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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邵显岳:玩转杭城商业地产“魔方”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在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青年提出了殷切希望。

100年前,《新青年》杂志启蒙了一代中国青年,在民族崛起史上留下历久弥新的印记。

2018年是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新时代启程,温州都市报全媒体开出《新青年》专栏,通过挖掘一批既传承温州精神又创业创新的青年典型,讲述他们勇当新时代“探路者”先锋的责任和担当,展现温州青年的新气象、新作为。

温州都市报9月25日04版报道版面图

他身穿灰色衬衫、黑裤、黑鞋,柔和的笑容、下巴一小圈胡子,看起来很儒雅,很有亲和力。如果家庭条件优渥,他可能会顺利上大学、找工作,安安稳稳过一辈子。他是邵显岳,高中毕业时,他的家庭出了一点变故,之后他去了上海,开始自己的打拼之路。

邵显岳,永嘉人,1983年出生,杭州楠江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杭州永嘉商会副会长。干过销售,跑过龙套,后来还是选择在房地产行业大显身手,如今做商业地产做得风生水起,并涉足资本运作市场,是一个外表内敛内心狂热的坚持者。

做过演员跑过龙套,最穷时口袋只有3元钱

邵显岳出生于永嘉桥下,高中毕业的时候,父亲身体出现了点问题,没有办法干重活,还要母亲照顾,他不得不赚钱养家。如今回忆起来,当初的一切还历历在目:“当时也没有目标,更没有方向,只是有个邻居在上海跑销售,他告诉我到上海搞销售,肯定能赚到钱,我就跟他去了上海”。邵显岳说,可谁知到了上海,那个邻居并没有带他,而是撇下他只管自己走了。在上海举目无亲,18岁的邵显岳显然是迷茫无助的,带去的钱很快花光了。

如今回忆起当初的窘迫,他说:“记得最艰难的时候,我口袋里只剩下3元钱,我就一天花1元钱买两个馒头,渴了就去肯德基讨水喝,这样撑了3天。但后来想,这样下去不行,得找事情做啊,于是就到处找机会赚钱。”邵显岳说,他后来去当群众演员,每天40到60元,管吃不管住,每天都能拿到现金,让他暂时缓解了燃眉之急。

“跑龙套跑了一段时间,还去参加一些选秀节目,后来就有机会当真正的演员了。”邵显岳说,当年北京一家影视公司想包装他,但必须签十年的“卖身契”,然后所有的收入都归公司,公司只管他吃住。他笑了笑:“当时有个朋友要结婚,1000块钱的份子钱难住了我,当时上海一家房产公司给出的条件是月薪1500元,包吃包住,就为了这1000块钱的份子钱,我答应了。那是2004年,就这样子进入了房地产这个领域,一直都没有离开过”。

几年摸爬滚打,在房地产行业打出“江湖地位”

邵显岳当时进入房地产行业时,他所在的公司项目出现了一些问题,困难重重。负责这些项目时,他觉得头大,但如今回忆起来,满满都是感激:“可以说,处理这些问题的过程中,我把房地产从拿地到销售,都理得很顺,这让我很快成长起来。”

在上海做房地产3年多,不断地处理一些糟心事,他练就了谈判技巧、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更是对商业地产的运作模式做到一清二楚。

最让邵显岳得意的是,来到杭州传奇般地打了几个漂亮仗:那是2007年,机缘巧合,他从上海来到杭州,从此就和杭州这座城市永远结缘了。他回忆,当时下沙有很多考试,因为当地商业街的位置比较好,所以这个版块的旅馆一般人是拿不到的,他和伙伴们就去下沙镇,那时候很多旅馆都没有这个信息,30元钱可租到一个床位,然后他就和自己的团队以很低的价格拿到全部的旅馆,然后租了几个面包车,又是采用了房地产营销布点这个理念,在各个公交站布点,面包车免费接送。没想到,一下就火了。

随后,“399元租房”又让邵显岳轰动下沙。他开心地说:“我用商业地产买商铺卖房子的销控模式,带入我的二手房租赁市场。我们的出租都是按层来,一层租完再开一层,然后从上往下租,这样的话,我的商铺在整个出租过程中,全部是可控的,也就做到只赚不亏。”

举个例子,有人要租三层,他就可以拿三层出来,因为他是从上往下租,是不影响整个布局的。很多人运作的方式是,你只要租我就租给你,这样整个节奏就全乱了。在整个二房东市场里,邵显岳是第一个提出用对讲机的,这样销售带客户看房子信息能够及时反馈,提高了整体效率。

在做二房东的时候,邵显岳除了做酒店式公寓外还涉及了写字楼,还涉及了沿街商铺。在这个过程中,他就慢慢向商业地产方向做转型了。他结合市场现状,在杭州推出一种全新的商业地产新模式,在业界引起了关注。他投资的科技VR领域,体验虚拟与现实,此技术未来可广泛应用于房地产等众多领域。

“先做好人,才能做好事”是他的人生格言

邵显岳说,大家都觉得他做生意,似乎只赚不亏,其实他觉得,做事先做人,只有先做好人,才能做好事。他在创业过程中,遇到了很多贵人,他也希望自己,成为别人的贵人。

他说,开始做房地产的时候,就遇到很多人无私帮助他,让他越来越喜欢这个行业。他到杭州发展时,带了一批愿意从事房地产的大学生在身边,把他们“领进门”,让他们自立“山头”,看到他们赚钱,也为他们高兴。

他常常告诉自己的团队:“只有我们自己看好的项目,才能推荐给客人,要站在客人的角度上,替客人选房,而不是只把房子推销出去。”有人找他买房子,把自己的需求、想找的方位、能承受的价格范围等告诉他,他就会帮对方分析,大概什么时候出手合适,经常会有这样的建议:“近段时间,这个片区还可能降,你反正不急,再等上几个月吧。”“你投资这个地方,升值空间不是很大,要不看看别的片区,要不再等一段时间,有合适的房源我再电话你。”很多客人卖房、买房都会找他,还会给他介绍别的客户,他非常开心:“并不是说赚了多少钱,而是很多人都成了我的朋友,很多人去了国外,还委托我买房买铺,互相垫资都有,最高的时候,我帮客户垫资200多万元,一点关系都没有。”

他说,自己是很喜欢投资的人,在这么多年从事房地产的过程当中,他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要学会理财,要学会去购置资产。在他身边很多朋友,公司做得大的时候,一心只想着把公司做大,在这个过程当中,没有及时投资理财,也没购置不动产,等行情不好的时候,可能连房连车都抵押出去了。而他有资金的时候,陆续投资了一些不动产或别的项目,他投资的主要在科技、农业、互联网等领域,都是看好了再投资,都比较稳健。

邵显岳看上去内敛沉稳,但事实上开朗健谈。他说,说得多不如做得多。他很关注新闻,见不得别人受苦,看到上不起学的、家庭突然出现困难的,他特别上心,总想帮一把。和很多经常把公益挂在嘴上的人不同,他做公益,从来都是“尽力而为”。看到需要捐款的人,他自己随手就捐了;看到需要献爱心的帖子,他就会转发:“我自己先做,再把信息传出去,但我没有权利要求别人也捐,但有更多的人看到,就会有更多的机会帮到需要帮助的人。”

以前,一年365天,他可能340天在上班,但随着企业越做越大,他意识到错过了很多陪伴家人的机会。于是,他提醒自己,努力工作就是为了家人更好地生活,如果为了赚钱,错过很多陪伴家人的机会,那就得不偿失!于是,他有意识地要求自己减少工作量,多陪家人。他开玩笑说:“我希望,一年365天,我只有200天在工作,其他时间都陪老婆孩子!”

温都记者 刘彩玲/文 郑鹏/摄

他眼中的新青年:"我觉得新青年,就是要学会“务实、创新、共享、分享、享受”。如今很多新青年,很有拼劲,这是值得肯定的,但很多人为了创业,为了把企业做大做强,透支了健康,把身体搞垮,最不值得。我们的身体健康,就是为了给家人、社会多做贡献,对身体负责,是对家人负责,对社会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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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5点,天还没亮,史玉柱就开始从山脚往山上爬。从史玉柱家通向山顶的路上,只有他一个人。史玉柱每天都要克服怕鬼的恐惧,从栽满石榴树的一片坟地穿过,为的是黎明时分和几个要好的同学会聚在怀远山顶,一起等待天亮。

从初中开始到18岁离开故乡,史玉柱不为了什么,就为几个要好的同学去爬山。“大家都爬山,我不去爬山,觉得好像太另类,就养成爬山的习惯。”

1962年,史玉柱出生在安徽北部怀远县城。“我爸爸是怀远公安局的,妈妈是一个工厂的工人。”

初二之前,史玉柱成绩不好,贪玩,爱看小人书,经常被妈妈训。1977年恢复高考,让史玉柱开始认真学习,因为“学习可以考大学了。”此前,高中毕业,就“下放”了。

18岁之前,史玉柱随父亲见识过两次大上海的繁华。“基本印象是太大了。最深印象是南京路上24层的国际饭店,还有外滩,外滩的楼和怀远的楼是不一样的。非常洋气。”而此刻,尽管走在南京路上,史玉柱依然觉得他离大上海很遥远。

1980年,史玉柱以全县总分第一,数学119的成绩考入浙江大学数学系。但在浙江大学数学系刚过了一学期,史玉柱就放弃了成为陈景润的理想。

“从图书馆借到《数论》,看了之后,我才了解到数学是那么的难。”和周围同学比聪明,也让史玉柱压力很大。“尤其是长江以南的,成绩好的并不想上清华、北大,都去上了浙大,所以,我们那个班里聪明人太多,学习好的也太多了。”

知道1+1不可能突破之后,史玉柱的数学理想破灭了。“我很想做成一件事情。但是很早地,我又意识到我做不成这件事情”,这是“我理想破灭的主要原因”。

理想破灭后的史玉柱开始跑步,培养各种爱好。他每天从浙大跑到灵隐寺,18里,然后再跑回来,坚持了四年。

从浙大经过安徽统计局到深圳大学

1985年,合肥。安徽统计局农村抽样调查队计算机房。23岁的单身汉史玉柱写会程序,挖会“金子”,自得其乐。2006年,上海瑞金宾馆,网络游戏《征途》上线新闻发布会。史玉柱冲着台下喊:“我是一个老玩家,20多年前,就在玩游戏。我懂游戏。”

数学家理想破灭后,史玉柱成绩一直维持在中等,“每天被迫进行大脑体操训练。”大三时,畏惧纯数学太复杂,史玉柱选择了计算数学方向。当时还是小型机时代,进机房需要换衣服换拖鞋,编程结果需要打纸带。史玉柱只觉得挺罗嗦,没觉得计算机特别有用,对它也没特别的感兴趣。只是一门课而已。

1984年毕业,史玉柱没什么想法地被包分配到了安徽省统计局农村抽样调查队。“听说我是学数学的,统计局就是搞数字加减的,所以就把我分到了统计局。”史玉柱说,“这挺荒唐。数学不是加减乘除,数学系主要是逻辑,是大脑体操。”

分到单位没几天,史玉柱就被通知到西安统计学院进修几个月。进修老师有抽样调查之父之称,这位美国教授介绍了最新的国外的抽样调查方法,史玉柱发现没有一样能离开计算机。回单位说服领导,史玉柱南下广州,花5万块钱扛回了一台IBM PC。

史玉柱写了个程序,找了两个人录入,过去二三十个人忙活一年的活,一两天就干完了。搞得很多人从此没事干。干得起兴,史玉柱又编了一个分析软件,能分析出,年收入400元以上的农民会买哪些东西,消费特征是什么;年收入400元到500元的农民消费特征又是什么。

史玉柱的软件不断完善,国家统计局后来开了个会,要求全国各地的农村抽样调查都用史玉柱的软件。史玉柱因此得到了一二十元奖金和一个进步奖。相比当时每月54元的工资,史玉柱挺知足。

又没事可干了,史玉柱就开始基于他分析出的数据,写关于农村经济问题的文章,居然还能发表在搞学术的人挺在乎的高档次杂志上。当时的安徽省副省长也在进行这方面的研究,看了不少史玉柱的文章,很欣赏。副省长是中国科技大学教授、深圳大学客座教授,他面试了一下史玉柱,就在1986年将史玉柱招为了深圳大学软科学专业研究生。这一年,24岁的史玉柱也结婚成了家。

在深圳大学,史玉柱学会了勤工俭学;学会了怎样给别人带货的小生意;看到很多国外书籍和港台关于经济方面的书,他开始相信中国将来肯定走市场经济的道路。在深圳大学众多的讲座中,1988年,史玉柱听到了四通公司万总经理的讲座。“他的讲座对我的触动非常大。他谈论四通如何创办,他的题目大意是《泥饭碗比铁饭碗更保险》,意思是,四通这个泥饭碗可以变成金饭碗。从那时起,我才有了准备创办企业的理想。”

1989年10月,深圳。史玉柱举起一台IBM 286,摔在地上,接着,又举起一台IBM 286,摔在地上。两名员工抱走剩下的几台电脑和打印机,从此没了踪迹。

1988年,从深圳大学研究生毕业,史玉柱回到合肥原单位。没几天,他提交了辞职报告。向以前帮过的朋友借了一台IBM PC,史玉柱开始在家编写文字处理软件。“我是从我的原单位统计局看出这个市场需求的。当时每个单位都花2万元购置一台四通打字机,同时也在购置电脑。大多数情况下,电脑总是被放在一旁不用。我就想编一套软件,取代四通打字,直接用电脑打字。”

半年之后,M-6401在史玉柱合肥的家中诞生。史玉柱送了一套给原单位。几张软盘一装,就能打出比四通打字机24点阵更漂亮的64点阵字,而且,编辑屏幕比四通打字机大很多,单位的四通打字机从此被放到一旁没人用了。

一看有戏,史玉柱立即揣软盘,南下深圳。史玉柱在深圳大学有个老师,同时是天津大学深圳科贸发展公司员工。老师很器重史玉柱,专门为史玉柱成立电脑部,交给史玉柱承包。史玉柱每月只要交一两千元固定的管理费用,剩下都归自己所有。

没钱买电脑,史玉柱将自己的软件演示给卖电脑的老板看,“我现在没钱,你让我先拿回去,等我软件卖了钱,给你多加1000元利润。”卖电脑的老板居然同意了,让副经理将电脑抱给史玉柱。这名副经理后来加入了史玉柱公司,现在是征途公司副董事长。

没钱打广告,史玉柱跑到北京,闯进《计算机世界》报社广告部,演示软件给当时的广告主任贺静华看。贺静华答应先给史玉柱打三期1/4版广告。

1989年8月2日,《计算机世界》第一次刊出了史玉柱写的M6401中文软件广告前天,广州一家政府机关打电话过来说要买,史玉柱跳上中巴赶到广州去,留了三套软件给他们。回来后,史玉柱立刻接到了宁波的要货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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