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没有文化的国家，做不了好学问。能够学贯中西、博古通今固然好，但是，如果一个民族摒弃自身的文化背景，拥洋为重，最终只会失去身份认同，变得高不成、低不就。菲尔兹奖 Fields Medal 得主、华人数学大师丘成桐指出，中国学术界所面对的，正是这个窘境。 谈到中国学术界种种不良的风气，他说，归根究底，所有问题都是源于1966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摧毁中国多年良好的文化传统，大师给中国学术界点破死穴。 
    他解释：“自那时开始，中国人的价值观完全改变，是非观念和道德操守遭到扭曲，以致现在的学生和学校变得唯利是图，这种文化气候，是中国难以孕育一流学问的最主要原因。” 
    父母崇洋的心态，也令孩子失去深厚的文化根基。中国许多父母都希望子女做一个黄皮肤黑眼睛的西方人，结果是中西文化都学不好，他更以“二不像”来形容这个现象。文化上的缺失，影响尤其广泛深刻，以致中国的学术界，出现以下种种流弊。 
   “中国的学生，念书的目的，只有两个，要么能够赚钱，要么当官，他们普遍有一种学而优则仕的想法，认为只要当官，就可以过舒适的生活，所以，中国的学生，做学问达到一个地步，足够令他们找到一份安定的工作便会停下来，他们追求的东西只此而已，对学问根本没有热诚。”丘成桐概叹，在中国，真正有心钻研纯科学的人实在不多，跟外国的学生真心以研究为目标相比，实去甚远。

    除了部分学生以金钱挂帅外，有些学校的态度也是唯利是图的。某名牌大学的代表和一些中国官员曾经到哈佛大学取经，然而，他们问的问题，令丘成桐感到非常失望，他说：“中国的大学一心只想赚钱，他们问哈佛大学如何图利，当我告诉他们办学不能赚钱的时候，他们表现得相当失望。” 
     对于中国教授的质素，丘成桐也不敢恭维：“即使是国内名牌大学老师的质素也没有保证，许多老师只懂讨论第三流的问题，学生不会钻研出第一流的学问。” 
除了质素差劣外，有些老师也没有做好本份教好学生。丘成桐举了一个很经典的例子：“哈佛大学数学系有一年录取了一个全北京大学最优秀的学生，当我们向北大核实学生的身份时，北大全数学系26个最资深的教授都不知道，最后一直问到副教授才能确定这个学生的身份。”丘成桐后来发现，有些老师教学生，从未见面，也不相往来，这倒是闻所未闻的稀奇事。
    丘成桐又批评中国只重量、不重质的风气：“只着重宣传生产多、数量大，领导便会高兴。以学术界为例，有些大学的教授，一人带着30个博士生，误以为教导愈多学生表示自己愈有能力，结果是全无质素可言。在外国，一个教授只会带着2至5个学生，但是那些学生很多都会成为大教授，这就是质素。”
除了教授迷信数字外，就连大学与大学之间，也在进行数字的角力。他说：“全国有500多个科学院院士，北大、清华以至各省的重点大学往往以院士的多寡去量度学校的质素，提拔人才的时候，又以哪位教授在某个场合讲话最多为标准。中国人就是缺乏自信心，才会这样量度自己。”
    北大清华令人很灰心 “北大和清华对中国其他大学的打压，令人很灰心，”丘成桐直言，北大的势力范围，遍及全中国，当中的派系斗争，反而窒碍了学术界自由的发展。

    “我认识中山大学的一位学者，他对数学的认识，已经达到世界一流的标准，但是由于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对他的打压，令他的地位连边也沾不上，充其量只是在广州有一点名气而已。”丘成桐概叹，“这种社会风气令学者觉得学问不是最重要的。既然单靠阿谀奉承便可以得到重用，为何不抄小径？”
    丘成桐说：“在中国学术界最有影响力的，主要是院士，他们的平均年龄约70岁，已经没有担当最前线的领导工作，但是国内学生的研究方向，仍然得以这些人的好恶来决定，假如他们不喜欢你的研究方向，你是做不成的。”     人治观念强，是中国的文化特色之一。在这种文化气候底下，中国的学术界欠缺一个公平、公开的人才提拔机制，学生的发展空间也受到很大的限制。

    中国的研究员，精力都花在讨好上级之上，对知识的渴求，似乎只是次要。丘成桐说：“在中国做研究的顾忌实在太多，对于相同的问题，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研究方向，并没有高低对错之分，但是，中国的学生永远不敢跟老师唱反调。”
    人治观念过重造成的另一个结果，就是出现任人唯亲的情况。丘成桐说：“在中国，提拔人才的所谓“机制”，已经成为提拔自己亲信的工具。在美国，只要你有能力，20多岁可以当上大教授；但是在中国，假如你不是博士或领导出身，即使你有能力，别人也会借机打击你。”丘成桐当上史丹福大学数学系教授那一年，才25岁。
    理论科学的研究，是发展工业的基础，对一个国家的长远发展来说，相当重要，这就是丘成桐对理论科学的评价。他指出：“欧美几百年来钻研理论科学，根基深厚，有利发展任何工业。然而，中国却没有这个深厚的底子支持。”

    丘成桐认为，中国政府有关部门看不到理论科学的重要性。他说：“中国投放在理论科学的教育经费实在太少，研究理论科学本来就是最省钱的，就以数学为例吧，根本不需要什么机器，研究一个数学的题目，所需经费很少。”
    然而，由于理论科学的价值，不能立竿见影，往往容易被人忽略。丘成桐指出：“理论科学就好像礼、乐、射、御、书、数，在中国文化中也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你说这些东西有没有用呢？”丘成桐强调，礼、乐、射、御、书、数建立的，是无形的文化资产，同样地，实用科学必须建基于理论科学之上，才能够站得住脚。 
    由于对理论科学缺乏长远的眼光，加上部分学校亦有“做大做多”的倾向，所以有关部门愿意花百万元（人民币，下同）兴建教学楼和教师宿舍，只因为这些都是看得到的东西。
    丘成桐批评，没有软件配套，硬体做得再好也无用武之地。他曾经到访清华大学的图书馆，发现大学的图书经费，相当缺乏。丘成桐概叹：“别说一般大学，就连国内的名牌大学如清华大学的图书馆，也找不到数学界的期刊。” 
    丘成桐指出：“研究任何一个科目，期刊都是不可或缺的东西，能够将第一手的资讯带给你，但是，领导层却看不到期刊的重要性，他们认为期刊只是一本薄薄的小书，售价却要数千元，认为不值。所以大学得不到这方面的经费。”

    丘成桐有一个心愿，就是希望帮中国强大起来。这些年来，他先后为香港中文大学数学研究所、晨兴数学研究中心及浙江大学数学研究中心筹集资金逾一亿元。
    文革的摧残，加上近代中国人对自身的文化认同不足，令中国做不了好学问。丘成桐概叹：“外国人都来学中国的文化，汉学在日本也很流行，偏偏就是中国人看不起自己的文化，其实，文化修养对一个人来说，是十分重要的。许多中国人每每面对困境都会显得手足无措，归根究底就是文化修养的问题。” 
    对于未来中国学术界的发展，丘成桐很希望，中国人能够珍惜自己的文化传统，做好学问，因为只有解决最根本的问题，中国才有望发展世界一流的学府。然而，要改变中国人对自身文化的态度，要走的路，还多着呢。

附录：杨绛往事    高级知识分子人际关系之相处，妙在不是岐视，不是鄙视，不是明明白白写在公文中的，而是一种大家都了若洞明成竹在胸的约定俗成，视有若无，视而不见，就当没有你这个人，说不出口的真实存在：杨绛作为文学研究所永远的局外人。

百岁老人杨绛，在其人生向晚之时，特地允准自己的世交好友为其手录一部传记，作为令自己放心的“真实”记录。于是便有了这部　《听杨绛谈往事》（三联书店2008年第一版）。其实，我真正关心的是他们那一代著名知识分子们之间的人际关系。今天汗牛充栋的历史著述和个人回忆中，人们往往只能见到，在政治斗争的压力下，知识分子人人自危，或是相互攻讦的惨烈事实。关于相对和平年间，这些大儒们究竟如何相处交往，则鲜有记录。

这本书，仿佛一阵轻风，掀开学子园中的一角，让人见到一丝端倪。　　

杨先生干脆笑嘻嘻地说：“从文学研究所1953年成立，到1977年改革开放后改属中国社会科学院，25年间，我是一个零。我开始有点困惑，后来觉得很自在，所以改革开放以后，还自觉自愿地把自己收敛为一个零。”“1953年9月召开的第二次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文学研究所的研究员全都是大会代表，只是钱锺书和杨绛不是。”“外文组集体编写《西洋文学史》，不参与者，仅杨绛一人。”“冯至同志是新北大的西语系主任，他表示我翻译Gil　Blas，不合适。”“我觉得一身都是错了。身属英文组，职务是‘研究’，但我却在翻译法文。”文学研究所与人民文学出版社合作出版三套丛书，“所内研究员都是编辑委员，除了杨绛一人不是。”“编委每次开会，总要到同和居吃一顿酒席似的晚饭。锺书吃饭回家，总夸香酥鸡、乌鱼蛋汤等名菜。杨绛听了很馋，仅她这个研究员是无缘美食的。”后来还是戈宝权到了文研所以后，“跟何其芳说，杨绛不是编委，却负责审稿。何说太不公平了，该请杨绛做编委。不料没做几天，只到同和居吃过一顿美餐。文革开始了，杨绛同背黑锅。”

欣赏杨绛的还大有人在：周扬以外，抗战时期夏衍就喜欢杨绛的喜剧，抗战刚一胜利，从重庆飞回上海，就“托李健吾代赠他的剧作《清明前后》给杨，并索杨绛喜剧二册”。杨绛80岁生日，没有做寿，夏衍特让女儿送来亲笔题写的贺词：无官无位，活得自在；有胆有识，独铸伟词。

胡乔木的作用可能更大：《干校六记》，若不是胡乔木同志开绿灯，不会出版的。他的评语：“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缠绵悱恻，句句真话。”相反，“丁玲说《班主任》是小学级的反共；《人到中年》　是中学级；《干校六记》是大学级。”“《堂吉诃德》译完后，《世界文学》要求连载，外文所领导说：‘此非新书，译的很多，不用登了。’”出版社要求译者写序，据杨绛说，外文所领导体谅她‘下笔即错’没让她写，以至于没有序文的《堂吉诃德》成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中“唯一的例外”。

就是这样一些细细如丝的往事，让我逐一看清了当代儒林的不少内幕。如果把时间再往前推，从书中还可以看出钱锺书为何在20世纪40年代始终处于“翰林院”的墙外不得其门而入，虽然他是那样想回母校清华执教。此事主要是由于清华外文系主任陈福田作梗，但书中竟也提到钱的“恩师”叶公超，想不到其间也有过节。当然中间还有历史缘故，叶公超的父亲叶恭绰曾经想要把女儿嫁给钱锺书，结果两个年轻人均不乐意。

书中还有两段故事记述得颇为有趣，完全符合杨绛那春秋笔法的一贯文风，难怪作者得到传主的认可，选中她来为自己立传。第一段内容是说：“那时杨宪益、戴乃迭合译《红楼梦》，也叫杨绛审稿。翻译难免失误，有错不指出，是不负责或瞎了眼。一一指出，会得罪专家。幸好他们后来换了版本，不用俞平伯改的　《红楼梦》，也不要杨审了。”

第二段说及钱锺书1974年以后受命参与毛泽东诗词的翻译。“由于锺书‘足不出户’，翻译小组的知名人士叶君健、袁水拍，不得不屈尊天天来陋室工作。叶君健与锺书脚对脚对坐，袁水拍挤坐一侧。周珏良代表乔冠华也来过几次。江青对袁水拍、叶君健说：‘钱锺书不懂诗，你们让赵朴初去点拨点拨。’于是赵朴初奉命而来陋室，对　‘不懂诗’的钱锺书‘点拨’，无椅可坐，只能挤坐锺书椅旁的凳上。钱锺书不声不响，听任他‘点拨’。”

历史的精彩，往往就在于这些点滴如丝的逸闻旧事。它不仅让我们遥闻历史风云的巨雷阵阵，更让我们品出人性的千姿百态，了解儒林内部的高低虚实，感悟人生特别是人际关系的复杂微妙。真是要再次感谢百岁老人杨绛所讲的人生故事，它让我透过如丝往事看到了这样精彩的一笔。——摘自《闲读近乎勇》作者朱小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