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保证预测免疫组化结果准确性的准确性,奖励的公平性,中间过程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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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日本的研究人员称,定量粪便免疫组化检查(FIT)和较为昂贵的粪便钙卫蛋白(Fcal)可预测黏膜愈合。整理如下:

“虽然西方医生坚称Fcal,FIT可用性在很大程度正在增长,是由于西方结直肠癌筛查的应用,而且FIT被推荐作为一种Fcal的低成本替代,”Sakiko Hiraoka教授(Okayama大学医学院)在一份邮件中指出。

除了临床缓解,黏膜愈合是溃疡性结肠炎的另一个治疗目标,但是它的最终评估需要结肠镜检查确定。FIT和Fcal是有希望的替代标志,已经证明它们可预测这些患者的活动性炎症存在。

Hiraoka教授和同事们使用来自92例溃疡性结肠炎患者的粪便样本,同时对Fcal和FIT进行前瞻性研究,这些患者接受结肠镜检查,并对他们预测黏膜愈合的能力进行比较。

研究人员将临床缓解定义为Mayo粪便频率专项评分0或1,Mayo直肠出血专项评分0;黏膜愈合定义为Mayo内镜专项评分(MES)0,或者通过整个结肠直肠为0或1。

FIT和Fcal的结果与最大MES,总炎症评分,Geboes组织评分相关,同时彼此互为相关性,研究人员在杂志上报告。

当黏膜愈合定义为MES是0或1时,FIT和Fcal结果相似。然而,对于完全黏膜愈合(MES值为0)来说,FIT值低于100ng/ml的灵敏度和特异性分别为0.95和0.62,而Fcal值低于250mcg/ml的灵敏度和特异性分别为0.82和0.62。

研究人员指出,一次FIT的成本约为22美元,而一次Fcal测量则为180美元左右。

“在一次Fcal测量的成本下,FIT可以做10次,”Hiraoka教授提到。“严密测量的FIT能确保炎症性肠病医生更仔细地探测溃疡性结肠的临床状态。然而,Fcal在以近端结肠为主的炎症病例中较为优越,因为已证明FIT对近端瘤的灵敏性较低。但是,这样的病例在溃疡性结肠炎中相对少见。”

FIT是否能准确地预测临床复发正在研究中,Hiraoka教授补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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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搞懂这三个指标,就明白了肿瘤恶性程度和复发可能性

在诊断和复查中,患者朋友们都会接触到很多生疏的医学名词,它们大量存在于病理检查报告、免疫组化报告和血液检查报告中,一个你看不懂、藏在角落的指标很可能对你的治疗或病情进展起到关键的预警作用。所以,肿瘤患者要去了解这些特定的指标,即使要花些功夫。

有的觅友可能会说,医生能看懂就可以,为什么我要懂呢?其实,就如《柳叶刀》的编辑艾玛?希尔所说,“每个患者要在自己选择的领域里成为专家,这个领域就是自己的生命。”

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三个可以评估肿瘤恶性程度、预测复发转移风险的指标——Ki67、P53和CEA。

增殖风向标Ki67:一把双刃剑

在我们的病理报告中,经常会看到Ki67阳性的数值(如下图),但Ki67到底是什么呢?

Ki-67是一种存在于细胞核中的蛋白,命名Ki是因为发现它的城市是德国基尔(Kiel),67这个数字来源于实验编号。Ki-67在细胞增殖的过程中很活跃,但在增殖停止的时候就消失不见了,所以可以作为细胞增殖状态的标志,来判断多种恶性肿瘤的恶性程度。

Ki-67阳性表达率越高,就说明肿瘤细胞增殖活性越强,恶性程度就越高,患者的复发转移风险也就越高。几乎所有的癌症,在做病理的时候都会检查Ki67,包括肺癌、乳腺癌、前列腺癌、宫颈癌、结直肠癌、膀胱癌等。

Ki67有三个重要作用:判断肿瘤恶性程度、评估患者预后、判断患者化疗是否敏感。

Ki67的值越高,肿瘤就越恶性,侵袭性就越强。因为Ki67越高,说明患者体内处于生长期的肿瘤细胞数量明显增多了,越来越多的肿瘤细胞处于生长期,肿瘤当然进展迅速了。

肿瘤的生长过程,并不是取决于细胞分裂的快慢。事实上,癌细胞的分裂在肿瘤进展期反而变慢了,因为它在生长,所以细胞周期比正常细胞还要长。

如上图所示,在正常组织中,绝大部分细胞处于G0期,即非生长状态。处于蓝色部分的细胞,是生长期的肿瘤细胞,会被标记到Ki67的阳性率里面。

阳性率高,说明越多的细胞处于生长期。打个比方,一位患者的Ki67+(30%), 就代表活检中取到的所有恶性组织中的细胞,有30%的细胞都处于生长状态。这个比例越高,当然肿瘤就生长越快。

无论肿瘤是什么分期或分型,作为存活率的独立预后因子,Ki67还可以预测患者的预后。Ki67阳性率越高,细胞死亡越多。细胞死亡越多,患者的生存期就越短。

原因是什么?是因为细胞死亡越多,就会迫使周围细胞不断进入生长期,进入生长期的细胞越来越多,肿瘤生长越来越快,随之而来的复发转移就会越来越广泛,患者病情就会越来越重,生存期就会越来越短了。

3、判断患者化疗是否敏感

从前面两方面来看,Ki67数值越高越不好,但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Ki67阳性率高的肿瘤,往往对化疗更加敏感,化疗效果会更好。

抑癌基因P53:你若安好,便是晴天

在人体正常细胞内,存在原癌基因和抑癌基因。健康的人,抑癌基因是细胞正常发育生长的“守护天使”,时刻检查着细胞的“身体状况”。当细胞DNA受到损伤时,抑癌基因就会通过一系列操作,诱导细胞衰老或凋亡。但是癌变的细胞,就源于原癌基因的突变和抑癌基因的解封。

显然,重新封印突变的基因就成为了扼住癌症喉咙的关键所在。此时,就不得不提及大名鼎鼎的P53基因了,它是迄今发现的与人类肿瘤相关性最高的基因。针对不同人类癌症细胞进行基因组测序的结果表明:超过50%的恶性肿瘤中都会出现P53基因的突变。

正常情况下,调控细胞周期启动的P53蛋白就好像含在士兵嘴里的自杀药片,一旦发现士兵想要叛变,就会自动融化。然而一旦它突变了,不仅会促进基因突变,还会保证突变细胞能长久的存活——看家护院的忠犬,变成了黑恶势力的帮凶。

有时,黑化到极致的P53基因还会获得功能性突变,华丽丽地变身为一个“癌基因”,从多个角度给癌症的发生发展添砖加瓦,比如增强肿瘤的侵袭性和耐药性等。

显然,P53的突变是可以预测肿瘤的恶性程度的。通过定期检测P53的突变程度,可以判断手术后有没有复发。在放化疗前后进行P53含量检测,通过含量变化,还可以了解肿瘤治疗的效果。

P53抑癌基因的检测很方便,只需要5滴指端末梢血,不会有各种影像检测的射线辐射,也不会有患者身体条件的限制,是一种适合高频次监测治疗效果的有效手段。

肿瘤标记物CEA:哪里都能见到它

如果要给肿瘤标志物做一个排名,CEA绝对是当之无愧的榜首,因为它的应用太广泛了:肺癌、乳腺癌、各种肠道肿瘤、甲状腺髓样癌……几乎每个肿瘤患者,如果要测肿瘤标志物,医生都会开上CEA。

大约45%的肺癌、40%的乳腺癌、70%的直肠癌、55%的胰腺癌、50%的胃癌、40%的尿道癌、25%的卵巢癌以及胆管细胞癌/甲状腺癌患者,都会出现CEA升高。

但我们知道,通过CEA的升高来预测肿瘤复发或者耐药,其实是不怎么准确的,因为一部分癌症患者即使病情进展,肿瘤标志物也在参考值以内,这就是所谓的“不敏感”。另外,有不少正常人体组织也会分泌少量的CEA。

对于那些敏感的患者,也就是肿瘤标志物超过了正常参考值,可通过检测血液肿瘤标志物的变化趋势,来预测肿瘤治疗的效果、肿瘤进展情况,比如正在使用的靶向药物是否已经耐药等。

在不同类型肺癌中,CEA 阳性检出率最高的是肺腺癌,为70.83%,与肺鳞癌和小细胞肺癌相比具有显著性差异。一项针对142名肿瘤标志物敏感的肺癌患者的研究,可以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利用CEA。

这些患者中,有41位肺癌患者存在有EGFR、ALK或ROS1的基因突变,他们都使用了TKI类靶向药物治疗,这些患者的CEA都是超过了正常参考值,也就是所谓的CEA敏感型。

靶向药物治疗4周后,通过抽血检测CEA数值,41%的患者CEA在治疗4周内下降。但是59%的患者血浆CEA的变化反而是先上升,然后再逐渐下降到基线水平。

这就提醒广大觅友,即便是用一个月的时间跟踪CEA的数值变化,也可能判断靶向药物无效,得出的结论显然是不准去的。我们需要结合症状表现或CT等影像学检查再观察,不能因为4周内靶向治疗CEA没有下降就轻易判定靶向药物无效而换药。

2、预测疾病进展或转移

如果肺癌患者的CEA是敏感型的,也就是诊断时超过正常上限。在治疗后CEA会逐渐下降到一个较低的数值,很多时候会落入正常参考值范围之内,我们暂且将这个数值比作“基线数值”。

如果患者出现病情进展,不管是全身的进展还是脑转移,53%的患者CEA呈现出了上升趋势,血浆CEA数值升高幅度超过了基线数值10%。

如果是单独的脑转移患者,22%的比例会表现出CEA的上升(超过了基线数值10%)。所以,CEA可以判断进展,但它的变化趋势不能替代CT等影像学检查,尤其是脑转移。

在IV期肺腺癌患者中,包括CEA在内的四种肿瘤标志物(其他三种:CA125、CA19.9和CA27.29)都有可能升高,其中CA27.29在86%的晚期肺腺癌患者中升高并超过了正常参考值,其中最低的是CA19.9,只有46%的患者是超过正常参考值。

因此,患者如果想通过肿瘤标志物来做疗效监控,最好在检测时将这四种标志物都检测,看看究竟哪一种是敏感的,而不能只通过CEA的变化来判断。

通过肿瘤标志物判断进展方面,一定要极为小心,尤其是以CEA的上升趋势来判断是否脑转移方面,不能因为CEA稳定就认为没有危险,一定要结合影像学检查。监控耐药和进展一定要综合多方检测技术,必要时也可以通过血液ctDNA等分子诊断技术,来看靶向药物的有效性等。

王嘉炜(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苏兴奋(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李信晓(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

王译擘(深圳市萨米医疗中心)

王嘉炜(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万经海(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1. 女性在神经外科领域仍面临着不平等对待问题

Timmons就任美国神经外科医师协会(AANS)主席一职,这是AANS成立86年以来首次由女性神经外科医生就任该职。因此在全国范围内大力宣传这一成就有助于引起美国和世界各地神经外科领域的女学生、女性受训者和女医生的注意力,并向我们的神经外科和非神经外科领域的同事发出明确的信息:女性在神经外科领域发挥着具有重要作用。但事实上在美国包括神经外科领域在内的所有专业、学科和职业道路上都存在性别不平等问题,女性从业人员相对偏少。

Timmons的这一独特成就不仅能够反映女性在神经外科领域中的现状,其实也能反映女性在其他专业领域中的现状。2008年,AANS在JNS上发表了关于改善神经外科领域女性不平等问题的白皮书,并出台了许多相关政策以期解决这一问题。遗憾的是10年过去了,尽管美国医学院校中女学生数目已经超过男学生,达到了51%,但全美执业神经外科医师中女性仍只占8%。解决神经外科领域的性别不平等对待问题可谓任重而道远,本文作者希望10年以后JNS编辑部不需要再重新审视这一话题。

图:女性在神经外科领域的占比和面临的问题

2. 年神经外科住院医师匹配项目分析:申请人性别是否会影响匹配结果?

在美国近50%的医学毕业生是女性,而神经外科领域女性申请者却不到20%,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这一问题一直存在并未得到有效解决。鉴于住院医师申请(住院医师匹配项目)是神经外科执业生涯的第一步,因此有必要探讨女性申请者是否在这一申请过程中处于不利地位,哪些因素有利于成功申请神经外科住院医师。

研究者分析了年间美国旧金山住院医师匹配项目系统(SFFRMS)中的神经外科住院医师申请者资料,共纳入申请者3426人,其中女性占13.8%(n=473),最终2448人(71.5%)成功匹配申请神经外科住院医师项目。结果发现,USMLE Step-1成绩是预测匹配结果的最佳因素,申请成功者与申请失败者的USMLE Step-1成绩两组有明显差异(233.2

因此研究者认为,尽管性别因素可能会影响匹配结果,但USMLE Step-1成绩是预测匹配结果的最佳因素。

图:1990年至今女性医学毕业生和女性神经外科住院医师申请人年度占比变化。

3. 术中电刺激测试vs立体定向解剖定位:哪个更适合作为原发性震颤患者Vim-DBS手术的终点指标

目前原发性震颤患者行Vim-DBS时,一般都是在清醒镇静状态下进行术中电刺激测试来确定最佳电极位置,但也有中心采用全麻(GA)后依靠MRI T1像解剖标志进行间接定位。研究者分析比较了至间采用清醒镇静或者GA下行Vim-DBS的56例原发性震颤患者的资料,其中16例患者在清醒镇静下植入电极,40例患者采用GA下完成手术。结果显示两组患者在术后ADL评分(non-GA,

因此研究者认为,与传统的清醒镇静状态下采用术中电刺激进行Vim-DBS相比,原发性震颤患者GA下行Vim-DBS同样安全有效。

表:清醒镇静组和GA组DBS靶点位置和电极误差比较。

4. 面肌痉挛微血管减压术后迟发性面瘫:朋友还是敌人?

微血管减压术(MVD)是治疗面肌痉挛(HFS)的有效手段,迟发性面瘫(DFP)是MVD术后并发症之一,据文献报道发生率大概在2.8%-10.4%。研究者通过分析310例行MVD手术的HFS患者资料,探讨MVD术后DFP的发生率、临床演变及诱发因素。该组患者资料中50.8%患者术后HFS立即消失,92.9%的患者最终症状都消失。45例患者术后出现DFP,男17例/女28例,症状出现时间从术后1天到术后44天不等(平均:术后9.67天),其中44例患者(97.8%)完全恢复。进一步研究发现,术后HFS立即消失的患者后期DFP的发生率显著高于术后HFS未立即消失者(OR:0.383,

因此研究者提醒术者:MVD术后症状立即消失的患者有发生DFP的风险,但大都能在数周内完全恢复。

图:各个年龄阶段MVD术后DFP的发生率。

5. 慢性反馈式脑深部电刺激术治疗Tourette综合征的临床证据:个案报道

目前脑深部电刺激术(DBS)已经成为运动障碍疾病和神经精神疾病的有效治疗手段之一。现有的DBS治疗模式是设定电刺激参数后给予持续刺激,DBS系统并不能根据患者的症状调整电刺激的参数。持续的DBS刺激模式容易引起电池电量快速耗竭,从而经常需要手术更换DBS电池。

新一代的DBS设备有望通过植入的DBS电极监测神经元信号,然后根据神经元信号发放电刺激信号,从而避免持续电刺。研究者在一例药物难治性Tourette综合征患者丘脑CM-PF核植入DBS电极,连接到研究者设计的反馈式DBS刺激器上,设定5-15Hz 条带的频谱特征为控制信号。研究发现DBS术后12个月,患者的MRTRS评分和YGTSS评分明显改善(64%和 48%),另外反馈式DBS的有效性等同于间断循环刺激模式,同时预期电池寿命也改善了63.3%。该研究首次提供了采用慢性反馈式脑深部电刺激术治疗Tourette综合征的临床证据。

图:不同的DBS刺激模式与电池预期寿命模式图

6. MR引导聚焦超声治疗原发性震颤的临床疗效与小脑丘脑传导束的定向毁损相关

近年来MR引导聚焦超声(MRgFUS)被用来治疗原发性震颤,但其具体机制不详。研究者考虑MRgFUS治疗原发性震颤的临床疗效,与术中对齿状核-红核-丘脑传导束的定向干预破坏相关。

该研究分析了四例行MRgFUS治疗的原发性震颤患者术前和术后即刻的弥散张量成像资料(DTI),术中丘脑切开位点的选择主要是基于DTI显示的齿状核-红核-丘脑传导束和传统立体定向图谱提示的Vim核团,手术中通过三维成像DTI联合术中测试震颤症状的改善来进一步修正丘脑切开位点。术后患者的震颤症状完全消失,术后即刻DTI资料显示毁损同侧齿状核-红核-丘脑传导束破坏而无法成像,毁损对侧的齿状核-红核-丘脑传导束仍然保留。

因此研究者认为,MRgFUS治疗原发性震颤的临床疗效与术中对齿状核-红核-丘脑传导束的定向干预破坏相关,这一发现可用于后期类似患者的MRgFUS术前计划或者需再次行Vim毁损术的患者。

图:原发性震颤患者术前和术后即刻的DTI成像和功能测试图

7. 三叉神经痛经小脑岩裂及静脉间隙的绒球上入路行微血管减压术的技术要点和临床预后

三叉神经痛(TN)的微血管减压术(MVD)一般都是通过侧方小脑上入路暴露和减压整个三叉神经,但这一方法因术中岩上静脉复合体、小脑半球、前庭蜗神经的阻挡有一定的困难。该研究展示了一个新的入路方法行MVD,即经小脑岩裂及静脉间隙的绒球上入路。

研究者回顾性分析2012年3月至2014年5月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神经外科经绒球上入路行MVD治疗的420例TN患者的临床资料。术中通过打开小脑岩裂和分离小脑脑桥裂静脉与单小叶粘连来扩大手术间隙,从而能够在较少牵拉周围结构的同时暴露和全程减压三叉神经。研究发现,275(65.5%)例患者血管压迫位于三叉神经内1/3段,术中219例(52.1%)解剖小脑岩裂后,通过静脉外侧间隙进行手术,175例(41.7%)通过静脉内侧间隙操作,其余26例(6.2%)则通过静脉中间间隙操作。术后24个月随访Kondo评分T0/T1患者大约90.5%,无岩静脉和前庭蜗神经直接牵拉损伤相关的并发症。

因此研究者认为,MVD中采用经小脑岩裂和静脉间隙的绒球上入路治疗TN,能在三叉神经充分减压的前提下减少对岩静脉和面、听神经的损伤,是常规入路的有益补充。

图:经小脑岩裂及静脉间隙的绒球上入路行MVD治疗三叉神经痛示意图

8. 生物体液中检测胶质母细胞瘤

生物体液分析可用于早期诊断恶性进展的GBM,具有优于现有胶质瘤诊断和治疗监测模式的潜在优势。研究主要集中于检测血液和脑脊液中的肿瘤特异性生物标志物。目前的临床研究集中于研究3种不同的肿瘤相关元素:细胞外大分子(包括核酸、蛋白质和代谢物),细胞外囊泡以及循环肿瘤和免疫细胞。

研究人员在血清和脑脊液中发现了大量游离核酸和蛋白质标志,为生物标志物诊断铺平了道路。不断扩展和提高的细胞外囊泡分离技术和内容物表征研究提供了另一个潜在的诊断方法。最后,需要进一步研究更有效的检测循环肿瘤细胞,这将是有前途的GBM诊断模式。对这三种肿瘤特异性标志物的研究有可能显著地影响GBM诊断、监测治疗反应和监测复发。

9.新确诊的胶质母细胞瘤中5-氨基乙酰丙酸诱导的荧光水平的系统性组织病理学分析

氨基乙酰丙酸(5-ALA)荧光导向技术已广泛用于胶质母细胞瘤(GBM)手术。但5-ALA诱导的荧光与组织病理学的确切联系尚未被充分阐明。作者前瞻性收集了接受5-ALA荧光引导切除的疑似GBM患者的资料,分别收集强、模糊或无荧光的组织标本。术中共获得131个标本有强荧光,69个标本有模糊荧光,67个标本无荧光。131个强荧光标本全部检测到肿瘤组织(100%),69个模糊荧光标本中有65个检测到肿瘤组织(94%),67个无荧光标本中仍有33个发现浸润性肿瘤组织(49%)。131个标本中有109个强荧光对应于致密肿瘤(83%),而69个标本中有44个模糊荧光与浸润性肿瘤一致(64%)。

结果发现,强和模糊荧光具有非常高的肿瘤预测值(分别为100%和94%)。然而,近一半的无荧光标本中仍有肿瘤,无荧光具有低的阴性预测值(51%)。此外,肿瘤恶性度和增值率与三种荧光水平显著相关,强荧光区域的微血管密度显著高于模糊荧光或无荧光区域。作者认为,5-ALA诱导的强和模糊荧光可使具有特定组织病理特征的肿瘤可视化,从而使得神经外科医生改善新诊断GBM患者肿瘤的切除范围。无荧光组织中仍有大约一半病例可观察到肿瘤组织。为了克服这种局限性,应进一步研究有前景的荧光互补光谱测量方法。

图:新诊断为右额叶GBM的患者术中显微镜下白光和5-ALA荧光水平与相应的组织病理学、增值率和微血管密度的关系。

10. 黑色素瘤脑转移病灶的早期放射反应影像可预测患者预后

本研究的目的是分析黑色素瘤脑转移病灶对单次大剂量放疗的早期放射反应,并揭示肿瘤放射反应和患者临床预后之间的关联。作者回顾性分析了所有接受伽马刀放射治疗(GKRS)并按照标准方案在2-3个月间隔行MRI检查随访的黑色素瘤脑转移患者的临床数据,分析了78例患者的298个脑转移病灶。研究人员根据伽马刀放射治疗早期反应情况将其分为快速反应组和缓慢反应组。缓慢反应组患者的中位生存时间是15.2个月,快速反应组患者的中位生存时间是6.3个月。缓慢反应组患者有更长总体生存时间、稳定的系统疾病、更高的KPS评分、更慢的出现新脑转移瘤。

作者认为,黑色素瘤脑转移病灶对放射外科治疗表现出不同的早期放射反应。脑转移瘤快速萎缩预示着临床预后差,表明该肿瘤表型更具侵袭性的生物学行为。

图:伽马刀放射治疗(GKRS)后第一次MRI随访时患者对黑色素瘤脑转移病灶的反应。

11.二期立体定向放射外科治疗2cm以上脑转移瘤的疗效观察

立体定向放射外科(SRS)是治疗脑转移瘤的主要手段。然而,放射外科有效治疗最大直径超过2厘米的脑转移瘤仍然具有挑战性。为了增加肿瘤的局部控制率同时限制放射不良反应(AE),作者提出了2期立体定向放射外科治疗(2-SSRS)的新方案。作者回顾性分析了五十四例(63个超过2cm脑转移瘤)用2-SSRS治疗的患者资料,评估这种治疗策略的有效性和毒性反应。

作者认为,2-SSRS是一种可行、安全和有效的治疗方式,可显著减少超过2cm的脑转移瘤,其3个月(95%)和6个月(88%)局部控制率优良,总体不良反应率为11%。但需要更大的队列和更长时间随访的前瞻性研究评估2-SSRS的疗效持久性和毒性反应。

图:增强T1轴位头颅MR像显示不同时间点对2-SSRS的反应。

12. 立体定向放射外科治疗枕骨大孔区脑膜瘤的疗效:一项国际多中心研究

脑膜瘤是枕骨大孔区最常见的良性髓外病变,然而,其最佳治疗方法仍未明确。作为手术切除的替代,立体定向外科(SRS)已在小范围内被用于治疗枕骨大孔区脑膜瘤。为了更清楚的阐明SRS的治疗效果,作者在一项国际多中心研究中分析了立体定向外科治疗枕骨大孔区脑膜瘤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五十七例患者(女性39例,男性18例,中位年龄64岁)符合纳入标准。患者最常表现为颅神经病变(39%)、头痛(35%)、麻木(32%)和共济失调(30%)。SRS治疗前肿瘤中位体积为2.9cm3。SRS的中位边缘剂量为12.5 Gy(范围10~16 Gy)。SRS后末次随访显示49%肿瘤稳定,44%退缩,7%进展。5年和10年的无进展生存率分别皆为92%。更大的边缘剂量可能显著增加肿瘤消退,用>12Gy治疗有53%的肿瘤退缩。百分之五十二的有症状患者觉得有临床改善。

作者认为,立体定向放射外科治疗枕骨大孔区脑膜瘤常能实现肿瘤控制或缩小以及症状的改善。立体定向放射外科总体是安全和耐受良好的。SRS可能特别适合于治疗小到中等体积的前和前外侧枕骨大孔区脑膜瘤。

13.利用近红外成像技术在内镜下经蝶窦垂体腺瘤手术过程中实时可视化叶酸受体过表达。

手术切除是垂体腺瘤的首选治疗方法。垂体腺瘤的最大挑战是20%的患者发生肿瘤复发。目前减少肿瘤复发的方法如术中MRI较为昂贵。已知垂体腺瘤过度表达核酸受体α(FRα),因而推测一种与近红外荧光染料结合的叶酸类似物OTL38可在手术中实时提供肿瘤和周围非肿瘤组织的视觉对比影像。本文报道了这一临床试验的初步结果。研究入选了十九例垂体腺瘤患者。四例患者因技术原因被排除。患者在手术前2-4小时输注OTL38。使用具有可见光和近红外光成像功能的4mm的内镜在手术过程中实时可视化垂体腺瘤及其边缘。记录每个肿瘤与周围组织在不同内镜-鞍底距离中的信号-背景比(SBR)。所有标本均行免疫组化检查,分析评估FRα表达水平,并将患者分为高或低FRα表达。

结果表明,垂体腺瘤及其边缘可通过术前注射与近红外荧光染料结合的叶酸类似物OTL38而得以在术中直视。肿瘤与背景的对比在过表达FRα的腺瘤中最为明显。在适当的内镜到鞍底距离下的术中信号背景比可以实时预测腺瘤FRα的表达状态。这项工作表明,具有FRα高表达的腺瘤可能有助于识别肿瘤边缘和预测术后MRI表现。

14. 生长激素分泌性垂体腺瘤再手术:经鼻内窥镜系列病例报告并系统性文献回顾与荟萃分析

外科手术通常是肢端肥大症的一线治疗方法。扩大的鼻内窥镜手术(EEA)通过增加鞍区的可视性和操作性提高肢端肥大症再手术的效果。作者回顾分析了2004年7月至2016年2月在作者所在中心治疗的肢端肥大症患者数据库。同时,作者还通过MEDLINE数据库检索()系统性回顾了手术治疗肢端肥大症的研究,采用PRISMA指南对纳入的研究从手术方法、肿瘤大小、海绵窦侵袭、疾病控制和并发症等方面进行分析。将病例分为再次手术组和首次手术组,两者进行对比分析。

结果表明,使用EEA再次手术治疗复发/持续的肢端肥大症的缓解率与首次手术相同,但优于历史文献报告。这些结论尤其适用于大腺瘤而不是微腺瘤。海绵窦侵犯仍然是疾病控制的一个不利因素。

15. 垂体瘤卒中外科治疗的预后

垂体瘤卒中是由于垂体瘤继发性出血或缺血引起的神经功能和内分泌异常的一种临床综合征。研究回顾性分析32例经影像学证实的急性垂体瘤卒中患者,均采用经鼻蝶手术入路切除。将症状发作72小时内手术者称为早期手术,超过72小时手术者称为延迟手术。

结果显示,早期手术和延迟手术并没有显著改善视野缺损、失明、动眼神经麻痹、垂体功能减退恢复或非神经内分泌症状。但总体来说,手术减压后的神经功能障碍呈中度改善,如视野缺损和颅神经症状,术后垂体功能也得到改善;而手术时间选择对内分泌障碍的改善并无显著影响。

表:早期手术与延迟手术对垂体瘤卒中的影响

16. 内镜下经蝶垂体手术中脑脊液漏的鉴别和修复经验

脑脊液鼻漏是经蝶手术最常见的并发症。通过回顾性分析1002例经蝶入路手术切除病例,包括855例垂体腺瘤、94例Rathke囊肿及其他53例鞍区病变。结果显示,术后26例发生脑脊液漏,其中13例发生术中渗漏,并行鞍区修补;而另外13例并未出现术中渗漏或修补。其中8例患者再次手术,18例行腰椎引流或腰椎穿刺均成功治愈。该研究还发现,一半患者术后发生脑脊液漏为术中并无发现渗漏,术中未发现的脑脊液漏和延迟性脑脊液漏是术后脑脊液漏的主要原因。大型肿瘤手术切除后未发生脑脊液漏者,经验性行鞍区重建有益于防止术后渗漏,特别是蛛网膜变薄或疝入蝶鞍者。

17. 经鼻内镜入路下海绵窦间隔的解剖学研究和相关腺瘤手术

侵袭性海绵窦肿瘤对于神经外科医生来说是一种挑战。该研究中,作者依据于海绵窦与颈内动脉海绵窦段的空间关系,将其分为上、后、下和外侧四个间隔。上间隔与床突间韧带和动眼神经相邻;后间隔包括外展神经Gulfar段和垂体下动脉;下间隔包含交感神经和外展神经海绵窦段远端;外侧间隔包括所有海绵窦段颅神经和下外侧动脉干。基于解剖的海绵窦分类补充了当前基于影像学的海绵窦分类,有助于术前和术中识别海绵窦。

图:海绵窦间隔的解剖学示意图

18. 动脉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后吸烟和预后的关系

该研究结果显示,年轻患者中,吸烟者蛛网膜下腔出血的发病率高于非吸烟者,尤其是动脉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在死亡率 、总体并发症或神经并发症方面,二者无显著差异。但与非吸烟者相比,吸烟者可以显著降低切管切开或胃造瘘率。

19. 蛛网膜下腔出血后迟发性脑缺血的性别差异

该研究结果表明,蛛网膜下腔出血后,女性发生迟发性脑缺血风险高于男性。

表:蛛网膜下腔出血后迟发性脑缺血的危险因素

20. 对侧颈动脉造影在急性颈内动脉闭塞血管重建治疗的应用

颈内动脉急性堵塞,管腔内通常含有大量血栓。急性颈内动脉闭塞进行血管内治疗期间,患侧颈动脉血管造影可能造成血管远端堵塞。研究通过对侧颈动脉造影,则可以避免远端血管栓塞。因此,作者推荐使用对侧颈动脉血管造影以避免远端血管栓塞风险。

21. 未破裂动脉瘤患者安全指标事件与综合卒中中心体积之间的关系

CSC)认证的卒中体积阈值的治疗患者,可能发生患者安全指标事件,但其不良预后和死亡率显著降低。这些改善可能与手术有关,但采用血管内治疗患者的预后和死亡率对综合卒中中心体积状体并不敏感,与治疗体积无显著相关性。

22. 直接和间接血运重建治疗烟雾病

对于烟雾病患者来讲,因为颈内动脉的进行性闭塞,通常需要外科干预治疗。间接搭桥术已经被广泛接受为治疗儿童患者的方法。但是,对于成人烟雾病,大多数治疗手段仍然留有争议。

该研究作者比较了颅外-颅内动脉搭桥(EIAB;43侧大脑半球)和改良脑-硬脑膜-动脉血管融合术(mEDAS;75侧大脑半球)治疗MMD患者的临床结果。探讨mEDAS是否是治疗成人症状性MMD的有效手术方法。研究发现,77%(58/75)mEDAS病例、83.7%(36/43)EIAB病例术后症状改善。此外,98.7%(74/75)mEDAS病例以及95.3%(41/43)EIAB病例术后侧枝循环分级有所改善。两种术式均观察到术后灌注区域增加。

因此研究者认为,mEDAS和EIAB治疗症状性成人MMD都有积极的结果。然而当考虑到mEDAS手术更为简单且并发症的风险也比较低,研究者认为mEDAS可以作为治疗成人MMD的一个有效选择。

23. 未破裂颅内动脉瘤术后蛛网膜下腔出血

以往只有少数研究中探讨了未破裂颅内动脉瘤(UIAs)患者术后蛛网膜下腔出血(SAH),需要更广泛的有关显微手术后的动脉瘤真正破裂率的数据,以便为治疗决策提供可靠的信息。该研究主要探讨UIAs患者手术后SAH的发生率和危险因素。

研究所纳入患者的中位年龄为64岁(四分位数区间[IQR] 56~71岁)。852个UIAs中,767个是可夹闭的,85个不可夹闭。平均随访时间为731天(SD 380天)。在1708个动脉瘤中,有4个发生SAH,总的平均年发病率为0.23%(95% CI 0.12%~0.59%),对于可夹闭的UIAs(1例SAH,1552个动脉瘤),平均每年发病率为0.065%(95% CI 1.1–215,P=0.046)与术后SAH有显著的相关性。在852例手术中,816例(95.7%)获得了良好的结果(修正的Rankin量表评分为0或1),在12个月的随访中767个可夹闭的UIAs中有748个(98%)获得良好结果。

因此研究者认为,在这个大型病例系列中,显微手术治疗UIAs是安全和有效的。动脉瘤的位置和动脉瘤的形态与UIAs患者术后SAH有关。

图:基底动脉瘤夹闭术后第32天出现SAH。

24. 立体定向放射外科治疗Spetzler-Martin Ⅳ级和Ⅴ级的动静脉畸形:一项国际多中心研究

由于Spetzler Martin(SM)Ⅳ-V型动静脉畸形(AVM)的复杂性,对这些病变的处理仍存在争议。这项多中心回顾性队列研究的目的在于评估SMⅣ~Ⅴ型AVM单次立体定向放射外科治疗结果及预后预测因素。

作者回顾了在国际伽玛刀研究基金会的8个中心进行单次SRS治疗的233例(平均年龄33岁)的SMⅣ级(94.4%)或V级AVM(5.6%)的数据。71例AVMS(30.5%)施行SRS前栓塞。平均病灶体积、SRS边缘剂量和随访时间分别为9.7cm3、17.3 Gy和84.5个月。研究发现,在平均随访84.5个月的时间内,AVM闭塞、没有出现SRS后出血、并且没有永久性症状性辐射诱发性改变(RIC)的患者被认为是预后良好,此类患者占总数的26.2%。随访3、7、10、12年的实际闭塞率分别为15%、34%、37%和42%。SRS术后一年出血率为3%。症状和永久性RIC的患者分别占10.7%和4%。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中,较大的AVM直径(P=0.04)被认为是不利结果的独立预测因子。与破裂型患者相比,未破裂SMⅣ~Ⅴ型AVM有效率明显降低(P=0.042)。

因此研究认为,单程SRS在SMⅣ-V型AVM的治疗中具有有限的效果。只有少数未破裂的SMⅣ-V型AVM可获得满意的结果,这说明SRS较少用于这些病变的治疗。较大AVM的体积分段法SRS代表了高级别AVMs的另一种方法,但它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25. 经对侧前纵裂-胼胝体嘴入路到达胼胝体下区:一种新的手术技术

该研究报告了一种新的更符合解剖学的手术路径:即通过对侧前纵裂的胼胝体再经胼胝体嘴入路到达胼胝体下病灶。由于胼胝体区位置深在,与重要血管结构关系密切,该部位神经外科手术方法具有挑战性。经前方和下方到达胼胝体下区的入路已经被报道,但有损害大脑前动脉分支的风险。研究者对三具由福尔马林固定和硅胶注射的成人尸头进行了研究,同时回顾了一例39岁男性胼胝体下区海绵状血管瘤的临床资料。结果发现,经对侧前纵裂-胼胝体嘴入路可进入胼胝体下区,包括胼胝体池的下半部、终板池、海马旁回、副嗅回和视前区。该方法避开了前交通动脉的穿支。

图:经对侧前纵裂-胼胝体嘴入路到达胼胝体下区入路解剖示意图

26. 更为严格地限制重叠手术策略的影响:大型神经外科中心实施前后并发症发生率、住院医参与度和手术等待时间分析。

重叠手术指同一个医师同时参加2台或多台手术,但这些手术关键步骤不在同一时间。近年来,无论是在大众媒体还是医疗学术团体内部,重叠手术一直是一个争议的话题。目前还没有对更为严格的限制重叠手术的可能影响的研究。在本文研究者的机构,实施了一项新的政策,限制了主治医生在第一个病例的所有关键部分都完成前开始第二个病例。该研究分析了这一政策对并发症率、住院医参与度和神经外科手术的等待时间的影响。

2.454)还是重叠手术政策的改变(OR:1.251,95% CI: 0.748–2.091)均与严重并发症数无关。研究者认为严格限制重叠手术并不能减少整体或严重并发症发生率。在政策改变后,住院医生在神经外科手术中的参与度显著减少,神经外科手术的等待时间显著延长。

27. 枕叶癫癎患者皮质切除与视觉功能的关系

研究者分析了枕叶癫痫(OLE)术后患者的远期临床和视力预后,从而进一步研究OLE视觉皮层切除手术后与视觉功能的关系。共纳入42例确诊为OLE患者行枕叶切除术,平均随访102.2个月,27例(64.3%)无癫痫发作,6例(14.3%)患者为恩格尔II级的结果,这33例中19例(57.6%)术后视力正常或象限视力正常(正常和象限组)。正常组和象限组患者比偏盲组有更好的视觉生活质量。枕叶外侧枕区1区和2区切除术与一般视力、外周视力和视觉特异性障碍有关。此外,顶内沟3区或4区的切除术与社会功能下降显著相关。

研究者认为,OLE手术有良好的癫痫发作控制率(恩格尔I级或II级)78.6%,57.6%的患者具有良好的视觉功能(正常视力或象限视力)。枕叶外侧皮质切除术对视功能有明显影响。

28. 慢性阈下皮层电刺激治疗成人药物难治性局灶性癫痫:安全可行的技术

外科手术是治疗癫痫的有效方法,但功能区皮层的切除可能出现严重的并发症。该研究主要是介绍慢性阈下皮层电刺激,并评估其用于治疗致痫灶皮质不适合切除的成年癫痫患者的安全性。

研究者通过颅内监测电极进行连续的阈下皮层电刺激短期治疗试验,证明试验有效后,取出监测电极并植入永久性刺激装置。共纳入10例患者,颅内监测时间3~20天。所有病人术后恢复良好,术后无并发症发生(中位随访时间7.7个月)。所有患者癫痫发作严重程度和发作频率均有改善。

因此研究者认为,慢性阈下皮层刺激安全有效,可用于部分合适的患者,但其具体机制和效果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图:慢性阈下皮层电刺激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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