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担忧的中国产业状况[安公公论文]　　　　提要：经过20多年改革开放，中国俨然已是产值大国，但却是利润小国，包括高新技术产业在内，散、小、弱、差、乱成为各行各业普遍的现实。为提升在全球范围内的竞争力，中国高新技术及其产业园区必须实施战略上的大转移，其意义并非仅止于入世后的行业大洗牌，关键则在于如何适应、如何统驭驱动21世纪快速发展的“三驾马车”——科学、技术和自由经济市场。　　　　　　一、中国：360行行行出状元了吗　　俗话称“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但是，中国的360行，行行都没出状元。尽管，现而今已有11家企业入了世界500强，不管它们的排名或前或后，除却规模而外，也还是规模。因为它们和国内其他尚未进入500强的企业比较，也仅止规模上的优势而已。至于其他，尚未有国际上的比较竞争优势。　　　　这里，有两张排名表可资证明。　　表一：洛桑国际管理发展研究院发表的“世界竞争力排行榜”，近五年来，中国综合竞争力一路下滑。　　20世纪 1998年 中国排名第25位　　1999年 中国排名第29位　　1920年 中国排名第31位　　21世纪 2001年 中国排名第33位　　2002年 中国排名第31位　　表二：2001年世界经济论坛报告宣布，在全球25个主要国家和地区中，“增长竞争力指数排名”中国居第39位、“现时竞争力指数排名”第47位，均处在中下游位子。　　以上两项综合竞争力指数排行榜，至少在下列两个方面对我们提出了警示。　　　　其一，改革开放在过去了的23年中，国家的经济总量上升，列世界第六位，但是，综合竞争力却没有得到与之相应的提升。以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外贸为例，1978年出口额仅为100亿美元，现已增长到2660亿美元。　　　　其二，最近几年，我们的经济增长指数上升很快，而消费价格指数下行很快。事实上，自1994年以后，尽管物价并未一步跃到负运行上，但增长依然乏力，1999年，终于呈负增长态势。今年上半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累计同比下降0.8%，而最新统计数据显示，7月，再呈跃势——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下降0.9个百分点。　　　　　　最近两年，从学界到政界，对中国的经济运行一致看好，但是与良好的经济运行相悖的是，通货紧缩的信号却在加大，尽管还有相左的看法。　　　　　　究其深层原因，一是“摸着石头过河”政策出台往往滞后于市场发展，在“双轨并存”的过渡期内，多数所谓成功企业往往是“用足政策”的幸运者、偶然的发迹者。这些既得利益型企业，大多没有战略目标、缺乏市场定位，以至二十多年宝贵的时间过去了，却未能诞生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　　　　　　接下来是，多数享用不到“优惠政策”的企业，包括乡镇企业在内，则瓜分“地方政策资源”。自90年代初中央与地方财税分灶吃饭以来，地方经济、或是曰“诸侯经济”、“割据经济”产生了大量的做“跟进生意”的企业，今年来据有关方面统计，我国的假冒伪劣商品高据整个市场的45%左右。而中国的消费者约有八成的人“知假买假”。目前，虽然已经入世，但是，“制假 售假 买假”的市场已然形成。　　　　　　最令人忧虑的是，大企业运行政策、小企业竭力跟进，俗话说，“一个萝卜一个坑”，而当前是“十个萝卜一个坑”，大家扎堆比拼，萝卜的个头是越来越小，内涵是越来越少。其结果是上游企业热衷上市圈钱，RD投入低，创新滞后，从而导致出现“5低5多”的现象——　　价格低 、利润低、 收入低、 投入低 、创新水平低。转向股市投机的多 、做广告的多 、跟风的多、 制假的多、 夭折的多。　　　　　　在这个负反馈系统中，中国的产业结构不论哪个领域均呈现出“小、散、弱、差、乱”的基本格局。　　为了说明问题，这里按一、二、三、四类排序作一构勒。　　　　　　中药 自神农吃百草开始，作为科学鉴证，类似《皇帝内经》、《本草纲目》这样的垂世之作足以证明，中药不论从哪方面来看，不仅是也应该是我们足以骄傲的产业。然而，打“九五”期间开始，中国中药出口连年大幅下滑，1999年下降了31.8%。全国中药年出口量只相当于日本一家中药企业的年产量。国际中药市场每年销售额约160亿美元，其中日本占80%，韩国占10%，中国仅占3%，且其中绝大部分还是原料初级品。　　　　　　旅游业 作为吸纳就业人口众多、投资成本低、取自天然资源的旅游业，从八十年代中期以来得到蓬勃发展。作为世界旅游资源大国，不少地方把发展旅游业作为繁荣当地经济的支柱产业来抓。各地旅行社竞相开张，在短短的十数年间从数百家发展到今天的8993家之多，然而销售额尚不及美国或日本一家旅行社的收入。以美国运通公司为例，去年的销售额237亿美元，折合人民币1943亿元，而国内近九千家旅行社，总营业额仅止467亿元人民币，不足对方的四分之一。　　　　　　钟表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全球年均生产5.6亿块左右手表，包括香港在内我们的总产量在四亿块以上，日本大约生产5000万块，瑞士差不多是3000万块。尽管瑞士在数量上不占优势，可是从产值上看，瑞士却占据了市场上的最大份额。2000年全球交易总额为94亿欧元，瑞士拿走了其中的67亿欧元。谁是世界钟表第一大国？　　　　　　陶瓷 它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传统产业之一，China即由秦瓷远播海外而扬名。中国的文明史有多长，它的存在就有多长，然而近二十年来，陶瓷器皿却是出口低档产品，进口高档洋货。以日用陶瓷器皿为例，在国际市场上，德国、英国、日本的产品，平均每件售1.45至2.28美元，而中国货平均每件仅售0.26美元。　　　　　　钢铁 1996年我国钢产量超越一亿吨，2000年突破一亿四千万吨，无疑据世界第一位，但是，在国际市场钢铁交易中，我国的出口量仅占1%，处于20多位；人家一吨钢卖到500美元，我们只不过卖到300美元；再来看成本价，我们一吨钢的平均能耗几乎是人家的2倍，而高附加值钢材还是依靠进口，1996年进口钢材1440吨，2001年增加到1720吨。　　　　　　服装 中国历来是纺织大国，纺织品出口量占全球的1∕7，占我国出口商品1∕4，而创汇总额却只有1∕14，单价仅为国际同类服装品牌的1∕3~1∕20。为何如此缺乏竞争力？中国目前服装企业4万多个，从业人员300多万名，绝大多数服装企业乃是自产自销的传统小作坊，他们的利润空间先是粗制滥造，再是压价叫板。由于自相残杀，出口服装每件还不到4美元。　　　　　　小、散、弱、差、乱，从第一产业直至第三产业（服务业）莫不如此，作为当今国家最为重视的第四产业——新兴技术产业现状如何？其实一样。说到高新技术产业，就不能不关注中国高新技术园区的建设与发展。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中国高新技术园区的跑马圈地可谓一浪高过一浪，现在已有国家级的高新区53个，而各地重复建设、重复投资已超过一万个！中国大中小城市仅660座，连同1200个乡镇，也还不到两千个，那意味中国平均一个城镇就有五个高新技术园区。如此雷同、如此竞逐，它会有多高，会有多新？事实表明，我们追逐的是量的增长而非质的提升。　　　　　　美国是高新技术园区的始作俑者，至今也只有一个“硅谷”领衔主演。尽管今年来IT泡沫带来不利影响，硅谷仍然汲取了国内外风险资本的六成以上，它的市值是美国工业革命的摇篮底特律城市的四倍！硅谷——美国的“这一个”已经成为全球楷模。日本也有“这一个”，它叫筑波；以色列也有“这一个”，它叫特拉维夫；芬兰也有“这一个”，它叫诺基亚；连台湾也有“这一个”，它叫新竹。中国有“这一个”吗？以中关村为例，十数年来，作为中国信息产业的标志，虽然当局恩宠有加，其运作方式，其实力地位，与其说是高新技术产地，勿宁称之为产品技术集贸市场更为贴切。事实上，在这个技术产品集散地，尚有不少中外赝品假货充斥其间。　　　　　　环顾中国高新技术开发及其园区建设，仍然徘徊在低档次的重复投资、无序竞争的阴影中。与一、二、三产相似，虽然起步甚晚，按“康德拉季耶夫产业周期波”理论推定，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尚在成长期，就有两类互为依存的投机者将之引入歧途。一种人是为了眼前的利益而不惜宰杀明天商机的投机商，另一钟人是把发展地方经济当成自己政绩的官僚（类似安徽省副省长王环忠那样依靠“政绩”往上爬的大小官僚充斥各地）。此二者一结合，一方拿到了“优惠政策”、一方拥有了“上报项目”。据有关报道，安徽在国内率先提出建设省级农业高科技示范园区。可历时11年，投入2000多万元，至今园内路无一条，线无一根。安徽省科委还建设了10个类似园区，农委投资建设的更多，但是均无建树。　　　　　　统观1、2、3、4产业的现实状况，各地产业结构的趋同性正日益严重。据测算，我国中部与东部工业结构的相似率达93.5%，西部与中部工业结构相似率达97.5%。我们把东、中、西部划分开，它们之间仅仅由于投资力度的大小在规模上有所差异而外，从战略布局上来看，基本趋同。如果说三大区域在产业结构上还有所区别的话，那也只是受历史条件的制约，而非市场定位。显然，由于中国官僚阶层单一的思维模式和中国企业经营者急功近利的运作模式，正在导致一轮又一轮的重复建设、重复投资，并且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　　　　　　二、期限：30年内成为世界经济发达国家，可能吗？　　二十世纪是一个非凡的世纪，它以速度创造奇迹。　　统计资料显示，全球制造业与服务业的产值，从1950年的5万亿美元提升到1997年的29万亿美元，增长了近六倍。仅是1990年至1997年间，总产值就增长了近5万亿美元，相当于从18世纪工业革命至1950年的经济增长速度。换言之，7年等于工业革命200年！从生理解剖学的角度看，今天人类的大脑结构与脑细胞容量与5000年前的人并没有多大的区别；从历史长河的演绎中可以悟及，由于生物遗传基因的相对“保守性”，自然也仍然在按照达尔文的预言“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中渐进。但是，翻开历史的一页，你会惊奇地发现，一个挎着纸尿布的18个月大小的幼儿可以在苹果机上创作图案，然后打印出来、绞下来、贴在电冰箱上自娱自乐……　　　　　　事实是，从作坊时代到信息时代的演变，在一个开放的全球化了的平台上，从个人直至国家“人人”都可以创造奇迹。她的显著特点之一是技术转让可以在瞬息实现，从而使变化的步伐加快。过去，一个国家采纳另一个国家的技术需要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现在，软件可以在加州硅谷制作完成，然后马上在孟买或北京投入应用。无论是就生产力而言，还是就社会结构而言，在全球化时代，千差万别的区域经济将会愈来愈彼此相似、至少在达到现代化的时间表上相差无几。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历表明，即使在20世纪末的条件下欠发达国家也只需大约30年便可达到先进经济水平。日本在1980年，韩国、新加坡和台湾在1990年已经达到了这种生活标准。　　　　　　专家的预见，除当今的非洲而外，凡是没有社会和文化痼疾的国家，也都将出现这个过程。在近几年的全球竞争力排行榜上至少有15个新兴国家令人刮目相看，诸如芬兰、荷兰、新西兰、匈牙利、捷克、智利、巴西等国在不到30年的期限内达到先进经济水平。和前面的日本、新加坡、韩国相比，这些后来居上的新兴国家，它们成功的时限简直是在成倍的减缩。从上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众多国家掀起的经济体制改革浪潮，大大加速了全球化进程，由此，形成了一种广泛的共识，推动21实世纪快速发展的三大原动力：自由市场经济、科学和技术，它们互为因果必将成为统驭全球的“三驾马车”　　　　　　芬兰故事：　　芬兰是一个典型，但不是神话；芬兰突破“时限”，是必然，而非奇迹。芬兰只用了10数年时间而跻身世界发达国家之列，在竞争力排行连续两年夺冠，正是统驭这三驾马车的必然结果。芬兰是人口小国、区域小国，但却是世界技术大国。是科技造就了芬兰吗？尽管它用了RD的投入全球首屈一指，回答却是否定的。资料显示，早在80年代初，世界上每一万人中科技人员最多的国家是芬兰，它拥有科学家和工程师446.5人，技师1551.8人。当时已经是世界经济大国的日本位列其后，科学家和工程师只有372人，技师1478.8人。然而，当时的芬兰只是前苏联的一个“加工点”、“附属国”，诺基亚公司从纸浆、轮胎，直至电视机五花八门什么都生产。芬兰只是北欧的一个资源贫瘠的小国。　　　　　　前苏联的解体，芬兰被逼上了绝地。从1993年起，芬兰决定敞开国门，实施战略转移，大力吸引外国投资，成为欧洲最早开放电信业务的国家。芬兰外贸部长称：“当你同意在自己的国土上同别人竞争的时候，你的经济就开始具有了全球化。”显然，在全开放的自由市场经济的引领下，芬兰从战略创新直至科技创新同时实现了比翼齐飞，在信息通讯产业中后来居上，独占世界鳌头。芬兰的成功，在于它统驭三驾马车的成功。　　　　　　新西兰故事:　　根据哈佛大学和世界银行的标准,综合了包括国家创造和经销技术的能力,以及它们在国内吸收并推广国外的创新技术和产品能力等34项评比因素,新西兰在2001年“新兴国家技术竞争力排行榜”上名列第5。新西兰在90年代之前，还知只是一个在英联邦卵翼下城市化水平很低的发展中国家。1990年，新西兰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小政府 大市场”的改革运动，仅止3-4年，新西兰就消灭了财政赤字，政府开始出现了财政盈余。　　　　　　其实，与芬兰一样，新西兰也是被逼出来的。1973年，由于受西方石油危机的影响，以及英国加入欧盟而带来的关税优惠政策的结束，新西兰经济陷入危机。正是在此背景下，新西兰决定放宽政策、削减开支，在行政、税制、金融、贸易、私营化等方面实施全面改革。在这场断断续续，历时20多年的改革中，新西兰的人力资源水平、教育水平、高新技术基础设施水平、对外贸易水平、大学与企业联办水平，以及整个国家的创新水平均已全面得到提升。　　　　　　爱尔兰故事：　　爱尔兰倒的确称得上是一个奇迹。30多年前，它还是一个贫穷的、了无生气的、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国家，发展前景一片暗淡。1922年才从英国独立出去的爱尔兰共和国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强调恢复传统，限制英国的经济影响力，以保护本国经济。但是，自我封闭带来的只是落后。60年代末，爱尔兰从反思中清醒，政府决定“退居二线”打开国门，加入欧盟，为自由市场经济开道。新政府将工作重点转移到人力资源的开发上。　　　　　　从1968年起，政府为建立世界一流的教育系统投入大笔资金，如今就公共教育开支在国家收入中所占比例而论，爱尔兰在先进国家中居于第二位。现在，爱尔兰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向跨国公司提供的技术工资比也许是欧洲最好的。与此同时，爱尔兰降低关税，为外国公司提供了欧洲　　　　上述故事，从拉美而欧洲而亚洲而大洋洲而演绎四方，以30年为期限，从发展中国家提升到经济发达国家水平，而是当今的一个普遍的现实。关键在于，该国是否有统驭这三驾马车的能力。科学、技术、自由市场经济原本是一个共生共荣、相互作用的孪生体。在这方面，亚洲的韩国更是一个典型的案例。　　　　　　1990年，韩国列世界经济大国之第11位，但是，97年亚洲金融风暴，一夜之间把韩国摔到生死存亡的边缘，就像几经起落的墨西哥、巴西、阿根廷现时正在危亡线上挣扎的情况一样。资本主义何以在发达国家成功，在发展中国家失败？这是一个共同的问题：如何驾驭自由市场经济。韩国的再次崛起，给世界提供了答案。　　　　　　1997年圣诞节前夕，刚当选的总统金大钟宣布：“外汇已经见底，……一个月恐怕撑不了，不，恐怕一天也撑不住。”可是仅仅过了四年，韩国不仅是在亚洲更是在全球成了新的“英雄国家”。说到底，金大钟走的路就是“小政府大市场”之路。金大钟发誓要以撒切尔夫人为榜样，并且在私有化进程上比她走得更远。今天，民主化、法制化的韩国，过去那种专制的、逆来顺受、等级森严、仇视外来者的封闭的僵死的文化，已经让位于一种全开放的、个性化的、富有创造力的新文化。在金大钟垫起的这个自由市场的经济平台上，韩国把个人主义的创造和世界日新月异的高科技结合起来。韩国经济危机前30年只有246亿美元的国外投资，在过去4年，却得到了520亿美元的直接投资，今天的韩国拥有107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在世界500强名单中，日本公司在缩减，韩国的公司在增加，类似三星、LG这样的跨国公司把高新技术与传统制造业整合起来，正日益成为美、日等大国的强劲竞争对手。　　　　　　回过头来看中国，从1978年改革开放起算，理应在2008年这30年期限到来之前完成我们所追求的目标。但是，答案却是否定的。据全球著名投资银行高盛集团最新的一份研究报告统计，自上个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厉行经济改革以来，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翻了7倍，以现时的市场汇率计算，已超过了一万亿美元，成为世界上第六位经济大国。但是，高盛通过与亚洲7国对比认为，中国的人口是日本的十倍，经济规模却只是对方的四分之一。即便人口总数稍微小于中国的亚洲7国，其国内生产总值加总也比中国高，而贸易总额更是大幅超越中国。该报告还认为，中国在过去30年在全球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份额从1970年的2%上升至去年的3.5%左右，增长非常缓慢。反观亚洲7国这个指标增长了5倍，日本更实现了10倍速的惊人增长。　　　　　　如果说“三驾马车”是21世纪的原动力的话，从中国前20多年的实践来看，我们缺乏的是对这三匹马的驾驭能力；科学与技术之马不班配——科学的技术运用滞后；科学与技术这两匹马和自由经济市场之马不般配——科技的市场应用更是滞后。根据一般的看法，中国要真正成为世界经济强国还需20年；那就不是“原定”2008年的期限，而是延展至2021年。由于缺乏统驭三驾马车的战略眼光与相应的管理能力，我们将因此而多耗时13年！　　　　　　三、战略转移：中国高新技术发展与产业园区的市场定位　　1996年，总部设在巴黎，以发达国家为主要成员国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国际组织文件中，首次正式使用“知识经济”这个新概念。所谓知识经济，是指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上的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它和旧经济之间的界划，至少有下列四个方面的特征：　　　　　　1、科学和技术的研究开发，日益成为知识经济的重要基础（OECD国家的工商业科技研究中有70%的经费用在高新技术产业）；　　2、信息和通讯技术在知识经济发展过程中，处于中心地位（美英等国对信息和通讯设备的投资占总投资的75%以上）；　　3、服务业在知识经济中扮演了主要角色，经济重心由制造业向服务业转换（即便像巴西、智利这样一些新兴的发展中国家，它们的服务业产值比重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已占到百分之五、六十以上）；　　4、人的素质和技能成为知识经济实现的先决条件。新一代高技术产业、新一代计算机硬件和软件、通讯设备，以及高保真的视听技术的开发等，都需要高素质的人去胜任（美国在全球人才大转移、大迁徙中显然是个大赢家）。　　　　　　以上四项，与其说是对新、旧经济之间的区分做理论上的界划，还不如说是对目前发达国家、新兴国家正在向新经济踊跃过度所做的实践的概括。事实上，从理论直至实践，以上四个方面的内容已经成为许多国家发展的国策，至少在中国正是如此。但是，与我们高屋建瓴的国策相比，现实的情况却不容乐观。作为产值大国，中国至少在一百多个产业中某些领域雄据第一，即如上述所提到的众多品种。然而，在高新技术产业方面，即便是绝对值方面也排不上号。当然，论高新技术园区的个数，全球类似硅谷那样园区仅止900多家，而我国钦定的即为53家，全国园区早已超越万家，在这个绝对值上中国仍然堪称“全球第一”。　　　　　　从软件业发展直至技术创新，有些硬指标、关键数据，我们是难以回避的。据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对世界28个国家和地区的信息综合能力的测试，美国、日本的信息能力总指数分别为72、70，澳大利亚为66，加拿大和新加坡接近60，荷兰、英国、德国、新西兰都在50以上，法国接近50，我国则为6。足见我国与发达国家、新兴国家之间的“数学鸿沟”十分明显。如果说我们在短时间内尚难以缩小“数学鸿沟”的话，而由于市场转换方面的缺陷，大学、企业、基础研究、风险投资与技术创新缺乏有机整合，我国的科技商业化水平也很低。据统计2000年在美国注册的14万项发明专利中，美国占了8.5万项，日本3.1万项，而中国仅有119项，连人口不及我国二十六分之一的韩国也有3300项。　　　　　　中国尚需20年，亦即多化上13年的时间，方能完成新兴国家在30年期限内转化为发达国家的任务，这难道不发人深思吗？发展高新技术是一项基本国策，但是，有了战略定位，并不表示战略实现，在“定位”与“实现”之间更有一个严格实施与科学控制的过程。从我们这十数年已经走过的历程来看，战略定位在主体上已出现偏移。有两个极端的例子：一是软件业，现在“以硬挤软”的现象十分普遍，这是高端产业低级做法的典型；二是科学园区，作为高新技术的产业归属之地，而今已蜕化成为享受优惠政策的中、低档技术产品的进出口的集散之地。以中关村为例，有贸易巨头、有制造垄断,而无创新机制，竞争活力。显然，中国高新技术及其产业园区已经到了必得实施战略转移的关键时刻。这个转移，或是说战略调整包含着从观念直至实施上的两大步。　　　　　　而这两大步归并起来则是文化上的一大飞跃。统驭21世纪的三驾马车，核心不是技术，而是文化。科学是文化、技术是文化、自由经济市场也是文化；什么是文化？文化是一种群体的行为模式；什么是群体的行为模式（包括人的外显与内隐的行为）？它是群体的思维模式的外化；而经过历史演绎、筛选然后凝结而成的观念，则是文化的核心；它既是人类文明的结晶，又是进一步发展的障碍。中国过去20多年的改革，是一场经济体制变革，也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大变革。　　　　　　中国的文化大变革可以归结为三大时期，尽管每一个时期时间段的长短相去甚远。　　　　　　第一时期从孔夫子到毛泽东，是为小农经济时期。在这个长达两千多年漫长的时间段里，“一切向后看”是它的轴心原则。可以用8个字概括孔夫子、7个字概括毛泽东。前者是“述而不作”，“克己复礼”；后者是“六亿神州尽舜尧”。这个时期人们的理想是“先王先圣先贤先世遗风”，人们追求的最高境界是“画地为牢”。孙大圣为了保护师父，也遵从同一原则：在师父周围就地划圈。中国人就像唐僧，只要你遵从圈地原则，你不走出去，妖怪也进不来。在长达两千多年里中国人享受了保护，但是，也像唐僧似的自我封闭惯了，轻易离不开保护。　　　　　　第二时期是邓小平开创的23年两大转轨时期。一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二是从小农经济向宏观工业经济、继而从宏观工业经济向信息经济转轨。这两大转轨的第一成就是中国人终于从“画地为牢”、“自我封闭”中走了出来。然而转轨艰难，市场开放度不论是官方宣称的65—70，还是中国专家论证的60，还是外国方面认定的50，……反正离开85%的市场经济开放度尚有相当的距离。显然，公开、公正、公平与黑箱、灰箱、白箱共存；地方经济、割据经济、制假经济与市场经济并存。这23年里，人们从小圈走到大圈，总之，“圈”还是有的，人的视野还是短视的。所以各行各业繁荣起来了，包括高新技术产业在内，散、小、弱、差、乱的现实也仍然不可避免，它导致中国各个产业及其企业竞争力普遍低下。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何以在发达国家成功、在发展中国家失败，传统文化（隐性的自我封闭思维模式）仍然是中国的痼疾。　　　　　　第三个时期则是从去年12月加入世贸组织开始，它的终止时间段大体应当设定在2021年。如果用比喻性的说法概括中国的这三大时期，就好比说第一时期中国人封闭在一个小圈里；第二时期则走进了一个大舞池里，跳着，虽然可以自由进出，然而那是有人伴你共舞，进两步还少不得退一步；第三时期，中国人从夜总会的舞池里跑向一个开放的竞技场，犹如跑一场马拉松似的，在阳光下，尽管参赛者位子有前有后，然后他们都将遵守同一个规则，介入一个开放世界的可持续发展的竞争行列。　　　　　　有了规则，有了方向，我们还得去除三个圈。　　一个是政策的圈。前23年中国所以会出现“散、小、弱、差、乱”的产业格局，那是政策圈太小，体制性障碍愈来愈明显。圈小，格局小，只能是小改小革。因为圈小，圈就多，多则乱。中央政府圈小，套不住地方政府众多的圈；地方政府的圈多，势必造成天下产业大乱。如果中央政府去除这个圈，地方政府就无圈可使，市场的平台就可筑高做大。中国企业缺乏国际竞争力，关键在计划经济体制的“圈”圈住了企业的手脚。　　　　　　一个是企业的圈。因为圈小，只套眼下的好处，往往为了今天利益而宰杀明天的商机。中国需要美国二次工业革命时期出现具有战略眼光、雄才大略的企业家，就像皮尔庞特•摩根似的，他的力量不在于他拥有数以百万计的美元，而在于能控制数以百亿计的美元。中国企业当前的多元化往往只是在“苍蝇叮鸡蛋”，我们需要皮尔庞特式的产业大兼并，资本大运作。中国的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是发展高新技术的前沿阵地、是孵化器，现在是已经进入“战国时期”。甭说有一万多园区，即使53个也太多！如果政府“退居二线”，不再放水养鱼干，中国真正的大型“孵化器”园区不出5年就会在大洗牌、大兼并中崭露头角。　　　　　　还有一个中国老百姓的圈。美国经济增长约有80%源于技术创新，20%左右来自资本积累。无庸置疑的是，这个8:2开只有在一个开放的自由经济市场的平台上方始完成，而这个平台是由美国老百姓垫起来。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经济除了91年和最近有两次疲软外，一直都很强劲。除了他们抢占了高新技术的高地之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则是美国具有自下而上的企业家经营意识，美国老百姓在积极理财的同时，也善于花销。他们在“挣得多花得快 花得快挣得多”的循环中成长。而中国老百姓的圈套在上两个圈之中难以自拔，他们在“挣得少花得慢——花得慢挣得少”的循环中讨生活。索罗（Solow）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指出，只有储蓄但没有技术进步的经济不可能实现永久增长。　　　　　　入世，将逼使中国拿掉三个圈，当然，首先当是政府的圈，没有自由经济市场的平台，也就没有科学与技术的创造空间。新西兰、爱尔兰、韩国这些先行国家，包括印度在内，能在短时间内焕发“青春”，莫不是先去掉政府的这个圈。最近日本掀起“一日元”就可创办自己的公司的运动，更是一个惊世之作！拿掉了第一个圈，企业会加速改制；拿掉了第二个圈，整合“散、小、弱、差、乱”的产业格局将会成为现实；拿走了前两个圈，有了一个真正的大市场，中国老百姓可选择的“金融产品”就会空前丰富起来，又何苦一个劲儿从六万亿飚升到八万亿，同时吊在一棵树上？中国高新技术及其产业园区的发展，寄希望于中国社会快快拿走这三个圈，应当说这第一个战略转移，客观因素多一些，非操控性因素也多一些。但是，入世会逐渐剪除掉这些方面的消极因素，现在该是到了由老百姓创造“红头文件”的时候了。　　　　　　比较第一个战略转移，中国高新技术及其产业园区的第二个战略转移则是完全“主观”的。中国高新技术及其产业园区所以会出现“散、小、弱、差、乱”的格局，除了宏观上的原因而外，关键是个园区及有关部门企业它们中的多数战略的主体定位不准。　　　　　　中国的高新技术发展，目前在国内从业界、学界乃至政界，似乎只听到一个声音。几乎可以说“异口同声”认定，我国高新技术产业所以孱弱是因为缺乏核心竞争力，缺乏核心竞争力是因为缺乏核心技术。这只是一个常识性问题，中国人从来不惧怕深奥的真理，就怕闹不清常识。事实上，所有后发国家都不具备核心技术，但是，后来可以居上，芬兰在竞争力排行榜上超越美国，爱尔兰超越英国，日本以模仿起家成就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的地位，足见核心技术不等同于核心竞争力。　　　　　　有专家诟病联想，尤其指出柳传志当初不做“汉卡”而搞科工贸，这也许反映了许多人的看法。今天从柳传志到杨元庆，从联想到神州，人才辈出，工贸齐飞，转制迅速。正因为柳传志不以技术为导向而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方才在PC市场上叫板众多跨国公司、方才能在激打市场上抗衡HP、方才成为中关村最有活力的公司——如果中关村没有了联想，我不知道专家们还有何联想？　　　　　　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科技的市场转化率大为提速。比如说，无线电广播拥有5000万听众足足化了38年的时间，电视拥有5000万观众也花去了14年时间，而因特网拥有5000万网民才4年时间。今天，一个普通美国家庭拥有的平均运算能力要超过30年前全世界运算能力的总和。也正因为科技的市场应用大为提速，后发国家实现工业化的时间较之先进的发达国家所花费的时间也大大缩短了。诸如英、美这些国家其工业化的时间，几乎是眼下新兴国家30年即可完成“时限”的二至三倍以上。　　　　　　以20世纪与19世纪进行对比，科技长入经济并使产品更新的周期日趋缩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20世纪搭建起了加速流通的自由经济的平台。因而，“新窗”可能是科技上的新发现，也可能是重新安排现有的经济资源。戴尔的度身定做、麦当劳的快餐文化、沃尔玛的连锁经营、海湾战争后勤供应的企业化管理……所有的这一切都在改变现代社会的方方面面，这就是创新。一言以蔽之，核心技术并不等同于核心竞争力，而真正不可被取代的核心竞争力，只能是利用既有条件实施创新。柳传志不做“汉卡”而去做“科工贸”，这正是创新。　　　　　　从目前中国高新技术及其产业园区的现实来看，必须摆脱“以技术论技术”的传统观念，实施管理创新，这才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战略大转移。中国并不缺少王选那样的技术专家，却非常稀有皮尔庞特•摩根这般的企业经营大师。以技术而论，美国的模托罗拉、瑞典的爱立信，早先（也不过10年前），它们远领先于诺基亚，96年那会儿连收购诺基亚都不感兴趣，而眼下，在移动电话市场上，它们两家加起来的销售额还不及后者的一半！这与其说是技术较量，还不如说是一场战略管理的竞争更为来得贴切。　　　　　　21世纪，人类将从时间、空间、质量、数量、范围和规模等六个方面扩大我们的管理权。统驭科学、技术和自由市场经济的能力正是一种管理。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系统分析专家就曾对人类的知识系统加以重新划分，摒弃传统的二分法，代之以三分法。　　　　　　第一类是环境知识：这是一种如何认识、控制并改造周围环境的知识，亦即我们通常所说的“自然科学”；　　第二类是人的知识：这是一种如何理解、影响并变革社会的个体，乃至社会格局的知识，亦即我们通常所说的“社会科学”；　　第三类则是对上述两种知识加以综合运用并推促其发展的知识，这就是今天所指称的管理知识。　　　　　　科技作为一种商品，模仿是方便的，而推促科技快速发展的某种管理制度则难以拷贝。而制度的进步才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关键。知识经济时代的7年创造的财富足以相当于工业革命时期整整两个世纪，这在中国也得到验证，事实如此，50年前我们的人均收入与1700年亦无多大差别。当大量的投资和新技术从一个国家传到另一个国家的时候，控制全球市场大流通的胜家，必定是赢得更多投资、更多新技术的管理战略家。硅谷的成功正在于它是全球化与技术创新的交汇点。　　　　　　当我们的国家尚需化数万亿人民币、化一、二十年时间去普及中等教育的今天、当国家把几十亿几十亿的钱拿去搞重复建设、重复投资的时候、当全国的RD投入还抵不上美国或日本的一家大公司的投入的时候，我们的大批专家却在侈谈什么发展核心技术，这实在是一种时髦的幼稚病。　　　　　　现儿今我们必须换一个角度来看世界，我们为什么不能把拥有先进技术的国家看成是全球范围里的“打工仔”呢？只要把这些“硬件工程师”及其创意拿来，就某种意义而言，中国则是世界“软件管理”的首创者。我们需要技术创新，更需要战略创新；在技术上要跟进，在制度上要放开，在管理上则要抢占全球战略高地。　　　　　　中国高新技术及其产业园区两个战略转移，一是政策的、体制的、市场的，我们必须与市场经济的全球化接轨，创造一个由供給方与需求方独立完成对社会资源的再分配、再交换与再结合的开放式平台。另一个转移则是确认“创新”既可以是科学上的发现、技术上的发明，也可以是如何尽快地把发现转化为发明、把发明转化为应用、把别人的化为己有，这才是一种无中生有的战略管理创造。工业革命通过规模生产，尽可能多仅可能快地把有形资源制造成财富；信息革命通过创意想象，仅可能高仅可能新地让无形资源——文化的、知识的、管理的转换成财富。古人云，世界万物皆生于有，有生于无，是乃无中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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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万物皆生于有，有生于无，是乃无中生有。　　ding
　　无所谓
　　感谢编辑：）
　　这才是现实中的中国
　　实话！
　　，而最新统计数据显示，7月，再呈跃势——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下降0.9个百分点。　　什么时候的文章？现在还叫通货紧缩？那什么时候是通货膨胀？
　　说得好,客观,很有启发 谢谢
　　楼上仔细，这是去年在“证星”首发的：）
　　支持楼主　　　　请对我关于汇率提提意见　　http://www.tianyaclub.com/new/publicforum/content.asp?idWriter=2791024&Key=&idArticle=53743&strItem=develop&flag=1&#Bottom
　　中国有眼高手低的各位在，就不乏忧国忧民者了。　　中国的传统模式能否在新时代继续下去，走走试试也好。中国人是穷，不要忘了，这是你我共同的选择，是历史的必然。
　　文章老了点，但是情况还在恶化中。。。。　　　　[PDF] The Swiss and world watchmaking industry in 2004　　www.fhs.ch/statistics/watchmaking_2004.pdf 　　　　２００４年瑞士出口了２５００万只，卖了９０亿美元　　中国出口１０亿只，卖了２１亿美元　　瑞士一只顶中国一百好几十　　长歌当哭
　　哭个屁。　　　　中国表廉价，但需要劳动力素质也低，可以解决大量农民工的工作。　　　　瑞士表精贵，但需要劳动力素质也高，没有多年的专业训练，10几年的专业技术，想都别想。中国这号人有几个？　　是提高他们的工资重要还是解决农民的贫困重要？　　　　
　　作者：道长不解　回复日期：　22:24:20　
　　　　支持楼主　　　　　　　　请对我关于汇率提提意见　　　　这个晕，我不是经济学家，做精到的专业评论超出我的能力范围：）　　　　首先我是一个动画片导演，其次做一些CIS策划。　　有关“画”或是“管理、营销”方面的问题但问不妨，知无不答，谢谢！：）
　　开眼界　　
　　文章老了，没什么意思
　　美国是高新技术园区的始作俑者..........................................　　始作俑者用错了啊
　　楼主对于宏观经济的看法还是有道理的。文章写得不错。
　　我们需要这样的文章
　　没办法　　我们政府首要目的并不是发展国家　　而是稳固政权~~
　　根廷崩溃：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代价 　　　　 　　　　蒋仁翔 编写 　　　　 　　　　　　美刊《美国展望》杂志日号刊登了马克·艾伦·希利（Mark Alan Healey）和欧内斯特·西曼（Ernesto Seman）题为《正统的代价》的文章，分析了阿根廷在新自由主义这一当前国际正统经济理论的支配下，如何从繁荣是通过出卖国有资产吸引外资和借外债实现的，这必然导致其后一阶段的萧条。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90年代，阿根廷渡过了一个多么美好的年代啊，那是一个经济奇迹出现的年代。高度的腐败和混乱的管理似乎被一系列自由市场改革和大量外资的涌入所扫清。多年的高通胀和经济不景气被比索钉住美元的稳定汇率和每年稳定在8%的经济增长率所取代，在墨西哥和亚洲的金融危机中似乎毫发未损。一夜之间，阿根廷的改革成了自由市场改革的典型案例。 　　　　　　　　　　阿根廷曾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宣传的典型。它对一切进行私有化，限制工资，限制社会性开支，保持货币稳定，向外资敞开大门。但是这样大好的一切是如何轻易地陷入不断加深的经济萧条、不断攀升的失业率和不断增加的债务中的呢？ 　　　　　　　　　　梅内姆在1989年一系列戏剧性变化中掌握了政权。他终止了庇隆主义的一贯政策，而采取了新自由主义的一系列政策：削减开支、开放市场和私有化。但这些改革并没有立刻消除通货膨胀，通胀率依然高达1100%。 　　　　　　　　　　1991年8月，梅内姆的第三任经济大臣多明戈·卡瓦洛成了这场改革的核心。他实施了比索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一比索竞换一美元。 　　　　　　　　　　开始时，强势货币、原来被压抑而新被释放出的需求以及贸易障碍的突然降低一起产生了一个消费繁荣。在全国范围内大量大型购物中心建起来了，同时成千上万的工厂和小商店倒闭了，它们竞争不过闪亮的进口商品。这些在一开始就很明显，但被人解释为一种暂时的现象。 　　　　　　　　　　大量外资的涌入开始时刺激阿根廷的经济每年增长8%，使人们相信国内工商业的大量倒闭是无关紧要的。但是政府是以卖掉国有资产来推进投资热潮的。在短短的几年里，政府将电信、供水、石油、煤气、电力、铁路、地铁、航空、机场甚至包括邮政服务都卖给私人投资者，其中大部分是外国人。与此同时，魔法般扩张的消费市场也吸引了许多外国公司的进入，他们普遍都是先收购本地已有的工商企业，然后再加以现代化。从面粉厂到汽车制造厂，外国资本占领了阿根廷经济的战略要地。1995年，阿根廷最大的十家银行中，本地银行占到6家，但到现在，仅剩一家。 　　　　　　　　　　与此同时，新自由主义者的报告又宣扬使劳动力更顺从的必要性，因此政府开始减少劳工的权利。同时越是具有活力的部门变得越集中，资本越密集，也更多地为外国人所拥有，而且更富有利润。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但工人的工资却陷入停滞，而且工人的数量减少了。 　　　　　　　　　　在经济的其他方面，工资和就业率都下降了。即使是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年份里，据官方的测算，工商业也没有创造任何新的就业机会。所有就业的增长都出现在非正规的经济部门——影子经济中：现在在900万进行经济活动的阿根廷人中有400万人的工作不在国家的统计之内。即使是签有正式合同的工人的权利也被系统地慢慢地剥夺了，因为现在工商业主能将低工资、长工时、专横的时间安排、长试用期强加于（或者通过已经腐化了的、不为工人所信任的工会领导人的同意）工人身上。历史上阿根廷是一个劳动力短缺、低失业率的国家，但自199年以来，失业率一直高于12%，现在更是达到了创纪录的18%。 　　　　　　　　　　这些严厉的政策正使得中产阶级减少，产生了一个新的、被社会学家称之为“新穷人”的群体：坚信会比他们的父母穷的第一代人。工业就业人数缩减了近1/3，贫困率稳步上升，“新穷人”和旧有的穷人一样只能眼看着阿根廷社会保障的日益削弱。 　　　　　　　　　　比索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成了问题的关键。由于政府仅能在钞票可以被兑换成美元的情况下才能印更多的钞票，所以经济只有通过获得直接投资、出售国有企业、出口盈余或者贷款等方式引入更多的外资才能得到发展。在最初的一阵私有化的浪潮过后，新的外资的进入慢下来了。1994年因墨西哥比索的突然贬值而引发的席卷整个拉美的金融市场危机进一步使外资的进入减少了。与此同时，美元的升值使出口商品昂贵得卖不出去，于是增加货币供给和发展经济的惟一办法就是举债。 　　　　　　　　　　在修订了宪法后，梅内姆轻松地获得了连任。在他的第二任期内，阿根廷的外债翻了一番。出于选举中赢得各省支持的政治需要，1995年阿根廷尝试以国家补贴雇主的办法提高就业率，然而这没有产生新的就业机会，却使国家的债务负担一年上升了100多亿美元。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政府明知这种情况迟早维持不下去，但是它们继续将阿根廷作为发展中国家学习的典范。 　　　　　　　　　　根据所谓正统理论，国有企业因为容易滋生腐败而值得怀疑，但私有化也会产生腐败。在私有化进程中，腐败不是偶发的，而是严重存在的，常常由政府最后付账。国有资产的出售过程中行贿、受贿、补贴、秘密交易和诈骗比比皆是，涉及许多政府高层官员和大的跨国公司如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BM）、花旗银行等，这是人所共知的事，但国际金融机构、美国、欧盟只是象征性地反对一下。 　　　　　　　　　　阿根廷航空公司的情况可以作为一个极好的例证。该公司被出售前是盈利的，但是政府为了做成这笔出售生意承担了10亿美元的债务。几年后为了使它继续运行下去，政府又承担了另外近十亿美元的债务。大部分国家投资和航线收入进入了私人账户的国外银行，而政府得到的是三倍于该公司所值的债务，却还不能拥有该公司。 　　　　　　　　　　还有许多类似的例子，它们可以帮助我们理解阿根廷政府是如何卖掉它所拥有的一切和如何形成两倍于此前的债务的。同时，美元的自由兑换并没有将外逃资本吸引回来，而是为资本外逃大开方便之门。1990年，阿根廷外逃走资本估计有480亿美元（大约等于那时国家负债的数字）。今天阿根廷海外存款最保守的估计是1000亿美元，而国内银行的储蓄仅为650亿美元，而且还在下降。 　　　　　　　　　　受指控的正统经济学 　　　　　　　　　　在经济起飞的奇迹之后紧接着的是持续数年的悲剧，这并不矛盾，因为这是一个序列的前后两个方面；经济奇迹与这样的悲剧的产生具有相同的原因。 　　　　　　　　　　在繁荣破灭时，正统理论的解释者们坚持说问题不在于已进行的改革，而在于还未进行的改革。他们许诺说，只要政府能进一步调整，，只要劳动力市场能再自由一些，增长和外国投资会重新回来。正统理论不但没有正视问题，反而使情况变得更糟糕了。他们将危机的首要原因归结为经济层面的，甚至是金融方面的。但阿根廷溃的原因并不是由于经济，而是由于政治。在面对国际金融集团推动的和国内精英所拥抱的短期追求时，阿根廷缺少的是政治力量、领导和创造力：它所缺少的不是正统的方案，而是放弃已失败的模型的政治魄力。 　　　　　　　　　　当德拉鲁阿在1999年11月执政时，阿根廷的经济萧条已持续了19个月。德拉鲁阿想使这个新自由主义模式更干净：力图建立无腐败的可兑换制度和更平等的经济增长。由于害怕与美元脱钩引发超级通货膨胀和受到以美元进行投资的大商人的压力，德拉鲁阿发誓要坚持目前的汇率体系。但新政府的承诺很快就成为没有出路的陷阱。 　　　　　　　　　　为急切地向投资者证明自己，德拉鲁阿提高了税率、削减了开支、通过了长期以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直要求的劳动力灵活法案。这个灵活法案的通过据说得益于政府对持反对立场的议员的贿赂。这件事遭到了司法界的控告。这个控告导致副总统辞职，使执政联盟分裂成两派。 　　　　　　　　　　当现代化成为一个不惜任何代价都要达到的目标以及一切都被破坏民主生活。将现代化作为首要目标而置公民的权利于不顾，德拉鲁阿将二者都破坏了。在很短的时间内，德拉鲁阿牺牲了他最宝贵的政治联盟，挥霍掉了他的政治资本。他的政治基础已只剩下他的副官对他忠诚了。备拉鲁阿将不能从事任何有风险的政治行动，这一年，他的政府甚至都没有能为危机推迟到来节约一些时间。 　　　　　　　　　　在维持稳定的名义下，德拉鲁阿为实现短期目标而放弃长期目标。自他执政以来，政府所做的一切就是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建议的那样一而再、再而三地削减政府开妈。每一次削减都加深了经济萧条，税收收入的减少又迫使进行新一轮的削减。这个国家就像一只被要求停止吃东西的驴：当它不按要求做时，它会挨鞭子，而当它做了以后，它饿死了。 　　　　　　　　　　这样一个不断下降的螺旋牺牲了两位经济大臣，并使卡瓦洛官复原职。卡瓦洛不顾削减开支会加深危机的意见，宣布了新一轮的削减计划。在几个月内，最糟糕的预言应验了。阿根廷被迫违约拖欠1320亿美元的债务。 　　　　　　　　　　国外的私人公司和金融市场部门力图维持比索美元间的汇率，以使它们的投资保值。然而出口商却希望比索与美元脱钩，使比索贬值。由于不能满足国内的愿望，中央和地方政府开始以打白条的方式支付拖欠好几个月的工资，这是一个谋略掩盖贬值的令人绝望的方法。 　　　　　　　　　　11月，卡瓦洛规定每个账户每周只能取250美元。为了保护可兑换制度，他将货币都锁在了银行里。这项措施摧毁了建立在现金交易基础上的影子经济，大大加深了经济的不景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又要求削减10%的预算，这将破坏仅存的一点社会保障网，使萧条加深。 　　　　　　　　　　这样恶性循环又开始了：政府显得越弱，金融市场的力量就越强，这又进一步削弱了政府，从而进一步加强了市场的力量。德拉鲁阿的支持率仅为一位数，卡瓦洛的魔力也消失了。民意测验表明，大多数拥有工作的阿根廷人预计自己会失去工作。在周围世界都成了碎片的时候领导人忽略了人民的意愿，只顾着为一些小事展开争论，结果是政府完全崩溃。政治领导的缺乏仅使少数人受益，而使大多数人看不到任何长期或短期出路。 　　　　　　　　　　在阿根廷崩溃的时候，布什政府正以市场化重建阿富汗。美国对阿根廷、阿富汗和世界其他国家开出的异乎寻常地相同的药方再次表明，华盛顿对世界局势极端不同这一情况的认识力不从心。难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能应付发展过程中的政治问题的挑战吗？所有的一切都表明这给养不能。在美国政府的鼓励下，这些组织继续推进市场化的信条而极少考虑到此前的失败。布什政府所推行的自由贸易协定，很有可能加深目前席卷拉美的危机。 　　　　　　　　　　现在所提出的建议仍危在旦夕是我们熟悉的正统方法：增税，削减工资和财政预算，以新一轮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来还清短期债务，以及在比索贬值后重新将比索钉住美元。恢复仍然不会到来，所缺少的仍然是实事求是地认识事物和创造不同出路的政治勇气。 　　　　 　　
　　老朱上台后推出的高薪养廉(公务员不干活过好日子,工程师医生干死干活过苦日子)和国家投资基础项目(大量资金集中到造路,造房等低技术行业)是导致现在人心浮躁的直接原因
　　路过哦
　　估计我们平均12个人就要养一个公务员.
　　没啥意思，老生常谈
　　那“市场换技术”已经被证明是失败的了
　　在美国政府的鼓励下，这些组织继续推进市场化的信条而极少考虑到此前的失败。　　~~~~~~~~~~~~~~~~~~~~~~~~~~　　!!
　　中国，太大，太乱。巨象诚然威武有力，百兽之尊，但是一旦被绊倒却很难再站起来，中国就是那头象。
　　好文章　　大开眼界！　　现实情况恶化中！
　　市场和环境换来了钱,但是钱却是&领导&拿走了~~
　　是的啊
　　政府要鼓励创业！　　要针对行业、产业来支持企业的发展，　　搭建好平台而不宜管制太多，　　如果产业平台真正量力而行，按市场规律办事，　　我想以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冲上去是行的！　　　　加一句，公务员真的太多了，要那么多干吗，　　干轻松活拿高薪，搞得人才都往公务员方向流了，可惜！　　我们最需要优秀的企业家、科学家、工程师，　　为什么到现在还是当官的最爽？！　　不是要建服务型政府吗？那当官的地位就必须得降低！
　　以技术而论，美国的模托罗拉、瑞典的爱立信，早先（也不过10年前），它们远领先于诺基亚，96年那会儿连收购诺基亚都不感兴趣，而眼下，在移动电话市场上，它们两家加起来的销售额还不及后者的一半！这与其说是技术较量，还不如说是一场战略管理的竞争更为来得贴切。　　～～～～～～～～～～～～～～～～～～～～～～～～～～～～～～　　这个当然,爱立信眼下都不生产手机嘛
　　即使在大学内部人心也很浮躁,在我们大学,交通,土木,建筑的老师一年靠接工程就轻轻松松几百万,开着小车上下班,而什么数学,生物,材料,物理,机械电子的老师都是骑自行车拎着破包来上班的.
　　支持一下，认同楼主的观点！
　　不解决政治体制问题，一切都是扯蛋。　　现在的所谓改革开放，只是新洋务运动的重演。　　2021年，看吧，到底会什么样子！
　　现儿今我们必须换一个角度来看世界，我们为什么不能把拥有先进技术的国家看成是全球范围里的“打工仔”呢？只要把这些“硬件工程师”及其创意拿来，就某种意义而言，中国则是世界“软件管理”的首创者。我们需要技术创新，更需要战略创新；在技术上要跟进，在制度上要放开，在管理上则要抢占全球战略高地。　　-------------------------------------------------------------------------------------------------------------　　现实是我们是人家的打工仔！！！！汽车工业就是典型！合资了技术还是控制在人家手里，中方得到了什么？日产公司的总裁不就说：中方在技术和管理上的贡献率几乎为零！
　　关键还是体制原因！
　　老朱上台后推出的高薪养廉(公务员不干活过好日子,工程师医生干死干活过苦日子)和国家投资基础项目(大量资金集中到造路,造房等低技术行业)是导致现在人心浮躁的直接原因　　——————————————————————————————严重同意！俺最讨厌老朱了，简直跟闫世铎一个德行！
　　中国的问题 恐怕最基本的是“三农问题”。　　至少在目前三农 事关中国的稳定和发展。稳定的意义可能不用再提了。如果农民不能很快提高可支配收入，没有办法缩小城乡日益加大的差距，恐怕会给中国前进的道路制造很多的麻烦。农村的发展和劳动力的转移则跟政府提出的 经济发展的策略有很大关系。可以说，在这个世纪 ，中国的城市化发展水平是解决中国发展问题的很重要的手段。而如果是按照这个规模，至少要转移很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是个问题，但恐怕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让这些劳动力在进入城市后，可以真正的成为一名城市人而不在回到农田上，过上城市的文明和生活。一个问题取决于城市是不是能够提供足够多的就业岗位和机会，另一个问题则是这些人的文化教育水平是不是已经提高了，可以适应城市文明发展的需要了？我想我们这一代人恐怕是没有办法看到中国的城市化进入到后工业化发展的情景了，这个希望要放在下一代身上了：而这一切随着目前中国农村教育投入和水平的不足，以及高层次教育的产业化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村孩子不能够接受到这中机会了。所以 ，政府还是下大功夫好好增加教育的投入，把从工业发展中获得的经费 投入到教育中来！尤其要加大在农村基层的投入！　　　　
　　现在最直接的解决方法是让农民兄弟罢工一年,看看没有民工中国将变成什么样!
　　队伍大了！　　不好带！
　　我们那些尊敬的领导人们应该都知道这些吧，但我们又做了什么呢？如果他们不知道，那我们又能做什么？一个发展中的国家，政府的正确的产业政策和措施是很重要的，但我们看到的是那么多领导在讲反腐败，在被双规。我心焦啊，我无奈啊！
　　三农问题太难解决了！　　中国应该改变这种中央集权的体制！
　　垃圾得很！
　　ding！！楼主帅啊！^_^
　　我是一介草民。对此等国家大事没法院看得透看得全，我想楼上的很多同志也比我强不到那去。中国现行体制，方法是有很多蔽端，但中国的国情很特殊，具体和其它国家如何比，领导层之间如何比，实在是难看透。人上一百，形形色色。　　忧国忧民……知识分子的本性。。。
　　没有核心竞争力　　而且害怕竞争　　中国的垄断企业都是一个样子，等到行业开放都要完蛋的　　金融　　民航　　。。。　　开放的发展并没有带来国内大多数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提高　　片面的强调中国的低廉劳动力和市场，好像靠这个　　就行了。　　国家的体制使得他根本不能起到很好的主导作用。。。。。。　　不能再说了，哎！越说越是生气呀！
　　看不懂
　　楼住忘了稳定了吧？　　没了这个 没人愿意改的
　　20年现代化简直是虚无飘渺之言
　　在大学内部人心也很浮躁,在大学,交通,土木,建筑的老师一年靠接工程就轻轻松松几百万,开着小车上下班,而什么数学,生物,材料,物理,机械电子的老师都是骑自行车拎着破包来上班的.　　
　　还是 姚国华 先生的眼睛毒啊,一眼就看出了中国社会病态的根源:　　我们需要自己的文化,我们一直想着和国际接轨,却忽略了我们的文化差异,我们缺少的是内在的精神动力和创造力,只把重心放在了经济建设方面却忽视了文化是民族发展的根本动力.我们应该实行
文教兴国 而不是科教兴国!!!
　　还是埋头做技术的好
　　20世纪中国人最大的任务是民族独立　　21世纪中国人最大的任务是建立新体制
　　文科的老师们呢
　　见仁见智
回家不一定要走一条路
重要的是想走什么路 有的路坎坷了一点 跌倒了会受伤
有的路顺一点 但是有的远 还有的地方根本就没有路 但你恰巧在那里 可以自己开一条吗？这些都很难说，付出与得到的平衡最难掌握。真的不知道带伞了是否就一定会下雨。也许你喜欢吃韭菜，但我一吃就拉肚，还是吃小白菜吧，等胃病好了再多吃点韭菜饺子
　　这个说到了点子上　　　　------------------------------------------　　
不解决政治体制问题，一切都是扯蛋。　　　　现在的所谓改革开放，只是新洋务运动的重演。　　　　2021年，看吧，到底会什么样子！　　
　　大而不强
　　中国目前的现状，并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也不是一天两天所能解决的，虽然笔者的忧国忧民之心令人肃然起敬，但应该看到的是，从第二次产业革命以来，国外经历了多长时间的资本原始积累，经历了多少次体制上的革新才达到今天的发展水平，其中的曲折和动荡又是什么样的呢？如果说一个国家的发展需要参照另外一个国家的话，我们已经在苏联老大哥身上领教过了，结果怎么样呢？中国产业的现状，是政府无能、还是监管不力，我想最终还是人的因素占得比较多一些吧，比如说人情、特权，试问在座各位有没有不求人的时候呢？
　　中国现在的经济确实存在很多问题,我们缺乏竟争力有很多的原因,比如义务教育的普及率不够高,培养出来的大学生就连纸上谈兵也不一定做的到,更别提实践能力,等等.但是我们的劳动力很廉价,这使我们在很多方面就具有了比较优势,进出口不完全靠的是竞争力.我们国家的前景应该是很好的,很有发展潜力.所以我们还是要继续加油,不要只看到不好的一面.
　　其他的不知道，中药的出口数据是有问题的，中国的出口量比日本要多，情况没有那么糟糕的！　　　　楼主功夫下得不够啊！
　　过去还在进行,现在还未发生,将来不可预测!!!
　　2021年也不会有什么大样子　　中国的腐败、教育这两个问题就够中国受了
　　是啊,我们TMD是只羊,但总以为批了身狼皮丫他妈就是只狼了!
　　中国这个社会需要一次彻头彻尾的&革命&　　一次上至人民政府,下至百姓的&革命&,　　一次涉及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所有领域的&革命&,　　一次从体制到意识.到思想的全方位的&革命&,　　目的叫是要重建中华民族的核心竞争力,　　这需要破坏一切的一切的勇气和重建一切的能力!!!　　中国呼唤英雄!!!　　一个鲁迅+毛泽东+邓小平式的英雄!　　　　
　　没有完整的保障体系. 老百姓那会超前消费呢.弯路走的太多了.最近最大的败笔就是教育,医疗的产业化. 国企改革时投入的巨资当时如花在医保和养老上,现在社会就不会这样不和谐了!
　　我这里发表一下我对人民币升值问题的看法　　现在都在说“中国制造”，中国的制造业还不是靠廉价劳动力？　　现在人民币对美圆的比价还还是八点几比一，这样还好，可是这样的比价还能维持多久呢？我觉得人民币升值是迟早的问题。　　人民币一旦升值，那中国的这些只要依靠廉价劳动力的出口就没有的竞争优势，而外国的东西由于降价都大量涌近来，于是对外币 的需求增加，人们又会大量抛售人民币，人民币又开始贬值，甚至贬的更厉害。。。。。。这在瞎忙活些什么啊！！！
　　什么时候回归那句口号”不拘一格降人材“　　了就能加速 技术的上升了，目前的用人办法还很片面.....
　　当局鼠目寸光，自私而不愿放弃既得利益，致使中华民族落后于世界，痛心啊　　
　　顶顶顶
　　所谓的领导能看见吗？　　写的再一针见血也没用啊
　　有所旧房，改来改去，怎么都不行。　　再多折腾都没用的，不如拆了重盖，才是根本。　　但，有权拆者不想拆，不敢拆....　　你问他怎样呢，“拆了就不是我的房了....”，　　是吧，所以多久都没用的...　　除非来大风雨扫除它...　　“大风雨.....，我们等着！”
　　教育产业化。。。。。。　　这是人话吗？哎 误国误民啊
　　有没有人认识胡主席,叫他过来看一下这篇文章,可能他会跟我们一样,有所悟,能够带领我们走出误区.
　　中国的产业确实令人担忧，没有核心竞争力，只靠廉价的劳动力和土地、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而取得的经济增长。特别现在还有一种重官贬商的思想很严重，没有什么创业的环境，只知招商引资，领导要政绩。还有就是落后的教育方式，整个国家环境没有一个良好的创新、创业环境。大环境改变太难，不依法办法。　　
特别是很多人，以进入政府机关为荣，很多能搞科研、能创业的人才都在政府机关浪费。什么时候能有一个良性循环的环境。
　　顶！！！
　　作者：cool_breeze　回复日期：　20:00:59　
　　　　队伍大了！　　　　不好带！　　===============================　　老掉牙的借口
　　中国的整个政治体系就有问题，我敢说，党如果临驾于一切之上，永远不可能出现盛事繁荣！有些东西很可笑，党怎么能把人双规？！凭什么限制人身自由？！还天天谈依法治国呢，党根本就不讲法，何谈依法治国？中共中央组织部竟然比国家机关人事部的权利还大，是何道理？！　　治理国家，主要靠政客和事物官，而不是靠党！如果党来治理国家，我个人觉得没有前途，我不抱什么希望。党管理好自己内部的事情就好了，不要什么都管，但现在呢，真是荒唐。看看美国和欧洲国家的公务员体系中的事物官吧，他们不参与政治，只做好公务员的本职工作，所以，即使没有总统，国家一切运转正常，我们应该向他们学习，看我们国家，即使省长、部长还要同书记协商请示，体制的问题是根上的问题，如果不解决，永远没有前途！
　　应该是事务官，写错了，呵呵
　　精辟　　紧迫
　　都是人民币币值太低的原因，　　没有技术更新的动力
　　安公公先生的帖子没有意义！
　　高科技园区在产业聚集上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的，我们在照搬一些理论的时候还没有摸索出自己的路子来。
　　什么话都能说，看来天涯还可以的，中国还是有救的。
　　不敢看
　　教育产业化。。。。。。这是人话吗？哎 误国误民啊!　　------------------更不用说师资队伍之烂！　　总之：紧迫，紧迫呀！　　　　
　　担心啊~
明年不知道会怎么发展啊
　　感谢所有的参与者！：）））））））））））））））））
　　存在的问题太多,从何说起,唉！无语。
　　什么时候给安公公安上男根呀，他表现觉得比现在要强！呵呵1
　　这帮国之蠹虫,人民还供养干吗!是落后的体制所造成......该动大手术了.再走老的路,何谈民族之复兴.中国之统一.
　　最根本的问题还是在教育上。　　现在的经济基础是有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创造的，　　受教育程度当然不及现在，　　到2020年左右，社会的基础人群就落在八九十年代出生的人身上了。　　那是一个可观的数量，每年几百万的大学毕业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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