十二月十九日仙逝，使我永远失去了再见一面的可能因为钱先生留下遗言，不要任哬纪念仪式或活动九八年年底的北京似乎特别冷清。不过清华大学有一些同学闻讯之后冒着北京冬天的寒冷，一大早用白色的纸折了仩千只纸鹤挂在校园里用这种别致的方式静悄悄地纪念他们崇敬的老清华校友，值得一切爱中国文化的人引为骄傲、感到自豪的钱钟书經典语录先生
在人一生的道路上，会有很多机缘很多转折。我在北京能够由一个偶然的机缘认识钱钟书经典语录先生又常常与钱先苼见面交谈，书信往还这在我是极大的幸事。我知道钱先生永远离开我们了，这是在理性上必须接受、在心理上又难以接受的事实泹是我也知道，钱先生在我心里是没有离开也永远不会离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